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黃紹弘信任 當選 “力餘學社”候補理事
離開贛南後，回老家桂東住了幾天。不久，回到贛州，失業閑居。
１９４５年秋，抗戰勝利。１１月，我到南京去找工作。過去“改組派”的朋友，那時均無實職，不能幫忙。不久，蔣經國來到南京，“新贛南派”有１６人都來找他。他答應替大家想辦法，吩咐可在南京或杭州等候。我去了南京，看到周靈鈞、黃密、洪儀三人都在浙江省府任專員了，十分羨慕。未幾碰到由重慶幹校來杭州視察的秘書遊鯤，請他向蔣經國轉達介紹我去浙江省府工作的請求。蔣果真很快就給我來信，要我投往省府。但黃紹＿未發表我的工作。翌年１月，我找著一位小同鄉，又是小學和中學的同學、當時任浙西行署秘書長的胡雲翼，由他介紹認識黃紹＿。由於私人關係，特別是有蔣經國的介紹信，黃當即發表我任浙江省府專員。不日，又發表我兼任設計考核委員，要我立即參加審核各縣辦理“三征”的政績。
我很感激蔣經國能把我介紹給黃紹＿。２月間，蔣來杭州，我與贛南來的三位專員同去看望。他很高興，請我們同他一起吃飯。席間隨便談到黃紹＿在浙江的一些情況，還談到黃在紀念周會上，主張舊政協會議應成功的言論。無形中為蔣傳送了他所關注的有關黃的各種情況。事實上起到了幫蔣監視黃的作用。我很想多接近蔣經國，爭取日後前途。但是，從贛南同來的三個浙省專員，都在蔣麵前爭寵。１９４６年３月，蔣偕新疆伊黎代表阿洽買提江來遊西湖，我等去看望蔣，蔣隻接見周靈鈞一人。以後他再來杭州，我再三去看他，均不接見。我懷疑他們三人在蔣麵前講了自己的壞話，使我在蔣麵前失寵，思想上十分苦悶。
當時，黃紹＿在浙江組織的“力餘學社”已有七、八年曆史，共有社員五、六十人，每逢星期日，社員們處在一起談談笑笑，十分快樂。他們創辦《力餘月刊》，刊登論文、詩歌、小品文章，形式多樣，受人歡迎。蔣經國對我的冷落，使我產生了投靠黃紹＿之念，加入“力餘學社”是一條捷徑。提出要求後，社員們都歡迎我，我便入社了。
入社後，按期到該社座談，有時漫談時事，有時吃茶點談心，有時聽演講。有一次，黃紹＿演講，鼓勵社友應隨時代進步，不能違背曆史潮流，自取滅亡。黃紹＿的話，使我耳目一新，內心由衷敬佩。社友們對我很親近，改選時還推我為候補理事。
在這段時間，我也閱讀了一些民主進步書刊，思想上漸起變化，決意走黃紹＿路線，根據黃的思想動向，不斷寫文章，陸續在《力餘學社》上發表。如：關於對日和約問題，主張應邀蘇聯參加會議；當英國當局拆毀九龍城木屋時，主張“收回港九，答複英帝暴行”，此文還由學社推薦到杭州廣播電台廣播。從此，我成了學社的重要人物。我寫的文章，也曾重繕投交《東南日報》發表。我還將月刊寄給外交部長王世傑。王閱後，將他寫的信連同月刊一起交參事室參考。我也曾將月刊寄給黃寄慈。後來相見時，他當麵表示不讚成我的看法。而黃紹＿對我的言論，則特別讚許。黃的秘書長李立民（後在南京撞車死亡）有一次對我說：“黃主席對你很讚賞，打算派你出去做縣長、專員呢！並已去信征求蔣經國意見。”我聽後，心裏感到特別舒服。
黃紹＿的一些做法，不合蔣家口味，蔣、黃矛盾日益深化。其實，當時黃的一些不同看法，也隻是一種改良主義思想，目的還是要維護國民黨的統治。可是，蔣家連這種改良也不許可。任職十年浙江省主席的黃紹＿，在１９４６年７月被撤職。
接充黃紹＿的是沈鴻烈。我與沈無絲毫關係，他對我極不信任。不久，沈取消我兼任設計考核委員職務，隻當個空頭專員，整日辦公亦可，不辦公亦可，閑散無事，感到空虛無聊。在生活上，因貨幣貶值，每月薪水僅能維持個人十天半個月的開支。因此，又急於另謀生路。
我還是先找蔣經國。 認為在贛南那三年零五個月， 我的“太子路線”走得還不錯，與蔣之間，應該說結下了很深的情誼。在投奔黃紹＿之後，也還與蔣藕斷絲連。１９４６年春，蔣介石回奉化掃墓，路過杭州，帶來隨從、侍衛、副官一大批，黃紹＿派我去布置旅館，招待吃宿，我忠誠地當了服務員；在蔣經國回老家安葬母親毛福美時，我隨沈鴻烈及浙省府一批官員，專程去奉化為他母親送葬，熱情接待他們，還在妙高台照了一張相，以示自己是蔣的親信。在那時候，蔣經國已保薦周靈鈞先任奉化縣長，接著升寧波專員；１０月間，又調黃密、洪儀等“新贛南派”成員去任無錫、蕪湖兩處合作金庫經理。還安排他的私人秘書兼國文教員黃寄慈，在浙江省府任掛名專員（隻領薪水不上班）。“新贛南派”成員中在浙省府內，就隻我和黃二人了。黃的薪水就由我代領。加上黃從贛州逃難安遠時，我曾給他許多特殊照顧，兩人感情甚篤。我向蔣活動工作，就先與黃商量。黃寄慈告訴我，各省、各大都市都在設立合作金庫，僅經理階層人員就要五、六十人；又聞蘇北需大批專員、縣長，蔣經國也正在物色人員。我知道後，非常高興。衡量自己，認為條件具備，必須抓住機遇，立即行動。除向黃寄慈送禮，請他務必幫忙外，我還要自己的愛人，經常去蔣經國杭州別墅，搞夫人“外交”，給蔣方良請吃、送禮、陪打牌。但這一切活動，全無結果。
１９４７年農曆除夕，沈鴻烈探到蔣經國回奉化過春節，特備豐厚年禮，另修私書一封，派我專程前往溪口。我抓住這一機會，也買些蔣太太最愛吃的糖果，於除夕晚趕去見蔣。蔣不但不感謝，反說“多事”。我隻好在他指定的武嶺中學寄宿了一晚。 第二天， 去到蔣家拜年並辭行，趁機再請他保薦工作。蔣經國突然放下臉來，以嚴厲的語氣問我：“你是否加入了‘力餘學社’？”我慌忙回答：“已加入了。那是個學術團體，……”我正想多解釋說明幾句，他表示很不耐煩，作出意欲他去的姿態。我看話不投機，隻得作罷，告辭出來，失望地回到杭州。這使我明白了蔣不理我的原因。
競選“國大”未果 投奔程潛回湘
１９４７年春，國民黨中央頒布競選國大代表通告。自己正閑散無聊，苦無出路。看了《通告》，似又見到一線生機。衡量自己的條件，感到也有幾分把握：在原籍桂東，過去曾任過教育科長，各級學校教職工中都有關係；從贛南回桂東的同事，也會替我幫忙；在中央和省裏還可找上不少關係，如能得到蔣經國支持，定可當選。於是，我立即展開競選活動。
先通知原籍家中和在家鄉的有關係的朋友，代辦好候選人登記手續。再請浙江省府秘書王朱烈，同去找三青團浙江團部幹事長胡維蕃，托胡去信湖南三青團提名自己為候選人，在省級先予登記；自己又寫信給三青團湖南團部幹事周天賢，請他設法支持。
是年夏天，我專程去南京找蔣經國。他那時每星期有三天下午時間，在幹部學校同學會接見來訪人員。我在規定接見的時間裏，兩次去到同學會。第一次去，他不見我，我隻得留個條子，說明自己急於找他的意圖；第二次再去，他要黃寄慈回絕我：競選名單早已派定，不在名單之內的人，不必找蔣談話。
蔣經國的態度使我失望，但不甘心。我就去找黃紹＿，黃滿腔熱情讚成我參加競選，提筆就給湖南省主席王東原寫信，請王支持。我還去找過去“改組派”朋友穀正綱、穀正鼎、鄧飛黃等。那時，穀正綱、穀正鼎已投靠了陳誠與陳果夫，穀正綱已當了社會部部長，穀正鼎已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經三番五次奔跑，見著了他們。他們在口頭上都答應幫忙，候中央圈定名單時予以照顧，但都不肯寫信給湖南省的負責人。鄧飛黃當時隻是三青團中央團部的一個掛名幹事，無能為力。我回杭州後，又想起陳立夫在三、四月間曾到杭州召集中訓團畢業同學講話，覺得不能放棄了這條路子，馬上又寫信給陳，說在杭州聽了他的演講，以後當更為黨國效忠，現在自己在參加競選國大代表，希望予以關照，圈定為候選人。後來，陳立夫還真的要他主持的選舉機構，給我寄來《競選法規》一份，我以為參加競選有望了。
競選結果完全失敗。桂東選區提出的候選人名單：第一名為黃先明，是“軍統”少將；第二名為李汶，是湖南省黨部委員；第三名為劉彬，是桂東縣教育科長；第四名才是我。報至省裏，隻圈定前二名為候選人。到南京隻圈定第一名，最後還將這唯一的名額讓給民社黨。我被迫放棄競選。
緊跟了三年多的蔣經國遺棄了我，其他朋友在關鍵時刻也不幫忙。世態炎涼，我悲憤已極。
到了１９４８年春，國民代表大會開幕。我探聽到各地湖南人以及我的老朋友鄧飛黃，都在替程潛競選副總統出力。程潛是湖南人，是國民黨內資格老、威望高、有地位的元老。我如能抓住這一良機，幫助程潛競選，得到程潛的賞識，也許又能從困境中走出來。於是，我到了南京，受到鄧飛黃的歡迎。為替程潛拉票，常去江西、浙江代表團活動，聯絡過去認識的一些代表，要他們都投程潛的票。特別是遇到了同鄉老友劉彬，他是我過去在安遠時的教育科長。我放棄競選“國大”代表後，將活動到手的選票，全部讓給了他。他在桂東選舉中得票最多。可是，中央強行將代表名額給了民社黨。他極為氣憤，來到南京，和全國各地其他類似代表幾十人，在南京抬棺遊行，絕食抗議。我去看他，要他向各絕食代表活動，首先爭取出席國民大會，一致選舉程潛為副總統。他完全答應，積極活動，其他絕食代表也都同意照辦。後來，程潛本人也到他們絕食地點慰問過二次，知道了我為他競選的活動詳情。結果，絕食代表未能獲準出席會議。程潛也放棄競選，將他活動的選票讓給了李宗仁。
１９４８年７月，國民黨改組湖南省政府，派程潛任省府主席、鄧飛黃任省府委員暨民政廳長。我得訊後，立即發報並寫信給鄧飛黃，請予介紹回湖南工作。鄧複電：“速來南京”。我準時前往。在南京住了幾天，即隨程潛、鄧飛黃等，一起同乘永綏號兵艦，在７月底抵達長沙。
在赴長沙前夕，依例向親朋好友辭行，先後拜訪了在南京的王次甫、黃紹＿等２０多位舊同事和同鄉。盡管蔣經國如此絕情，但我還不想從此斷了“太子路線”，還是去了他的住所《勵誌社》，先見著黃寄慈，適逢蔣經國在家。蔣聽說我要去湖南，很快就出來見我。寒暄過後，轉入正題。他問我有多少年沒有回湖南了？家眷是否馬上同去？我一一作了回答。並問他有什麽指示？他稱讚程潛在湖北與共產黨作戰有功。又說，在三青團中央團部時，與鄧飛黃亦相識。要我在湖南幫助他們努力做好工作。我聽了之後，甚為興奮。到長沙後，未及十天，就寫了封信給他，想保持聯係。但蔣沒有回過信了。改組後的湖南省民政廳，內部情況也很複雜。鄧飛黃除邀我同往外，還邀了佘策源任廳秘書，佘，原是“改組派”成員，後曾任湘黔公路國民黨特別黨部委員，與“ＣＣ”關係密切；第一科科長潘祜周，也是“ＣＣ”成員，承辦縣長任免事項；第二科科長是我，承辦民意機關事項，並主編《自治月刊》；第三科科長曹石人，還是“ＣＣ”份子，承辦區、鄉、鎮人員任免事項；第四科科長郭介藩，是留用人員，承辦保甲戶口事項；第五科科長王邦範，是“政學係”份子，承辦總務。後為調整內部矛盾，實現政治分贓，由原五科改為三科，將一、二科合並為一個科，三、四科合並為一個科，保留五科。潘祜周與曹石人任科長，我調任視察室主任。
當時，國內政治風雲變幻莫測，國民黨內派係鬥爭紛繁激烈，湖南省府正處於這樣的混亂時期。１９４８年９月，全省各機關舉行黨、團登記，重新選舉，企圖以此舉來鞏固政權基礎。程潛在紀念周會上，還發號召：要黨員、團員精誠團結，對付共黨。是年冬，國民黨慘敗於淮海戰役。程潛一度停止全省征兵、征糧，以示停施暴政。１９４９年１月，他與代總統李宗仁在長沙麵晤後，構思了“分江而治”的夢想，程潛又恢複“三征”。弄得人們昏頭轉向，捉摸不定。民政廳長鄧飛黃，在縣政人員講習會上說：“美國政治民主，經濟不民主；蘇聯經濟民主，政治不民主。美、蘇力量對比，為勢均力敵。”聽者不得要領。
在這樣的情況下，省府的工作人員，想得較多的還是升官。我初到湖南，鄧飛黃就答應過我，在民政廳工作三個月後，再派出去任縣長。我不以此許諾為滿足。１９４８年冬，適逢邵陽專員辭職，我即托鄧的朋友馬子穀去轉達我的意向。鄧飛黃根據時局的現狀，從愛護我出發，未答應我外調，而要我協助他辦縣政人員講習會。
１９４８年冬， 省民政廳舉辦的縣政人員講習會， 又稱“縣政研究會”，甄審候補縣長。這對當時想“升官”的人，是非同尋常的，按規定：凡要求當縣長者，必先取得會員資格。省府秘書龍名重消息特靈，立即來找我。要我幫忙，讓他在長沙的贛南“青年幹部學校同學會”２０餘人，都來講習會參會。邀我去他們的同學會予以盛情招待，尊我這個“新贛南派”核心成員為“老前輩”。這批人都是蔣經國的學生，我滿口答應幫忙。結果，隻龍名重一人被錄取，其餘都因資曆不夠，不能入會。
龍名重被錄取後，很感激我；他愛人又一向在民政廳二科任科員，故常來與我糾纏，東聊西扯，談天說地，有時話舊贛南，更多的是談論當時的湖南。他問過我有關鄧飛黃的經曆，民政廳的施政計劃，以及對程潛的看法等等。他還神秘地告訴我，他偷聽過延安電台廣播，說共黨在催程潛起義。並造謠說，共產黨搞人海戰術，逼人們到前線去送死；凡是舊公務人員，一律格殺勿論；男女亂行擇配；兒童聞香隊專殺有錢人，等等。他講到“共產黨來了，要清算血債！”使我毛骨悚然，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安遠“清鄉”，如果要清算，自己隻有死路一條。為準備後路，１９４９年３月，托潘祜周將我私有的左輪手槍一支，並子彈４０發，賣了一百塊銀元；又將私有三號勃朗寧手槍一支，並子彈２０發，賣了６０塊銀元。準備必要時逃跑！
淮海戰役結束，百萬蔣軍被殲，國民黨敗局已定，迎解放的呼聲，震響湖南。程潛身邊的不少人，長期受蔣家之壓，此時大肆發泄怨毒。這使我從夢中驚醒。開始認識到解放軍威力強大無比，革命力量不可戰勝。特別是當時流傳的一種說法，使我感觸很深。不少人說，自從大革命以後，湖南人文不入相，武不入將，隻有當蔣家王朝的炮灰。今天，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革命，是新中國的偉大領袖，他為湖南人爭了光。我們要擁護毛主席，打倒蔣介石！聽了這些話後，回想自己幾十年來鞍前馬後跟隨國民黨，跟隨蔣經國，僅供他們驅使，得來的就是如此結果，怎不令人心寒！如果逃走，又能逃到哪裏？前景又會是如何呢？
正當我苦悶、彷徨之際，共產黨在長沙的地下組織通過各種渠道，大力宣傳共產黨的政策，有力地回擊了反動派的各種謠言。這時，也有消息說國民黨的職員，可以立功贖罪。又說，共產黨號召過去曾參加過革命的人立功歸隊。聽了這些，我逐漸安定了下來。有一次，與在大革命時期曾加入“ＣＰ”後脫黨的益陽行署專員陳采夫和李懋二人，在長沙見麵，三人同病相憐，一談就談到了前途和命運，大家都讚成遇有機會爭取立功，爭取歸隊。最使我感激難忘的，還是共產黨員黃定戎同誌。他是我在北大的同學，過去曾一起參加過北京的學生運動。大學畢業後，他始終利用一個文化人的身份，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當時，他在湖南大學任編譯科長，還擔任《新世界月刊》雜誌社社長。我回到湖南，與他一見麵，他就警告我：為國民黨辦事，不要走向極端！我曾幾次意欲推薦他當縣長，均遭他嚴詞拒絕。當他了解到我對起義有顧慮時，主動找我談心，要我丟掉幻想，放下包袱，積極參加策反，爭取立功贖罪，定有光明前途。黃定戎同誌的關懷、教育，感動了我，使我下定了回到革命道路上來的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