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上了點年紀的國人都聽說過“文革”初期的幾位風雲人物：王力、關鋒、戚本禹，他們都是炙手可熱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不過“王、關、戚”在風波迭起的“文革”大潮中如同曇花般開了又謝了。《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1 年 10 出版）是王力晚年的回憶與反思，雖然他至死未能擺脫對“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忠誠、信仰乃至膜拜，但他曾親曆“文革”早期及“文革”前重大場合，自 1960 年起就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 1964 年起還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 1966 年 6 月至 1967 年 8 月作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而紅極一時。他與毛澤東等權力金字塔尖上的人物有過較長時間的近距離接觸，了解許多最高層權力內幕。武漢“ 7 · 20 ”事件中王力受傷回京曾享受百萬人歡迎大會的殊榮，不過轉眼之間， 1967 年 8 月底，他就突然被打倒在地，開始名為“請假檢討”、實為隔離審查的囚徒生涯，從 1968 年起他被關押在秦城監獄，漫長的十三年半中他從未被起訴，自認不過是“替罪羊”。他以劫後餘生，寫下的回憶，特別是《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憶錄》因此而彌足珍貴，不僅對研究文革史有著第一手的史料價值，而且對解剖數千年相續的中國政治史、政治文化以及中共權力鬥爭史等都有著重要的價值。
王力詳細回顧了他所親身經曆的 “文革”一幕，雖隻有一年零兩個月，卻是千頭萬緒、錯綜複雜。讓我感受最深的兩點是：
一、沒有限製的權力可以任意妄為，真是可怕到了極點，在這樣的無限權力下，什麽人包括身居高位如劉少奇、鄧小平等都保護不了自己，至高無上的君王本人也常常生活在恐懼之中，日夜擔心“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要“篡位”，對任何人都沒有信任感，在這樣的無限權力下，“伴君如伴虎”，誰也保證不了今天風光無比，明天是否就成了階下囚，王力本人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即便是江青，“一出門，她就對一切發號施令。”那麽飛揚跋扈的一個人，可是到毛澤東那裏開會時“她躲在一邊，一句話不說”。 （ 980 頁）說白了，她內心也誠惶誠恐，缺乏安全感。
陳毅當外交部長時，他問周恩來，“你當了多年外交部長，有什麽經驗？”回答是“很簡單，你記住四個字，授權有限。”（ 706 頁）真可謂一語道破天機，“外交大權是毛主席親自掌握的，總理或外交部長在外交政策方麵授權有限。” 事實上，毛親自掌握的大權遠不止外交。他對計委主任李富春不滿，叫副主任餘秋裏代替，“但毛主席組織了小計委，決策性的事是小計委領導大計委。毛主席喜歡班子小，小計委直接對毛主席負責。”（ 712 頁）他發起“文革”，“中央文革小組”就越過了政治局、甚至常委會，到 1967 年 2 月毛說得很幹脆：“中央文革代替了書記處。”“毛主席思想上沒有把政治局作為領導機構。”（ 716 頁）陳雲曾說過“不知道從什麽時候起我就不是常委了。”（ 714 頁）“中央文革”直接對毛負責，機構“很小”，權力“不小”，使喚起來更加得心應手。用毛的話說“就是要這樣好”。（ 795 頁）
即使號召奪權，也並“不是全部奪”，“還有黨中央毛主席在。是部分地奪。”（ 804 頁）無論天下多麽大亂，一切都是在最高領袖的掌握之中，所謂“造反有理”也隻是針對他所不喜歡的人，奪權的目標不能針對誰，打倒誰、誰除外這都是有尺寸的，陶鑄說：“除去毛主席、林副主席外，都可以懷疑”。（ 896 頁）實際上，“公安六條”已說得很明白。後來對哪些部門能奪權，哪些不許奪都做了規定。毛不允許造反派成立跨行業或全國性組織，強調“反對無政府主義”、“反對極端民主化”、“反對小團體主義”，這些都不是無的放矢，說穿了，就是一切都得聽他的號令，看他的眼色，不能威脅到最高權力，這才是要害所在。毛曾對王力說過不怕亂的秘密：“我們有軍隊，軍隊還得聽我們的。”“軍隊同地方黨委不同，它是全國統一指揮的，全國範圍內要聽我軍委主席（毛主席）指揮。”（ 849 頁）
無限權力極容易導向造神運動，書中幾次講到這件事， 1966 年 10 月 1 日 ，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群眾爭著和毛主席握手，那天晚上擠死好多人。傅崇碧（引者注：負責保衛工作的北京衛戍司令）擠斷了肋骨。”（ 623 頁）“那天踩死的將近十人，踩傷的上百人，傅崇碧肋骨擠斷了三根。”（ 709 頁）個人崇拜之狂熱由此可以想見。也是那天，毛對身邊的周恩來和文革小組的人說：“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槍斃，我和你們一起槍斃。”（ 623 頁）“文革”開始毛就講過“剝筍”政策，一層一層剝，“先剝彭、羅、陸、楊，後剝劉、鄧，再剝陶鑄，最後剝光了。”（ 715 頁）難免不讓人想起“兔死弓藏”之類的古話。王力特別對毫無程序、 “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專案組”深惡痛絕，“把政法同紀律合而為一，就很成問題。”（ 831 頁）這隻是無限權力下才會產生的極端形式。
二、以往人們總是以中國傳統的“忠”、“奸”觀念來評價“文革”，好象發生“文革”這樣的浩劫是因為幾個包圍著皇帝的奸佞小人（如林彪、“四人幫”、康生等）造成的，站在奸臣對麵的是一大批忠臣，如處境艱難的周恩來，被打倒、甚至被迫害致死的元帥等等，他們顯然是反對“文革”，一開始就洞察到了奸臣們的陰謀，並與之進行了“鬥爭”。從而把什麽責任都往“奸臣”、“壞人”身上推。其實，這隻不過是虛構的觀念化、臉譜化的曆史，而不是真實的曆史。王力這樣說：“當時自己覺得總是要跟毛主席幹革命，防複辟，這是主要的方麵。不像別人的回憶錄說的，自己比毛主席還高明，當時就對毛主席的錯誤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這是事後聖人，反正當時我沒見過一個堅決鬥爭的。”（ 701 頁）
雖然江青經常抱怨周恩來“總是和稀泥、折衷主義”，實際上周“領會毛主席指示最快”（ 801 頁），他“向來是擁護第一把手的”（ 712 頁），對毛發動的“文革”從無異議，“文革小組有事時，實際上毛主席都找周總理。”（ 802 頁）“文革小組後來實際上是周恩來主持”。（ 890 頁）我們都知道周在“文革”中保護了很多人，“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澤東決定，周恩來執行。毛澤東不決定，周恩來不敢也不能去做”。（ 922 頁）
1966 年 11 月 13 日 ，陳毅、賀龍、徐向前、葉劍英四位元帥在軍事院校革命師生大會上講話，陳毅說他不讚成一些口號，如“砸爛”、“火燒”等，他還說：“正確地進行路線鬥爭，要學習毛主席，學習林彪，林彪是學習毛主席著作學得最好的。”王力說：“曆史學家認為他就是不讚成文化大革命，其實不是。”（ 686 頁） 1967 年 2 月，陳毅有個講話稱“林彪是締造中國人民解放軍的”（ 921 頁）。徐向前還當過軍委文革組長。（ 905 頁）
包括周恩來、陳毅等在內，“他們對文化大革命沒有反對，對奪權也沒有反對，還是認為不奪權不行，不奪權就要改變顏色了。認為劉少奇不打倒也不行，不打倒國家要改變顏色了。” （ 924 頁）這才是曆史的真相。
“文革”時立案整鄧小平的曆史，鄧的老部下莫文驊寫信揭露鄧當年離開廣西“是逃跑”，連“德高望重，品質很好”的張雲逸“在那種氣氛下也寫了信。”（ 733 、 734 頁）
王力評價“林彪不是不讀書的人，他還做卡片。他注重調查研究，他是有高度概括能力的人。他不多說話，說話都是有份量的，他認為對的，還是堅持到底的，當時他的威信還是很高的”。（ 725 頁）這也和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大奸大惡、不學無術的林彪不一樣。在王力看來，並不是有些人天生就是好人，有些人天生是壞人，“文革”並“不是毛主席發瘋了，再有幾個壞人，就把事情搞壞了”（ 921 頁），隻要“尊重曆史”，就可以肯定那些“忠臣”包括受害者同樣不是毫無責任的。
“文革”的噩夢並沒有結束，如果權力仍然是沒有製約的，如果權力的產生、運作、更替和監督沒有製度化、公開化的程序可言，一切都在一個窗戶也沒有的鐵屋子轉動，我們難道可以輕易相信：“文革”真的過去了？“文革”不會再來了嗎 ?
據大風在線第十期 2006-04-07 收到
轉載時間：2006年4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