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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外交的重大失誤

(2006-04-20 13:10:31) 下一個

很多人認為,周恩來是一個"全才",或者叫"通才",在他眾多的同學、同事、部下和身邊工作人員眼裏,更是一個與毛澤東各有千秋、古今中外都極為難得的天才人物。一些來自敵對陣營的評價,也把他看作是"中國共產黨所拿得出來的最好的人才"。

周恩來是不是全才?

這種說法誠然是有道理的。有很多流傳甚廣的真實故事,可以看出周恩來的機警機智,博聞強記,甚至令其他國家一些世界級的大政治家欽佩和折服。從一個政治家的角度,他也確是"通才",一生從事和負責過多方麵的工作:學生運動、工人運動、組黨、黨務、宣傳、軍事、城市暴動、情報、人事、地下活動、暗殺、政工、談判、調解、內政、外交…..幾乎每一樣都做得有聲有色,並隨著他的名字載入了史冊。

不過仍有可議之處。

周恩來是搞學生運動起家的。首先是再天津響應"五四",發動學生遊行示威,向直吏公署抗議,結果二十四人被逮捕。周恩來關押了近半年,判刑後獲釋。雖然出獄時受到英雄般的歡迎,天津的學生運動卻也日趨漸微,最後無疾而終。幾位主要的學生領袖後來也都逐漸退出了政治舞台,包括他的第一位戀人、同去歐洲求學的張若名。在歐洲也組織了幾次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如衝進廣東會館痛打和趕走不務正業的廣東學生,到中國駐法國使館要求"生存權"和"求學權",召開"捐款大會"等等。最有名、驚動最廣的當然是"占領裏昂中法大學校舍",此次事件以法國當局逮捕鬧事學生一百餘人,無數遣返中國而告終,可以說是徹底失敗的一次行動。當然,如果以"目的不重要,運動就是一切"的觀點,不能說毫無意義。至少它培養了一批中共的骨幹分子,在日後的政治舞台上起到重要作用。而就行動本身而言,失敗就是失敗。周恩來還組織過工人運動,以總指揮身份領導了上海第三次武裝暴動,奪取了上海的控製權,但很快就被他的老上級、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刀兵相向,工人糾察隊全部被繳械,大批知識分子被殺頭,周自己也差點在遊行隊伍中遭流彈打死。此次失敗,責任當然在國民黨一方,但作為工人組織的主要領導者,沒能事先查明蔣介石的動向,將引起衝突、摩擦的可能性及損失減少到最小,也是事實。  

第一個擁有最高軍職和軍銜

南昌暴動是周恩來的傑作,意義非常重大:打響了對國民黨的第一槍,從此不再做"姨太太"、"不再做妓女"了。意義雖重大,犧牲卻更大。好容易拉起的第一支中共的部隊被打作鳥獸散,他自己也落荒而逃。

他在上海主持黨中央的日常工作,卻不能對付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人右傾或左傾路線,不能把握時機掌控大局,而總被時勢推著走,致使這一時期成為中共曆史上領導人更迭最頻繁、權利一次次落入素質更差的人手中的黑暗年代。

他建立了一套黨的地下活動係統,指揮一支特別的行動隊,執行黨內紀律,卻鬧得滿城風雨。黨的核心領導人顧順章、向忠發、盧福坦相繼被捕叛變,其中顧還是周恩來的直接下級,叛變後周將顧全家老少殺個精光。接著參加暗殺行動的人也被捕,帶人挖出顧家親人的屍骨,成了轟動上海的大新聞。周赴江西中央蘇區後,康生接手了這項工作,此人後來在中共陣營內劣跡斑斑。周的識人能力由此可見一斑。

在中共內部,周恩來第一個擁有最高軍職和軍銜: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相當於中將銜。此時許多後來的中共元帥、大將都是他的學生或部下。抗戰期間,他任政治部副部長,正式擁有中將軍銜,後來又升為上將銜。而在事實上,從未獨立地指揮打過一次戰役。隻有在江西蘇區反第四次"大圍剿",同朱德一道指揮紅軍,按照已遭排斥的毛澤東的打法,取得了勝利。此後便是一塌糊塗。長征途中,他是主要決策者,僅湘江一役紅軍便損失過半,博古、李德固然罪不容赦,周恩來的責任亦不可推卸。遵義會議後,毛澤東被指為周的助手,如周果有軍事才能,亦不至於半途心甘情願地反做了毛澤東的助手。此後周恩來再沒有直接帶過軍隊,雖然身為中央軍委副主席,確是掛名而已。這也是他為什麽一直對毛澤東心服口服,終身效忠的最主要原因:我不行,他行!

真正的強項在於外交

周恩來真正的強項是外交。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周即擔任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一九五八年二月,才將外長一職卸交給陳毅。此後,他仍關切過問外交事務,頻繁出國訪問,接見來訪的外國政要、友人、團體,一直到惡疾纏身,還在病房與來訪者見麵。其外交生涯,幾乎與總理的任期相當。如果算上中共建政前,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共產國際會議,與國民黨方麵的長期談判,充當中共駐守國統區的首席代表,那麽其實際"外交"生涯則更為漫長。

他的確具有極好的外交人員的素質,除了儀表、風度和口才,他幾乎過目不忘的記憶力,謙遜好學的精神,平易待人的品格,為他和中共、"新中國"政權贏得了尊重、信譽、同情以眾多的朋友。外國領導人,最佩服周恩來的也就是他的外交才幹。他本人也非常看重外交。外交成就,可以很大程度地彌補內政的損失。如文化大革命,國內的政治,經濟一團糟,而這時恰恰是中國在世界上開始真正發揮影響力,與大多數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擊敗台灣的中華民國進入聯合國,並與美國、日本關係正常化。周恩來有一句名言:"外交無小事"。任何一點蛛絲馬跡,都可能預示和產生重大的後果。

但是本章要分析的,正是周恩來主持外交工作發生的嚴重失策。

首先是中美關係。人們大都隻記得是周恩來與基辛格秘密談判,迎接尼克鬆總統訪問北京,打開了封鎖二十餘年的中美關係的大門。卻忘了這扇大門,當初正是剛建立政權的共產黨自己關上的,其中周恩來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中美關係是一種多方麵的、錯綜複雜的關係。在中國一方,有代表政府的國民黨,也有代表反對力量的共產黨。在國民黨內部,有蔣介石、宋氏家族的"親美派",也有汪精衛、何應欽的"親日派",還有一部份非主流的"親俄派"。在美國一方,也有政府、國會、民間和輿論的區別,絕不能一概而論。中美政府之間的合作,從蔣介石清黨、排斥蘇俄勢力開始,到抗戰期間達到高潮。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成為同盟國重要成員,中美關係之親密,可以說是空前絕後。  

贏得美國代表的好感和同情

此時,大本營設在延安的中國共產黨,也引起主要是美國的西方國家關注。從美國社會政治的多元結構而言,這是十分正常的。大批美國記者湧入延安采訪報導,在西方世界造成轟動,間接地影響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在美國政府內、外交和軍界,有一批同情甚至讚賞共產黨的人士,願意同延安保持接觸,促進了解和友好關係,這在外交資源被重慶國民黨政府壟斷的情況下,非常難得和珍貴。毛澤東曾提出訪問美國,雖然不了了之,中共方麵對美國的親善態度已經表明。

抗戰勝利後,美國方麵的出麵調停,國共之間一觸即發的爭奪勝利果實之戰被延緩了。重慶談判,從中穿針引線的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因其身份不得不屈服於國府的利益,倒也還算公正。他發現"清官難斷家務事",隻好一走了之。接著是馬歇爾將軍作為特使,主持國共雙方調停、談判。周恩來是共產黨的首席代表,與馬歇爾"共事"時間較長,關係也很好。據國民黨方麵的代表回憶,周恩來充份施展了他的演員才能,必要時痛哭流涕,裝成是受了莫大的委屈,以爭取馬歇爾的同情,而馬歇爾果然天真地上了他的當,把好果子都給了共產黨吃了。

此說顯然過份,好果子自然還是國民黨吃的多。大批國軍的全副美式裝備,派運輸機和軍艦將國軍送往東北及其他各接受地,等等。但共產黨一方卻占了"人和"。國民黨接受大員的貪汙劣跡,兼之窮兵黷武,造成嚴重的經濟危機和信譽危機,物價飛漲,民不聊生,此種"爛透了"的形像極大地動搖了美國政府的信心。蔣介石在抗戰中建立的崇高聲望迅速滑坡,許多美國人士開始懷疑是否"看錯了人",是否應該轉而去支持共產黨。美國國內確實有人主張放棄國民黨,支持中共,使其成為"南斯拉夫第二"。隨著國軍在戰場上節節失利,美國方麵的國民黨政府的態度也越來越強硬。宋美玲赴美求援,遭到極不客氣的冷遇。雖然美國官方表麵上還站在中國官方一邊,所謂國際關係中的"官官相護"原則,實際上卻大有文章可作。

"忘了"和美國建立外交關係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軍強渡長江,攻克南京。國民黨政府遠遷廣州,一些外國駐華使館跟隨同遷,其中包括蘇聯使館。別有深意的是,美國大使館卻穩坐南京,仿佛在等候盼望多時的共產黨到來。此時,是共產黨方麵打開美國政府的心結,建立友好互助關係的最佳時機。中共中央已遷入北京(北平)城,忙著掃平全國的剩餘戰場,聯係各界人士,醞釀締造一個"新中國",卻"忘了"怎樣爭取國際上的支持與合作。按說毛澤東有意或無意中"忘了"此事還情有可原,他是"人民戰爭"的發動者和指揮者,不免忙於內而疏於外。作為有過在東洋、西歐及蘇聯長期生活經曆,曾與美國官方及軍方人士多方周旋,被馬歇爾讚譽為"大外交家"、"最出色的外交家",內定為新政權外交部長的周恩來,"忘了"此事就說不過去了。

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曾通過民主人士羅隆基提出,美國政府準備向共產黨政府提供四十億美圓貸款,以示友好。共產黨方麵遲遲不做反映,相反還流露出相當強烈的敵意,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宣布要"一邊倒"。司徒雷登這才在八月二日離開被解放軍占領了三個多月的南京,靜悄悄地回國。毛澤東趕在他身後又接連發表《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麽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曆史觀的破產》等一流的檄文,公開嘲笑、批判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失敗。這種缺乏國際觀點、以意識形態來處理外交事務的方式,顯然是幼稚的。周恩來既然極具外交才幹,為什麽不提請毛澤東采取正確的、最符合新政權利益的、積極溝通,化失望為友的對策?當時的毛澤東,還遠沒有走到後來那樣獨裁、霸道的地步,頗有開國明君之風,在對外事務上也依仗周恩來諸多,周進一言所起到的作用應當是相當大的。隻能有一種解釋,那就是他和毛一樣,都被快速贏得的全國勝利衝昏了頭腦,不在乎番外還有一個曾支持過自己的敵手的美國,壓根兒就沒想到要同它建立"外交關係"。

一邊倒地投向蘇聯

接著,"新中國"製定了"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投靠蘇聯集團,明擺著要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為敵,擺出一副至少是"井水不犯河水"、心懷戒備、"管你怎麽看我"的姿態,人為地劃上一道與世隔絕的籬障,重新把中國帶進閉關自守的年代。"一邊倒"地投靠蘇聯,另一個惡果,是將對蘇關係中為本國爭取最大權益的籌碼幾乎喪失殆盡。這個簡單的道理,直到十幾年以後,吃了"兄弟黨和國家"不少大虧,才逐漸明白過來:要利用美國這張牌,來打蘇聯。也就是"老祖宗"說的,"以夷製夷"。

對蘇關係,是中共新政權外交的重點,或叫"中心"。這本是最自然不過的。中國共產黨從政黨性質、意識形態、曆史淵源,都與蘇俄有著血親關係。蘇聯又是全世界第一個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國建立外交的國家。其他蘇聯集團的國家,也緊隨其後與中國建交。中共把蘇聯稱為"老大哥",常說要"飲水思源",走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道路。蘇式的道路走得通走不通,曆史已作出了有力的回答,這裏不再贅述,隻談兩國關係中的問題。

新政權建立前夕,劉少奇秘密訪問蘇聯,請教"建國大計"。建政才兩個月,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毛澤東就親率中國黨政代表團出訪莫斯科。一麵參加斯大林的七十大壽的慶典,一麵想討個"既好看又好吃"的紅包,──簽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斯大林猜不懂毛澤東的啞謎,毛隻好趕緊從國內召來周恩來,與蘇方反複談判、協商,終於如願以償,得到了一筆貸款。可見毛澤東倚重周恩來的外交才幹、新中國依賴蘇聯支持的態度。中國派駐蘇聯的首任大使是王稼祥,一年後又改派張聞天,這兩位都是中共高層的留蘇派人士,都在長征中支持毛澤東策動"擔架上的政變",王曾與毛、周同為長征"三人團"成員,張更擔任中共總書記達八年之久。派如此重量級的人物出任駐蘇大使,其意顯而易見。

跟蘇聯老大哥鬧崩

蘇聯給予中國大量援助,這是在舊中國的"爛攤子"上建設"新中國"所必須的。但中國為此付出的代價亦十分沉重:放棄交好美國的可能,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聽從蘇聯這個大家長的調遣,與西方集團對抗,給予蘇聯在中國尤其是在東北和新疆的利益,等等。最為沉重的代價當然是中國出兵朝鮮,參加"抗美援朝"戰爭。

中國參戰朝鮮,是斯大林對社會主義陣營的"戰略部署"。周恩來以秘密使臣的身份到莫斯科,落實斯大林先前許諾的蘇聯空軍協同作戰,但直到中國宣布參戰後,斯大林才告之周:蘇聯無法出動空軍參戰。此一出爾反爾的行為,把中國推到騎虎難下的尷尬境地。及至開戰,本著"有錢出錢,沒錢出人"的原則,中國投入了大量兵員,犧牲慘重且不說,到戰爭結束蘇方開出帳單,巨額軍費開支竟全數算在中方頭上,還要加上一大筆利息。這一切,周恩來居然事先一無所察,一再上當。

雖然如此,中蘇之間也沒有必要鬧到破裂、甚至刀戎相見的地步。對蘇關係一直由毛澤東親自主導,在與赫魯曉夫的明爭暗鬥上,毛的"民族氣節"、索性而為,使這兩大社會主義國家,終於分道揚鑣。自然,赫魯曉夫責任至少不會比毛要小,其意氣用事至今仍為人所指摘,但他占了中國"一邊倒"政策的大便宜卻無人提及。兩國交惡,中方的不利明顯甚於蘇方。中方是負債國,蘇方是債權國;中方是農業經濟,科技、軍事落後;蘇方是工業大國,有強大的科技及軍事力量;中方隻有蘇聯這一重要邦交,在國際事務中幾乎毫無影響和地位;蘇方卻夾挾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扮演著與西方集團對抗、交往的領袖角色。

一九六四年,一顆原子彈爆炸,一台萬噸水壓機建成,中國逐漸從三年大饑荒的噩夢中拔出腳來。周恩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莫斯科,意與剛剛把赫魯曉夫趕下台的蘇聯重修舊好。蘇共新領袖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也有此打算,按理應該是一拍即合,兩相情願的事。不料發生了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使整個計劃泡湯。

放棄中蘇和好的機會

在克裏姆林宮宴會廳召開的國慶招待會上,蘇聯元帥馬利諾夫斯基對周恩來開了一句玩笑:"不要讓赫魯曉夫和毛澤東妨礙我們!"

周恩來聞言,立即正顏厲色地頂他:"你胡說什麽?"隨即轉身拂袖而去。

馬利諾夫斯基還不罷休,跟在周恩來後麵繼續說:"我們已經把赫魯曉夫搞下台,現在該你們把毛澤東搞下去了。"

周沒聽到後麵這句話,但其他隨員聽到了,中國代表團立即罷宴離開,回到住所。周恩來分析了整個情況,認為此事絕非偶然事件,是對中國不能容忍的侮辱,是公然要推翻我們黨和國家的領袖,必須嚴肅對待。

第二天,蘇共新領袖勃列日涅夫親自拜會周恩來,周向蘇提出最強烈的抗議。蘇方回答,馬利諾夫斯基是酒後胡言,不代表蘇共中央,他已受中央委員會的譴責,先向中國同誌表示道歉。周恩來不承認道歉,認為馬利諾夫斯基並非酒後胡言,而是酒後吐真言;不是簡單的偶然的個人行為,而是蘇聯領導人中仍有人繼續赫魯曉夫那一套,對中國進行顛覆活動。對此,勃列日涅夫再次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向中方道歉。波德戈爾內也說,我們同馬利諾夫斯基劃清界線。周恩來仍不接受這種說法和方式,認為問題沒有結束,我們還要研究,要報告中央。

在之後的談判中,中蘇雙方態度轉趨強硬。蘇方堅持中蘇分歧與赫魯曉夫時代完全一致;中方則表示既然完全一致,那就沒什麽好談的了。十一月十三日,周恩來率團乘專機回國,第二天抵達北京,毛澤東、劉少奇、朱德、董必武、鄧小平到機場熱烈歡迎,獻給周一束他最喜歡的馬蹄蓮花。

維護毛澤東的絕對權威為優先考慮

赫魯曉夫下台,是結束中蘇敵對狀態的最佳時機。卻被馬利諾夫斯基一番話給攪了局。不論他是"酒後胡言",還是"酒後吐真言",也不論他是"開開玩笑",還是真心要"向中國人民挑戰",既然蘇方最高領導人上門一再表示道歉,闡明並非蘇方立場,此事便不必糾纏不放,反給對方一種"得理不饒人"、缺乏應有誠意的口實。從情理上說,馬利諾夫斯基的話雖不中聽,極不得體,乃至可以認為極無禮貌和教養,卻也一語道破事情的本質,有幾分"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天真和可愛。

事實上,中蘇關係搞成那樣一個僵局,完全是赫魯曉夫和毛澤東兩人鬥法的結果,他說不要讓"這兩個人妨礙我們",看得出是應該繼續"中蘇友好,同誌加兄弟,不要再那樣吵了"的樸素願望,而非有心挑釁,要把事情弄砸。馬利諾夫斯基是軍人,話不得體,讓周恩來抓住把柄,正應該把握分寸,利用它成為談判桌上的一塊重要籌碼,迫使對方在輸理的前提下作出一定的讓步。然而周的態度卻是"既如此,那就沒什麽好談的了。"

周恩來訪蘇的目的,是去講道理還是去搞好關係,既然還是要講出個道理,那就是咱兩家鬧成今天這個樣子,全是你們家的不對。現在咱們和好,也是為了證明你們家原先錯了。這樣的態度,很難想象會有哪個國家樂意接受,別說人家隻是換了個共產黨領袖,就是改朝換代,共產黨被推翻,讓社會主義體製崩潰,它也不會承認"我們家以前錯了"。就像它絕不會承認沙皇俄國當年強占中國領土有什麽錯一樣。"外交"事務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盡量維護和爭取本國的國家利益,身為"大外交家"的周恩來,拒不接受對方的一再道歉,糾纏"你們實際上是怎樣想的"論理而非論利,真不知他自己"是怎麽想的"。唯一的解釋,是以維護毛澤東的絕對威望為第一考慮的因素。

卷入朝鮮戰爭

一九五零年爆發的朝鮮戰爭,是北朝鮮林修金日成為"統一朝鮮"而發動的國內戰爭。其是非功過,至今仍有很大爭議,因參戰雙方和各國的利益、立場的不同,統一觀點恐怕比統一朝鮮更難。但就北朝鮮數十年交出的政治、經濟的成績單來看,實在缺乏說服力。金日成大搞個人崇拜和獨裁,連中國人看了都覺得可笑,渾身不舒服。他死後,兒子金正日即位,更是引得天下唾然。想當初中國派出數十萬誌願軍赴朝作戰,出錢出力出血,難道就是為了這一對父子,構築他們的封建王朝?

中國政府至今都不承認參戰朝鮮的曆史錯誤,是可以理解的。因循國際共產主義原則,為了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理所當然應當出兵。但即使是基於這一咬住不放的原則,還是看不出為什麽一定要派中國人去幫朝鮮人去打另一部份朝鮮人。事實上,當時中共內部就出兵與否展開了積累的辯論。

中國自建立民國後,軍閥混戰,八年抗戰,國共內戰連年征戰使得民不聊生,現在好不容易戰火停息,幹嗎又要再起刀兵?中國剛剛建立新政權,接手的是一幅百孔千瘡的爛攤子,財庫空虛,民心不穩,百廢待興,西藏尚未歸順,台灣還沒收拾,國民黨還在隔海叫嚷要"反攻大陸"…..自己家裏的事都還沒來得及解決,倒要去幫別人打仗,怎麽說得過去?

反對參戰的聲音在黨內頗為強烈,而且聽起來振振有辭,有理有據,一時間毛澤東也猶豫起來。他有心參戰,但也不是完全不考慮利害得失。在這個時候,周恩來堅決站在他一邊,力主出兵,並親赴蘇聯,與斯大林商談共同參戰的細節。

實際上,朝鮮戰爭打起來,是斯大林這個大家長點頭批準的。他要中共暫時放下台灣,先幫朝鮮打下另一半江山來。也是因為"一邊倒"政策,毛澤東急於向蘇聯表白心意,加之朝鮮曆來是中國的"番臣","天朝"出兵相助合情合理,故滿口答應。不料斯大林臨時變卦,推翻同時參戰的承諾,讓中國單方麵去承擔"國際主義義務",正好將大量二戰剩餘軍火名為"支援"實為推銷給中國。麵對這樣一個突然變化,周恩來毫無心理準備,亦缺乏應變能力,他的莫斯科之行隻能是無功而返。

"抗美援朝"的影響和後果

作為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在抗美援朝戰爭的決策上,舉足輕重,卻未能阻止相反還促成了參戰;赴蘇商談沒有能力要求對方實現承諾,也不能為中國盡可能爭取到較大的優惠,更一再上當,想當然地、胡裏糊塗地接受了蘇方"物資支援"使中國背上巨大的戰爭債務。如此外交業績,令人為之扼腕。

赴朝作戰帶來的影響和後,大致說來有如下幾點:

一,與美國及多國部隊打了個平手,使世界對中國的軍事力量刮目相看,建立了中國積極參戰的國際政治的影響力,但中國也背上了"好戰"的惡名;

二,新政權剛剛建立,天下初定,老百姓剛過上幾天安定日子又向國外開戰,隻能以更為強硬的政策手段維持新的政治秩序;

三,耗時日久,國力損耗太大,積欠下蘇聯的巨額債務,為日後中蘇關係向極端化埋下伏筆;

四,使美國政府徹底放棄拋開國民黨政府與中共交好的希望,全力保住台灣這一反共的橋頭堡;

五,得罪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長久走不出外交孤立和經濟封鎖的困境,直到文革中後期尼克鬆訪問北京;

六,彭德懷的地位、威望大幅提升,足以引起毛澤東對其直言犯上的疑忌;

七,不願參戰的林彪,在彭德懷倒台後執掌兵符,林自己倒台後此事又翻出來當作舊帳一起清算;

八,誌願軍四十五萬至五十萬人戰死,朝鮮(韓國)南北雙方死者二百萬,美軍傷亡十五萬七千人,其中五萬四千人戰死;

九,毛澤東失去長子毛岸英,對其晚年心態和政治布局影響深遠;

十,激發大西南"三線"工程建設,以防外國勢力入侵,此舉在文革期間達至高潮。

日內瓦會議的初次亮相

一九五四年四月,周恩來率領一百五十人的代表團抵達瑞士,出席討論朝鮮及中南半島局勢問題的日內瓦會議。這是共產黨中國第一次派高規格的團參加大型國際會議,挾帶與"聯合國部隊"交戰後的雄風,在如此醒目的舞台上亮相,公開發揮對國際政治格局的影響力。

這次周恩來的個人表現是極為成功的,贏得了包括西方陣營的政治家的好感和稱讚。參加會議的十九個國家,有十五個加入聯合國部隊與中國交戰過,隻有蘇聯、北朝鮮與中國有外交關係,中國的處境十分孤立,同時又要發揮"大國"的影響力,其難度可想而知。美國代表團團長杜勒斯甚至以拒絕握手來表示敵意。公開地說,杜勒斯此舉實在缺乏基本教養,顯得太小家子氣,堪稱自我出醜。難得總理從容應對,不卑不亢,四兩撥千斤,堅定又不失其靈活性,通情達理,慷慨陳詞,一下樹立起他和他所代表的"新中國"的良好形像。

日內瓦會議的成功,及第二年在印度尼西亞召開的萬隆會議,是周恩來外交生涯的峰巔之作。他所表現出來的風度、口才、機智與和解精神,完全可以成為世界外交史上的典範,不過具體而論,日內瓦會議也留下周恩來的巨大敗筆,那就是對越南問題的處理。

越南、老撾(寮國)、柬埔寨原為法國的殖民地,太平洋戰爭後被日本占領。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九月胡誌明領導的共產黨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國。老撾、柬埔寨的抗法力量隨後也相繼建立寮國、高棉抗戰政府。法國為收複失地,發動印度支那戰爭,先後入侵這三個國家。日內瓦會議的後半部份,就是由中、蘇、英、法、北越(共)、南越(法蘭西聯邦)、老撾王國、柬埔寨王國的代表,談判討論這個地區的停火、劃區、監督和國際保證,中心議題則是前兩項:停火和劃區。談判的主要對手是法國。

勸說越共接受"兩個越南"

早在一九五零年二月,毛澤東、周恩來從斯大林那裏討了個"既好看又好吃"的紅包,打道回府,經常秘密訪問和住在蘇聯的北越領袖胡誌明同乘專列經北京回國,路上胡請求毛澤東派一員戰將支援越共部隊。毛欣然應允,由中共中央正式向越南派出軍事顧問團,韋國清為團長。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日內瓦會議討論印度支那問題的前一天,越共領導的人民軍在奠邊府大破法軍,殲敵一萬六千人。此次大捷,中國的軍事顧問團起了極為關鍵的作用。韋國清也因而建功甚偉。一九五六年回國鎮守廣西,文革期間盡力推行極左政策,胡作非為,官至政治局委員,──此為後話。

話說六月二十三日,周恩來親自到波恩,與會議期間新上台的法國總理兼外長孟戴斯•佛朗斯會晤,態度誠懇坦率。孟戴斯•佛朗斯與主戰派的前任總理拉尼埃完全不同,他是主和派,誓言一個月之內結束印支衝突,否則將辭職以謝國人。周恩來以法語與之交談了半個小時,兩人一見如故,惺惺相惜。孟戴斯•佛朗斯感歎:"周恩來是我見過最聰明的人,具有世界級政治家的胸襟與才能。有你所能想象的敏捷和妥協的思慮"。但是這位"最聰明的人"竟做了一件最愚蠢的事:積極遊說北越方麵接受了"兩個越南"的安排。

當時的情況,對越共方麵極為有利。法國為了打印支戰爭,將"馬歇爾計劃"給他們的戰後經濟重建援助全賠了進去,前後花了十六億法郎,結果打了敗仗。法國內閣因而易主,由主和派新總理順應民意參加和平談判,孟戴斯•佛朗斯放出一個月之內結束戰爭的硬話,讓步餘地極大。越共方麵,奠邊府大捷帶來士氣高漲,希望立即統一越南,而且遊擊隊已經滲透南越一方,幾乎是穩操勝券。"兩個越南"是一九四五年波茨坦會議中,由斯大林、杜魯門背著越南人劃分由來的,合理不合理且不言論既然北越吞並南越已成定勢,再迫使其屬守波茨坦協定,難怪人家不服。

中國被拖入越戰的泥潭

周恩來與法國新總理會晤後,安排北越總理範文同與之會麵。為了避免"第三方影響會談"之嫌,當天他就飛往印度。接著去緬甸。六月三十日,回到廣州,特別去廣西柳州去看北越領袖胡誌明。胡誌明每年有幾個星期在那裏養病,接受中國的草藥治療。周恩來與他討論了三天,勸說他暫時忍耐國家分裂的局麵,越南的統一"時機與條件均不成熟"。胡誌明聽到自己最信得過的中國也如此說,十分痛苦和勉強的表態: "我可以再等幾年,才收回我的另一半國土,但統一是絕對不能改變的"。

"會的,"周恩來承諾:"到時候,中國將是你最信得過的朋友。"

七月十五日,越南共產黨在河內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胡誌明在報告中表達退讓的立場:"美國正企圖將戰況拖延,我們必須做相對的讓步,否則將會受到國際友人的孤立。"

周恩來七月十日重返日內瓦,立刻會見北越代表,傳達其領袖胡誌明同意妥協的聖旨。北越代表隻好遵從,接受"兩個越南",提出以北緯十三度為界,法國則建議以北緯十八度為界,最後雙方同意以北緯十七度為界,但十七度線以南的越共遊擊隊必須撤回十七度線以北。這一下,周恩來與許多北越的軍事將領結下了深仇大恨,認他是出賣越南人利益的罪魁禍首。

日內瓦會議的最後一天,周恩來自認大功告成,在中國代表團住所宴請北越、南越、老撾與柬埔寨的代表,向每一位代表進酒,一連幹了三十杯茅台,被人稱為"海量"。越南該不該分成兩個,能不能分成兩個,分成兩個究竟對誰有利,曆史已作出結論。事實上,對誰都沒有利。對於越南來說,國土一分為二,人民長期生活在戰火之中,以刀槍矛椿為伴,南北雙方窮兵黷武,國家元氣大傷,大好河山成為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武器實驗場,其創傷至今未能恢複。胡誌明本人也死不瞑目,含恨而終。對美國來說,卷入曠廢日久的越戰,勞民傷財,犧牲了大量的人員物力,最後一無所獲,是其建國以來唯一被打敗的戰爭,在國際舞台上形像大受傷害,被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指責為"戰爭販子",群起而攻之;國內反戰呼聲高漲,當年反越戰、逃避兵役的克林頓後來居然能當選並連任總統,可見美國人民對戰爭反感程度之深。越南淪陷後,大量難民漂流到東南亞各國,美國作為始作俑者,亦隻好盡力收容。越戰帶給美國人的創傷和陰影,就如文革給中國人帶來的影響一樣深遠。對蘇聯集團來說,為了和中國爭奪越南這個"難得"的盟友,不惜投入大量資源,分散了在歐洲與北約組織對抗的實力,又不得不擺出一副與美國爭霸的架勢,騎虎難下,是為導致其國庫空虛的一個重要原因。

不得不咽下自釀的苦酒

對於中國,就更加如此了。日內瓦會議結束後的同年九月,美國操縱成立"東南亞公約組織",其中包括南越,在其《共同防禦條約》中規定,各簽約國有權協助被攻擊的國家。周恩來大為吃驚和後悔:"我們在日內瓦被騙了。這是我的錯,美國欺騙了我們。但是最後他們終將發現,他們欺騙的是他們自己。我敢保證,他們的損失會比我們更大"。

至此,中國隻有一條路可走:無條件地支援北越,幫他們統一國家,因為周恩來曾對越共領導人做出過承諾,也是他勸說人家放棄有利的形勢,退守十七度線以北。於是,中國被迫卷入越戰,再次為別人的國家利益向世界頭號軍事強國美國宣戰,──應該算不宣而戰。"中國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後盾,遼闊的中國領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後方。"中國人民節衣縮食,十年如一日地將無數的大米、被服、武器彈藥、各種工業用品無償運往越南,即使在最困難的三年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期間也未曾中斷。除了物資支援,中國軍隊還直接投入越戰前線作戰,作出重大而無名的犧牲,而中方所做的一切,北越方麵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他們國家"本來"是可以統一的,現在要打這麽久的戰爭,都怪他周恩來一手造成的。不管是與不是,反正他是跳進黃河洗不清了。

這就解開了一個藏在中國人心中多年的疑團:為什麽越南人那麽"討厭",跑上門來要東西,就像不爭氣的兒子回家向爹媽要錢一樣,那麽理直氣壯、沒完沒了、予取予求!我們看一段周恩來被北越領導人逼著要東西的場景:已經連續三十多個小時沒合眼、刮胡子暈倒在洗手間的周恩來,強打精神與北越總理範文同會談,越方不停地提條件,不時又在出爾反爾,好像他們跟美國人打仗隻是為了中國…..周恩來不停地喝茶,但他越來越掩飾不住耗盡血汗之後的極度疲憊。他向服務員要濕毛巾擦臉提神,一次又一次,不斷要求提高毛巾的溫度,一邊聽範文同講話,一邊用燙毛巾灼自己的額頭、眼窩臉頰、脖頸,會談從夜裏兩點一直進行到旭日東升。

受命全權指揮中印邊境戰爭

周恩來為他的錯付出了代價,中國人民付出的代價則更為慘重。越南從"可靠後方"索取了難以計數的財物,打贏美國統一南越之後,竟公開跟中國翻臉,仿佛早已是不共戴天的仇敵。中越之間終於在一九七九年爆發戰爭。追溯二十五年前日內瓦協定種下的遠因,真教人感歎: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一九六二年,中國和印度之間爆發衝突,中方於十月二十日發動"自衛反擊戰"。這是"新中國"建立後,第一次為自己國家的利益同外國軍隊開戰。

中印邊境衝突由來已久,至今各執一詞。按照中國一方的說法,中國(西藏)與印度之間的邊界長達兩千公裏,但從來沒有一條確定的邊境線,隻有一條"傳統習慣線"。中印兩國以前的地圖,均以這條傳統習慣線為準。英國統治印度期間,極力向西藏擴張,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英國政府代表亨利•麥克馬洪同西藏地方政府劃定一條"國境線",將曆來屬於中國的九萬平方公裏的領土劃歸英屬印度。這就是所謂"麥克馬洪線"。英方長期不敢公開這份文件,也不敢改變"傳統習慣線"的劃法,中國曆屆政府也從未批準、承認過這條線。西藏"和平解放"以後,解放軍進駐,接管鎮守邊界,與印軍對峙,這樣就有一條"實際控製線"。"實際控製線"與"麥克馬洪線"大致相近。

印度總理尼赫魯對時局作出判斷,認為中國在國際上空前孤立,與美國(因越南)關係進一步惡化,中蘇關係公開破裂,台灣國民黨政府"反攻大陸"蠢蠢欲動,國內經濟一落千丈,大饑荒浮屍遍野,正是印度擴張領土的大好時機,於是在中印國境部署重兵,推行"前進政策"。到一九六二年十月為止,印軍在西段中國邊境內設立據點四十三個,在東段則越過"麥克馬洪線",入侵克節良河穀地區,從陸、空兩路對中國進行騷擾。尼赫魯及印度國防部長梅農發表演講,決心與中國武力相向。中國政府決定進行"自衛反擊戰",受毛澤東委托授命,周恩來全麵負責指揮此次戰爭,包括一切善後事宜。

以戰爭捍衛"麥克馬洪線

眾所周知,此戰以中方絕對勝利宣告結束,印度軍隊不堪一擊。十月二十日到二十八日為第一階段戰役,東段全殲印軍第七旅及其他守備部隊一部,共一千九百餘人,俘虜旅長季•普•達爾維準將,收複克節良以南、達旺河以北、不丹以東全部失土;西段清除了加勒萬河穀、新疆阿克賽欽地區的印軍。此時周恩來致函尼赫魯,提出停火,中印雙方各撤至"實際停火線"後二十公裏,遭到拒絕。印方成立臨時內閣,調兵譴將,向中方反攻。中方遂於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日發起第二階段的戰鬥,全線反擊,全殲印軍三個旅,重創五個旅,共殲近七千人,東線推進到"麥克馬洪線"以南,"傳統習慣線"附近。兩次戰役繳獲飛機五架,坦克二十輛,火炮四十餘門,槍支六千三百餘支,汽車四百餘輛,及大批糧食、軍用物資。一句話:打出了"軍威"、"國威"。

戰爭的勝利,是收複國土的最好憑籍。事實上,隻要中國保持停戰的狀態,既不進軍也不撤軍,九萬餘平方公裏的有爭議的土地就可以盡歸中方。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任何政治勢力、利益集團、國際組織會出麵幹涉。因為這是國際慣例。

然而,在周恩來的主導下,中國方麵打破國際慣例,作出了一個令世人膛目的舉動:單方麵下令撤軍,──撤至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即中國人民解放軍接管西藏邊防的時日)中印雙方"實際控製線"中方一側二十公裏以內。

也就是說,中國軍隊以戰爭手段,接受、遵守和捍衛了中國所不承認的"麥克馬洪線",將雙方有爭議的土地拱手相讓。

如果你不承認,又憑什麽要去遵守它?這一仗不打還好,以後總還可以有個說頭,既然打過,又退給了人家,隻要對方不動,你怎好再起刀兵去爭什麽土地?

丟掉了九萬平方公裏的國土

周恩來為什麽要這樣做?一般認為,他注重與印度的睦鄰關係,效仿三國時諸葛亮"七擒孟獲",以"天朝仁義之師"感化番邦的故事。不但退兵,還發還被俘的官兵和被繳獲的戰利品,要對方打著綠旗來領取。為什麽打綠旗?原來打白旗有損對方麵子,怕人家心裏不好接受,綠旗則象征和平。周恩來真是想得周到,給了裏子還給麵子,在現代國際社會,套用中國古代的"懷柔政策",到底是"大智若愚"還是"大愚若智"?

也許他為了自己贏得"通情達理"、"不好戰"、"寬容忍讓"等等美譽,結果卻使中國永遠喪失了九萬平方公裏的土地──麵積相當於三個海南省。

中印邊境過去了三十餘年,"麥克馬洪線"已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承認,中國再想反悔已無能為力。印度受到中國的"教訓"後,積極發展軍力,在日後與另一鄰國巴基斯坦的軍事衝突中表現出色,令人有"士隔三日"之慨。在中印(西藏)邊境地區,中印雙方軍力的局部優勢也極大地偏向了印度一方,就算中國敢於不顧國際輿論再打一次"自衛反擊戰",未必能取勝。除非奇跡發生,比如印度也出現一位周恩來這樣的總理,中國想得到這九萬平方公裏的土地是不可能的。

中緬邊界,同其他一些邊界線一樣,長期以來也是不確定的。經過周恩來多次與當時的緬甸政府進行磋商、談判,劃定了邊境線,成為周恩來"和平處理邊界問題的典範"。周恩來手下的外交班子,按照周的巧妙布置和意圖行事,幾經交涉,終於成功地把許多荒山劃歸了緬甸,而為中國爭得了不少"良田"。中國方麵不露聲色,暗自彈冠相慶,以為占了大便宜。殊不知那些"荒山",蘊藏了豐富的玉礦!

我有一位朋友,喜愛收集和珍藏寶石,頗精於此道。其父曾為中共鎮守雲南省的邊疆大臣(省委書記),因而得知內情。十多年前,她將此事講給我聽的時候,實在忍不住對周恩來"精明"的外交才幹的無奈歎息。

在"外交無小事"的背後

嚴格地說,劃讓"荒山"的事,不能算是重大的失策。而且細節方麵的事畢竟是手下的人去執行和完成的,貴為一個大國的總理,當然不可能起仔細勘察哪一塊出礦石,哪一塊出稻米。不過誰都知道,周恩來的精明是有名的,一個細小的數字從他耳邊經過,一下就能聽出錯沒錯、錯了多少,令他身邊的一大群秘書佩服之至。曾任總理辦公室外事秘書的陳浩回憶:"中印、中緬邊界談判時,總理看了大量材料,向許多專請教。…在中緬邊界談判期間,總理除仔細查看了中外曆史資料和地圖外,還召集專家和邊界地方上有關人士進行多次座談研究。"(程華《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第191頁)可見他並非沒下工夫,是經過深思熟慮才作出判斷。也許是他太過負責,事必躬親,將本應下屬做的工作也包攬到手上,反而使下麵的工作人員出現懈怠──反正有任何事情有總理擔著。

一位好的外交家,一位真正勝任的國家總理,手下應有一大批專家、行家,並有一套完善的負責製度,各司其職,各負其責,獎懲升降亦有所據,這樣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堵塞漏洞,使國家機構的動作正常化、規則化,在外交上做到既盡可能不損害與別國關係,又力爭自己國家的最大利益。從這一角度來說,周恩來實在不能算是出色。他往往過份注重禮節、道義一類的"小事",認為"外交無小事",實際上卻常常忽略了國家利益這樣的大事。

周恩來手下的工作人員,據說是當時中共陣營內所能拿得出的最強組合。一是他的身份和地位高,二是其職位的重要,直接關係到整個國家機器的運作,這都決定了他向任何部門、地區索要人才既名正言順又易如反掌。而且他還禮賢下士,以最新生知識分子著稱。但他手下的人員素質究竟如何呢?

國家出版物將釣魚島劃歸日本

原周恩來總理辦公室秘書王伏林,回憶過這樣一件事:"有一次,會開到淩晨三、四點鍾。會議正討論香港、澳門問題。中間談到香港、九龍的租界麵積,總理突然向大家發問:澳門多大,你們誰知道?大家麵麵相覷,在座的有陳毅和廖承誌等人。負責澳門方麵工作的那個同誌不知怎麽就冒出一句:大概十幾萬平方公裏吧!這下總理生氣了,他說:"浙江多大呀?"說話的那位同誌愣了,一個小小的澳門麵積居然比浙江省還大,這是信口之說犯下了大忌。"(程華《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第30頁)

陳毅是解放軍元帥,外交部長;廖承誌是僑務委員會主任,負責海外僑胞及港、澳、台胞的統戰工作,後官至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兩人居然皆不知道澳門多大。最令人吃驚的是,專門負責澳門事務的國務院官員,不但也不知道,還信口將其麵積放大萬倍說出來,連基本常識都沒有。細讀曆史,不禁要為我們中國人捏把汗:國家的前途、命運,竟一席掌握在這樣一幫人手上!

國家官員、政府機構工作人員的素質之低,造成的損失往往難以估量。中日釣魚島之爭,也可算作一例。在一九五四年"新中國"出版的第一份《中國地圖》上,清清楚楚地將釣魚島劃為"日本領土",這樣的重大損失,無疑給爭執對方以極為難得的論據。

二戰結束後,國民黨政府和共產黨政府竟相對日本表示"寬大為懷"的政策,其實都是為了拉攏日本這個亞洲最重要的鄰邦。一九五二年,日本與台灣中華民國政府簽訂了《日華和平條約》,蔣介石同意放棄戰爭的賠款要求。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榮、外相大平正芳訪問中國,欲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還報美國不告而先與中國交好的一箭。在會談時,日方提出戰爭賠款已經解決,周恩來當即以嚴厲的口氣予以譴責,指蔣介石政權已為中國人民所推翻,他宣布放棄戰爭賠款是"慷他人之慨"。

"慷己之慨"取代"慷他人之慨"

經過反複的談判,終於達成中日聯合聲明,宣布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然而這份聯合聲明除了日方發表"負有責任"、"要深刻反省"之外,中方也宣布放棄戰爭賠款的條文,──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一模一樣。原來,被推翻的國民黨政權不可以"慷他人之慨",隻有現在的共產黨政權才可以有權"慷自己之慨"。

放棄戰爭賠款,在日本尚未下定決心與北京建交之前,周恩來就已經預先將"底牌"亮給了來華訪問的公明黨委員竹入義勝,使得日本首相、外相一掃疑慮,大大方方打上門來發展"日中友誼"。很多年以後,日本政界、新聞界、文化界人士,提到周恩來的"慷慨大方",都還十分感激。前《每日新聞》社駐北京特派記者新井實雄回憶──"盡管由於日本又做了把台灣的防衛和日本融為一體等使事態進一步惡化的事來,但據權威人士透露,以周恩來為中心的中國決策層仍製定出如下對日政策:

一,中國不向日本索取巨額(戰爭)賠款。中國不依靠外力──即日本的賠款來進行經濟建設;

二,不應忘記: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巨額戰爭賠款重壓下的德國,終於孕育出納粹這一曆史教訓;

三,把老一代所犯的罪惡,讓無辜的年輕一代長期償還,是不合適的。

戰爭的勝者如果調換一下位置的話,日本將采取怎樣的態度呢?(《日本人心中的周恩來》第228頁)

日本記者這句話問得太好了。日本從來就不是一盞省油的燈。甲午戰爭的勝利,使它得到了一個台灣島,及巨額的戰爭賠款;而中國的清政府卻沒有在重壓之下"孕育出納粹"來。國民黨和共產黨,具體地說,蔣介石和周恩來推行的"感化政策",並沒把日本感化過來。蔣介石企圖維持"日華和平",日本卻在中國大陸加入聯合國並取得安理會常務理事國席位、得到美國實際承認的時候拋棄了他。周恩來極力發展"中日友好",日本卻從來不肯痛痛快快地承認發動戰爭的罪惡,一有機會就要翻曆史的公案,否認在中國進行過大屠殺,把侵略行經美化成"解放殖民地",以軍艦武力圍守釣魚島。

蔣介石、周恩來都去世二十多年了,中國人至今還在繼續為他們的慷慨大方付出代價。當然日本也不是毫無感激之情的民族,為了紀念這位對日本作出重大貢獻的中國政治家,專門建立了周恩來的銅像和詩碑。從日本人的角度說,這是再"合適"不過的。

1997年 河溪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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