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麵的這張照片，大家都不生疏。長期以來史學界一直認為是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時，國民黨的創始人孫中山和共產黨的創始人李大釗共同步出一大會場，因此是國共合作的象征。
一個偶然的機會，筆者讀到，事實不是如此：同孫中山並列步出國民黨一大會場者並非李大釗。而是孫中山大元帥大本營參軍處上校副官鄧彥華。他是孫中山的貼身警衛。
據說，這幀重要曆史照片的說明文字出錯，原因是多方麵的。１９５６年，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９０周年時，上海市某局文博科負責指出這是李大釗，上海市文化局就第一次采用了上述錯誤說明，之後以訛傳訛。加之，學界也一直以李大釗參加國民黨“一大”，作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重要事件。此幀曆史照片有突出李大釗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的重要地位的作用。再次，照片中的鄧彥華與李大釗確有驚人酷似之處。因而，此照片的說明一直鮮為國人所懷疑。
《光明網》偉大的豐碑中的文字介紹中，就說這是李大釗和孫中山步出國民黨“一大”會場。
在福建支部生活中，也作如是解。
就是在國內出版的李大釗紀念郵票中，也把這幅照片作為背景。
可見，輿論宣傳的作用，是多麽的深入人心，與顛倒黑白。
其實，若仔細端詳照片中的“李大釗”，也不難發現有疑點。李大釗早在１９２２年的照片，已蓄著濃濃的八字胡、戴深度近視眼鏡，常常身穿長衫禮服。直到１９２７年犧牲時，也一直是這樣的形象。為什麽在１９２４年，出席國民黨“一大”，卻一改以往的形象，不蓄胡子，不戴眼鏡，而又身穿短襖便服，雜行於衛士隊伍之中呢？ 況且，在這種隆重場合，作為大學教授的李大釗，應當穿通行禮服――長衫，而不應是短襖；另外，李大釗深度近視，戴眼鏡，而該照片中之人則未戴眼鏡，這是最大的區別。
早在１９７８年，前大元帥府參軍處上校副官張猛（張國森）參加中山大學孫中山紀念館時，就明確指出這幀重要曆史照片的說明有誤，照片中的“李大釗”，是曾與他共事多年的鄧彥華。張猛先生與鄧彥華當時均在大本服務，同是上校副官，彼此熟稔；張先生認定與孫中山步出會場者為鄧彥華，應當較為準確。
當時，大本營副官分三部分：一是侍衛副官如黃惠龍、馬湘、鄧彥華、黃夢熊、馬坤、高中禹、黃民生等；二是庶務副官如賓鎮遠、席楚霖等；三是交際副官如張猛、丁象益、王文漢、錢鍼、蕭芹、葛昆山等。交際副官的任務是每日代孫中山接見賓客、到醫院慰問傷病官兵，並與各軍事機關聯絡重大情報。
１９９０年，鄧彥華的胞妹鄧麗珍在接受采訪時，十分肯定地確認，照片中的“李大釗”是七哥鄧彥華。同年，她鄭重地在《團結報》發文，再次說明。
附：鄧彥華（１８９３年～１９４２年），字鑄雄，廣東省佛山市三水區白坭滘尾村人。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曾與朱執信等人從事反清活動。 清宣統三年（１９１１年）在南海、順德等縣組織起義軍，攻占廣州。旋任廣陽綏靖處軍事委員及福軍教練長。龍濟光盤據廣東後，避居南洋，致力於反袁活動。民國６年（１９１７年）參加護法役，次年任第五軍營長。１９２２年任大元帥大本營參軍處上校副官、大元帥府衛士隊隊長。１９２４任警衛軍第一團團長。１９２５曾率隊攻入三水縣城，擊潰桂係軍閥古日光部。１９２５年９月３０日任廣州國民政府委員會副官長。１９２６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第十七師師長，參加攻克武漢及北伐南昌戰役。１９２７年３月任廣東省防軍師長兼廣州市公安局局長及廣州市黨部執行委員；４月任廣東特別委員會委員；６月任廣州市警備司令；１２月因第五軍軍長李福林辭職避居香港，彥華以第五軍第十六師師長職代理軍長。１９２８年３月任第八路軍第五軍副軍長兼第十五師師長。後軍長銜改稱總指揮，由廣東省軍事廳廳長徐景唐出任，彥華改任副總指揮。１９２９，代理第五軍軍長並被選為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後任第五十八師師長和廣東省政府委員兼省建設廳廳長。１９３０年與陳銘樞聯名指斥汪精衛猖亂禍國。１９３１年任國民黨廣東省黨部特派員和廣州反蔣派國民政府委員。１９３２（７）年任廣東省第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南海縣縣長。１９３９年免職去香港，１９４２年在港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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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４年６月２９日，孫中山在廣州北較場檢閱軍、警、團（廣州商團）會操。圖為大本營參軍鄧彥華代孫中山宣讀訓詞。
參考資料：
１、http://www.ycwb.com/gb/content/2002-03/21/content_33379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