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達夫之死再起波瀾

日本學者怒告中國學術墮落

本報記者 林近秋

１９８５年９月２７日，中國官方新華社報道：中國現代著名作家鬱達夫被日本憲兵殺害之事已從日本學者鈴木正夫收集的第一手資料得到證實。鈴木正夫早在１９６8年就開始了對鬱達夫南洋流亡生活的研究。在查閱了大量資料後又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等地作實地調查，先後尋訪了上百名了解情況的日本人士。經過種種努力，終於找到了當年下令殺害鬱達夫的日本憲兵班長。這名憲兵班長承認，是他下達了殺害鬱達夫的命令，從而證實了鬱達夫被日本憲兵殺害的推測。

鈴木正夫首次揭開鬱達夫“失蹤”之謎，引起中日兩國有關人士的強烈反響，鈴木正夫在這方麵長期認真細致的研究，獲得學術界廣泛的認同。鈴木正夫出版的兩本有關鬱達夫的專著——《蘇門答臘的鬱達夫》、《鬱達夫：悲劇性的時代作家》，均在中國得以翻譯出版。

鈴木正夫長期擔當橫濱市立大學教授，於2005年3月退休，從2005年4月起成為橫濱市立大學的名譽教授，並作為非常勤講師繼續在學校開課。但自去年3月開始，鈴木正夫陷入無盡的苦惱之中，中國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羅以民撰寫的《天涯孤舟——鬱達夫傳》，對鈴木正夫的研究成果全盤否定，更捏造與鈴木正夫的所謂“對話”，將鈴木正夫描繪成肆意篡改曆史的罪人。這種明目張膽的學術墮落，令鈴木正夫忍無可忍、憤起反擊。

一 事件起因

去年3月18日，鬱達夫故鄉浙江省富陽鬱達夫研究學會的有關人士寄給鈴木正夫3冊有關鬱達夫的書籍，其中的1冊就是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羅以民撰寫的《天涯孤舟——鬱達夫傳》。讀完其中的第五章“鬱達夫失蹤之謎？”的第七節“質疑鈴木正夫”，鈴木正夫怒氣難耐，整個晚上難以入眠。

《天涯孤舟——鬱達夫傳》的作者羅以民首先是這樣評述鈴木正夫的研究成果的：

日本鈴木正夫為研究鬱達夫出力甚多，收集了許多寶貴的資料，然而其《蘇門答臘的鬱達夫》一書所述日本“二戰”期間在蘇門答臘服役的“憲兵班長D”謀殺鬱達夫一說卻使人無論如何不能相信。

這是一本表述得非常含混不清的書。

而且，羅以民對鈴木正夫有關“憲兵分隊班長D”是殺害鬱達夫事件的主謀者這種論述提出了質疑，羅以民是這樣寫的：

18年來的這種現象表明，隻有一種可能，就是鈴木正夫筆下的憲兵班長D，以及憲兵A、B、C、E、以及Y的妹妹都是虛構出來的。正因為他們本來都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出來否認，或者支持鈴木正夫的有關敘述。鈴木正夫如果暫時不能展示D的存在，那麽至少也應該展示與D相關的人員的存在，可惜18年來中國讀者一無所獲。

在這段表述之後，羅以民又這樣寫道：

2001年10月，筆者與鈴木正夫都參加了在中國寧波舉行的“紀念巴人誕辰100周年大會暨第五屆全國巴人學術討論會”。一次午餐前,本人恰與鈴木正夫同桌,筆者與鈴木正夫交換了名片之後,請問鈴木正夫(鈴木正夫懂得中文)：

“您的《蘇門答臘的鬱達夫》中的‘憲兵班長D’確有其人嗎?”(筆者同時又用筆在紙上用中文寫出了“《蘇門答臘的鬱達夫》、憲兵班長D”等字樣) 。

答: “有的”。

問：“那你為什麽不說出他究竟是誰呢？”

答：“我跟他有合約，不能說。”

（為了以下敘述的方便，將以上的問答歸為①——記者注）

問：“你不能說，那你的結論（指D指揮殺害鬱達夫）就不能證實。曆史是一門

實證的科學，你準備什麽時候說？”（此句用中文寫出）

答：“準備在他死後。”

問：“他死了你就更沒有證據了。”

答：“我有錄音。”

問：“他死之後，你如何證明這盤錄音是他講的話。”

答：（沉默不語）

問：“在中國背著當事人偷偷錄製的錄音是沒有法律效力的，在日本這個問題

怎樣看？1985年的錄音今天還沒有損壞嗎？你是如何保管的？”

答：（繼續沉默）

問：“一個人一生聲音的變化是很大的，到了晚年變化更大，何況在不同的場合呢？比如我就可以講中國的杭州話、山東話、江蘇話、普通話，還可以講外語。在一個人死後證明他生前的錄音，可能比在他生前證明更困難。你想過將來證明這份錄音在法律上的難度嗎？”

答：（長時間沉默）。

（以上的問答將之歸為②——記者注）

據鈴木正夫回憶和日記，他是於2001年10月10日至12日受邀參加在寧波舉辦的上述學術討論會的。當時，一共接到了19位學者的名片。擁有三個頭銜的羅以民的名片也在這19張名片之中。在這張名片的背麵，留有羅以民寫下的“我準備寫《鬱達夫傳》”的字樣，鈴木正夫也寫上了“2001、10、10於寧波”的備注。

對照羅以民的記述，應該是10月10日的午飯時鈴木正夫與他碰麵並作了交談。鈴木正夫對接受這張名片雖然有一丁點模糊的記憶，但時至今日實在是無法回想起羅以民這個人來。據鈴木正夫介紹，他寫了50多年的日記，在日記中，鈴木正夫提及到一些在那次學術討論會上遇見的學者的名字，但沒有留下羅以民的名字。上麵引述的①的部分，鈴木正夫表示，在這樣的場合出於禮節和交流學術信息的目的，他可能會說如果需要幫助請聯係之類的話。但是，上麵引述的②的部分百分之一百是羅以民的憑空捏造。

鈴木正夫強調，他是以隱去姓名、將真相公之於眾，這不應該有什麽特別大的麻煩這樣的道理來說動憲兵班長D作出自我供述的。正因為有這樣的約定，即便是D死了之後，也不可能從他口中公布D的真實姓名。D究竟是誰？鈴木正夫指出，他已經將其限定為“原武吉丁宜憲兵分隊班長”，如果想認真查的話，連高中生都是有能力查得出來的。

羅以民抨擊鈴木正夫在《蘇門答臘的鬱達夫》中用英文字母D等表示的原日本憲兵是虛構的、並不存在的，並提出了犯人是比D等原日本憲兵更高級別的上司這樣的“新的看法”。羅以民同時指責鈴木正夫使用英文字母是為了讓別人無從下手去查找這些日本憲兵。但事實是，1996年6月30日，NHK（日本放送協會）衛星第2電視台播放了《鬱達夫——感情旅行——追蹤一個中國人文學者的人生》這樣一檔節目，在這檔節目中，被鈴木正夫稱之為原憲兵C的人物登場，並打上了介紹姓名的字幕。這位原憲兵C就是通過鈴木正夫的介紹並接受節目製片人的出場邀請的。

羅以民所說的所謂錄音等讓鈴木正夫目瞪口呆。鈴木正夫表示，如果D始終持否定立場的話錄音沒有任何用處。在D自我供述之後再去錄音，這隻能向D表示他的自我供述沒有信用，這樣失禮的行為是不可能做的，偷錄等說法實在是不值一駁。

直到現在鈴木正夫還是這樣認為：他是依據長年踏實的調查，帶著誠意從正麵與D直接交涉，終於成功地說動D並迫使他自我供述。因為D被離隊出走的原部下的遺屬追查得不勝煩惱，提供一些適當的信息讓遺屬平靜下來，或者是編排諸如是上司下的命令，作為老部下不能說出上司的姓名等遁詞來逃避自己的責任，這是有可能的。但是，盡管如此，D還是坦率地承認（殺害鬱達夫）是他一個人的責任，是他親自下的命令，在自我供述之後這種態度沒有改變過。

鈴木正夫氣憤地指出，羅以民不僅憑空捏造了鈴木正夫對他說有錄音的台詞、還進而虛構了質問鈴木正夫而鈴木正夫無言以對隻能表示沉默的“逼真”的所謂對話，從而引導讀者產生這樣一種認識，即D等原日本憲兵是虛構的、並不存在的，鈴木正夫的《蘇門答臘的鬱達夫》一書中揭開的鬱達夫之死的真相是憑空捏造的。

二 交涉

讀了羅以民的《天涯孤舟——鬱達夫傳》，整整一夜難眠的鈴木正夫，找到羅以民的名片，第二天一早就將電話打到他的家裏表示抗議。考慮到自己的中文口語表達能力以及在極度氣憤前提下的表述對方可能難以完全理解，鈴木正夫又將抗議的要點寫了2頁，並附上3頁資料傳真給他，並寫道：“如果你直爽地承認你的錯誤，寫文章道歉的話，我不控告。下一次信裏，我要一一回答你的‘質疑’。”

3月22日發送給羅以民的傳真，對方沒有任何反應。4月19日，鈴木正夫將逐一回答羅以民“質疑”的共24頁的信，附上可以證明D等原日本憲兵確實存在的16種相關資料（這些信和資料，包括相當一些是沒有向任何人透露過的或者是給別人看過的原始資料），一起用掛號信寄給了羅以民。上麵提及的NHK製作的關於鬱達夫的電視節目的複製錄像帶也另外郵寄給了羅以民。在給羅以民的這封信的末尾，鈴木正夫這樣寫道：“如果你不寄給我回信的話，我斷定你自己認為憑空捏造假話，玷汙別人的名譽。”

這封信發出後，鈴木正夫到海外旅行了約一周時間。回國後，對先前的信件的複印件作了進一步的修改，訂正了一些中文語法，對內容也作了一定的補充，4月30日再一次傳真給羅以民，但依舊沒有任何回音。6月4日鈴木正夫又打電話給羅以民，確認他是否收到信件，羅以民說鈴木正夫寫的信的內容相當荒唐，而且是一幅怒不可遏的樣子。因為羅以民說傳真有點模糊，鈴木正夫將原稿重新複印並再次修書，6月7日用掛號信寄給羅以民，但不出所料，那之後再沒有羅以民的任何音訊。

羅以民拒絕給予鈴木正夫任何答複，但在去年9月，他接受了上海《第一財經日報》的采訪。他隻字不提那段“問題對話”，反而咬定鈴木正夫總共用五種手段對付他：“決鬥、寫文章批判、收買、到法院控告、向單位領導告狀。五劍齊發，一劍未射。” 羅以民在這裏將自己演繹成一位“抗日”的“悲情英雄”。並這樣為自己的“躲避”行為辯解——“何必與這種低素質的人文鬥”。

三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的對應

鈴木正夫在羅以民百般躲避、拒絕作正麵答複的情況下，於去年7月底將羅以民學術墮落的詳細情況寫成書麵材料寄給中共浙江省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浙江省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沈立江先生。鈴木正夫在信中這樣寫道：“您是羅以民所屬主管部門的主要負責人，我向您如實闡述這一事件的經過，並向貴社會科學院提出強烈的抗議。在目前羅以民不願或者說是不敢回複的前提之下，期盼貴院能夠在調查的基礎上給我一個明確的答複。這件事涉及的不僅僅是我個人的名譽和人格尊嚴，更涉及到學術研究的道德準則。”

讓鈴木正夫失望的是，等了2個半月，沒有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的任何回音。在這種情況下，本報記者在去年10月中旬直接打電話至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確認。浙江省社會科學院一位姓華的辦公室主任表示，鈴木正夫的信早已收到，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很重視，領導也專門找羅以民談了話。記者表示，這件事的是非曲折，查實清楚可能需要時間，但目前首先應該給鈴木正夫一個音訊，這也是人之常情。華主任表示完全同意記者的意見，明確表態盡快給鈴木正夫一個回音。但等了3個星期，鈴木正夫沒有盼到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的任何消息。本報記者再次打電話確認，華主任將電話轉給了據稱是具體負責這一事件的浙江省社會科學院院黨委楊副書記。楊副書記提出三點意見：第一，這是一個學術問題；第二，希望和解，不希望鬧大；第三，鈴木正夫先生那邊就不準備給答複了。記者指出，希望和解首先要拿出真誠的姿態，現在連給予鈴木正夫一個答複的勇氣都沒有，這不是想認真解決問題的態度。鈴木正夫控告羅以民捏造與他的對話，如果情況所實，那麽，這就不僅僅是學術方麵的正常論爭了。對於這一點，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應該有一個明確的說法。對此，楊副書記這樣表示：“日本人那邊篡改曆史的事件不是也很多嗎？”這位副書記的態度令記者愕然。是啊，日本右翼篡改曆史的事件是很多，但不能以此作擋箭牌，來為自身的學術墮落辯解。抱有如此認識，那不是將自己擺到與日本右翼一樣的水準嗎？在記者的抗議之下，楊副書記又表示開會研究研究，再將結果通知記者。但依舊是沒有下文。三個星期過後，記者再次撥通華主任的電話，說及楊副書記開的“空頭支票”，華主任表示，他已經將自己範圍內的事全部做了，楊副書記怎樣處理，他不清楚，也管不了。從那之後，再也沒有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的任何消息。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對這一事件的處理，相信廣大讀者自有公論。需要指出的是，羅以民撰寫的《天涯孤舟——鬱達夫傳》，被列為“《浙江文化名人傳記》叢書”的一種。記者從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的公開網頁上得知，《浙江文化名人傳記》叢書，是浙江省作為文化大省建設的一項重大文化工程，是繁榮哲學社會科學的一項重大工程。浙江省裏接著要做一個大的文化研究工程，一個文化精品工程，而這個工程中現在比較成形、有階段性成果的就是《浙江文化名人傳記叢書》這套叢書。在這樣的一套“精品”裏，如果發現有明目張膽的捏造，那將是怎樣的一種衝擊呢？或許，這就是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有關負責人不敢對這一事件作嚴肅處置的真實原因。

鈴木正夫指出，如此的維護“麵子工程”，對中國學術的健康發展，究竟有何益處呢？羅以民撰寫的《天涯孤舟——鬱達夫傳》，有很多基本史實錯誤的“硬傷”。僅舉兩例：羅以民在文中說鬱達夫在第八高等學校上學時，日本翻譯的歐美小說不可能超過80部；又說日本的公共浴場男女混浴的習俗，直到“二戰”之後，始由美國占領軍倡令禁止後才逐漸消失。這兩點顯然是非常明顯的史實錯誤，作為學者，如果稍作調查研究，這種錯誤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這裏隻能認為是羅以民不作調查，按照自己的“興趣愛好”胡編亂造。鈴木正夫強調，這樣的書如果可以被稱為“精品”，那麽，中國的學術真的是不可救了。

四 憲兵班長D的最後歸宿

從另一個角度講，鈴木正夫這次又要“感謝”羅以民。鈴木正夫很久以來一直想再找D,在沒有很好機會的時光流逝中，鈴木正夫推測將年逾95歲的D多半已不在人間。為了回答羅以民的“質疑”，迫使鈴木正夫無論如何要確認D的消息，他開始到離家很遠的D以前居住的地方去探尋D的消息。令鈴木正夫感到振奮的是，D還活著。去年4月6日，他在一家養老院裏終於又找到了D。1910年出生的D，當時快要迎來95歲的生日，雖然躺在床上，但記憶力、聽力、語言表達都很清晰，交談沒有任何障礙。

利用這次機會，鈴木正夫向D詢問了1985年9月未能及時打聽的、但一直掛在鈴木正夫心上很想了解的有關鬱達夫被害的事情。

麵對鈴木正夫的提問，D非常坦率地予以回答。以下是簡單歸納的一些要點：
不想讓趙廉（鬱達夫）知道的秘密究竟是什麽呢？

——對於這，D好像還有一些不能說的事情。D笑了，僅僅回答說不想讓趙廉（鬱達夫）知道的秘密卻讓他知道得太多了。

執行犯是誰？

——是我向4位部下和一位印度尼西亞的士兵候補（兵力不足的日本軍隊在當地征用的候補士兵）下的命令。執行絞殺任務的（既不是X也不是Y）是與趙廉基本上沒有直接關係的、稍微有點輕率的男子。

趙廉是怎樣被騙出來的？

——沒有打聽過，不太清楚。

遺體怎樣處理了？

——我認為是埋在了巴爺公務的附近。

——戰後，來調查戰犯的同盟軍官員，遭到受日本兵挑唆的印度尼西亞士兵候補的襲擊並被殺害。因此，證據被消滅，有些戰犯得以逃脫。

與D分手時，以不公開發表為條件，D和鈴木正夫合影留念。去年12月下旬，日本進入迎接新年的準備，鈴木正夫想給D寄賀年片，同時也希望得到D更多的消息，在給那家養老院打電話確認時，得知D已經搬出這個養老院。鈴木正夫與曾告知他D在養老院的D的長子聯係，對方告訴鈴木正夫，D已經於12月6日去世。鈴木正夫在得到這一消息後通過住民票確認D確已死亡。


五 學術墮落何時休

羅以民這本《天涯孤舟——鬱達夫傳》出版於2004年3月。他在該書的結尾部分這樣寫道：“筆者衷心希望鈴木正夫盡快能給中日學術界、中國讀者和鬱達夫後人一個滿意的回答。”對此，鈴木正夫質疑道，如果真是這樣的話，為什麽在書出版後不給他寄一本呢？在羅以民那裏，是有鈴木正夫的名片及討論會上分發的《代表通訊錄》的。即便這些都丟失了，那麽，與該書“自序”中列舉的一些人聯係的話，也很容易知道鈴木正夫的聯係地址的。

鈴木正夫指出，在充分調查的基礎上提出“新的看法”，這是學者的自由，而且有助於研究的深化和進步。但是，為了提出自己的所謂“新的看法”，在沒有進行任何調查研究的前提下，強詞奪理地展開論述，並且，為了讓讀者相信這種“新的看法”，甚至不惜百分之百地捏造與別人的對話，這種卑劣的做法是絕對無法容忍的。比起剽竊他人學術成果等學術腐敗，性質更為惡劣，是一種徹徹底底的學術墮落。

羅以民在去年9月13日向上海《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他掌握了一些證明“憲兵D”純屬鈴木正夫編造的新證據，目前正在寫作《日本教授鈴木正夫的學術詐騙》。對此，鈴木正夫氣憤地表示，他“恭候”羅以民的這部“大作”，但既然這樣“理直氣壯”，幹嘛連最起碼的正視鈴木正夫的勇氣都沒有呢？難道還準備故伎重演嗎？

鈴木正夫表示，作為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長年以來，秉著對曆史負責的神聖職責，在研究鬱達夫問題上，傾注心力，無怨無悔，也真誠地希望為日中兩國人民麵向未來的友好添一份微力。但是，羅以民的這種所謂的“研究”，令他感到格外的寒心。他實在是難以理解，在21世紀的中國，怎麽還會存在這樣的“學者”？

原載5月8日《日本新華僑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