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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正春
潘宜之，字祖義，湖北武穴市大金鎮下周煜村人，生於1893年11月30日，1945年9月9日逝世。
1865年（同治四年），廣濟縣鬧災荒。潘宜之的祖父潘原福帶著五男二女出外逃荒。在科途右將最小的兒子潘乃桂（潘宜之的父親）送給了陳姓船家，抵了船錢。潘乃桂在陳家生了3個兒子，隨陳姓。陳家二老去世後，潘宜之排行老二，按族譜取名潘祖義。伯父乃年失散後在南宗落戶開豆腐店，家境較寬裕，他挑中祖義，帶到南京上學，取了學名“宜之”。
潘宜之在南京上中學隻一年多，就考入南京軍事測繪學校，因參加革命黨（同盟會）而被開除。辛亥革命爆發後，他得以複學。畢業以後，去河北保定，入保定軍校第三期，與白崇嬉是同班好友，後因病輟學返回南京。
1917年，張勳複辟時，潘宜之任南京商會巡防隊長，主動把餉錢分發失散的戰友們。1920年，他去福建民軍總司令張貞部隊作過參謀。繼而，又去浙軍總屋令陳英部任副官，因平息土兵嘩變有功，而任副官長。潘宜之就一步一步的走向了戒馬生涯。
1923年，陳英率部投效孫中山領導下的廣東革命政府，被任命為虎門要塞司令。潘宜之任該司令部副官長。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和1925年初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潘宜之都代表虎門要塞作為列席代表參加了會議，與共產黨領導人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等在會上相識。潘因支持擁護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經陳 英推薦作孫中山待從秘書，1942年底，孫中山北上時，潘隨行，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潘回廣州，在虎門任司令副官。1926年7月，北伐開始時，陳 英把潘宜之介紹給蔣介石，任北伐軍總司令部大本營秘書處秘書，一次與蔣頂了嘴，蔣不悅，潘稱病離南昌，潘為淞滬警務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中央日報》社在上海四馬路（今福州路）成立，潘被推兼任為首任社長，時任上海市市長的張定，又任命潘為上海市政府秘書長。
1927年3月下旬，蔣介石到達上海，4月初與李濟深、白崇禧、李宗仁、張靜江、吳維暉、陳果夫等，於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發動反共政變，大規模“清黨”，潘宜之被任為“清黨委員會”委員，他對蔣瘋狂的搜捕和屠殺共產黨人作法抱保留態度，對共產黨人有同情心。4月13日夜，時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兼中共江浙區委軍委書記的周恩來在上海市西郊上海縣七寶鎮被捕，押解到司令部時，潘宜之屏退左右，念及舊情，將周釋放。中央黨校出版《曆史漩渦中的蔣介石與周恩來》一主文第三章五節有這樣的記載：
1927年“4.12”政變的第三天，即4月13日是，周恩來、趙世炎領導上海10萬革命群眾在上海閘北集會、遊行，造反動軍隊血腥鎮壓，周恩來逃出機槍掃射，朝上海方向隱蔽，天己經黑了，周恩來乘夜色， 朝七寶鎮方向走去。剛進鎮，就聽見一陣急促的腳步聲，伴著大聲吆喝：“幹什麽的？!”“路過的，來做點生意。””聽你口音也不是本地的，走，到司令部去！“周恩來被推推搡搡帶到司令部了，他一抬頭，和司令部來的一名長官打了個照麵，雙方都吃了一驚。那位長官讓那群兵退下，再次走近周恩來，端詳了一番，低聲問：“你是周先生嗎？怎麽跑到這裏來了？”抬眼的工夫，周恩來己認出對方是李宗仁桂係的核心將領潘宜之，他倆是在廣州參加國民黨二全大會認識的，潘係湖北人，保定軍校三期畢業，與白崇禧同學，早年曾作孫中山侍從秘書，北伐期間在蔣介石 的司令部裏任秘書，這次隨白崇禧到上海。潘宜之看了看表：“趁夜深沒人看見，你趕緊離開這裏，離開上海”。周思來來不及多說什麽，用目光示意道謝：“我會記住你的，後會有期。”
1940年，周恩來作為中共代表在重慶工作時，向時任國民黨經濟部次長的潘宜之寫信表示感謝，表示不忘潘對中共的支持，並介紹了中共在抗戰期間發展簡況。
“四.一二政變”以後，潘宜之等接管上海特別市黨部，為執行委員。有一次，市黨部開會結束後，一位市黨部執行委員張平江鑽進了潘的汽車。張是四川 廣安縣人，與鄧小平是遠親（遠房表姐），是北京學生愛國運動領袖，後來在國民黨內，張在汽車行進作中，對潘宜之輕聲說，他有一位好朋友叫劉尊一，因共產黨下獄，劉年僅23歲，“誤入岐途，且有孕在身，萬望從輕發落。”緊接著又說劉如何漂亮，如何聰明能幹 ，有魄力，有本事，暗示潘可以把劉爭取成為自己的賢內助。潘果然將劉尊一假釋出獄，送往醫院治療刑傷。有人向蔣介石告狀，說潘宜之包庇共黨要犯劉尊一。蔣下令將劉尊一轉押南京臨禁。劉尊一係四川合江縣人，北京大學政治學學生，由羅亦農介紹入中共，中共江浙區婦委會書記、部長，是在大屠殺第二天與丈夫、全國學聯主度何洛一起被捕的，何洛被處決，劉因有孕而投獄。
1927年夏，孫傳芳敗退蘇北後，取得張宗昌等軍閥支持，從揚州渡江，攻占鎮江，向南京推進。何應欽、白崇禧率北伐軍第1、第7軍迎敵，雙方對峙於南京與鎮江之間的龍潭，為爭奪每一座山頭而以拉鋸，戰況慘烈。潘宜之在上海，將東路軍剛接收過來的兩艘軍艦“楚同”號和“永安”號編成小艦隊，由他親自率領，溯江而上，直抵龍潭江麵，從江上炮擊孫傳芳部隊，致使孫腹背受敵，一敗塗地。潘宜之在這次戰役中立了大功。
龍潭戰役後，潘宜之沒有去邀功討賞。去到南京，再次將劉尊一保釋出獄，送進醫院，讓劉生下前夫何洛的遺孤。劉尊一大受感動。決定與潘宜之結婚。
1928年9月，桂係軍閥集團西征討伐唐生智，潘宜之擔任第四集團軍總屋令部政務處長，隨軍進駐武漢。李宗仁為安撫湖北人，同意“鄂人治鄂”的主張，於是任潘宜之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委員、省黨務訓練所教育長兼代所長，並於1929年春兼任漢口市長。不久，1929年初，“蔣桂戰爭”爆發，潘隨桂係軍敗退宜昌，遭蔣介石明令撤職通輯。他偕夫人劉尊一逃亡日本，同船赴日的有劉斐、楊東蓴等。
1930年，“改組派”的汪精衛與西北軍首領馮玉祥、晉綏軍首領閻錫山等反蔣勢力在北平舉行“擴大會議”。潘宜之從日本回國後代表新桂係李宗仁、白崇禧出席。會後又主辦該會的喉舌《民報》。蔣馮閻中原大戰爆發時，潘被任命為“中華民國軍”交通司令。改學良進關助蔣後，潘隨馮閻撤退太原，參加了“太原擴大會議”。
第二次倒蔣失敗後，潘宜之又遭蔣介石明令通輯。他偕夫人劉尊一出亡香港，並欲出洋。閻錫山為了拉攏桂係勢力，特電匯二萬元，資助潘宜之留學，其夫婦於1932年初乘輪經意大利、瑞土、法國而到英國，在倫敦大學和牛津大學就讀。
1934年下半年，潘宜之接到桂係頭目李宗仁、白崇禧從國內打去的多封電報，告訴他，蔣介石對他的通輯令己取消，要他速回廣西任事。因夫人劉尊一還要爭取碩土學位，潘就先一步回國。擔任第四集團軍總訓處少將處長。潘宜之還擔任了新桂係秘密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同誌會”“三民主義同誌會”的政治季員會副主任兼宣傳委員會主任、南寧《民國日報》社長。經過通輯和幾進幾出的曲折，潘宜之對局勢、命運有了新的認識，反蔣親共抗日的愛國進步立場是十分鮮明的。他常代表新桂係和李宗仁、白崇禧，往來於桂林、南寧、廣州、香港等地，與各方愛國進步人土，乃至共產黨人聯絡。老共產黨員、女作家胡蘭畦在《回憶錄》中述及她代表共產黨在香港、南寧與潘宜之、劉尊一（因受潘的保護，沒有申明脫黨，仍是共產黨員）接觸的情況。當提到“福建人民政府失敗的原因時，潘宜之說：”福建人民政府所聯絡的勢力太小，沒有形成革命力量的支持。”他還說：“我們要反帝抗日，救國圖存，就必須先要打倒國內的封建勢力，組織革命政府。”胡蘭畦還說：“從潘宜之口氣中，我聽出他是反蔣的，他們企圖有個獨立的抗日政府，與共產黨合作，能夠得到蘇聯的支持。”
革命文學家鄒韜奮在《患難餘生記》中提到他與潘宜之的舊交：“P先生，我在英國時曾見過幾麵，那時他在牛津讀書，我在倫敦及旅行到牛津時，都在友人處遇著過他。我當時知道他是廣西派（桂派）人物。大概政界人物在海外的時候，頭腦都比較清楚，所以我們淡得來......”。鄒並說潘代表廣東省政府主席陳濟棠到香港去請他去廣州唔談，然後又陪同鄒回香港。這是在1936年6月，兩廣“六一事變”爆發不久的事。後來，廣東方麵被蔣介石分化瓦解，廣西桂係繼續與蔣對峙，潘宜之又奉李宗仁、白崇禧之命到香港，敦請淞滬抗戰領袖蔡廷鍇去廣西，他們從香港自我輪船繞道越南而去南寧。 這在蔡廷鍇《自傳》和程思遠的《政壇回憶》中都有記載。
1936年9月，蔣桂重新妥協，潘宜之晉升為陸軍中將。1937年6月，共產黨代表潭平山、胡鄂公到桂林。而同時，蔣介石也派財政部長宋子文到桂林。潘宜之代表李宗仁、白崇禧，一麵與潭、胡談判，一麵又應付宋子文。最後宋子文慷慨地答應以桂鈔（毫洋票）一元等於法幣五角的比率收回桂鈔。
1937年9月，廣西爆發了“王公度案”，王本是李宗仁、白崇禧的親信，但剛愎自用，一意孤行，結怨太多，當時被蔣介石、白崇禧、李宗仁以“托派漢奸、日本特務”的罪名下獄。潘宜之平素與王勢不兩立，趁機泄私憤，圖報複，與反對王公度的李品仙、廖磊、夏威等人聯合起來，進一步給王羅織罪名，敦促李宗仁下決心，最後將王公度槍斃。這是新桂係集團內部“狗咬狗”的鬥爭。
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潘宜之隨白崇禧到南京出席最高國防會議。以後隨桂軍開赴徐州前線，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秘書長。1937年11月，又任湖北省政府委員。第五戰區在徐州招募了數千流亡學生和抗日愛國誌士，創辦了“青年戰地訓練班”，後改名“抗戰青年幹部訓練團”。1938年，遷往河南潢州縣，再更名為“第五戰區抗敵青年軍團”（簡稱“青年軍團”），總共有學員四五仟人，司令長官李宗仁自兼團長，張任民為副團長，潘宜之為教育長，實際主管訓練事宜。——中國共產黨山東、河南、江蘇、安徽、湖北等省地方組織派遣大批黨員及“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員打入“青年軍團”。教官中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土有：陳荒煤、田漢、匡亞明、張百川、 克家、王深林、萬籟天、沙梅等。學員中的中共黨員有：許家屯、張景華、王靜溪、濮思澄、王希克、李揚等。這些人和很多學員後來都成長為中共和八路軍、解放軍的高級幹部，他們回憶往事，對潘宜之都作了十分肯定的評價。他們說，該軍團把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了作為訓練教材，還出去演街頭戲劇，深入群眾宣傳抗日。後來蔣介石發覺“青年軍團”中有共產黨活動，將軍團改名“軍事委員會抗戰時期工作幹部訓練團第二團”，妄圖“整肅共產黨”，但潘宜之堅決抵製，將3個月訓練畢業的4000多學員有計劃地分配到蘇、魯、皖、豫四省根據地的至少有1000多人，包括300多名中共地下黨員、數百名“民先”隊員、“數百名靠攏黨”和“民先”的進步青年，占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李宗仁也在《回憶錄》中說：“這批青年學生，報效延安方麵的為數甚多”。上述那些老革命前輩都說，潘宜之對我們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壯大是“幫了大忙的”。
潘宜之協辦完“青年軍團”後，去到武漢，曾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設計委員會的設計委員。1938年夏，他以湖北省政府委員名義，到故鄉廣濟縣視察，他回到大金鎮下周煜村潘秀二垸老家下塌時，族親們向他訴苦說，附近周家人多勢眾，常欺侮潘家的人，現在我們潘家的人在外做了大官，帶了衛兵回來，該狠狠地把周家的人打一頓了。潘宜之連忙製止，並拿他的帖子去把周家的頭麵人物請了過來，設晏款待，席間把盞，號召潘家、周家和所有中華同胞精誠團結，捐棄前嫌，共赴國難。潘宜之離去後，周家的人再了也不欺斜侮潘家的人了，大家更親密無間。
1939年9月，蔣介石為利用新桂係軍閥，在政府內閣中給桂係些席位，潘宜之出任重慶國民政府經濟部常務次長，他與政務次長秦汾一起輔佐部長文灝執掌部務，他們團結很多專家學者，如經濟部次源委員會副主任錢昌照，委員兼四川四大煤礦聯合辦事處主任、甘肅油礦局長孫越崎，該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所長黃汲清、李春昱，該部中央工業試驗所所長顧毓泉 ，該部農本局技正金善寶等，共同發展大後方的工農業生產和科學技術事業，支援前線抗戰。
潘宜之在經濟部任次長期間，曾一度兼任中國荼葉公司董事長，該公司總經理李泰初、是孔祥熙的幹連襟，李仗勢貪汙，驕淫極奢，製造麻煩，無法共事，潘忍氣辭去董事，以表不滿。
1943年4月，潘宜之調任交通部常務次長，時交通部長曾養甫、政務次長徐恩曾等 都是蔣介石等國民黨巨頭安排的一些特務頭子，潘與他們共事格格不入，更無實權，隻有與屬下的一些技術人才一起盡力，為建設大後方的公路交通、郵電通訊等做些益事。
1944年底，日寇垂死掙紮，發動“豫湘桂戰役”，國民黨隊一敗塗地，新桂係丟失了廣西地盤，蔣介石趁機排擠政府中的新桂係成員，首當其衝的是一貫反蔣、又有親共嫌疑的潘宜之。1945年4月，潘被勒令“自行辭職”，被委以"行政院參事”虛街，去印度養病、考察荼葉，後回昆明，住老朋友、川滇鐵路甕司總經理薩福均家中。
1945年8月15日，日寇役降，舉國歡騰。國民黨政府卻委任潘宜之為救濟總署廣西分署署長。潘對這種汙辱性的降格使用十分憤慨，回憶三十年來知遇、升遷、曲折、榮辱時，隻有無限的悔恨、幻想和悲哀，於9月9日服用過量烈性安眠藥自殺，終年52歲，留下遺囑24字：“穿上大衣，放進棺材，抬往後山，埋在地下，樹立碑子，就此了事”。潘宜之自殺是一幕悲劇，出此下策，也是對腐敗的國民黨政府投下濃重的陰影，以死報國。
立於北京萬安公墓的潘宜之劉尊一墓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