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長沙起義 加入“３１３０” 南下 策 反 劉 安 琪 兵 團
１９４９年４月，程潛將軍領導長沙起義的意圖已經明朗化。整個長沙乃至湖南各地的進步人士，都紛紛表態擁護程潛起義。
這時，我的好友鄧飛黃，已加入王昆侖同誌領導的“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簡稱“民聯”），成為長沙“民聯”負責人之一。他與馬子穀同誌經常聯係，並介紹我加入“民聯”。從此，我常到老同學黃定戎家裏，向他表明我投靠革命的決心，坦誠地講述我從恐懼、想逃跑，轉變到決心走向光明的激烈思想鬥爭過程。在他的耐心幫助和具體指導下，開始為革命工作。
是年４月間，在我主編出版的民政廳《自治月刊》上，發表了我撰寫的揭露蔣家王朝黑暗政治及其罪行的文章《論政治改革》。該刊期印５０００份，發至各縣、各鄉以至部分保級學校，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至少讓各地都知道了省民政廳對於程潛將軍起義的態度。在４月召開的省參議會期間，香港華南局派周維新同誌來湖南，住在省參議員劉彬家中，策動長沙起義，暗中向議員們散發各種革命傳單。我在安遠時，劉彬係教育科長，周維新為督學。這次老友重逢，傾懷相訴，深感痛快！特別是在我人生道路的重要時刻，聽了周維新同誌講述的革命道理，更堅定了我的革命信念。周維新同誌在長期間，我和劉彬二人負責掩護。離長回港時，由我借給旅費，並商定劉彬去港聯絡。５月底，劉彬從港回桂東號召民槍起義，我即派胞侄王文衡由長沙回家鄉，與他們一起投入解放桂東的武裝鬥爭。６月１６日，桂東解放，成了全省最先解放的縣。
８月４日，程潛將軍宣布湖南和平起義起義！我與省府的一大批中級幹部聯名發表起義宣言，在長沙各報刊載。緊接著，正式成立“民聯”湖南省籌備委員會，我被選為籌備委員，擔任聯絡工作。並派在解放後的省民政廳任視察室主任。此時，鄧飛黃看到湘西、湘南等區還有些縣沒有解放，要我盡快寫信給有關的縣長，規勸他們立即起義。我發出了９封信。結果：臨澧縣長袁平凡、漵浦縣長李佑琦，還有鄧建黃都倨鵒艘迤歟?斷蛉嗣瘛?/span>
長沙“３１３０”策反小組負責人黃定戎，對我的革命行動表示滿意。有一天，與他談及我和國民黨軍兵團司令兼粵北軍總司令劉安琪的秘書長李懋的關係時，說到我與他在江西共過事，過從甚密，他曾親口對我說過：“如有機會，還是歸隊好。”黃定戎認為這是一個很有利用價值的關係，可通過李懋，策動劉安琪兵團起義。經領導上研究後，決定讓我加入“3130”策反組織。並介紹我與華中軍區第一聯絡站站長郭士魁、副站長袁文超見麵，由他們向我正式宣布“準備南下”的決定。
南下策反，是對我的一次嚴峻考驗。要穿越蔣軍防線，需冒極大風險；一旦暴露身份，即有殺身之禍。且我妻子剛病死在江西萍鄉娘家，子女年齡尚小，無人照料。在我思想動搖之際，黃定戎同誌對我再三說明此舉的重大意義，勉勵我為人民立功。他還找民政廳副廳長高敬之，發給我愛人的安葬費。高敬之對我說：“此去如三個月內可以回廳，仍可保留工作。”組織上的關懷和信任使我深為感動。我想到程潛將軍起義前，也曾派程星齡、馬子穀去與解放軍聯絡，對起義的順利進行起了很大作用。自己應效法程、馬，在此關鍵時刻，爭取立功。
出發前，在第一聯絡站學習了三天，袁文超副站長對我進行了敵後工作方法及注意事項的培訓。並指示我，可長期隱藏在該軍內部，遇時機成熟，亦可以我方談判代表資格，直接與劉談判。他還告訴我，林彪將軍過去與劉安琪在黃埔軍校同學的情況，以及已經對劉進行過的大概工作情況等。郭士魁站長指示：遇有機會，應立即與劉進行談判。如他誠心起義，要馬上回站報告。學習結束後，由王燦然、黃定戎、賀克禮三人正式書麵介紹，化名叫郭海濤，於９月７日裝扮成商人出發，１２日到達廣州。
在廣州，李懋讓我在新華酒店與他同住。開頭隻對他說我是逃難出來的，請老朋友介紹到劉兵團總部工作。他滿口答應說，候劉安琪從曲江總部回來，一定想辦法。慢慢我倆談到了該軍內部情況。他告訴我，劉隻一個直轄軍駐在曲江、翁源、英德一帶，還有一個軍、兩個旅駐海南整訓，另有中央撥歸劉指揮的駐在坪石的一師人。而粵北大部分地區屬餘漢謀部駐防。劉名義上是粵北軍總司令，實際上，那些軍隊他指揮不動。
李懋不僅與我談得投機，而且信任我。他外出時，也放心的把我一個人留在房裏。有一天，我發現他的箱子未落鎖，在箱內翻到一份標有布防地區和部隊番號的廣東地圖，我速記下來，連同幾天來了解到的情況，將蔣軍在穗的軍事部署、兵種配備、作戰計劃以及軍內的矛盾等等，寫成書麵材料，向聯絡站作了第一次報告。
接著，我開始試探李懋對起義的態度，問他對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的看法。他說，國民黨軍已不可救藥。我進一步問，劉安琪在粵北怎麽辦？他說，沒有什麽辦法，一切聽從蔣總統的命令。我又問：許多國民黨軍先後起義，受到解放軍的優待，劉安琪是否也可起義？這一問使他頓時瞠目結舌，一時講不出話來。沉默了一段時間，他才說，劉部是蔣介石手中最後一張王牌，早已派賀衷寒在粵北監視。要他叛變，絕不可能！從此，李懋對我的身份產生了懷疑，我再提到兵團總部工作問題時，他就采取敷衍態度了。
幾天後，蔣介石由台灣飛來廣州，全城警戒森嚴。此時城內傳言解放軍就要南進，李懋心裏很焦急。我趁機向李懋建議：請蔣介石同意劉部全軍集中，或將海南整訓部隊集中粵北，或將粵北劉部撤至海南，便於劉的統一指揮。劉果采納這一建議，向蔣提出報告。蔣介石也認為可以考慮。
１０月初，解放軍進攻廣東，劉部未經抵抗即撤往海南，途經陽江、電白時，遭到我軍阻擊，消滅和俘獲劉部一萬多人。此時，我因未能打入劉部總部，不能以初步談判代表資格與劉安琪談判，失去一個逼劉起義良機。
李懋對我身份懷疑後，適他的家眷從台灣來廣州，我遷住斜對麵的升平酒店。一天，聯絡員李少玉來找我，正好被李懋撞見，李對我的懷疑進一步加深。但他沒有出賣我，而是保護我。蔣介石來廣州時，他特意關照我：不要外出，免遭盤查。１０月９日，劉安琪敗逃海南，李懋要離穗去香港辦事處，我經上級指示，隨李去港，繼續做策動劉部起義工作。此時，李懋直截了當地問我，這次南來，究竟是什麽任務？我覺得再沒有對他隱瞞的必要，明白地告訴他，自己是解放軍派來與他聯絡，共同爭取劉部起義的。並將我起義的經過全告訴他。作為老朋友，希望他一定抓住這個機遇，爭取立功歸隊。我還將南下前夕郭士魁站長對我說的，如起義成功，人民政府對劉一定妥善安置，對李將以自己人看待，派任重要工作等話，都對他說了。李懋聽後，極為高興。但他認為，劉安琪是個思想頑固的人，要想頑石點頭，恐屬不易。自此，兩人連續四、五日推心置腹，無所不談。既有共識，也有分歧，有時還辯論得麵紅耳赤。當談到將來解放了台灣，收回了香港時，李懋還說，到時他不會逃往美國，也沒有資格去當“白華”！表示願意參加策反，一起來促成劉安琪起義，爭取立功。他把在台灣的房產、家私全部出賣，把妻小接來了香港。
從此，李懋與我緊密配合，展開了對劉安琪的愛人和他弟弟劉安平的工作。工作很順利，弟弟和嫂嫂都同意起義，並立即動身去海南，與劉安琪共同計議。
１０月下旬，劉氏兄弟電召李懋去海南。開頭，李很擔心劉會變心害他。我與他共同分析，認為劉已窮途末路，此時不會加害自己的親朋密友。１１月初，李懋乘飛機到達榆林港，可劉安琪兵團已先二日被蔣介石調往台灣。李隻好失望地回到香港。
後得悉，劉部下軍長趙霖，拒調台灣，仍率部留在海南。蔣用“綏靖”政策，派陳濟棠出麵，偽許防守海南。李懋於是提出去策動趙霖起義。但不久趙霖就被顧祝同逮捕，押解台灣。
在廣州、香港和海南，策動劉安琪兵團起義都未獲成功。我將在長沙出發前夕，袁文超副站長有關長期隱藏在其內部的指示，提出來與李懋商量。
在廣州、香港和海南，策動劉安琪兵團起義都未獲成功。我將在長沙出發前夕，袁文超副站長有關長期隱藏在其內部的指示，提出來與李懋商量。李認為不行。因劉安琪通過他的弟弟和妻子，已經清楚了我們的身份和任務，縱然不殺害我們，也不敢留我們；劉的部下都是黃埔高級軍校生，我非軍人出身，也不會容我；敗退到台灣的國民黨，對革命尤為警懼，就在那段時間裏，國防部辦公廳主任馮某，暗中策動起義，被蔣察覺，受牽連被屠殺的五百餘人；解放後的湖南，曾派原省府社會處處長劉修如去台策反，亦被發覺後遭殺。因此認為我不宜赴台。
我既不能去台灣，又不好意思空手回長沙，在左右為難之際，聯絡站派李少玉來找我。李說，我的工作報告，組織上已收到。上級領導對我的工作很滿意，劉部已逃台灣，今後如何進行工作，尚在研究，要我等待上級指示。這番話，使我感到組織的溫暖。於是，我將李懋想我留港經商和介紹寡婦的事也作了匯報。李少玉聽後大笑了起來，問我是不是還在想發財？是不是怕在內陸找不到老婆？笑後，他告訴我，組織上要我調查英國先後在香港、新加坡召開的遠東參謀長會議情況。接受任務後，我立即著手工作，根據各報刊、雜誌載的新聞，寫成報告。還同李少玉一起去英軍炮兵陣地偷拍照片，且摸清了英海、陸、空軍實力。我將這些資料，連同《報告》，一並交李少玉帶回。
李少玉在港隻住了二、三天，臨走前對我說：“也許還會派你去台灣。”聽到這個消息後。我很矛盾。因我初到香港時，就曾碰到過在贛南的同僚張楷和吳義方等，他們驚奇地問我：“你去贛南解放崇義了，為什麽又到香港來？”我再三說明這是謠言，但他們始終懷疑我的行蹤。我住在九龍青山道１２８號４樓李懋家中，時來看望李懋的人中，也有不少人與我相識，並邀我到他們家去玩。如原江西省主席胡家鳳、原浮梁專員馮琦、原江西省社會處長熊子祥等人家裏我都應約去過。言談中，他們都對共產黨不滿。我以“逃難者”身份，隻有聽著，不敢多語，唯恐失言，極為尷尬。如果真的去到台灣，縱然命大，不被殺害，就象這樣與老朋友見麵的場合，也令人不舒服。可組織決定要去，還得服從，我也積極做去的準備。逃港的幾個贛南老友說過，他們曾寫信要蔣經國匯款救濟他們的生活。聽後，我靈機一動，與李懋商量，也給蔣去一信，寄至台灣草山官邸。信上說：“程潛在長沙起義，我不願跟他做順民，先已逃難衡陽，現已輾轉來港。生活非常困難，請予匯款救濟。”信發出後，有如泥牛入海，既未見回信，也沒有匯款來。１２月間，奉命回廣州。我將這次南下工作作了詳細匯報後，郭士魁站長再次征求我可否去台的意見。我分析了當時的情況，談了不能去的理由。以後未再提及此事了。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底，華中軍區第一聯絡站結束。1950年１月，我奉命調至華南分局南通部。２月，南通部派遣處副處長王格非，派我再去香港與李懋聯係，繼續了解有關劉安琪兵團的情況。我住在李懋家中，得知北京統戰部已派易希亮（又名易漢平）、華東統戰部又派何某，都在香港策動劉兵團起義。３月初，我返回廣州匯報，適易希亮同誌亦同時抵達廣州。南通部派遣處派秘書吳傑會見易。經交流情況和聽了我的匯報後，組織上認為北京、華東方麵都有人在與李懋聯絡，華南方麵就不必再派人去了。從此，我結束了南下策反的全部工作。
在解放海南島的戰鬥中，與李懋一直保持聯絡的劉部留守海南的一個旅，在戰地舉行起義。我聽到這一消息後，極為欣慰。
（方 楠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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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係根據王友智同誌的回憶整理而成。
http://www.gdjyw.com/gdfc/gdws/1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