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按：這篇文章，是國內少有的以原始史料而不是以政治訴求為目的的百色起義研究文獻。見人所不願見，也言人所不能言，是一篇好文章。特此全文轉載。
相對而言，中央文獻出版社發行的鄧小平女兒的那兩本書，洋洋灑灑數百萬言，黨員幹部幾乎人手一冊，還有後來許多關於百色起義的一些電影與電視劇，就有點胡說八道，不堪入目了]。
原文出處：桂海論叢 199205
作者：王錦俠（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黨史辦公室）
1930年11月上旬，紅七軍在立三路線中央的“左”傾指令下離開右江革命根據地遠征。在征途中，以鄧小平為首的紅七軍領導集體審時度勢，實事求是，率部轉戰桂、黔、湘、粵、贛五省，曆經艱險，前後行程一萬二千餘裏，終於1931年7月北上到達江西中央蘇區。目前，對這一段曆史的研究仍然不夠，人們普遍認為，紅七軍北上貫徹執行了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隻是到全州會議後才拋棄了。史實果真如此嗎?本文以現有的確鑿史料為依據進行探討，談談紅七軍北上江西的曆史特點及意義，兼對一些史事辯證。
一、紅七軍北上江西的鮮明特點，首先是紅七軍雖然在組織上接受了立三路線中央所給予的任務，但並未貫徹執行立三“左”傾冒險主義。
1930年4月20日，李立三主持下的中共中央致信紅七軍前委，命令紅七軍迅速集中力量，審查廣西敵人的實際情況，經柳州、湘粵邊界向廣東北江、東江發展，推動其地方暴動，以便將來與東江、閩西紅軍匯合進攻廣州，爭取廣州先勝利的前途。由於交通中斷，這封信沒有到達紅七軍。陸仰淵的近著《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1月版，以下簡稱《起義》)說，此信由廣東省委派鄧拔奇到紅七軍作了傳達，紅七軍前委為此開會討論時，出現了以鄧小平、張雲逸等為一方和以鄧拔奇、陳豪人、龔楚等為另一方的激烈爭論，前者主張不執行，後者主張執行。這種說法是沒有確鑿的史料事實為依據。1930年4月至5月，張雲逸等率紅七軍主力正在黔桂邊境遊擊作戰，鄧小平則在東蘭領導土地革命，同年6月初，鄧小平與張雲逸等匯合，在河池召開了一次黨員大會，傳達鄧小平2月初從上海帶來的中央指示精神，隨後，鄧小平等率部收複了百色等城鎮。7月開始，紅七軍主力集中在平馬一帶整訓。至9月底前，紅七軍並沒有接到過中央的指示信。（參閱《中共廣東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30.6.10)，《中共中央給軍委南方辦事處並轉七軍前委指示信》(1920.6.16)，《王玉樹關於七、八軍情形報告》(1930.8.22)《中共南方局致七軍前委、右江特委並轉右江全體同誌信》）。正因為如此，立三路線“左”傾冒險主義於1930年6月11日正式形成後，沒能很快將指令傳達到紅七軍。
1930年9月30日，鄧拔奇作為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趕達平馬，傳達立三路線中央的有關指示。10月2日，紅七軍前委召開會議，鄧拔奇傳達了6月11日中央政治局的決議(即立三路線)和南方局的指示。前委“接受了這個路線”（鄧小平《七軍工作報告》(1931.4.29)）。經過一個月的準備，紅七軍於11月初集結主力並匯合紅八軍餘部在河池實行改編。11月7日，紅七軍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在河池召開。會議內容是：“(1)中央代表政治報告；(2)前委過去策略及工作的報告，(3)過去策略與工作的檢閱；(4)目前政治形勢與七軍黨的任務的討論；(5)選舉前委（陳豪人《七軍工作總報告》(1931.3.9)）。鄧拔奇又向大會傳達了立三路線精神，並傳達南方局的具體指示：“要七軍在奪取廣州，完成南方革命勝利的總路線之下，迅速向柳州、桂林發展，沿途創造地方暴動，奪取柳、桂，出小北江進攻廣州。” 大會經過討論，“確定了第七軍的任務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廣州去’三大口號。在此三大口號之下，消滅兩省軍閥，阻止南方軍閥不得有一兵一卒向以武漢為中心的首先勝利進攻，完成南方革命。執行此任務的紅軍戰術是集中攻堅，沿途創造地方暴動，迅速打到柳州、桂林、向北江發展”（鄧小平《七軍工作報告》(1931.4.29)）。但“估量到打柳州的困難”（鄧小平《七軍工作報告》(1931.4.29)）。會議決定暫不先打柳州，而是以慶遠、融縣為中心發動群眾，先出桂林，造成包圍柳州形勢。會議改選了前委，鄧小平仍任書記，並成立了專門開展敵軍士兵工作的兵委，由陳豪人任書記。《起義》一書說，紅七軍“一大”產生了一個執行立三路線冒險計劃的行動委員會，陳豪人為書記，鄧拔奇、龔楚為委員，淩架於前委之上，架空鄧小平、張雲逸等，以便執行“左”的冒險行動，後來，陳豪人、鄧拔奇在全州離隊去中央匯報，行動委員會自動消失，鄧小平為書記的前委才恢複了領導職能。這些敘述完全失實。
人們普遍認為，紅七軍執行了立三“左”傾冒險主義，有人還專門論證紅七軍拋棄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時間及原因（蔣於裏《紅七軍拋棄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時間及原因》，載《廣西黨史研究通訊》1985年3期）。筆者認為，紅七軍雖然接受了立三路線中央下達的任務，甚至一度同意立三路線中央所作的政治形勢分析，但並不意味著紅七軍接受並執行了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這兩者之間並不能劃等號。判斷紅七軍是否接受並執行了“左”傾冒險主義，主要應看其行動是否表現為脫離實際情況盲幹和機械地執行“左”的指示。
考察紅七軍北上江西前後的史實，我認為紅七軍並未執行立三路線“左”傾冒險主義。
首先，紅七軍前委缺乏執行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思想基礎。
鄧小平等到廣西工作後，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在統戰工作、武裝起義等方麵衝破了“左”的框框和束縛，對中央的指示從未機械地執行。立三路線形成後，以鄧小平為首的紅七軍前委在對全國革命形勢的分析上，與立三路線的中央截然不同。立三路線認為全國革命的新高潮已經來到，以此為依據作出了“左”傾冒險行動計劃。而1930年9月，紅七軍前委指出：對革命形勢的分析，“要防止過分的估量，以為已經開始了革命的高潮。這樣的估量，必然要使黨的策略走向左傾，而忽視了基本的工作和艱苦鬥爭的精神，甚至在短期內革命高潮還未到來時，又會發生失敗主義的觀念”。前委關於形勢分析的結論是：“現在中國革命的高潮雖日益逼近，革命高潮的到來決不是遠的前途，但決不是已經到了革命的高潮，最主要的是黨的領導和群眾的力量還嫌薄弱。目前我們正要深刻的認識這一點，很艱苦的來打破這些弱點，促進革命高潮之到來”（《前委通告(第六號)目前政治形勢和右江黨的策略》(1930.9.9)）。顯然，紅七軍前委的分析是正確的、清醒的，與立三路線尖銳對立的。
順便指出，《起義》一書說，右江特委《反對富農的策略路線》通告(1930年6月14日)和紅七軍前委第七號通告《目前右江黨的工作方針》(1930年9月19日)，是“左”傾冒險主義對右江影響的產物，這是不符合史實摹５筆保?⑷?廢呔?襠形創?鐧接醫??趺純贍艸魷衷諂洹白蟆鼻忝跋罩饕逵跋煜碌牟?錟?右江特委通告中雖然有“左”的因素，但紅七軍前委很快就對之作了糾正。如前委在通告中指出，有兩種危險傾向，一是燒殺政策，二是機械的執行反富農策略，“右委曾發出關於反富農問題之通告，對於反富農策略有詳細之說明，但各地應用錯誤，應重新提出討論至要”（《前委通告(第七號)目前右江黨的工作方針》(1930.9.19)）。
其次，紅七軍在征途中並沒有執行立三“左”傾冒險主義，而是實事求是，根據實際情況不斷改變行動計劃，最後勝利到達中央蘇區。
紅七軍前委開始接受立三路線中央所下達的任務，便顯示了實事求是的作風，而不是機械地執行。當時，鄧小平分析敵我力量的對比，感到紅七軍“這幾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廣西恢複了統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沒有把握的。”（鄧小平《我的自述》，1968年6月20日7月5日）。張雲逸後來回憶說：“當時不少同誌感到兩廣軍閥很多，有一定的勢力，一下消滅是有困難的，對中央這個指示存有懷疑”（張雲逸《回憶、漫談廣西革命鬥爭情況》，1960.2）。由於條件限製，鄧小平等雖然無法從根本上反對立三“左”傾冒險主義，但還是“從打柳州這樣的具體問題上提出了意見”（鄧小平《我的自述》，1968年6月20日7月5日），放棄先攻柳州的計劃，決心暫時先執行中央指示，“待走不通時再說”（鄧小平《七軍工作報告》(1931.4.29)）。因此，前委接到中央指示後，並沒有盲目地倉促執行，而是用一個多月的時間作準備，布置根據地工作、整編部隊、召開黨代會討論後才出發遠征。
紅七軍在征途中盡量避開強敵，注意不攻堅冒險、不死打硬拚，根據實際情況多次改變行動計劃，主動放棄了立三路線中央交給的任務。有人認為紅七軍從河池出發，開始執行立三“左”傾冒險主義，而在全州拋棄之。實際上，對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紅七軍並不存在執行的問題，當然也談不上拋棄。紅七軍北上江西的史實證明了這一點。紅七軍原計劃先攻慶遠(今宜山)，出發後得悉慶遠已有強敵守備，前委進行了討論，鄧小平等認為，慶遠是疑重鎮，敵人必定全力死守，攻堅不易，攻下沒有把握，不主張攻慶遠。前委通過了鄧小平的意見。部隊到天河途中，在四把與敵打了一個遭遇戰，將敵擊潰。占領天河後，與敵追兵隔河相峙三日，紅七軍主動甩開敵人，至三防休整。在三防，鄧小平等主張不攻長安鎮，但“經過黨的幹部分子大會熱烈之爭論，決議進攻長安”（陳豪人《七軍工作總報告》(1931.3.9)）。原因主要是：(1)一般幹部認為前委缺乏進攻精神，有“放棄以慶遠、融縣為中心發動群眾”的傾向，對此不滿。(2)“估量我軍力量比敵軍大，應進攻長安”，攻下後可“解決紅軍之補給問題”（陳豪人《七軍工作總報告》(1931.3.9)）。長安之戰，紅七軍激戰五天，重創守敵兩個師，“打得敵人膽寒，隻有死守城內”（鄧小平《七軍工作報告》(1931.4.29)）。當敵援兵趕來時，紅七軍主動撤退，“敵不敢追出一步”（鄧小平《七軍工作報告》(1931.4.29)）。紅七軍撤至三江縣的福祿鎮後，原擬經古宜到桂林，因古宜守敵一個師已有準備，前委遂率部經黔桂湘邊境進入湘西南，於1930年12月下旬占領了綏寧縣城。在綏寧，前委“得報，始知國民黨以全力對付江西紅軍”，乃做出政治決議，“決定迅速出廣東北江，發動群眾鬥爭，以牽製敵廣東部隊，再向江西進攻，以為江西紅軍之聲援”（陳豪人《七軍工作總報告》(1931.3.9)）。這是前委首次正式決定放棄立三路線中央交給的攻打大城市的計劃，改而把部隊帶到江西去，因而具有重要的意義。
由於自右江出發後沿途沒有得到過補充，“天寒已結凍，官長、士兵都還是穿單衣，腳上沒有草鞋，零用錢已九個月沒有發了(隻慶遠時每人隻發五毫)，物質上困難極點”（陳豪人《七軍工作總報告》(1931.3.9)）。這時，前委得到報告，說武岡“隻有點民團守”（鄧小平《七軍工作報告》(1931.4.29)）。為了解決緊迫的經濟問題，前委遂決定乘敵不備攻打武岡。戰鬥至第四天，紅七軍即將破城時，敵援兵三個團趕到，紅七軍事前未布置部隊阻敵援兵，一時集中兵力又來不及，隻好被迫撤退，撤退中部隊有所損失。武岡一戰失利後，紅七軍退入廣西全州，部隊縮編為三個團。在全州，前委討論今後行動問題，當時，“士兵與幹部的失敗情緒非常的高”，“逃走的士兵達三百人以上之多，甚至以前很好的幹部也跟著逃走”（《閻衡同誌關於第七軍的報告》(1931.4.4)）。因此，前委“決議目前不可再戰，應有短期間之休息，並決議經湖南江華出連州、粵北江、至粵、湘、贛邊界與江西紅軍取得聯絡”（鄧小平《七軍工作報告》(1931.4.29)）。這實際上是綏寧政治決議的繼續和再次確認，標誌著紅七軍最終放棄了立三路線中央交給的攻打大城市的任務。
紅七軍前委決定新的行動方針後，陳豪人、鄧拔奇離隊去中央匯報。紅七軍在全州休整了三天，於1931年1月上旬向江華進發，旋經江華到湘桂粵三省交界的廣西桂嶺圩休整，把部隊縮編為兩個團，然後挺進粵北。為補充給養，又攻打連州城，三日未果遂撤退，決定在乳源縣梅花一帶創造根據地。1931年2月初，根據不準確的情報，紅七軍與粵、湘軍閥的三個團發生激戰，傷亡很大。這時，前委已與湖南特委取得聯係，看到了中央關於糾正立三路線的緊急通告，前委遂最終決定把部隊帶到江西蘇區。不久，紅七軍分成兩部分進入湘贛根據地，鄧小平同誌由崇義離隊去中央匯報工作。同年7月，紅七軍在江西於都與紅三軍團會師，成為紅三軍團的一部分。
如果說紅七軍北上途中貫徹執行了立三“左”傾冒險主義，就很難解釋紅七軍沿途多次避開強敵的行為。進入湘贛前，紅七軍沿途進行的戰鬥主要可分為三類：一是遭遇戰，如四把之戰、樂昌河之戰等；二是攻堅戰，如長安、武岡、連州諸戰；三是遭遇性的伏擊戰，如梅花之戰。在戰鬥中失利的原因主要在於技術方麵，如軍事指揮下當，布置不夠周密，情報有誤等等。此外，進行攻堅戰的主要原因都是考慮攻下城可解決給養問題。這些都不能說是執行立三“左”傾冒險主義吧！鄧小平同誌在1931年4月29日的《七軍工作報告》中總結了北上的幾條教訓，認為：“七軍的中心錯誤是處處以軍事為中心來決定一切，不是以群眾為中心來決定一切。”此外，“七軍曆史上向來有輕視敵人的觀念，因之屢次上當不小。”長安、武岡、梅花作戰“都是犯了這個錯誤。”還有“偵探工作太差，好幾次都吃了這個虧”，“敵軍士兵運動作得太少”等（鄧小平《七軍工作報告》(1931.4.29)），這些都是用血與火的實踐換來的。
鄧小平同誌在《七軍工作報告》中幾次談到七軍與立三路線的問題。如說，鄧拔奇傳達立三路線時，“我們接受了這個路線”，“河池會議完全在接受立三路線下開的”，“七軍是堅決的執行了立三路線”（鄧小平《七軍工作報告》(1931.4.29)），等等。這是否意味著紅七軍真的執行了立三“左”傾冒險主義呢?其實，小平同誌所說的“接受”或“執行”了立三路線，是一種對立三路線的鬥爭策略。即紅七軍雖然在組織上執行了立三路線中央交給的任務，但並未貫徹執行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鄧小平等同誌在當時的條件下，把組織上的服從、顧全大局、避免分裂與事實求是精神有機地結合起來，做出執行了、但執行不通的事實，盡可能減少不必要的損失，實是精明之舉，至今仍能給我們以有益的曆史啟示。
二、紅七軍北上江西，是紅軍第一次成功的戰略轉移。這是紅七軍北上的又一鮮明特點。
紅七軍離開右江根據地固然是由於接到了立三路線中央下達的任務，但“匯合朱毛紅軍”則是前委早已確定，並經中央批準的計劃。早在舉行百色起義時，紅七軍就在《中國紅軍第七軍目前實施政綱》中說“擴大紅軍割據區域，迅速與朱毛匯合。”廣東省委也在1929年12月25日指示前委說：“發展的方向，毫無疑義是應向著湘粵邊界。隻有這樣才能和朱毛的遊擊戰爭相聯係。”並通知說：“現在中央完全同意省委的意見，指示你們的發展前途應向著湘粵邊界”（《粵省對七軍前委的指導信》(1929.12.25)）。1930年1月，陳豪人在給中央的《七軍前委報告》中說“本軍發展方向從北江與朱毛匯合。這個策略有無錯誤請示”（陳豪人《七軍前委報告》(1930.1)）。同月，鄧小平同誌在中央軍委討論廣西紅軍工作時也說：百色、龍州起義勝利後發展方向“是左右江取得聯係，以推向湘、粵邊發展、造成與朱、毛、彭、黃會合的前途”（鄧小平《補充報告》1930.1)）。同年2月，紅七軍在隆安戰鬥後撤入鳳山休整，前委召開盤陽會議，即決定向湘粵邊遊擊前進，因等待紅八軍前來匯合而暫未實行。不久，紅七軍在貴州榕江戰鬥後本也準備直出湘南，因未與留守右江的第三縱隊聯絡好而作罷。返回右江後，鄧小平與紅七軍主力會合，前委開會討論行動方針，決定隻在右江停留一個短時期，鑒於“1、經濟未解決。2、秋收快到，如果紅軍離開，則農民的收獲必全被豪紳搶去”，前委確定了“應當保護秋收”的原則，“定在十月一日出發”（鄧小平《七軍工作報告》(1931.4.29)）。恰在出發前一天，鄧拔奇趕到了右江。
正因為早有向湘粵邊界匯合朱毛紅軍的計劃，前委在領導右江根據地建設的同時，從各方麵為部隊出發作準備。如將全軍集中整訓，開辦教導隊和幹訓班，健全黨在部隊中的各級組織和政工製度；補充兵員，將奉議、平馬、果德等縣赤衛軍編為第四縱隊，東蘭、鳳山及奉議、平馬各一部赤衛軍編為第五縱隊，並計劃成立第六、第七縱隊(河池整編時，紅七軍改為師團製，第五縱隊被留下堅持鬥爭，番號為紅七軍第二十一師)，準備給養，籌集經費，右江蘇維埃政府曾發出紅字第二號通令，為紅七軍出發征集軍服、草鞋等軍需品，紅七軍本身還開辦了兵工廠、被服廠等。鄧拔奇來傳達中央指示後，紅七軍又作了一個月的準備，才踏上了征途。
如前所述，鄧小平等對立三路線中央關於攻打大城市的指示是懷疑其可行性的，但為什麽前委還是接受了任務呢？除了顧全大局、服從組織外，一個重要因素是鄧小平等同誌考慮“待走不通時”部隊就拉向江西，與朱毛紅軍會合。因此，征途中，紅七軍在逐步放棄立三中央交給的任務的同時，就十分自然地決定到江西中央蘇區，完成早已預定的戰略轉移。
紅七軍是否應該留在右江根據地或向滇、黔、桂邊一帶發展呢?曆史無法用假設來回答，假設曆史是無聊的舉動。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紅七軍前委反複考慮而確定“匯合朱毛紅軍”的計劃是有其原因的。黨的“六大”對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能否存在的問題作了肯定的答複，指出，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要成為推動新的革命高潮到來的重要成分，而遊擊戰爭將成為鬥爭的主要方式。鑒於紅七軍“出現在偏僻的廣西，暫時對全國尚沒有其他各部分紅軍那樣大的影響”，為了推動全國革命高潮的到來，中央指示紅七軍應向湘粵邊界發展，與朱毛的遊擊戰爭相聯係，認為這“有極重要的意義。”（《中共中央給廣東省委轉七軍前委的指示》(1930.3.2)）。這成為紅七軍前委考慮實行戰略轉移的重要因素，“因七軍留在右江的作用太小”（鄧小平《七軍工作報告》(1931.4.29)）。其次，右江地區較為貧瘠，“是窮苦的地方，糧食時感困難，士兵之零用更是沒有”（陳豪人《七軍工作總報告》(1931.3.9)）。“留右江給養等等都發生困難”（鄧小平《七軍工作報告》(1931.4.29)）。因此，前委也感到“七軍若困處右江偏僻的縣分是沒有出路的”（陳豪人《七軍工作總報告》(1931.3.9)）。經濟因素也使前委決定向外發展，準備匯合朱毛紅軍。鄧小平同誌1931年4月29日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談到離開右江的問題，他寫道：是不是應該離開右江呢?離開右江是否反對了鞏固蘇區的路線呢？我以為不是的，應該離開右江，……到江西也是對的”（鄧小平《七軍工作報告》(1931.4.29)）。
實際上，在糾正了立三路線之後，中央仍命令紅七軍離開右江根據地，向中央蘇區發展。1930年10月17日，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在上海舉行，會議確定由周恩來、項英、毛澤東等組成蘇區中央局，以周恩來為書記(未到職前由項英暫時代理)，會議根據周恩來的提議，決定由包括鄧小平、張雲逸在內的25人組成蘇區中央局，顯然，這是出於把紅七軍調到江西蘇區來的考慮。同年11月，中央政治局製訂了《關於蘇維埃區域目前工作計劃》，“確定湘鄂贛聯接到贛西南為一大區域，要鞏固和發展它成為蘇區的中央根據地。”為此，中央認為“廣西的蘇維埃隔離中央蘇區太遠，必須向著湘南發展，才能打通這一區域”，“與中央蘇區直接的聯係起來”（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同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給紅軍的訓令》中指示，第七軍在最短期內開往湘贛邊執行第一、三軍團總指揮所給予的作戰任務。”規定一、三軍團、紅十二軍均由朱德、毛澤東直接指揮，而“第七軍和第十軍在與一三軍團取得聯係後，亦須立即聽受其指揮”（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此時，紅七軍正在艱苦的征途中。
因此，紅七軍北上江西的行動，與其說是起因於執行立三路線中央下達的任務，不如說是為實現預定目的而進行的戰略轉移。1930年11月從河池出發，到1931年7月正式與中央紅軍會師，紅七軍克服了重重困難，轉戰五省，沿途大小戰鬥數十次，行程萬餘裏，勝利實現了預定目的，這在紅軍戰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有的外國學者稱紅七軍北上江西的行動是“長征的總演習”（見(匈)巴拉奇、代內什著《鄧小平》第64頁，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雖然未必恰當、準確，但說明，他們也認為，紅七軍北上是同後來中央紅軍長征相類似的戰略轉移。
三、毫無疑問，紅七軍北上江西的勝利為中國革命史增添了光彩，有其重要的曆史意義。
第一，紅七軍北上江西的勝利，是以鄧小平為首的紅七軍前委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抵製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結果。鄧小平等在接到立三路線中央下達的任務後，沒有機械、盲目、被動地執行，而是審時度勢，在當時條件下將組織服從與實事求是精神結合起來，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帶領部隊在艱難複雜的環境中百折不撓地頑強奮鬥，直至取得勝利，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如何對待上級錯誤指導的成功範例。
第二，紅七軍在轉戰五省、行程萬裏的征途中，既是戰鬥隊，又是宣傳隊和播種機。紅七軍沿途進行大小戰鬥數十次，有力打擊了桂、湘、粵各省軍閥的反動勢力；紅七軍沿途所到之處，注意宣傳和發動群眾，開展民族工作，擴大了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許多地方的勞動人民正是在紅七軍到後，才知道和切身體會到紅軍這支人民軍隊的存在；紅七軍沿途還播下了革命的種子，幫助有地下黨組織的地區建立和發展遊擊武裝，壯大了革命勢力。
第三，紅七軍勝利到達江西，還使中央紅軍增添了一支驍勇善戰、叱吒風雲的勁旅。紅七軍編入中央紅軍前，就奉命參加了第二次反“圍剿”，取得安福大捷和連克蓮花等近10個縣城鎮的勝利；編入中央紅軍至1933年6月奉命取消軍番號改編為紅三軍團第五師時，紅七軍南征北戰、東西殲敵、為保衛和發展中央蘇區立下了卓越戰功，後來，紅三軍團第五師作為中央紅軍主力，在二萬五千裏長征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