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瀾導：《僵硬的大地：美國農學家在中國的土壤上，1898－1937》 |
| 2000年第2期 |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陳意新 |
本書為史瀾導在斯坦福大學博士論文修改而成，始於1898年美國農業部派員去中國搜集植物種子而開始的美中農業正式交流，終於1937年日本侵略中國時美國農學家在華工作的中斷。史瀾導企圖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麽美國農學家在中國經年的努力沒有能夠改進中國的農業？全書共有八章，另有一長篇“引言”和一篇短的“跋”。作為第一本詳細研究美國農學家在中國活動的著作，本書不僅對於了解中國近代農業史很重要，還為中美關係史填補了一項空白，展現出農業的交流是中美交流關係中的一個重要的層麵。
本書中心寫的是美國教會所創辦的金陵大學（UniversityofNanking）之農學院的美國領袖們和教授們。在中美早期的農業交流中，美國教士裴義理（Joseph Bailie）深感到中國不僅需要現代農業教育，而且還要打破傳統讀書人對體力勞動的鄙視，因而在1914年創辦了金陵大學的農學院並擔任了其第一任院長，招收中國讀書人來學習農業和勞動。在第二任院長、傳教士兼農學家芮思納（John Reisnei）主事的1920年代裏，金大農學院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美國傳教士對中國農村的重視和洛克菲勒基金會對中國教育的支持使芮思納不僅有財源可廣聘人才，並得以與其母校——美國最優秀的康奈爾大學農學院組成了“康奈爾－金陵”項目：康奈爾每年派教授來金陵教課，而金陵也派學生去康奈爾攻讀和進修。有卜凱博士（John Lossing Buck）這樣畢業於康奈爾的優秀農業經濟學家和洛夫教授（Harry Love）這樣來自於康奈爾的世界一流育種學家等坐陣，金大農學院不僅成了金大所有學院中最大的一個，還是全中國最優秀的農學院。在1920至30年代，以金大農學院為中心的美國教授們和美國農業部派出的專家們完成了多項實驗和研究，培養了很多中國學生。他們的活動還影響到了國民黨政府的農業政策：宋子文曾不止一次向卜凱谘詢農業經濟問題；而1933年中央農業實驗研究所正式開始運轉時，洛夫則被任命為該所的總技師。
但史瀾導認為美國農學家的這些成就沒有對中國農業起到作用，因為中國農村是一片“僵硬的大地”：美國農業的經驗移植不下去。顯然史的書名受到了賽珍珠（Pearl Buck）《大地》（The Good Earth）的啟發，但反其意而用之。賽是長於中國的美國傳教士的女兒，在1910年代與丈夫卜凱在安徽淮北的村莊裏住了四年。基於對農村生活的感受和對中國的熱愛，賽在《大地》中如歌如泣地描繪了中國農民的勤勞純樸、虔誠信仰、和戰天鬥地的勇氣；並以書名明示：中國的農村是“美好的大地”。1930年代這部小說為賽贏得了普利策獎和諾貝爾文學獎，1990年代它依然是風行美國高中英文課的範本、大學中國史課的指定閱讀教材。
然而在史瀾導看來，中國農村根本不具賽珍珠描繪的詩意。中國的農村經濟落後，資源匱乏；農民沒文化、保守、拒絕接受現代的農業科技；並且官吏腐敗、能力低下、不可能有效幫助推進現代農業科技。對這片“僵硬”的大地，美國農學家們沒能深入研究和理解，反而盲目樂觀熱情，以美國農業發展的經驗去推動中國的農業現代化，結果隻能是推不動這片大地。
史瀾導所敘述裴義理在南京紫金山麓辦墾殖場的經曆也許最說明中國大地的“僵硬”。1911年裴組織一些外國人在紫金山墾荒，想為中國人樹立以發展農務來自救貧困的榜樣。但當他們要在墾區內移動墳墓時，首先受到了地方農民的阻止，然後是地方政府以外國人無權買地為由的阻止。在裴1912年初寫信給孫中山臨時大總統排除了農民和地方政府的幹預後，地方士紳又出麵阻止他們修南京城至紫金山墾殖場的路。1913年裴終於可以在墾殖場裏種植從美國農業部要來的上千棵果樹苗了，可在1914年的清明節，來紫金山掃墓的南京市民紛紛在山上砍柳枝插先人的墳以祭奠，連著果樹苗一塊砍一塊插，毀了墾殖場。中國“僵硬”的傳統與風俗讓美國的墾荒經驗一嚐試就遭到了失敗。
史瀾導的著作也表明：有時中國大地並不是真正的“僵硬”，而是美國農學家無視了中美兩國不同的自然與社會環境；美國農業部棉花專家郭仁風（John Griffing）向中國介紹美棉的過程則說明了這一點。1919至1921年郭在金陵大學農學院成功試種了兩種優質美棉，但在向江蘇和安徽推廣時，農民不願種，認為美棉的棉桃朝上，長錯了方向。郭認為農民不懂科學知識，保守，是靠迷信種田。中國棉花的棉桃朝下，缺點太明顯：這種棉桃每隔三四天就要摘，否則會落地弄髒。而美棉的棉桃一個月不需摘采，並可以經受風暴。隻是後來郭才漸漸懂得：農民不願種美棉是因為他們地太少，既沒有餘地來試種新種，又承擔不起完全播新種後可能給生產帶來的失敗。再後來郭又懂得：住在城裏的江南地主也不希望佃農試種新種，因為試種的冒險性可能會造成收租的損失。最後郭還懂得：中國農民也並非都保守頑固，中國棉桃朝下也並非是其劣勢。長江流域潮濕天氣多，棉桃朝下易於滴水，使棉花不生黴菌病。郭仁風種棉的經曆說明：當美國的經驗原封不動搬入中國時，中國的大地會變得“僵硬”。
史瀾導指出，不幸的是美國農學家們隻會照搬。十九世紀中期美國農業機械的大發明導致的農業大發展使美國農學家有理由為美國農業技術感到無比自信，但美國農業成功的是主要基於豐富的資源。美國有過剩的土地，隻要農業技術發展了，比如像十九世紀中期那樣各種播種機和收割機發明使一個農夫可以有效地耕種更多的土地，那麽農業生產就會增長、農業經濟便會發展。因此，美國農業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技術問題。而中國不同，不僅土地資源不足，並且農村中的社會、政治、經濟問題曆史地積成了堆，阻礙著農業生產和經濟的有效運行。不解決這些問題，比如不合理的租佃關係問題，中國的農業即便有技術也發展不起來。因此中國農業問題並不僅僅隻是技術問題，向其照搬美國農業的成功經驗不會有成果。
史瀾導以二十世紀中國農業經濟學最著名的學者卜凱為例對美國農學家的生搬硬套進行了批判。史指出，當卜凱在1920年代初開始在金大農學院用美國教科書來教農業經濟學時，他的中國學生根本聽不懂。卜凱談的是300英畝（1821畝）理想規模的農家農場，可中國學生對農家“農場”的概念通常隻是十幾畝至幾十畝地。卜凱把一戶農場作為“經營”的單位，談投資與利潤；可學生們總覺得種田生產稻穀是為一家人吃飯。卜凱教學生如何以人均來計算農家的利潤，因為美國的農家地太多，不以土地為單位來計算；可學生總談每“畝”能有多少效益。
史瀾導認為問題嚴重性不僅在於卜凱以美國課堂知識向中國學生生搬硬套，更在於他自己也按這種課堂知識來理解中國農業的問題，並因此而成了中國農業經濟的學術大家。在1920年代開展的《中國農家經濟》實地大調查中，卜凱按美國的農業經濟的實踐來設計問卷，無視中國嚴重的租佃關係問題，居然最後在這部中國農業經濟學的宏著中沒有任何租佃關係的探討。在1930年代更大的《中國土地利用》實地大調查時，卜凱幹脆對社會政治經濟問題躲得更遠，考慮的是土地的單產和總產、土地資源的保護、墾殖、植被、土壤、林木。而這一調查則更是受到美國農業部的委托，受了美國1920年代“土地最優化利用”大調查的影響。在史瀾導看來，這兩部奠定卜凱“大家”地位的著作其實包含了對中國農業經濟的誤解，因為它們是以美國的課堂知識、農業概念和調查技巧所建立起的分析架構來理解中國的農業經濟。美國式的眼界讓卜凱隻能開出美國式藥方：中國農業的出路在於向農業投入資金，發展農業科技，普及農業金融機構、控製農業人口增長、改變農村的飲食結構。但中國的貧農怎麽辦？中國的雇農上那兒為自己找塊地來發展農業科技？卜凱沒有說，或說不出來。
因此，史瀾導的最終論點很清楚：除了中國是“僵硬的大地”外，美國農學家們的失敗還在於他們以美國農業的經驗來對待極為不同的中國農業，認為農業的發展需要的是技術革命，沒有看到在中國曆史條件下“政治、社會、經濟的變革都是必需的”。這一結論顯然是對美國學界研究中國農業史的“技術學派”的批判，接近於“分配學派”的觀點。分配學派認為近代中國土地的分配不均是農業落後的關鍵因素，因此解決中國農業問題的途徑是土地改革或土地革命，而技術學派一直認為重新分配土地解決不了中國農業問題中人多地少的要害，因此堅信發展農業科技是正確的道路。史瀾導的研究則顯示：美國的技術學派在中國的實踐並沒有成功。
如果史瀾導把他的研究展向1937年以後的中國農業，他的結論也許會不一樣。1937年前美國農學家在中國工作隻是在剛展開階段；1937年後他們與中國政府、社會團體、學術機構做了更多努力。至1949年前後，洛夫在1925年培育的“金大2905”已成為中國的廣為種植的小麥品種；美棉已占了全中國棉花播種麵積總數的一半；這兩件事至少可以讓人說：對於美國農學家，中國農村不是“僵硬的大地”。1949年時美國和金陵大學農學院已培養了一大批中國的農學家，他們後來分別是中國農業生產的技術骨幹和台灣農業現代化的領袖，並且他們的學生、或學生的學生正領導當代中國和台灣的農業。在美國農學家們的徒子徒孫已成為海峽兩岸當家的農學家時，讓人很難說他們當年的努力沒有對中國農業發生作用。誠如史瀾導指出，卜凱的著作有缺憾，沒有對近代中國的租佃製度應有的研究。但這也正是因為卜凱認識到他作為一個外籍的農業經濟學家的局限。他的責任是按他學識去了解中國農業，而中國農村租佃製這種帶有政治性的社會經濟問題應該由中國政府去解決。或許因為如此，卜凱的著作才不帶感情色彩，成了宏觀化和計量化理解1949年前中國農業經濟的最重要的參考資料。
史瀾導的著作讓人認識到近代中國農業問題的複雜性，以及用美國式農業技術來解決中國農業問題的所引帶出的各種困窘，但他也留下了更多的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