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鄧小平百年誕辰將至，以此文為曆史鉤沉，也算是對這位偉人的紀念。
鄧小平一生最為人津津稱道的是他政治上的“三起三落”。其實，奠定鄧小平在現代中國崇高曆史地位的是文革中的“兩落”，正是因為文革中的兩次“落難”，鄧小平對中國共產黨內長期固有的極左一套深惡痛絕，痛定思痛，他采取“揚棄”的手段，力圖鏟除黨內極左的痼疾。效果如何，自有後人評說。但鄧小平正是從否定文革（這一使極左登峰造極的“運動”）開始，開創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時代，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鄧小平在文革中的兩次“落難”，始作俑者是毛澤東，但鄧小平對毛澤東並不記恨有加，除了政治謀略方麵的考慮，鄧小平對毛澤東的“知遇之恩”始終不忘也是重要原因。展開講，追溯曆史，被毛澤東視為“有才”，而又是自己親自發現和精心提拔起來的僅有二人：林彪和鄧小平。毛澤東曆經無數次黨內“殘酷鬥爭”，坐上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把交椅”，他善於總結經驗，深刻體會到集中權力於一人的“好處”和“危險”，因此，一方麵自己緊抓最高權力不放，另一方麵又是“分權”的高手，平衡製約別人手中的權力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從毛澤東對待周恩來的手法可略見一斑。但毛澤東對林彪和鄧小平一個時期是充分放手的，原因很簡單，他們是“自己的人”。舉例說明，解放戰爭時期，“三大戰役”期間，毛澤東把決定中國命運“決戰”的一線權力完全交給了林彪和鄧小平。林彪以東北野戰軍司令員，第一政治委員，東北局第一書記的身份，集東北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不負重托，“遼沈戰役”大勝，繼而又完成了“平津戰役”。如果說毛澤東極為欣賞林彪的軍事才能，則更視鄧小平為“全才”。“淮海戰役”期間，鄧小平被委任為“前委書記”，這是一個非常時期的非常位置。對外，鄧小平擁有“淮海戰役”前線軍事行動的最後“拍板權”，相當於“最高監軍”的角色。對內，則是華東和中原野戰軍占領地區的最高“管轄者”，從共產黨的地方政權組織到土地改革，乃至後方經濟生產和“支前”，都有最後決定權。然而，鄧小平最為吃重的角色應該是“協調者”的身份，他要以“前委書記”的名義，協調好華東野戰軍（三野）和中原野戰軍（二野）兩個“山頭”之間的各種關係，以順利完成“淮海戰役”。看看兩個野戰軍司令員的資曆，就知道此事的不易。二野司令員劉伯承，“南昌起義”的領導者之一，曾任紅軍總參謀長。三野司令員陳毅，朱毛“井岡山會師”時的紅軍領導人之一，等於是“井岡山根據地”創始人之一，在井岡山紅軍領導人名單中，一度僅排在朱毛之後。而那時的鄧小平僅是黨內中級一層沒有實權的幹部，後來雖然做為“中央代表”，親臨廣西，指導了“百色起義”（注意，不是“領導”），但與真正的軍事指揮還不沾邊。因此，鄧小平要以“前委書記”的“官銜”壓服兩個野戰軍聽他的是不可能的，他一定要有過人的政治軍事真本事。從以後劉伯承和陳毅與鄧小平融洽的私人關係上看，兩人對鄧小平是服氣的。毛澤東說“鄧小平人才難得”，此話不虛。一九四九年以後，隨著毛澤東極左思想不斷發展，並在黨和國家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麵變本加厲地予以推行，鄧小平與毛澤東漸行漸遠。文革初起，毛澤東毫不猶豫地就把鄧小平算做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裏麵的“二號人物”，並予以打倒。但毛澤東對鄧小平始終網開一麵，在標誌著“文革全麵勝利”的“九大”上，劉少奇被戴上了“叛徒，內奸，工賊”的帽子，永遠開除出黨，而鄧小平還是戴著“黨內走資本主義道理的當權派”一頂帽子，被保留了黨籍，為以後的“複出”埋下了伏筆。可以說，毛澤東在對待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態度上有著天壤之別，對劉少奇必置於死地而後快，對鄧小平總是不忘曾經是“自己的人”，加上看重鄧小平的才幹，而對其不忍痛下殺手。毛澤東對鄧小平的這種態度可謂前後一致，一九七六年“反擊右傾翻案風”，毛澤東再次把鄧小平拉下馬，但又一次保留了他的黨籍。當然，鄧小平也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他對毛澤東投桃報李，文革後，在他掌權之時，他拒絕了一些人的呼籲，沒有把毛澤東遺體搬出“毛主席紀念堂"，堅決不做“鞭屍之舉”。
然而，鄧小平對文革中充當“打手”的江青則是一百個不原諒，兩人在文革中反反複複較量了多個回合，結下的“怨恨”之深，使得雙方都難有回旋餘地。這也就成了文革研究者的一大課題，但真正有分量的論述少之又少。筆者以回顧曆史的方法，盡量勾畫出文革中鄧小平與江青之間的恩恩怨怨，以啟迪人們對文革有更深入的認識和思考。
一，文革初期江青對鄧小平的“打倒”和“批判”
曆史上，江青和鄧小平沒有個人恩怨情仇，文革初期，江青對鄧小平的打倒和批判完全是出自“公心”，即要徹底粉碎“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當然，江青是要置鄧小平於死地的，不過，她這樣做以為是秉承了毛澤東的旨意，把鄧小平和劉少奇等同起來，欲一並與予除之。公正的講，江青要徹底打倒鄧小平不是為了“泄私憤”，隻是她沒有意識到毛澤東要把劉鄧區別開來。以江青的政治頭腦也不可能想到毛澤東要適當“保鄧”的良苦用心：把鄧小平當做一步不起眼的“閑棋”，以備不時之需，意在對林彪留一手。
江青對鄧小平直接的“無產階級仇恨”始發於一九六六年的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一中全會”，這是文革開始後第一次最高級別的共產黨中央會議。會議進行了重大人事變動，林彪被選為排名第二的政治局常委，代替劉少奇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劉少奇成了排名第七的政治局常委。此次會議上，鄧小平的常委排名經過一次反複，江青起了關鍵作用。會前，毛澤東委托周 恩 來搞出了一份常委名單，排名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康生，劉少奇，朱德，陳雲，李富春，陶鑄。毛澤東沒有提異議，林彪也無不同意見。但在周恩來拿此名單征求江青意見時，卻遇到了麻煩。那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江青對這個名單大為不滿，關鍵就是鄧小平的排名特別靠前，反而排在了文革紅人陳伯達和康生之前。江青除了對鄧小平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加鞭撻外，還要求周恩來把鄧小平的排名往後靠。最後，陶鑄頂替了鄧小平常委排名第四的位置，鄧小平排在了陳伯達之後，成為排名第六的政治局常委。這也是文革中的一大奇觀，一個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女人，卻能夠對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指手畫腳，而且沒有一個政治局常委敢吭一聲，可見當時的黨內政治生活是何等地不正常！
江青對鄧小平麵對麵的批判是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本來這次會議重點是批判劉少奇的，但江青認為劉少奇已經被毛澤東的一張大字報所揭露批判，而鄧小平還處於打而不倒的境地，理由是鄧小平在剛剛結束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選舉常委時得了全票。江青動員了軍隊中的林彪，蕭華，楊成武等人，還有中央文革的幾員大將，王力，張春橋，戚本禹，以及鄧的老部下謝富治，還有王任重。江青放了頭炮，首先把鄧小平和“三家村”（鄧拓，吳晗，廖末沙）聯係起來，誣指鄧小平是他們的總後台，然後又把賀龍，李井泉的帳算在鄧小平的頭上，使鄧小平百口莫辯。接著是林彪發言。林彪仍以他奇特的語言，指鄧小平在組織編寫毛選四卷時突出二野，問題性質已經變化，是政治性的，不是組織性的（意指鄧的問題已經是敵我矛盾）。而後，其他人也跟著發言。我想，此次批判給鄧小平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盡管以後江青集團和林彪集團分道揚鑣，矛盾重重，但鄧小平始終認為他們是一夥的。江青和林彪聯手對他進行批判，應該說對他是一個很大的刺激。
江青知道，要把鄧小平徹底打倒，光靠列舉鄧的“現行反黨行為”是不夠的，人們仍然願意記起鄧小平曆史上對革命的功績，因此必須找出鄧小平的“曆史問題”，以證明鄧從來就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這樣才能使鄧小平威信掃地，徹底完蛋。毛澤東批準成立了“劉少奇專案組”，對劉少奇的曆史進行審查，意在徹底把劉少奇搞倒搞臭，使他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江青成為了“劉少奇專案組”實際負責人（組長是周 恩 來），但她並不就此滿足，一再要求成立“鄧小平專案組”，毛澤東不置可否，沒有明確的態度。江青不死心，在毛澤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下，成立起了“鄧小平專案組”，但又不能夠完全名正言順，最後掛在了“賀龍專案組”的名下。以鄧小平的黨內職務,是高於賀龍的，但對鄧的審查級別卻低於賀龍，這又是文革中的一大怪事。當然，這也從側麵說明，毛澤東對鄧小平不想“趕盡殺絕”。審查鄧小平的曆史，唯一可以做文章的地方是他在“百色起義”之後，“紅七軍”最為困難的時候，脫離部隊，離開廣西，去了上海。如果坐實這一條，鄧小平至少是個可恥的“逃兵”。江青指示“鄧小平專案組”要從此處打開缺口，竭盡全力定下鄧小平這條“罪狀”。“鄧小平專案組”取得了進展。在“高壓”之下，鄧的老部下莫文驊（當時任裝甲兵政委）寫下了檢舉材料，指控鄧小平“擅自”離開部隊。而鄧的老戰友張雲逸大將也寫了材料，但他隻說鄧小平沒有和他商量就離開了部隊，避免說鄧小平是“擅自”脫離部隊。鄧小平不承認自己“擅自”離開部隊，強調是接到中央指示，回上海匯報工作。當然，鄧小平並不“硬頂”專案組的人，他非常策略地“檢討”自己，說自己接到中央指示後，可以相機處理，不離開部隊應該更好。直到“九大”前，對鄧小平的曆史審查沒有什麽更多的收獲，就這一條”曆史罪狀“，還不能夠完全坐實，江青的心情可想而知。
一九六九年“九大”召開期間，江青和林彪聯合向毛澤東提出，要象處理劉少奇那樣，處理鄧小平，把鄧小平永遠開除出黨，但毛澤東沒有理會他們的要求，保留了鄧小平的黨籍。不過，鄧小平被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繼續受到“隔離審查”。此時的江青連跳數級，一躍成為了政治局委員。兩相比較，正是江青上了“天堂”，鄧小平入了“地獄”。江青春風得意之際，把鄧小平看成了“死老虎”，已經沒有心情再窮追猛打了。反之，鄧小平以他豐富的“黨內鬥爭”經驗，深知保留黨籍對他政治生命的意義，他沒有自暴自棄，沉著地等待時機，以求“東山再起”。
二，文革後期鄧小平與江青的鬥爭
一九七一年“9.13事件”後，林彪集團覆沒，毛澤東在“九大”建立起來的權力平衡被打破，毛澤東不得不認真考慮用什麽人建立起新的權力平衡。這時，鄧小平進入了毛澤東的視線內。一九七二年初，毛澤東有目的地去參加了陳毅的追悼會，以做出安撫文革中受到衝擊的“老幹部”的姿態。毛澤東在這樣一個場合放出話來，說鄧小平是“人民內部矛盾”，這是毛澤東要重新啟用鄧小平的第一個信號。以後事態的發展就廣為人知了，鄧小平寫信給毛澤東，揭發批判了林彪和陳伯達，對自己的“錯誤”再次檢討，表示“擁護”文革的“偉大勝利”。毛澤東寫下了那段說“鄧小平政治思想上強，。。。。。。”的著名“批語”，篇幅所限，這裏就不贅述了。到此，鄧小平再次複出已經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然而，鄧小平的複出和他重新得到毛澤東的信任與重用還不是一回事，毛澤東決定重新重用鄧小平的契機出現在一九七三年。一方麵是因為周 恩 來被發現得了癌症，需要有人分擔他的工作。另一方麵，毛澤東對周 恩 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開始批判文革“極左”思潮大為不滿，有意“走馬換將”。鄧小平成為了首選。當然，毛澤東對鄧小平還要“考查”一番。首先，毛澤東利用周 恩 來在中美外交上的一次“失誤”，要政治局開會“批判”周 恩 來，並指名要鄧小平列席參加。鄧小平最終在會上發了言，告誡周 恩 來不可以有任何“野心”，意指周 恩 來不要想接毛的班（詳情請看高文謙的“晚年周 恩 來”）。毛澤東對鄧小平的發言大為滿意。其次，自“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對軍隊總是不大放心，對大軍區司令總想“削藩”（緣由起於一九七零年“廬山會議”期間，許世友，韓先楚，楊得誌的“寫信事件”。)。毛澤東征求葉劍英，鄧小平，王洪文的意見。葉，鄧商量之後提出了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主意。而王洪文除了空喊幾句恭維毛澤東的口號外，拿不出任何具體辦法來。至此，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考查”結束，認為鄧小平完全合格，可以接替患病的周 恩 來，全麵主持黨，政，軍的日常工作。到了一九七五年初，鄧小平已經是黨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可以說，鄧小平此時的職權已經超過了文革前他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時的職權。
從一九七四年中旬到一九七五年中旬，對比鄧小平的複出和一步步的“升遷”，江青則處於文革以來最為失意的時期。林彪集團覆沒後，中央一級領導出現了權力真空，但毛澤東沒有給江青任何具體的位置，她依然是一個“空頭”的政治局委員。以後的“批林批孔”運動中，江青“衝鋒陷陣”，對周 恩 來的批判不竭餘力，但最後毛澤東出來做“好人”，保了周 恩 來，反而對江青在“批林批孔”中加上批“走後門”進行了批評。而後，毛澤東又指出了”四人幫“的問題，要求她在政治局會議上檢討。在她向鄧小平”發難“的“風慶輪事件”上，和以後“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與鄧小平爭論的問題上，毛澤東都支持了鄧小平。最後，因“紅都女皇”一書，終於惹得毛澤東大怒，差點兒把她趕出政治局。
自鄧小平主持中央全麵工作以來，各項工作都大有起色，然而，他的工作依然是艱難的，除了文革造成的各種問題積重難返外，他必須用相當的精力與江青為首的“四人幫”進行周旋，與之鬥爭。以鄧小平的政治智慧，江青是難與之匹敵的。在“風慶輪事件”和“農業學大寨會議”爭論兩件事情上，鄧小平占了上風，但鄧小平並不沾沾自喜，他深知要使江青鬧不起事來，關鍵在於在江青想要“插手”的重要部門使用對江青宿無好感的人，也就是文革中“挨整”的人。那時，鄧小平手下有所謂的“四大金剛”：胡耀邦（任中國科學院主要負責人），張愛萍（國防科委主任），萬裏（鐵道部長），周榮鑫（教育部長）。看了這四個人的名字人們就知道，他們根本不可能買江青的帳。鄧小平還針對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把持了宣傳和意識形態大權的局麵，另起爐灶，成立起自己的宣傳理論班子，“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其成員有：胡喬木，胡繩，鄧立群，於光遠等人。這些人都是老資格的黨的理論家，當然也是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死對頭”。鄧小平的用人可謂是涇渭分明，他對文革“新貴”一個不用，拉開架勢，做好了與江青長期鬥爭的準備。當然，鄧小平也有失算的地方，他過於看重自己過去的“人脈關係”，對一些人經過文革可能變化估計不足。鄧小平對“四人幫”的大本營上海企圖打開缺口，為此他專門找了文革前就熟悉的，上海管工業的書記馬天水，希望馬天水能夠把“四人幫”在上海的一些活動“通風”給自己。沒想到馬天水已經死心塌地地投靠了江青一夥，把鄧小平與他談話的內容匯報給了江青。對於鄧小平的“策反”，江青恨得要死，也就是因為這件事，江青知道鄧小平已經下定決心和自己“勢不兩立”了。因為“策反”馬天水，是一件把江青得罪到底的事情，鄧小平不可能不明白。
到了一九七五年下旬，形勢突然急轉直下，鄧小平再次處在了“挨批”的位置。這是因為毛澤東對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在各個方麵推行“整頓”開始不滿起來，認為鄧小平要否定文革。毛澤東對鄧小平說了“重話”，主要說他還是“黑貓白貓那一套”（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對毛澤東批鄧小平的那幾段話都很熟悉，限於篇幅，這裏不再重複）。當然，這次毛澤東批鄧小平和江青為首的“四人幫”以及毛遠新的推波助瀾大有關係，一個專門批判鄧小平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就此開始。江青再一次充當了批判鄧小平的“急先鋒”。然而，這一次批判鄧小平，江青摻雜了個人恩怨，她把七四年毛澤東批評她的話一股腦兒地算在了鄧小平頭上，認為是鄧小平告“黑狀”。而且不顧事實，把毛澤東要“整”她一下，說成是鄧小平對她進行迫害。不過，這一次鄧小平也與文革初期時的表現不同，他不再檢討自己，對任何對他的批判都沉默以對，根本不把江青放在眼裏，即使在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以後，他再次被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也仍然保持沉默。
鄧小平雖然再一次被打倒了，但這一次被打倒與文革初期被打倒完全不同。至少，廣大人民群眾已經沒有了文革初期那種狂熱，他們希望國家安定下來，改變自己生活水平自文革以來日益下降的現實。這一次，他們對鄧小平沒有”仇恨“，隻有”同情“，因為鄧小平的主張更符合他們的心聲。鄧小平自己對中國的政局看得更清楚一些，雖然他不能夠預測出每一步具體的發展，但他知道，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日益孤立，即使在有許多文革新貴的政治局裏麵，多數人也不喜歡他們，因為江青太霸道了。江青一夥兒之所以能夠頤氣指使，完全是因為靠著毛澤東這棵大樹，可惜毛澤東已經時日無多了。那時，鄧小平有一句簡單而又明了的話：“隻要葉劍英在就好辦！”意思再明顯不過了，隻要毛澤東這棵大樹一倒，掌握軍隊的葉劍英隨時就可以收拾掉江青。所以，這次鄧小平被再次打倒，他的心情並不那麽特別壓抑，因為他知道曙光就在前麵，他一定能夠“東山再起”！
結束語
一九七六年十月，華國鋒，葉劍英和汪東興聯手把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抓了起來。一九七七年七月，鄧小平再次正式複出。
鄧小平複出後，抓的一件大事就是成立特別法庭，公審“四人幫”。從現在的觀點來看，那次公審離“法治”還有一段距離（江青等人的量刑是由政治局討論決定的），但比文革期間江青等人無法無天法西斯式的隨意打倒和關押人進步多了。
在特別法庭上，江青麵對對自己的指控不是回避不答，就是拒不承認。然而，不知為什麽，江青對指控她“誣陷”鄧小平幹脆地認可，而且還認為自己做得不夠，使毛澤東沒有能夠對鄧小平“除惡務盡”。她還當場喊起了“打倒鄧小平！”的口號。
鄧小平當然對江青也不客氣。他對外國記者表示，以江青在文革中的所做所為，槍斃十次也不為過，判處江青“死緩”已算是很“寬宏大量”。
由此可見，鄧小平和江青在文革中結怨之深，盡管江青已成了階下囚，雙方鬥爭的勝負已見，但兩人在口舌上麵依然互不相讓。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也是一種悲哀。我真誠地祝願，鄧小平和江青在文革中這樣的結怨再也不要在中國政壇上重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