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9·18”後，湖南是全國抗戰文化運動興起最早，聲威最壯，影響最大的省份之一，對推動省政府和南京當局向抗日方麵轉化起了重要的先導和催化作用；“7·7”事變以後年半之內，湖南是全國抗戰文化的傳播輻射中心，豐富、發展、壯大了全國抗戰文化的聲威和內涵，對喚醒民眾抗日，促進全省抗日民族統一戰的擴大，推動全國抗戰文化深入發展有深遠的影響。但迄今出版的中國抗戰文化史著作中幾近空白，現在恢複其應有的曆史地位，展示先進文化的作用，對深化抗戰文化史研究，促進當代中國先進文化的發展有著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湖南抗日文化運動的先導作用
1931年9月23日，素具“心憂天下”、“敢為人先”湖湘文化精神的湖南人民獲悉日軍侵占沈陽的消息後，即有200多個學生、教師、工人走上街頭，宣講“9·18”事變真相。湖南《大公報》、《通俗日報》、《工人報》、《全民日報》等大小報紙連續報道日本侵占東北的消息和全國各地遊行示威情況，發表各群眾團體宣言通電。9月25日，長沙教師、學生、工商各界群眾近20萬人舉行湖南人民反對日本武裝侵遼示威大會，聲討日本侵華暴行，譴責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作出《團結民眾力量，一致對日宣戰，實行對日經濟絕交》決議，將對日援僑委員會改組為湖南人民反日救國會，領導抗日救亡運動。全市工商學實行“三罷”聲援。衡陽、邵陽、錫礦山分別舉行5萬人、3萬人、2萬人遊行示威大會。
省會還組織了學生、教育、新聞等30多個抗日救國會；全省70多個縣市和地區成立了反日救國會及學生、教師、工人、商民等分會，共計300餘抗日團體遍布全省。這些團體舉辦的《湖南反日救國會會刊》、《抗日救國半月刊》、《抗日周刊》、《抗日專刊》、《鐵血青年》、《反日專刊》、《抗日特刊》、《討倭專刊》、《反日歌謠》等刊物多達40多種，進行抗日宣傳鼓動。全省各界還組織反日宣傳隊，深入街道、裏弄、兵營、學校、劇場、車站、碼頭、影院乃至偏僻山村，作演講、出壁報、演話劇，向各界宣傳抗日救亡，主要內容有：1、充分揭露日帝侵華罪行和野心，喚醒民眾起來抗日，指出“亡國滅種之禍，行將見於中國”。2、批評南京和省政當局的害民誤國政策，敦促當局抗日禦侮。湖南文化界人士發通電、交呈文，指出“暴日侵略我國，實由黨國領袖隻顧爭權”、“不去抗日引起”，要求政府停止反共，取消湘鄂等九省聯防，團結禦侮。
1935年“12·9”運動後，中共長沙青年運動黨團推動《大公報》、《中山日報》等報報道北平學生請願受傷和津滬漢學生響應罷課遊行消息。17日，湖南學生提倡國貨會發出三個通電：一電國民政府，要求保障學生愛國運動，明令聲討“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及漢奸殷汝耕；二電全國各界，呼籲聲援北平學生；三電北平同學，希望繼續努力，全湘同學誓為後援。20日，長沙萬名學生衝破何鍵當局的威脅阻攔，奪門越牆到教育會坪集合，高呼“反對華北自治”、“鏟除漢奸”等口號，散發《告同胞書》等傳單，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政治綱領。遊行隊伍穿過25條大小街道，市民萬人空巷給予支持。隨後，常德、衡陽等地學生集會遊行示威聲援“12·9”運動。中共長沙青年運動黨團還創辦《更生》旬刊，第一次在湘公開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
1936年夏，一大批從平、滬、寧、漢回湘的中共黨員如譚丕模、李仲融、李銳等與在長的蘇鏡等出版刊物，舉辦業餘學校，組織讀書會、歌詠隊，建立演劇團體，團結各界成立湖南學生、文化、婦女等救國協會，促使湖南抗日文化運動掀起高潮：7月組建湖南民族解放先鋒隊，創辦《湘流》三日刊，開辟“救亡通訊”、“救亡言論”、“文藝小說”等專欄，宣傳抗日救亡，反映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聲，批評當局“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要求當局釋放救國會“七君子”，考慮張楊兩將軍建議，釋放政治犯，開放救國自由，立即準備抗戰。中共黨員撰寫《和平、奮鬥、救中國》的社論，讚揚張楊救國主張，反對進攻西安，要求團結抗戰救中國，於12月16日同時在《全民日報》和《楚三報》發表，引起轟動。
民先隊還辦了一批業餘夜校和歌詠隊等，到工廠農村演唱聶耳、冼星海等譜寫的救亡歌曲。組織湖南文化界抗日救國會，並由文抗會發起成立學生、婦女、工人等各界抗日救國會和救亡文藝社團：一是“紫東文藝社”，有文化界七八百人參加，分頭在車站、碼頭、街頭巷尾、郊區農舍演唱《救亡進行曲》、《義勇軍進行曲》等，聲勢浩大，影響深廣。二是“1936劇社”，深入各校排演《漢奸的子孫》等抗日獨幕劇和五大救亡歌曲，得到《全民日報》、《力報》等新聞媒體的支持，使長沙觀眾耳目一新。還有現代劇社，演出《我們的故鄉》等多幕抗日話劇；又創設《現代文藝》、《現代戲劇》等專刊附於《力報》出版，並在《全民日報》發起組織文藝界統一戰線的討論，批判菲薄魯迅的言論，支援“中國旅行劇團”來省公演《雷雨》、《祖國》等，並多次邀請長沙文藝界座談，形成了大革命失敗以來湖南罕有的新氣象。
局部抗日階段掀起的湖南文化抗日救亡運動，席卷全省70多個縣市的城鄉，持續6年之久，使湖南成為全國抗日救亡規模最大，聲威最壯，持續時間最長的省份之一。對促進南京和省政府當局向抗日方麵轉化，推動全國抗戰局麵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先導和催化作用，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抗日民主運動的發展準備了初步的群眾基礎和政治思想基礎。連反共老手何鍵都在“9．18”後多次參與抗日救亡的群眾集會，撥給救亡團體一定經費，並向國民政府表示了願率三湘軍隊“枕戈擐甲”準備隨時出征殺敵，在“7．7”事變前後就抽調8萬湘軍開赴江浙支援上海抗戰，是全國投入部隊最早，投入兵力最多，作戰最勇敢的省份之一，抗戰第一年湖南征募員兵達30多萬。
二、“7·7”事變後湖南抗戰文化勃興鼎盛
“7·7”事變後，特別是武漢失守後，湖南成了全國抗戰文化的中轉站口和輻射傳播中心，中共湖南省委負責人稱“當時除武漢以外，長沙被稱為文化城”，凝聚了全國文化名人和抗戰文化資源，極大地壯大了全國抗日文化的聲威。
1、共產黨人來湘，文化名人雲集。“7·7”事變後，代表先進文化的中共即有計劃地從平津滬寧等地派遣了一批湘籍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回湘從事抗日救亡活動，7月24日即成立了湖南人民抗敵後援會，要求政府對日宣戰。9月北方局派呂振羽回湘“開荒”，10月建立湖南文化界抗敵後援會，12月德高望重的老教育家徐特立受黨中央派遣回湘建立八路軍駐湘通訊處，不久高文華等來湘組建中共湖南省委。他們發展黨組織，深入開展統戰工作，促成了湖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現。
1938年10月，周恩來、葉劍英親臨湖南，為湖南抗日文化運動向鄉村深入發展指明了方向。同時，隨著戰火逼近，大批文教機關和文化人遷湘，北大、清華、南開等3所著名大學遷湘組成長沙臨時大學，北平民國學院、南京國立戲劇學校、山東省立戲劇學校、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等10多所大中學校遷湘，上海商務印書館、三一出版社、中國戰史出版社、抗敵救亡出版社、正氣出版社、上海雜誌公司、生活書店、新知書店等10多個出版發行單位也遷來長沙；流亡來湘的各種藝術團體20多個。特別是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前後，湖南一度成為國統區政治軍事重心，在年半時間內先後來湘活動的學生和文化人超過1500多人，其中有較大影響的700多人，著名人士100餘人，主要有郭沫若、茅盾、沈鈞儒、聞一多、朱自清、曹禺、吳祖光、王魯彥、王西彥、艾青、孫伏園、梁實秋、熊佛西、董每戡、陽翰笙、鄒韜奮、鬱達夫、徐悲鴻、馮友蘭等外地名人；有呂振羽、田漢、翦伯讚、沈從文、張天翼、廖沫沙、周立波、謝冰瑩、蔣牧良、向培良、楊東蓴、譚丕模等湘籍名人；加上長沙本地李仲融、楊榮國、孫偉、朱雲倬等名人；還有蕭敏頌、黎澍、李銳等一批湘籍大學生返湘。他們與各地數以千計的進步師生匯合，形成了一支以共產黨員、進步人士為骨幹的廣泛團結愛國人士的抗日文化大軍，他們以耳聞目睹的日軍暴行宣傳，更激起湖南人民的義憤；再加上世界學聯代表團、菲律賓記者戰地訪問團、世界婦女代表團何登夫婦以及美國記者史末特萊、法國記者李蒙夫婦、英國作家阿特麗、日本反戰作家鹿地亙夫婦等來湘訪問或參加抗日救亡，使湖南原有相當規模的抗日文化運動發展得如火如荼，並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
2、群眾文化團體發展壯大，報刊圖書出版發行空前繁榮。當時群眾文化團體發展到30多個，影響較大的有中蘇文化協會湖南分會、中國記者協會長沙分會、民族解放先鋒隊等；影響最大的是1937年10月成立的湖南文化界抗敵後援會，下屬團體35個，與36個縣通訊往來，會員發展到1000多人。不僅發動社會各界募捐、慰問傷員、救濟難民，而且多次舉辦大規模的讀書、演講、歌詠、演劇活動，開辦各類戰時培訓班，培養學員800餘人，分赴各縣發動群眾，推動全省抗日救亡宣傳，對大後方各省產生了影響。當時全省除原有《大公報》、《國民日報》等40餘家報刊外，共產黨和進步人士創辦的《觀察日報》、《抗戰日報》、《中蘇》半月刊、《抗戰文化》、《火線下》、《湘流》、《前進》、《民族呼聲》、《文藝新地》、《大眾報》、《真報》、《呼聲報》、《老百姓》周刊，遷湘的《中國農村》等多達40多種，合計全省影響較大的救亡報刊近百種，還有各縣各校的小型報刊，合計300多種，連湘西都有進步刊物30多種，發表了大量抗日救亡的政治文章、散文、詩歌、小說、通訊、報告文學。長沙書店、書業、出版社也由原來60餘家發展到125家，衡陽、耒陽、邵陽、常德、沅陵等地出版發行業也興旺起來。合計全省書局書店300餘家。
其中，影響最大的有戰時書報發行所湖南分所、生活書店湖南分店、大眾書店、三一出版社、中華書局，發行《新華日報》、《群眾》等進步報刊，出版圖書700餘種，發行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朱德《抗戰的遊擊戰術》、蕭勁光《實用遊擊戰術》、羅瑞卿《抗日軍隊的政治工作》、《徐特立先生論文集》以及《抗戰小叢書》、《中蘇小叢書》、《農民抗戰小叢書》、《經濟叢書》、《國民知識小叢書》等數以百計。發行多的書籍和報刊分別達5000冊和3萬份以上；還有中國青年記者協會和國際新聞社等數十家通訊社，更有長沙、武漢廣播電台一起代行中國廣播電台職責，被稱為“中國唯一之喉舌”。總之，這些進步報刊、圖書、出版、新聞，在傳播中共抗日主張，推動全省全國抗日救亡高潮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
3、文藝社團林立創作繁榮、戲劇歌詠講演空前活躍。抗戰初期湖南有70來個文藝社團，其中長沙原有和新創的有“青春”、“醒獅”、“赫曦”、“今日”、“北峰”、“一致”、“中國詩藝社”等35個文藝社團和11個劇院，更有上海標準劇團、新時代劇團、南京和山東戲校、北京雷電劇團、江蘇大同抗日宣傳隊、臨大劇團、三廳抗敵演劇一、二、四、六、八、九隊等24個外來劇團；還有寓居各縣的艾青、沈從文、王西彥等著名文學家。他們創作的長篇小說、短篇小說集、散文集、詩集達17部之多。其中，艾青作詩近20首，《火把》在國統區反響強烈。茅盾的《埋伏》、田漢的《烽火遍黃花》、《祖國的血》、王魯彥《炮火下的孩子》、周立波《三至長沙》、董每戡《敵》等，在謳歌抗日軍民業績，展現人民苦難，揭露日軍殘暴，喚起抗戰意識方麵起了重要作用，尤以張天翼諷刺國民黨文化專製官僚的《華威先生》，吳祖光描寫抗日義勇軍英勇殺敵殉國的《鳳凰城》，在全國乃至港澳、日本、東南亞引起強烈反響。這些劇團公演《血戰盧溝橋》等100多個抗日劇目，慰勞將士，為前方募捐，使抗敵演劇運動發展至高峰。長沙從1937年7月19日上演話劇《抗日救國》拉開救亡劇序幕，每周每團義演一日捐給前方，持續數月。演出《新雁門關》、《旅伴》、《盧溝曉月》、《南苑驚魂》、《南口血戰》、《黃埔風雲》以及《八百壯士》、《抗敵救國》、《放下你的鞭子》、《全麵抗戰》、《嶽飛》、《木蘭從軍》等戲。演至“暴日獸行時”，台下觀眾“泣不成聲”。外地來湘的20多個劇團多上演《天津黑影》、《菱姑》、《中國婦女》三大國防名劇以及《上海血戰》、《華北血戰》、《反正》、《炸藥》、《毀家紓難》等抗日名劇，具有較大聲勢。隨後長沙的湖大、國師、周南等10多個大中學校劇團，駐軍的鐵血、淩霄、陣中等劇團也廣泛發動起來，使多種大型演出連綿不斷，氣勢壯觀。由於有劇界名師曹禺等執教，有向培良率團示範演出，又有田漢、洪深等戲劇家編劇或導演，還有冼星海、張曙等著名音樂家譜曲，故上演質量有較大提高，抗日救亡戲劇運動使整個長沙沸騰起來了。同時，全省各地黨組織和進步青年建立的劇團和歌詠隊達300多個，參加者6000多人，長沙常有2000多人在街頭演出。他們教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鬆花江上”、“義勇軍進行曲”、“犧牲已到最後關頭”等救亡歌曲，聞者無不動容落淚，對於激發民眾愛國心、動員民眾參軍參戰、支援前線起了鼓動作用。還有周恩來、葉劍英、沈鈞儒、茅盾、徐特立、郭沫若等領導和名人到影院、電台講演，使會場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對團結抗戰局麵的形成有重要作用。
4、抗戰教育突飛猛進。戰時湖南教育出現了民國時期的“黃金時代”。1937年全省小學2．58萬所，中等學校173所，分居全國第一、三位。戰火逼近後，學校轉移農村，1941年教育經費陡增4倍，至1945年小學、中學分別增至3．2萬所、394所，仍居全國一、三位。1938年後，接連創辦國立師院和農、工、商三個專科學校。愛國學者馮友蘭、金嶽霖在長沙臨大期間分別寫下了《新理學》、《論道》兩部名著，對傳統哲學的近代化做出了可貴的貢獻；翦伯讚則出版了《曆史哲學教程》，成為我國早期係統宣傳曆史唯物主義專著。而且，湘西十縣少數民族教育空前發展，除外地遷入的國立八中等校外，各縣立中學增到20所，出現了清末以來的“第二次輝煌”。特別是以抗戰教育為中心的社會教育更為發達，成績突出。不僅有省立農民教育館等10餘個社會文教機構，而且有1938年省政府舉辦兩屆全省民眾幹部訓練班，培養青年知識分子6000餘人，又通過他們到全省組訓民眾68萬人；還有中共湖南省委舉辦八期黨員幹部訓練班，培訓抗日骨幹200餘人，並深入友軍舉辦“雲幹班”培養友軍抗日骨幹300餘人，舉辦華容東山戰時中學和桂陽戰時中學，培養抗日骨幹500餘人；特別是塘田戰時講學院，培養抗日中堅250多人，被譽為“南方抗大”；還有國共合作舉辦“南嶽遊擊幹部訓練班”，培養了3000多名抗日遊擊幹部，使湖南成了抗日幹部的培訓基地。這種聲勢浩大的抗日文化運動在全省全國產生了重要影響：極大地激化了廣大群眾的愛國熱情，促使群眾抗日救亡積極性空前高漲：
一是捐錢獻物支援前線。“7·7”事變之後，湖南掀起了“毀家紓難”、“捐款勞軍”、“募捐購機”熱潮。一年即捐款400餘萬元，捐衣100萬套以上，先後組織4批汽車隊，數十個敢死隊、義勇隊、服務團和慰勞隊赴南京、上海前線支援抗戰。僅在上海吳淞口戰鬥中就有600多人壯烈犧牲。
二是推動了國防軍工生產。湖南1．5萬民工用一年築成近千公裏的湘桂鐵路，各地還搶修717公裏公路，超額完成軍服皮帶、防毒麵具等軍工生產任務。
三是救護安置傷兵5萬，難民50萬人。
四是使湖南成為抗日物資的供應基地，每年供應軍糧1000萬擔，軍布300萬匹，軍棉7萬擔；而且，抗戰開始就出現了“母子參軍”等動人事跡，《救國時報》報道後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蔣介石嘉獎，稱其為“夙世楷模，殊堪嘉獎”。抗戰8年湖南征募兵員210餘萬，占全國征募總數的15％，居全國第三位；平均15人中就有一個人參軍，居全國人均參軍人數第一位，湖南人民用鮮血和生命支撐了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推動湖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黃金時代”的出現。範長江1938年7月20日在漢口《大公報》上發表《湖南抗戰的政治準備》指出，張治中治湘最大特點是“能大膽地信任青年，使用青年”，而這個特點的形成不僅是抗日文化運動引發的，而且是它推動配合下貫徹的。張將全省5萬知識青年培訓後，以73人取代原任，擔任了縣長，近2000人擔任鄉鎮長，3萬多人任保長。由這些人舉辦民眾夜校和識字運動，組織歌詠隊，創辦壁報，教唱救亡歌曲，喚醒民眾救亡意識，收到了明顯的效果。在此基礎上，至1938年底又訓練組建了30萬預備隊和70萬後備軍，合計100萬以上抗日自衛團，擁有10多萬支槍等武器，使湖南成了抗日戰爭的兵源基地，也為日後抗日遊擊隊和100餘萬群眾支前隊伍的組建打下了基礎。1939年3月18日《新華日報》讚揚當時湖南已出兵額當在百萬以上，就是有力的證明。
三、湖南抗戰文化豐富了全國抗戰文化的內涵
由於中共中央和中央局先後派呂振羽、徐特立、高文華等來湘以及全國文化名人雲集，湖南成了抗戰文化的中轉基地和中共抗日主張的傳播中心，豐富了全國抗戰文化的內涵，在全省全國產生了深遠影響。
1、進一步揭露日本侵略野心，動員愛國的文化人團結起來充當民眾抗日的“先鋒隊”，對日抗戰到底。1937年10月由共產黨人建立的湖南文化界抗敵後援會發表成立宣言指出：日帝的企圖“在消滅我國家，奴役我民族，斬絕我曆史文化”。在此危局下，首先要求文化人團結起來，擔負起抗戰文化的三項任務：一是將抗戰文化擴大到全體民眾中去，“加強其鬥爭的民族意識”，“消滅一切漢奸理論和漢奸思想”；二是發展“鬥爭的創造的民主的大眾的”、“民族的”新文化；三是將剛毅創新的“湖南精神”，發揮為現代的“民族精神”，為湖南“即將成為一個新的文化中心”，擔負起“披荊斬棘”的“前鋒任務”。文抗會成員通過報紙和講演，宣傳隻有全民抗戰，開放群眾運動才是對付日寇的唯一辦法。12月徐特立在《抗日十大綱領》中號召一切愛國的文化人“寫文章提高人民對於政治的了解，並鼓勵全國人民堅決抗日”，“講演抗日的方法和日本滅亡中國的野心，報告抗戰勝利的消息及戰勝的理由”，“演打倒日本的戲劇”，“唱救國的歌曲”，“畫日本侵略中國的漫畫”，“訓練人民抗日軍事知識”，等等來發動民眾抗日。這就基本勾畫了抗日文化的內容和形式。
2、強調全民抗戰、實行民主、改善民生等三項基本要求，指出發動全民抗戰是抗戰勝利的基礎。1937年12月徐特立指出抗戰隻是政府和軍隊包辦，是前段戰爭失敗“最主要的原因”，故必須學習八路軍“實行全民的抗戰”，要改雇傭兵役製為義務兵役製，讓適齡男子“自動的當兵”。為此，文化人協助省政府舉辦了全省兵役宣傳周和數萬人參加的兵役宣傳火炬大遊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強調擴大民主是發動民眾救國的根本條件。1938年9月至10月，譚丕模發表《動員民眾的基本問題》、《對於湖南抗戰統一委員會的期望》兩文指出：“民眾是抗戰的基礎”，“而組織民眾團體又是動員民眾唯一的捷徑”；“政府對於民眾應當采取指導的態度去扶助它”，不能“去製裁”。
3、揭露、打擊漢奸賣國賊，堅持團結抗戰。徐特立早在1937年12月就指出了要警惕日本收買漢奸賣國賊從內部破壞抗日工作。許多報刊把揭露漢奸作為文化抗戰的重要內容。1938年3月《中蘇》半月刊發刊詞指出：“漢奸”、“親日派”，“在中國國內以破壞民族統一戰線為能事”。湖南記者嚴怪愚1938年底將汪精衛投敵叛國首次在《力報》刊出，震動全國；翦伯讚在《論反漢奸鬥爭》中強調了反漢奸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和重要性，指出國民黨中央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但不能說漢奸“完全從我們內部清洗了”。
4、宣傳持久戰思想，鼓舞抗戰信心。1939年2月，呂振羽在《抗戰的前途》一書中說，目前我們是一個弱國，但人多地廣，資源豐富，隻要我們團結起來，力量是無窮的；而“日本是小國”，“資源缺乏”，“兵力不足”，“軍需困難”，經不起持久戰爭拖累，已引發“經濟困難”，“民眾生活惡化”和“反戰厭戰情緒”；而且由於其戰爭的“侵略性”、“野蠻性”、“掠奪性”，遭到全世界反對，“國際地位”日益墮落，而中國是正義戰爭，必然得到國際同情援助和國內群眾支持。因此，勝利一定是我們的，但這個過程是持久的、艱苦的，隻有堅持持久抗戰，才能取得最後勝利。
5、為國統區抗日文化堅持大眾化、民主化、通俗化，采用民族形式，堅持獨立自主原則，開展“文化拓荒運動”起了先行、開拓和輻射傳播作用。率先提出了抗戰文化大眾化、民主化、通俗化，堅持民族形式和“暴露文學”等主張。1937年10月湖南文抗會成立宣言就明確提出抗戰文化的一個主要任務是創造“民主的”“大眾的”“通俗的”“民族的”新文化。1938年6月茅盾發表《大眾化與利用舊形式》指出：文藝要發揮戰鬥作用就必須大眾化，而要大眾化就必須利用（民族的）舊形式。田漢也指出要動員民眾參戰就必須注意通俗化。1939年3月19日《抗戰日報》發表社論《民族抗戰與文藝工作》指出：文藝就是要肩負起堅持團結抗戰，反對妥協投降；揭露日寇暴行，爭取外援，鼓勵士氣；要求改善民主，動員組織民眾三項任務。田漢更是疾呼文化人“到農村去，到前線去，到敵人後方去！”在文化名人大力倡導下，湖南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文化拓荒運動”：白雪劇團率先下鄉，1936劇社到了前線，一致劇社到湘西作流動宣傳，湘劇到湘東、湘南、湘中、湘西演出，一些畫家也背起畫板到鄉村、上戰場，動員民眾投身抗日鬥爭。尤其是抗敵演劇二、八隊和鐵血劇團等，多次赴湘北和江西前線演出，深入衡山、衡陽、南嶽、湘潭等地演出《軍民合作》、《三江好》、《壯丁》等劇目，這對國統區文化“下鄉”、“入伍”有啟發、帶頭和指導意義。
作者簡介：
蕭棟梁，男，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兼中國抗戰史學會理事等職。獨著、主撰、主編的專著有《湖南通史·現代卷》、《湖南抗日戰爭史》（分獲省社科優秀成果省級一、三等獎）等20部；論文有《論中國抗日戰爭的國際地位》等100餘篇。
(稿源：三湘都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