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和秦德君：櫻花盛開又悄悄落下

　　　　　　　　　　　　　　　　一　蜃景

　　在茫茫的大海上空，有時會出現一種迷幻的景象：巍峨的宮殿，玲瓏的亭閣，疏落有致的島嶼，若明若暗，隱隱約約，虛無縹緲，變幻不定，不久便漸漸地模糊，成為一團淡淡的影子，隨即消逝了。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海市蜃樓。蘇東坡的《海市》詩開頭幾句寫到：“東方雲海空複空，群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啊！多麽神奇，美妙，望而生羨啊！

　　我的記憶裏，還有一種比這更引人入勝動人心魄的蜃景，我稱之為“櫻蜃”。漫山遍野盛開的櫻花，燦爛無比，嫵媚已極。每一株都是一位高潔的少女，在和風微拂中綻開了笑靨。她們婷婷玉立，舒展雙臂，漫卷衣裙，像聖潔的雲，像迷人的霧，當朝暉映照的時候，排紅萬頃，溢彩流光，越發使人心醉神迷了。

　　可惜好景不常，它隻是虛幻的蜃景，一會兒便隱去了。給予人的歡樂，多麽的短暫啊！

　　他，一位偉大的作家，曾經是那蜃景裏的人物。他，和我，在櫻花下海誓山盟，在櫻之國相親相依。隻是到頭來，一切都是幻景一場！

　　讓我打開記憶的閘門，從頭說起吧。

　　　　　　　　　　　　　　二　同赴櫻花之國

　　1927年，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捕殺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造成全國範圍的白色恐怖。如前所述，我在北伐戰爭中墜馬負傷，隨即又同劉伯堅和一批共產黨員從馮玉祥統率的國民黨第二集團軍中被“禮送出境”，在武漢同劉伯堅分手。我因腿傷未愈，行走艱難，暫留武漢原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主任施存統（共產黨員）家中療養。

　　南昌“八一”起義失敗後，蔣介石的爪牙胡宗鐸、陶鈞在武漢揚起了屠刀殺害共產黨人和革命誌士。他們寧可錯殺三千，也不準漏掉一個，還滿街張貼布告，懸賞捕人，限期自首。在這生死關頭，施存統在武漢各報發表“悲痛中的自白”，聲明脫離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然後，帶著一家老小離家走了。頓時，我沒有了立足之地。

　　怎麽辦？我對南方的黨組織情況頗不熟悉。那時，黨在幼年時代，尚未建立嚴密的黨員材料檔案。組織關係往往借助於同誌之間的互相證明而已。兵荒馬亂的，我往哪裏去找組織呢？1927年11月初，舊曆9月的最末一天，我平安地生下了我和劉伯堅的女兒“秋燕”，這時我的腿傷已逐漸平複了。

　　我首先帶著女兒到南昌尋找組織，卻被江西軍閥朱培德的副官處把我當作共產黨的“奸細”扣押起來。幸虧朱培德的政治部主任周壁光的夫人高香祖出麵把我保釋。她是我在成都實業女校的同班同學，我在離開武漢到武昌前，在漢口一家大飯店門口曾偶爾碰見她。她一把將我拉進飯店她的房間裏，又驚又喜地問我：

　　“你是人還是鬼？我在四川就聽說，清黨的時候，馮玉祥把你殺了。”她說著眼圈紅了起來。她告訴我，她的丈夫在朱培德那裏當政治部主任，有困難可以找她。她把南昌的住址寫給了我。

　　正是借助她的力量，我才死裏逃生。她還給我置辦了行裝，又給我一根金項鏈和路費，我便匆匆忙忙離開南昌，輾轉到了南京。這時，穆濟波並沒有跟我去南京，一來是我走時並未通知他，二來是他看到大革命失敗以後，共產黨員時時處於危險境地，我對他也幫不了什麽忙了，他便在朱培德手下覓了一個職位，也就不再追蹤和糾纏我了。我們的關係至此徹底結束。

　　在南京，我暫住在我的老師湯用彤家。那時湯老師是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接著我就去找在南京上學的同一個黨小組的陳振，希望由她幫助我找到黨組織，接上關係。

　　一踏進她的家門，她的女兒曾謙正在藤椅上神情頹喪地縮成一團。她猛一看見我，吃驚地站起來。

　　“媽媽呢？”我問。

　　“清黨的時候，被砍成幾塊，用麻袋裝起扔到浦口的江裏去了。快走，秦姨，危險！”

　　我聽了不由得心酸淚淋，悲痛已極。

　　我失魂落魄地到湯老師家裏，湯師母張敬平眼見我狼狽不堪的慘狀，十分同情。她就把我的女兒秋燕留下，托一個船民家撫養，同時給我一副金手鐲和路費，幫助我去上海找黨組織。

　　我正準備離開南京，忽然，楊虎城將軍和夫人謝葆真到湯用彤家來找我。謝葆真原是女子宣傳隊的隊員，她在西安經我介紹，與楊虎城將軍結為夫婦，所以我們很熟。謝葆真告訴我，在河南，馮玉祥把楊虎城的部隊截成兩段，把後半段繳了槍，又在前半段尾部襲擊。如今楊虎城手下隻剩一萬多人，退到了安徽和江西的邊境，沒有給養，便到南京找蔣介石求援。蔣介石不理睬，叫他們回去。謝葆真淚汪汪地問我：

　　“秦老師，怎麽辦呀？叫我們回去，還不是逼著我們被馮玉祥殺掉嗎？”

　　我沉默很久，仔細思量，對他們說：“蔣馮合作不會久長。目前先尋找個地方渡過難關，等到時機成熟，你們再率部隊，做先鋒，消滅馮玉祥，打回陝西去。”這時，我想起了我的同學高香祖，她雖然是個家庭婦女，思想還開明，善交際，能活動，在那時興走“內線”的社會裏，也許她能助一臂之力，幫楊虎城渡過難關。

　　我的這個想法，他倆很同意，就派親信王子安及其未婚妻陳湖苗二人由我陪同到南昌，直達百花洲高香祖的家，由她的丈夫向朱培德介紹。朱培德想加強自己的勢力，很高興地為楊虎城的部隊解決了防地、軍備、經費等問題。不久，楊虎城夫婦偕秘書米暫沉、隨員郭則沉到日本東京休養去了。不久後，蔣馮破裂，楊虎城果然率部隊打回了陝西。

　　再說我從江西便一直到了上海，念念不忘去找組織。我改名“徐舫”，住在陳望道家中，我求他幫助我辦理組織手續去蘇聯學習。陳望道說，吳庶五（陳的前妻）在日本研究繪畫，他勸我先到日本進學校，這樣就可以領取“庚子賠款”中的留學生經費作學費，每月70元。而且日本也有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可以在那兒接關係。我同意了，他便寫信托吳庶五在日本東京白山禦佃町“中華女生寄宿舍”給我租一間三鋪席子的房間。陳望道還說，沈雁冰用“茅盾”筆名發表的《幻滅》、《動搖》、《追求》三部曲，引起左翼文人在報章雜誌上對他的批判，他很悶氣，也想去日本，正在找同伴。沈雁冰曾在上海平民女校當過教員，我們認識，但沒有交往過。

　　陳望道說這話的第二天早上，我正在天井裏跳繩玩（那時我23歲），忽然門鈴響，我從門縫裏看見茅盾。他穿著深灰色的綢料長袍，黑色平底鞋白襪子，瘦瘦小小的，再加上又濃又黑的八字胡須，活像個算命先生。天氣並不熱，他手裏卻緊緊捏著一把黑折扇。我開玩笑故意問他：“你找誰？陳先生不在家。”“我找徐小姐。”我打開門迎他進來。他一邊走一邊歪著頭笑眯眯地問：“你就是徐小姐嗎？我姓茅，我叫茅盾。”我手裏攥著繩子，請他到客廳裏坐。他還取笑說：“在學小孩遊戲呀。”

　　在客廳落座後，他與我商定了行程，我就上二樓開箱取出25元日鈔給他，請他代買船票。日鈔是5元一張的共5張。他把鈔票放進小皮夾裏，又取出來湊在鼻尖上嗅嗅，直說：“好香，好香，真舍不得花掉它。”我一再說明那鈔票是偶爾壓在洗臉的香皂底下的，並沒有灑香水。我後來才知道，茅盾身上常常灑香水。

　　1928年7月初，我們離開上海赴日本。出發的時候，茅盾叫了汽車到陳望道家來接我。這時，他的八字胡須不見了，淺灰色的毛料西裝穿得筆挺的，黃皮鞋擦得亮亮的，儼然一書生模樣。他化名“方保宗”，我仍用化名“徐舫”，搭的是日本人的小商輪。沒有客艙，都是25日元一個床位。乘客大約10人，除了我和茅盾，都是日本人，隻有我一個女客。在船上，茅盾常常約我到艙外，憑欄眺望大海，興致勃勃地談他的著作，他的身世，談他在大革命高潮時在武漢當《國民日報》編輯的情景，也談對文學界各家各派的看法。不管他談些什麽，最後都免不了說到他個人生活上的不幸。他說，他是在繈褓之中，由父母之命，媒的之言，訂了親。盡管他18歲那年就提出反對包辦婚姻，但母親不同意，硬是大張旗鼓，吹吹打打地用花轎把兒媳婦抬進門來。由於新媳婦脾氣不好，茅盾感到很難相處。

　　有時候，他在甲板上給上海的鄭振鐸等人寫信，還喜氣洋洋地拿給我看。我發現，上麵寫到我，我的穿戴、動作、語言，甚至我後腦勺的一綹少白頭發被海風吹得翻滾成灰色，也生動地描寫在信箋上。中華書局給我印了一盒100張“秦德君”字樣的名片，他也不客氣地從我的書包裏取出來，一張一張的丟到海裏，還快活地嚷嚷：“秦德君跳海了！”丟一張，嚷一聲，居然把我的100張名片丟得一張不剩，最後把裝名片的紙盒也丟下海了，再後來就隻有丟他嘴裏的香煙頭了。

　　他個子小，我管他叫“小淘氣”，他叫我“阿姐”，盡管他比我大10歲。

　　一路上風浪不大，我們就輕鬆愉快地到了神戶。那時我覺得他還不錯，為人不錯，但說不上喜歡。我也沒覺得他在追求我，但我感到也許有些方麵我吸引了他。我想，我們倆都是共產黨員，誌同道合，彼此談得來，也信得過。我壓根不知道他當時已脫黨。他從來沒跟我說起過，我一直以為他還在黨內，是個共產黨員。在我和他相處的日子裏，他始終沒有告訴我。

　　從神戶上岸，坐火車到東京，我們倆一起去白山禦佃町“中華女生寄宿舍”去找吳庶五。吳庶五已經替我在那裏租了房間，但是並沒有為茅盾作準備，因為她事先根本不知道他要來。茅盾是臨時決定來的。吳庶五便想辦法介紹他住進我們宿舍附近的“本鄉館”。

　　茅盾在“本鄉館”頗感寂寞，朝朝暮暮往我們女生宿舍跑。學生寢室不許會客，中國女學生共用一個會客室，茅盾嫌別扭，我和吳庶五便去看望他。不久，茅盾的好朋友樊仲雲來到東京，住在“本鄉館”茅盾的隔壁，可茅盾還是情緒消沉。他對於上海文藝界批評他的《幻滅》、《動搖》、《追求》三部曲消極反動，想不通。我對他說，革命低潮很快就會過去，等到高潮來了我們再幹，我們倆先一起去蘇聯。茅盾那時沒職業，手頭缺錢，小說又受到批判，覺得沒出路。我和吳庶五極力勸慰他，認為他是個書呆子，經不起大革命失敗的風浪而鬧情緒。我每當聽到茅盾消極、頹唐、悲觀、失望的呻吟時，都耐心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勸導他，鼓勵他勇敢些，朝前看。茅盾聽了很感激，他說他好比沉淪在大風大浪裏，好不容易抓到了我這樣一根救生藤。我也因他的話而深受感動，決心振作精神傾全力扶持他前進。

　　從此茅盾的心情逐漸開朗，已不是原來那般哀哀愁愁、喪魂失魄的樣子，走起路來也不低頭彎腰，而是歡快跳躍了，簡直換了一個人。他高高興興地寫好了一篇文章《從牯嶺到東京》，在寄給上海《小說日報》發表以前，興高采烈地送到女生宿舍來給我看。他顧不得旁邊有人，緊緊地抱著我，把我叫作他的救星，挽救他的命運女神。他著重指出文章中的主導精神就是：“我看見北歐運命女神中間的一個很莊嚴地在我麵前，督促引導我向前。她的永遠奮鬥的精神，將我吸引著向前。”他心情激動結結巴巴地說：“啊，啊，阿姐！北歐運命女神中間最莊嚴的那一個就是你啊！就是我親愛的阿姐啊！”

　　他還指著從銀座夜市的地攤上買來的英文版北歐神話書籍說，北歐運命女神的故事是說姐妹三人，大姐感傷過去，三妹蒙著麵紗低頭冥想未來，惟有中間最莊嚴的那一個勇往直前、永遠奮鬥的精神挽救了他。他說著說著就緊緊地握著我的手，激動得熱淚盈眶，說不出話來。茅盾還說，北歐運命女神也是象征蘇聯。他說，他的二弟沈澤民夫婦在蘇聯，他已下定決心和我一起去蘇聯。他畫了一張去蘇聯的路線圖，由東京到京都，轉敦賀，再轉海參崴，去到莫斯科。他還說，必須先到京都找楊賢江辦理組織手續。楊賢江就住在西京高原町。

　　我一到東京就進了“東亞預備學校”學習日文。我的想法是，萬一去不成蘇聯，就要好好學習，才能爭取用庚子賠款的留學生教育經費當學費，並且還準備參加在日本的中國共產黨組織。

　　當時，楊虎城、謝葆真夫婦和楊虎城的秘書米暫沉、隨員郭則沉都在東京，謝葆真是我在西安當陝西省立女子模範學校校長時期的學生，1927年同我一起參加北伐戰爭，勝利會師中原以後，和楊虎城結婚，我是女方的主婚人。他們夫婦願意資助我去德國。鄧飛黃、郭春濤都是和我一起參加北代戰爭的，他們來信表示願意幫助我去任何一個國家。我當時不太願意接受資助，想自力更生。同時也企盼在日本尋找黨組織，接上關係。我想，好在茅盾也是共產黨員，我們倆彼此可以證明。茅盾看到這些情況，不斷催促我去京都找楊賢江辦理組織手續去蘇聯。他要同我一起去。

　　那時，我同茅盾的關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我每天提著書包上學，一出門，就看見茅盾那笑吟吟的臉。他為我提書包，扶我上電車，一直送我到校門裏。中午，他又在學校門口等我，我們一起去吃飯。下午一般是去看電影。我本來是不大愛看的，因為那都是英文字幕，茅盾英文好，他邊看邊給我翻譯。看完電影，他就送我回宿舍，到門口就分手了。這些行動，他都有意避開吳庶五。後來，慶祝日本天皇昭和登基，日本政府把國內外一些著名的表演團體請到東京演出，我陪茅盾看了一場又一場，他最感興趣的是摩托車在牆壁上橫著跑。無論在什麽場合，他都緊緊拉著我的手，惟恐我在人群中走失了。由於每天我隻有半天課，下午便和茅盾在一起，連他去理發店也要我陪他。夜晚逛夜市也形影不離，公園、地鐵、電影院、百貨公司都有我們的蹤影。經過這樣頻繁的接觸，加上我們都是天涯淪落人，我也漸漸對他產生了感情，我覺得他博學多才，性情隨和，對我關懷體貼，我有不懂的問題，他總是耐心地講解。感情這個東西總是相互作用的，如果隻有一方有意，無論是友情還是愛情，都不可能成功，因此，誰主動都無可厚非。至於我們倆，從友情到愛情，的確都是茅盾主動。現在有些書刊上，說我因茅盾是名人，瘋狂地追逐他，那不是事實。我認識的名人很多，有的名氣當時比他大，我也從不曾追逐過。我去日本，原想是住一段，能找到什麽關係就去蘇聯，如果去不成，也想學好日文以後，能進入一個學校，爭取到庚子賠款中的留學生助學金，生活也不成問題。但是由於與茅盾的交往，我的日文沒有學好。這時茅盾口口聲聲要同我一道去蘇聯，我感到他的關切，同時也考慮到，就這樣晃晃悠悠地呆在日本，手頭的錢花光了怎麽辦？在茅盾的一再催促下，大約在1928年12月初，我們倆便到京都找楊賢江去了。
　　楊賢江是共產黨員，1921年在北京開少年中國學會的會議時，他出席了，所以我們彼此認識。後來，他和鄧中夏、惲代英等一些人去四川演講，我們也見過。他和茅盾比我更熟，因為他們同在上海當過編輯。找到楊賢江，也許可以接上組織關係，並可以通過他辦理手續去蘇聯。

　　我和茅盾去京都，吳庶五等友人不知道，因為我和茅盾沒有告訴任何人。原來我以為找了楊賢江接上關係，當天就回來的，所以我去京都時，宿舍裏的東西什麽也沒帶，也沒清理什麽東西。在離開東京以前，茅盾對我更好了，他寫了一封信寄給我十年不見的媽媽，說我和他將一塊去蘇聯莫斯科了。

　　我和茅盾都住在楊賢江家裏。楊賢江和夫人姚韻漪、兒子肉肉一家三口，雇一個下女，靠楊賢江筆耕度日，過得還不錯。我們一到，茅盾就和楊賢江關起門來密談，連我也不讓聽。究竟談的什麽，我至今也不清楚，我隻知道從此以後茅盾就鬧開了病。原來他就有沙眼，我就成了他當然的護理員，學著給他翻眼皮，上眼藥。這本來不影響去蘇聯，但是，他接二連三地又說牙痛、心口疼、肚子疼，我當然很著急，百般照顧他，就這樣耽擱下來了。從此茅盾再也不提去蘇聯的事了。我們就是在那段時間開始同居的。我也曾想到茅盾有妻子，但茅盾對我說，他不愛他的妻子，要和她離婚，和我永遠在一起，我這才與他同居的。

　　但是，長久住在人家家裏，未免太打攪了，必須另找房子住。巧得很，從上海去京都政治避難的紅色青年高爾鬆夫婦、弟弟高爾柏夫婦、周範文夫婦、帝國大學的留學生漆湘衡夫婦、袁文彰等，在楊賢江家附近，早就租住著一排平房，可住七戶人家。每戶三間，其中兩間六鋪席，一間三鋪席，加上一間廁所，一個廚房，有煤氣設備。第四套房子正好空著。我們就搬進去租住了。我思前想後，進退維穀，隻好放下心來，好生護理茅盾的“疾病”，隻有他的病好了，我們才能去蘇聯。但事實證明，這隻不過是一場黃粱夢罷了。

　　這些青年人大都靠賣文稿度日，對茅盾很是歡迎，因為凡經他介紹寄出的稿子，上海出版商沒有不用的，而且保證千字四元，提前支付。由於他們的稿子一般是由茅盾同時寄出的，所以稿費往往也同時收到。收到稿費時，大家常常集體出遊。春天到郊外賞櫻花，秋天到崗山摘紅葉，去寶塚看歌舞，赴奈良登三笠山，臨猿澤池。奈良的神鹿頗有我們中國峨嵋山上猴子的風度，與遊人同樂，我還以花生米喂它。茅盾用相機把這個場麵拍下來了。他每次出遊都帶相機，興致勃勃到處拍照，沒有一絲病容，但是他為什麽總說自己有病呢？我不明白，也沒多想，那時沉浸在幸福與歡樂之中。我們的住房雖然簡陋，而門前道旁便是櫻花，盛開的季節，如雲似霞，我和茅盾在寫作學習之餘，攜手並肩散步在花下，共敘衷情，含情脈脈的目光對流，但願天長地久，地久天長，生活的道路似櫻花般燦爛，兩人相親相愛，永不分離。茅盾向我表達的真摯的情和愛，使我的心亦如櫻花般怒放。

　　有一回，我們乘坐高空電車，不料電車半途發生故障，懸掛在空中不進不退，乘客們驚慌起來。可這時，茅盾露出一張充滿激情的笑臉，緊握我的手，湊近我的耳朵說：“阿姐，就這樣掉下深穀裏去解決了，夠幸福的啊！”他那樣誠摯地說出同我一道去死就是幸福，這是個什麽樣的幸福呢？難道一同活著就不幸福了嗎？他是否有什麽不能對我說明的隱情呢？我一時想不清楚。

　　平常的日子裏，我們集體吃飯，由高爾柏的夫人唐潤英和我做飯。我倆一起采購，她洗菜切菜，我掌勺，每日三餐，起早貪黑。但我主要精力放在茅盾身上，照料他的病體，替他抄稿，為他提供寫作素材。

　　這一時期，茅盾心情仍然有些鬱悶。他說沒有想到《幻滅》、《動搖》、《追求》三部曲在文壇上引起軒然大波，需要寫一部更新的小說來扭轉輿論，隻是苦於沒有題材，愁煞人啊！為撫慰他苦悶的心靈，我搜腸刮臉把友人胡蘭畦的經曆在腦子裏過了一遍說，從“五四”浪潮裏湧現出來的青年，反抗舊勢力，追求光明，有許多動人的故事，是很美妙的素材。接著我便把她抗婚出逃，參加革命的事情述說了一番。茅盾大感興趣，決定以胡蘭畦為模特兒，再加上其他素材，集中精力動手寫一部長篇。他並沒有見過《虹》裏麵的女主角梅女士的原型胡蘭畦，由重慶出巫峽的山山水水，以及成都、滬州的風貌，他也沒見過，我盡可能具體詳細地對他描述。他每寫好一部分，便由我抄稿，同時順手把有關人物的語言，改成四川話。茅盾盤腿坐在室內的草席上就著小炕桌奮筆疾書，後來才換成高一些的長條方桌坐著寫。小說終於寫成了，《虹》這個名字是我起的。四川的氣象常有彩虹，既有妖氣，又有迷人的魔力。順便說一句，《幻滅》、《動搖》、《追求》三部曲合而為《蝕》的名稱，也是我提出的。我說，幻滅之感，如日月之蝕，是暫時現象，也是必然現象。茅盾非常讚美我提的名稱，頻頻點頭，溫柔地結結巴巴地說：“啊、啊、啊，我的好阿姐啊！在這個世界上，惟有我的阿姐好啊！”

　　《虹》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創辦的《小說月報》上連載，轟動一時。後又出了單行本，銷路很廣。但是原來計劃寫的《虹》，隻寫了一半，還準備寫下一半，後因人事滄桑，沒能完成。

　　楊賢江和高氏兄弟等人雖是以賣文為生，但多是搞翻譯，也不翻譯文學作品，都不是茅盾在文學上的知音。茅盾情切切地想要把我培養成他文學上的知己，經常和我談論什麽自然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這個主義、那個主義，說個沒完沒了。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我也被熏染得學習日文，以日本的普羅小說為教材，邊學邊譯成中文，經茅盾的手寄到上海《東方雜誌》、《小說月報》、《文學周報》上發表，秦覺、辛夷就是我的筆名。把日本文學作品介紹給中國的廣大讀者，我認為這很有意義。茅盾還說我有當作家的天才，隻要把我的經曆組織起來，串聯起來，就是一部很好的文學作品。盡管當時上海文壇正在批判茅盾的三部曲，他卻要我寫一篇吹捧小說中的女主人公章秋柳的文章，我對他的三部曲並不熟悉，不願寫，但經不住他再三請求，勉強寫了，經茅盾加工以後，由他寄給上海《小說月報》，發表了，用的筆名是“辛夷”。梅蘭芳獲得美國“文學博士”頭銜以後，上海《文學周報》曾出專刊罵他。茅盾非要我也寫一篇，我對梅蘭芳的事並不感興趣，也是因為茅盾沒完沒了地動員，隻得言不由衷地給梅博士一頓批評。

　　我和茅盾寫稿還有一個目的，就是賺取稿費過日子。那時，茅盾的稿費有一部分還要養家，我由國內帶來的原準備赴蘇聯用的錢也花得差不多了。

　　這時，我懷了茅盾的第一個孩子。因為貧窮，還因為我仍想去蘇聯，有孩子便是個累贅，我們決定做人工流產。茅盾說他對日本社會不熟悉，叫我回國去做。他把我護送到神戶，我由那兒搭船到上海。先住到他母親的隔壁，向葉聖陶取了一筆稿費作為住院費。葉夫人胡墨林熱情地給我縫製了一些衣服。茅盾又寫信委托已回上海的吳庶五陪我到四川路“福民醫院”，找日籍醫生“板板”做人工流產手術。我眼睜睜地看著醫生把我遠涉重洋，專程來請他屠殺的我的心肝兒子的屍體，泡在玻璃瓶裏做標本，然後含著灑不盡的傷心淚，隻身回到日本。在海輪上，遇到張光人（胡風）和朱企霞夫婦，他們和我是在南京相識的。茅盾到神戶來接我，我給他介紹了張光人，他們就這樣交上了朋友，那是1929年9月。1930年8月在上海，茅盾把我們倆分手前在上海合照的6寸紀念照片送給胡風保存，惟恐放在自己手裏被人毀掉。1966年5月，十年浩劫開始了，胡風由秦城監獄轉移到成都，路過北京，把照片轉送給我。相隔36年了，感謝老友在長年的憂患中還保留這樣一件尋不著、買不到的“曆史文物”，真是彌足珍貴！

　　我和茅盾回到京都高原町，異國現實不容許我將息調養。我們雇不起下女，事事仍靠我操勞，身心疲憊，不堪言狀。茅盾也深感內疚，熱淚長流。他雖然也想減輕我的家務，但長期以來，隻知讀書寫作，別的全然不會。有一次，他動手打開一個罐頭，把手劃傷了，他就驚惶失措地抱著頭直喊：“我頭昏了，不得了，不得了啦！”隻好仍由我來收場。

　　　　　　　　　　　　　　　三　櫻花凋零

　　1929年冬，日本大檢舉開始了，在日本的中國共產黨組織被一網打盡。平常教我日語的中國留學生漆湘衡、袁文彰被捕，和我們經常來往的沈起子也被捕了。從此，流亡在京都的紅色青年紛紛回上海，就剩下我們兩人。但茅盾堅決不肯回國，隻要我一提起回上海，他就抱著我痛哭流涕。我當時很不理解他為什麽如此。

　　高原町如今已變得冷清寂寞。我們遷到熱鬧些的一所二層樓房，每月房租24日元，比高原町的貴4倍。樓下有花園，園裏有無花果樹，果實累累。茅盾很愛吃無花果，他總是笑眯眯地向我作揖，求我上樹摘給他吃。他還喜歡吃漆湘衡夫人從四川捎來的臘肉，可隻有我親手烹調的臘肉他才愛吃。雖然我倆情深意長，但異鄉的孤寂，加之通貨膨脹，生計日感拮據，不得不作歸計。

　　1930年4月初，我們回到上海。先住了三天旅館，後搬到楊賢江家裏，住在他家的三層樓上。借來兩張三屜舊條桌，兩把木板桌子，一張搖搖晃晃的雙人床。我和茅盾一起到景雲裏去看望魯迅，他又幫助我和茅盾一起參加“左聯”。我們還看望了茅盾的母親，茅盾的盧表叔，又到他的好友鄭振鐸家裏和商務印書館的舊友歡聚。

　　為了生活，他寫文章，我給他抄寫，此外我還繼續學習翻譯。由於茅盾的麵子，開明書店和我訂約翻譯一部日文《中國戲曲小說史》，10萬字，預支稿費500元，作為臨時生活費用。我翻譯到兩萬多字時，又懷了茅盾的第二個孩子。這時，茅盾原來的妻子孔德氵止常來哭鬧，攪得我們什麽事也做不成。加上茅盾的母親堅決主張茅盾恢複她一手操辦的婚姻關係，同孔德氵止破鏡重圓，而茅盾素來很是孝順，這時左右為難，很是揪心。我的侄兒秦國士當時正在“中國公學”上學，眼見我們這樣貧困，日子過得又不舒心，也力勸我暫回四川老家看望母親。

　　這時，我開始感到茅盾在態度上，也有了微妙的變化。他說話有時說一半留一半，心神不定。一天，楊賢江的夫人告訴我，她在先施公司親眼看見茅盾和孔德批兩人帶著孩子在買東西，她說：“他們蠻好呢！”我聽了不做聲，心想，茅盾當著我的麵，對孔德氵止不理不睬，躲得遠遠的，如今又背著我在一起，這是怎麽回事？有一回，茅盾外出說是辦事。我闖到茅盾的母親家裏，發現這兩人正在說話。後來，孔德批三天兩頭往我們家跑，給他送吃的、穿的，茅盾還去接她。這時，上海的小報上，出現了一些罵我的文章。我估計，作者一種是偏向孔德氵止的，一種是對茅盾有看法的，唉，我一個革命的女子，何必討這份閑氣！我提出分手。說實在的，我心裏也是不舍，但又想放個試探氣球，看看茅盾是啥態度。茅盾先是不同意，後又說，暫時分手也罷，要求同我訂四年之約，他以四年來寫作，將稿費支付離婚費，我倆再圖百年之好。我哪裏下得了這個決心呢？他再三再四地懇請。

　　我被茅盾糾纏不過，也心疼他辛勞憔悴，日子過得不安寧，而且寄居在楊賢江家也非長久之計，隻好同意他的四年之約。我從心底愛護他，又舍不得他，他拖著我到附近照相館合照了一張6寸照片，作為暫時分手的紀念，兩人各持一張以誌不忘。茅盾後來送給胡風的就是這張。我們還約定四年團圓後，再續完《虹》的後半部。這是1930年8月的事。大計已定，我約茅盾和孔德氵止一起到虹口公園見麵。

　　我和茅盾又一起去看望丁玲，對她說明我們的決定，暫時分離四年。丁玲堅決反對，她認為那樣對我不利，也不公平。但事已至此，咋能反悔呢？

　　回頭來，茅盾按計劃護送我到福民醫院，仍找日籍醫生“板板”做人工流產手術。就這樣，我們的第二個孩子又被“謀殺”了。他扶著我上手術台時，兩眼淚不幹，嘴裏直喊“妹妹！妹妹！”雙手摟著我的肩，心疼得痛哭流涕。他在醫院陪了我三天，灑不盡的淚水。離開醫院時，他情意綿綿地要我寫個簡曆捎去，說要為我聯係組織生活。他的關切使我深受感動。

　　沒想到，一星期後，我隻身從醫院回到楊賢江家的三層樓上，哎喲喲，四壁蕭條，人去樓空，倍感淒涼。我顧不得休息，下樓去找楊賢江。他沉重而又惘然地沉默很久，慨然歎息說：“北歐運命女神上當啦！‘四·一二’政變後，黨的工作轉人地下。沈雁冰以‘茅盾’為筆名，發表《幻滅》、《動搖》。《追求》三部曲，在上海進步的文壇上引起批判，待不下去了，才去日本的。他已經離開了組織了。”茅盾的好友樊仲雲憤憤不平地說：“雁冰這樣做，太不對了。”

　　我的天哪！忽然這樣一個晴天霹靂，我頓時感到天黑地暗。我原以為，茅盾一直是個共產黨員，我失落了組織關係，見到他，他就可以為我證明，這樣，我也就有了組織關係。誰知道完全不是這麽回事啊！政治生命被摧折，愛情給狗吃了，我還有什麽前途呢？我的心百孔千瘡，血流不止。我轉身回房，順手拿了兩小瓶安眠藥片，那是茅盾忘帶走的，共200片，打開曬台上的自來水管用手接水，把200片全送進肚裏。我隻歎自己有眼無珠，認錯了人，真是紅顏薄命啊！這是1930年8月，我和茅盾在楊賢江家隻住了四個多月。

　　當我蘇醒過來，站在我病床前的白衣大夫說：“這是紅十字醫院，你來了一個星期了。”我看看胳膊上打強心針的創口，腫得像個皮球。我大哥秦希文烈士的兒子秦國士當時正在上海學習，他蹲在地板上給我揉腫塊。他說，奶奶（即我母親）已經12年沒看見我了，天天在家哭，想念我。他懇求我回四川老家去。我一想，在上海也實在呆不下去了。經濟上，沒有來源；政治上，又失去了黨的關係；生活上，慘遭不幸。再加上當時上海的小報上，風言風語，對我橫加指責，我身單力孤，哪裏抵擋得了？還是回家吧，回到媽媽的懷抱，在她的愛撫下，將息將息吧，我已身心交瘁。於是，出院以後，秦國士背我上了船，登程回四川。上船的時候，茅盾前來送我，還帶來些路上吃的東西，一副依依不舍的模樣。我當時隻看了看他，沒有力氣說話，心裏很是酸楚，但還是抱著一線希望：四年為期。

　　寬闊的長江江麵上，船兒逆水而上。我受盡折磨的靈魂與身體都奄奄一息，沿途屢屢昏迷與休克，不得不上岸在武漢、宜昌、萬縣住進醫院。在萬縣，路費耗盡了，好在那裏離我家忠縣隻有280裏水路，侄兒由陸路回家要錢來接我。我到家已是秋涼時節了。

　　我離家已12年。這次，不是榮歸故裏，而是窮途未路回家了。當家做主的二嫂子不歡迎，牙尖嘴利的，逼我立刻走人。媽媽看到我太瘦弱，忙著給我煎銀耳，還要把省下來的一筆錢寄到上海，接女婿茅盾來家見見麵，然後再叫我們倆一道回上海。媽媽說著說著把先我而到的茅盾寄來的兩封掛號信給我看，信裏有我和他最後分手時照的6寸照片。

　　二哥秦仲文大病初愈，為著二嫂對我不好，通宵與她爭吵，全家不得安寧，再加上有人在外揚言，說我是從蘇聯派回來搞“赤化”的，要迫害我。此人的根據是兩年前茅盾在東京和我起程去京都前曾給我媽媽寫信，說我和他一道到莫斯科去了。媽媽原來聯係我讀過的小學，讓我去教書，免得我寂寞。現在情況危急，不得不把我裝扮成死人，黑夜裏用滑竿抬出城，放夜船，由二哥護送到豐都——傳說中的“鬼城”，我再“複活”，由鬼變人，乘汽艇赴重慶，住到姑媽家裏。她的兒子熊福田是“紅色律師”，對我來說很安全。

　　我的處境好比是“屋漏偏遭連夜雨，行船又遇打頭風”，走投無路，心力交瘁，病魔乘虛而入。先是腰疼得站不起來，繼而惡性瘧疾等多種疾病接踵而至。我的本家哥哥秦仲高特意把我接到他家養病。我不斷地發高燒，臥床不起，百般醫治無效，衣、衿、棺、槨均已準備齊全。後來秦仲高請來“鬆蓬”活佛，他用從西藏帶來的藥物，把我從死亡線上救活過來，這已是1934年10月了。

　　從前，茅盾三天兩頭給我寫信，表示惦記我的身體，一再重複他的誓言，四年之後團圓。我有時相信，有時又不相信，因為他是個孝子，事事都順從母親，自己做不得主。我也經常給他回信，但是從他的來信中，我發現他根本沒收到我的信。我知道，信被他的家人扣了，再也到不了他的手上了，便不再回信。我病重時，茅盾一連來了幾封信，本家嫂嫂秦仲高夫人替我回信，告知我已危在旦夕，他以後便隻來過一封信，說是他已搬家，但並未寫明新的地址，從此杳無音信。

　　我一病四年，恍惚又是一世人了，回憶往事，肝腸寸斷。原先茅盾與我相約分別四年即團聚，如今四年已過，所謂“百年之好”，什麽“此生不愛第二人”，當初信誓旦旦，統統化為泡影。我憤而撕毀了分手時合影的6寸照片，燒毀了我四川以後他給我的一係列信件。他走他的陽關道吧，我還有自己的革命前程呢。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南京淪陷，蔣介石把重慶定為陪都。茅盾也輾轉來到重慶，從事進步文藝活動。不是冤家不聚頭，有幾次我同茅盾不期而遇。

　　1938年在重慶天官府7號，郭沫若領導的文化工作委員會的大門口，那天陰雨綿綿，我穿著玫瑰紅晴雨兩用衣正要進門，冷不防同正從裏麵出來的茅盾撞個滿懷。他手裏拿著黑雨傘。我們不約而同地都站住了，彼此都不知說什麽好。我的喉頭梗塞住了，他低下頭去，不敢正眼看我。他還是那般消瘦，那般憔悴，我倒有些可憐他了。我想，他大概以為我早死了，現在居然活生生地站在他麵前，他的驚詫和內疚可想而知。後來我對胡風說，看茅盾那副窮相，很想在經濟上幫他一把，但遭到胡風的激烈反對。他認為茅盾對不起我，不值得幫助。

　　又有一年為南社詩人柳亞子祝壽，也是在天官府街7號。滿滿四桌騷人雅士開懷暢飲，觥籌交錯。茅盾忽而站起來，毛遂自薦地代表壽翁巡回敬酒。他原來坐在我背後一桌，同我背對背，這一轉身站起來，就和我麵對麵了，我坦然正視，恰巧他在習慣性地偷眼覷我。兩人目光相撞，他立刻把目光閃開了。唉，何不大方一點呢？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在上海為郭沫若祝壽，在郭家客廳酒宴上，同樣的情景又重演了一次。
　　1946年夏天，在上海花旗銀行大廳裏，為李公仆、聞一多追悼會開籌備會。因為忙女兒秋燕去解放區的事，我已四個夜晚沒有休息，困倦極了。在主持人宣布開會前一會兒，我把頭歪靠在手提皮包上幾乎睡著了。茅盾遲到，是最後一個人場的人。他一進來就挨個握手。他來到我跟前，伸出手來。我心裏有氣，假裝睡著，沒答理他。四座愕然。散會後，就有人議論，說什麽“秦小姐好驕傲啊！茅盾走到她跟前，她竟然刮茅盾的胡子——不理睬！”

　　解放戰爭時期，我在黨的領導下，在上海從事國民黨軍隊的策反工作，不幸被捕。敵人嚴刑拷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上電刑，我都沒有屈服，沒有出賣同誌，保守了黨的秘密，敵人一無所獲。1949年5月，在國民黨的法庭上，我被判處死刑。在行刑的前夕，解放軍進軍神速，把我從敵人屠刀下解救出來。但是許多朋友都以為我已經犧牲了。

　　　　　　　　　　　　　　　四　餘波陣陣

　　1949年8月，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期間，我住在北京飯店二樓17號房間。有一天清晨，我到陽台上活動鍛煉，忽然發現三樓的陽台上有人。我仔細一看，茅盾！他雙手扶著欄杆，笑吟吟地目不轉睛地看著我。原來他就住在我的頭頂上。我當時百感交集，難以自持，轉身回到房裏，久久不能平靜。可是就在籌備會議期間，有一天會上突然宣布我是叛徒，在國民黨監獄中有出賣組織的行為，說是上海公安局來的材料。同時宣布撤銷我的第一屆政協籌備委員資格，令我接受審查。我奮起抗辯，向統戰部申述。許多人不了解情況，對我立刻變得冷冷的了。這時，陽台上再也看不見茅盾含情脈脈的笑臉了，連背影也看不見了。電梯裏上上下下，盡管有時我和他麵對麵，肩並肩，或是背靠背，他都如同陌路人一般。也許是他膽小，怕沾邊惹上麻煩吧。

　　1950年，組織上給我作出“沒有出賣組織”的正式結論，安排我在教育部工作，並且從第二屆政協開始，一直到第七屆，我都是政協委員。

　　在北京，我和茅盾又曾數次相遇。有一次，我去東安市場北門內“稻香村”水果攤前買蘋果，忽然一個很熟悉的浙江口音“我要兩斤蘋果”，擦過我的耳鼓，我不由得往前一看。啊，是他，茅盾！沈雁冰！他現在心寬體胖了，尖削的下巴有些圓鼓了，已不是當年弱不禁風的模樣了。他回頭猛一發現我站在他後麵買蘋果，驚慌地一溜煙跑了。我拎著自己的兩斤蘋果走出北門，隻見他慌張地鑽進一輛黑色小汽車裏，把大拇指咬在牙齒中間，歪著腦袋癡望著我。我很熟悉他這種沉思的姿勢，心裏想，何苦呢？幹嘛沒有勇氣再回去拿買好的蘋果呢？

　　在國宴上，在有些會議的會場上，多次碰麵，也就不必提了。

　　1951年我在教育部工作時，申請恢複黨籍，寫了跟茅盾同路去日本的經曆。組織上拿到文化部找他核實，他說他不是黨員，不便證明我是黨員，因此他的證明信上，隻寫了“秦德君當時的政治思想是進步的”。我想，這是關係我的政治生命的事情，他應該寫我失去組織關係的三年期間積極尋找組織的情況，因為，是否能恢複黨籍，那三年的表現至關重要。我便寫了封信用雙掛號寄給他，結果石沉大海，杳無音信。

　　十年浩劫，我被莫名其妙地投入秦城監獄，什麽罪名始終不清楚。一關八年，受盡苦楚，腿也摔斷了，直到1976年才出獄。

　　1981年，茅盾去世了。沈雁冰治喪委員會送來兩份請帖：一份是請到北京醫院向沈雁冰遺體告別，一份是請到人民大會堂參加沈雁冰的追悼會。這麽一來，我的心頗不平靜。去向他的遺體告別嗎？向他，向茅盾的遺體告別，我們倆的目光還能相碰嗎？向他，在茅盾的靈前去追悼他，我和他是個什麽關係呢？站在他的靈前算個什麽身份呢？思前想後，還是不去的好，免得觸景傷情，空惆悵。這時我眼前浮起了一幕幕往日的景象：燦如雲霞的櫻花樹下，悄聲細語，柔情似水，床前枕上，海誓山盟，勞燕分飛，“四年為期”

　　阿！美麗的櫻花，盛開的櫻花，一霎時便悄悄落下，有如海市蜃樓，瞬間幻滅……

　　我和茅盾生前在一起的日子，正是他從悲觀、動搖轉向積極進取、追求光明的人生道路上的關鍵時刻，也是他後來成為文學巨匠的新的起點。我把這些鮮為人知以及一些誤傳的事實真相寫出來，也許這對研究茅盾生平和創作的學者以及關心他的人不無參考價值。那麽我這九十多歲老嫗窗前燈下的精神也就沒白費了。

摘自《火鳳凰——秦德君和她的一個世紀》，作者：秦德君、劉淮。

http://www.oa18.com/read/history/biography/now/h/hfh/00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