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25日，葉挺、項英在武漢漢口大和街(今武漢市江岸區勝利街)26號召開新四軍軍部機關和部分遊擊區負責人參加的幹部大會。葉挺、項英分別作了形勢及任務報告。這次會議，標誌著新四軍武漢軍部即新四軍第一個軍部正式誕生。1938年1月4日，項英等人的委任尚未公布，即離漢去潯，葉挺仍留在武漢與國民政府軍委會有關部署交涉，軍部仍應在武漢。1月下旬，葉挺離漢赴潯，28日，新四軍在武漢公開出版的《新華日報》刊登《陸軍新編第四軍司令部啟事》，稱“本軍奉命即行整編出發，軍部當即移駐南昌。前漢口大和街念六號軍部，即行結束。”這已經是不爭的史實。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卷)》，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上卷)》等權威性著作，都對此事有明確表述。在項英等其他新四軍領導人尚未得到國民政府軍委會委任，以及國共兩黨就組編南方紅軍遊擊隊為一個軍的編製、軍費、幹部配備激烈交鋒時，葉挺作為國共兩黨認可的新四軍軍長，在組編新四軍即籌備新四軍武漢軍部過程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
西北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八路軍，整裝待發開赴抗日前線之際，南方紅軍遊擊隊正與國民黨地方當局談判改編，時刻有 國民黨控製的危險。國共兩黨組編南方紅軍遊擊隊為一個軍的談判，由於蔣介石的固執偏見幾成僵局。葉挺的介入，國共兩黨在新四軍軍長人選、南方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新四軍逐步達成共識。
紅軍主力先後撤出中央革命根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在南方8省留下了一批革命的火種。這些紅軍遊擊隊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人民群眾的支持下，在湘、贛、閩、粵、浙、鄂、豫、皖八省的贛粵邊、閩贛邊、湘贛邊、湘鄂贛邊、湘南、皖浙贛邊、閩西、閩東、閩粵邊、閩北、鄂豫皖邊、浙南、閩中、鄂豫邊和海南省的瓊崖等十幾個地區，與國民黨軍隊展開艱苦卓絕的鬥爭，在戰略上配合了紅軍主力的長征。這些遊擊區，後來成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南方的戰略支點。這些部隊就是新四軍創建初期的基本骨幹力量。
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促成國共兩黨再度合作。中共中央根據全國政局的變化，於8月1日指示南方各紅軍遊擊隊：在保存與鞏固革命武裝、保障黨的絕對領導的原則之下，可以與國民黨地方當局進行談判，“改變番號與編製以取得合法地位”。“八·一三事變”後，中共中央及時地向國民黨提出了統一整編南方紅軍遊擊隊，開赴華中地區敵後抗戰的建議。南方各紅軍遊擊隊相繼與國民黨地方當局達成停戰以合作抗日的協議中，部分條件不利於紅軍遊擊隊，有被國民黨控製的危險。中共中央、毛澤東深為憂慮。而國共雙方就南方各省紅軍遊擊隊改編多次商談，多次陷入僵局。周恩來考慮到南方紅軍遊擊隊改編為一個軍後軍長人選是國共兩黨分歧的焦點，在上海會見闊別10年的北伐名將葉挺時，遂與葉挺商量，請他出麵來組編南方紅軍遊擊隊，以便盡快下山抗日。葉挺懷著抗日救國的迫切心願，欣然接受了這一重托，並開始與國民政府軍委會有關人士進行商談。葉挺受周恩來私人委托出麵活動改編南方紅軍遊擊隊，淡化了政治因素，打破了僵局。
日軍圍攻上海期間，葉挺向陳誠表明：希望參加改編南方紅軍遊擊隊的意向，並提議定名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陳誠出麵向蔣介石疏通。蔣介石迫於上海危急，南京難保的嚴重情勢，急於增強江南的軍事力量，又以為葉挺已脫離中共10年，由葉挺來指揮南方紅軍遊擊隊組編的軍隊，既可以調動紅軍遊擊隊下山到前線抗日，又可利用葉挺來控製這支部隊，遂同意南方紅軍遊擊隊組編為一個軍，盡快開赴抗日前線，並采納了陳誠的保薦，於9月28日，在沒有征得中共中央同意情況下，由國民政府軍委會銓敘廳發出通報，宣布“委員長核定”，“任命葉挺為新編第四軍軍長”，其任務先為改編與指揮閩贛邊遊擊隊，後又擴大為“編製南方各遊擊隊”，何應欽“通命有關各省區”與葉挺接洽。10月12日，國民政府軍委會正式頒發了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的番號，國民黨江西省主席熊式輝轉發了蔣介石的電報，明令“鄂皖邊區高敬亭部”、“湘鄂贛邊區傅秋濤部”、“粵贛邊區項英部”、“浙閩邊區劉英部”、“閩西線張鼎丞部”，均“統交新編第四軍軍長葉挺編遣調用”。葉挺受命後，分別與秦邦憲、葉劍英、董必武、張雲逸接洽改編南方遊擊隊事宜。事後，博古、葉劍英、董必武、張雲逸均致電中共中央請示。董必武在致中共中央電中認為：“事關南部整個遊擊隊”，請速複示。
當時，中共中央注意到，蔣介石麵對民族危亡，在國內外強大壓力逼迫下，同意了國共合作抗日，實非本意，他那痛快地同意並搶先任命葉挺為新四軍軍長，其意圖仍不過是改造南方紅軍遊擊隊為國民黨控製的軍隊，或不待南方紅軍遊擊隊整編完畢，即刻調往前線，假日軍之手將其消滅，以解心腹之患。中共中央、毛澤東鑒於國民黨的險惡用心，在沒有充分了解葉挺對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持何種態度之前，對葉挺任新四軍軍長，並組編南方紅軍遊擊隊為新四軍，顧慮重重，沒有給博古、葉劍英、董必武、張雲逸明確答複，即使有所答複，也附有條件。1937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書記致電張雲逸、張文彬、秦邦憲、葉劍英表示：葉挺必須來延安，在他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軍事原則後，“可以去閩粵邊(或閩浙邊)指揮張鼎丞部(或劉英部)，以此為基礎擴大部隊。”這可能是中共中央對國民政府軍委會任命葉挺為新四軍軍長最早的意見。18日，毛澤東致電董必武，表示：“葉挺可管閩粵邊何<鳴>、張<鼎丞>兩部”，其前提條件：一是新四軍歸八路軍指揮；二是國民黨交還何鳴部人槍，然後接洽張鼎丞部。次日，張聞天、毛澤東致電秦邦憲、葉劍英認為：新四軍歸八路軍建製，葉挺恢複黨籍或完全接受黨領導，而不受國民黨幹涉，並到延安及八路軍總部接洽一次，“則經過葉挺整理南方遊擊隊，並集中各遊擊隊之一部成為一個軍是可以的。”秦邦憲、葉劍英等向葉挺轉達了中共中央意見後，葉挺表示：完全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並願意赴延安向中共中央麵陳心跡，得到中共中央同意後再呈報就職。此時，中共中央對葉挺是否能為軍長仍要秦邦憲、葉劍英提出保證，“再行決定”。
(二)
新四軍第一個軍部成立於武漢，既是葉挺的主觀願望，也是戰局的變化使武漢成為國民黨統治區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這個客觀因素所決定的。1937年11月3日，葉挺到達延安，受到熱烈歡迎。毛澤東與葉挺探討了抗日戰爭的發展趨勢、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廣泛開展遊擊戰爭、創建敵後抗日根據地等重大問題，並詳細地解釋了中國共產黨抗戰時期的路線、方針、政策廠取得共識。葉挺陳述了他在南京向國民政府提議改編南方紅軍遊擊隊為新四軍的原委和經過，並表示暫時在黨的組織之外，但願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工作。通過麵談，中共中央、毛澤東加深了對葉挺的了解和信任，決定葉挺任新四軍軍長，擔負組編南方紅軍遊擊隊為新四軍的重任。葉挺和毛澤東商定“新四軍隸屬八路軍，編兩師四旅八團，擬項{英}副軍長，陳毅政治{部}主任，周子昆參謀長。軍{部}暫駐武漢，南昌、福州設辦事處。”軍部設在武漢主要是葉挺的主觀願望。10年前，葉挺親率葉挺獨立團在這裏為四軍贏得“鐵軍”聲譽；10年後，葉挺希望在這裏為新四軍鑄造輝煌。11月7日，已在南昌設立南方紅軍總接洽處的項英抵達延安，提出軍部應設在南昌。因此，毛澤東在8日致電周恩來提出“軍部第一步設南昌”。此時，葉挺、項英同在延安，似乎是共同的決定。然而戰局的變化，最終是新四軍的第一個軍部還是設在了武漢。11月12日，日軍占領上海，南京岌岌可危，國民黨及國民政府軍委會各機關大部分在此之前已遷至武漢，武漢成了當時國民黨統治區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組編南方紅軍遊擊隊為新四軍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與國民黨及國民政府軍委會磋商。9日，葉挺離開延安。12日，葉挺來到闊別十年的武漢，占據了武漢漢口日租界大和街26號一幢日資房產，作為新四軍軍部辦公地，自己住進了大和街28號開始正式組建新四軍。在此之後，葉挺一方麵向延安要求多派幹部，另一方麵又在社會和親友中招募人才，盡可能多地的吸收和動員那些擁護抗戰的軍人和知識分子。葉輔平、肖澤祿、沈其震、林植夫、朱克靖、錢俊瑞、任光、吳振邦、王聿先等二十餘名願意為抗日事業盡力的軍人、醫生、文化工作者陸續來到大和街26號。葉挺組建起軍需處、副官處、軍醫處、秘書處等，委任葉輔平為軍需處處長、肖澤祿為代副官處處長、沈其震為軍醫處處長。11月21日，葉挺、葉劍英在南京麵見正在南京指揮南京保衛戰的蔣介石。葉挺遵照中共中央的意見，向蔣介石提出：新四軍擬編為乙種師兩師及軍師幹部人選、部隊集中地點、開撥費、整理費等。蔣介石聽後蠻橫地說：新四軍不能照八路軍的辦法整編，延安提出的幹部名單不能同意；並要派人到紅軍遊擊隊點驗，按槍的多少確定編製，不能先委任師長、旅長，拒絕撥給經費。葉挺憤而辭職，蔣介石又不同意。第二天或第三天，葉挺離開南京回武漢。在武漢，葉挺與何應欽、陳誠多次磋商。何應欽稟承蔣介石旨意，仍然千方百計想控製新四軍。例如：在隸屬關係上，決不同意新四軍由八路軍總部指揮，而由第三戰區管轄；在幹部配備上，提出各紅軍遊擊隊主要領導人都要離開部隊，由國民黨方麵派人擔任營長以上職務。由於談判過程中，南京、杭州又相繼淪陷，形勢更趨危急，國民黨這時才對“新四軍改編事”，“催辦甚急”：也由於共產黨顧全大局，作了許多讓步，特別是同意了新四軍由第三戰區統轄；葉挺秀曲求全，從中極力周旋，促成國共兩黨在新四軍改編方案上達成協議。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了項英匯報南方紅軍遊擊隊改編新四軍的方案，決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新四軍分會，實際上基本批準了新四軍改編方案。當天，毛澤東、項英致電葉挺“新四軍原則上可照軍何(應欽)提議作進一步磋商”，“其他條件如前所商，尤不要軍何派人。葉挺在與何應欽的交涉過程中，始終堅持中共中央提出的意見，即新四軍的幹部配備，均由共產黨方麵負責，不允許國民黨方麵插手。這就為在新四軍中堅持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和政治機關，貫徹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提供了組織保證。葉挺完全實踐了“暫時在黨的組織之外，但願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工作”的諾言。
1937年12月18日，項英、賴傳珠帶領數十名到新四軍工作的軍政幹部離開延安。23日抵達武漢。當天下午或晚上，葉挺與項英會麵。他們在中共中央確定的新四軍組編原則和幹部配備問題取得共識。項英強調2新四軍基本上按照國民政府的統一編製，但各級政治機關應當加強，鞏固中國共產黨對新四軍的領導，保證各項任務的完成。葉挺表示：中共中央對新四軍的組建是關懷的，考慮是周到的，他本人完全讚成。葉挺還介紹了了他在武漢的工作以及招收專業技術幹部和知識分子的情況。當天晚上9點以後，中共代表團、中共中央 長江局召開第一次聯席會議，第一項議題就是討論新四軍的工作。會上，項英傳達了中央、毛澤東關於新四軍組編和組織領導的決定事項，介紹了中央確定調往新四軍幹部情況。會議就新四軍有關幹部配置進行了研究，決定：目前項英的主要工作應在軍隊方麵；各地遊擊隊應迅速集中；長江局參謀處參謀長葉劍英研究擬定新四軍作戰方案；在長江局參謀處下設軍務組(張經武主持)，專司新四軍工作和遊擊隊、軍火、擴大武裝之責等等。12月24日，葉挺、項英召見軍部參謀處處長賴傳珠，聽取關於軍部現有幹部情況和工作布置的匯報。他們一起研究了許多亟待處理的事項，請賴傳珠就部隊集中、組編和軍部機關的編製提出具體的意見。中午，葉挺在大和街26號招待項英等從延安到新四軍工作的幹部會餐。葉挺高興地說：你們的到來，帶來了中共中央對新四軍的關懷，帶來了紅軍的光榮傳統，必將推動新四軍的壯大和發展。25日下午，葉挺、項英召集新四軍在漢的全體幹部大會，分別報告了抗戰形勢，上海和南京失陷的經過及原因，布置了集中部隊開赴前線的任務。這次新四軍軍部機關的第一次會議，實際上就是新四軍軍部正式成立的會議，它標誌著新四軍第一個軍部的誕生。1938年1月3日晚，周子昆率30餘名幹部抵達武漢，隨即充實到新四軍軍部機關各處部。軍政治部、參謀處、副官處、軍需處、醫務處粗具規模。
1938年1月4日，項英率軍部大部分人員離漢去潯，“指導各地部隊集中行動”。葉挺留在武漢，新四軍軍部秘書處秘書長李一氓等留在武漢，協助葉挺繼續辦理新四軍編製、新四軍防區、幹部委任、軍費、裝備等有關事項。1938年1月8日，國民政府軍委會參謀總長何應欽“核定新四軍請求各項”，新四軍不設師或縱隊，而是軍直轄四個旅級支隊，同意共產黨提出的新四軍支隊幹部名單，即陳毅、張鼎丞、張雲逸、高敬亭分任第一、二、三、四支隊司令。部隊集中後，在原遊擊區隻設留守處、辦事處、通訊處等機構。部隊全部開赴前線。部隊隸屬第三戰區指揮。集結地點另行商定。新四軍軍費共6．5萬元，另發撥遣費3萬元，開撥費1萬元，5瓦特無線電機5架，所墊借夥食費另案處理。但項英副軍長、張雲逸參謀長、周子昆副參謀長的委任仍未“核準”。之後，葉挺以他的特殊身份，利用老朋友、“老袍澤”的關係，軟泡硬磨，廣取博收。葉挺繼續向陳誠請求增加軍費至10萬元以上：到軍委會催辦項英等人的委令。1月15日，葉挺飛抵香港，向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催要軍費，並到廣州向餘漢謀“籌款購械”。由於葉挺的努力，新四軍的人槍款問題的解決有了較明顯的進展，軍費增至9萬元。
項英等於6日抵達南昌後，“全部人員出動到各地動員部隊”，項英也去“湘贛、贛南去集中部隊”至2月12日才返回南昌，“南昌僅留{塗}振農及周子昆”。因此，盡管新四軍軍部多數人員已去南昌，此時新四軍軍部應仍在武漢。因為新四軍南昌軍部未能行使職權，而且新四軍對外宣稱軍部移駐南昌是1938年1月28日葉挺離開武漢去南昌時。這期間，新四軍武漢軍部和新四軍武漢辦事處同時存在。其主要依據是：1938年1月10日，葉挺的至友郭沫若從長漢抵達武漢的第二天，“出乎意外地打聽到葉希夷(挺)也在這裏，已經成立了‘新四軍辦事處’”。郭沫若和葉挺私交很好，兩人相見後，葉挺隨即邀請郭沫若移住大和街26號新四軍武漢辦事處內。在辦事處，葉挺和郭沫若作了長時間的熱情交談；郭沫若還親筆寫了“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誌”的對聯，掛在葉挺住處的中堂，高度讚揚葉挺的那種堅韌不拔的革命鬥誌。《新華日報》在1938年1月23日至27日，連續五天刊登《新編第四軍駐京辦事處啟事》：“本處中街九百號職員宿舍於本月21日午夜被竊，遺失本軍中尉副官盧偉良藍邊符號一枚，本軍藍心紅邊第41號圓證章一枚，除向該管督所函請查找外，特此登報聲明：自登報日起上項符號證章一律作廢。”啟事中提到的“中街”，即今武漢市江岸區長春街，“駐京辦事處”顯然應是駐漢辦事處。這時，新四軍武漢辦事處主任是陳昭禮(豪人)。新四軍武漢辦事處主要與國民政府軍委會各部署接洽裝備、給養和彈藥等事項。1938年1月28日、29日，新四軍在《新華日報》頭版刊登《陸軍新編第四軍司令部啟事》。一是宣布“本軍奉命即行整編出發，軍部當即移駐南昌，前漢口大和街念六號軍部，即行結束。”二是宣布“以後駐漢辦事處事宜，委托八路軍駐漢辦事處錢處長代辦。”新四軍武漢辦事處撤離武漢。三是宣布啟用南昌軍部，此後“所有一切公文信電，請逕投南昌三眼井本軍部為荷。”
南方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新四軍，表現了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合作抗日的誠意。新四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同國民黨軍隊合作，共同打擊日本侵略軍，這是抗戰時期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主要內容之一。新四軍軍部誕生於武漢是武漢人民的自豪和驕傲，它是葉挺留給 武漢人民的一份寶遺產，武漢人民沒有理由不珍惜。
作者：歐陽植梁 程鵬, 轉自《武漢黨史網》 http://www.whds.org.cn/list3.asp?articleid=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