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３年，日本人在北平的“末次研究所”開始收集中國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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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鍾曉勇
“你知道‘末次資料’嗎？”
８月中旬，在廈門采訪的一周時間裏，我不斷地問廈門文史研究人士、傳媒工作人員及各種各樣的知識界人士這個問題，看到的幾乎都是茫然的神情：末次？什麽末次？此時，“末次資料”從日本人回到中國人手裏已滿５５年了。
在廈門大學圖書館，許多人推薦現年８８歲的歐聲和老先生，蕭德洪副館長說：末次檔案就像歐老先生的兒子一樣。歐老先生１９７９年退休後，開始做末次檔案中文部分的提要，前後曆經十五六年，多達２０萬字，可是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出版，歐老先生一怒之下，再也不過問“末次資料”之事。
“如果歐老先生肯說就好了……”每個人都這樣愛莫能助地說。“末次資料 ”並不是一兩本文字孤僻之書，而是龐然大物，在廈門大學圖書館裏擺滿了高兩米左右，長六米左右的兩大書架，逼麵而來，紙質已呈黑黃，翻閱之後，渾身掉滿紙屑，舊報紙的焦糊味彌漫在身邊。
“末次”的由來
幾個世紀以來，日本一直是對中國最有興趣的國家，明治晚期政府最出色最有力的官員後藤新平曾經說過，在引進重大的改革之前，有必要對社會製度進行徹底的研究，從而把殖民統治的費用和困難減少到最小。１９０７年，後藤新平成為“南滿鐵路株式會社”的董事長之後，邀請了民法專家岡鬆叁太郎對遼東和南滿鐵路南段的一些縣進行調查，這一傳統被日本其他的情報機構繼承了下來。稍遲幾年，北平東城棲鳳樓七號，“末次研究所”開始運作了，負責人是末次政太郎。
“末次研究所”的成果是被簡稱為“末次資料”的《日本“末次研究所”剪報資料》，它的主要來源是自１９１３年至１９４０年７月這段時間內的中文、英文及日文報紙，總計有５０多種報紙，記者僅從１９３３年１１月至１２月一輯《共產黨的事情》中抄錄出的報紙就有中文報刊《益世報》、《華東日報》、《華北日報》、《大公報》、《京報》、《北平晨報》、《世界日報》、《庸報》、《大每》，英文報刊《ＰＴＴ》，日文報刊《滿日》、《京津》、《新支》。末次資料現存７５５輯，１５１０００多篇，２·２億字，內容有電訊、社論、特稿、文件、譯文、傳記、史話、調查報告、專案報道、調查統計、論著、秘聞軼事、漫畫及圖片資料等。這批資料最晚是１９４０年７月，當時正是日本侵華戰爭的高峰期，作為日本情報機構的“末次研究所”應不會停止情報收集工作，因此，在１９４０年７月以後，可能還有資料專輯，有可能散失了，也有可能還藏在某處。
抗日戰爭勝利後，這部資料由國民黨政府國防部接收，國民黨從大陸潰敗時，準備將其運往台灣，途經福州時，引起了時任福建省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的章振乾先生和著名曆史學家傅衣淩先生的關注，章先生在一篇回憶中說道： “１９４９年３、４月間，當時我和文史組組長傅衣淩，政治組組長管長墉先生得知吳石（原國民黨政府國防部史政局局長、陸軍中將、福建省綏靖副主任）從南京運來從日本軍方繳獲的重要軍政資料一批，有意爭取把最有價值的留下，吳石的態度相當明朗。經過商量，吳石同意將《末次情報資料》以寄存的名義交給我們保管。”據說，吳石在台灣回答丟失“末次資料”的詰問是：飛機太小了，放不下。他在１９５０年被槍決。
這批資料隨後移藏廈門大學。６０年代，由於“深挖洞、廣積糧”，“末次資料”和另外的重要資料一度移至閩西的長汀縣。廈門大學圖書館前副館長王忠俊先生說：“文革”期間，“中央文革小組”曾下令封存“末次資料”。
“末次資料”在廈大圖書館一放就是四十來年，幾代學者都極為珍視，除了傅衣淩先生外，《資本論》的譯者、著名經濟學家、前廈大校長王亞南先生也將之視為寶物，可是，它始終是堆故紙。直到１９９３年，華東地區高校圖書館館長會議召開時，當時的廈大圖書館館長孫晉華與王忠俊帶領會議代表參觀“末次資料”，杭州大學圖書館館長陳智仁先生極為動情，開始為“末次資料”的影印出版奔走，隨後，新聞出版署和國家教委的老先生季嘯風與沈友益鐵定了心為這部書找錢、找出版者，最後，由廈門大學圖書館、杭州大學圖書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東亞古籍研究所合力於１９９７年８月影印出版了“末次資料”，書名定為《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副標題為“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 ，前後曆時四年，其中幾次差點下馬。
“末次”的價值
季羨林先生談到“末次資料”時說：“剪報的這一段時間，正是我國的多事之秋，危難深重之際。這一段曆史實在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從中吸取經驗教訓。 ”
“末次資料”的專題的內容極為豐富，除中日關係上的大事無一不包外，一些選題也極具體細致，如：《招商局工作》、《罷工問題》、《治外法權問題》、《鴉片》、《排外與人民反基督教活動》、《滿州驅逐朝鮮人事件》、《通化大刀會暴動事件》、《天災與救濟》、《銀問題》、《中國黃河曆代變遷史》等等。重要事件的資料最為全麵，如《中日事變》（即蘆溝橋事變）這個專題，年限為１９３７年６月至１９４０年７月的３年１個月，搜集的資料多達１０７輯，條目有２１０００多篇，３２００多萬字，日本的侵略進入高潮時，也正是它的情報機構加大馬力的時候。上海的老報人丁之翔先生在“文革”後期見到“末次資料”時，認為從報業史的角度來研究“末次資料”極有價值。有輯資料被命名為《北平通訊》，厚達３１５頁，甚至全是一個叫做靜波生的記者關於北平方方麵麵的報道。這個靜波生恐怕生前不知道有個情報機構如此垂青他吧？
“末次研究所”對待材料的態度是廣泛選擇、兼收並蓄，它關注的報紙包含了當時中國出版的和海外輸入的絕大部分，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前所長陳在正先生說，他常去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的圖書館，當時“末次研究所”剪的報紙，許多都找不到了。同時，“末次研究所”對資料的態度是，既有日本方麵的宣傳報道，也有世界各國及中國的立場和對策，絕不回避敵對觀點報道。在中日戰爭中，既有日軍談判代表寺平大尉從宛平城牆吊下的照片，也有中國軍隊在龍王廟堅守的照片；既有“隴海線上南北的皇軍曆史性握手”的報道，也有“偽熱河青龍縣接收遷安縣第四警官分所，強迫警官穿著偽警製服，警官劉振樓痛哭不從，被押去服役”這樣動人的中國男兒。
“末次資料”除了可以和正史互相驗證外，一些獨家的東西也將給研究提供不少幫助，孔永鬆教授舉例說：在土地革命期間，存在著對富裕農民過度嚴厲的做法，這方麵的史料是很少的，可是“末次資料”裏就有相關的條目，為研究曆史上的左傾提供了史料。
有些史料更是聞所未聞，如《西安事變》專題中，《冀東報》１９３７年１月６日報道：“本報南京專電，頃此間接奉此密電，蔣腰部傷勢潰爛，痛楚不堪，五日晨九時，由總醫院施行手術，痛略止。定七日再行手術。惟關於蔣氏受傷後施行手術等情形，禁各通訊社發稿，以免寧府內部發生枝節。”２１日《冀東報》又載：“蔣介石腿部槍傷割治已痊可；惟腰部之彈殼尚未取出。蔣以氣力不足，擬春暖再行手術。步履已不需左右扶持，惟精神欠佳。”末次政太郎是什麽人？
１９８４年，“末次資料”被專家鑒定為孤本珍貴文獻；１９８５年，美國俄亥俄大學圖書館館長李華偉博士願花一萬美元複製一套。據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所長陳在正先生介紹，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許雪姬、陳存恭、黃富三等七八位研究人員都來廈門使用過“末次資料”，也有可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是使用“末次資料”最多的人了。
在采訪的一周時間內，除了粗略地翻閱“末次資料”，作為記者，最想知道的就是兩個最簡單的問題：末次政太郎是什麽人？“末次研究所”的規模、運作方法如何？這個情報機構以及指揮這個機構的人的真麵目是什麽？現任廈門大學圖書館館長陳明光博導熱情地為記者介紹了一些專家教授，但在回答這個問題時，都隻能尷尬地表示自己不懂。最後一天，記者找到了據說是從“末次資料”中得出成果的鄭全奮教授，他和已故的薛謀成教授合著了一本《福建事變資料匯編》，鄭先生一聽之後連連否認，說這本書另有資料來源，來源於“末次資料”的有限得很。他對自己不知道末次政太郎及“末次研究所”的詳細情況也頗為懊悔，這位傅衣淩先生的學生說：早知道當年問問傅先生這個情況。
這個在中國工作了三十多年的情報機構，知道上海事變商務印書館損失一千六百萬元；知道沈鈞儒等七君子匯款百元慰勞廿八軍；知道武漢婦女裸體遊行；知道四川有個光蛋會；知道楊振寧的老師吳大猷先生是做為乙種候補研究員領取中華文化基金會的科學研究補助金出洋的……
中國人從日本人手中接過“末次資料”，我們有５５年時間研究它，它不是更清晰了，而是逐漸被人遺忘，今天是這樣，那麽，我們可想而知，在遙遠的１９１３年，我們至今不知的末次政太郎開始工作後，相繼而來的侵略，也就不可避免了。
圖 影印出版的“末次資料” “末次資料”內頁
圖／黃曉珍
摘自《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