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光緒年間的一天，山東堂邑縣的一個大戶人家的門口來了一位衣衫襤褸、形貌醜陋的年輕乞丐。這個乞丐時而唱著乞討的段子，時而裝扮成豬狗的模樣，時而又學驢叫。由於表演技藝不怎麽嫻熟，引得眾人一陣陣哄笑。而他絲毫不以為意，用沙啞的嗓子唱道：“我乞討，我積錢，修個義學為貧。”旁觀眾人中有識得此丐的，紛紛搖頭，“乞丐還想興修義學，這不是癡人說夢麽?”
這不是武俠小說裏的情節，這個乞丐也不是洪七公這樣的世外高人。他的名字叫武訓，他是當時中國社會最底層的一個普普通通的乞丐。然而這個平凡的乞丐，卻以一番最不平凡的作為，名垂青史而為後人稱揚。在中國曆史上，以乞丐身份載入正史的，大概隻有武訓先生了。武訓的事跡對中國近代的文化界和教育界影響甚巨。而在他死後五十多年後，因他而起的那一場狂卷中國知識界的暴風驟雨，更會令人感歎曆史風雲的詭譎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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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訓是清末堂邑縣武莊（今屬冠縣）人，生於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武訓原本沒有正式名字，他和魯迅筆下的阿Q一樣，都是那種“窮得連名字都沒有”的貧民。因在家族同輩兄弟中排行第七，故名武七。武訓這個名字實際上是個賜名，在他老年時，朝廷為嘉獎他的興學義舉而給他取名為“訓”，以示朝廷對他創辦義學來訓導貧苦學生的支持和鼓勵。
武七自小家境貧苦，7歲喪父，隨母親乞討為生。每次隨母親路過學堂的時候，幼小的武七都要駐足良久，他總是為裏麵的朗朗讀書聲深深吸引。然而在當時，就武七的家庭條件，上學隻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而已。
14歲後，武七多次到大戶人家當傭工，經常受到欺侮。辛辛苦苦幹完三年，到了領工錢的時候，大戶人家偽造了一本假帳，欺武七不識字，謊稱所有工錢早已支度完畢。武七據理爭辯，卻被誣為“訛賴”，並遭到家丁的毒打。氣得他口吐白沫，大病一場，在破廟裏一連三天不食不語。思量之餘，武七方悟以往受盡欺辱，皆因吃了不識字的虧。他又想，周圍象他這樣的窮人還有很多，如果不念書，窮人永遠沒有出路。於是他萌發了興辦義學的念頭。
窮且益堅，不墮青雲之誌。一旦建立了自己的目標，武七便以貫穿其一生的苦行和執著來實現這個目標。自古以來，學堂除了官辦，就是民間殷實人家集資興辦。以赤貧之身而興義學之舉，曠古未聞，其難度可想而知。一個乞丐，不圖名，不為利，抱有這樣的大誌，固然值得佩服，然而，這個誌向對他來說是不是過於“遠大”？可以實現麽?
鹹豐九年（1859），21歲的武七開始著手實施他的“偉大”計劃，到各地去行乞集資。他頭發髒亂，麵目汙黑，爛衣遮體，但卻很快樂，一邊走一邊唱著自己編的歌謠，四處乞討，“邊乞邊傭”。幾年下來，這個苦並快樂著的乞丐，足跡所至，遍及山東、河北、河南、江蘇等地。
每次討得較好得衣物和飯食，他就設法賣掉換錢。而自己則象一個苦行僧一樣，隻吃最粗劣的食物，邊吃還邊唱：“吃雜物，能當飯，省錢修個義學院。”。他有時還象個江湖雜耍藝人一樣表演錐刺身、刀破頭、扛大鼎等節目，甚至吃毛蟲蛇蠍、吞石頭瓦礫，以取賞錢。他還將自己的辮子剪掉，隻在額角上留一小辮，裝扮成戲裏的小醜模樣，以獲得別人的施舍。
武七白天乞討，晚上紡線績麻，邊做活邊唱：“拾線頭，纏線蛋，一心修個義學院；纏線蛋，接線頭，修個義學不犯愁。”在農忙時還經常給富人打短工，並隨時編出各種歌謠唱給眾人聽。另外，他還為人做媒紅，當信史，以獲謝禮和傭錢。
經過多年的辛勞，武七終於積少成多，存了一筆數目可觀的錢。由於他居無定所，錢款無處存放，就打算找一富戶人家來存放。他打聽到本縣有一位舉人楊樹坊，為人正直，名聲很好。武七覺得這個人值得信賴，於是跑到楊府求見。由於他是乞丐，主人拒而不見，他便在大門口一跪就是兩天，最後終於感動了楊舉人。武七把乞討積錢、興義學之事原原本本敘述一遍，楊舉人大為感歎。楊舉人不但答應幫他存錢，並且表示要助他辦學。
隨著款項的增多，武七開始典買田地，備作學田。同時他以三分息給他人放貸，以獲得更多的資金。在他49歲時，武七已置田230畝，積資3800餘吊。這在當時已經是相當的財力了，可是他依然沒有放棄自己的乞丐身份而選擇享受，他繼續過著赤貧的生活。這時他覺得時機已經來臨，決定創建義學，於是他向楊舉人提出建義學之事，楊舉人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武七應先娶妻生子，武七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個義學才無私。”
光緒十四年（1888），武七花錢4000餘吊，在堂邑縣柳林鎮東門外建起第一所義學，取名“崇賢義塾”。武七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時間來實現他的理想，在這三十年裏，他受盡苦難，但始終堅定的一步步邁向他的目標。學校建成後他親自到當地有學問的進士、舉人家跪請他們任教，並到貧寒人家跪求他們送子上學。當年招生約50餘名，依循慣例分為蒙班和經班，學費全免，經費從武七置辦的學田中支出。每逢開學第一天時，武七都要先拜老師，次拜學生，這種儀式持續多年。每次置宴招待老師，他都請當地名紳相陪，而自己則站立門外，專候磕頭進菜，待宴罷吃些殘渣剩羹便匆匆而去。
平時，他常來義塾探視，對勤於教課的老師，他叩跪感謝；對一時懶惰的老師，他跪求警覺。有一次老師睡午覺睡過了頭，學生在學堂內打鬧，武七徑直來到老師的房前，跪下高聲唱道：“先生睡覺，學生胡鬧，我來跪求，一了百了”。老師十分慚愧，以後再也不敢疏懶。對貪玩、不認真學習的學生，他下跪泣勸：“讀書不用功，回家無臉見父兄”。就這樣，義塾老師對他十分敬憚，而學生也不敢有絲毫懈怠，大家都嚴守學規，努力上進，學有所成者甚眾。
光緒十六年（1890），武七與寺院合作，在館陶縣楊二莊興辦了第二所義學。光緒二十二年（1896），武七又靠行乞積蓄，並求得臨清官紳資助，用資3000吊在臨清縣禦史巷辦起第三所義學。武七一心一意興辦義學，為免妻室之累，他一生不娶妻、不置家。其兄長親友多次求取資助都被他拒絕，他唱道：“不顧親，不顧故，義學我修好幾處。”
山東巡撫張曜聞知武七義行，特下示召見，並下令免征義學田錢糧和徭役，另捐銀200兩，並賜名武七為武訓。同時奏請光緒帝頒以“樂善好施”的匾額。武訓的絕世奇行轟動朝野。清廷授以“義學正”名號，賞穿黃馬褂。從此武訓聲名大振。
光緒二十二年（1896）4月23日，武訓病逝於禦史巷義塾。根據《清史稿》的記載，“（武訓）病革，聞諸生誦讀聲，猶張目而笑”。就這樣，武訓在眾學童朗朗讀書聲中含笑離開了這個世界，享年五十九歲。
出殯當日，堂邑、館陶、臨清三縣官紳全體執紼送殯，遵照武訓遺囑歸葬於堂邑縣柳林鎮崇賢義塾的東側。各縣鄉民自動參加葬禮達萬人以上，沿途來觀者人山人海，一時師生哭聲震天，鄉民紛紛落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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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先生的短詩《武訓頌》對武訓的一生做了概括，詩中這樣說：“朝朝暮暮，快快樂樂。一生到老，四處奔波。為了苦孩，甘為駱駝。與人有益，牛馬也做。公無靠背，朋友無多。未受教育，狀元蓋過。當眾跪求，頑石轉舵。不置家產，不娶老婆。為著一件大事來，興學，興學，興學。”
雖有人質疑武訓受賞黃馬褂一事的真偽，但武訓為朝廷隆重嘉獎、為時人稱頌卻是不爭的事實。清王朝當時已是大廈將傾、搖搖欲墜，仍令國史館為武訓的事跡立傳，這使得武訓和他的事跡倍受當世矚目。根據《清史稿》宣統本紀的記載，“己未，予積貲興學山東堂邑,義丐武訓事實宣付史館。”武訓的事跡後來被編入《清史稿》列傳二百八十六孝義一節中。
所有武訓生前事跡，除了國史館已奉令為之立傳外，梁啟超先生還專門為他撰寫了十分精彩的《興學節略》，以資表揚。梁文中說武訓的義塾“行之數十年，弟子卒業而去者，不可勝數”，而他始終“日以兩錢粗饅終其身”。文中最後總結道，“銖積寸累，惟以興學為事。殆所謂奇節瑰行，得天獨厚者歟！”梁啟超乃當時維新變法的領袖人物，又是知識界泰鬥，在他的倡導下，武訓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矚目。張默生《異行傳》裏也專有義丐武訓一節，宣傳他的事跡。
1903年山東巡撫衙門為武訓修茸了陵墓、建造了武訓祠，並立碑為紀。到了民國時期，為紀念清末聞名中外的“平民教育家”、“義學正”武訓，時任山東教育廳長何思源先生撥款重建了武訓祠。何思源還在武訓祠堂立了尊武訓漢白玉雕像，這座雕像比真人略大。據解放後當地曾見過武訓的老人們都說這座雕塑像酷似武訓本人，可惜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毀壞。1932年，當時的山東省主席韓複榘為紀念在臨清倡辦義學的武訓，建造了 “武公紀念堂”，並在紀念堂兩側建造了兩個“武公紀念廳”。
辛亥革命以後，人們對武訓先生的行動及精神推崇備至，武訓獲得了更為廣泛的讚譽，他被譽為普及教育之先導，私人興學之表率，中國教育事業的楷模。蔡元培、黃炎培、鄧初民、李公樸等民主人士，蔣介石、汪精衛、戴季陶、何思源等政界要人，馮玉祥、張學良、楊虎城、段繩武、張自忠等軍界人物，陶行知、鬱達夫、臧克家等文教界人士，或撰文讚頌，或題辭紀念，或為以武訓為名的義學捐款。
1934年，臨清縣武訓小學發起了武訓九十七周年誕辰紀念活動。參加這次紀念活動的人幾乎囊括了當時全國軍政要員和文教界知名人士。蔣介石、張學良、楊虎城、馮玉祥、於右任、鬱達夫、陳衡哲、何思源等社會名流紛紛用題詞、詩歌、散文、傳記等多種方式，對武訓的辦學精神給予了頌揚。1945年12月，陶行知等人又在重慶興起了紀念武訓誕辰一百零七周年活動。郭沫若、鄧初民、柳亞子等大批教育家、文學藝術家和社會各界愛國人士參加了紀念會。兩次紀念活動前後呼應。對於推廣武訓精神，發展民眾教育，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陶行知在四十年代物價飛漲、教育經費緊張的時期，曾在全國提出“跟武訓學”的口號，要求大家做“集體的武訓”，艱苦辦學。
當時武訓的興學事跡被正式列入學校教科書中。全國共有七省三十多處學校以武訓名字命名。特別是“大量辦義學，急務此為最”的馮玉祥，在1932年至1935年間，在山東創辦了十五所武訓小學。後來陶行知創辦育才學校，張伯苓創辦南開學校都與武訓精神的影響有很大的關係。全國甚至出現了武訓出版社、武訓街這樣的名稱。江蘇南通的一所師範學校還將武訓像與孔子像並列。山東民眾甚至稱其為“武聖人”，足見武訓在當時地位之高、影響之廣。
中國共產黨主辦的《新華日報》曾發表過稱讚武訓的文章，1945年12月1日，郭沫若在《新華日報》紀念武訓特刊上為武訓題辭：“武訓是中國的裴士托洛齊，中國人民應該到處為他樹銅像”。同月6日，《新華月報》發表黃炎培、鄧初民、李公樸、潘梓年等人紀念武訓的文章。為紀念武訓，抗戰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冀魯豫邊區政府曾明令將武訓的故鄉堂邑縣更名為“武訓縣”，柳林鎮更名為“武訓鎮”，並在武訓誕辰紀念日舉行了各種紀念活動。同年，中共冀南行署在柳林鎮還創辦了武訓師範。
總之，在二十世紀前半葉，即1951年《武訓傳》遭受大批判以前，中國不同社會階段的曆屆政權，對武訓和武訓精神的態度都是一致的。無論是在清王朝時期，還是民國時期，甚至在汪偽政權控製的敵占區裏，武訓都是正麵的、被讚揚的、受崇敬的形象。
武訓辦義學不僅在國內有很高聲譽，在國外也有一定的影響。他被收入《世界教育辭典》中，因為他沒有文化，故稱他為“無聲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當時學習武訓精神蔚然成風。人們之所以如此重視武訓，這是因為武訓精神在當時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和時代背景。舊中國是個有著四萬萬人口的大國，而且是一個窮國，文盲比例非常高。教育能否普及興盛是一件關乎國運的大事。武訓辦學的實質是讓學堂的大門向所有人敞開，這是一次把精英教育轉向平民教育的偉大嚐試。從這個方麵來說，武訓是世人皆醉中的獨醒者之一，百年蒙昧中的先覺者之一。盡管他是個文盲加乞丐，他的獨醒和先覺在有知識的人看來，也許過於質樸和簡單。
本質上，武訓走的是教育救國的道路。其興學活動多少反映了下層農民樸素的改良主義意願。盡管任何改良主義在近代中國最終免不了被顛覆被否定的命運，但從深刻而慘痛的曆史教訓來看，改良主義無疑是最優選擇，隻可惜中國屢屢與之失之交臂。武訓對社會底層表現出強烈的同情心和博愛精神，體現了中國自古以來“仁者愛人”的傳統。
當時沒有人會把武訓精神狹隘的理解為隻有行乞來辦學才是武訓精神的真諦。事實上，人們把當時一切對教育有所助益的義舉和做為都稱讚為具有武訓精神的行為，並把那些竭盡全力推動民族教育的人稱為武訓式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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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本書，名為《武訓先生畫傳》，後來直接促成了電影《武訓傳》的誕生。《武訓先生畫傳》最早的版本由段承澤於1938年繪製而成。後由陶行知先生作跋，在1943至1945年間，曾印刊至第六版，並譯成英文對外出版發行。1944年，陶行知先生在重慶北溫泉送給著名導演孫瑜一本《武訓先生畫傳》，希望他有機會能把武訓一生曆盡艱辛創辦義學的事跡拍成電影。孫瑜看了以後深受感動，初步確定了拍攝《武訓傳》的計劃，並決定電影中的武訓將由當時的電影明星趙丹來扮
演。
然而，時值兵荒馬亂的國共相爭時期，孫諭始終無法把電影《武訓傳》的拍攝盡快付諸實施。孫瑜沒有在四十年代完成此片，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遺憾。如果當時拍成了這部電影，它的內容也許會十分“純淨”而感人，這部電影也許會成為傳世佳作。更為重要的是，五十年代初的《武訓傳》大批判也不會由它而起，早已作古的武訓也不會卷入政治的漩渦而淪為政治的祭品。不同的時機選擇和把握，有時確實會產生冰火兩重天的不同曆史結局。
1948年7月當時的中國電影製片廠（“中製”）正式投拍此片。中國電影製片廠當時經營困難，經費上難以為繼，1948年11月初，在影片拍攝了大約三分之一的時候，影片便徹底停拍。1949年2月，昆侖影業公司以低價購得此片的拍攝權和底片、拷貝。孫瑜則加入昆侖公司繼續完成此片的拍攝。在1951年2月影片正式拍成前，這個劇本根據當時的形勢需要經過了數次大的修改。
根據1986年孫瑜先生的撰文《影片〈武訓傳〉前前後後》，其中談到主要修改的內容：“劇本的主題思想和情節雖然作了重大修改——改‘正劇’為‘悲劇’——武訓為窮孩子們終身艱苦興學雖‘勞而無功’，但是他的那種舍己為人的、艱苦奮鬥到底的精神，仍然應在電影的主題思想裏予以肯定和衷心歌頌。”
當時上海電影管理處的一位領導看了劇本以後說：“武訓當時的悲劇和問題，實際早已解決。但武訓艱苦興學，熱忱勸學的精神，對於迎接明天的文化熱潮，還可能有些鼓勵作用。因此建議，在頭尾加一小學校紀念的場麵，找一新的小學教師出來說話，以結合現實，又用今天的觀點對武訓加以批判。”
於是，電影開始的鏡頭從清末的武家莊變成了解放後（1949年）的一所小學校，當時這個小學校正舉辦武訓誕辰111周年紀念會，由黃宗英扮演的“人民女教師”用抑揚頓挫、慷慨激昂的語調，對底下一群新中國的小學生們開始講解武訓老人的故事。尊照領導的指示，影片必須“用今天的觀點對武訓加以批判”，女教師在影片的結尾做了一番總結陳詞：“武訓老先生為了窮孩子們爭取受教育的機會，和封建勢力不屈服地、堅韌地鬥爭了一輩子。可是他這種個人的反抗是不夠的。他親手辦了三個‘義學’，後來都給地主們搶去了。所以，單純念書，也是解放不了窮人的……中國的勞苦大眾經過了幾千年的苦難和流血的鬥爭，才在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組織之下，在無產階級的政黨的正確領導下，打倒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政權，得到了解放！”
影片的基調定了以後，影片裏的各種藝術形象也做了改動。武訓在清末的社會裏原本是一個苦大而仇不深的貧苦乞丐，在《武訓傳》電影裏，武訓完全變成了“苦大仇深”的形象。影片加重了他受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和壓迫的戲份，另外還特意增加了武訓被地主階級的幫凶“狗腿子們”毒打的情節。後來在中南海給領導放映的時候，周恩來特地要求將狗腿子毒打武訓的鏡頭剪短，盡量符合武訓當年實際生活的原貌。
影片中還增加了一個重要的熒幕形象周大，這個周大和《洪湖赤衛隊》裏那個頭腦簡單、隻會蠻幹的遊擊隊長劉闖有些相象。周大隻是一個虛構的人物，在影片中，周大和武七的出身一樣，都是苦大仇深的貧苦農民。但周大揭竿而起，走上了一條農民起義道路。片中有這麽一段對話，周大對武七說：“喂，武七，跟咱們一塊走吧！……”周大告訴武訓，“這種世道，不是人活得下去的！咱們就隻有殺！殺盡那些狗官惡霸！”
“殺？……”武訓所聽過的父老傳說和故事，農民起義給他留下的印象都是敗亡的結局，武訓說“從李闖王和他手下的農民逼得崇禎皇帝上吊煤山，到八十年前占領過咱們堂邑、壽張、陽穀等縣的王倫，他們都是殺人魔王啊，最終都是一敗塗地。洪秀全五年前在南京當了皇帝後就忘記了窮人。聽說這兩年敗的敗、擒的擒，兩湖和江西全入了曾國藩湘軍手裏，眼看大勢已去……殺，又能有多大的用處？” 周大被武訓說得“頭不由得低了下去”。
這段對話和情節很自然的成為後來《武訓傳》受批判時非常重要的罪狀之一，這裏且按下不表。電影裏還有一段重要對話。參加農民起義後的周大對武訓說，“好，武七！你來文的，我來武的，咱們一文一武，讓那些狗官惡霸知道，咱們老百姓不是好欺負的！”同樣一部《紅樓夢》，道學家會看到淫，革命者看到的則是排滿。可見不同的內容麵對不同的解讀者的時候，會被詮釋成完全不同的涵義。同樣，武訓和周大的這個對話在後來被認為是發軔於社會底層的改良主義和農民革命的一次交鋒，影片“錯誤的鼓勵了興辦義學的改良主義的進步意義竟然遠遠高於受壓迫民眾揭竿而起的農民起義”。
1950年12月，《武訓傳》公映。根據孫瑜先生的回憶，“觀眾反應極為強烈，可算是好評如潮，‘口碑載道’”。當時，影片還在中南海專門放映給中央首長看，看完後， 大廳裏反應良好，映完獲得不少的掌聲。朱德與孫瑜握手，稱讚電影“很有教育意義”。影片公映後觀眾和知識界對《武訓傳》的評價基本是正麵的——國內各類報刊紛紛發表影評和介紹性文字。孫瑜專門在報紙上介紹編導此片的艱辛過程，趙丹講述了扮演武訓時自己受到的教育，作家端木蕻良撰文讚揚了武訓的奉獻精神，全國各類武訓學校和育才學校的校長們表示要把“武訓精神” 進一步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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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颶風起於青蘋之末。雖然電影《武訓傳》隻是一部普通的電影文藝作品，雖然報紙上發表的各界對《武訓傳》的各種好評也不過數十篇，雖然自前一年底首映起《武訓傳》已經度過了平靜的早春，但是由春入夏之後，一場暴風驟雨必然要按照既定的節拍迅猛襲來。
毛澤東於1951年5月20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在曆史上分量很重的社論，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社論是中國獨有的一種文體，完全不同於現今專欄作家的隨筆，很多時候社論都是以檄文的麵目出現的。
社論說“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鬥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 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汙蔑農民革命鬥爭，汙蔑中國曆史，汙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就是把反動宣傳認為正當的宣傳。”
文章還說，“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文章最後指出，“為了上述種種緣故，應當展開關於電影《武訓傳》及其他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徹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
這篇社論不諦是一個旱地驚雷。這是解放後中國第一次發生的以政治手段處理文藝問題的大事件，對新中國文藝和教育的未來走向，這篇社論起到了異乎尋常的重要作用並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同一天的《人民日報》還發表了短評《共產黨員應該參加關於〈武訓傳〉的批判》。《人民教育》刊物適時發表了社論《展開〈武訓傳〉的討論，打倒武訓精神》與《人民日報》的社論相呼應。
全國自上而下，從中央到地方，文化、教育、曆史研究等部門迅速地行動起來，召開各種批判會。各界名人被組織起來，徐特立、何其芳、夏衍、艾青、胡繩、黃炎培等革命名流和民主派人士踴躍參加，紛紛發表表態性文章。《武訓傳》的導演孫瑜、主演趙丹專門登報做了檢討。《武訓畫傳》的作者李士釗，以及馬敘倫和端木蕻良等為武訓說過好話的人們紛紛進行自我批判。《大眾電影》等刊物紛紛刊出編輯部的檢討文章。這種批判是規模爆發式的，據統計，從5月10日的《人民日報》社論開始到1951年8月底，全國各類主要報刊上個人署名的批判類文章就多達800餘篇。
重頭戲繼續上映。幾乎私營電影公司出品的所有的影片都受到批判和禁止，私營影業迅速消亡。中央教育部發布了“各地以武訓命名的學校應即更改校名”的通知。一時全國眾多的以武訓為名的學校紛紛改為前進、勝利等在當時非常時髦的名稱。其他以武訓為名的各種機構也紛紛 “舊貌換新顏” 。悲哉！歎哉！從此武訓這個名字便隻能出現在黑名單上了，“但愁前路無知己，今後誰人能識君？”
很明顯，這是一場有組織的有計劃的政治行動，而且執行的效果完全符合了決策者的意圖。《武訓傳》隻是一部電影而已，並且它在拍攝過程中做出了很多犧牲原著和武訓本人真實經曆的修改，盡管如此，它還是逃脫不了被政治“版磚”迎頭痛擊的命運。
這場政治“大片”的演出實際上才剛剛開始，高潮繼續向前推進著。人民日報社和中央文化部組織了一個武訓曆史調查組。調查組由周揚負責，主要成員由袁水拍、鍾惦棐和江青等十三人組成。這個調查組，以掘地三尺的功力和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韌勁，深入堂邑、臨清、館陶等縣、鎮、區、村這些當年武訓生活過的地方，訪問了大量當地各階層的民眾，進行了兩個多月的調查，完成了曆史上臭名昭著的《武訓曆史調查記》。
“文化大革命”中，有報紙的文章吹捧江青說：“領導調查武訓曆史”是江青這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旗手，第一次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而上陣，與資產階級、封建主義搏鬥”。
江青到了基層，見到了一些前清的老秀才。縣委早已事先打了招呼，於是便有了這樣的一問一答。
問：“武訓是不是霸占了很多地？”
答：“是。”
問：“武訓是經常欺騙鄉親吧？”
答：“是。”
問：“武訓一貫放高利貸吧？”
答：“是。”
被調查的人中有一位在清朝當過山東巡撫張曜手下當過兵的老人，叫李漢邦，1951年時已80多歲了。當他聽說北京來人調查武訓，張口便說：“武聖人是個好人啊！他一輩子吃苦耐勞，攢錢為窮人家的孩子辦義學。”他還說：“我親眼見過武訓，也知道他一些事。我見武訓時，是山東巡撫張曜張大人來臨清的時候 ……”當地幹部趕緊對他耳語：“武訓挨批判了，說話要注意！”後來調查組再問時，老人便說：“你們在說啥？我耳朵聾，聽不到啊！”
老百姓想不通，他們隻是簡單的認為，拍電影的人不知得罪誰了，牽連了武訓，害了他了。
《武訓曆史調查記》的結論是：“武訓是一個以‘興學’為手段，被當時反動政府賦予特權而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說他是大流氓是因為他當年要錢時曾做過一些“庸俗”的動作，還“認一個女人做幹媽，並吃過這個女人的奶。”《武訓曆史調查記》將批判武訓這一政治運動推向全國性的高潮，曆時一年之久。
周揚把對《武訓傳》的批判提到了理論的高度：“政治上反人民，思想上反曆史，文學上反現實主義。”周揚認為，“因為新中國是革命是武裝鬥爭的成果，如果強調改良主義的合理性和正當性，當然，就等於質疑了革命的合理性和正當性。”至此，周揚完全道出了這場批判運動的本質。周揚於1954年在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擴大聯席會議上有一個著名的講話《我們必須戰鬥》，他說“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大規模對資產階級思想批判的運動。”，“它宣傳了資產階級的社會改良主義和個人苦行主義，實際就是宣傳的對封建統治者卑躬屈節的投降主義，而對人民鬥爭的正確的曆史道路則作了不能容忍的歪曲和誣蔑。”
在《武訓傳》大批判中所運用的手法，被大量複製到後來的各種運動中。我們可以從57年反右、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看到《武訓傳》大批判的影子。唯一不同的是，《武訓傳》大批判中，我們看到的隻是口誅筆伐，但在後來運動中，口誅筆伐再加上人身迫害成為主要的手段。中國知識分子在建國後的命運，實際上從《武訓傳》大批判開始，就早已經注定了。
十幾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中，武訓的墳墓被掘開，屍骨被焚燒，武訓祠、武訓的漢白玉塑像、“義學正”匾額均被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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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這個數字對武訓來說似乎是個重要的數字。當年武訓用了三十年時間來乞討，才建立起第一所義學。而《武訓傳》自公映之日起，三十年後的一天，才有人提出應該為武訓平反。1980年8月，第一個勇敢的人挺身站了出來。江蘇無錫公安分局張經濟先生投書《齊魯學刊》，倡議為武訓平反，他指出：“一，武訓始終是一個靠行乞過日子的窮人，雖然後來有了田產，但都是為了辦義學，他本人卻不敢有所私。二，統治階級確實嘉獎過他，但他沒有接受那件黃馬褂，沒有以此欺壓鄉裏，窮孩子讀書仍然可以不繳學費。三，他本人沒有反對過農民起義。四，他辦義學確有一定成績。至於義學最後失敗，是社會造成的，絕不能由武訓來挨棍子。”
張經濟的倡議很快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和鼓勵。但這種來自民間的聲音過於微弱，不會產生任何波瀾。直到1985年9月，胡喬木在中國陶行知研究會成立會上的講話中肯定陶行知的曆史功績時順帶提到《武訓傳》大批判不是“基本正確”。我們可以看出，盡管國家意識形態所提供的權力話語是何等的空洞和蒼白，但畢竟定了一種新的調子。曆史開了一個玩笑，當年的批判，由武訓而波及陶行知先生，到了1985年，則反過來，平反由陶行知而推及武訓。
曆來的平反總是以一種模式重複著。這種平反中，沒有道歉，沒有懺悔，沒有補償，沒有人能站出來承擔責任，平反的方式也隻是一紙決議或一個短小的登報聲明而已。再大的罪過，天大的冤屈，似乎都可以被報紙上一個不起眼的小豆腐塊平反文章在瞬間徹底消於無形。而武訓，連這樣的待遇也沒有。也許，由於他已經是曆史人物，隻能靠曆史來評判。盡管他一生很貧窮，他也會覺得這種“平反”過於廉價。對他來說，生前的苦難他已經嚐盡，死後的苦難又算得了什麽呢？
民國時期某中學的一次曆史考卷中有這麽一道題目：說出你最崇拜的曆史人物。在三百多份答案中，有不少學生答武訓是他（她）最崇拜的人。如果現在我們用同樣的考題去問現在的中學生，恐怕在三千考生裏找不出一位認為武訓是最值得崇拜的人。年輕一代不知武訓為何方神聖，而對閱曆豐富的人來說，提到武訓，大家大概隻能想起曾經有那麽一場政治運動與此人有關。過去整個民族曾經以政治酷刑對待了武訓，而現在整個民族則以失憶的方式對待武訓。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武訓似乎徹底缺席了。
與武訓幾乎是同時代的一個歐洲人，叫菲斯泰洛奇，他出生在當時還很貧窮落後的瑞士。他的祖父曾經是一位傳教士。優良的教會傳統，讓他從小就懂得他如何用真誠、善良的心去無私地愛人們。他一生都在教會孤兒院工作，他與武訓一樣，都屬於下層人，他同樣“有一顆偉大的、慈愛的心”。他自述道：“我一直充當一位受冷落的，意誌薄弱的初級教師，推著一輛隻載著一些基本常識的書籍，空蕩蕩的獨輪車，卻意外地投身一項事業，包括創辦一所孤兒院，一所教師學院和一所寄宿學校。做這些事情第一年就需要一大筆錢，可是即使是這筆錢的十分之一，我也難以弄到”
這位象乞丐一樣的菲斯泰洛奇，在他畢生的努力下，平民教育最終在瑞士得到普及。教育上的成功使得這個貧窮落後的山地小國，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成為歐洲一流的教育超級大國。瑞士的成功引起各國教育專家和高層政要人士到瑞士學習先進的教育經驗。後來西方稱菲斯泰洛奇為“教聖”，把他為獻身教育的崇高精神，讚譽為“聖心”、“聖德”。法國著名教育史學者康彼耶讚譽說：“他是人類教育發展中最早呼籲和力行‘愛的教育’之典範”。
同樣是為理想而艱苦跋涉了一生的靈魂，東西方兩個聖人卻有著完全不同的命運。被郭沫若稱為“中國的菲斯泰洛奇”的武訓，現如今卻因為種種原因而有淡出曆史舞台的趨勢。“捧起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 ，或許這才是武訓先生真正期望的。但是，難道這也是我們今人所期望的麽？
陶行知先生四十年代的經典文章《把武訓先生解放出來》，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讀來仍然振聾發聵，大路借來做為此文的結尾。
“無論是主動的把武訓先生畫人我們的小圈子，或是被動的讓大家把武訓先生向我們的小圈子裏推，都是因為我們有了小圈子所以連累了武訓先生也被封鎖。我要聲明：武訓先生不屬於我們的小圈子。他不屬於一黨一派。他是屬於各黨各派，無黨無派。他是屬於整個中華民族。他是屬於四萬萬五千萬人中之每一個人。讓我們把武訓先生從我們的小圈子裏解放出來吧。讓武訓先生從我們的圈子裏飛出去，飛到四萬萬五千萬人每一個人的頭腦裏去，使每一個人都自動的去興學，都自動的去好學，都自動的去幫助人好學，以造成一個好學的中華民族，”......
〖後記〗
做為一個曆史愛好者，應該始終保持理性的目光。但我卻經常不自覺的被感動。拙作《象流星一樣試圖照亮夜空――田橫五百壯士的隨感》曾經提到，中國不缺少慷慨激昂的英雄，但卻少見武訓那樣平凡堅韌象聖徒一樣的英雄。貼到網上後，有一個叫fgsm的網友跟貼說他當年上過的小學就是武訓建立的。當時著實被感動了一把。後來就想更多的了解武訓先生，去網上尋找資料，結果很失望。在網上找不到比較完整的介紹武訓百年曆程的文章。所以動了念頭寫下這個貼子，寫的過程中，屢屢被主人公的命運所感動。現草成此文，供方家批評。
文章主要參考了《清史稿》、梁啟超的《興學節略》、陶行知的《把武訓解放出來》、嚴秀的《風雨蒼黃〈武訓傳〉》、笑蜀的《天馬的終結——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說微》、施克燦的《快快樂樂 行乞興學》等文，至於網上google到的其他參考資料，這裏就不一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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