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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醇小疵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

(2006-09-11 08:46:26) 下一個

[席評:陳伯達,是老人家的秀才,中共理論家,後來卻因為跟了林彪而倒黴,在批林整風之前,是批陳整風。這個人的回憶錄,雖然有給自己辯汙的成份,可是也反映了和官方不一樣的曆史記述,是難能可貴的。例如薄一波那件事,就顯得老薄落井下石,做人不厚道。可是田家英受審查的事,陳伯達瓜田李下,還是有些許嫌疑的。這一點,需要有更多的檔案來證實。另外,原文較長,分兩部分,這是節選的第一部分內容。]

        大醇小疵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 

             餘汝信

陳伯達是毛澤東時代中共最具影響力的理論家,亦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推動者。十年文革期間,陳是眾所周知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一躍而成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之後的中共第五號人物,陶鑄倒台後,更排名第四,地位顯赫。惟在1970年廬山九屆二中全會上,突然被毛拋棄,毛以《我的一點意見》指稱:“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說很好的配合”。此言一出,舉國諤然!既然從來沒有配合過,何以能成為毛親自欽點的第五號人物?
陳伯達一生有過三次婚姻。二子陳曉農,為其第二任妻子餘文菲所出。近日,由陳曉農編纂的《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在香港出版(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正如該書封底的簡介所言,陳曉農“自幼與其父一起生活在中南海。從陳伯達被準許保外就醫到去世的八年間,一直與作者朝夕相處。由於此時陳伯達幾乎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明知自己來日無多,心中的諸多冤屈和不平又無法與外人道,隻有兒子可以無話不說。陳曉農又是一個有心人,往往將父子間的交談引向對曆史的回顧,且有意識地將陳伯達的談話做了筆記。如今陳曉農參照這些筆記,仔細回憶了父親的談話,並搜集了相關的史料文獻作為佐證,編纂了這部書。由於是父子交談,陳伯達沒有想到將來會公諸之世,故不必象當今大多數曆史著作、傳記和回憶錄那樣需要故意回避許多事與人。因此,本書的出版,對研究毛澤東和中國現代史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

這些話,應該說是中肯的。
  
《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以下簡稱《陳》),大體上可分為陳氏早年經曆至文革前夕和“‘文化大革命’的歲月”兩大部分,兩者在篇幅上的比例大致為六四開。前一部分最為引人注目之處,當為陳曉農對自己所經曆的十五年中南海生活的描述,以及陳氏父子以其獨到的視角對中共高層人物的一些觀察。
 
1.對高饒事件有自己看法
 
高崗、饒漱石事件,是中共建國之初震動朝野的一件大事。從五十年代初事發至今,中共對此事件的官方說詞基本沒有變化。而據陳曉農說,對於高饒事件,陳伯達晚年有自己的獨特看法。

陳伯達稱:“高饒事件是解放以後第一次黨中央內部的鬥爭,這件事處理得並不好。因為高崗隻是反對劉少奇同誌個人,並不反對毛主席。這件事應該作為黨內矛盾來處理,不應該作為敵我矛盾來處理,不應當把反對某一個領導同誌當成反黨。實際上這件事開了一個不好的先例,從此以後動不動就把黨內問題當作敵我問題來處理”。“把高饒的問題作為敵我問題來處理,其曆史的效果是不好的。總之,這件事開了一個不好的頭。當時如果把高饒的問題作為黨內問題處理,就會比較妥當一些。”(《陳》頁120-121)

陳伯達又說:“高崗和劉誌丹是陝北根據地的主要創始人,對革命是有功勞的。高崗過去打過仗,但他文化不高,實際上隻是個草包,不值得把他的問題搞得那樣嚴重。高崗倒了以後,西北的一些同誌是有意見的”。(《陳》頁120)

說高饒事件將黨內矛盾作為敵我矛盾處理,曆史效果不好,無疑是對的,但陳說高崗“實際上隻是個草包”,則恐怕還是帶著有色眼鏡看人。高崗應該還是有能力的,隻不過鬥不過毛罷了。

2.田家英受審查的主要原因
 
文革風暴到來的前夕,田家英突然受審查並隨之自殺身亡。據陳伯達說,田是陳推薦予毛的,中共建國後陳、田一起共事多年,後來關係不甚融洽。本書透露了田家英受審查的主要原因:“六十條的草案在廣州會議上通過以後,沒有幾天,田家英跑來找我,本來他也參加了文件的討論,可是這時卻忽然對我說,六十條搞得不好,應該重新另起草一個文件。我一聽就批評他:你這個人才糟糕呢,中央剛剛討論通過了文件,你怎麽就這樣說話?我的批評很嚴厲,他聽了很窘促。這就是他跟我發生矛盾的原因。他當時想轉移話題,說廣州離香港很近,我們要能去香港看看多好呀!我聽了覺得很奇怪,問他為什麽想去香港。他說他有個哥哥大概現在在香港。我於是問他是怎麽回事,他才說他有個哥哥過去曾在中央社工作過。我沒有再說話,因為田家英是我推薦給毛主席的,我應對他的政治情況負責,他有這麽重要的社會關係,過去卻沒有告訴我,我當然有意見。這次談話雖然不愉快,但我覺得事情既然已經過去了,就算了,後來也沒有跟毛主席談起過,回北京後,我有時候去琉璃廠舊書店買書,還是約上他一起去。直到有一次在北戴河,我去毛主席那裏,毛主席很不高興地對我說,你知道田家英說你什麽嗎?我愣住了,不知道是怎麽回事。毛主席把江青叫來,對江青說:你把田家英說陳伯達的話跟陳伯達說說。他有意見不跟我當麵講,要去跟江青講,想通過江青影響毛主席,這就使關係難恢複了。但不管怎樣,田家英畢竟是我推薦的,我也不好否定自己的推薦,所以我沒有在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同誌麵前議論他。他後來受審查,我事前並不知道,是中央在會上宣布後才知道的。”(《陳》195-196)

田家英文革前夕受審查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中央認為他隱瞞了海外的重要社會關係並與之有聯係,以致泄露了黨內的重大機密。這樣的懷疑是否有事實根據,是否妥當,姑且勿論,惟田受審查,是毛澤東同意的,文革後對此事的處置經過多有不實之詞,指責為陳伯達、王力、戚本禹所為,有違事實,有欠公平。

3.與楊尚昆一直合不來
 
陳伯達憶及早年在蘇聯的歲月時,談到與楊尚昆等莫斯科中山大學“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關係:“我在蘇聯時,一直是受王明一派打擊的。回國以後,他們中間有些人轉變了態度。1931到32年,陳原道和殷鑒同我一起被關在國民黨的監獄裏的時候,他們兩人對我很好,誠懇向我表示了歉意。1937年我到延安以後,張聞天也對我很好,對我很關照。但是,楊尚昆卻與我一直合不來,我也不知道為什麽。剛解放時,我主持黨校的工作。楊尚昆是中央辦公廳主任,我向他要辦校的經費,他就不肯給,說沒有錢。等到我離開黨校,楊獻珍主持黨校,向他要錢時,就很容易要到了。還有,解放初毛主席要我搬到中南海住,當時中南海房子不好找,劉少奇同誌說他就要搬到新蓋的房子去,他現在的房子可以讓給我住。我去跟楊尚昆說了少奇同誌的意見,他卻說:‘那個房子你不能住!’我隻好另找別的地方。可後來,楊尚昆自己去住進了劉少奇原來的房子。總之,別人不能住,他自己卻可以住。”(《陳》頁20-21)

大概是受了父親對楊尚昆看法的影響,陳曉農筆下對楊也多有批評。如談及中南海生活一段,陳曉農借中南海西樓廚師的口說“在這兒吃飯的幾家,數楊尚昆家的飯不好做,他們老愛吃西餐大菜!”又稱:“楊尚昆愛吃的西餐大菜,我們家從未吃過。楊尚昆及其夫人李伯釗年輕在蘇聯居住多年。他們愛吃的是俄式大菜。李伯釗的衣著也保持著蘇聯人的習慣樣式,冬天穿一件裙式大衣,腿上隻穿著厚襪子而不穿褲子,在中南海裏顯得很特殊”。(《陳》頁231)

陳曉農還有意識地提及楊受毛“嚴厲批評”的一件事:“1958年大躍進期間,各地大興土木,中南海在中央辦公廳楊尚昆主任的管轄下,也曾準備大拆大蓋。當時 ,陳伯達聞訊後很生氣,曾在家裏和劉叔宴商議,如果中南海大興土木,就搬出中南海,並告訴我們兄妹準備搬家。不久,楊尚昆趁毛澤東不在北京的時候,擅自決定把居仁堂(解放後曾作為中央軍委的辦公處)拆掉了。毛澤東回北京後,一次散步走到居仁堂原址,發現居仁堂不見了,很是生氣,嚴厲批評了楊尚昆,終於製止了楊尚昆在中南海大興土木的計劃”。(《陳》頁221)
 
4.陳伯達與陸定一:誰比誰更左

以陳伯達在文革中表現而言,一般認為他是中共黨內激進的極左派。但陳不同意此說。他認為,黨內比他左的人,所在多有,如陸定一。

在談及1962年廣州會議周恩來、陳毅曾說要給知識分子摘掉“資產階級”的帽子而後卻無疾而終的具體原因時,陳伯達說:“那時周恩來同誌提出這個問題,認為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都已經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不應該再戴‘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他提的很好。開始毛主席也沒有表示不讚成,但是中央有些人不讚成,主要是陸定一明確表示反對。陸定一說知識分子沒有什麽變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就是不能摘。他和周恩來爭論的很厲害,僵持不下。陸定一當時是中宣部長,主管這方麵的事情,中央尊重他的意見,就把這件事放到一邊去了”。(《陳》頁225-226)

陳曉農就陸定一此事寫道:“胡喬木說過:‘曆史是不能刪改的’。陸定一率先反對周恩來、陳毅為知識分子摘掉資產階級的帽子,是一件事關中共中央政策走向的重要曆史事實。其後,毛澤東從猶豫不決轉變為完全接受了陸定一的觀點,並對陸定一的觀點加以發展,形成了中共中央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內對知識分子的‘左’的政策。而陸定一本人,也因促成這一政策中的作用,於1964年為加強無產階級在文化領域的領導權而兼任文化部長,取代被認定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茅盾同誌。這種狀況為期不長,1965年,發生了陸定一夫人嚴慰冰寫匿名信罵林彪全家的事件,陸定一受此事株連,被中共中央決定立案調查,隨後被撤銷了所有的職務”(《陳》頁228)

不管陳曉農的論斷是否正確,以上一段史實上卻有一些時間上的誤差。陸定一擔任文化部長的準確時間是1965年1月,被立案審查是在1966年5月,兩者時間上都比陳曉農所言向後推移一年。
 
5.陳伯達與薄一波:誰是叛徒
 
1970年廬山九屆二中全會後,陳伯達被指為“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在口述回憶中,陳伯達對這一連串罪名一一加以駁斥。

有關“叛徒”的罪名,陳曉農寫道:“當代中國的政治要人薄一波在近年所寫的回憶錄說,他在出獄到達延安之後,曾經向劉少奇揭發了陳伯達‘叛變出獄’的問題,可劉少奇卻回答說:‘他(指陳伯達)當個秘書還可以吧’。

“按照薄一波的回憶錄,劉少奇成了包庇陳伯達的包庇犯。因為劉少奇不僅不將陳伯達開除出黨,反而認為他可以擔當中央主席毛澤東的秘書。人所共知,中央主席的秘書是一個直接接觸黨的核心機密的重要職務。中共對於叛徒一向有極嚴格的紀律處置。……劉少奇既然接到了薄一波的揭發,卻不按照黨的紀律規定開除陳伯達的黨籍,還要安排他當毛澤東的秘書,而薄一波作為中共七大的代表資格審查委員,對於陳伯達當選七大的候補中央委員(隨後遞補為中央委員),也不采取組織措施加以阻攔,這豈不都是咄咄怪事?薄一波還說他在延安見到陳伯達以後,陳伯達很尷尬。可是據陳伯達本人生前所講,薄一波當年在延安中央黨校聽陳伯達講課,對陳表現得格外親熱。建國初期,他們兩人同往天津搞調查時,同住一所房子,彼此親密無間。而且還有不隻一人親眼見過薄一波在1965年專程到陳伯達家中,與陳伯達親切交談。更何況薄一波曾與陳伯達同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同朝為官’十餘年,經常同堂議事,對這些情況,薄一波又該如何解釋呢?”(《陳》頁32-33)

文革中有所謂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文革後得以平反。以陳曉農的說法,事實上薄一波等當年是在中共中央同意“履行一個不反共不發表的簡單手續”的前提條件下,卻發表了《反共啟事》出獄的,陳曉農認為,當薄誣指陳伯達是叛徒時,實際上是為自己做過的事有點兒心虛。

陳伯達說:“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安子文、薄一波、楊獻珍他們平反是應該的。那件事責任不在他們。但是薄一波自己平反了,就說別人是叛徒,這就沒有道理了。除了薄一波,其他人好像沒有這樣。七大時,薄一波是代表資格審查委員。八大時,他的好朋友安子文是代表資格審查委員,安子文又長期擔任組織部長。我如果真有問題,他那時說一句話,我能當選嗎?他現在有了權,就可以不講道理了”。(《陳》頁350-351)
陳曉農寫道:“筆者以為薄一波本不必為這個曆史的環節感到心虛,畢竟那時環境複雜多變,難以不出紕漏。他已獲平反,無人再議此事,可他偏偏放心不下,以為陳伯達接觸情況多,是半個知情者,若不封住其口,心中總是不安。而封住其口的絕好辦法,就是繼續維持文革中給陳伯達戴上的‘叛徒’帽子。因為在中共曆史上,隻有把人定為叛徒,才能抹殺他的一切,他所做過的一切有益的工作,他所說的一切話,統統都被視為假的,無人再敢相信。當年薄一波對不服從在‘反共啟事’上簽字決定的劉格平那樣耿耿於懷,恐怕也是出於同樣的心病”。(《陳》頁355)
 
6.陳伯達眼中的毛劉、毛林關係
 
本書似缺乏陳伯達對毛澤東、劉少奇、林彪、周恩來等中共最高層人物的較為係統的單獨評價。書中僅有數段談及毛劉、毛林關係。

有關毛劉關係,陳曉農曾問陳伯達:“毛主席認為劉少奇要搞資本主義。如果劉少奇真的掌權,他也並不會搞資本主義吧?”

陳伯達說:“這個事不好說。少奇同誌過去做過許多工作,他有些文章寫得也很出色。他過去是反對王明路線的,在和王明路線做鬥爭時,他和毛主席配合得很好。延安整風以後,少奇同誌的地位提高到黨內第二位,這與毛主席的信任是分不開的。但是,另一方麵,少奇同誌的思想有時變化又很大,很突然,令人難以理解。他做事有時也是武斷的,別人不容易和他商量問題。可以說,他和毛主席的脾氣比較相似。沒有在工作上和他接觸的人覺得他很溫和,實際上不然。

“從他的思想來說,最早一次和毛主席的分岐大概是抗日戰爭時期他寫給續範亭的一封信。續範亭拿給毛主席看了,毛主席當時就在信上批了一些話,表示不同意劉少奇的觀點。

“抗日戰爭結束後,在與國民黨和戰問題上,毛主席與劉少奇之間意見不同,知道的人不多。少奇同誌1949年在天津的講話,1951年對待山西省農業合作社的批語,毛主席有過批評意見。但那時的不一致,是黨內同誌之間的正常現象,毛主席並沒有當成大的問題。從總的方麵說,毛主席對少奇仍是非常信任的。所以解放後高崗拿少奇的天津講話攻擊少奇,說少奇不執行七屆二中全會決議,當時毛主席是反對高崗的,是保護少奇的。當然,高崗的話可能也給毛主席留下了印象,後來毛主席繼續與少奇發生矛盾時,毛主席就把過去的分歧聯係了起來。

“劉少奇會不會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個問題不好說,曆史不能假設。我覺得他更多的可能是繼續中蘇友好。
“毛主席後來整少奇同誌整得過分了,本來應該作為黨內矛盾來處理,卻錯誤地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結果造成一個大悲劇”。(《陳》頁251-252)

陳伯達談及毛林關係時說:“毛主席還談到了紅軍初期的一件事。有一回,上海的黨中央發來電報,要毛主席和朱德兩人離開紅軍,擔任其他工作。毛主席心裏很不願意,但是準備服從中央的決定。這時林彪找到毛主席,勸毛主席不要服從中央的決定。後來毛主席接受了林彪的這個意見,沒有離開紅軍。毛主席跟我談到這件事,說明他那時對林彪印象很好。

“抗戰中期,林彪從蘇聯回國後,有一回大家在一起聚會,有人說,將來中國會和蘇聯一樣好。林彪說,將來中國會比蘇聯更好。毛主席很驚奇說,是這樣麽?林彪說,中國肯定會超過蘇聯的。其實,林彪這話是我跟他談論蘇聯情況時,我先說過的。記得林彪和葉群結婚擺酒席時,毛主席也去了。毛主席一般是不參加別人的婚禮的。解放後,有一段時間,林彪住在蘇州。有一次毛主席到上海,曾要我陪他一起到蘇州看林彪。總之,過去毛主席和林彪的關係是很好的。”(《陳》頁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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