（二）
記得文革後期的時候，有一位農民副總理曾當麵質問即將當權的某人有沒有良心，反而被某人搶白道：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我是最有資格講這種話的人。
常言說得好，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最有資格的人，不是某人，而是曆史老人鄭超麟。
《鄭超麟對八七會議史實的幾點看法》（載炎黃春秋1997年第8期）開篇就說：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寫道，在法國哈金森工廠，父親“開始了他生命中的一個巨大的轉折點”。當年曾和鄧小平一起住在木棚的王若飛、尹寬等人，生前沒有留下有關這段生活的回憶，於是和鄧小平在同一工廠勞動，同在牛棚吃住的鄭超麟先生，就成為鄧小平哈金森工廠“巨大的轉折點”唯一的見證人。
共產黨中不僅王若飛尹寬不寫自傳，老人家總設計師彭大將軍不到萬不得已也不寫，因為一是日理萬機，沒有時間，即便自己不寫，也總有別人來寫，還打破了頭，來賺稿費的。二是自傳這東西，不是吹自己，就得吹別人。說白了，就是沒有良心。
而且毛毛在書中還單單挑明了，鄧小平一生最不喜歡宣傳他自己。
可是鄭超麟的自傳不一樣，因為他這個人，從他一生的為人和自傳看起來，還比較的有良心，行文詼諧，不事吹拍，且惜墨如金。
例如他說他自己：十歲以前，我同其他的小孩子沒有什麽兩樣。一般愛玩，頑皮，好零食，講究穿衣服。看戲，聽故事，決不會是我特別的嗜好。
再就是說他開始是罵陳獨秀的：有一天，我借了一本流行的雜誌來看。這本雜誌名《新青年》，翻開第一篇文章是一個名陳獨秀的人寫的，題目忘記了，內容是關於孔子的學說之類。。。。但激惱我的，是文章最後幾句話。作者說：孔子之道不塞，民主之道不行，孔子之道不止，民主之道不流。“不塞不行，不止不流”，本是韓愈《原道》篇內對於佛老說的話，如今被人引來反對韓文所擁護的孔道自身了!上船日起，我第一次學寫日記。這日我寫了一篇很長的日記，大罵陳獨秀。
另外他說當時法國有兩個比較著名的兩個學生運動，有很多著名的中國學生領袖參加，可是他都沒有參加：這兩個運動，我都沒有參加，因為我不是“無產階級”，我是“小資產階級”，如曾琦或他的朋友所說的。
這樣誠實而不自吹自擂也不自我辯護的回憶錄，在近代曆史上是僅見的。
鄭超麟在他的回憶錄中，描述他在法國和俄羅斯留學的時候，很形象地記錄了王若飛，也多處提到尹寬，還包括熊雄、周恩來、劉伯堅、李石曾等等，可是單單沒有提及鄧小平。
等提及鄧小平的時候，已經是到了上海了。也就是在李維漢多年後的回憶裏，鄧小平已經升任為“中共中央秘書長”的了：
“我回上海後，全國各地白色恐怖一天比一天更加凶惡，更加擴大和深入。廣州暴動失敗，死了無量數的人，這個血債，中國無產階級是要索取的。我認識的死者隻有張太雷，他是這個暴動的總指揮，他參加了廣州群眾大會之後坐汽車回公安局來，不知這個暴動者司令部幾分鍾前已為國民黨軍隊占據了。白軍向汽車開槍，一彈射中太雷胸膛，登時死於車內。與他同車的國際代表，德國人紐曼，居然逃脫。”
“但上海，很奇怪地，那時幾乎沒有什麽恐怖。中央交通處張寶全和宣傳部黃婉卿結婚時，在老半齋請了幾桌酒，除羅亦農外，中央各部人員都到了，好像當初在武漢一般。彭述之夫婦剛從北京來，也赴這喜筵。他們頗驚訝。他們說：“在北京是沒有這個自由的。”他處也沒有這個自由。中央秘書處鄧希賢和俄國新回來的張西沅結婚，席設聚豐園，也是這般鋪張。為了張寶全夫婦喜筵，我們被會計處扣去幾元生活費，說：那日原是大家集資給寶全夫婦賀喜的。但鄧希賢夫婦喜筵，則我們生活費未曾被扣，據說是小鄧家裏寄錢來請客的。我自己也是那個時候結婚，但未曾請客，即是說未曾請黨內工作同誌吃喜酒。”
在這裏，鄭超麟沒有說多年的老朋友“小鄧”是中共中央的秘書長，也沒有說他是中央秘書處的處長，更沒有象後來溜須拍馬的人說所謂“鄧小平下屬的秘書處”。而隻是說鄧小平是“中央秘書處”的。
也就是說，鄧小平頂多了，是秘書處的處長。
看起來，毛毛寫書說她父親在去廣西前就“擔任了中央秘書長的職務”以及在上海中央機關工作時有多危險多危險，多少是有點誇大其詞的了。
至於鄧小平的老婆是否長得“驚人的漂亮”？一生閱人無數的鄭超麟在晚年道也承認：“張錫瑗長得很漂亮，個子不高，是保定第二女子師範的學生，和李培之(王若飛的夫人)一道鬧過學潮，在武漢也做過秘密工作。張錫瑗的朋友很多，當時也有其他的人追求她，可她和鄧小平結了婚，後來我住在一個叫王少興的人家裏，鄧小平在西北軍裏認識王，他和張錫瑗常到王少興那裏，因此我常見到他們。”
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
有沒有良心，真是一比就知道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