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關於張戎評毛新作引發的書評之爭
章立凡
旅英作家張戎女士與其夫君J.Halliday的新作《毛，不為人知的故事》（Mao,The Unknown Story）2005年在英國出版，引來了西方媒體的熱烈追捧，一些學者和政客也緊隨其後。經過連續炒作，一時好評如潮，該書連續高踞於各種排名榜首位。
但是，挑毛病的人很快出現了，中國學者金小丁寫了《〈毛，不為人知的故事〉的17個問題》（後整理為《評張戎的〈毛，不為人知的故事〉》），對書中的多處“硬傷”提出了嚴肅的批評。作家安替認為“此書基本上是一本文學作品而不是學術作品，純粹是想證明毛澤東從生到死，時時刻刻都是惡魔。我特別看了注，張戎的確看了很多資料，但她對資料的引用基本上沒有多少交叉論證，隻是主題先行，選取各方最不利毛的資料”。
出於政治、經濟、情感乃至無知等多種複雜因素，這類批評不為多數海外媒體所重視。直到2005年11月，形勢才開始改觀，美國漢學界重量級人物、耶魯大學曆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在《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of Books）發表評論，認為“書中援引大量最近出版的回憶錄，但往往沒有求證確實”；“本書作者令其說法所可能發揮的力量大打了折扣。作者試圖彰顯毛一開始即是個惡人，而後一輩子為非作歹，但這麽做卻否定了人會改變的現實，不論是成長或墮落”。
多年前，張女士的自傳《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在西方也曾引起轟動，當年我讀此書時，也深為主人公的故事所感動。後來方知故事隻是故事，那位在女兒書中受盡“文革”迫害的高幹父親，竟也曾是一位整人高手……
如今張戎又開始講故事，我當然有興趣。她的書中確有一些搶眼的內容，例如：宣稱紅軍飛奪瀘定橋的事件不存在；蔣介石以放紅軍一條生路為條件，向斯大林換取兒子蔣經國的回歸，等等；其中最離奇的，莫過於揭發中共打入國民黨內的“四大間諜”——邵力子、張治中、胡宗南、衛立煌，而宋慶齡則被指為“蘇聯間諜”。張女士儼然成為一個“抓間諜的人”，卻並未公示這些指控的確鑿檔案證據。讀了這些，已大致可判斷出作品屬於“小說家言”。
導致戰爭成敗的因素是多方麵的，在蔣介石戎馬一生的不少戰例上，軍事指揮的失當曾使他屢受譏評，但這不能成為有意放走敵人的證據（胡宗南、衛立煌的戰績也是如此）。況且，他的老對頭毛澤東，是一位從來不按牌理出牌的博奕高手；地方軍閥保存實力的私心，也是蔣指揮失靈的原因之一。
張女士隻提及蔣介石曾向斯大林要求放兒子蔣經國歸國的事實，卻沒有展示任何以放走紅軍為交易的檔案證據。這樣的交易也不符合蔣的性格，任何熟讀中國曆史的人都知道“須分我一杯羹”的掌故，“為天下者不顧家”是政治超人的邏輯。固然，張戎身為一名母親，也許會在子女被劫持時對綁匪作出妥協；如果按照她的“親情邏輯”，小蔣自1925年起就成了斯大林手中的人質，老蔣1927年發動反共政變純屬多此一舉，何須等上八年再唱“華容道”？看來，張女士確實是“大膽假設”，但沒有“小心求證”。
胡宗南之子胡為真曾為此書對其父身後名譽造成的影響，向張女士提出過交涉，牛津大學的華裔史學家曾銳生（Dr.Steve Tsang）也提出了質疑，《中國時報》記者傅建中曾以此為題發表了一篇綜述。張戎之弟張樸（同時也是此書譯者）立即撰文反駁，並公布了該書第29章的中譯本節選作為佐證，指責傅先生是想趕在中文版問世之前，“‘抵消’這本書的殺傷力”。
無知者往往無畏，弟弟的莽撞出手，不僅給人以捍衛商業利益的印象，更不幸“殺傷”了姐姐。中國讀者會很快從他披露的內容中發現，張戎犯了常識性錯誤：在缺乏檔案證據的情況下，穿鑿附會一些公知的曆史情節，按自己的臆測作出結論，暴露出作者沒有受過史學研究的基本訓練。對此，旅美學人侯一嶽發表了《治史應有的態度：同張樸張戎商榷——對張戎“毛書”中關於胡宗南是“共諜”問題之我見》，也從史實和研究方法上對張氏姐弟的論據提出辯駁。
曆史研究要憑證據說話，曆史事件和人物的“翻案文章”更是高風險課題，在價值中立的前提下，任何嚴肅的學者都不會在缺乏第一手證據的前提下妄作結論，至於訪談、回憶錄之類的史料，一般也隻能作為旁證。斯大林恐怖年代的“格別烏”倒是有各種捕風捉影的本事，成功地將大批黨國軍政要人打成“間諜”。
張女士作品的中文版要到2006年初才能與讀者見麵，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大陸讀者拜讀的機會不大，以往李誌綏醫生的回憶錄問世時，也遇到這種情況。大陸官方曾組織出版了《曆史的真實》一書，對李大夫發起反擊，但因李的回憶錄無法與大陸讀者見麵，以致於這種反擊變成了反宣傳，令讀者對看不到的東西大感興趣。
由於大陸沒有開放與毛澤東有關的秘密檔案，令張女士有機會造成這樣一種聲勢：她說自己曾與丈夫查閱了前蘇聯、東歐以及英美等國的檔案，搜集毛澤東的資料，並訪問了大量當事人，以十多年的時間寫成此書。這種說法令任何人不敢小視，使她儼然成為一個國外學界推崇的中國問題專家。麵對張戎的挑戰，大陸官方是繼續保持以往的習慣，還是采取開放的做法，姑且拭目以待。但奇怪的是，張女士也同大陸當局一樣，沒有公布她所搜集到的原始檔案，這些文獻也許比她的故事更有價值。
從海外漢學的研究環境來看，以英文發表的著作，即便有不少隔靴搔癢的成分，也容易先聲奪人。張女士的長項或許是能以英文寫作，在男性作家如林的西方世界裏，華人女作家更是鳳毛麟角。作為一位缺乏學術背景的作家，她利用了自己以往文學作品所帶來的聲譽，以迎合西方讀者對中國曆史的某些膚淺偏好。雖然獲得了海外媒體幾乎一邊倒的捧場，但在BBC中文網的論壇上，中外網民對她的支持率似乎並不高，盡管其中許多人並不喜歡毛澤東。
史景遷的結論性點評十分到位：“在我看來，即便毛澤東真是個病態怪物，曆史學家也應對他持平而論。”筆者以兩代人的痛苦經曆，對此也深有體會：毛澤東的出現是一種曆史現象。僅就毛這個曆史人物的研究而言，需要的是將神還原為人，而不是將其妖魔化。憑政治口味或個人恩怨戲弄學術。以毛澤東之道還治毛澤東之身，無異於以暴易暴。
本書以Mao,The Unknown Story作為書名，如果這是一部小說，或許有些須可讀性。但Story畢竟不是History，《三國演義》也無法等同於《三國誌》。“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筆法可以用於文學創作，在學術上卻是容不得任何嘩眾取寵的，如今雖常有僥幸風光者，但最終難脫不良紀錄。對於一位想要自我提升為學者的作家而言，發表這類習作更是十分致命的。
張戎女士，可惜了！
2006年1月8日 風雨讀書樓
章立凡
旅英作家張戎女士與其夫君J.Halliday的新作《毛，不為人知的故事》（Mao,The Unknown Story）2005年在英國出版，引來了西方媒體的熱烈追捧，一些學者和政客也緊隨其後。經過連續炒作，一時好評如潮，該書連續高踞於各種排名榜首位。
但是，挑毛病的人很快出現了，中國學者金小丁寫了《〈毛，不為人知的故事〉的17個問題》（後整理為《評張戎的〈毛，不為人知的故事〉》），對書中的多處“硬傷”提出了嚴肅的批評。作家安替認為“此書基本上是一本文學作品而不是學術作品，純粹是想證明毛澤東從生到死，時時刻刻都是惡魔。我特別看了注，張戎的確看了很多資料，但她對資料的引用基本上沒有多少交叉論證，隻是主題先行，選取各方最不利毛的資料”。
出於政治、經濟、情感乃至無知等多種複雜因素，這類批評不為多數海外媒體所重視。直到2005年11月，形勢才開始改觀，美國漢學界重量級人物、耶魯大學曆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在《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of Books）發表評論，認為“書中援引大量最近出版的回憶錄，但往往沒有求證確實”；“本書作者令其說法所可能發揮的力量大打了折扣。作者試圖彰顯毛一開始即是個惡人，而後一輩子為非作歹，但這麽做卻否定了人會改變的現實，不論是成長或墮落”。
多年前，張女士的自傳《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在西方也曾引起轟動，當年我讀此書時，也深為主人公的故事所感動。後來方知故事隻是故事，那位在女兒書中受盡“文革”迫害的高幹父親，竟也曾是一位整人高手……
如今張戎又開始講故事，我當然有興趣。她的書中確有一些搶眼的內容，例如：宣稱紅軍飛奪瀘定橋的事件不存在；蔣介石以放紅軍一條生路為條件，向斯大林換取兒子蔣經國的回歸，等等；其中最離奇的，莫過於揭發中共打入國民黨內的“四大間諜”——邵力子、張治中、胡宗南、衛立煌，而宋慶齡則被指為“蘇聯間諜”。張女士儼然成為一個“抓間諜的人”，卻並未公示這些指控的確鑿檔案證據。讀了這些，已大致可判斷出作品屬於“小說家言”。
導致戰爭成敗的因素是多方麵的，在蔣介石戎馬一生的不少戰例上，軍事指揮的失當曾使他屢受譏評，但這不能成為有意放走敵人的證據（胡宗南、衛立煌的戰績也是如此）。況且，他的老對頭毛澤東，是一位從來不按牌理出牌的博奕高手；地方軍閥保存實力的私心，也是蔣指揮失靈的原因之一。
張女士隻提及蔣介石曾向斯大林要求放兒子蔣經國歸國的事實，卻沒有展示任何以放走紅軍為交易的檔案證據。這樣的交易也不符合蔣的性格，任何熟讀中國曆史的人都知道“須分我一杯羹”的掌故，“為天下者不顧家”是政治超人的邏輯。固然，張戎身為一名母親，也許會在子女被劫持時對綁匪作出妥協；如果按照她的“親情邏輯”，小蔣自1925年起就成了斯大林手中的人質，老蔣1927年發動反共政變純屬多此一舉，何須等上八年再唱“華容道”？看來，張女士確實是“大膽假設”，但沒有“小心求證”。
胡宗南之子胡為真曾為此書對其父身後名譽造成的影響，向張女士提出過交涉，牛津大學的華裔史學家曾銳生（Dr.Steve Tsang）也提出了質疑，《中國時報》記者傅建中曾以此為題發表了一篇綜述。張戎之弟張樸（同時也是此書譯者）立即撰文反駁，並公布了該書第29章的中譯本節選作為佐證，指責傅先生是想趕在中文版問世之前，“‘抵消’這本書的殺傷力”。
無知者往往無畏，弟弟的莽撞出手，不僅給人以捍衛商業利益的印象，更不幸“殺傷”了姐姐。中國讀者會很快從他披露的內容中發現，張戎犯了常識性錯誤：在缺乏檔案證據的情況下，穿鑿附會一些公知的曆史情節，按自己的臆測作出結論，暴露出作者沒有受過史學研究的基本訓練。對此，旅美學人侯一嶽發表了《治史應有的態度：同張樸張戎商榷——對張戎“毛書”中關於胡宗南是“共諜”問題之我見》，也從史實和研究方法上對張氏姐弟的論據提出辯駁。
曆史研究要憑證據說話，曆史事件和人物的“翻案文章”更是高風險課題，在價值中立的前提下，任何嚴肅的學者都不會在缺乏第一手證據的前提下妄作結論，至於訪談、回憶錄之類的史料，一般也隻能作為旁證。斯大林恐怖年代的“格別烏”倒是有各種捕風捉影的本事，成功地將大批黨國軍政要人打成“間諜”。
張女士作品的中文版要到2006年初才能與讀者見麵，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大陸讀者拜讀的機會不大，以往李誌綏醫生的回憶錄問世時，也遇到這種情況。大陸官方曾組織出版了《曆史的真實》一書，對李大夫發起反擊，但因李的回憶錄無法與大陸讀者見麵，以致於這種反擊變成了反宣傳，令讀者對看不到的東西大感興趣。
由於大陸沒有開放與毛澤東有關的秘密檔案，令張女士有機會造成這樣一種聲勢：她說自己曾與丈夫查閱了前蘇聯、東歐以及英美等國的檔案，搜集毛澤東的資料，並訪問了大量當事人，以十多年的時間寫成此書。這種說法令任何人不敢小視，使她儼然成為一個國外學界推崇的中國問題專家。麵對張戎的挑戰，大陸官方是繼續保持以往的習慣，還是采取開放的做法，姑且拭目以待。但奇怪的是，張女士也同大陸當局一樣，沒有公布她所搜集到的原始檔案，這些文獻也許比她的故事更有價值。
從海外漢學的研究環境來看，以英文發表的著作，即便有不少隔靴搔癢的成分，也容易先聲奪人。張女士的長項或許是能以英文寫作，在男性作家如林的西方世界裏，華人女作家更是鳳毛麟角。作為一位缺乏學術背景的作家，她利用了自己以往文學作品所帶來的聲譽，以迎合西方讀者對中國曆史的某些膚淺偏好。雖然獲得了海外媒體幾乎一邊倒的捧場，但在BBC中文網的論壇上，中外網民對她的支持率似乎並不高，盡管其中許多人並不喜歡毛澤東。
史景遷的結論性點評十分到位：“在我看來，即便毛澤東真是個病態怪物，曆史學家也應對他持平而論。”筆者以兩代人的痛苦經曆，對此也深有體會：毛澤東的出現是一種曆史現象。僅就毛這個曆史人物的研究而言，需要的是將神還原為人，而不是將其妖魔化。憑政治口味或個人恩怨戲弄學術。以毛澤東之道還治毛澤東之身，無異於以暴易暴。
本書以Mao,The Unknown Story作為書名，如果這是一部小說，或許有些須可讀性。但Story畢竟不是History，《三國演義》也無法等同於《三國誌》。“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筆法可以用於文學創作，在學術上卻是容不得任何嘩眾取寵的，如今雖常有僥幸風光者，但最終難脫不良紀錄。對於一位想要自我提升為學者的作家而言，發表這類習作更是十分致命的。
張戎女士，可惜了！
2006年1月8日 風雨讀書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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