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遠任縣長 成為蔣經國“新贛南派”核心成員
盡管“政學係”不買“ＣＣ”的賬，但對我個人來說，做了“天子門生”，就有了“天子門生”身價。畢業回來，當縣長有望。
１９４１年８月，省民政廳副廳長鄧伯粹（原北大教授，“政學係”骨幹）密告我“可能去佐治萬安。我很高興。但９月省務會議通過時，卻要我去萬山叢中的小縣安遠。三年前，該縣縣長齊振興，被老百姓捆綁遊街，趕下台去。因而對此任命，心懷不滿，想借故推辭。１０月間，省務會議再次決定去安遠，我隻得遵命前往上任。
為什麽一定要我去安遠？主要是出於“政學係”對我的信任，派有特殊任務，即要我去了解贛南情況，特別是了解蔣經國的活動。因蔣經國留俄時加入共產黨，曾發表過宣言，痛罵他的老子蔣介石。回國後，被蔣介石管束在奉化雪竇寺讀孝經。１９３８年春，經熊式輝擔保，始派他到江西任保安處副處長，但仍被監視。是年夏秋間，因鎮壓贛南人民革命“有功”，才發表為贛南專員。但熊式輝對他還不放心，先後派“政學係”骨幹吳劍真、方正鵠去任贛州縣長，由王次甫指揮，繼續監視蔣經國的行蹤。結果，被蔣經國發現意圖，二人都各隻任職一年，就被趕跑。現讓我再擔此任，真怕步吳、方之後塵。在一次縣長會議上，蔣經國公開地說：“我們在這裏建設新贛南，非但遭到共產黨和土豪劣紳的反對，連我們昏庸的上司，也派人來監視！不信？你們看看駐在城外的保安隊！”蔣經國的專橫和強硬態度，使我的言行不得不格外小心謹慎。王次甫每次問到我時，我都說“蔣經國的反共表現跟他的老子完全一樣！”這種回答，既使“政學係”放心，蔣經國知道後，對我也產生了好感。其實我與蔣經國之間，也曾有過一段交情。我在省民政廳時，曾被派到贛南檢閱壯丁、抽查保甲和調整區域。對我的工作，蔣表示滿意，有過稱讚。並列席過他主持的縣長會議。我對他提出的“人人有飯吃，人人有工作，人人有書讀，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五大目標，號召人們“奮鬥三年，犧牲三年，吃苦三年”。以及“吃苦、冒險、創造”精神建設新贛南的政治主張，表示衷心讚許；對他平時布衣簡裝，下鄉跑路，明查暗訪， 效法韓複渠作風， 亦曾熱情頌揚他為“韓青天再世”；尤其對他能召攏大批青年來贛南，更感欽佩，產生了相見恨晚之感。我曾將自己所見所聞及親身感受，撰寫成一篇贛南通訊稿，刊載１９４１年９月《江西國民日報》上，獲得了蔣經國的歡心。那時，大凡到贛南任縣長的人選。大部分都由蔣經國親自物色，個別由省府派去的，也必須經他同意才行。到職後，稍有反對他的言行，就會立即被趕跑。下級工作人員，一般也由他訓練後分派，或由縣長保薦。凡在贛南工作的人，在行政組織係統上，得一律參加“新贛南派”。所有任免，必須先通報他的人事負責人許可登記。我任安遠縣長，王次甫也事先征求了蔣經國的意見。蔣能滿口答應，與他對我的讚賞和我撰寫的那篇頌文不無關係。我自己也真想走好“太子路線”，將來更有發跡。盡管安遠是一個偏遠多事的小縣，我還是走馬上任了。
“新贛南派”是贛南國民黨各派係的一個混合集團。其中主要有“留俄”派的黃中美、周百皆、高理文、徐君虎、尤策等人；“ＣＣ”派的周靈鈞、黃密、洪儀、阮愚公、高清嶽、來文華等人； “軍統”分子淩雲、 劉德藩等人；“武嶺派”（即與浙江奉化武嶺學校有淵源的一些人。）黃寄慈、蔣善初、楊明、孫平等人；以及“政學係”骨幹袁俠民等。這個混合集團中，又以“留俄”派及“ＣＣ”分子為核心。兩派互爭消長，１９３８年——１９４０年，“留俄”派得勢掌權，專署的秘書、科長等要職，由他們擔任；１９４１年——１９４５年，“留俄”分子分調中央幹部學校及四省鹽務督運處工作，“新贛南派”的組織空缺，則由“ＣＣ”分子填補。我本屬“政學係”，不是“留俄”派及“ＣＣ”成員，但與蔣經國誌同道合，處處走“太子路線”，完全擁護蔣經國，肩負新贛南建設委員會安遠主任重任，也成了“新贛南派”的核心成員。我能在贛南任職三年零五個月，就說明了這一點。
蔣經國佐治贛南，建立在行政係統上有兩種會議組織。一是縣長會議，這是一般的行政會議，每年開會兩次。會議規模較大，屬贛南的骨幹均應出席，凡是中央及省府駐贛南的機關，也都派人列席參加。而討論或議決的事項，則屬一般的可以公開的事情。二是幹部核心會議，這是布置特殊任務的會議。通常是在縣長會議閉幕後，由蔣經國以聚餐為名，把應參加會議的人邀到他家中，由蔣經國交待特殊任務，或將縣長會議中的重要議案再次強調，或者作命令式的講話，有時也會隨便漫談，或與某縣長個別談話。時間大約半天。對出席會議的人控製非常嚴格，有贛南的１１位縣長，專署和區保安司令部的科長、秘書、大隊長以上約２０來人，這些人中，也隨職務變動而變動，不是蔣的核心骨幹，不在被邀之列。我到贛南後，一直是參加核心會議的成員。
核心會議布置的有些事情極為機密，要求我們隻能執行，不準對外講。１９４３年在一次核心會議上，蔣經國講到曾生將軍在粵贛閩邊區成立共產黨遊擊隊，布置各縣注意防範，就不準我們對外講。我們連真假都不明。１９４３年夏，他在會上與我談到安遠北區賴良棟武裝，我提出賴部中的賴姓子弟多，可以收編，實行和平解決。他卻專橫地認定賴部內有共黨，要求徹底剿滅。不但沒有商量的餘地，也不準向別人談及此事。結果，他派出區保安一大隊配合安遠自衛隊，與賴部多次激戰，並未達到目的。
經縣長會議議過後，拿到核心會議再議的一般都是大事。如：在實施“三年建設計劃”中，怎樣盡快修通贛南全區公路網，怎樣使贛南農村變為商業區域，把農業經濟變為商品經濟，將贛南的土特產品統一收購， 與美國實行商品交換， 擴大外貿市場等事；如何盡快修建各級校舍，實現“人人有書讀”；１９４４年修建大庾飛機場時，他強調這是美國出錢修的空軍基地，責令各縣必須征調民工，完成任務。我為了完成任務，回安遠後立即征調七千民工，前往大庾服役，並親自前往督陣。
我到安遠，一心想靠攏蔣經國，故特意先赴贛州，向蔣請示。適逢他赴上猶、崇義視察未歸，主任秘書周靈鈞接待了我，他說蔣特別關注安遠治安情況，不久就要派軍隊去“清鄉”。這些不是核心會議布署的事情，我也應該努力抓好。我到安遠後，馬上召集區、鄉、鎮長會議，要他們報告地方治安情況，做好“清鄉”準備。是年１２月，淩雲率區保安一大隊進駐安遠。我立即成立“安遠縣清鄉剿匪委員會”，首尊蔣經國為主任委員，我與大隊長淩雲分任副主任委員，另聘縣黨部書記長丁振寰、縣司法審判官吳建鴻、縣訓練所教育長熊誌人、縣參議會議長唐潭清、縣立中學校長賴豐光、縣黨部監察委員唐作楨、地方紳士歐陽雨村、縣民政科長黃輝廷和教育科長劉彬為委員。在會上，我宣布：這次“清鄉”，僅僅捕人收槍還不夠，必須把清查戶口、整理保甲、清理公款公產等項內容加進去。並分工由淩雲率區保安一大隊負責搜山和協助區、鄉公所收繳民槍；由縣府負責清理戶籍保甲和清查公款公產。我集中縣府一切可以調動的人員，全力投入“清鄉委員會”工作。
要“清鄉”，並不那麽容易。南區魏理邦有私槍四、五十支，他不但帶頭抵製收槍，還集合民槍二、三百支，搗毀區署及鄉公所後，退到他的土圍內。一大隊以兩個中隊兵力圍攻了一個多星期，也未攻下，隻好從專署調來迫擊炮，轟毀二間房子後，魏才率部全數突圍，逃往深山，一大隊根本無法圍殲。我采用政治招撫辦法，委派魏的子、侄，充任區署指導員和鄉長，責成他們去維持南區治安，才軟化這支反政府武裝。北區的賴良棟，也集合三、四百支民槍，在會昌活動。賴因反蔣，早在１９３８年就被蔣經國通輯在案，現今更是追案緊迫，非要我立即將賴捕解專署不可。我用招撫辦法，隻收回部分槍枝，而賴本人根本不受招撫。我多次派軍警到他家中搜查，並至會昌追捕， 均無所獲。１９４３年冬， 賴良棟號召人民起來反“三征”，帶領隊伍攻陷天心鄉公所，殺死鄉長、幹事和保長數人。１９４４年，這支隊伍不斷發展壯大，占領北區６個鄉，聲言要進攻安遠縣府和贛南專署。我又派縣府科長扶屏與賴進行談判，企圖收編。但遭到專署視察員反對，說我養癰遺患。氣得我向蔣經國提出書麵辭呈。蔣不準，提出要賴本人或其子親至他麵前請罪。遭賴堅決拒絕。談判決裂，區一大隊與縣自衛隊合力進擊，與賴部又大戰一場，雙方相持二個多月後，一大隊調走，賴部複占整個北區。縣自衛隊隻能一夕數驚，死守縣城。
正值“清鄉”困難重重之際，１９４３年２月，蔣經國命令安遠設立一所“新人學校”，將“清鄉”中清出來的反抗政府、不納稅、不繳糧，或經擔保應征壯丁久逃不歸、或判刑一年以內而經殷實戶擔保釋放者，一律入校，責令反省。我遵令照辦。還間常派縣府職員前往上課。並派軍警輪流監視，由管理員管理。平時則驅使他們服勞役。如認為能遵守紀律，或著勞績者，星期日亦可準假回家住宿，或提前釋放。這也鞏固了“清鄉”成果。
一年多的“清鄉”，雖有阻力，但戰績斐然：共搜捕到反政府的首要分子十五、六人，由一大隊押往專署訊辦，其中有幾個人在途中就被殺害；搜捕到一般的反政府人員五、六十人，由縣府監禁，有殷實戶擔保者釋放，無人擔保者久押；收繳民槍３０００餘枝，好槍被專署調走，餘下的由縣府保管委員會唐瑞貞保管；清出路會、廟會、祠產等公產、每年可收租穀４萬餘擔，交由縣府公款公產保管委員會主任委員歐陽雨村保管，由縣府撥充“三年建設計劃”所需資金，及教育基金之用；還清理了全縣保甲，將漏編之戶口重新編了組，強迫各甲各保層級出結，擔保各自境內不留藏反政府的人。通過“清鄉”，安遠治安有了明顯改觀。我出主安遠，首戰告捷，受到了蔣經國好評。
在“清鄉”同時，其他工作也沒有放鬆。為走好“太子路線”，隻要蔣經國認為要幹的事，不論縣長會議中布置的，還是核心會議上強調的，我都會盡力幹好。
蔣經國倡導禁賭，我借“清鄉”大“清”賭徒，處罰的辦法就是罰款。假禁賭名義，成立“公益罰款保管委員會”，將罰款責成地方豪紳歐陽淇保管，成了計外開支的財源。該項罰款，除一部分用於修築市區道路外，另部分撥充紀念日宣傳費、犒賞軍警年節費等預算外開支。蔣經國要辦工業，命令各縣籌設經濟建設公司。我根據安遠多樟樹的情況，於１９４３年設樟腦油提煉廠，將全縣的樟樹都登記在案，限價賣與公司。禁止私人提煉。僅此一項，獲利數十萬元，撥充為新建縣政府辦公樓及縣立中學新校舍和縣府行政費用。１９４３年，基督教青年會為籌募基金，擴充會員，通過蔣經國聘請贛南各縣縣長為征集會員及籌募基金隊長，我立即響應，帶頭入會，並在安遠征集會員１０餘人，籌募基金國幣數萬元。１９４４年春，蔣經國在縣長會議上，假借抗日名義，組織青年軍。我從座席上站起來，自告奮勇地第一個簽名參軍。回安遠後，積極宣傳，組織了中學生及小學教員３０多人誌願入伍，深得蔣經國稱許。
我緊跟蔣經國，從中得到了好處。１９４２年，上峰推行強募美金公債，我以國幣２０元折１美金，強令下麵繳交，共募得美金２萬３千元，其中３千元發還北區兩鄉。１９４４年春，專署命令各縣籌設銀行時，提交縣參議會討論通過，將餘下的２萬元美債，全數撥付安遠銀行為基金。為將美金換成國幣，當即派人持券赴贛州，適逢衡陽被日寇占領，飛機停航，交通阻塞，無人收購。兩個月後，我去出席縣長會議，又將該項債券帶到贛州。探聽到由蔣經國的親信、信豐縣長楊明與資本家謝建華開設的信孚公司，正在秘密收購。我立即找經理謝建華，他說，市價每元美債可值國幣３５元。我要挾他說，你們秘密收購，一定不隻此數！他立即就答應每份債券另送我私人國幣２０元。當即開具帳單成交。安遠縣銀行得款７０萬元，撥充作開辦費用，儲存稻穀一千多擔，使縣銀行辦起來了。我個人也得到４０萬元“外快”，發了點小財，購買了黃金１０兩，駁殼手槍１支，最新步槍１支。事後，聞謝建華等將秘購的美金債券，通過楊明的關係，利用蔣經國赴重慶的專機帶去出售，在重慶售出１元美債，得到國幣達２００元，他們都因此舉而成了大富翁。
“三征”是件大事。我尤其以為“皇糧國稅”乃曆朝曆代都未能免，對征稅、征糧更加抓得緊。一到安遠，我就認真地按照專員公署有關稅收的規定，對屠宰稅、營業稅、房產稅、使用牌照稅、小豬出境稅等進行了徹底清理，並嚴格要求照章納稅，使全縣稅款年年超征。對征糧，我采用高壓逼征手段，每年秋後，由縣府準時派出大批催征人員下鄉突擊，對欠繳糧戶，即予拘押；如欠糧逾期，就予罰穀。這樣，年年超征，三年中，共上繳糧穀１５萬多擔，超征１萬餘擔。１９４３年度，江西省田糧管理處為此給我“記功”一次，並將超征部分撥出２０％，作為出力人員獎勵金。但對征兵一項卻費力不討好，每逢上峰催交兵額時，我都派出縣、鄉軍警，晝夜往農戶搜捕壯丁，被征之家有老母懸梁自縊者，也有弱妻投井自殺者，慘不忍睹。三年中，共送交兵額二千四、五百名，但仍欠交700名，被江西省軍管區記過一次。
當時的贛南人民，除“三征”的沉重負擔外，按“建設新贛南三年計劃”中的要求，“建鄉、建保、建家”，還得“義務勞動”。每個勞動力每年須負擔“義務工”２０天，必要時還得增加天數。我在安遠嚴格執行了這一規定。采用離開縣境“義務”勞動者，發給夥食零星費用；在縣境內“義務”勞動者，一切費用自負的辦法，驅使全縣勞力修建了各級學校校舍、各級政府房屋、全縣的公路及區、鄉、保道，還到大庾為美軍修建飛機場。我為了實現“人人有書讀”，還搞強迫掃盲，凡１８歲至４５歲的文盲，每人發給一本識字課本，規定每晚７——９時，每村集合於一處識字，不到者，就罰燈油費或拘禁。掃盲工作，幹得也有成效。總之，凡專署部署的任何工作，我都想方設法完成。而我每次向上峰報告工作時，都說安遠這樣落後的縣，能有這樣顯著成就，實係蔣專員領導有方，更使蔣經國歡悅。１９４３年專署年終考績，蔣經國特意對我傳令嘉獎，並發給獎金數萬元。是年，江西省府對各縣進行總考績，安遠名列全省第三，給我記“大功”一次。
按照蔣經國頒發的凡有大功者升大官，不努力者懲辦的獎懲辦法，希望蔣經國保薦自己去當專員或廳長的欲望，在記了“大功”後隨之膨脹。１９４４年夏，我先寫了“請調他縣”的信給王次甫，王複信要我征求蔣經國的意見；我即向蔣去信，以表示要“辭”職，進行試探。蔣複信不準辭職，根本不理我的企望。１９４５年１月，日寇有進攻贛南之勢，各縣縣長大多換成軍人擔任。蔣經國見我不是軍人，不但不提拔我，還發來電報，通知我自動辭職。我隻得深藏心中的怨恨，電複轉請江西省府辭職。當即照準。另派軍統黃植蔭接任。黃即赴省府請示，又因戰事吃緊，交通阻隔，不能即行就職。其時，贛州專署人員及蔣家的皇親國戚，均已撤到了安遠，一時人雜馬亂，無人照料。蔣經國又臨時發表我為專署參議兼代安遠縣長。我又抓住時機，特別殷勤招待專署撤退人員。對蔣經國的姑母、叔母、表姐、表妹、女友等二、三十人，則更逢迎備至。她們對我的熱情，均表示好感。後來在南京與蔣經國見麵時，他亦當麵向我道謝。並介紹我去浙江省府工作，亦與此舉有關。３月間，黃植蔭來到安遠，我即交卸兼代縣長一職，逃往長汀。６月，蔣經國也辭去專員職，飛至重慶。贛南專署高級人員，一部分調往重慶，一部分遣散回家。我曾向蔣要求調重慶工作，未果。旋由秘書黃寄慈發給遣散費黃金２兩，遷往瑞金，然後回桂東老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