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席評］前一段時間曾經注意到，１９３７年平型關大捷時林彪指揮作戰的一張照片，有網友指出是假的，說是１９４２年國民黨緬甸遠征軍孫立人將軍的。論者言之確鑿，以為就是定論了。
最近再一查，原來有叫楊浪的網友，跟蹤追擊，打了一場漂亮的網絡照片鑒別戰。現在轉載相關的幾篇文章：
１、平型關？仁安羌？擺拍？紀實？
這兩天一直在為這張經典照片“戰鬥”。
我相信，閱讀本文的時候，你也將反複地翻看它――這張照片我們應該很熟悉了，都說是平型關戰鬥時的１１５師指揮所，育帥和聶帥都在照片裏，我寫《林彪指揮平型關戰鬥使用的是什麽地圖》文也參考過。
最近出現的重大“異說”是，這張照片不是１９３７年的平型關，而是１９４２年國軍入緬作戰時的的仁安羌戰鬥。照片中的人也不是林、聶，而是國軍第３８師１１３團團長劉放吾，３８師師長孫立人，和英軍聯絡官韋爾斯。
“異說”出自網上，與史迪威的聯絡參謀王楚英的一篇文章有關。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從ＧＯＯＧＬＥ上搜“神秘的抗戰照片”（以下簡稱“神文”）一文。從網上的討論看，該文至少在去年１０月前就出現了，但是沒有作者名字。我下載的是網名“常思量”本月６號貼在“強國論壇”上的轉文。我查了２００１年第８期《百年潮》上王楚英先生的原文，根據“神文”裏的文字，我懷疑“神文”作者是當時的編輯“劉文”先生。
無論“平型關”還是“仁安羌”，是戰史、地理還是攝影；這事都在我的興趣半徑裏。
我們分幾個問題來拆吧。
平型關？仁安羌？
關於“平型關”說，“神文”轉引――
國防大學教授蔡仁照在他那本《中國元帥聶榮臻》一書中這樣記載：“師指揮所設在東南的一個小山頭上，這裏舉起望遠鏡就可以縱觀全溝。當聶榮臻接到部隊部署完畢的報告之後，興奮地舉起望遠鏡，向師指揮所前側的山頭望去。將軍的第一印象是：部隊隱蔽得真好。將軍臉上露出了一絲甜甜的笑。正當這時，一位有遠見的同誌按下了照相機的快門，拍下了聶榮臻和林彪在平型關戰役指揮所的照片。”
而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的《聶榮臻傳》記載得更具體：“林彪單腿跪在聶榮臻身旁的草地上，也用望遠鏡觀察伏擊陣地和溝道通路。他倆看到部隊隱蔽得不露一絲破綻，完全與山巒草木融合在一起，不由得相視一笑。站在一旁的蘇靜不失時機地舉起照相機，拍攝了這兩位平型關戰鬥的組織者和指揮者在前沿陣地指揮的照片。”這裏指出了拍攝者的姓名——蘇靜。
關於“仁安羌”說，“神文”敘述――
“正當大家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時，忽然傳來第一營營長張崎陣亡的消息。孫立人和劉放吾立即爬上５０１高地，向陣亡將士致哀，並在陣前觀察敵情。這時一名英軍隨軍記者拍下了一張照片。”“這時”的時間應該是１９４２年４月１９日上午１１時許，時仁安羌解圍戰鬥已經基本告勝。
照片中的人物
在“平型關”說裏，這裏的人物順序有點亂套，“神文”注意的很仔細――
“平型關之說對於照片上的人物位置說法混亂。目前至少有４種排列。長城出版社出版的《聶榮臻元帥》畫冊上說，照片的左二是聶榮臻，左一為林彪。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的《聶榮臻傳》，則說左一為林彪，左三為聶榮臻。張宏誌所著《中國抗日遊擊戰爭史》則認為“拿望遠鏡者是師長林彪（左三）”。而重慶聶榮臻研究會編撰的《聶榮臻文物》一書則說：“林彪單腿跪在聶榮臻身旁的草地上，全神貫注地觀察伏擊的陣地。”也就是說，林彪的位置在左五。歸結起來，林彪的位置有三種說法：左一、左三、左五。聶榮臻的位置有兩種說法：左二、左三。”
不過在網上討論中，對戰史素有很深研究的“頌劍”先生詢問過“對戰史有很深造詣的朋友”，不但堅指攝影者為蘇靜，而且很肯定地說“照片上從左至右有林彪、王秉璋、聶榮臻、徐海東等”。
在“仁安羌”裏，照片中人物順序是清楚的，據“神文”轉引――
“眼前這張照片的背後卻注明：左一為國民黨新編第３８師１１３團團長劉放吾，左三手持望遠鏡者為新編３８師師長孫立人，左四披風衣、穿皮鞋者是英軍的聯絡官韋爾斯上校。”
擺拍還是紀實
“仁安羌”說的“紀實”性似乎沒什麽問題，隻是拍攝者的英軍攝影師沒有名字。如果按上引的兩種“聶榮臻傳”，此照當無疑問是“紀實”，但網上討論中，“頌劍”先生給出了新的材料，指出王秉璋回憶中關於“模擬照相”的事實，如此，當然就否定了蘇靜現場紀實一說，這就把事情搞得更亂。“頌文”裏說――
“關於模擬照相的經過，王秉璋有回憶，但也有不實之處。王說：“我向周昆參謀長和幾位參謀了解了9月25日的戰鬥情況，就去接待《掃蕩報》的記者。我帶記者到戰鬥現場去拍攝，記者們因大戰已經結束了，對拍現場興趣不大，他們要求林、聶等到戰鬥時師指揮所的位置，按前一天的情景像演電影一樣讓他們拍攝。林、聶就按記者的要求來到現場。”
“據我的朋友講，照相處是在山頂上，是模擬的指揮地點，但這個現場，肯定不是當年戰鬥時115師師部真正的指揮地點。這裏地方很小，除了照片上的幾個人外，容納不了更多的人，參謀待的地方都沒有，而且根本無法隱蔽。也看不到戰鬥的地方。之所以選擇這個拍攝角度，是因為選擇較長的方向勉強放下照片上的5個人，若換了角度和方向，連這5個人都放不下。”
“王秉璋說：“這部電影我們始終沒有看到過，也許是國民黨當局不允許他們公開宣傳八路軍”。今天，王老的宿願應能滿足了，這幾天電視裏關於平型關戰鬥的記錄片，就有不少當年拍攝的鏡頭，不僅有八路軍衝向溝底的鏡頭，還有聶帥手持望遠鏡的鏡頭。”
王秉璋的回憶我沒有找到，但是“頌劍”先生是斷言蘇靜攝影的，犯不著給自己找反證。他說的“不實之處”是指照片應為蘇靜攝，而不是《掃蕩報》記者，不過“頌劍”沒有舉出反駁的證據。王秉璋時任八路軍１１５師司令部作戰科科長，就在林、聶身邊，他更沒必要編造“模擬照相”的故事。不過這樣一來，關於蘇靜的“現場紀實”說又有了別論。
照片的出處
這麽大的異見，照片的出處當然就很重要了――可惜這個事還是沒有根由。
據“神文”：“上個世紀９０年代，應湖南有關單位之約，王楚英著手寫一篇紀念當年新編38師114團團長李鴻的文章，寫成之後，托在台灣的朋友向定居在澳大利亞的原113團三營副營長胡德華搞些當年的資料。胡德華就在澳大利亞大學圖書館找出了這幅照片。為什麽會到澳大利亞找資料？王楚英告訴筆者，當年在緬甸指揮英軍的斯利姆將軍戰後就任過澳大利亞總督，把不少當年的資料留在了那裏。”不過“神文”作者也說：“一張照片，兩樣說法，孰是孰非，目前還難以論斷。因條件所限，無法到澳大利亞大學圖書館查證那裏保存照片的詳細情況，且王楚英所托的朋友也都故去了。蘇靜將軍也已過世，他生前所拍攝的照片全部上交，追查起來有一定的難度。”
“頌劍”是堅持蘇靜攝影說的，他為此找到“一位對黨史、軍史有很深造詣的朋友進行了谘詢”，“這位朋友，曾與蘇靜的兒子在當地紀念館有關黨史研究人員的陪同下，親臨蘇靜當年拍攝地點，對著照片一一驗證，照片上的石頭仍與當年無異，依舊能很容易地對照、辨認出來。”
盡管是網文，但以我長期潛水的經驗對“頌”先生關於軍史戰史的素養以及人脈我是願意采信的。再一想，關於這張照片的“平型關”說至少該有６０年了，不用說有人在當地紀念館的陪同下踏勘過原地，光是想想所有的人６０年來都在以訛傳訛的可能也夠聳人聽聞。
但是問題還是沒解決。
風衣、綁腿問題
“神文”和一些網友都注意到了照片上右起第二人的風衣。的確很難想象，在低調、內斂的１０１身邊會有穿著外國大氅的作戰參謀。
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抗戰初期的１１５師指揮所裏沒有人穿這樣的風衣。直至四野的東北時期，諸如劉亞樓的馬靴，李作鵬的墨鏡都會在不經意間進入後來人們的回憶。正如“神文”中征引的楊得誌和副團長陳正湘當年寫的《平型關戰鬥詳報》中的一句話“在毫無遮擋的指揮所裏，穿著藍衣沒有紮綁腿的林彪站起來”，當年的高級將領間，若有“奇裝異服”是不會被人們的記述忽略的。
如此，則“披風衣穿皮鞋者是英軍的聯絡官韋爾斯上校”之說看上去很有些靠譜。不過，我是在照片上看不出“皮鞋”來的；再要代入王秉璋的“模擬照相”說，則也不排除第二天拍照時某人穿了繳獲的日軍風衣？當然這樣解釋實在有點勉強就是了。
同樣，如果依楊得誌報告中對１０１沒紮綁腿的描述，則照片中左第一人顯然是紮了綁腿的――這個人究竟是誰已經有點說不清楚了。
攝影畫麵的光影分析
看來解決這個問題，隻有找畫麵上的內證。
這方麵“頌劍”和“神文”都意識到了。“頌劍”說：“看看照片上的石山，完全是符合北方光禿禿的特點。如果是緬甸，怎麽能連樹都沒有？”
不過“神文”對此也下了功夫――
“首先，來看時間與光線。平型關之說，拍攝的時間應該是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５日清晨６點半到７點之間。因再早，天還沒有亮透，拍照容易感光不足；再晚，戰鬥打響，作為司令部的參謀人員，蘇靜恐怕再無暇顧及照相了。仁安羌之說，據王楚英回憶，是１９４２年４月１９日中午１０點到１１點左右。從作戰地圖上看指揮所所處的方向，兩種說法都是要由南向北拍攝。於是問題就出來了：９月底處於高緯度的山西高原，早晨７點之前，太陽的方位在東方，並剛剛升起，光線應從被拍攝人的右邊照過來，並且呈較低的狀態。仁安羌之說的拍攝時間臨近中午，低緯度的緬甸，太陽的位置較高，光線從南稍偏東麵的角度射來。因此，仁安羌之說在光線上似乎更合理一些。因為照片從光線上看比較強烈，而且是從較高的地方照射下來的，角度也恰好是從南偏東的位置。
其次，從地理環境和植被上看。我國北方氣候寒冷，生長的草多呈針葉狀，中秋時節的山西高原地帶，茅草枯黃。這在關於平型關戰鬥的許多回憶錄上都提到過。枯草顏色變淺，在黑白照片上的顏色就成了接近白色。而緬甸地處熱帶，地麵植被茂密，多有闊葉狀的草。指揮所這張照片的草皮呈深顏色，也就是綠色，茂密且有許多闊葉狀植物，這與聶榮臻察看地形之照的植被差別較大。”
從旁之論，我看“神文”的思路是對的，但是有幾個“硬傷”。
從“植被說”，則“神文”的分析顯然勉強，而“頌劍”的直觀更靠譜。
第二，如果從王秉璋的“模擬照相”說，則時間、拍攝方向就更無從依據。
第三，“神文”對“仁安羌說”的作戰方向判斷犯了大錯。其指“兩種說法都是要由南向北拍攝”為大繆。研究地圖當然是我的強項，圖上判，平型關戰鬥指揮所與作戰地域的觀察方向確為西偏北；而仁安羌戰鬥之師指揮所與作戰地域的觀察方向應為南偏東！
因此，對照片光影方向的判斷，“神文”是錯誤的。
地圖分析
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５日晨打響的平型關戰鬥，其指揮所與作戰地域的位置應無疑義。如圖：１１５師指揮所位於作戰之小寨至老爺嶺之東偏南的石灰溝。指揮所的觀察方向應為西偏北。即使考慮到“模擬攝影”的可能，但方向是不會錯的。這樣，早晨（或上午）的陽光從背後偏右側射來，正是支持“平型關說”的。
１９４２年４月的仁安羌解圍戰鬥的作戰方向卻是由北向南的，這一點不可不察。
根據２００１年第８期《百年潮》上王楚英先生的《目擊中國遠征軍救援英國盟軍》一文，當時入緬國軍正在史迪威指揮下準備平滿納（就是緬甸準備遷移的新都，今天譯做彬馬納）會戰，西線的英軍竟被日軍由南向北一路推到仁安羌附近地域，使國軍右側背暴露，因此不但平滿納會戰計劃取消，還要派出孫立人之新編３８師對英軍實施救援。
當時的國軍主力新５軍新６軍在平滿納附近集結，為救援英軍，新３８師從曼德勒南移，駐緬北臘戍的新２８師調曼德勒補防。
據王楚英文章，仁安羌的地形為，北距賓河大橋１０公裏，南至馬格威３５公裏，馬格威南為因河。賓河南岸有勃固山，其５０１、５１０高地為戰術要點。戰鬥經過為，新３８師１１３團１、２營經賓河大橋潛渡到南岸，秘密逼近敵陣，以一部襲占仁安羌附近高地，而後攻占仁安羌，與此同時，１１３團３營從５０１高地東側突擊，南取５１０高地。１９日拂曉打響，上午１０時許攻占仁安羌達成戰鬥目的。第二日進一步推進至因河向馬格威發展進攻。
顯然，新３８師是由北向南發起戰鬥的。如照片是１９日上午拍攝，除非是向自己方向觀察，指揮所的觀察方向應該是南偏東。正如“神文”所說的，“低緯度的緬甸，太陽的位置較高，光線從南稍偏東麵的角度射來”，但是孫將軍不是象“神文”所說的向北，而也是“南偏東”，正好頂光！頂光時候的拍攝效果是否如這張照片那樣，光線大部從右後方向射來？行家們就知道了。
疑惑，還是疑惑
費勁說了這麽半天，該說說我的判斷了。
綜上，“平型關說”有照片上的光影支持，植被支持，作戰方向支持，還有經驗（即幾十年戰史研究不應該錯）支持以及概率（“仁安羌說”是一新出現的孤證）支持。但是有人物疑惑，風衣疑惑以及“擺拍”的疑惑。
“仁安羌說”則有風衣的支持，人物確定的支持以及論者（王楚英為戰場當事人）的支持。但是又有光影的疑惑和孤證的疑惑。
兩說中的拍攝者其實也都沒有確定的解決。
我還做了一個工作，就是把劉放吾的照片找到了。邏輯上，如果肯定了照片上的左一確為劉放吾，則“仁安羌說”就獲得了根本的支持，全線就突破了。
關於這個半邊臉的“左一”，多數文獻都認作育帥，我在寫平型關地圖文章的時候也是這麽認的。其實你仔細放大了看，此說還真的有點含糊，難怪文獻中的注釋那麽混亂。主要的疑問在於，照片上半邊臉的左一，其臉龐似乎比育帥的臉龐要寬？再加上照相時，１０１怎麽也不該放在從屬地位。萬一此人真是劉放吾呢？
(感謝徐綏之先生發來清晰的圖片)
當我找來抗戰初期１０１的照片，再找到劉放吾在抗戰初期的照片時，直覺上已經放棄了“仁安羌說”的僥幸。稍加比對，就可以放棄此人是劉的判斷：照片上至少有兩點十分明顯：１，耳廓，林的耳廓顯然大於劉；２，劉的口唇部明顯高於林。如此，如果“左一”必得是他倆中的一個人的話，寧肯為林，當不為劉。
疑惑，還是疑惑。如果非要給出一個結論，我隻能說，我從“平型關說”的比重大一些，但是希望有高人拿出更結實的證據，尤其是那件可疑的風衣！
２、從回貼爬進去－再說那張平型關照片
“以上情況”對於我是有重要意義的，本來我已經幾乎要從“平型關說”了，這裏提供的點滴情況，很可能又把砝碼向另一邊傾斜過去。
從回貼爬進去，有以下幾點推論：
一.根據老吳對蘇靜將軍的直接采訪，“他給我談過朱德在長征中的照片，沒有談到林彪在平型關的照片”。按說林彪的平型關照片是一張經典照片，蘇靜既然說到了當年的攝影而不談這張照片的拍攝似乎有些蹊蹺。不過這隻是猜測。
二.老吳說到一個以前我沒有想到的問題，即機型。貼中說“當時林彪給他兩卷膠卷，應該是120的”；這兩天遍查可能有關的照片，尤其是紅軍時期的朱德照片，見下：
不過，有報道征引，左權將軍的女兒左太北珍藏了一幅照片，照片說明注著“1937年9月左權隨朱德總司令由陝西芝川鎮東渡黃河。右起：朱德、任弼時、左權和總部作戰科科長黃鵠顯”。這張肯定也有裁剪，但從一般裁剪規律上看，幾乎可以判定原片應該是120的!
三.這張照片與平型關之役隻有20來天，如果它是蘇靜拍的，便可以證明當時的相機是120的。再看那張經典的平型關照片，無論從取景或裁剪的規律看，都應該是135相機拍攝的!除非有材料證明當時八路軍裏有135、120兩架相機，不然那張照片的“平型關說”就有疑問。
四.在當時情況下，擺拍“應該無可厚非”，這確是求實之論。查當年的紅軍照片，風格是確實皆為“擺拍”。但這張平型關照有鮮明的紀實風格，即使是如“平文”所列王秉璋說，是事後擺拍的，則蘇靜將軍是否能夠在事後“擺”出這樣一個架式也令人存疑。
因為有新的材料介入，這張經典的平型關照片確實疑點多多。可惜蘇將軍已經作古，老吳當時也不可能專門詢問，隻有依靠今人的考證和新的材料的出現了。我非常同意老吳的意見“黨史.軍史研究應向科學的考證發展，不能讓偽黨史、偽軍史泛濫成災。”由是，則這項考證是有些意義的，更望黨史軍史專家們教正。
博主在25分鍾後回複：“你的發現十分重要，這樣微小的畫麵變化隻能是電影攝影機，不能是照相機。如此，則印證了王秉璋的“第二天補拍電影說”；而推翻了蘇靜紀實攝影說和“仁安羌說”。如此，則關於這張照片的許多故事便真如吳東峰先生所言，有偽黨史偽軍史之嫌，至少是不負責任的人雲亦雲了! 謝謝你!”
再過1小時40分，一直為此協同作戰的鮑昆先生跟貼認為：已經“接近答案了。”
“(蘇)戰鬥中我在林彪的指揮部，他還派我到閻錫山部隊去了。他還有一個部隊在我們左邊山上，什麽部隊現在記不清楚了。我去聯係和他們接洽。問：是什麽時侯？答：是戰鬥進行中，我記得去了兩次，他們的陣地就是修在平型關的關口那個卡子。 問：那個地方我去過，還殘留一些坑坑窪窪的工事的遺跡，長城已倒塌了，隻剩下一個門洞。當時你去找他們時他們是怎麽說的？答：我是以林彪特派員身分去的，就穿的軍裝，因為那時是友軍啊。”“問：閻錫山部隊到底打了沒有？答：在北麵的嶺上也堵了一下，但沒堵住。問：你見閻錫山部隊不動，回來怎麽向林彪匯報的？林彪怎麽說的？生氣沒有？答：我如實向他匯報了情況，他也沒有說啥。”
這段材料說明，第一，蘇靜在采訪中並未提到那張照片。第二，平型關戰鬥過程中，蘇靜曾代表育帥兩次到友軍進行聯絡。不必展開推理，老吳提供的這兩條信息已經基本動搖了“蘇靜攝影說”。
去年7月8日《新京報》抗戰特刊中有《老將軍憶平型關大捷 大捷過後百姓方識此軍神勇》一文，文中記者轉述王將軍“透露了這樣一個趣聞：平型關大捷後，國民黨的藝術團體來到115師駐地慰問演出，9月26日，兩名記者提出給林彪、聶榮臻拍一張戰地照片，當時的作戰科長王秉璋也一起被攝進了鏡頭。實際上，因為運輸任務，他並沒有直接參加戰鬥。這些照片流傳很廣，但很少有人知道，這是戰鬥勝利後補拍的鏡頭。”
“實事求是，如實反映這段曆史”，並不因自己在畫麵上而掠美，這大概就算高風亮節，也是王老晚年反複說明此事的原因吧？
這份資料中王老說明9月25日平型關戰鬥打響時，他和徐海東因為與友軍交涉運輸，並因前晚大雨耽擱在路上，並沒有直接參與當天的戰鬥指揮。
第二天“王秉璋趕到師部後，向林彪、聶榮臻報到，並簡要匯報了與閻錫山方麵代表交涉車運的經過。不久，國民黨《掃蕩報》的記者得知八路軍在平型關打了勝仗，便帶著電影攝影機要來拍新聞紀錄片。林彪對《掃蕩報》沒好印象，說那是國民黨最反動的複興社辦的報，不想接待。聶榮臻說：“現在搞統戰，與過去不一樣了，宣傳我們打勝仗是好事嘛！”林、聶因王秉璋與國民黨交涉過車運，有跟他們打交道的經驗，就派他去接待那幾位記者。
王秉璋向參謀長周昆和幾位參謀了解了9月25日的戰鬥情況後，就去接待《掃蕩報》的記者。他帶記者到戰鬥現場去拍攝，但記者們因大戰已經結束，對拍現場興趣不大。他們要求林、聶等人到戰鬥時的師指揮所位置，按當時的情景像演電影一樣讓他們拍攝。林、聶就按記者的要求來到現場。司令部的一些幹部當時都很年輕，對拍電影感到挺稀奇，都趕來湊熱鬧。記者們在拍電影的同時，還拍了許多照片。
那時候，照相的機會並不多，王秉璋也趁此機會照了幾張，當時自然不會想到這些照片的曆史意義。回到師部，他要求記者將照片衝洗出來，記者當即就衝出了一套交給他。這套照片大約有20多張，記者走後，王秉璋將照片分發給了當事人。但拍的電影卻始終沒有公映過，也許是國民黨當局不允許公開宣傳八路軍。那套照片在戰爭年代大部分丟失了，隻有幾幅保存下來。解放後，有關方麵征集史料，這幾幅照片就被當成當時戰鬥的真實寫照公開發表了，恰好這幾張照片都有王秉璋在內。”
第一，是第二天補拍的。
第二，是《掃蕩報》拍攝的。
第三“司令部的一些幹部當時都很年輕，對拍電影感到挺好奇，都趕來湊熱鬧。”所以會有王、徐出現在畫麵上。
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仁安羌說”和“蘇靜攝影說”。
不過這段回憶中指“記者當即就衝出了一套交給他。這套照片大約有20多張，”，這與我們認為 “照片”不可能由相機拍攝的技術分析有衝突，有待專家進一步考察，也算“本案”留下的一個技術性尾巴。
我們從戰史、地圖和陽光方向上基本否定了“仁安羌說”，又從設備、拍攝風格上質疑了“蘇靜攝影說”，但是在“平文”中，注意到“頌劍”堅持“照片上從左至右有林彪、王秉璋、聶榮臻、徐海東等”，沒有敏感地考證到戰鬥中指揮所人員中並沒有王、徐，這是一個重要疏忽。
至於質疑“平型關說”中的一個重要細節：風衣問題，在“平文”中分析“不排除第二天拍照時某人穿了繳獲的日軍風衣？當然這樣解釋實在有點勉強就是了”，看來這個小概率分析是可以坐實的了。還有一個後來的故事可以一說，育帥在38年3月出行中被友軍哨兵槍傷，原因是林當時騎馬穿著繳獲的日軍黃泥大衣，被哨兵誤認為是日軍。這可證明當時的高級將領們是穿過繳獲服裝的。
短短十天的時間裏，在“大旗網”為我們提供的戰場上，博友們集思廣益，從不同角度提供材料，提出分析，最終破解真相，這種學術性研究的方式、效率是非博客文化不可想象的!
在“破案”過程中，有許多博友的鼓勵和勉慰，更有許多朋友的智慧!特別要感謝的是鮑昆先生就攝影史和器材史上的重要思路；吳東峰先生提供的重要采訪資料；Eliter先生就第二張照片的重要發現；以及徐綏之先生提供的照片補正。謝謝諸位!
我想，此次“破案”不僅是大家的一次友情出演，也不是一次集體的智力遊戲，多年從事戰史及將領采訪的吳東峰先生說“不能讓偽黨史、偽軍史泛濫成災。回憶錄往往是靠不住的,由此必須向黨史,軍史中的造假開刀”，這該是摯情至理之論。回過頭去再看看“平文”中征引的關於現場拍攝的栩栩如生的描繪，我們當深思回味!
此時，我想我更能深切理解王秉璋將軍“實事求是，如實反映這段曆史”的鏗鏘之論，而王將軍已於半年前的2005年9月25日10時20分在北京逝世。
２、從回貼爬進去－再說那張平型關照片
“楊浪:：好文章，黨史、軍史研究應向科學的考證發展，不能讓偽黨史、偽軍史泛濫成災。回憶錄往往是靠不住的，由此必須向黨史,軍史中的造假開刀。蘇靜將軍我曾采訪過多次，他是紅軍中最早使用照相機的人，長征中一直帶著它，朱德在長征中的一張照片就是他拍的。紅一方麵軍長征時我未聽到其他人帶照相機的情況，他告訴我，當時林彪給他兩卷膠卷，應該是120的。那時,因照相機少見，膠卷極缺，一般有照相機都拍人頭像，他就給劉昌毅等許多人拍過，我估計就是那兩卷膠卷。過去的照片擺拍多，和我們的設備差，膠卷少有直接關係，應該無可厚非。他給我談過朱德在長征中的照片，沒有談到林彪在平型關的照片。可惜當時我不了解這個情況，沒有問，以上情況供參考。”
“以上情況”對於我是有重要意義的，本來我已經幾乎要從“平型關說”了，這裏提供的點滴情況，很可能又把砝碼向另一邊傾斜過去。
從回貼爬進去，有以下幾點推論：
一.根據老吳對蘇靜將軍的直接采訪，“他給我談過朱德在長征中的照片，沒有談到林彪在平型關的照片”。按說林彪的平型關照片是一張經典照片，蘇靜既然說到了當年的攝影而不談這張照片的拍攝似乎有些蹊蹺。不過這隻是猜測。
二.老吳說到一個以前我沒有想到的問題，即機型。貼中說“當時林彪給他兩卷膠卷，應該是120的”；這兩天遍查可能有關的照片，尤其是紅軍時期的朱德照片，見下：
這張紅軍時期的朱德照片不知道是不是蘇靜拍攝的？從照片的規格上看有可能是120 的膠片略加裁剪，但也可能是135的豎幅；但是因為沒有拍攝者的記錄，我沒有依據判斷它是不是斯諾1937年到延安采訪時拍攝的。
不過，有報道征引，左權將軍的女兒左太北珍藏了一幅照片，照片說明注著“1937年9月左權隨朱德總司令由陝西芝川鎮東渡黃河。右起：朱德、任弼時、左權和總部作戰科科長黃鵠顯”。這張肯定也有裁剪，但從一般裁剪規律上看，幾乎可以判定原片應該是120的!
1936年2月紅軍曾有東渡黃河之役；次年國共聯合抗戰又有入晉參與太原會戰。從軍裝和說明看，照片上是這一次。可以肯定這張照片不是斯諾拍攝，那末這張在最高將領身邊拍攝的人就很可能是時任作戰參謀的蘇靜
三.這張照片與平型關之役隻有20來天，如果它是蘇靜拍的，便可以證明當時的相機是120的。再看那張經典的平型關照片，無論從取景或裁剪的規律看，都應該是135相機拍攝的!除非有材料證明當時八路軍裏有135、120兩架相機，不然那張照片的“平型關說”就有疑問。
四.在當時情況下，擺拍“應該無可厚非”，這確是求實之論。查當年的紅軍照片，風格是確實皆為“擺拍”。但這張平型關照有鮮明的紀實風格，即使是如“平文”所列王秉璋說，是事後擺拍的，則蘇靜將軍是否能夠在事後“擺”出這樣一個架式也令人存疑。
因為有新的材料介入，這張經典的平型關照片確實疑點多多。可惜蘇將軍已經作古，老吳當時也不可能專門詢問，隻有依靠今人的考證和新的材料的出現了。我非常同意老吳的意見“黨史.軍史研究應向科學的考證發展，不能讓偽黨史、偽軍史泛濫成災。”由是，則這項考證是有些意義的，更望黨史軍史專家們教正。
３、報告諸位：“案子”破了
有關115師平型關作戰指揮所那張經典照片的問題，我在3月20日的《平型關？仁安羌？擺拍？紀實？》(以下簡稱“平文”)(http://blog.daqi.com/article/10293.html)一文中進行了詳細地扒梳犁掃；此後，又在昨天的《從回貼爬進去》(以下簡稱“從文”)(http://blog.daqi.com/article/10912.html)一文中做了艱難的推進。山窮水盡之後的柳暗花明，是在一瞬間幾乎同時發生的：
從回貼鑽出來
昨天晚上22時48分51秒，Eliter網友回貼：“看了網上的另一張照片，同樣的場景，人物的臉部角度已有變化，說明這不是一幅照相機照片，而是從一段電影膠片中截取一格重印的場景。應該有一段紀錄片。”
博主在25分鍾後回複：“你的發現十分重要，這樣微小的畫麵變化隻能是電影攝影機，不能是照相機。如此，則印證了王秉璋的“第二天補拍電影說”；而推翻了蘇靜紀實攝影說和“仁安羌說”。如此，則關於這張照片的許多故事便真如吳東峰先生所言，有偽黨史偽軍史之嫌，至少是不負責任的人雲亦雲了! 謝謝你!”
再過1小時40分，一直為此協同作戰的鮑昆先生跟貼認為：已經“接近答案了。”
(Eliter發現的圖片)
(經典原片)
的確，Eliter發現的圖片是本案推理中一個關鍵的突破。同樣場景兩幅有微小區別的畫麵，顯然不可能是照相機拍攝的。因為兩幅畫麵中除左二的姿勢略有變動，其他人的位置、體姿均無變化，說明兩張照片的拍攝間隔僅為0．幾秒；而當時的照相機不可能有馬達，每拍攝一張必須手動上卷過片，所以這張照片上的場景確如Eliter所說“這不是一幅照相機照片，而是從一段電影膠片中截取一格重印的場景。”
旁證
同是昨晚23時29分，曾直接采訪過蘇靜將軍並一直關注“此案”的吳東峰先生專門查閱了當年的采訪筆記，回貼提供了蘇靜有關平型關戰役的答問。正如我在“從文”中對傳統的“蘇靜攝影說”提出的疑惑，“蘇靜既然說到了當年的攝影而不談這張照片的拍攝似乎有些蹊蹺”，老吳的最新材料是推翻“蘇靜攝影說”的重要旁證，這段材料中記者與蘇將軍一問一答：
“(蘇)戰鬥中我在林彪的指揮部，他還派我到閻錫山部隊去了。他還有一個部隊在我們左邊山上，什麽部隊現在記不清楚了。我去聯係和他們接洽。問：是什麽時侯？答：是戰鬥進行中，我記得去了兩次，他們的陣地就是修在平型關的關口那個卡子。 問：那個地方我去過，還殘留一些坑坑窪窪的工事的遺跡，長城已倒塌了，隻剩下一個門洞。當時你去找他們時他們是怎麽說的？答：我是以林彪特派員身分去的，就穿的軍裝，因為那時是友軍啊。”“問：閻錫山部隊到底打了沒有？答：在北麵的嶺上也堵了一下，但沒堵住。問：你見閻錫山部隊不動，回來怎麽向林彪匯報的？林彪怎麽說的？生氣沒有？答：我如實向他匯報了情況，他也沒有說啥。”
這段材料說明，第一，蘇靜在采訪中並未提到那張照片。第二，平型關戰鬥過程中，蘇靜曾代表育帥兩次到友軍進行聯絡。不必展開推理，老吳提供的這兩條信息已經基本動搖了“蘇靜攝影說”。
核心證據
根據Eliter對第二張照片的重要發現，我們自然要采信“平文”中已談及王秉璋將軍的“第二天補拍電影說”。昨晚仔細搜求資料，我發現，王秉璋將軍近年接受采訪中幾次提到了這張照片的真實拍攝情況，為破案提供了核心證據。
去年7月8日《新京報》抗戰特刊中有《老將軍憶平型關大捷 大捷過後百姓方識此軍神勇》一文，文中記者轉述王將軍“透露了這樣一個趣聞：平型關大捷後，國民黨的藝術團體來到115師駐地慰問演出，9月26日，兩名記者提出給林彪、聶榮臻拍一張戰地照片，當時的作戰科長王秉璋也一起被攝進了鏡頭。實際上，因為運輸任務，他並沒有直接參加戰鬥。這些照片流傳很廣，但很少有人知道，這是戰鬥勝利後補拍的鏡頭。”
)中，關於這張照片的形成經過說的更加詳細：
“王秉璋是9月26日到達平型關的，並沒有參加9月25日的戰鬥，可是人們卻認為他參加了，原因是有幾張平型關戰役的曆史照片上都有他。這些照片作為宣傳平型關大捷的珍貴史料，早已家喻戶曉。過去宣傳說那些照片是戰鬥時現場實拍的，但筆者在為王老整理回憶錄時，王老反複強調要實事求是，如實反映這段曆史。
“實事求是，如實反映這段曆史”，並不因自己在畫麵上而掠美，這大概就算高風亮節，也是王老晚年反複說明此事的原因吧？
這份資料中王老說明9月25日平型關戰鬥打響時，他和徐海東因為與友軍交涉運輸，並因前晚大雨耽擱在路上，並沒有直接參與當天的戰鬥指揮。
第二天“王秉璋趕到師部後，向林彪、聶榮臻報到，並簡要匯報了與閻錫山方麵代表交涉車運的經過。不久，國民黨《掃蕩報》的記者得知八路軍在平型關打了勝仗，便帶著電影攝影機要來拍新聞紀錄片。林彪對《掃蕩報》沒好印象，說那是國民黨最反動的複興社辦的報，不想接待。聶榮臻說：“現在搞統戰，與過去不一樣了，宣傳我們打勝仗是好事嘛！”林、聶因王秉璋與國民黨交涉過車運，有跟他們打交道的經驗，就派他去接待那幾位記者。
王秉璋向參謀長周昆和幾位參謀了解了9月25日的戰鬥情況後，就去接待《掃蕩報》的記者。他帶記者到戰鬥現場去拍攝，但記者們因大戰已經結束，對拍現場興趣不大。他們要求林、聶等人到戰鬥時的師指揮所位置，按當時的情景像演電影一樣讓他們拍攝。林、聶就按記者的要求來到現場。司令部的一些幹部當時都很年輕，對拍電影感到挺稀奇，都趕來湊熱鬧。記者們在拍電影的同時，還拍了許多照片。
那時候，照相的機會並不多，王秉璋也趁此機會照了幾張，當時自然不會想到這些照片的曆史意義。回到師部，他要求記者將照片衝洗出來，記者當即就衝出了一套交給他。這套照片大約有20多張，記者走後，王秉璋將照片分發給了當事人。但拍的電影卻始終沒有公映過，也許是國民黨當局不允許公開宣傳八路軍。那套照片在戰爭年代大部分丟失了，隻有幾幅保存下來。解放後，有關方麵征集史料，這幾幅照片就被當成當時戰鬥的真實寫照公開發表了，恰好這幾張照片都有王秉璋在內。”
“書證”分析
王秉璋將軍的這段回憶詳盡生動，充滿細節，當是關於這張照片拍攝過程的最權威的證據。這裏說明：
第一，是第二天補拍的。
第二，是《掃蕩報》拍攝的。
第三“司令部的一些幹部當時都很年輕，對拍電影感到挺好奇，都趕來湊熱鬧。”所以會有王、徐出現在畫麵上。
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仁安羌說”和“蘇靜攝影說”。
不過這段回憶中指“記者當即就衝出了一套交給他。這套照片大約有20多張，”，這與我們認為 “照片”不可能由相機拍攝的技術分析有衝突，有待專家進一步考察，也算“本案”留下的一個技術性尾巴。
“破案”回顧
回顧“平文”以及“從文”，我們從傾向於“平型關說”到疑惑於“平型關說”，經過了一個戲劇性的轉折，但是大體的思路方向是不錯的。
我們從戰史、地圖和陽光方向上基本否定了“仁安羌說”，又從設備、拍攝風格上質疑了“蘇靜攝影說”，但是在“平文”中，注意到“頌劍”堅持“照片上從左至右有林彪、王秉璋、聶榮臻、徐海東等”，沒有敏感地考證到戰鬥中指揮所人員中並沒有王、徐，這是一個重要疏忽。
至於質疑“平型關說”中的一個重要細節：風衣問題，在“平文”中分析“不排除第二天拍照時某人穿了繳獲的日軍風衣？當然這樣解釋實在有點勉強就是了”，看來這個小概率分析是可以坐實的了。還有一個後來的故事可以一說，育帥在38年3月出行中被友軍哨兵槍傷，原因是林當時騎馬穿著繳獲的日軍黃泥大衣，被哨兵誤認為是日軍。這可證明當時的高級將領們是穿過繳獲服裝的。
“博客會戰”的意義
我認為本案的“偵破”應為博客文化中的一個經典戰例。
短短十天的時間裏，在“大旗網”為我們提供的戰場上，博友們集思廣益，從不同角度提供材料，提出分析，最終破解真相，這種學術性研究的方式、效率是非博客文化不可想象的!
在“破案”過程中，有許多博友的鼓勵和勉慰，更有許多朋友的智慧!特別要感謝的是鮑昆先生就攝影史和器材史上的重要思路；吳東峰先生提供的重要采訪資料；Eliter先生就第二張照片的重要發現；以及徐綏之先生提供的照片補正。謝謝諸位!
我想，此次“破案”不僅是大家的一次友情出演，也不是一次集體的智力遊戲，多年從事戰史及將領采訪的吳東峰先生說“不能讓偽黨史、偽軍史泛濫成災。回憶錄往往是靠不住的,由此必須向黨史,軍史中的造假開刀”，這該是摯情至理之論。回過頭去再看看“平文”中征引的關於現場拍攝的栩栩如生的描繪，我們當深思回味!
此時，我想我更能深切理解王秉璋將軍“實事求是，如實反映這段曆史”的鏗鏘之論，而王將軍已於半年前的2005年9月25日10時20分在北京逝世。
向所有執著於曆史真相的人們致敬!
附：楊浪
楊浪：財訊傳媒(seec)集團副總裁，中國證券研究設計中心媒體管理部副總經理。享受政府特殊津貼。上世紀８０年代起先後在《中國青年報》、《三聯生活周刊》、《中國青年》雜誌、《財經時報》、《財經》雜誌任高級職務。
附：楊浪
楊浪：財訊傳媒(seec)集團副總裁，中國證券研究設計中心媒體管理部副總經理。享受政府特殊津貼。上世紀８０年代起先後在《中國青年報》、《三聯生活周刊》、《中國青年》雜誌、《財經時報》、《財經》雜誌任高級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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