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中路)漁陽裏6號一座石庫門樓房裏，8位青年人圍坐在一起，經過熱烈的討論，宣告了中國第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的誕生，擔任青年團書記的就是中共上海發起組最年輕的成員俞秀鬆。
（一）
俞秀鬆，又名壽鬆，宇柏青，1899年8月1日(農曆六月二十五日)出生在風景秀麗的浙江諸暨大橋鄉溪埭村。俞姓在當地可算是一個大族，周圍幾十裏均是俞姓聚居。父親俞韻琴是清末最後一批秀才之一。俞秀鬆兄弟姐妹8人，主要靠父親教書收入維持生計，家境比較清貧。父親為了供長子秀鬆上學念書，負了許多債。俞秀鬆自知讀書不易，從小就勤奮學習。他早晚放牛，白天在本村的行餘小學讀書，中午還要抓緊時間割草。有一天早晨，天下著雨，俞秀鬆不知不覺睡過了頭。他放牛回來，已來不及去上課，就自責地使勁拔下一束頭發，以此作為對自己“戀枕”的警戒，表示今後發憤讀書的夾心。以後，俞秀鬆又來到離家40裏路的臨浦小學念高小。
1916年，俞秀鬆17歲，他以同等學曆資格考取了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簡稱“浙江一師”)。當時的浙江一師與北方的北京大學遙相呼應，成為南方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陣地。
在浙江一師，俞秀鬆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的啟蒙。他在這裏如饑似渴地閱讀每一本新到的雜誌，如《新青年》、《解放與改造》、《星期評論》以及《民國日報》副刊《覺悟》、《時事新報》副刊《學燈》等，從中汲取思想的營養。他關心著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也關心學校裏的問題，經常和同學開展討論。浙江一師校園裏新建了一座明遠亭，裏麵安放著石桌石凳，供師生們休息，環境非常靜謐。每天吃過晚飯後，他約集同學在校園裏散步，有時他們便在明遠亭座談“現在中國怎樣受人欺淩，為什麽會受人欺淩，怎樣才能不受人欺淩”等時事問題，熱烈爭論著反日愛國、未來社會改造等問題。俞秀鬆無論對什麽事總要追根究底，問個為什麽，所以，同學們送給他一個善意的綽號“三W主義”[即英語中誰(who)為什麽(why)怎樣(how))。他和同學“理論上雖時有爭論，然感情上毫不介意”。
有一天，俞秀鬆和同學一起坐船到杭州雷峰塔前月下老人祠去玩，碰見一個“香火”告訴他們，辛亥革命前許多革命人士常到這祠裏商議推翻清朝的國家大事。他還拿出辛亥革命的有功之臣王金發烈士橫躺在草叢中被害的照片給同學們看，俞秀鬆看了深受感動，推翻舊製度、愛國犧牲的思想開始萌發。
在浙江一師學習期間，俞秀鬆廣泛地拜訪有聲望的學者，虛心向他們請教，從他們那裏接受了不少新的思想。他通過陳獨秀的介紹，結識了曾執教求是書院的馬一浮先生。馬先生在本世紀初曾留學美國，精通五國文字，是國內最早接觸《資本論》的人之一。從他那裏，俞秀鬆請教了什麽是剝削和剩餘價值等經濟學基本原理。（1）
1919年，俞秀鬆在家裏度過寒假以後回杭州，大弟俞壽喬送他上船。路上，俞秀鬆對大弟說：“我這次出去，對家裏是沒有什麽幫助的，所以對父母也無力來孝敬。我曾說過，我的誌願是要做一個有利於國、有利於民的東南西北的人。我什麽時候回來也沒有一定。父母年紀大了，弟弟妹妹還小，你是家裏唯一主要勞動力天裏活全靠你，你的擔子不輕。”臨上船時，他又說：“我這次出去，幾時回來沒有數，我要等到大家有飯吃，等到討飯佬有飯吃，再回來。”俞秀鬆從此再沒有回過家鄉。
(二)
1919年5月，震驚中外的五四學生愛國運動在北京爆發。五四運動的消息很快傳到杭州。之江大學學生率先響應，杭州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舉行了遊行示威。5月10日晚，各校學生齊集於設立在浙江一師校內的省教育會，俞秀鬆主持了這次會議（2）。會上作出三項決定：第一，成立杭州學生聯合會，第二，函請杭州總商會即日起停止出售日貨；第三，聲援京滬學生，5月12日舉行示威，5月29日起，全市罷課，檢查日貨。
5月12日上午，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3000人齊集湖濱公園，召開大會。會後列隊遊行，一路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走在隊伍最前麵的是俞秀鬆和宣中華。5月底，杭州全市學生舉行罷課。隨後，由浙江一師學生發起組織杭州學生聯合會。學聯以一首雪恥歌作為會歌，表達了學生激憤的心情，歌詞是：
二十一條亡國密約，至今不能取消。
山東亡矣，青島亡矣，可憐國本飄搖。
風帚不殊，山河易色，籲嗟禾黍苗苗。
懿歟同胞，懿歟同胞，雪恥端在今朝。
學聯還組織了不少宣傳隊到全市各處宣傳。俞秀鬆帶領十多位同學，拿著小標語旗先後到市內幾個熱鬧地段進行宣傳。俞秀鬆站在板凳上，把中國受列強欺淩的形勢痛述一番。他說，我們堂堂大中華，被小日本欺負得夠苦了，賣國賊同東洋帝國主義訂立廿一條，害我們。現在帝國主義又侵略我們山東，不久就會象對朝鮮一樣，把我們中國並吞了去。我們一定要打倒賣國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大家不買東洋貨。末了俞秀鬆當場提出了懲辦賣國賊、抵製日貨、提倡國貨等具體辦法。俞秀鬆講完，市民們跟著他一起喊起了愛國口號。
這年暑假前後，“五四”初期的“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政治運動逐漸向著新文化運動發展。在浙江一師，學生們組織了“書報販賣部”，每天到西湖邊公眾體育場去推銷各種進步書；川。其中銷行最廣的是《新青年》和《星期評論》周刊。就在這一年八九月間，以浙江一師為中心，俞秀鬆、宣中華、周伯棣、查猛濟、夏衍等邀集各校20多人，通過閱讀《新青年》和給這一雜誌通訊的關係，開始集合起來，籌備出版《雙十》旬刊。刊物的經費主要由同情學生的陳望道、劉大白、夏丐尊、李次九及沈玄廬提供。取名“雙十”的意思是紀念辛亥革命。《雙十》出了兩期之後，決定吸收更多的人參加，改出周刊，並將刊名改為《浙江新潮》。
《浙江新潮》每期四開四版一大張，它以觀點鮮明、言論犀利著稱。俞秀鬆等在發刊詞中公開宣布了這個刊物的四種旨趣：“第一種旨趣，就是謀人類——指全體人類——生活的幸福和進化；……第二種旨趣，就是改造社會；……第三種旨趣，就是促進勞動者的自覺和聯合；……第四種旨趣，是對於現在的學生界、勞動界，加以調查，批評和指導……”在這篇發刊詞的最後，明確指出：“要本奮鬥的精神，用調查、批評、指導的方法，促進勞動界的自覺和聯合，去破壞束縛的、競爭的、掠奪的勢力，建設自由互助勞動的社會，以謀人類生活的幸福和進步”。這篇發刊詞雖然在辦刊同人中看法並不完全一致，但從《浙江新潮》的內容看，俞秀鬆和大多數人已經接受了十月革命的影響，卻是很明白的。在《浙江新潮》第一期上，轉載了日本《赤》雜誌的一幅社會新路線圖，指出了新社會改造的方向，終將走向“布爾什維克”。
《浙江新潮》的鋒芒直指封建製度和封建思想。但是在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下，俞秀鬆他們卻片麵地認為改造社會首先應從改造家庭製度入手，隻有把家庭製度推翻了，才能建設一個新社會。與此同時，在《浙江新潮》第二期上，發表了一篇由施存統所寫的題為《非孝》的文章，激烈地抨擊封建禮教製度。文章一發表，立即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北洋軍閥連下禁令，指責該文鼓吹“非孝、廢孔、共產、公妻”，勢必“貽害秩序、敗壞風俗”，下令取締《浙江新潮》，追查進步學生。在這種形勢下，俞秀鬆、施存統等人已不能留在學校了。此時，俞秀鬆與同學周伯棣等人也正為父母的包辦婚姻感到煩惱。因此，他們決定出走。
（三）
五四時期的中國，正處於一個思想大變動的時期。無政府主義、空想社會主義、工讀主義、新村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等各種思潮紛紛湧入中國。在新思潮的衝擊下，為了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尋找個人和國家的出路，在中國青年中，出現了“農村的青年湧向城市，中小城市的青年湧向大城市，大城市的青年湧向沿海城市，沿海城市的青年則奔向國外”的大流動狀況。長期生活在封建專製主義桎梏之下的青年人，在剛開始接觸外來的各種思潮時，不免良莠不分，把一切都當作社會主義思潮接受過來。1919年底，一部分先進青年受新村主義和工讀主義的影響，發起組織北京工讀互助團。俞秀鬆在報上看到這一消息，真是欣喜若狂，立刻去信報了名。臨行前，才給父親寫了一封信，要求支援路費。信的開頭，他稱父親為“韻琴同誌。”父親對這一稱呼既陌生又生氣，隻匯了一塊錢去，回信告訴他說，四萬萬同胞都是你的同誌，每一個同誌給你一塊錢，豈不是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後來，俞秀鬆在同學和朋友的幫助下，終於準備好行裝，湊了點路費，頂著凜冽的寒風，從杭州千裏迢迢趕赴北京。
俞秀鬆到北京後，經過陳獨秀的介紹，於1920年1月10日加入了東城騎河樓鬥雞坑七號的北京工讀互助團第一組。（3）俞秀鬆是抱著美好的理想加入北京工讀互助團的。入團第一天，他穿著臨行前同學送的舊大衣，特意到照相館去照了一張像，留作紀念。他說：“我來的目的是：實驗我的思想生活，想傳播到全人類，使他們共同來享這甘美、快樂、博愛、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
北京工讀互助團的宗旨是“本著互助的精神，實行半工半讀，團員們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參加工讀互助團的都是有誌於改造社會的青年。他們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認為“工是勞力，讀是勞心，互助是進化，工讀互助是人的生活，工讀互助團是做人的團體。”他們朦朧地希望將來變成工讀互助團的社會，小團體，大聯合，達到大同世界。而俞秀鬆和施存統等工讀互助團的急進派的主張表現得更為激進。他們在團內提出要試驗新社會，認為社會一切罪惡都是由私有製產生，必須打破私產製度，實行共產，並獲大多數成員的讚同。
工讀互相團的成員憑著年輕人的一腔熱情，經營食堂等事業。俞秀鬆則參加抄印講義，川石刻印刷和製作粉筆，同時在北大第一院哲學係旁聽胡適、蔣夢麟、周作人的課。但是，好景不長，由工讀互助團成員開辦的食堂，由於缺乏經營的經驗，不過三個月就虧了本。再加上領導不力，成員之間意見分歧，造成經濟恐慌，工讀互助團於是宣告失敗。3月23日，第一組開了一個會，“議決各人自由另找工作，工讀互助團的主張從根本上推翻!”接著，二、三、四組也相繼解散。到1920年下半年，各地工讀互助團也先後解散，銷聲匿跡了。這年3月，俞秀鬆在一封信中這樣寫道：“我們這個團，現在生活非常難以維持，因為現在社會製度的下麵，想拿半天勞工所得的工資，萬難維持全天的生活費。……所以我們決計就要離開此地，到別的地方去了。”
工讀互助團的失敗，在俞秀鬆的思想上引起很大的震動。俞秀鬆從中得到的教訓是：要拿工讀互助團作為改造社會的手段，是不可能的，要在社會未改造前試驗新生活是不可能的，要想用和平的漸進的方式去改造社會一部分同樣也是不可能的。俞秀鬆認為‘要改造社會，終不能一時離開社會，”主張用急進的方式去改造社會。在致好友的信中，他說：“現在中國的社會是甚樣的社會?中國的人是甚樣的人?我們處在這種社會之中，和這般人而談改造，不用急進的方法——好方法——無論如何不成功的。現在的人都怕急進的方法，徒使社會亂而不安的。……我認為我們改造社會的好方法，就是使社會愈鬧得利害愈好，惟恐我們的方法還不能使這個麻木不仁的社會鬧起來呢！如果全世界能夠大鬧起來，那是我所更加歡迎了”。俞秀鬆莊嚴地宣告：“我此後不想做個學問家(這是我本來的誌願)，情原(願)做個‘舉世唾罵’的革命家”。（4）
(四)
1920年3月26日，俞秀鬆乘火車離開北京赴滬。俞秀鬆到滬後，即由李大釗介紹，在白爾路三益裏的上海《星期評論》社工作。雖然他認為“這裏的同誌，男女大小14人，主張都極徹底”，但是，他還是決定要履行自己做個“革命家”的義務。不久，他“改名換服”，離開了《星期評論》社，來到虹口區的厚生鐵工廠做工去了。實踐他自己提出的“打破知識階級的觀念”，“投身到勞動界”中去的諾言。
在厚生鐵工廠，他與工人師傅朝夕相處，對工人階級受壓迫、受剝削的境遇，深感憤懣，他同時還認識到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力量的強大。
1920年4月，共產國際派魏金斯基到中國。經李大釗介紹，魏金斯基到上海找到了陳獨秀，由陳獨秀邀集各界人士同魏金斯墓進行了多次座談。俞秀鬆曾在這段時期給魏金斯基作過一段時間的助手，並參與了陳獨秀組織的座談。5月，俞秀鬆參加了由陳獨秀組織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成員經常在一起座談討論社會主義和改造中國的問題。這一時期，俞秀鬆在陳獨秀、陳望道等人的影響下，在鬥爭實踐中逐漸擺脫了空想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最終轉向了馬克思主義。8月，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發起組，俞秀鬆是發起組的成員之一（5）。俞秀鬆參加了《黨綱草案》、《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製定工作。據英譯本的中文譯者1921年的說明：“這個宣言是中國共產黨在去年十一月間決定的，這宣言的內容不過是關於共產主義原則的一部分，因此沒有向外發表，不過以此為收納黨員之標準……”。這一宣言的製定，從思想理論上武裝了各地小組成員，促進了建黨工作。俞秀鬆積極參加了中共上海發起組創辦的工人刊物《勞動界》的編輯工作。這一刊物是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通俗刊物。在9月出版的《勞動界》第四期和第七期上刊載《本社特別啟事》，內容為商討出版《上海店員周刊》一事，第七期的署名為“秀鬆、漢俊、獨秀”。
1920年8月，中共上海發起組為了團結匯聚在上海的革命青年，決定派俞秀鬆等出麵組織青年團，作為黨的預備學校。俞秀鬆日夜為青年團的工作奔波操勞。他主持製定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章程，並將他起草的一些團的文件送交當時在黨中央工作的李達同誌審閱。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在8月22日成立以後，長沙、武漢、北京等地也先後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在各地建團過程中，上海團組織起了發起和指導的作用。1920年10月，陳獨秀曾給毛澤東寄去社會主父青年團章程。武漢建團過程中，也收到過以“秀鬆”署名的聯係指導信件。
為了幫助團員學習馬克思主義和提高政治覺悟，團內每周有一次報告會，內容多半由黨內決定，常常由俞秀鬆主講。俞秀鬆還經常帶領青年團員參加黨的發起組的活動，組織工會，辦工人夜校，參加工人運動，為刊物撰稿。到1921年上半年，在滬團員發展到200餘人。
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建立以後，為了掩護革命活動和培養留蘇學生，中共上海發起組與上海團組織於1920年9月，在團的機關所在地霞飛路漁陽裏6號創辦了一所外國語學社，開始招收英、俄、日語三個班的學生。學社由楊明齋負責，聘請魏金斯基夫人庫茲涅佐娃等教授俄語，俞秀鬆擔任學社的秘書，負責日常的行政事務，同時在校攻讀俄語。這一公開對外的外國語學社，既是黨團組織工作的地方，也是黨培養幹部的學校，學員最多時達到五六十人。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羅亦農、柯慶施等都曾進入外國語學社學習。
由於俞秀鬆主持下的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十分出色，受到了青年共產國際的讚揚。青年共產國際東方部書記格林在給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信中，稱讚“上海青年團是中國青年團中最好的一個”。1921年3月，俞秀鬆作為上海社會主艾青年團的代表，被青年共產國際邀請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青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3月29日，俞秀鬆自-k海乘車北上，前往他夢寐以求的蘇維埃俄國。他這次赴蘇俄，除了出席青年共產國際“二大”外，還負有聯係選派一批青年留蘇學習的使命以及借此機會彌補自己的“知識荒”。
1921年7月9日至23日，青年共產國際“二大”在莫斯科舉行。世界各國有48個青年組織的135名代表出席了大會，俞秀鬆參加了這次大會。在青年共產國際的會議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代表第一次向各國青年組織的代表報告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運動的情況，受到與會各國代表的熱烈歡迎和廣泛關注。會後，俞秀鬆曾進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在蘇俄期間，俞秀鬆積極聯係辦理外國語學社學員留蘇事宜。從1921年4月起，在外國語學社學習俄文的學生，如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華林、彭述之、羅亦農、汪壽華、卜士畸、蔣光赤、曹靖華等分三批先後赴蘇，前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中國革命的領袖人物。
1922年3月，俞秀鬆離蘇回國。這時，先期回國的張太雷已根據青年共產國際指示和黨的決定，著手青年團的恢複整頓工作。俞秀鬆一回來即接受團的臨時中央局的指示，赴杭州建團。4月14日，他在寫給團的臨時中央局方國昌(施存統)的信中說：“抵杭後即與各方麵接洽此事，大約本曜臼可望成功，人數總在二十以上。”次日，他又寫信說：“S·Y，事昨已開籌備會議，與會者隻師校三人、安定一人及女同誌一人而已。但已接洽讚成在十七八人頭。議決星期三(十九日)下午在此開成立會”。緊接著，俞秀鬆在4月20日用明信片報告說：“青年(團)已於昨成立，現有二十七人。’杭州青年團組織建立以後，俞秀鬆兼任書記，並發展了趙並歡等數人入團。杭州青年團還創辦了一份《浙人與世界》刊物，在青年學生和工人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反帝反封建思想。
在杭州籌建團組織的過程中，俞秀鬆曾與宣中華、沈定一等在杭州太平門外，辦了一所平民夜校，就讀的學生有黃包車夫、泥瓦木匠、機織工人以及男女菜農等約五六十人。教育內容有社會發展史、從猿到人、勞動創造世界、反對封建禮教、男女平等、婦女解放以及團結就是力量等。俞秀鬆在講課中，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地解釋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道理，鼓勵大家團結起來，同舊社會作堅決鬥爭。
1922年5月5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東園召開。出席這次會議的共有15個地力。團組織的25名代表，俞秀鬆以上海和杭州團組織代表的身份出席了會議。這次團的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正式綱領和章程，選出了團的統一的中央領導機構，俞秀鬆被選為團中央的執行委員。
（五）
1922年8月17至18日，中國共產黨在杭州西湖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建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俞秀鬆在對待國共兩黨合作的問題上，始終堅持共黨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的獨立性。他認為，國共合作不等於國共合並，共產黨和國民黨各有各的綱領，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是為了擴大黨的影響。數月之後，他以個人名義加入了國民黨，並協助國民黨開展改組工作。俞秀鬆堅決擁護、積極實踐黨的二大提出的“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和打倒軍閥”的政治綱領，於1922年10月來到福州，參加孫中山領導的討伐叛軍陳炯明的北伐軍，任東路討賊軍許崇智參謀處一等書記。他在寫給家裏的信中說；“父親，我的誌願早已決定了，我之決意進軍隊是由於目睹各處工人被軍閥無禮的壓迫，我要救中國最大多數的窮苦群眾，我不能不首先打倒窮苦群眾的仇敵——其實是全中國人的仇敵——便是軍閥。進軍隊學軍事知識，就是打倒軍閥的準備工作”。“父親，我自己感覺在社會上種種苦痛，並且感覺著社會上和我們同樣苦痛或更苦痛的許多人，驅使我的良心不得不去打破這種苦痛的根源，決計此後在軍界上活動，暫時自己隻可忍受些苦痛，……使中國人大家脫去苦痛而登於和愛快樂的境地”。俞秀鬆並且表示；“我將要率同我們最神聖最勇敢的赤衛軍掃除這般禍國殃民的國妖!”（6）
在福州期間，俞秀鬆除了處理日常工作上的事情外，對學習軍事方麵的知識抓得很緊，瀏覽各種軍事書籍，以充實自己的頭腦。
俞秀鬆在福州積極幫助籌建當地的青年團組織。他一到福州，就同從上海回來的青年團員陳任民接上了關係。經過商量，認為要做好福州的青年工作，建立團組織，首先必須團結進步青年和學生，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提高思想認識。因為當時的“福州青年素來是幹涉外交，不幹涉內政的，全副精神都是拿去對外的，腦筋非常陳舊簡單，沒有新思想，和他談起社會主義，他看作是一件奇事，他決不感到階級鬥爭。”在俞秀鬆的幫助下，陳任民等發起組織了進步社團“民社”，並創辦了《決衝》周刊。所有這些活動，為後來福州團組織的建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24年4月，俞秀鬆回到杭州，擔任了國民黨浙江省臨時執行委員會委員。5月，他在青年團杭州地委的改選中，當選為候補委員。月底，俞秀鬆以雙重身份赴紹興、寧波組織青年團和視察這一帶國民黨黨務。6月6日，他寫信向團中央報告了在紹興、寧波兩地開展建團工作的情況。他根據紹興青年運動的具體情況，要求青年團員在國民黨員中，加強思想工作，並吸收“富於革命精神的分子，努力推銷《中國青年》、《向導》等雜誌’，以利於轉變他們的思想。在寧波，他分別逐個與當地黨、團員聯係談話。經過商量，決定建立寧波地方團組織，恢複並擴大寧波學聯，在當地《寧波評論》刊物“介紹新文化、新思潮，反對非科學的舊思想。政治上以反帝和以同民革命的口號為目標”，並注意吸收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俞秀鬆還根據寧波教會學校的特點，提出要開展教會學校學生的工作。9月，團中央決定俞秀鬆和張伯簡為團江浙皖區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
1924年10月，直係將領馮玉，樣發動“北京政變”，囚禁了曹錕，馮軍改稱國民軍，電邀孫中山北上。孫中山於11月10日發表《北上宣言》，倡議召開國民會議。11月19日，中共中央發表《對於時局的主張》，全力支持孫中山的北上宣言。為了促成國民會議的實現，中共在全國發起了召集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先後在各地成立了國民會議促成會。黨中央指派俞秀鬆擔任上海國民會議促成會籌備會主任，具體負責籌建工作。俞秀鬆與邵力子、陳望道(後改為施存統)三人很快起草了《我們所要的國民會議是什麽?》的小冊子，發行到全國各地，作為黨指導各地開展國民會議運動的綱領性文件。文件開宗明義地指出：“國民會議有三個意
義，第一應該是國民會議，第二應該是由國民所掌握的代表會議，第三應該是為國民的利益的會議。這樣的國民會議才是中國國民從帝國主義的列強及軍閥宰割之下解放出來的道路。國民會議運動在全國各地迅速激起巨大反響，短短的幾個月內。各地響應召開國民會議促成會的竟達30多處。俞秀鬆夜以繼日熱情接待各地促成會的代表，並及時匯總各地意見向組織匯報。
1924年12月15日，俞秀鬆擔任了新成立的上海國民會議促成會的正式委員。12月25日，俞秀鬆主持上海國民會議促成會第二次代表大會。會上他指出，北京臨時執政府上台以來，種種舉措如尊重列強條約，主張善後會議，起用安福係禍首，反對取消清室優待條例，預備承認參戰借款等，沒有一項不是禍國殃民、喪權傷財之惡政，隻有真正國民奮起自決，才是出路。他提議，民選市長、反對由政府委任督辦、會辦。
1925年5月15日，日本工頭槍殺了領導工人罷工鬥爭的共產黨員顧正紅，激起上海各界的極大憤怒。5月19日，中共上海地委召集宣傳聯席會議，提出要聯合各學校、各團體統一行動，開
展鬥爭。會議決定由俞秀鬆負責召集國民黨區黨部聯席會議，動員全市國民黨員參加反帝鬥爭。俞秀鬆不辭辛勞，起草宣言、通電，發表演講，散發傳單，組織群眾開展抵製日貨、參加公祭顧正紅等活動。五卅慘案發生後，俞秀鬆又積極參與發動全市罷課、罷工的鬥爭。
（六）
1925年10月28日，俞秀鬆第二次赴蘇聯學習。這天，俞秀鬆身穿一套咖啡色的中山裝，在輪船碼頭與前來送行的張秋人、錢希鈞告別。俞秀鬆再一次向張秋人交代工作。他提出要抓住五卅運動以後的大好時機，在工人和學生中開展團的工作，特別是要注意在工廠和大中學生中培養婦女幹部。俞秀鬆握住錢希鈞的手，勉勵她“好好學習，回來再見！”
上船以後，俞秀鬆作為這批留蘇學生的領隊和黨支部負責人，立即召集團員開會，告訴大家在路上應注意的一些問題。這批到蘇聯學習的大多數是初次出門的年輕人。船一班日本海，狂風巨浪撲麵而來，不少人開始暈船嘔吐，吃不下睡不著。俞秀鬆看到這一情況，立即出來組織大家同海浪搏鬥。他走上船頭，站在甲板上，大聲疾呼：“同誌們，堅強些！我們是革命者，革命者就要乘風破浪，我們的生命時刻準備獻給革命了，海浪再大，是嚇不倒我們的。大家眼望前方，我們將要去的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我們的心胸要象大海一樣遼闊，一切困難都不在話下。咆哮的巨浪，會被我們戰勝的……”。在俞秀鬆的鼓動下，大家精神抖擻，激情滿懷唱起丁《國際歌》，“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的歌聲在大海上回蕩。
輪船繼續向海參崴前進。在航行了10天之後，恰逢蘇聯十月革命8周年紀念日，在這艘蘇聯船上的中國學生和蘇聯船員共同舉行了慶祝會。由蘇聯船長主持慶祝會，他講了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接著一位朝鮮女同誌發言並翩翩起舞。俞秀鬆被大家推舉代表中國學生發言。俞秀鬆在講話中熱情讚頃蘇聯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以及對中國革命的影響。他表示，我們此次到俄京，決心對於革命理論方麵要好好研究一番，來指導我們的中國革命。他的講話贏得大家熱烈的掌聲。
經過十幾天的海上航行，中國留蘇學生在海參崴上岸。在休息的間隙，俞秀鬆又組織大家同當地中國居民開子一次氣氛十分熱烈而親切的聯歡會。從海參崴開始，學員們改乘火車前往莫斯科。由於帝國主義的嚴密封鎖，蘇聯的煤炭供應比較困難。火車靠燒木柴開動，行車速度比較慢。從海參崴到莫斯科，幾千公裏的路程走了差不多兩個星期。一路上，冰天雪地，寒風刺骨。在漫長的旅途中，俞秀鬆讓大家編隊分組，有的負責購買食物，有的負責打開水，保證了每個人都有飯吃有水喝。經過舟車之勞、風雪之苦，終於在11月底到達了目的地——莫斯科中山大學。
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中國學生，大多數不懂俄語。由於語言的障礙，直接影響了教學進度。學校為了盡快培養翻譯人才，就從備班學生中挑選出十多名學習成績比較好的學生，編成用俄語直接聽課的俄語班。這個班的主要課程是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聯共黨史、世界革命史，每科都配備了專門教師。教學方法是先由主講教師定出學習提綱，指定必讀書、參考書，然後由教師在課堂上作一概括的簡單引言之後，讓學生自己分頭去準備，定期集中討論，最後由教師歸納作結論。列寧主義課由剮校氏米夫主講。在其他課的討論時一言不發的王明在列寧主義課的討論時，顯得異常活躍，經常搶先發言，以引起米夫的注意。王明的這一做法，果然達到了自己的目的。每到小組討論發生分歧、爭論不休時，米夫就指定讓克勞白夫(王明的俄文名字)談談自己的看法。於是，受寵若驚的王明就站起來，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地說個沒完。學校牆報上署名“紹禹”實為“米夫”意見的文章多起來了。王明對國內的實際情況並不了解，卻經常在同學中誇誇其談，引起大家的反感。為此，俞秀鬆曾找王明談過話，王明卻因此懷恨在心，認為俞秀鬆是老革命，看不起自己。這樣無形之中形成了王明與全班同學的對立。以後王明在米夫支持下，成了中山大學學生公社的主席，很快被吸收入黨並轉為聯共黨員。但王明在中國黨內沒有地位，他認為俞秀鬆、董亦湘、周達文等老資格的黨員是他向上爬的障礙，必須予以掃除。而副校長米夫為了培植自己的勢力，也將王明作為自己的得力幹將。這樣，王明與米夫勾結，在中山大學內形成—個宗派小集團。
俞秀鬆是早期中共黨內具有實際鬥爭經驗的老黨員，他秉性耿直，作風正派，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尤其對玩弄手段耍陰謀企圖往上爬的王明(陳紹禹)很看不慣，常常因不同意王明的觀點而與之發生激烈的爭論。中國國內黨組織曾派一批上海的工人到中山大學學習，擅長搞宗派活動的王明本想拉攏這批血統工人，無奈這批工人同誌對王明吹牛拍馬、投機鑽營行為十分不滿，在一次支部大會上，他們對學生公社提了很多意見。王明一氣之下，便說他們反對黨支部，說他們文化低，讓學校開除他們。這批工人同誌不服，便向學校和共產國際告發。俞秀鬆同情並支持工人同誌，這樣更加深了王明對俞秀鬆等人的仇視。
1927年11月上旬，俞秀鬆考入了列寧學院。俞秀鬆雖已離開中山大學，但是一貫以極左麵貌出現的王明，為了打擊俞秀鬆等人，竟然捏造罪名，說他們在中山大學內組織了反黨的反革命小集團“江浙同鄉會”，俞秀鬆、董亦湘、周達文三人是這個同鄉會的頭頭。實際上，周達文是貴州人，隻因反對王明，也被說成是“江浙同鄉會”成員。列寧學院的教務長凱薩諾娃，是共產國際蘇共代表團成員之一，她對中國共產黨非常尊重，同時也對米夫與王明的宗派活動不滿，支持俞秀鬆等同誌向共產國際上告。1928年，共產國際監委、聯共監委和中共中央代表團三方聯合組成審查委員會。經過調查，認為沒有真憑實據，不存在這種反黨集團的事實。
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召開。王明宗派集團在共產國際來華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強行篡奪了中央的領導權，推行了一條脫離中國革命實際的“左”傾教條主義路線。俞秀鬆等人對王明一夥宗派活動的所作所為更為不滿，並加以抵製。
1933年，俞秀鬆與周達文、董亦湘等六人被派到蘇聯遠東伯力，做中國工人的文化教育工作。那時，從東西伯利亞一直到海參崴，都有中國工人在煤礦、金礦、伐木場工作。俞秀鬆還擔任蘇聯遠東邊區黨委的報紙<<工人之路》的副主編。
從1925年到1935年，俞秀鬆在蘇聯生活、學習、工作了近十年。他在那裏刻苦攻讀馬列主義，同時也十分關心國內人民的生活和革命鬥爭。他在一封信中說；“回想國內一般人民的生活情形，連年天災人禍，不禁憂從中來。民國擾攘十六年，不知政局將於何日澄清，使人民得享太平之樂也?”俞秀鬆雖然離國數年，但“無日不憂念祖國”，決心“努力研究學問，以為將來社會之驅使。”（7）
（七）
1933年4月12日，在中國新疆迪化(烏魯木齊)發生了推翻金樹仁反動統治的政變，盛世才依靠手中掌握的軍事力量，就任臨時新疆邊防督辦。隨後，他又依靠蘇聯政府的幫助，先後擊敗了張培元、馬仲英部的進攻。為了鞏固自己在新疆的統治地位，盛世才偽裝進步，以“親蘇”，“擁共”麵目出現，先後公布了“實行民族平等；保障信教自由；實行農村救濟；整理財政，澄清吏治，擴充教育，推行自治，改良司法’為內容的“八項宣言”和“反帝、和平、建設”三大政策以籠絡人心，騙取蘇聯援助和中國共產黨的支持。他請求蘇聯政府派遣政治、經濟、軍事方麵的專家，顧問來新疆工作。1935年5月，蘇共中央先後派遣俞秀鬆等25人進入新疆工作。
俞秀鬆到新疆後，化名王壽成，著手做軍閥盛世才的統戰工作。從1935年到1938年，他整整在新疆工作了近三年。俞秀鬆入疆後不久，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進行了改組。改組後的反帝聯合會，除了由盛世才擔任會長外，其餘各部部長分別由中共和聯共黨員擔任。俞秀鬆擔任了秘書長，主持反帝總會的日常工作。
在俞秀鬆等共產黨人直接領導下，反帝總會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貫徹反帝、親蘇、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設六大政策，工作日益活躍，各地各界大批青年踴躍入會。為了加強宣傳工作，教育會員，反帝總會決定出版會刊飯帝戰線》並組成了以俞秀鬆為主編的《反帝戰線》編委會，俞秀鬆親自為會刊撰寫了《辛亥革命的教訓》等重要文章。在俞秀鬆主持下，《反帝戰線》經常發衷介紹社會主義蘇聯、介紹馬列主義、宣傳抗日救亡形勢的文章，積
極配合反帝總會開展的各項社會活動，在廣大會員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為了鞏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培養現論骨幹，推動基層組織的學習，反帝總會經常舉辦各種訓練班，每期30一60人，參加學習的都是從新疆各區、分會的幹事或小組長中選送的青年積極分子。學習內容除了以盛世才名義編寫的《政府目前主要任務》、《六大政策教程》外，還有馬列主義基礎理論，如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列寧主義問題、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社會科學、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帝國主義論、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民族問題、青年問題、組織與宣傳、反帝會章程、國際時事等，俞秀鬆親自為學員講課。
在俞秀鬆的主持下，反帝總會積極組織抗日募捐，支援抗日前線。1936年11月，日本侵略軍與蒙奸勾結，大舉進攻綏遠，受到綏遠軍民的英勇抵抗。在全國人民的聲援下，綏遠軍民打了幾個勝仗，收複了百靈廟。這一勝利消息在12月初傳入新疆後，俞秀鬆立即在反帝總會舉行會議，決定召開綏遠抗日報告大會，發起第一次抗日募捐運動。七七事變以後，發動抗日募捐，支援抗日前線已成為反帝總會的主要任務之一。
俞秀鬆在新疆期間，為實現新疆各族人民的團結，化費了很大心血。他認為，新疆不講民族團結，什麽事情也搞不上去。因此，他在盛世才提出的五大政策基礎上，建議加上民族平等這一條，成為六大政策。他還經常和包爾漢、沙裏福漢、滿蘇爾、滿漢王以及加尼牙孜、大阿訇等少數民族領袖交往，利用各種場合宣傳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的思想。
1937年2月，俞秀鬆在新疆蒙族代表大會上作了《新政府民族政策》的重要報告。（8）報告內容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民族問題是新疆一個最主要的問題，第二部分是新疆在四·一二政變以前和以後的民族問題，第三部分是擁護新政府的民族政策，第四部分是切實正確地執行新政府的民族政策是新疆各族人民永久和平的保證。5月，《新政府民族政策》作為反帝總會叢書之一，由新疆日報社出版發行。為了幫助和啟發讀者進一步認識民族問題的重要性，書後還專門附有41個思考題。在這份報告中，俞秀鬆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民族觀點，詳細闡述了新疆自1933年四·一二政變後，新政府的民族政策及其成績，並把民族問題提到反帝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高度來分析。他在報告中提出的正確處理好民族問題是解決新疆問題的樞紐的觀點；必須實行真正的民族平等的觀點；反對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觀點；用發展經濟和文化來消滅各民族間事實上的不平等的觀點；提高警惕、防止帝國主義破壞民族團結的觀點。就是在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來看，也仍然是閃耀著馬克思主義民族思想光輝的非常有啟發的觀點。
為了發展新疆各民族文化，俞秀鬆倡導開辦了各民族文化促進會。他曾提出“以民族為形式，以馬列主義為內容的新疆民族文化發展方針”。他認為在新疆發展文化教育最大的障礙是缺乏師資，因此他倡導擴大師範教育，從南疆召來幾百名民族學生送入師範學校學習。
俞秀鬆擔任新疆學院院長兼省立一中校長，為培養青年一代傾注了自己的心血。他在學校把馬列主義列為必修課。省立一中新生入學第一課，就是校長俞秀鬆講授“樹立革命人生觀問題”。他諄諄教導青年學生要把革命放在第一位，要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意誌。在新疆學院，他親自講授時事政治、民族問題理論。他還以“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中國革命的前途”、“青年在抗日救亡運動中肩負的任務”等專題向學生作報告。
由於俞秀鬆為首的共產黨人在新疆的積極工作，也由於他所主持的反帝總會已成為組織嚴密、機構健全的政治集團，政治麵目煥然一新，會務工作日趨活躍，團結了大批進步學生和青年，影響日益擴大，使盛世才感到驚恐不安。1937年10月，慣於玩弄政治權術的盛世才乘蘇聯進行肅反之機，致電斯大林、莫洛托夫，聲稱新疆已查獲以日寇、托派及烏孜別克民族主義者為背景，受日寇經濟支援，在新疆從事顛覆政府、策應日寇、破壞中蘇邦交，切斷國際救濟反日戰爭路線等活動的陰謀組織。此後不久，王明、康生從蘇聯回延安途經新疆時，又誣陷俞秀鬆等人是托派分子。（9）於是，一個毒辣的陰謀形成了。
1937年12月下旬的一個夜晚，俞秀鬆到新疆學院和省立一中檢查學生夜自修後回家。剛走進家門口，隻見門外停著小汽車，盛世才派來的4名衛兵手提馬燈，早已等候在那裏。他們謊稱督辦有要事相商，請秘書長立即就去。俞秀鬆預感到情形不對，平時盛世才找他都是先打電話通知，今天為什麽事先沒有通知，卻派汽車來接?他鎮定地對正在複習功課的妻子說：“你早些睡吧，我去看看再說。”盛世才派來的衛兵把俞秀鬆騙上汽車後，立即將車直接開到監獄，把俞秀鬆關了起來。盛世才同時大造輿論，胡說俞秀鬆參與了一個與托派有關的陰謀暴動。
幾天後，經過反複的鬥爭，俞秀鬆的妻子終於被允許前去探監。妻子把所謂“參與陰謀暴動、與托派有關”的謠言告訴俞秀鬆他聽後坦然一笑：“莫名其妙，我在入黨時就表明要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早期參加黨的同誌和在蘇留學的同學都了解我。我是一個馬列主義的信仰者，要實現我的理想，解放全人類，怎麽可能與托派有關。這完全是誣陷。”他還勉勵妻子“要堅強，不要悲傷，坐牢是革命者的家常便飯，要革命就不怕殺頭，革命者是殺不完的，革命一定會成功。”（10）俞秀鬆在獄中不屈不撓，堅持鬥爭。
就在盛世才將俞秀鬆逮捕後不久，慣於落井下石的康生於1938年2月在延安拋出了《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毫無根據地誣陷俞秀鬆、周達文、董亦湘等三人為在蘇聯的中國托洛茨基匪徒（11）。隨後，蘇聯《真理報》和王明主編的巴黎《救國時報》也以“組織江浙同鄉會，不討論黨的六屆四中全會決議案、反對王明”的罪名，隨聲附和，誣蔑俞秀鬆等人為托派。
1938年6月下旬，俞秀鬆被強迫押往蘇聯。俞秀鬆知道這一去意味著什麽。在押送機場的路上，俞秀鬆深情地對妻子說：“我們沒能在一起革命、生活一輩子，不知何時能再相見。你要記住，為革命獻身是光榮的!”
1938年夏末，在蘇聯肅反擴大化的高潮中，俞秀鬆蒙受不白之冤，犧牲在異國獄中，時年僅39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