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文灝的前半生

胡適曾將陳寅恪、翁文灝、梁思成並稱為三位國寶級人物。對今天的人們來說，國學大師陳寅恪和建築大師梁思成的名字，依然如雷貫耳，但是地質學家、地質教育家、我國近代科學事業的重要倡導者和組織者翁文灝的名字，則知者甚少。

翁文灝（1889—1971）的一生，曆經晚清、民國、新中國，從名滿天下到少為人知，其命運的跌宕令人慨歎。翁文灝自幼聰穎好學，13歲時便考中秀才，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基礎。1906年考入上海的新式學堂“震旦學院”學習現代科學與外文，1908年考取了浙江省的官費生，赴歐留學，就讀於比利時魯汶大學地質係，其畢業論文出類拔萃，轟動比利時地質學界，被破格直接授予博士學位。他是我國曆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年輕的地質學博士，時年僅23歲。

翁文灝是地質調查所的三位開創者之一。成立於1913年的地質調查所，是中國近代科學的發軔之地，被蔡元培稱為“中國第一個名副其實的科學研究機構”。翁文灝曾擔任所長17年，並以其學術威望、社會地位和社交能力，成為該所曆史上的核心人物。地質調查所為中國地質學、古生物學、古人類學、地理學、地震學、土壤學等學科培養了一大批傑出人才。從這裏走出來的，有被胡適稱為中國地質學界“領袖人才”的謝家榮、王竹泉、葉良輔、李捷、譚錫疇、朱庭祜、李學清；還有黃汲清、楊鍾健、孫雲鑄、袁複禮、裴文中、賈蘭坡等等。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中，地學界有6人，其中4位出自地質調查所———翁文灝、謝家榮、黃汲清、楊鍾健。1949年後，曾在地質調查所工作過的百餘位科學家中，就有49位先後當選兩院院士（含原學部委員）。這也是近代中國任何一個科學機構都難以企及的。

從20年代初起，在翁文灝主持下，地質調查所開始了大麵積的地質調查和地質填圖工作，具體任務是測量繪製百萬分之一的分幅地質圖，王竹泉負責太原—榆林幅，譚錫疇負責北京—濟南幅，李捷負責南京—開封幅……當時的中國不僅沒有地質圖，甚至精確的地形圖都很少，地質調查員們不得不先自測路線圖。他們除攜帶地質測量裝備外，還要帶一架經緯儀、一台無線電收報機。每到一地，先通過無線電收報機，接收標準時間，測量求得當地時間，再從標準時間與當地時間之差，求得當地的經度數值，用經緯度點控製路線圖。經費極為短缺，一切能省的都省了。王竹泉的交通工具就是一頭小毛驢，譚錫疇甚至連小毛驢也沒有，隻有一輛獨輪車。在如此艱難的條件下，他們完成了大量的地質填圖工作。1933年，翁文灝同丁文江、曾世英編撰的《中華民國新地圖》出版，國際上譽其為“繼康熙的《皇輿全覽圖》之後又一部劃時代的地圖作品”，先後再版四次，執中國地圖界牛耳二十餘年。

2006年7月28日，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紀念日，但今天的人們也許不知道，1920年12月26日，在甘肅海原（今屬寧夏）曾發生8.5級特大地震，死亡者超過30萬人，影響波及大半個中國。翁文灝親自帶隊前往考察，完成了近代中國第一次地震科考活動，並於1930年初在北平郊區鷲峰建起了中國人的第一個現代地震台。鷲峰地震台從1930年9月20日正式開始記錄，到1937年抗戰全麵爆發，從未間斷地記錄了2472次地震，深為各國同行關注。

石油是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事業中極其重要的動力原料，又是重要的戰略資源。從1959年大慶油田開采綿延至今，人們一直在為中國石油大發現的第一功臣到底是李四光還是黃汲清而爭論不休。其實早在1921年，翁文灝和他的學生謝家榮就在河西走廊對曆代有石油記載的玉門地區做了實地考察，首次提出玉門油田具有開采價值。1931年，翁文灝派譚錫疇、李春昱在川南調查石油地質，並繪製了地質圖、撰寫了地質報告，1933年，翁文灝又派王竹泉、潘仲祥到陝北膚施、延長等地進行石油地質考察。1935年他派潘仲祥到四川巴縣勘定探油井位，並設立四川石油勘探處。1938年他又派孫健初和嚴爽去甘肅玉門老君廟研究石油地質，並通過鑽探獲得了大量油流。潘仲祥是最早提出“陸相生油論”（大慶油田即是陸相生油）、向“唯海相生油論”提出挑戰的中國學者，而玉門石油則是中國最早開發的油礦。時值抗戰，玉門油礦曆經日機轟炸、井噴大火、特大水災等重重考驗，篳路藍縷，艱難前行，給抗戰增加了巨大的物質力量。“戰時川、甘、陝、新及寧夏、青海部分區域，凡所用油皆賴其供應。”玉門油礦的開發還為新中國的石油工業奠定了基礎。上世紀60年代的大慶石油會戰，著名的“八大工程師”，七位出自玉門，還有18000名職工來自玉門，包括“鐵人”王進喜。

許多原本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經翁文灝的點撥，往往能脫胎換骨。裴文中，192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係，因沒能通過地質調查所的入所考試，隻好到中學去教書，但他對地質學鍥而不舍，常到地質調查所借用野外標本進行研究，翁文灝“感其誠意，允其入所”。裴文中入所之後即被派到工作條件最艱苦、其他學者不願前往的周口店，身居陋室，白天挖掘於深山，認識實際標本，夜晚挑燈自修，“把齊特兒教科書當聖經一樣讀”。然而，發掘工作進展甚微，前途渺茫，許多人都放棄了，但翁文灝卻力主堅持，責令裴文中負責繼續督工挖掘，終於發現了一個完整的北京猿人頭骨。這一發現轟動了中外學術界，被認為“是達爾文發表人類進化論以來，第一次得到的最完整可靠的支持及證實”，在此之前，科學家們談論人類進化的最基本的資料，隻是頭蓋骨、下顎骨等一些破碎的化石。裴文中也因發現北京猿人頭骨，“一變成為古生物學家，世界學者莫不聞知他的大名”。

翁文灝認為，人生的目的就是工作。他不僅帶隊做野外考察，還要為地質調查所籌集經費；他不僅將“大陸漂移”等學說介紹到國內，還要將國內的研究成果推向國際；他不僅提出了“燕山運動”等高深的地質學說，還要撰寫大量的科普讀物；他不僅統一了中外地質學名詞和術語，還要編輯英文季刊《中國地質學會會誌》。在沒有任何報酬的情況下，自1925年到1937年，前後45期的《會誌》，每期至少300頁，多則近700頁，都由翁文灝一個人一篇一篇、一頁一頁審訂、修改。繁忙的工作使翁文灝中午經常顧不上回家吃飯，他讓工友到街口的小飯鋪內代買一碗湯麵或燴餅，就在辦公室裏吃了，晚上則往往在燈下工作到七八點鍾才走。

翁文灝認為，想幹一點實實在在有利於國家民族的事情，就要舍得犧牲一些眼前的、個人的利益和幸福。他是這樣要求自己，這樣身體力行，同樣也這樣要求別人，特別是他的年輕下屬們。但他絕不是個隻要求下屬拚命工作、快出成果而不關心他們生活的人。他認為安排好他們的生活條件、工作條件，就是對他們一種無形的鞭策，也才會有良好的工作成績。鷲峰地震台遠離市區，地處荒山，幾位年輕人的工作、生活自然會遇到種種困難，翁文灝便想方設法為地震台創造好一點的條件。首先，在他的關心指示下，地震台的圖書很是豐富，既有許多地震學專籍和地球物理學方麵的刊物，也有業餘的科普圖書。觀測室樓上架設了一台能夠看到土星光環和木星衛星的三英寸口徑的折射式天文望遠鏡，以供工作人員業餘研究和消遣。地震台還安裝了電話。為了提供良好的衛生條件，保護好年輕人的身體，翁文灝甚至親自指示為地震台廁所安裝了抽水馬桶，這在30年代，連北平城裏也還是高檔的新鮮玩意。地質調查所第一任所長丁文江曾對翁文灝說：“我根本不相信世上有聖人。若是有，你總要算一個！”

1932年後，翁文灝步入政界，先後擔任國防設計委員會秘書長、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進而成為經濟部長，總綰抗戰時期後方經濟，但他推進地質科學之熱心，則幾十年如一日，從未減損。不過命運多舛，1948年，翁文灝勉為其難地出任了風雨飄搖的國民政府的行政院長（相當於總理），年底即被中共列為第十二號戰犯。

1951年，翁文灝從海外歸國，這曾讓美國甚為恐慌，他們擔心新中國召回翁文灝是為了讓他去尋找鈾礦。翁文灝歸國後，成為專職的全國政協委員，無其他專業工作，也無其他的工作單位，月工資240元，按當時的標準已屬高幹之列。全國政協還給他分配了住房，是北京交道口菊兒胡同一座幽雅的四合院。院子不大，前後兩個院落，大小16間房子。翁文灝盡己所能地翻譯、發表了若幹地質學作品，為中國科學事業做了最後的一些事情。

 來源： 《人民政協報》 2006-0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