ＢＹ 李洪岩
狹義的社會史論戰主要集中在30年代前半期，以上海為大本營，以《讀書雜誌》為中心陣地。因此，盡管《讀書雜誌》並不是最早介入社會史論戰的期刊1，卻是考察前期社會史論戰最重要的舞台。要了解社會史大論戰的來龍去脈，首先要了解《讀書雜誌》及其主編王禮錫。
一 王禮錫創辦《讀書雜誌》
王禮錫(1901.5.11－1939.8.26)，字庶三，筆名王庶三、王搏今、搏今、爻義、SW等，江西安福人，詩人、社會活動家，國民黨黨員。
王禮錫不是思想理論家，也不是曆史學家，卻是社會史論戰的組織者和推動者。沒有他，論戰至少在規模和影響上要大打折扣。王禮錫既以陣地提供者的自由主義中間立場有意識地積極組織和推動論戰，又以一位國民黨左翼社會活動家和尊奉馬克思主義學說的進步學者的身份直接參與了論戰。他對論戰的意義具有高度的敏感和深刻的認識，而他當時的職業和身份又給他組織和推動論戰提供了方便。知名學者賈植芳曾經說：“中國社會史論戰是我國現代革命史和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對於我國現代革命實踐活動、中國社會與曆史的研究都具有深遠的意義，而王禮錫作為這場論戰的發動者和組織者，為推動這場論戰，作出了巨大的貢獻。”2這一評價，是公允的。
王禮錫是世家子弟，早年就讀於江西省立吉安第七師範學校、南昌心遠大學，師從汪辟疆（國垣）學詩，心醉於古典文學。他之所以能夠成為知名的社會活動家，主要得益於1924年至1927年國共兩黨共同運作的大革命。他的進步思想，來自大革命中反帝反軍閥的主旨。1927年初，他擔任國民黨江西省黨部農民部部長，並以這個身份，與湖南的毛澤東、湖北的李漢俊等人一起，籌備隸屬於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的"湘鄂贛農民運動講習所"（後稱"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參加並領導了江西全省的農民運動。3月，到南京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工作，結識了擔任副主任的陳銘樞將軍，並在陳銘樞主持的11軍任秘書。大革命結束後，與田漢主編國民政府《中央日報》的《摩登》副刊，開始發表研究和評論中國古典文學的心得。同時任教於田漢創辦的"南國藝術學院，與徐悲鴻、劉海粟、鄒韜奮、鬱達夫、田漢、歐陽予倩等人交遊3。王禮錫並沒有因為大革命的結束而轉變為國民黨右派。他始終保持著大革命時期國民黨左派的品格，同時又具有自由知識分子的品質。這是他後來主持社會史論戰、尊奉馬克思主義、身處國民黨而思想左傾的基本原因。
1930年，王禮錫受陳銘樞委托，主持上海“神州國光社”編輯部工作。“神州”原是晚清國粹派行政主腦鄧實(秋枚，1877－1948)於1908年創辦的一家文化出版社團，主要印行碑帖畫冊和各種古籍，出版的《神州國光集》、《神州大觀》、《美術叢書》等，曾經風走一時。但至30年代，由於政局動蕩，經營不善，已難以為繼，隻好出讓。時陳銘樞任廣東省政府主席，與駐紮在上海的19路軍關係密切，試圖將“神州”接辦過來作為19路軍的文化事業，故決意出資購買，並委托曾給他擔任秘書工作的王禮錫擔任總編4。王禮錫接任此職後，即實行全麵變革，使得這家國粹派的老店陡然間舊貌變新顏，成為30年代馳名全國的著名出版機構。
王禮錫向陳銘樞提出，要翻譯共產主義典籍，印行世界進步文藝作品，大量采用左翼作家作品，得到陳的支持。於是，他馬上向郭沫若、魯迅等人約稿，很快出版了郭沫若翻譯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誌意識形態》，又先後出版了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傅東華譯）、普列漢諾夫《戰鬥的唯物主義》（杜畏之譯）、德波林《斯賓諾沙與辨證唯物主義》（楊東蓴譯）等理論書籍，出版了魯迅主編的《現代文藝叢書》。王禮錫本人則出版了《李長吉評傳》一書，並在《讀書雜誌》上做廣告宣稱，該書“用唯物史觀的眼光來分析中國的文學史，這是一個大膽的嚐試，在這書中為研究文學史的人開辟一條正確的新路。”
很顯然，王禮錫本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具有濃厚興趣。這一點對他積極組織社會史論戰起到了相當關鍵的作用。假如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毫無興趣，就不會對社會史論戰提供陣地並積極介入。而他之所以對馬克思主義產生如此濃厚的興趣，一是由於個人愛好，二是受大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理論傳播以及成為時尚的熏陶，三是由於他認為隻有馬克思主義才是解剖中國社會的最切實的理論工具。應該說，至少在主持“神州”時期，他是相信馬克思主義的。但是，王禮錫卻不是一位黨派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乃是基於民主、自由的自由主義立場。在他看來，宣講馬克思主義，乃是言論自由的題中必有之義。所以，他總是把提倡馬克思主義與爭取言論自由相提並論。同時，基於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他雖然對其他的主義（如胡適的）持批判的態度，言詞也頗為激烈，卻沒有“罷黜百家，獨尊馬列”的黨派意圖。
因為相信馬克思主義並且自覺地將這一理論作為他搞出版、辦刊物的主導思想，所以，《讀書雜誌》具有很濃厚的左傾自由主義色彩。可以這樣說，“辨證唯物主義”是神州國光社和《讀書雜誌》的一塊招牌。無論是社裏出版的書籍，還是雜誌上印出的文章，乃至雜誌中的書籍廣告，都處處彌漫著唯物論的味道。例如，神州國光社還出版過錢嘯秋翻譯的恩格斯著《德國農民戰爭》，《讀書雜誌》作的廣告說：“本書是辯證唯物論的大師恩格斯用自己的方法，寫成的一本世界馳名的傑構。他以銳利透辟的眼光，縱橫奔放的筆調，剖析德國曆史上最繁複的事變。關於農民戰爭的原因、過程、結果以及當時各種黨派的主張與活動，都有詳細的論述。”對依據唯物史觀寫成的著作，雜誌也給予強烈關注。公孫無量《郭沫若將有新著》就介紹了郭沫若在日本的情況，說郭“正計劃寫一部先秦思想批判，全部約一二十萬字。這是一部對於中國學術很有關係的書。他對於春秋戰國的社會認為是奴隸社會，根據這個嶄新的見解去批判那時的思想，一定不少驚人的奇論。”王禮錫《布哈林唯物史觀的七種譯本》則介紹了布哈林《唯物史觀》的中文翻譯情況，還在《最近在搶譯中的幾部書》中介紹了《托羅茨基自傳》的翻譯信息，他還曾經計劃編輯出版《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但恐益滋物議”，才未能實現。
王禮錫這種熱衷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興趣和知識結構，使他敏感地察覺到社會史論戰是個大有作為的熱點。他及時抓住了這個社會思潮的熱點。同時，他的一些朋友和同人也給他提供了切實的幫助，使他的設想能夠變成現實。
1930年12月初，王禮錫在日本廣泛聽取留日學生胡秋原、朱雲影、賀揚靈、王亞南、汪洪法、梅龔彬等人意見，決定將“研究中國社會性質、尋求中國社會前途”作為“一個重要目標”。他很明確地說：“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將以唯物的辯證法做武器。”“這種研究和尋求必須從中國曆史經濟的演變與世界經濟的關係中去了解它的規律和特殊性質，才能找出正確的答案。質言之，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爭論要深入到中國社會史中去。”5這段話就是他組織社會史論戰的指導思想。
1931年4月1日，40萬字的《讀書雜誌》第1卷第1期由神州國光社（上海河南路60號）正式出版。王禮錫在《讀書雜誌發刊的一個告白》中表白辦刊宗旨和態度，即：“不主觀地標榜一個固定的主張，不確定一個呆板的公式去套住一切學問。”“編者不偏袒爭鬥的那一方麵以定其取舍。”(寫於1931年2月15日)後來，在結束《讀書雜誌》編輯工作的告別辭中，他又重申：“編者並沒有任何的主觀意見想左右戰場使為己用，並沒有用任何型去範圍作家，總之，並沒有以任何政治目的作發縱指使的工具去處分一切作家的自由，要說有政治目的，那隻是普遍的爭取言論自由，為一切無幫口的作家供給發表主張的園地，即是起碼的民主鬥爭。”6
實踐證明，王禮錫的告白是真誠的。他說這番話的時候，其身份是一位編輯，而不是一位論戰的參與者。他所謂“不主觀地標榜一個固定的主張，不確定一個呆板的公式去套住一切學問”，與他確定的“以唯物的辯證法做武器”的指導思想並不矛盾。事實是，參加論戰的學者有一個共同的理論前提，即所謂“唯物的辯證法”。在這個共同的大前提下，他們的主張五花八門，提出的“公式”各式各樣，作為編輯，當然不應該“確定一個呆板的公式去套住一切學問”。王禮錫的方針，用當代的術語說，就是：在唯物辯證法的指導下，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這種兼容並蓄、不拘一格的自由馬克思主義的辦刊方針，客觀上為共產國際派共產黨人提供了言論園地，也為國民黨的“新生命派”、共產黨的“托派”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物提供了舞台，使雜誌內容豐富而龐雜、熱鬧。據托派成員王凡西後來回憶，王禮錫“每嚐以蔡元培自況，故作家中自陶希聖等起，中經斯大林派，一直到我們托派，他都一視同仁。在1930年初期，他跟反對派特別接近些，劉仁靜、李季、王獨清、彭述之、杜畏之、彭桂秋、吳季賢等都和他來往甚密。”7正因如此，王禮錫在中國大陸曾經被指責為具有隱蔽性和欺騙性的反動文人，這顯然是出於階級分析方法的機械推演，缺乏事實根據。事實是，國民政府當局對王禮錫這種自由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頗感頭痛，曾設法予以幹預，《讀書雜誌》在“黑暗所籠罩下”遭到“一班惡魔的毒辣的攻擊，以至於體無完膚”，“謠諑交至，狂吠四起”，“不必檢查即普遍沒收”。
須指出的是，當時許多學者的生活處境非常困窘，寫作環境極其艱苦，出版著作很困難，王禮錫客觀上為這些學者解決了生活困難；不但使他們的觀點能夠得到通暢的表達，還通過稿酬解決了他們的實際生活問題，造就了一批出色的理論家，出了一大批理論成果，客觀上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進一步傳播、為人們更加深入地認識中國社會，甚至為中共“半封建半殖民地”結論的深入論證和定型，都作出了貢獻。說他是社會史論戰中的蔡元培，是不過分的。
當然，王禮錫中立、超脫、人道的立場是編輯的，限於組稿和編刊，而非學者的。作為有權利的編輯，他沒有濫用特權，沒有搞話語上的霸權。但是，作為學者，他卻有自己“固定的主張”和“公式”。他本人也發表了一些社會史方麵的理論文章，並且與胡秋原一起，形成獨具特點的一派，後世稱之為“讀書雜誌派”，直接成為參戰一方，並不中立、超脫。不過，作為學者的王禮錫顯然算不得優秀。他的論戰觀點，明顯受胡秋原影響，基本與胡一致。例如王《古代的中國社會》提出：“中國殷代以前，已經脫離原始社會，進於氏族社會。不過氏族社會始於何時，這是無法推斷的。中國有信史自殷代開始。殷以前，都是傳說時代。殷代是正在崩潰中的氏族社會，而有初期封建社會之萌芽。”即來自胡秋原《中國社會＝文化發展草書（上）》。後者提出的中國社會史分期是：原始社會時代，殷以前；氏族社會時代，殷；封建社會時代，周及春秋戰國；專製主義社會時代，秦至清末；專製主義半殖民地化時代，鴉片戰爭以來。可以說，王在社會史論戰的見解上並無多少創獲。這同時也就可以再次印證，王禮錫具有雙重身份：一是自由主義的中立超脫的編輯，二是馬克思主義的有傾向性的學者。王禮錫對這雙重身份的處理，相當成功。
二 王禮錫的同誌胡秋原
王禮錫學術思想和私人感情上最投合的朋友是胡秋原(1910－)，然而無論是學術思想還是個人經曆，胡秋原都比王禮錫複雜得多。
胡秋原，原名胡業崇，又名曾佑，別號石明，湖北黃陂人。1929年赴日本，研讀馬克思、恩格斯及普列漢諾夫等人著作，積極關注並參與國內的社會史論戰，成為“自由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放棄日本學業，在上海主辦《文化評論》，宣傳抗日。1935年，受第三國際中國代表團之邀，赴莫斯科訪問，對蘇聯深感“失望”，放棄馬克思主義，轉而宣揚“新自由主義”和“文化史觀”。1945年當選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1948年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1949年去香港，後去台灣，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員等職。1988年9月訪問大陸，被開除國民黨黨籍。他在史學、哲學、文藝理論等方麵著述達兩千餘萬言8，其中完成於30年代的《唯物史觀藝術論》9代表了他早年對唯物史觀的研究水平。
胡秋原是五四以後文化界和思想理論界的重量級人物。許多人之所以知道他，首先是由於他曾經發表文章批評錢杏邨及左翼文學，提倡“自由文學”。正是由於他的文章，才有了所謂“第三種人”蘇汶所作的《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也才有了魯迅對“第三種人”的批判10。這場不大不小的所謂戳穿“第三種人”的論辯，是魯迅生平中非常著名的一個事件。那時，胡秋原依仗著從普列漢諾夫那裏學來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從誰也不敢顯一顯好身手的人群中跳將出來”（蘇汶語），站在“自由人”的立場，批評左翼文學“將藝術墮落到一種政治的留聲機”，受到左聯一些人士的強烈反擊11。值得注意的是，蘇汶在《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和《“第三種人”的出路》中對胡秋原下了非常貼切的考語。他說胡秋原“是一個絕對的非功利論者”，是抱著普列漢諾夫主義“從一而終”的人，“是一個書呆子馬克思主義者”、“學院式馬克思主義者”。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同於“左翼文壇那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胡秋原這種“書呆子馬克思主義者”的特點，是“老喜歡從最遙遠、最難解決的問題說起”，“分析到終極，是既不懂列寧主義又不懂得馬克思主義”。同時，胡秋原也不是“一個徹底的自由主義者”12。蘇汶的這些話，恰切地反映了胡秋原當時乃至一生的特點。
胡秋原曾經信仰馬克思主義，還曾經是共產黨的“同路人”。他之所以信仰馬克思主義，是時代的思潮卷進來的。通俗地講，就是趕時髦13。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既難持久，又懷有強烈的個人愛好的色彩。他入門閱讀的馬克思主義著作，既不是馬恩的，也不是列寧的，而是“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普列漢諾夫。1986年，胡秋原曾經說：“我的馬克思主義是由普列漢諾夫來的，而他是反對他的徒弟列寧的，所以我從未相信'馬列主義'。我主張'自由主義的馬克思主義'”14由這種立場出發，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一是主張與自由主義結合，二是反對將馬克思主義與黨派利益掛鉤。這種態度和立場，既不為國民黨喜歡，也不被共產黨喜歡，而他對國共兩黨，也均抱著戒備的心裏。另一方麵，國共兩黨對他又不乏拉攏統戰的意思。然而，促使他最終離棄共產黨而傾向於國民黨的，還是1935年他在蘇聯的所見所聞。當時，他是共產國際中國部的客人，為中共做事。幾個月後，他逐漸發現蘇聯不僅落後，而且沒有效能，蘇聯人精神上尤其沒有快樂自由可言。加上當時斯大林正在搞大清洗，俄人對我國滿蒙新疆有野心，民族偏見強烈，等等，使得他因此而懷疑社會主義，並最終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15。
放棄馬克思主義之後，胡秋原逐漸成為一個**分子。1954年9月，他曾經寫道："在中國，我是最遲的**者，然而，我也是一個最無條件的絕對的**者。"16
不過，不可否認的是，在社會史論戰中，胡秋原畢竟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作指導的，盡管在他放棄馬克思主義之後，總是遮掩這一點。論戰中，胡秋原發表《略複孫倬章君並略論中國社會之性質》17、《亞細亞生產方式與專製主義》18、《亞細亞生產方式論》19、《中國社會＝文化發展草書》20等論文，不僅代表他本人的見解，也從側麵反映了王禮錫當時的思想水平。作為學術史上既有的事實，胡秋原當時的本來麵目，不是他後來在海外的**立場所能掩蓋得了的。
王禮錫在胡秋原等人建議幫助下創辦《讀書雜誌》後，先是刊載了楊東蓴、胡秋原、張競生、王亞南、周穀城21等人的文章，鮮明地貫穿著唯物主義的理論指導。其中，胡秋原1931年2月20日完成於日本早稻田的《文藝史之方法論：歐洲文藝思潮史緒論》一文，根據普列漢諾夫的論述，專列“唯物史觀”、“社會學底方法論”等章節，明確寫道：“能探著曆史變動之中心動力，對於社會形態及精神文化形態之發生變遷作完全之解釋者，隻有辯證法唯物論的曆史方法：唯物史觀或社會學底方法了。至少，在今日，我們沒有什麽懷疑這科學方法的根據。……唯物史觀實在告訴了我們以社會發展之秘密，有了這辯證法唯物論的曆史方法，不僅使我們在一般曆史現象社會現象之理解上，得到一個真確的途徑，而且也使我們在文學研究上，得到一個最正確的科學方法。”這樣的言論，表明了胡秋原當時對唯物辯證法、唯物史觀的真實立場。
作為信奉馬克思主義的自由主義者，這期間胡秋原連同王禮錫搞的一個最大動作，就是共同發起對胡適的大批判。1931年6月1日，《讀書雜誌》第1卷第3期出版，發表胡秋原《貧困的哲學》、王禮錫《活文學史之死》等文章，對胡適給以嚴厲抨擊。王禮錫在文章中說說：“胡適之先生自五四運動一直到現在，沒有反對過帝國主義，且根本不認識帝國主義在中國產業發展前途的障礙。在去年的一篇‘五毒’的文章中，並根本否認帝國主義足為中國的障礙。口口聲聲嚷著‘貧窮’，而伏貼於帝國主義剝削之下口口聲聲歎息自己的不爭氣。實在是無出息的資產階級的代表。”可見，他們已把階級分析方法運用於大批判。實則，在尊奉自由主義的基本點上，他們與胡適可稱同誌，隻是在思想宗尚上尖銳對立。自由主義使他們能夠容忍不同於自己的主張，階級分析的方法使他們批評起別人來又毫不留情。像胡秋原、王禮錫這樣的態度和立場，在社會史論戰中是僅此一家、別無分店的。
三 朱其華挑戰陶希聖
《讀書雜誌》創刊號的出版，標誌著中國社會史論戰的正式展開。
創刊號上，王禮錫開辟“中國社會史論戰”專欄，並在1931年2月17日寫於東京的《編者的話》中表明開辟這一專欄的態度：“中國社會的性質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如果沒有真確的認識，很難確定中國政治的前途。所以本誌特為這個問題，設一個‘論戰’，第二第三幾期對這個問題都有意見不同的文章發表。”專欄首期發表了朱其華與陶希聖討論中國封建製度的通信，論戰正式開始，爾後很快引起北京、天津等地學者的關注，還波及到海外。
這個期間的討論，雖然也涉及古代曆史，但主要是圍繞著中國社會性質問題展開的。也就是說，是圍繞著現實問題展開的。在這個階段，諸如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奴隸社會問題、封建社會問題等等，都還是初步涉及。1933年9月，《讀書雜誌》停刊，論戰開始轉入第二個階段。轉年，陶希聖組織“食貨學會”，創辦《食貨》半月刊，標誌著第二階段討論的全麵展開。第二階段的特點是，主要地不再圍繞社會性質討論問題，而是更深入地轉入對社會史、社會形態理論的探討，因此亞細亞生產方式、奴隸製、封建製一類問題被凸現出來。不論從人員構成上看，還是從討論的問題上看，抑或從探討的激烈程度上看，1933年都可以看作是一個分界線。
朱其華，字亦明，原名朱新繁，抗戰期間化名柳寧。著有《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22，《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其沒落》23，《中國農村經濟關係及其特質》24，《中國革命與中國社會各階級》25，《社會革命之思想與運動的發展》26，《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27，《中國經濟危機及其前途》28，《中國近代社會史解剖》29，《中國農村經濟的透視》30等著作。他的論著雖然數量很多，見解也清楚明晰，但在當時，卻被許多人認為水平不高，甚至有人說他隻會抄襲有關年鑒資料。
從歸屬上看，當時一些人認為他屬於《新思潮》派，即中共斯大林派，或曰幹部派，實則他隻是《新思潮》的外圍，隻是拾取、抄錄和綜合一些與《新思潮》相合的觀點來發表。目前，還沒有切實的證據可以證明他與《新思潮》派具有組織上的聯係，在“社聯”及與《新思潮》有關的人員名單中，均找不到朱其華的名字。此外，1931年10月29日，他給王禮錫寫信說：“現擬作《再論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論戰對象，除陳獨秀、彭述之、嚴靈峰外，複有李立三、沈澤民及俄人米夫。此外，弟尚擬作《中國社會之曆史的發展階段》，主要對象為批評郭沫若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因郭氏此作，見解荒謬已極，矛盾百出，而此書銷路頗佳，誠有痛斥之必要。”也證明他不屬於《新思潮》派。因為《新思潮》派絕不會抨擊李立三、米夫。不過，他的基本見解，確實與《新思潮》一致，所以，《新思潮》派對他也沒有做過任何評價，既無讚揚，也無批評。
朱其華在北京擔任一個小職務，每月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呆在上海，是前期社會史論戰的一個重要角色。1931年2月16日，他在長江盡頭一家醫院完成論文《關於中國社會之封建性的討論》，對陶希聖、顧孟餘、陳獨秀以及拉狄克、托洛茨基的封建主義理論提出係統批判。他提出：春秋戰國以後，一直到19世紀中葉，中國還是一個封建國家。中國封建製度的破壞，開始於19世紀下半期，即西歐資本主義先進國對中國開始商品侵略以後，但一直到現在，封建殘餘在社會經濟結構中依然占著主要作用。目前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就是徹底肅清封建殘餘。
可以看出，朱其華是主張“春秋戰國封建說”的，這與郭沫若一致。他所謂19世界下半期中國的封建製度開始破壞，但封建殘餘依然占主要作用，與中共所主張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說”一致。但是，他是從“封建製度”這一條線立論的，所以結論是“肅清封建殘餘”，而《新思潮》派是從封建製度以及資本主義入侵這兩條線立論的，所以結論是“反帝反封建”。這應該是他與《新思潮》派的一個差別。不過，總的來看，朱其華看到了中國社會依然存在的濃厚的封建性，目光是準確的，值得肯定。與當時的論述相比較，朱其華的見解更接近中國曆史之實際。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朱的見解幾乎沒有引起任何派別的重視。《新思潮》派固然對他保持沉默，其他派別的學者卻對之毫不掩飾地予以嘲笑和抨擊，說他根本就不是學者，大有不把其放在眼裏的架式。例如，托派的嚴靈峰1931年6月13日在上海作《在“戰場”上所發見的“行屍走肉”》一文，大罵他是“行屍走肉”。自由馬克思主義者的胡秋原在給王禮錫陸晶清夫婦的信中則罵他“掛羊頭賣狗肉”，說他“罵旁人是機會主義，而他自己實在是機會主義者之一”。更令人奇怪的是，麵對這種人身攻擊性的謾罵，朱其華本人居然未作強硬的回應。爾後，更多的學者對他不屑置評，他便淡出了論戰。
朱其華致陶希聖的信1931年1月23日寫於南京。信中對陶希聖的“封建製度崩潰於春秋戰國時代說”提出質疑，重申他本人的“崩潰於十九世紀中葉，即國際帝國主義侵入以後，可是一直到現在，封建勢力還占強大優勢”說。
他認為，陶希聖關於“封建製度崩潰於春秋戰國時代說的最大根據”，即“商業資本的發展，封建諸侯的衰落，君主集權國家的建立”，“都不足以作為封建製度崩潰的說明”。這一點，差不多是許多反陶人士的異口同聲，確實比陶希聖合理並站得住腳，也很可貴。
可是，朱其華對自己的見解又很不自信。不久，他給王禮錫寫信，便說：“第一輯所發表之拙作，係十個月以前舊作，現在弟之見解雖無變更，但對舊見解增加不少補充。為補救此缺點，故弟極願在第二輯上發表新作。”
陶希聖當時已經儼然是社會史研究的權威，他沒有正麵回答朱的問題，而是采取迂回包抄的戰術，認為朱的立論前提有問題。31日，他給朱回信，隻簡單指出：“商業資本固然沒有轉變新社會形式的作用，卻有分解舊社會形式的作用。”這是陶希聖的一個核心性的見解，運用了他的一個核心性的概念，即商業資本，而“轉變”與“分解”的差別，是他分析商業資本作用的核心方法。
陶希聖認為，朱其華的見解實際是以論帶史，因而冷冷地說：“先定結論而後去求前提，遠不如大小前提既定之後再定結論。”
到1932年3月26日，朱其華在香港寫《關於中國社會史論戰的一封公開信》，聲明：“在《讀書雜誌》論戰號上所發表的著作，不足以代表我全部意見的萬分之一。”接著，列出自己的論著名單，得意地說：“我覺得，我已經發表的意見已經把論敵的見解打得粉碎，論敵已再沒有武器可以和我作戰了，因此，我可以鳴金收兵了。這一封公開信，就是表示我以後再不參加論戰，在論敵沒有拿到新武器以前，茲聲明：以朱新繁名義發表的著作無論已毀或尚存，我全部否認，因此項稿件，大部非本人所作，我必須絕對否認。以朱其華名義發表的著作，無論長篇短論，我對讀者完全負責。全部是以外國譯文發表，雖然美日友人的翻譯都絕對可靠，甚至比我的原作更有價值。”至此人們才明白，他早前的許多稿件，原來都不是他本人寫的。朱其華與陶希聖的論戰就此結束，朱其華就此淡出，而陶希聖則繼續占據著《新生命》派壇主的位置。
四 《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專輯的熱鬧場麵
由朱、陶二人的書信往來，社會史論戰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先是1931年5月1日，《讀書雜誌》第1卷第2期出版，陶希聖派的朱伯康發表了《中國社會之分析》一文。
朱伯康(1907－) ，浙江溫嶺人，時為上海勞動大學經濟係四年級學生，後留學德國，解放後任複旦大學經濟係教授。
朱伯康首先提出了一個五階段的社會形態連接公式。他說：“一切正常的社會，其發展的階段恒是這樣進行的：原始共產社會，古代奴隸社會，中世封建社會，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將來社會主義社會。中國社會底發展，也大致不外如此。”這段話非常值得關注。首先，它與斯大林後來所欽定的“五形態說”是一致的。其次，他是在肯定曆史發展規律的普遍性的前提下來闡述中國問題的。再次，就當時的論述看，明確提出的五形態的論調，在《新思潮》派之外，並不多見，因而朱伯康的這段話顯得特別突出，不失為社會史論戰眾多文字中簡潔而有力的論斷。從消極的角度看，後來五形態說成為一統天下的基本教條，朱伯康也算是前驅先路的人物之一了。
但是，朱伯康並不認為當時的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他認為，中國社會的特質是各種異質的東西混雜在一起：自然經濟、商品經濟、金融資本雜然並存，政治上武力割據而又含有封建意味，官僚主義的士大夫身分與教育相糾葛，宗法勢力支配下的家族製度廣泛存在。這些特質混雜在一起，就使得中國社會成為了一個“殖民地化過程中之前期資本社會”。
這是典型的陶希聖派觀點。這個觀點包含兩個要件：一個是“殖民地化”，對應的是“帝國主義”；一個是“前期資本主義”，對應的是“封建勢力”。
從第一個要件看，“帝國主義是中國經濟上最優勢的統治者！在帝國主義的重重束縛與壓迫之下，中國的民族工業是沒有法子可以興盛的，沒有法子可以獨立發展的，隻有在不獨立的、走向殖民地的條件下才有發展的可能！如果殖民地經濟走上獨立的資本主義發展，帝國主義便失去了商品市場與原料的供給，便是帝國主義經濟基礎的根本動搖。”就是說，“殖民地化”是帝國主義統治壓迫的結果，同時又是擺脫這種統治和壓迫的前提條件。
從第二個要件看，“前期資本主義”之所以成其為“前期”，就是因為伴隨著殘餘的封建勢力。這兩股對抗的勢力膠著在一起，便使得社會成為一種過渡的形態。
因此，殘餘封建勢力的掙紮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猛進，便構成了中國社會的兩個特點。由這兩個特點，便很自然地引申出了中國革命的任務，即“中國的革命，根本是反帝國主義，是民族主義的民族革命。同時，中國的革命又必須是反封建的。反封建的革命，必須在民權主義領導之下方能實現。然而，革命的真正目的，在於根本推翻經濟的組織，即改變經濟基礎，所以中國的革命，又必須在民生主義實現以後，方能收最後的成功。因此，中國革命實在是三者民族、民權、民生相連環的國民革命。其目的，在於推翻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雙重壓迫，以求實現國際地位政治地位經濟地位的平等。這個革命責任的領導者不消說是中國國民黨。”
很顯然，這是地道的國民黨左派的立場和觀點。這一主張，正是大革命時期國共合作所要達致的革命目標，也是那個時期國共兩黨至少在台麵上的共識。大革命失敗後，朱伯康還在堅持那時候的主張，並試圖作出理論闡述，為之提供理論依據。就時間上看，這是一種遲到的理論。從淵源上看，可以看出陶希聖一係實淵源於國民黨左派，而非右翼。從與中共的主張做比較的角度看，它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主張還是頗有契合之處的。
朱其華與陶希聖的書信往來以及朱伯康文章的發表，還是社會史論戰的大幕拉開。真正將論戰展開並推向高潮的，是《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專輯的出版。
1931年8月1日，《讀書雜誌》第1卷第4、5期合刊，即《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1輯出版，立即引起轟動，十天之內就銷盡兩版。至1932年5月10日，出版第4版，前後共印行約兩萬冊。專輯還引起日本學者關注，很快被介紹到日本31。王宜昌《中國社會史論史》將此輯看作是“論戰時期”的開始。全書40多萬字，發表論文12篇，作者左中右皆有，觀點互相歧異，基本代表了各方的基本陣容。論戰的激烈程度，李季《對於中國社會史論戰的貢獻與批評》評稱為“短兵相接，各位雄糾糾的戰士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殺得頭破血流，各不相下”。在激烈的交鋒和爭鬥中，卻有一點是各派一致的，即他們都認為自己的理論指導是唯物辯證法或唯物史觀，都聲稱自己信仰馬克思主義。
處於論戰組織者地位的王禮錫在《中國社會史論戰序幕》中明確說：“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裏，都是唯物的內部爭鬥，沒有唯心論者插足的餘地，各方都是以唯物的辨證法做武器。”與他同屬一個陣營的胡秋原也說自己“至少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學徒”。而“托派”分子更是當仁不讓，覺得自己才是最純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口號喊得比誰都響。雜誌上刊登的李季著《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廣告說：“本書以唯物史觀作批評的工具”。鏡園《評兩本論中國經濟的著作》評論任曙的《中國經濟研究》和嚴靈峰的《中國經濟問題研究》，說：“這兩本書，都是想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來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孫倬章則說：“在現在的中國，嚴靈峰和任曙兩君，算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中的鳳毛麟角。”杜畏之《古代中國研究批判引論》聲明：“研究中國曆史的方法同研究世界史的方法一樣，隻有一種，就是曆史唯物論。”“我想用曆史唯物論的解剖刀把紀元前的中國加以大略的剖析。”自稱沒有黨派背景的孫倬章同樣說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經濟的分析》聲稱：“著者近年完全占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對於中國革命，常欲作一切實的研究，……我是一個沒有黨派的人，隻是革命中的一個戰士，完全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從客觀上，作切實的徹底的研究，不拘束於係統和成見。”在這種人心所向的氛圍下，理論上站在國民黨左派立場政治上卻處於向右轉過程中的“新生命派”，也同樣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點出發，以至“極左”的王宜昌在《中國社會史短論》中說：“1927年以來，人們都利用著曆史的唯物論研究所得的結論作為根本的指導原理。”“熊得山《中國社會史研究》，陶希聖《中國社會史分析》、《中國封建社會史》、《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中國問題之回顧與展望》，周穀城《中國社會之結構》、《中國社會之變遷》，長野朗《中國社會組織》，朱新繁《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中國農村經濟關係及其特質》，馬紮亞爾《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任曙《中國經濟研究》，拉狄克《中國革命運動史》，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等著作，各種雜誌如《新生命》、《思想》、《新思潮》等，多是依據曆史的唯物論這根本的指導原理來的。”日本人田中忠夫《中國社會史研究上之若幹理論問題：關於陶希聖、朱新繁、嚴靈峰》一開篇也說：“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上，我們為求科學地將中國社會之曆史的發展過程，正確地去把握去理解，也必須照在唯一科學的正確的方法論唯物辯證法之光下，加以觀察。”實則，《新生命》雜誌是地道的國民黨右翼刊物，基本特色是反蘇、**、反馬列理論。由此，經常出版左翼著作的“新生命書局”也就不能不受到牽涉，故當時即有人說，它並不是一個普通書店，而是“一個負有某種重大使命而力圖發展的文化機關或宣傳機關。”“在今日黨國正統思想界”所占據的地位、“在訓政時期所負”的使命，都使它顯得很不一般32。其實，《新生命》雜誌與“新生命書局”還是有區別的。由於陶希聖理論上站在左翼立場而政治上處於大革命失敗後向右“轉”的格局中，所以，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問題上，後人總是覺得他很“矛盾”。一方麵，他在研究社會史問題時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方法，另一方麵，政治上的立場也不能不影響到他開始對這一理論進行“批判”。處在這樣一種轉型的過程和張力中，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他身上也就越來越帶上“猶抱琵琶半遮麵”的樣子。後來，他創辦《食貨》，大力倡導史料研究，未嚐沒有逃避這種政治立場和理論崇奉之間緊張關係尷尬局麵的考慮，隻是不便明言而已。理清這層關係，就會明白他何以“矛盾”。不管怎麽說，《新生命》雜誌畢竟不等於是陶希聖，也不等於是“新生命書局”。此時的陶希聖，還是相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
既宣稱自己是純正的馬克思主義，就必然會指責論敵對馬克思主義或唯物史觀的掌握運用有問題。餘沈《經驗主義的、觀念主義的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經濟論》就說：“在最近二年來中國社會史論戰中，關於中國現代經濟分析，多半是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之下進行，或至少是企圖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然而這些參戰者所得的結論互不相同而且彼此互相攻擊，認其反對者不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應用辯證法，唯有自己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孫倬章《中國經濟的分析》批評“新思潮派”主張封建經濟，否認資本主義發展，是“陷於資產階級的意識，而不是無產階級和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同時又批評“托派”，說：“我與嚴靈峰、任曙迥然不同。否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是不自覺地陷入反馬克思列寧主義而立於小資產階級的民粹派的地位。”王宜昌《中國社會史短論》則批評所有參加論戰的人都是“將中國史實嵌進”曆史唯物論，“但同時是不清楚曆史的唯物論，或者有意滑頭而曲解而修改而捏造了他們的所謂曆史唯物論。”“直可以說他們是沒有仔細的考究方法論的問題。有些簡直是胡亂的應用他的所謂曆史的唯物論，而有些如郭沫若、任曙應用起曆史的唯物論來，也因沒有考究方法，而不免失於不正確。”胡秋原致王禮錫、陸晶清的信函則批評孫倬章“甚至連唯物辯證法與唯物史觀的區別都不懂，政治經濟的修養過於缺乏，隻能抄幾句笨書”。又在《略複孫倬章君並略論中國社會之性質》指責孫“不懂馬克思主義，將馬克思主義變成謔畫，和馬克思主義開玩笑”等等。這些都真確反映了當時人們馬克思主義水平還不高因而機械教條的實際。
在這種大家都號稱自己是真馬克思主義又都指責對方沒有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真精神的情況下，有讀者便產生了疑惑，給《讀書雜誌》編輯部寫信，不滿地說：“論戰中各人都以自己是唯物的，他人全都是唯心的；自己是辯證的，他人全都是機械的。我們需要的是問題的解答，而不需要方法論上的詭辨。”33
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唯物史觀，盡管不能說在當時的整個思想理論界34，但至少在參加論戰的各派之間，已然具有絕對的理論權威性，顯出咄咄逼人的架式。對此，王禮錫有一個很公允而到位的評價，即論戰“在認識唯物辯證法的價值上已經較從前的論爭(像人生觀論爭)公然以玄學的唯心的方法來標榜時進了一步，但並不是誰都真把握了唯物辯證法。”35此時，“玄學”之類理論在論戰者那裏早已成為不證自謬、不言自明的明日黃花，馬克思主義才是“時髦”。而那時學者們心目中的馬克思主義，除《新思潮》外，大體上不包括列寧主義在內36，所側重的方麵也頗為不同。那時，人們對馬克思主義，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理解，但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大革命失敗後，共產黨雖然在政治上遭受挫折，理論上卻迎來了一個全麵建設並走向成熟的時期，不僅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流行廣泛37，而且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政治理論戰線上獲得前所未有的地位。當時餘沈《經驗主義的、觀念主義的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經濟論》就說：“馬克思主義在一般被壓迫的群眾中已是一種最有權威的學說，不僅工人階級的先進分子要研究它，力求了解與應用它，即一些知識分子也為它所吸引，全部的或局部的接受其方法與結論。”這可以說是30年代中國思想界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現象。然而，對這一現象至今還沒有十分圓滿的解釋38。筆者以為，要真正探究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還得到“大革命”中去尋找。那個時候，以馬列主義立國的蘇聯實行雙重外交，既與國民黨打交道，又積極扶植共產黨，而國民黨領袖孫中山實行聯俄聯共的政策，實現了國共合作，這就使得不僅許多共產黨人，而且許多國民黨人也熱衷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討。雖然說國民黨內部派係重重，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始終就是分裂的，但是，由於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有契合之處，孫中山的思想占統治地位，孫中山本人也不排斥馬克思主義，尤其不排斥社會主義理論，因此就使得極右的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在大革命時期的國民黨中抬不起頭來。相反，倒是馬克思主義，在國民黨內部的共產黨人以及國民黨左派中間，得到越來越大的宣傳和強化。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大革命失敗之後，並且受大革命失敗的刺激，馬克思主義理論得到更加深入的應用。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右派雖欲扼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但一限於自身的理論力量的薄弱，二限於孫中山思想的“束縛”，三限於忙於戰事騰不出手，故隻能在階級鬥爭理論上作些反撲，卻無法全盤扼殺馬克思主義本身。事實證明，後人嚴重高估了30年代國民政府對馬克思主義的封殺程度。遠的不說，當時一些共產黨人（如彭真），不是在別處，而是在國民政府的監獄裏學習馬恩著作的。監獄當局所禁止的，不是馬恩著作，而是《水滸》之類造反書。相應的，當時國民政府所著重查禁的，是關於階級鬥爭一類的書刊。
論戰初期的焦點，集中在對中國當前社會基本經濟狀況的估計上，進而判斷中國當下到底是一個什麽社會。詳言之，就是當前的中國社會，到底是封建性經濟占主導，還是資本主義經濟占主導，由此再進一步確定中國社會的性質，為“中國革命”規劃方案。《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一專輯中比較重要的文章，有朱新繁的《關於中國社會之封建性的討論》，繼續強調中國社會的封建性。對此，胡秋原批評為“是將幹部派理論與托派以及任曙理論‘機械地’湊合起來的一個雜種意見，結局無非是一句老生常談：中國有資本主義經濟，也有封建經濟而已。”與此相對應的一類文章，則強調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程度，甚至認為中國當時已經是資本主義國家。例如“新從四川出來的”孫倬章（1932年溺死於普陀）用兩三月時間，寫了約20萬言的一本書《怎樣幹》39，《讀書雜誌》的廣告說此書“脫離黨派拘束，立於客觀態度，完全根據唯物史觀的理論對於各黨派作同一公正的批判。”他選取第3章發表，題為《中國經濟的分析》，說：“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差不多完全是資本主義在支配全社會的經濟。”因此，“一切經濟關係，都應受資本主義的支配。農村經濟中如土地買賣、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等等，均應以資本主義的法則來說明，才算合於馬克思主義，否則即算是修正了馬克思主義。”隻有認識到這一點，“一切革命的戰略和策略，方才有根據，方合於無產階級現在和將來的曆史任務。”在資本主義已經占支配地位的中國，“隻殘留上層建築物的封建勢力，此即為半殖民的特征，帝國主義統治的特征，所以，應由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民權革命，推翻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由民權革命轉變到社會革命，由工農民主專政，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向非資本主義的前途發展。”隻有在“工農革命勝利後，中國的產力，始有任其自然的生產力盡量發展的可能。”這種觀點更多地是來自“邏輯推導”，而非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實際，嚴重忽略封建性，既機械，又教條，實不如朱新繁的“雜種意見”更切合中國社會實際。
強調資本主義的發展程度，本來是“中國托派”的特點，但某些“新生命派”人員或其他某些缺乏派別背景的學者也這樣主張。例如，屬於“新生命派”的朱伯康在新發表的《現代中國經濟的剖析》中提出：“中國的農村生產，已經是很普遍地商品經濟化了。”“現在是帝國主義侵略下半殖民地的經濟現象。”“我們在大體上看來，中國現在的經濟是半殖民地的經濟，或者說是半殖民地下的半封建經濟。”結果，他的文章被一位讀者指責為“淺薄，自己尚未弄清楚，沒有成熟，有些地方人雲亦雲，有些地方我看不懂，有些地方自相矛盾，令人作嘔。”。胡秋原則說朱伯康的文章是一個新的“機械結合”。不過，朱伯康對“商品經濟”等等的強調，是為他的“前期資本主義”論斷服務的，而“前期資本主義”是具有封建性的。所以，同樣是強調資本主義的發展水平，在不同的學者那裏，其出發點以及強調的程度等等，是不同的。這一點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以免一概論之。
相應地看，托派對資本主義發展程度的強調，則是最高的。例如，屬於“托派”的王宜昌在《中國社會史短論》中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程度的強調，就構成了他這篇文章的基本特點。他說：“中國社會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了，封建製度是腐朽了，沒落了。陶希聖隻看見中國封建政治及上層建築的存在，《新思潮》派隻看見中國封建經濟的龐大的存在，而沒有看見它的沒落和資本主義的正在完成。”可見，在“封建”這一最小公倍數上，《新生命》與《新思潮》還是有契合之處的，隻不過一個看到的是上麵的“封建政治及上層建築”，另一個看到的是下麵並且決定了上麵的“封建經濟”。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沒有什麽派別背景的學者，居然也傾向於托派的意見。例如王亞南，就對所謂“幹部派”的觀點給予批駁。他在《封建製度論》中說：“論證今日中國尚有封建製度存在，尚為封建社會，那實在沒有根據。中國近世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雖然是被動的，殖民地的，但總不能不是變相的資本主義；也許說，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是頗不普遍的，畸形的，但大體上，全國確是為資本主義勢利所支配。”“我不承認中國今日還存有封建製度和封建勢力。”由此看來，托派的觀點確實不容忽視，不然就很難解釋何以那麽多非托派成員居然在結論上與他們“殊途同歸”。但是，這種主張顯然站不住腳，讓人覺得，作者隻是生活在概念的象牙塔中，隻會對理論概念作機械推演，對實際社會似乎沒有一點接觸。有些作者本人也很快認識到這一點，於是對自己的觀點進行了修正，如孫倬章說其文章“最後的一部分”“是誤會”，“本想刪除，而雜誌已印好，所以沒有刪”。王亞南文章印出後，忽然又給王禮錫寫信，“希望暫緩發表”，“因為他認為有見解不成熟的地方。不過已經印好。”40
由上述焦點出發，引申開去，論戰者或破或立，從現實到曆史，從理論到實際，從派別外部到內部，幾乎在所有問題上都產生分歧。如同屬托派的鏡園，在《評兩本論中國經濟的著作》中批評托派任曙的《中國經濟研究》否認帝國主義妨礙中國工業發展，否認中國問題的中心是民族解放與土地革命，因此得出一些安那其（無政府主義）的結論。又指責嚴靈峰《中國經濟問題研究》有兩個錯誤：不注意指出中國現有的封建剝削形式；不甚注意帝國主義妨礙中國生產力之發展。此外，也不認識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一方麵相當地發展中國工業，但也保存中國的落後關係。可見，同是托派，鏡園比任曙、嚴靈峰就實際一些。陳邦國《中國曆史發展的道路》則從“新生命派”的立場批評郭沫若：沒有正確的規定曆史發展的全過程，忽略了氏族社會發展階段；殷周之際是氏族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變，誤為是原始共產社會向奴隸社會的轉變；中國封建之形成是在西周，東周時代已在崩潰的過程中，卻說封建社會是東周以後形成的。這種批評顯然不是出自公認的標準，而是出自自定的標準，故帶有很大的主觀片麵性。
在論戰中，一些共產國際派共產黨人也表明了自己的見解。專輯中最值得重視的文章，就是1931年6月15日共產黨人張聞天化名劉夢雲自稱完成於日本東京的《中國經濟之性質問題的研究：評任曙君的“中國經濟研究”》41。
張聞天的文章寫得幹脆利落，清楚明白，給人印象頗深。他明確表達了中共對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的看法，對“托派”理論給予批判，反映了中共在社會性質問題上所達到的認識水平和理論深度。他在批判任曙時指出：“任曙缺乏政治經濟的常識與正確的階級立場。”“他是企圖用各種各樣‘左’的空談抹殺統治中國經濟與剝削中國民眾的帝國主義，充當了帝國主義的辯護士。隻看見商品關係，而看不見剝削關係，這是任曙君這類人的基本錯誤。”然後，他依據中國社會的階級狀況以及基本社會現實，提出：“現在不是中國經濟的繁榮，而是中國經濟的恐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隻能破壞中國經濟，而不能發展中國經濟，它隻能使中國的經濟殖民地化，而不能使中國的經濟獨立發展。隻有帝國主義的辯護士如任曙其人者，才會閉著眼睛夢想中國資本主義的繁榮時代。廣大的中國農民群眾，就是處在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軍閥官僚的重重壓迫之下，他們的不安分，他們的起來做反抗的革命鬥爭，實是這種壓迫必然產生的結果。”“正因為帝國主義的統治，封建勢力在農村中占著優勢，中國資本主義不能獨立發展，以及長期的經濟恐慌，所以一方麵使廣大的農民群眾貧窮化、乞丐化，使他們不能到城市中變為無產階級，而去當兵、當匪，或者大批的凍死與餓死，使地主們更加容易地利用他所集中的土地去加緊對於他們的剝削。”“在帝國主義、軍閥、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貸、資本家、富農等重重剝削之下的中國農村經濟，現在無疑的，是處在一個長期的恐慌崩潰的時期。”“然而這一切，在任曙等人看來，都是促進中國鄉村中生產力的發展的。但是在我們看來，要發展中國農村中的生產力，隻有打倒帝國主義、地主、買辦、商人、高利貸、資本家與富農的統治，隻有消滅中國農村中占著統治地位的封建剝削。”看得出，張聞天立論的一個支點，是對“剝削關係”的剖析。“剝削關係”主要是基於階級劃分得出的概念，它雖然也屬於經濟的範疇，但主要地不是一個經濟學概念。但是，張聞天的文章是中共在社會史論戰中推出的最有深度的理論力作，確實發人深省，刊出後胡秋原即給予高度讚揚，認為“有大部分意見為弟所共感而且含有許多有價值的暗示”，但也受到某些人批評42。
五 論戰的深入
繼第一輯專刊推出之後，《讀書雜誌》又於1932年3月1日、1932年8月1日、1933年4月1日先後出版三期社會史專輯，將論戰引向深入。這個時候，剛剛發生過淞滬戰爭，論戰與民族救亡的聯係顯得更加密切。到第4輯出版時，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更加深入，國民政府文化專製得到強化，王禮錫被迫出國，接手的胡秋原盡管力圖維持，但限於時局，舉步維艱，雜誌不得不於9月關門停刊。
爾後，論戰的陣地開始分散，主要通過《食貨》、《中國經濟》、《文化批判》等刊物繼續進行，討論的內容由現實社會及近代社會向古代乃至上古社會延伸，討論的熱烈程度和意識形態色彩明顯減弱，學術深度卻得到加強。關於中國社會形態問題的討論，主要是在1933年之後進行的。所以，社會史論戰的高潮雖已過去，但論戰本身卻沒有結束，而是在1933年後轉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這三個專輯發表的文章依然保持著強烈的論戰性，依然受到社會廣泛關注，但表現出一個新特點，就是開始從方法論上強調對馬克思主義原典的辯證掌握，對機械和教條的情況提出批評，對論戰本身進行總結和反思。這表明，論戰確實在深化，對馬克思主義曆史理論的掌握也在深化。
例如，王禮錫《論戰第二輯序幕》(作於1932年3月10日)從方法論角度說明“唯物辯證法是不容易把握的”，指出：
非封建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非資本主義社會即封建社會，中間不容有其他過渡形式的存在。這是何等機械的觀點！任曙的“代表論”，以帆船代表封建社會，以輪船代表資本主義社會，就輪船與帆船的消長的比較，以確定中國的社會形態。這是何等機械的觀點！
這話作為一種原則，是不錯的。接著，他強調了正確掌握方法論的重要性，提出：“從方法論上的辯論是最正確的辯論。更明顯些說，對於中國社會史的論爭的解決，還在於方法論的解決，也就是唯心與唯物、機械與辯證的爭論。雖然誰都以唯物自居，而時常會陷於唯心的魔窟；誰都以辯證自居，而時常會拘於機械的公式。誰正確地把握了這方法，問題的解決就在誰的手裏。”“唯物辯證法是實踐的方法。關於離實踐而孤立的思想的討論，那是經院學派的論爭，唯物辯證法，是離不開實踐的。如果問題還懸在空中，那就是沒有把握住唯物的辯證法。如果誰把握了正確的唯物辯證法，誰就能解答中國社會形式的史的發展如何，中國現在是怎樣的一個社會，並且還可以解答中國革命的路向如何？我們應當怎樣走？”這種對方法論特別是對方法與實踐相互結合的強調，確實具有很強的針對性，表明王禮錫的眼光銳利而準確。
對論戰本身進行及時總結和反思，主要是由“托派”進行的。王宜昌《中國社會史論史》完成於1932年2月6日，為後人留下一份可資參考的寶貴材料。他提出自己的總看法說：“中國社會史的科學研究，隻有立足於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的觀點上才能完成。”就是說，隻有“屬於無產階級見地的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才能得出科學結論。李季《對於中國社會史論戰的貢獻與批評》也對論戰中的各家觀點作了介紹和批評。杜畏之《古代中國研究批判引論》則著重對“新生命派”進行批判，總結了該派的行情漲落。餘沈《經驗主義的、觀念主義的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經濟論》（1933年2月19日）則從“托派”內部鬥爭的角度提出：論戰文章有三種傾向：經驗主義趨向，以劉夢雲、鍾恭為代表；觀念主義或主觀主義的趨向，以嚴靈峰、任曙為代表；馬克思主義的趨向，以劉鏡園為代表。這裏以觀念或主觀主義來概括嚴靈峰、任曙，非常準確，但把托派劉鏡園（即劉仁靜）當作馬克思主義代表，將劉夢雲說成經驗主義，則表明了作者的宗派偏見。實則，托派的最大問題，就在於忽視“經驗”，即現實與實踐。但不論怎麽說，總結雖然主要出自“托派”之手，還是不同程度地對社會史論戰的過程有一定的真實反映。
隨著論戰的深化，論戰各方的相互攻擊、甚至謾罵也更加升溫。朱其華在《動力派的中國社會觀的批判：中國經濟現狀的估計》（1931年8月5日寫於普陀山中）中回擊嚴靈峰的批評，說：“像嚴靈峰這樣一味胡亂罵人，至多成了三家村的潑婦。嚴君說他要打我的眼睛，可惜他自己就是一個瞎子。我的眼睛沒有打倒，反而打了他自己的額角。”孫倬章《秋原君也懂馬克思主義嗎？》（1931年12月29日）則回敬胡秋原“粗鄙武斷，不懂馬克思主義，實足駭人聽聞。”說對方“不是一位信任真理的學者，隻是一個依附勢力的勢利之徒。”陶希聖《漢儒的僵屍出祟》（1933年2月5日）罵李季寫文章不嚴肅，“隻見四萬字、八萬字、二萬多字等數目的排列，一搖筆就是幾萬字，並且隻需五六天或三兩天就成稿，這是可驚的記錄了”，結果“竟與漢儒握手”，成為“僵屍出祟”。李季《對於中國社會史論戰的貢獻與批評（二續）》則譏諷陶希聖誤“伐閱”為“階級”，是“可笑之至，無識之尤”，說陶希聖是“江湖術士”、“江湖士大夫”。王宜昌《中國封建社會史》(1931年12月24日)也說陶希聖“隻是本著混亂的思想，混淆地胡說不清”。這些，當然已流於意氣之爭。
盡管如此，論戰的深入還是強化了唯物史觀的地位，彰顯了中共所主張的中國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觀點，在研究方法上也開始逐漸克服教條與機械的毛病。從這個角度看，無論反對抑或讚成中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論”，客觀上各派都對這一觀念的形成作出了貢獻。因為，並非先有了一個中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理論，而後大家進行討論。實際情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理論正是在討論中形成並豐滿起來的。中共早先隻是對這一理論有些朦朧的認識，經過這場大論戰，認識才深化和完整起來。到《讀書雜誌》的中後期，這一理論被突出出來。反對它的人，也必須嚴肅地從理論上正視它了。例如，胡秋原《略複孫倬章君並略論中國社會之性質》（完成於1932年3月2日）本著“唯物史觀者，是唯物辯證法的曆史解釋”的思想線路提出：“要解決中國社會問題，不僅要唯物地理解現代社會中之辯證的關係，辯證地理解中國社會之物質基礎，還要追溯中國社會之曆史的發展。”“唯物史觀者，是唯物辯證法的曆史解釋。唯物史觀者，是從辯證法唯物論之見地，認識人類之社會構造，曆史發展的。”但是，他反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主張，提出：
中國現在是國際帝國主義殖民地化的先資本主義社會，而先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建築在封建式剝削之上的，所以也可以說中國社會是次殖民地的封建社會。最高的統治者是帝國主義，最受剝削的是農民。而先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形式，還是封建式的剝削，帝國主義又要維持這剝削製度，所以現在中國社會經濟，也可以說是一個半殖民地化的封建社會經濟。近來有一部分人說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僅語病不免，而且一半殖民地一半封建，也未免機械將兩者分離，而不知對立物之統一。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前，中國已經進入先資本主義階段，即商業資本與高利資本統製小農經濟與家庭手工業的社會，而為這社會之基礎的，無疑還是農民剝削製度。
這裏雖然不同意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判斷，卻表明，“兩半”的論斷已經越來越被人們所接受，成為一種具有說服與影響力的理論。而且，胡秋原繞來繞去，實則也是在“兩半”的旁邊兜圈子，隻是語氣上還倔強、還不肯承認而已。就此而言，說中共的“兩半論”得益於中國社會史論戰，當是符合曆史事實的結論。
該文本人是我寫作中的《社會史大論戰：1927－1937》一書中的一章，原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1999年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此為改定本。
注釋:
1、 《讀書雜誌》創辦前，《新思潮》、《動力》、《新生命》已經在討論中國社會性質問題。
2、 賈植芳：《〈王禮錫傳〉序》。《王禮錫傳》，顧一群、王士權、王效祖著，四川大學出版社，1995年。
3、 參看顧一群、王士權、王效祖著《王禮錫傳》。第33－34、39頁。
4、 顧一群等著《王禮錫傳》，第53頁。
5、 顧一群等著《王禮錫傳》，第60頁。
6、 《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4輯《編後》。
7、 《雙山回憶錄》，第178頁。另參看唐寶林《中國托派史》，第133－134頁。陶希聖為《新生命》派首領，斯大林派即《新思潮》派，反對派即托派。
8、 參看李敏生《胡秋原著作目錄提要》，載李敏生主編《胡秋原學術思想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436－442頁。
9、 上海神州國光社，1932年。
10、 魯迅：《論“第三種人”》、《又論“第三種人》。參看陳漱渝主編《一個都不寬恕：魯迅和他的論敵》，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6年。第291－328頁。
11、 關於胡秋原主要見解的討論，可參看張大明《胡秋原“自由文學”論的意義》，載李敏生主編《胡秋原學術思想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240－245頁。
12、 蘇汶文章為陳漱渝主編《一個都不寬恕：魯迅和他的論敵》所附錄，分見第303、305、307、309、323頁。
13、 參看（台灣）薑新立：《胡秋原與馬克思主義》。文曰：“社會主義既為新潮，則一切好學深思之中國青年對社會主義或科學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發生興趣乃是潮流所趨，不足為異。”載李敏生主編《胡秋原學術思想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181頁。
14、 轉引自薑新立：《胡秋原與馬克思主義》。
15、 胡秋原曾經這樣說：“1934年末我受第三國際中國代表團之邀到莫斯科，幫助他們宣揚全國合作對日抗戰，我完全讚成中共新政策。但我看出蘇俄所行者並非馬克思主義，其社會主義甚為浪費。當時莫斯科大審開始，我極為驚異和懷疑。更重要的，是他們已將外蒙古劃入蘇俄版圖。斯大林又片麵將中東路賣與日本，而以歡迎梅蘭芳和胡蝶到莫斯科表演，作為對中國之補償，或塞住中國人抗議之口，而他是成功的。”“馬克思曾說他的學說不能應用於西歐以外，不能應用於俄國，他也不曾主張蘇維埃。恩格斯說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專政，而巴黎公社還是多黨製的。所以蘇俄的馬克思主義，或列寧主義，是東西歐馬克思派從來不相信的。”胡秋原：《答謝之詞》，見李敏生主編《胡秋原學術思想研究》第36－37頁。胡秋原的這種改變，與1923年12月從蘇聯考察回來的蔣介石頗有類似之處。“對蘇聯的考察，蔣介石吸取了蘇聯政治和軍事組織的某些經驗，對蘇聯紅軍及托洛茨基都留下了較好的印象，但總的來看，他對蘇聯的態度由向往變為疑忌、反感。蘇聯政府在中國追求特殊權益的外交方針，‘集中主義過甚’的社會政策及其以國民革命為過渡時期的中國革命思想都使蔣介石深為不安，回國後，他開始批評蘇俄政權，對孫中山的聯共政策持保留態度。”蔣介石說，他這種變化，“乃是實地考察的結果。”見黃道炫：《民國興衰》，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78頁。法國作家紀德《從蘇聯歸來》之典型意義，在此得到切實印證。
16、 參看胡秋原：《我與中國共產黨》，見《中國的噩夢》，香港自聯出版社，1955年。
17、 《讀書雜誌》2卷4期，1932年。
18、 《讀書雜誌》2卷9期，1932年。
19、 《文化雜誌》創刊號，1932年。
20、 《讀書雜誌》3卷3/4期，1933年。
21、 王宜昌認為周穀城是《新生命》派，這無庸諱言。按周穀城自稱在關於中國社會方麵著有三本小書，即《中國社會之結構》、《中國社會之變化》、《中國社會之現狀》，均由新生命書局分別於1930、1931、1933年出版。寫於1930年1月10日的《中國社會之結構·弁言》則說，該書“第一章第二節頭一項政治製度，我因同陶希聖先生談話，受了他的暗示，自己的見解變了，很想再寫過或修改一下。”這當然隻是最簡單而表麵的證據。
22、 上海聯合書店，1929年。
23、 上海新生命書局，1929年。
24、 上海新生命書局，1930年。此書因“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鼓吹中國農工參加階級鬥爭詆毀本黨與政府”而被列入國民黨的查禁名單。見張靜廬輯注《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乙編，第181頁。
25、 上海聯合書店，1930年。
26、 上海聯合書店，1930年。
27、 上海新生命書局，1931年。
28、 上海新生命書局，1932年。
29、 上海新新出版社，1933年。
30、 中國研究書店，1936年。
31、 見王禮錫1931年11月12日《第三版卷頭言》。
32、 見劉英士對熊得山著《社會主義之基礎知識》的評論，載《新月》第2卷第3號，1929年5月。
33、 王禮錫《論戰第二輯序幕》。
34、 那時候，不相信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畢竟占多數。例如清華北大各大學中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大都不相信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列寧主義。
35、 王禮錫《論戰第二輯序幕》。
36、 明確區分馬克思主義與馬列主義的，是胡秋原。將馬克思列寧主義連用的是孫倬章。
37、 參看君素《1929年中國關於社會科學的翻譯界》、丁瑉《記北方人民出版社》。而1931年9月公布的國民政府查禁的228種書刊，大部分為“鼓吹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提倡布爾什維克”、“宣傳共產主義”、“普羅文學”等。見張靜廬輯注《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乙編，中華書局，1955年。
38、 鄭超麟即說：“革命失敗，但為革命基礎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反而風行起來，這個離奇現象是頗難解釋的。曆史上沒有先例。各國過去的革命，每次失敗之後，革命理論總要消沉一個時候的。例如，西歐1848年以後的時期和俄國1905年以後的時期。"他解釋這一現象的形成是由於"中國太過於地廣人眾而又交通不便"等特殊狀況，"正是這個特殊狀況，1929年後四五年間中國出版界才能風行馬克思主義書報的，――因為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群眾，主要學生群眾，被1927年無產階級革命喚醒了，雖然來不及參加這個革命，但表示同情，並希望了解這個革命及其理論前提。"但他也承認自己的解釋並不圓滿。見《鄭超麟回憶錄》，東方出版社，1996年。第207－8頁。
39、 又名《中國革命問題批判》，共14章。另著有《社會主義史》，商務印書館，1924年。據《王禮錫致胡秋原》，此人“從前在法國和朋友發起中國社會民主黨，這個黨在中國已經沒有發言的地位，他自從對於社會民主黨不滿意而退出以後，就再沒有幫口了，所以類似這篇文章一樣他還有二三十萬言，終於找不著發表的地方。”
40、 王禮錫《編者的話·關於參加中國社會史論戰者的一些消息》，《王禮錫致胡秋原》。
41、 此文已收入《張聞天文集》第1卷，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張聞天早年曾在日本求學，此時剛從莫斯科回國不久，任中央宣傳部長，該文完成於上海，特意寄往日本，再由東京友人寄回上海發表。參看程中原著：《張聞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第126頁。呂振羽1936年時曾說，這時期的史學研究“除去劉夢雲等的少數幾篇論文外，又大多不外是政治成見的扮演或詭辯。”見蔣大椿主編：《史學探淵：中國近代史學理論文編》，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786頁。
42、 見《某君致王禮錫》。
文章來源：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