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智
我是個出身於舊社會的知識分子，在隨程潛將軍長沙起義前的二十餘年的人生旅途中，曾經走過一段極為坷坎的路程：求學時，曾加入“ＣＹ”；白色恐怖中，脫離革命隊伍，誤入“改組派”， 加入“青幫”， 投奔“政學係”，走“太子路線”，當“力餘學社”候補理事，不遺餘力參加“國大代表”競選，……真有如水上浮萍，到處漂蕩不定，終歸好夢難圓。直至跟程潛回湘，於１９４９年８月參加長沙起義，才真正找到了人生歸宿。
求學期間加入“ＣＹ”
我叫王友智， 另號希平， 曾用名有智。 參加地下組織“３１３０”從事革命活動時，曾化名郭海濤。
１９０７年３月２７日， 我出生於湖南省桂東縣宜城鄉（現城關鎮）上村鬆山下。那是個封建落後，文化閉塞的村落。先祖父時，家境貧寒，全家溫飽難以維持。先父改農經商，因以致富，遂置田產２００餘畝，成為封建地主。但因出身貧寒，缺少文化，仍遭鄉裏豪紳嫉視，時受屈辱。激於氣憤，先父送我兄弟四人讀書，以期“揚名顯親”、“吐氣揚眉”。
１９１４年８月，我七歲時進入縣立育英小學就讀。1921年６月，高小畢業後，至“經館”專讀經史一年半。１９２３年２月，隨友人至長沙，考入嶽雲中學。在校專心攻讀數、理、化。１９２６年８月，在北平考入國立政法大學預科。翌年，北洋政府捕殺革命青年，實行白色恐怖。 我曾參加過革命活動，懼受害，離開北平，逃往開封，中斷了學業半年。1928年秋，北洋軍閥張作霖被趕出關外，交通恢複，我再赴北平，考入北京法學院本科。１９３２年６月，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學院政經係。結束學業，我成了舊社會的一名知識分子。
我在長沙嶽雲中學讀書的後期，正值大革命運動篷勃發展，工農運動洶湧澎湃，進步學子爭先參加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組織。１９２５年“五卅”慘案後，全國各地進一步掀起反帝愛國運動。長沙於６月３日舉行反帝愛國大遊行時，停泊湘江的日本軍艦，竟向岸上遊行群眾開炮，打死十餘人，傷數十人，造成了“六·三”慘案，古城長沙由是群情激憤。我基於反帝愛國義憤，毅然參加學生運動，投入了對日經濟絕交委員會工作。並以嶽雲中學學生代表身份，派往長沙學生聯合會，擔任檢查仇貨小隊長。當時，共產黨員毛澤民，在長沙領導“‘五卅’慘案湖南後援會”及“對日經濟絕交委員會”開展工作。由於工作關係，常有機會與他接觸。他平易近人，和藹可親，革命熱情極高。談論工作之中，他還耐心的教育我，幫助我，鼓勵我參加革命，使我的覺悟不斷提高。長沙學生聯合會主席向鈞（“馬日事變”後，被害於長沙教育會坪）、嶽雲中學學生會主席唐鑒（後為出席全國學生聯合會代表。在武漢殉難。）與我接觸更多，對我的幫助、教育更大。１９２５年７月，經向鈞、唐鑒二位同學介紹，我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入團後，我的革命熱情更加高漲，在團組織領導下，發動同學去長沙市郊進行反帝反封宣傳，日夜分班到長沙輪渡碼頭和火車站查驗商人運來的貨物，禁止日貨在長沙銷售。１９２６年８月，考入北京國立政法大學預科後，仍一麵讀書，一麵繼續學運工作。翌年春，自稱“中華民國政府陸海軍大元帥”的北洋軍閥張作霖，扣發各國立大學經費，北平學聯發動各校學生示威請願，我與同學數十人衝入大元帥府，被拘留監禁一星期。後在各界人士的聲援下，取得了鬥爭勝利，補撥了各校的經費。
１９３１年秋，“九·一八”事變發生，“抗日救亡”的呼聲，響徹全國。我又積極地投入了北平各大學、中學學生聯合會工作。是年冬，北平大、中學生聯合會，發動組織萬人請願隊南下南京，臥軌三日，向國民政府請願，要求對日宣戰，全國一致抗日，並搗毀了國民黨中央黨部。這時，我留在北平，主要任務是籌劃給養，從物資方麵給南下請願的同學以支持。
脫離革命組織 誤入“改組派”和“青幫”
１９２７年，張作霖在北平大搞白色恐怖。自４月間絞殺共產黨人李大釗同誌等１９人後，繼續不斷地捕殺革命青年和進步人士。是年１２月，派出軍警至各學校普遍搜查，對凡藏有共產黨書籍，或被人告密者，均被捕或被殺。各校革命師生紛紛逃往鄉村，或離開北京。張作霖的捕殺，尤以李大劍同誌所在的北大為重點，北大法政學院學生會主席劉愈，本已躲到校外，也未逃出毒手，仍被捕去。我也是北大學生會委員，因組織請願，曾被拘禁過，此時更恐劫數難逃，匆忙離開北平，逃往開封，寄寓鄧飛黃處。
鄧飛黃，又名鄧子航，桂東縣人。曾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候補中央監察委員，中央組織委員會委員等職，其時任馮玉祥總部民政處長，兼任國民黨河南省黨部常務委員及河南通訊社社長，與我同鄉同事，還有遠房親戚關係。我在北平讀書的費用，都是向他籌借。
到開封後，我住在同鄉、老表、《河南民報》經理部陳嗣虞處，請鄧飛黃派任工作。他滿口答應，即派我去河南通訊社當記者，每日去省府及馮玉祥總部收集有關政治、軍事新聞，編印成通訊稿件，分發各報館。在汴期間，經鄧介紹，加入了國民黨。從此，脫離了革命組織“ＣＹ”。
１９３０年春夏間，汪精衛、閻錫山、馮玉祥等，在北平召開擴大會議，接收冀、豫、晉、綏、察５省及天津市國民黨省、市黨部，成立臨時政府。“改組派”（即中國國民黨改組同誌會）在擴大會議內占了不少位置。擴大會議設常務委員會，在常務委員會之下設立組織、宣傳及民眾訓練委員會。組織委員會秘書主任由汪精衛兼任，陳公博為委員，秘書為穀正綱、鄧飛黃。會議推選閻錫山為臨時政府主席，汪精衛、馮玉祥為副主席，鄧飛黃亦被發表為國府委員。這時，我還在北大讀書，受北大教授許德珩、馬哲民等在“改組派”主辦的《革命評論》月刊中，發表的“民主政治”論文影響，加上鄧飛黃來北平時與我的多次交談，同時，我在北京大學法學院國民黨區黨部改選時，又被選為宣傳委員，很想加入“改組派”核心組織，在臨時政府中找個實權職位。但是，正當臨時政府宣告成立時，蔣介石在南京宣布討伐汪、閻、馮，張學良在東北易職擁蔣，並派軍隊入關，大戰河北，占領北平。閻錫山立即親自督師去到津浦前線，臨時政府垮台。“改組派”骨幹分子大多數逃往山西。我想尋出路的美夢破滅了。
１９３２年秋，我在北大畢業後，到南京謀職。正逢“和平會議”召開後的“寧粵合作”，汪、蔣攜手，進行政治分贓，使得１９３１年初由汪精衛在香港通電解散的“改組派”死灰複燃。“改組派”常委汪精衛當上了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內政部長，“改組派”宣傳委員會秘書主任顧孟餘，充任國民政府鐵道部長，穀正鼎做了鐵道部總務司長。技術部門還巧立名目，設立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安置了鄧飛黃為主任委員。這個新設機關，大小官員都是原“改組派”成員，如教育科長朱子帆、副科長馬繼綱；訓導科長高瀾波、副科長王琛林；總務科長鄧亞斌、副科長黃堅……都是“改組派”分子。我向鄧飛黃要求工作時，鄧要我正式加入“改組派”。我立即答應，並填了一份詳細履曆表。他還介紹我去見“改組派”的負責人，國民政府實業部次長郭春濤（先）、穀正綱（後）、鐵道部總務司長穀正鼎，他們三人都對我優禮有加。是年１０月，鄧飛黃派我任浦口鐵路職工學校校長。
當時，“改組派”的活動範圍是以鐵道部和實業部為中心，這兩個部的內部職員，除少數技術人員外，幾乎全是“改組派”分子，資深者任上級職務，資淺者任下級職務。從外表上看，自從汪精衛通電解散“改組派”後，“改組派”已不存在組織係統，內部也無分部、小組，實質上其組織係統與行政係統已合二為一。其組織係統已完全建築在個人關係的直接領導與工作職務的安置上麵。鄧飛黃曾當麵對我說，浦口鐵路職工學校，就是“改組派”附屬機關之一，身為校長，就是該單位行政上和組織上（指“改級派”組織）的領導人，遇到問題，可直接向他本人、或向郭春濤、穀正綱、穀正鼎請示。有關鄧、郭及二穀下達的指示，必須認真貫徹執行。職工教育，應以為鐵路職工改善待遇、增加工人福利、提高工人文化技術水平、擴大員工子弟學校、廣泛吸收鐵路職工來校學習，以期達到用“改組派”思想麻痹工人，防止工潮，遏製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革命運動，與國民黨“ＣＣ”派爭奪全國鐵路的領導權。
這樣，我們在全國各條鐵路的主要段站，設了２０多所職工學校。一般情況下，職校都設於扶輪小學內。小學白天上課，職校則在晚上上課。大部份職工，可利用晚休時間到校學習兩小時。根據職工原有的文化和科學技術水平的不同，由各校分設識字班、補習班、電氣班、機械班、車務班，經職工自由選擇進班。學生所用的書籍、紙筆等，概由學校負責供給。校內還附設鐵路職工俱樂部，購置圖書、雜誌、文娛用品及體育器具，供職工隨時借閱和進行活動。學校的教職員，亦經常替職工寫書信，或帶領職工開展各種活動。每個班配設一個教員，一所學校還另雇請兩名事務員，進行教學和辦理學校事務。這些特殊照顧的目的，是要鐵路工人緊緊圍繞在我們“改組派”周圍，不去鬧事。如果出現工人鬧事，亦要學校出麵處理。
我接任浦口職校校長時，鄧飛黃交待我：除抓好本校工作外，還要負責與津浦鐵路線上各職校校長進行橫向聯絡。我當時與浦鎮的秦潤章、蚌埠的計夢天、濟南的王伯滌，還有徐州、天津各鐵路職校校長，書信來往非常密切，經常交換鐵路上的情況和工作意見，尤其在有工人鬧事，或鐵路上有重大活動時，聯絡就更為頻繁。如１９３３年１月，因津浦鐵路局決定發給員工上半年度獎金，規定職員按原薪加發三個月，而工人僅加發一個半月。此事引起全路工人反對，醞釀全線罷工，並提出工人要派代表參加路局行政會議；任免職工要先得工會允許等政治要求。鐵路當局派我參加調解。我即與各職校校長聯絡：以學校學生為對象，廣泛宣傳，個別談心，軟硬兼施。最後，答應他們亦照職員標準補發獎金。遂使工潮停息。又如：每次工會改選前，穀正綱對我都有指示，要我如何如何進行活動。對穀的指示，我也及時的傳達給各職校校長。還深入到工人中間展開活動，有時還領些工人去與穀談話，使工人聽從我們指揮。每次竟選結果，我們的學生都能掌握工會半數以上的理事職位。而鐵路國民黨特別黨部“ＣＣ”分子，雖有部分理事，但終成不了氣候。
穀正綱、鄧飛黃對我的工作非常滿意。鐵路上各職校校長也推選我為代表。無形中我成了“改組派”在鐵路沿線職工教育中的核心人物。
１９３３年暑假期間，武昌徐家棚鐵路職校校長李佑琦偕其胞弟李佑琳，來浦口鐵路職校借住，閑談中說起李佑琳的嶽丈徐藜卿是蘇北的“青幫”頭子，字輩比上海黃金榮還高，連蔣介石都入了“青幫”，這是個吃香的好門路。入幫後遇到機會，即可爬個高官顯宦。眼前也對防止革命，製止工潮極為有利。為了鞏固我在“改組派”中的地位，日後騰達，企望能入“青幫”。適逢鐵道部專員粱綸才來浦口玩，又談及此事，他亦讚成。於是四人一同前往六合縣，找到徐藜卿，加入了“青幫”。
從六合回來後，又感到入幫後麻煩殊多，特別是怕公開身份後，黑社會失業的朋友，可以隨時來借錢、來找職業；自己字輩高， 更怕人人要來拜師， 有失校長身份。因此，加入了“青幫”後，又不敢公開身份。
１９３６年春，顧孟餘、陳公博，以及“改組派”其他重要份子，在鐵道部、實業部均被解職，鄧飛黃的鐵路職工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亦被免除。６月底，我亦在浦口職校被免職。“青幫”並沒有幫我保住原有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