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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參謀總部中校參謀陳昭凱奔跑上前，麵對從日機上下來，大搖大擺的日本人，威嚴挺立，厲聲質問：“你是日本方麵的什麽人?為什麽不遵從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的命令執行?你是用這種態度來投降的嗎？”
親曆南京受降
口述 朱光熹
整理 汪烈九
朱光熹，現年87歲，湖北省仙桃市退休教師。抗戰之始投筆從戎。參加過滇緬戰役，受到何應欽的提攜，親曆了具有曆史意義的南京受(日)降儀式，稍後又參與了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的工作，直至向我人民解放軍起義投誠.從事教育工作到退休。朱先生以其十分清晰的頭腦，驚人的記憶力，接受了我的采訪。朱先生作為這段曆史的見證人，他的敘述極具史料價值。適值抗戰勝利60周年，筆者將記錄稿整理並經朱先生過目同意發表。
——整理者
一、艱難困苦中，我們在前線迎來了勝利的曙光
1945年3月，青年遠征軍在騰衝消滅了日軍一個師團，擊斃了一個日軍師團長。遠征軍一名戰士將日酋首級割下，抹了一斤食鹽，袋裝回滇，展示於大街上，讓昆明的老百姓欣喜若狂，鳴放了整整一天的鞭炮。我情不自禁地將這件事情寫成通訊，寄給重慶一家報紙發表。這件小事引起何應欽的關注，直接點名要我即赴青年遠征軍駐印(度)軍的中國陸軍總部。總部設在昆明市昆華師範學校內，經過兩層崗哨，到達何應欽辦會室內，不知怎麽，這兒聚集了不少上層女士，正與何總司令談論著什麽。何總司令注目我一會，聽我報告來到後，才微笑一下發問:“你來遠征軍多久?”我回答剛巧兩個月。何再問:“令尊朱樹烈先生?”我回複是。談話就此結束。何令一位參謀引我去另一間辦公室，辦理調動手續，我由一名中校文職團級提升為陸軍總部的上校人事參謀，主管機要。
在我們總部獲知的消息說，由李漢萍率領的中國傘兵，未遇任何抵抗，竟兵不血刃地收複了南寧。李漢萍當然不放心，他派兵四出打聽，仍然沒有日軍線索。總司令何應欽不懷疑日軍的衰退，而暗暗責怪李漢萍的“不力”，他點將冷欣.讓這位陸軍總部的中將副參謀長披掛上陣，去前線指揮所擔任指揮官，負責尋找日軍在桂的主力蹤跡。先冷而去廣西的另外兩將蕭毅肅、衛立煌兩部，在八桂大地也未遭遇日軍的任何抵抗，隻好安營紮寨於南寧四周。冷欣在廣西前線“指揮”的結果，與李漢萍、蕭毅肅毫無二樣。到這時候，何應欽還不放心，狡詐的日軍會如此善罷甘休?他召集將校大會，在會上大聲疾呼:“戰機難得”，必須“傾全力以赴”!於是，他命陸軍總部直屬各機關於8月1日，分隊組團，浩浩蕩蕩，開出昆明。我所在的分團，經貴州，向廣西進發。我這個人事參謀負責押運人事檔案，隨第一批輜重車隊，載運大批行李，日夜兼程。南方雨多，有時又遇泥濘土路，車輪陷於爛坑之中不得自拔，隻得等候天氣轉睛，方能趕路。不知不覺，停停走走，到達盤縣，已是8月15號。這天本是日本人投降的日子，可我們是運載後勤物資的分團，沒有任何通信設備，自然是惘然無所知。這兒天黑得遲，晚上8點半了，天色才暗了下來。但車隊仍然不停，欲趕到盤縣縣城宿營。誰也沒有料及，此刻，盤縣縣城郊外，燈籠火把，一片啊嗬之聲，再行不遠，傳來了盤縣縣城方向的鞭炮聲，更令人吃驚的是，苗寨裏槍聲大作，吼叫聲不絕於耳。我們立時停車，從司機台上下來，徒步向盤縣縣城方向慢行，偵察四周動靜。車隊緩行，人在前麵，這樣偵察行走半小時，剛接近縣城隻見各處燈火輝煌，人聲鼎沸，可以判斷，絕不是苗寨發生了什麽，但為何有如此壯觀的現象發生呢?我看到了城門邊有一座吊著長串燈籠的大茶館，串燈照映著茶招，上書“普洱茶”3個大字，分外醒目。我上前去打聽。從茶館走出一位女子，招呼後給我看座，呼叫茶博士上茶的同時，她出示戲目單，問我:“從遠途來的?辛苦了，老總。是點《斬黃袍》，還是要《轅門斬子》?”我撇開這些，急切地問她：“緣何有這麽密集的槍聲?”女子嫣然一笑:“老總，這天大的事，怎麽還不曉得!日本人投降了啊!喝茶，聽戲!美國人愛放槍，就讓他們放罷，人家有的是子彈。”我又問：“你知不知道這消息從哪裏來?”女子認真地回答：“美國空軍陳納德在盤縣縣城的電台高音喇叭都叫了半天了，日本龜兒子舉手投降了！”
這時候我哪有心思聽戲喝茶。我突然想，我們十輪大卡車上不也有卡賓槍，我給女戲子茶博士丟下一券小鈔後，帶領10餘名弟兄，登車取槍，用槍聲渲泄我們胸中的狂喜，對天狠發槍彈，慶祝終於迎來了抗日勝利的這一天!
離開盤縣縣城，我們繼續向廣西方向進發。新的命令下達：車隊不去廣西了，改向去湖南芷江。我沿途搜集報紙，總想追尋日本人投降時的情景，從字裏行間得到這些殺人魔鬼的結果。也許是我性情太急，我搜集到的報紙不少，我需要的東西卻一點也無。到了芷江，有了穩定的生活環境，能夠上下班，便抽時間跑芷江縣政府，找文書翻閱近期各種報紙。盡管那時沒有新聞紙印報，而粗糙的土紙也能印出黃紙黑字，隻是照片皆盡模糊，全靠說明文字補充。
真沒有料到，這次日本投降，竟與我這個偏居一隅的國民黨中層軍官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聯係。
二、從芷江到南京，我親曆受降的全過程
我確實有過一種想法，希望能目睹侵華日酋如何像一隻喪家之犬，匍匐於中國老百姓腳下。以此告慰我的戀人粟君及千千萬萬慘死於日軍鐵蹄之下的中國生靈!
由總司令何應欽口授，陸軍參謀長蕭毅肅親擬一份特殊電文，敦促駐南京的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須在接電後，立派專機、專人來芷江中國陸軍總部投降。規定：來機不得攜帶任何武器，機翼上須掛白色降旗；進入芷江機場上空時，須繞場飛行一周，方可取45°角度降落，以表示投降者的誠意。
日方接電後，確實不敢怠慢，立派專機專人飛芷江。但機上未掛白旗，也沒有繞場飛行一圈，像一般飛行，直降芷江機場。
日本人8年的橫行霸道，8年的如入無人之境的法西斯嘴臉，至今仍舊狂妄無忌，咄咄逼人?我們參謀部的全體參謀，個個義憤填膺。陸軍參謀總部中校參謀陳昭凱奔跑上前，麵對從日機上下來，大搖大擺的日本人，威嚴挺立，厲聲質問：“你是日本方麵的什麽人?為什麽不遵從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的命令執行?你是用這種態度來投降的嗎？”
三、陳昭凱的高亢激憤，令在場軍人莫不感到蕩氣回腸，揚眉吐氣。
下機的日本人，麵無表情，遭訓斥後，表情仍無收斂，毫不在乎，慢條斯理:“我叫今井武夫。我奉岡村總司令之命，前來芷江與貴方洽降，而非投降，故一切從簡，希望貴方諒解。”
陳昭凱帶今井武夫去見何應欽。聽了陳昭凱呈述今井在機場的表現，何根本不計較對方的傲慢，隻嗯嗯兩聲後決定，派陳昭凱隨今井武夫飛南京洽談降事。
我們參謀部的幾名參謀，對何總司令的“仁者”態度，深感失望，禁不住發些議論，當然這隻是私下的。一致認為，何是親日的。這不是猜測，而是有事實依據。他於1935年6月，與日本駐我華北的司令部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簽訂了《何梅協定》，取消國民黨建在河北及平津等地的黨部；撤退駐河北的東北軍、中央軍及憲兵第二團；撤換國民黨河北省主席及平津兩市市長；取消河北反日團體和壓製群眾反日活動。《何梅協定》表明何應欽公然放棄國家主權，為兩年後日本發動“七·七”全麵侵華戰爭埋下隱患。這恐怕就是何應欽“諒解”今井武夫惡劣表演的最好說明:絕非偶然!
陳昭凱去南京5天後回到芷江。他被指定向參謀部副參謀長冷欣報告了與日方洽談有關受降的具體事宜。冷欣由何應欽指派率領包括我在內的整整20名上校軍官，全副武裝地直飛南京。
但是，冷欣一到南京地麵，竟與降將之首岡村寧次握手言歡，直急得我們同時抵達南京的20名上校參謀，頓足拍胸，連呼:“丟人現眼!”一握已失中國軍人的氣節，冷欣竟在一握之後，還向岡村問安，這令在機場的各國記者大感驚詫:敗將是岡村還是冷欣？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但記者們絕不輕饒冷欣，他們紛紛舉起像機，鎂光閃閃，將冷欣的醜態，岡村的傲慢，真真實實地攝入鏡頭。第二天各報，均用頭版頭條位置，刊登了《中日已經握手!》的照片。富有正義感的仁人君子、有識之士見報後，紛紛發電報打電話，質問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冷欣所作所為，諒已見曉，這究竟成何體統呢?”何應欽在眾目睽睽之下，被迫當眾責備冷欣:“忘掉了中國軍人之軍威，丟掉了中國的國格!”何應欽運用了揚湯止沸之法。我們幾位參謀私下議論:“上梁不正，下梁才歪。”
四、受降儀式定於1945年9月19日上午9時，在南京黃埔路中央軍校禮堂舉行。
包括我在內的20名上校軍官，在蕭毅肅短暫的訓話後，整隊去中央軍校禮堂。一路上我感到肩上似乎挑了重擔，要把中國軍人的儀表，充分展現在日人麵前，世界各國記者麵前:中國軍人絕非孬種，絕非東亞病夫！確實，我們20位中，實在沒有一個對不住觀眾的，個個身高1米8以上，少有書卷氣息，如此儀容、隊列，足令岡村等日軍自愧弗如。
時鍾指向8點30分，我新編第六師儀仗隊由駐地飛來，稍事休整，立即進入角色，列隊軍校門前。
9月上旬的南京，仍顯悶熱，但飽經日軍蹂躪的南京市民不願放棄一睹日軍敗將“尊容”的機會，從四麵八方湧來，自覺地守候在警戒線以外，靜寂無聲，而城市的不遠處，卻傳來不絕於耳的鞭炮聲。
禮堂大門口是金碧輝煌的4個大字:和平永駐。廳內大屏風上綴一個碩大字母“V”，象征中國抗日勝利。
8點51分，何應欽率一行將領自右側門進禮堂入席。何應欽居受降席正中位:左邊為海軍上將陳紹寬、空軍上將張廷孟；右邊為陸軍二級上將顧祝同、陸軍中將蕭毅肅。
8點52分，日方投降代表在門外用中國話喊“報告”後，由我方領引軍官引降將們從正門進入禮堂。
此時的岡村，麵如黃表，毫無血色，垂頭聳肩，帶著他的一班喪家之輩逐漸移近席位，整齊一致地立正，向受降方行鞠躬禮，才依次就座。與一班降將相反，曾去芷江洽降的今井武夫，仍顯狂傲，慢條斯理，一切行動，極帶勉強。今井的表現，令我方20名上校軍官射出憤怒的眼光。
9時整，何應欽向蕭毅肅示意:受降儀式開始。蕭毅肅居高臨下，威嚴發令:“岡村寧次須繳驗身份證明!”岡村立即站起來，向蕭奉送一份文件，蕭稍加瀏覽，又將文件擲於岡村麵前，岡村恭敬接受。蕭再將中方代印的“降書”拋向岡村，岡村仔細捧讀降書後下意識地點頭，爾後就近握竹管毛筆，移近席麵上的硯台，舔墨時稍有沉思，僅一忽兒，提筆簽名，擱筆後摸出圖章加蓋，雙手伸出，遞送降書給何應欽。
何應欽接降書後，岡村隨之報告：“因內急，請允許我如廁!”本該由蕭毅肅回答，而蕭明知岡村耍無賴，默而不應。何應欽卻說：“去罷!”讓岡村好下台。獲準後，岡村竟忘了拿文件包(後由今井武夫代收)立即離席下位。
我此時又一次熱血奔湧周身，為什麽讓岡村早早退出降位，不能讓各國記者多照幾張岡村的醜態，讓世界人民更看清侵略者的可恥下場?
美聯社記者反應敏捷，見岡村即將走出會場，怎可失去這千載難逢的采訪良機，於是跨大幾步，逼近岡村急問：“岡村先生對今天的簽降有何感想？”岡村邊走邊答：“軍人以服從上級為第一天職。無個人感想。”記者發第二問：“日本投降後向何處去？”岡村根本不回頭地回答:“本人以為，日本可以成為東方之瑞士、海上之瑞士以自立。”臨近大門，記者攔住岡村發第三問：“日本需要多少年方能實現目標?”岡村越過記者走出大門才回答:“50年!”他已走到他的防彈車前，拉開車門一頭紮了進去，把美聯社記者丟棄一旁，汽車便一溜煙飛馳而去。岡村根本就沒有上廁所。
兩旁眾多記者，無不搖頭歎息：“這個狡詐百出的家夥!”據當時傳媒透露，岡村稱病回到駐地，即召近前部屬下達訓示:“今奉大命，率我武勳赫赫戰史輝煌之中國派遣軍，不得已投降敵軍。念及我征戰萬裏，確信必勝英勇善戰之將兵，以及皇國之苦難前程，萬感交集，無限悲痛……”
岡村受庇，沒有受到審判，總是令我心存遺憾
投降儀式一過，蕭毅肅以中國陸軍總參謀長名義，命令岡村寧次的所謂“中國派遣軍”必須立即更名以符合投降者身份。不得已，岡村隻得摘掉“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的牌子，更名“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自封聯絡部長官，配合中國方麵對日俘的遣返工作。岡村深居簡出，對外事務一切由今井武夫代理。蕭毅肅對岡村仍舊裝腔作勢擺架子的行徑十分不滿，他不怕犯上，對何應欽說“日方事無巨細，都往今井身上一推了之，實屬狂妄，應予警示。”何應欽卻不置可否，聽之任之。
但是，總參謀長白崇禧對降將的態度鮮明，絕不吃岡村那裝死賣活的一套，每以中國軍隊總參謀長的名義下令：“岡村來見！”令前不會加上一個請字。岡村得令，無可奈何，隻得在白的麵前裝模作樣，虛與委蛇，靜聽白總參長的訓斥，履行他的“軍人以服從為第一天職”的義務。
從《中央日報》得知，由11個國家組成的遠東軍事法庭，負責審理如何懲處日本甲級戰犯。這11個國家包括了美、英、蘇、中等國家怎樣界定戰犯，多少數目。事隔60年，我記得一個數字，即由澳大利亞提出日本戰犯應該是100名!其它各國都提出了不同數字，已難記得，然而受害最為深重的中國，由國民黨高層提出僅為21人， 斯大林堅決不同意，說少了。後由國際檢察局提出，定日本戰犯為26名吧!這樣才勉強擺平。
1946年的春節，我是在老家湖北仙桃度過，返回南京時，受調去由周恩來、馬歇爾、張群3人組成的“軍事調處執行部”。剛巧，我與張群的一位參謀黃雲祥同組同室，他又跟我同齡，我們以“年兄”相稱。因為親密無間，我倆無所不談，我就提及，日本26名戰犯中，岡村寧次總該算一個吧?黃雲祥哈哈大笑一陣後挖苦我:“你老兄竟然比何應欽的法力還大，把岡村這頭老狐狸塞進戰犯中去?”我十分驚詫:指揮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都不是戰犯，難道是那些日軍校佐？
盡管我對重判岡村不抱多大希望，但仍對法官石美喻報有幻想，希望他秉公直斷，得到國際法庭支持，越過中國高層的幹預，給岡村應有的下場。石美喻曾在全國司法考試中獲第一名，在許多國內重大案件上，他的公正受到肯定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上層人士。
後來我離開北平奔走東北，對審判岡村再無得到什麽消息。但在南下的火車上，我看到一本小冊子，稱石美喻為審判岡村，特意找過何應欽，何說了句無邊無際的話：“你們看著辦吧？”石知是何應欽給他出了道難題，他在1948年8月14日預審時，向聽眾發出1000張旁聽券，讓聽眾於8月23日正式審理岡村時參加旁聽，這就是石美喻做了件力所能及的事，為審判岡村而造勢。
直至我於1948年底向人民解放軍起義投誠，也不知岡村在中國受審後的結局。
我由人民政府安排，回家鄉擔任了人民教師，且教曆史。在思想改造的學習中，一位名叫塗子容的南下幹部為我們作動員報告，講到中國的抗戰史，講到民主人士在共產黨統一戰線上，為審判岡村與國民黨當局所作的鬥爭史實。
他講到石美喻曾在法庭上言不由衷，說岡村是在民國33年11月才被任命日軍統帥的，對前段日軍罪行不應負有責任。塗子容指出，岡村寧次是個“中國通”，早在1925年就是中國軍閥孫傳芳的顧問，1932年參加侵略上海的戰爭，任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1937年“七.七”事變先後任日軍師團長、11軍軍長、第六方麵軍司令官、駐武漢日軍司令直至日軍派遣軍最高司令官。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戰犯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玉章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提供的訴狀，指出岡村寧次1939年至1945年，他指揮日軍在華北、華中兩地殺害軍民近60萬人，燒毀房屋20萬間，實行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中國共產黨將岡村列為一號戰犯。
塗說，岡村於1946年初給何應欽寫信，提出他可以幫助國民黨去“消滅共產黨”。蔣介石看了岡村的信，指示何應欽給予岡村以優厚條件，讓他寫出《消滅共產黨軍隊之戰略戰術》一文。
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岡村是這樣才受到庇護的。塗還說，岡村雖受到監禁，石美喻的審判書最終說岡村既無觸犯戰規或其它違法國際公法之行為，應予諭知無罪，以期平允。
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大戰犯居然無罪！我對石美喻心存的希望是多麽的無知啊！但這又怎能單單的責怪他呢，他隻不過做了蔣、何的傳聲筒而已。
塗子容還說，平心而論，李宗仁還是有正義感的，他擔任代理總統，政局雖在飄搖之中，他還指示商震重新將宣判無罪的岡村關進監獄以待重新公正審判。然而，美國的輪船於1948年元月底，載走了岡村寧次，送他回到了日本！
塗子容的這次演講，後來從教科書中，從史料中得到充分印證，一點都不含糊。
還應該補充的是，1950年，蔣介石在台灣邀請大戰犯岡村寧次去擔任“革命家實踐研究院”的高級教官，成為蔣手下的大紅人。
1966年，岡村活到82歲才死去。今年，我也87歲了。一天不死，這口氣我是怎麽也吞不下去的。因為人家的後人，還在靖國神社祈禱戰爭罪犯的精神複活呢。
附：下麵的，是一個刪節本：
親曆南京受降
朱光熹，現年８７歲，湖北省仙桃市退休教師。其父朱樹烈，曾於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時從床底下拖出黎元洪來，請他當都督。朱光熹抗戰之始投筆從戎。參加過滇緬戰役，受到何應欽的提攜，親曆了具有曆史意義的南京受（日）降儀式，稍後又參與北平軍調處執行部的工作，直至向我人民解放軍起義投誠，從事教育工作到退休。
一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投降時，我是由何應欽任總司令的國民黨陸軍總部的一名上校人事參謀，主管機要。陸軍總部設在湖南芷江。
由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口授，陸軍參謀長蕭毅肅親擬的一份特殊電文，變成了發報機上的清脆悅耳之聲：“滴，滴，滴……”表達出了中國軍民的威嚴，敦促駐南京的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須在接電後，立派專機、專人來芷江中國陸軍總部投降。規定：來機不得攜帶任何武器，機翼上須掛白色降旗；進入芷江機場上空時，須繞場飛行一周，方可取４５°角度降落，以表示投降者的誠意。
日方接電後，確實不敢怠慢，立派專機專人飛芷江。但機上未掛白旗，也沒有繞場飛行一圈，像一般飛行，直降芷江機場。
噫，日本人８年的橫行霸道，８年的如入無人之境的法西斯嘴臉，至今仍舊初衷不改，仍舊狂妄無忌，咄咄逼人？我們參謀部的全體參謀，個個義憤填膺。
陸軍參謀總部中校參謀陳昭凱，奔跑上前，麵對大搖大擺從日機上下來的日本人，威嚴挺立，厲聲質問：“你是日本方麵的什麽人？為什麽不遵從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的命令？你是用這種態度來投降的嗎？”
下機的日本人，麵無表情。他矮短身材，人中上蓄短髭，鼻梁上架金絲眼鏡，倒缽形的軍帽戴得十分周正。他遭訓斥，表情仍無收斂，毫不在乎，慢條斯理，啟齒道：“我叫今井武夫。我奉岡村總司令之命，前來芷江與貴方洽降，而非投降，故一切從簡，希望貴方諒解。”陳昭凱不好再行追究，滿腔的怒火化作一聲國罵：“老奸巨猾，吊兒郎當！”
陳昭凱帶今井武夫去見何應欽。聽了陳昭凱陳述今井在機場的表現，何根本不計較對方的傲慢，隻嗯嗯兩聲後決定，派陳昭凱隨今井武夫飛南京洽談降事。
我們參謀部的幾名參謀，對何總司令的“仁者”態度，深感失望，禁不住發些議論，當然這隻是私下的，一致認為，何是親日的。
二
陳昭凱去南京５天後回到芷江。他被指定向參謀部副參長、少將冷欣報告與日方洽談有關受降的具體事宜。冷欣由何應欽指派率領包括我在內的２０名上校軍官，全副武裝地直飛南京。
這就是我闊別８載的南京?這就是日軍屠殺過我３０萬同胞的南京?派遣軍總司令至今仍在作威作福的南京?我走下飛機，沒有有幸參加受降儀式的興奮，隻有淚流滿麵，往事真不堪回首！侵略者給中國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是一紙降書所能賠補的嗎？是一個投降、受降儀式所能賠補的嗎？
不知是受何應欽優待今井的影響，還是缺少了中華民族的骨氣，冷欣一到南京地麵，竟與日酋、降將之首岡村寧次握手言歡，直急得我們同時抵達南京的２０名上校參謀，捶胸頓足，連呼：“丟人現眼！”更過分的是，冷欣竟在一握之後，還向岡村問安，這令在機場的各國記者大感驚詫：敗將是岡村還是冷欣，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但記者們絕不輕饒冷欣，他們紛紛舉起相機，鎂光閃閃，將冷欣的醜態，岡村的傲慢，真真實實地攝入鏡頭。第二天各報，均用頭版頭條位置，刊登了《中日已經握手！》的照片。我國富有正義感的仁人君子、有識之士見報後，紛紛發電報打電話，質問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冷欣所作所為，諒已見曉，這究竟成何體統呢？”何應欽在眾目睽睽之下被迫當眾責備冷欣：“忘掉了中國軍人之軍威，丟掉了中國的國格?”何應欽運用了揚湯止沸之法。我們幾位參謀私下議論：“上梁不正，下梁才歪。”
三
受降儀式定於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９日上午９時，在南京黃埔路中央軍校禮堂舉行。
包括我在內的２０名上校軍官，在蕭毅肅短暫的訓話後，整隊隨蕭去中央軍校禮堂。一路上我感到肩上似乎挑了重擔，要把中國軍人的儀表，充分展現在日人麵前、世界各國記者麵前：中國軍人絕非孬種，絕非東亞病夫。確實，我們２０位中，沒有一個對不住觀眾的，個個１米８以上，豪邁英武。
時鍾指向８點３０分，新編第六師儀仗隊上午７時許才由駐地飛來，稍事休整，立即進入角色，列隊軍校門前。
南京９月上旬的天氣，仍顯悶熱。飽經日軍蹂躪的南京市民不願放棄一睹日軍敗將“尊容”的機會，從四麵八方湧來，但均守紀律，自覺地守候在警戒線以外，靜寂無聲；城市的不遠處，傳來不絕於耳的鞭炮聲。
禮堂入口懸了金碧輝煌的四個大字：“和平永駐”。
廳內大屏風上綴一個碩大字母“ｖ”，象征中國抗日勝利。
８點５１分，何應欽率一行將領，自右側門進禮堂入席。何應欽居受降席正中位；左邊為海軍上將陳紹寬、空軍上將張廷孟；右邊為陸軍二級上將顧祝同、陸軍中將蕭毅肅。
８點５２分，日方投降代表在門外用中國話喊“報告”後，由中方領引軍官引降將們從正門進入禮堂。
此時的岡村，麵如黃紙，垂頭聳肩，帶著他的一班喪家之輩逐漸移近席位，整齊一致地立正，向受降方行鞠躬禮，才依次就座。與一班降將相反，曾去芷江洽降的今井武夫，仍顯犴傲，慢條斯理，一切行動，極為勉強。
９點鍾響，何應欽向蕭毅肅示意：受降儀式開始。蕭毅肅居高臨下，威嚴發令：“岡村寧次須繳驗身份證明！”岡村立即站起來，向蕭奉送一份文件，蕭稍加瀏覽，又將文件擲於岡村麵前，岡村恭敬接受。蕭再將中方代印的“降書”拋向岡村，岡村仔細捧讀降書後，下意識地點頭，而後就近握竹管毛筆，移近席麵上的硯台，舔墨時稍有沉思，僅一忽兒，提筆簽名，擱筆後摸出圖章加蓋，雙手伸出，遞送降書給何應欽。何應欽接降書後，岡村隨之報告：“因內急，請允許我如廁?”
本該由蕭毅肅回答，而蕭明知岡村耍無賴，默而不應。何應欽卻說：“去吧?”讓岡村下台。獲準後，岡村竟忘了拿文件包?後由今井武夫代收?立即離席下位。
美聯社記者反應敏捷，見岡村即將走出會場，大跨幾步，逼近岡村急問：“岡村先生對今天的簽降有何感想？”岡村邊走邊答：“軍人以服從上級為第一天職。無個人感想。”記者發第二問：“日本投降後向何處去？”岡村根本不回頭地回答：“本人以為，日本可以成為東方之瑞士、海上之瑞士以自立。”臨近大門，記者攔住岡村發第三問：“日本需要多少年方能實現目標？”岡村越過記者已出大門才回答：“５０年?”他已走到他的防彈車前，拉開車門一頭紮了進去，把美聯社記者丟棄一旁，汽車便一溜煙飛馳而去，岡村根本就沒有上廁所。
據當時傳媒透露，岡村回到駐地，即召近前部屬下達訓示：“萬感交集，無限悲痛……”
四
受降儀式一過，蕭毅肅以中國陸軍總部參謀長名義，命令岡村寧次的所謂“中國派遣軍”必須立即更名以符合投降者身份。不得已，岡村隻得摘掉“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牌子，更名“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自封聯絡部長官，配合中國方麵對日俘的遣返工作。岡村深居簡出，對外事務一切由今井武夫代理。
國民黨軍總參謀長白崇禧對降將的態度鮮明，絕不吃岡村那裝死賣活的一套，每以總參謀長的名義下令：“岡村來見?”令前不會安上一個“請”字。岡村得令，無可奈何，隻得在白的麵前裝一番賴，靜聽白總長的訓斥，履行他的“軍人以服從為第一天職”的義務。
在國民黨某些高層的庇護下，岡村這個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大戰犯居然被遠東軍事法庭宣布無罪！李宗仁擔任代理總統期間，指示商震將宣判無罪的岡村關進監獄以待重新公正審判。然而，美國的輪船於１９４８年元月底，載走了岡村寧次，送他回到了日本。１９５０年，蔣介石在台灣邀請戰犯岡村寧次去擔任“革命家實踐研究院”的高級教官，岡村成為蔣手下的大紅人。
１９６６年，岡村活到８２歲才死去。今年，我也８７歲了，一天不死，這口氣我怎麽也吞不下去！因為岡村的後人，至今還在靖國神社祈禱戰爭罪犯的精神複活。朱光熹／口述汪烈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