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 1950年在台北就義的中共地下黨員朱諶之烈士遺骸尋訪經曆。
這是一個尋找的故事。女兒尋找母親，學者尋找曆史，作家尋找英雄。
這是一場跨越數十年時空和海峽兩岸的尋找，這場尋找，承載著太多親情、政治、曆史和民族的恩怨情仇。
1950年，中共台灣地下黨組織由於叛徒出賣，遭到毀滅性的破壞，數以百計的黨員被捕並遭殺害。其中最著名的地下黨人，是原國民黨國防部次長吳石和他的聯絡員——中共華東局特派員朱諶之(又名朱楓)。
49年後，台灣著名記者、民間曆史研究者徐宗懋在塵封的資料中翻出了一批血淋淋的槍決照片，並在台北向公眾展出，在解嚴後的台灣引起巨大的轟動。
2000年12月，山東畫報社《老照片》刊出徐宗懋的《戰爭後的戰爭》一文，披露了這段曆史。這些首度在大陸刊載的照片，立刻引起了注意。隨後，《老照片》收到朱諶之在南京的女兒朱曉楓的來信，那些老照片激活了她對母親的思念與哀慟。
與朱曉楓同城的64歲作家馮亦同，這幾年也在不倦地“尋找”朱諶之。上世紀90年代中期，馮亦同在一本史料雜誌上知道這個革命女性的傳奇一生，立誌為她寫一本傳記。
2003年2月7日春節期間，朱曉楓和丈夫以及馮亦同與徐宗懋在上海會麵。在上海科技館裏，與朱家素昧平生的徐宗懋接受了朱曉楓的委托，尋找她母親朱諶之的遺骸，這對他而言，是“不可承受之重的情感任務”。
徐宗懋最終沒有找到這位烈士的遺骸，然而長達兩年多的尋找，已讓他飽嚐曆史與現實雙重衝擊的辛酸苦辣。他最後將這段經曆的前因後果寫成一篇長文，題目叫《其實我們懂得彼此的心》。
今年4月，隨著連戰訪問大陸，國共實現曆史性和解，兩岸關係迎來破局。在此背景下，這段一個台灣人尋找共產黨烈士的故事，則更顯得別有意味。它使我們清晰地看見，在海峽上空糾葛了數十年的黨派鬥爭與仇恨的消解，和在這一切之上的民族大義和人性的凝視。
一個女兒的哀思
終於見到母親臨刑前的麵容時，朱曉楓已經70歲了。而母女倆最後一次團聚，是在54年前。
她們的生離與死別都與台灣有關，但在1939年9月，朱諶之把9歲的女兒送進台灣少年團時，又怎會知道這一點呢？
這是台灣愛國人士李友邦將軍創辦的全國最著名的兒童抗日團體之一，在這裏，朱曉楓一呆就是6年多，她學會了跳舞、唱歌和宣講，14歲就入了黨，能說一口流利的閩南語——這也是台灣給她最早的印象。
1946年2月，台少團解散，朱曉楓回到上海家中跟母親團聚了三個月，這成了她一生中最幸福的3個月。那時，朱諶之在中共所辦的一家紗布公司主管財務，每天中午，朱曉楓都去這家公司與母親一起吃飯。
3個月後，朱諶之把女兒送到吳淞口一個渡船碼頭，給她一塊金鎖片，囑咐她多寫信，並把她的名字改成陳明珍，以防路上被國民黨查獲。這是母女倆最後一次見麵。從這裏，朱曉楓進入解放區江蘇淮陰，後成為一名軍醫大學生。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正在華東軍醫大學的朱曉楓接到母親從香港發來的信件，希望她到廣州來見上一麵。但朱曉楓卻因紀律嚴謹不能請假，而錯過這最後一次母女團聚的機會，這讓她抱憾終身。
1951年，畢業分配到南京軍區衛生部的她接到母親遇難台北的消息，自此改名朱曉楓，作為對母親的紀念(朱諶之又名朱楓)。此後半個多世紀裏，她隻能在母親留下的少數書信與照片裏回憶母親的溫存。讓她痛苦的是，清明節裏想為母親掃墓，但連可掃的墓都找不到。
這種失落悵惘在歲月流逝中沉澱成淡淡思緒，直到看到徐宗懋發表的那張老照片。
一段迷霧中的曆史
“我一下子回到了50多年前的上海家中，母親穿著在家裏經常喜穿的小花旗袍，上身加一件毛絨背心，臉上仍是那樣消瘦。我心裏很難過，我在想，當時她腦子裏，不知道在想什麽，她可能在想我吧！但是，我說不出來。”照片中，朱諶之雙手相覆，筆直靠在法庭欄杆前，看著正低頭寫遺囑的吳石，臉上沒有任何表情，似乎她置身事外，身後團團簇簇的軍警跟她毫無關係。這時死刑消息已經下達，馬上即要五花大綁送往刑場。
“吳石案”是國民黨退守台灣後製造的第一宗政治大案。1948年春夏之間，任國民黨國防部高級將領的吳已經開始暗助中共，同意提供重要軍事情報並策反國民黨軍隊。1949年6月赴台任國民黨國防部次長前，吳特意將一對兒女留在大陸。不久，華東局特派地下情報人員朱諶之赴台，與吳石進行聯絡。
剛到台灣的國民黨麵對飄搖政局，加強內部高壓。1950年1月，中共台灣地下黨負責人蔡孝乾被逮捕，隨即叛變供出所有地下黨員名單，其中四百多人被抓，書記以上未投降供出同誌者悉遭槍決，中共台灣省工委會幾乎徹底瓦解。
在吳石幫助下，朱諶之乘空軍飛機從台北飛到仍在國民黨控製中的浙江定海，準備坐船前去共產黨控製的上海，被國民黨保密局發現行蹤，立即通知定海方麵予以逮捕，幾乎同時吳石亦被捕。在舟山沈家門羈押時，朱諶之從皮衣夾縫中剝出金鏈、金鐲，分四次把有二兩多重的金屬吞服，發現後被緊急送往台北搶救。
“朱諶之是國民黨研究的一個活體標本，”徐宗懋說，“研究台灣政治史的人都讀過台灣情治單位編印的內部教學材料《曆年破獲匪黨組織叛亂案編錄》，其中‘吳石案’綜合檢討中對朱諶之頗多解析，甚至像是褒揚狀。”
檢討說:“……(二)共匪運用女匪幹朱諶之，與台省警務處電訊管理所主任王昌誠(王經查明無罪恢複公職)之至親關係辦理入境證及寄居王家，以掩護身份工作，此種大膽深入之方式，頗切合秘密工作之要求。(三)共匪運用黨性堅強、學能優良之女匪幹，擔任交通聯絡工作，極易減少外界注意與達成所負任務。(四)朱匪於捕瞬間吞金企圖自殺，證明其應付事變，早做準備，匪幹此種維護重要工作，不惜個人生命的紀律與精神，誠有可取法之處……”
朱諶之被殺害後，她的遺骸去向成了一個沉甸甸的謎。
與朱諶之同天就義的吳石中將，由其部下收屍入土。1975年吳石被大陸追認為革命烈士。其夫人於美國病逝後，在世紀之交的一個吉日，其子女將父母骨灰遺骸一起奉回大陸，葬於京郊福田公墓。這越發讓朱諶之後人想找到她的下落。
一批照片的重生
幾乎每年春節，徐宗懋都會帶孩子到大陸遊玩，“培養他們對大陸土地的自然情感”。
徐宗懋從來不掩飾自己對中國文化和中國曆史的強烈熱愛與認同。
1980年從輔仁大學西班牙語專業畢業的徐宗懋，做過導遊、廣播記者，1983年底進入《中國時報》並一呆17年，上世紀80年代國際上幾次大的戰爭，從尼加拉瓜到洪都拉斯、利比亞、柬埔寨、埃塞俄比亞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也成為台灣名噪一時的戰地記者。
2000年他離開新聞界，創立了台灣文史工作室，開始投入他熱愛的曆史研究工作。“這些年‘台獨’對中國曆史的扭曲太嚴重了，我能做的就是從民間的角度來糾正這種扭曲。”
正是這種對曆史的使命感使徐最終與朱諶之的故事結緣。1999年的一個夜晚，徐宗懋在一家報社的相片櫃最底部翻出一個沾滿灰塵的袋子，上麵寫有“奸偽”二字。打開以後，赫然看見的是一批血淋淋的槍決照片，發布單位是“軍事新聞社”，時間是1950年。這些照片是“國防部”發往特定新聞單位，以便刊在報紙上作為警示之用，不過由於畫麵過於血腥，絕大部分均未公布過。後來，徐宗懋向該報購買了這批資料。
2000年，龍應台就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不久，即見到這些照片。頗想有番建樹的她，決定以“文化局”名義在“二二八紀念館”地下展廳舉行特展。
“今天回頭看，這是一個極為勇敢的決定，”徐宗懋說，“盡管過去10年台灣掀起一股平反風，尤其1993年六張犁公墓發現被槍決的左翼人士的墳地之後，過去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也陸續公開站出來。但是，在長達50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教育後，把共產黨員以某種正麵形象展示出來，無論其中強調何種人權或人道思想，其結果必然不可能是風平浪靜的。”
“但這一關一定要過，一個強調人權是普世價值的社會必須要從自己最陰暗的地方開始，這個標準必須真正內外一致，否則那些漂亮的人權說詞和承諾最終隻是掩蓋自己、打擊政敵的工具罷了，過去的曆史已反複證明了這一點。”
時任台北市“市長”的馬英九同意了這項特展計劃，並臉色凝重地出現在這個名為“1950年仲夏的馬場町——戰爭、人權、和平的省思”特展展廳裏。由於選題特殊以及新史料的出土，一時觀展者雲集，媒體亦作廣泛報道。有人慶幸“沒有出生在那個白色恐怖年代”，有人呼籲“但願這曆史的悲劇永不再來，讓恐懼永遠消失”、“願今天台灣的人民記取教訓，放下仇恨一頁”，有人反思“這是中國人的不幸，為政者不可不慎，勿以眾生為芻狗”。
事實上，反應最激烈的是“台獨分子”。長年來，他們一直宣揚過去反抗國民黨的都是“反抗外來政權”，但這項展覽除了強調尊重人權之外，客觀上也指出了一項基本的曆史事實，即兩岸分裂是源於國共內戰的民族創傷，顛覆了“台獨”的論述。為此，“台獨分子”連續幾天在紀念館外示威抗議，說展覽“扭曲曆史真相”，還對龍應台進行了諸多人身攻擊。
“看來揭露曆史真相確實會引發情感的掙紮，帶來痛苦超過帶來慰藉，但如果社會要繼續前進，隻能不斷麵對過去的痛苦，並在沉澱中獲得心靈的解放，取得真正的進步。”
而這種麵對、沉澱和進步，正是徐宗懋一直在努力想要達到的效果。
一個作家的尋找
就在徐宗懋發現那批老照片的數年之前，南京作家馮亦同也開始了他尋找朱諶之的曆程。
今年10月，馮亦同剛剛完成朱諶之傳記的寫作，20萬字。“最早我給書起名就叫《尋找朱楓》，我尋的是朱楓的精神，尋的是一個富家知識女性為了理想而慷慨悲歌的曆程。”
上世紀90年代中期，馮亦同在一家史料雜誌上開始知道這個革命女性的傳奇一生。
朱諶之，原名朱楓。1905年出生於鎮海名門，1921年考入寧波女子師範，參加過“五卅”運動。1927年遠嫁鎮海籍沈陽兵工廠大技師陳某續弦，3年後生下朱曉楓。“九一八”事變後，全家回鎮海居住，翌年夫病故。抗戰爆發後加入中共領導下的新知書店(三聯書店的前身之一)做書刊郵購、會計等，其間與同在書店工作的共產黨員朱曉光結合。
1945年入黨，1949年中共華東局為了與去台灣的吳石重新建立聯係，挑選了朱諶之作聯絡員，因為朱前夫的女兒陳誌毅與其丈夫王昌誠人在台灣，具有一定的社會關係。1950年1月14日，朱在台北發信給上海友人，稱“鳳將於月內返裏”，孰料半個月後蔡孝乾被捕，“鳳”從此不返。
那時，馮亦同在南京市作協主持日常工作，有意組織作家撰寫朱諶之傳記，但最終未實施。幾年後，《戰爭後的戰爭》一文及朱諶之冷對法庭的附圖，因其“強烈的現場感”，讓他“活生生看到了一個堅定革命知識女性在特定年代的慷慨悲歌”。他當即決定親自為心中的女英雄立傳。
“可以說，徐宗懋給了我追尋英靈的一把鑰匙，也是我非常重要的線索人。雖然由於兩岸體製與意識形態不同，造成我們的立場與觀察角度不完全等同，但我們的尋找是共同的，那就是還原朱諶之，給後人予慰藉。”
三方會麵尋找開始
走進那片破敗的公寓區時，徐宗懋匆忙的腳步開始滯緩。他按照地址，按響了一間房屋的門鈴。一個穿汗衫的老頭打開房門，一股酸腐氣味隨之溢出，可以看出這是一間狹小的居室，陳設簡陋並有些雜亂。“請問您是王樸先生嗎？”徐宗懋問。“是啊，有什麽事？”老者一口純正的北京腔。“您以前是不是在警務處工作？”“沒有！”
徐宗懋熱騰騰的心霎時被澆熄了，而就在他來這之前，他還興奮得差點給朱曉楓打電話，說他找到了一個和她姐夫同名的人。他想那可能就是自己要找的人了。
2000年和2002年，徐宗懋把這些照片和相關史料相繼披露在山東畫報社《老照片》和《鳳凰周刊》上。
《老照片》主編馮克力回憶起當時說，在編發稿件時也有些忐忑，畢竟大陸媒體從未有詳細披露中共地下黨在台灣被破壞的經曆。但他和同事激烈討論後，傾向認為“把這段史實如實披露，還是對應了海峽兩岸包括國共兩黨尋求和解的大趨勢”，最後以標題《戰爭後的戰爭》發表。
“結果不但沒有任何負麵反饋，《老照片》讀者還評出這是他們最近一年來最喜歡的文章。”馮克力說。
《老照片》隨即便收到了朱曉楓的來信，2003年2月6日，朱曉楓和丈夫以及62歲的南京作家馮亦同從南京趕到上海。同一天晚上，徐宗懋趕到上海。
這是一個沒有太多陽光卻溫暖喜慶的春日，幾年後雙方都還記得當時的場景以及天氣狀況。在嶄新的上海科技館裏，徐宗懋一麵給兩個孩子講解，一麵和朱曉楓三人交談。很奇怪，他們都覺得對方已經是自己的多年老朋友。
朱曉楓對徐宗懋說:“我已經老了，唯一的心願就是希望死前能迎回母親的遺骸。”
朱曉楓告訴他，朱諶之曾寄居在台北女兒阿菊(又名陳誌毅，是朱諶之前夫與其原配所生)家中，被害後，應該是阿菊丈夫王昌誠(又名王樸)收的屍。兩岸關係鬆動後，朱曉楓曾數次托人尋找，這些友人查到王昌誠25年前警務處宿舍的電話及地址，不過造訪時才發現該處早改建為公寓大廈；此外他們也查過台北幾百座政治犯墓碑中並無朱諶之的名字，因此追查姐夫王昌誠一家的下落成為唯一線索。
朱曉楓寫下一張委托書:“……代尋姐夫王昌誠(王樸)，約1945年前後赴台，1950年任台灣警務處電訊所主任。姐姐陳誌毅(又名陳婉如、陳遠馨、陳蓮芳)，1920年10月5日生，……。”
回到台北後，徐宗懋據此向台北“市府”申請尋人，市“警察局公共關係室”受理。大約兩周後，承辦人員來電，說他們過濾了16個“王樸”的名字後，發現其中一位年齡與省籍背景的老人相當符合陳述，並將其人的住址傳真給徐，於是便有了本小節開頭的那一幕。
遲來40年的紀念
通過戶政登記查找遇阻後，“在沒有其他有效資源和無錢聘請私人偵探的情況下，隻能訴諸媒體了”。一個多月後，徐宗懋帶領台灣TVBS電視台記者來到南京，在朱曉楓家中進行拍攝。
2003年台灣《中國時報》發表《返鄉安息朱曉楓尋母遺骸》，同日，TVBS電視台播出對朱曉楓專訪，隨後兩岸一批媒體轉載。
但就像幾顆石子丟進大海，徐宗懋沒有接到一個反饋電話，台灣社會上似乎也沒有反響，“也許，在經曆多年反共宣傳之後的台灣社會，還不知道怎麽麵對這種通過媒體公開尋找當年中共地下黨員的做法，大家都不知道說什麽好”。
大陸方麵，善意的人們卻焦急得不想再多等了。北京有關部門開始征求朱曉楓的意見:遺骸迎回大陸後，是安葬故土還是選擇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朱諶之故鄉浙江鎮海中學的校長也打來電話，希望烈士能回到她出生的地方。1995年，朱諶之少女時代的書房並入鎮海中學校區，立名“朱楓烈士紀念樓”，以供後人緬懷。
隻有朱曉楓和她的家人才明白這些意味著什麽。
195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朱諶之家屬頒發了《革命烈士光榮證書》，但此前朱諶之的入黨介紹人、新知書店負責人徐雪寒給朱曉光書信一封，內雲“有關同誌認為台灣未解放前公開紀念她是不相宜的。我也這樣意見”。
當各種政治運動席卷全國的時候，身為國際書店總經理的朱曉光亦被打倒、揪鬥，抄家者闖進他家將朱諶之珍貴的遺物查抄帶走，還說:“有人在台北街頭看見朱楓跟國民黨軍官手挽手地走路，她已成了國民黨的特務……”
“這時父親的處境非常危險，經常被揪到不同地方批鬥，隨時可能被打死。回家時，他就跟我們幾個孩子說，如果哪天他失蹤或死亡了，一定要堅信烈士媽媽絕對是真正的烈士。”朱曉光的女兒朱月回憶說。
朱曉楓一直珍藏著母親的一張照片。離港潛台前1個月，朱諶之身穿淺色短袖旗袍，麵頰豐腴，眼含笑意，靜靜坐在一張鋪著方格台布的茶幾旁定格了這個瞬間。這時她已經決定放棄原先與家人團聚的計劃，奉命前去台灣接受新任務。在照片背後，她寫下幾行小字:
她已深深體驗著:
“真實的愛”與
“偉大的感情”，
從此，
將永遠快樂而健康！
“文革”期間，朱曉楓因在台灣少年團呆過也受到“一般性審查”，但她無法忍受對母親聲名的汙辱，開始寫信給組織要求予以澄清。直到1983年4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調查部”作出《關於朱楓同誌的組織結論》，肯定“朱楓同誌在敵人麵前表現出一個革命者、共產黨人為革命、為人民忠貞不屈的革命精神”，並指出“十年動亂期間，凡對朱楓同誌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應該一律推倒，凡因由於對朱楓同誌的誣蔑而遭到牽連的親屬，在政治上應恢複他們的名譽和享受應有的政治權利”。
1990年6月29日，“朱楓烈士犧牲40周年紀念座談會”在京隆重舉行。
找到了彼岸的姐姐
2003年12月，深秋的太陽照在台北馬場町紀念公園裏那塊突兀隆起的綠色土丘上。一個北京來的中年男子緩緩走近，他看到了刻在大理石碑上的碑文:
１950年代為追求社會正義及政治改革之熱血誌士，在戒嚴時期被逮捕，並在這馬場町土丘一帶槍決死亡。
現為追思死者並紀念這曆史事跡，特為保存馬場町土丘，追悼千萬個在台灣犧牲的英魂，並供後來者憑吊及瞻仰。
在六張犁公墓，中年男子問管理人員:“這裏有叫朱諶之或者朱楓的嗎？”
這名男子是朱曉楓在北京的大女婿，他利用赴台訪問機會代嶽母實地憑吊、緬懷。朱曉楓一直找不到合適的機會實現這個願望。她其實是對尋找母親遺骸不抱什麽希望了。
2005年2月，徐宗懋突然想到了一個認識多年的朋友林正修，他曾投身社會運動，去年底辭去台北市“民政局長”職務。徐宗懋覺得，除了他熟識戶政管理人員，現在無官一身輕之外，還有他生性仗義執言，愛好文史，過去也舉辦過許多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紀念活動，完全理解自己的追求。
“當時我有一種莫名衝動和預感，覺得這次會有突破”。果然春節後不久，林正修帶來好消息:王昌誠已經過世，但陳蓮芳(即阿菊)還在，他找到了。
4月19日大早，兩人在一家老人健康療養院門口碰麵。林正修出示一份戶籍資料影印件，上麵寫著:“陳蓮芳，出生地:浙江省鎮海縣，父:陳傅良，母:朱氏。配偶:王昌誠(歿)”這正是徐宗懋要找的人。
兩人來到療養院4樓，小姐客氣地把他們引到一間複健房，阿菊正坐在健康椅上，從資料上顯示她85歲了，可看起來臉色紅潤。林正修馬上幾句噓寒問暖，老太太也以和顏悅色相報，接著跟他們到另外一間無人的小禮堂去談。徐宗懋開門見山地說:“我受您的妹妹朱曉楓的委托來看您！”
“妹妹？”老太太衝口而出:“我沒有妹妹！”徐宗懋解釋:“她是您同父異母的妹妹呀！”
“老太太好像一時還轉不過來，覺得我提的名字很陌生，同時臉色變得凝重，變成麵對來路不明人士的警惕。”徐宗懋便提到她的繼母朱諶之，老太太馬上回應:“朱諶之是共匪，跟我沒關係，我們一家都是國民黨。”
徐宗懋趕緊從包裏拿出朱曉楓的委托書。老太太看著上麵有自己的名字，若有所思，臉色也漸漸緩和下來。她已經記起朱曉楓這個小妹妹:“我跟她不太熟，不過，她那時候好像不是用這個名字。”
這段往事開始在兩人間架了一道橋梁，徐宗懋繼續追問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前來的唯一目的:“朱諶之被槍決後，是您的先生收的屍？”老太太說:“沒有，我先生為了這事還被關起來查了幾個月，屍體是政府處理的。”“您知道埋在哪裏嗎？或火化後放在哪裏？”“不知道，這件事我們都不知道。”
“那您妹妹來台灣，您會見她嗎？”徐宗懋又切換了話題。老太太猶豫了，隨後說她的女兒在公家做事，怕會影響到她。
“我清楚感到老太太心中有一道牆，一道鋼鐵般的牆。我何德何能，能夠熔化或穿越那道牆。”話實在說不下去了，徐宗懋二人隻好告別。
分屬兩岸的姐妹
這天上午11:50，朱曉楓的筆記本上記著，她在家中接到了徐宗懋打來的長途電話，告訴她說找到阿菊了，但她和她丈夫沒有收屍。朱曉楓告訴徐宗懋，她和阿菊不太熟，但北京的姐姐陳蘭芳今年88歲了，很想這個台灣的親妹妹。
徐宗懋的頭腦似乎也轉過來了，“陳家分離了半世紀多，盼著團圓的一刻，現在知道彼此都還活著，豈不喜極而泣？”
這天中午，徐宗懋又帶著資料趕到療養院。阿菊看到他，開始有了上午沒有的幾分親切隨和。徐宗懋寒暄幾句，把那張眾姐妹的合影給她看。阿菊說:“你怎麽有這個……”一時語塞，久久不能言語，似乎沉浸在那遙遠東北的歲月回想裏。
徐宗懋告訴她，她的兩個親哥哥都已過世，親姐姐還活著，在北京，身體不好，一直躺在床上，盼望能在死之前見親妹妹一眼。阿菊聽了，既顯惆悵，又有幾分高興，但對於雙方聯係這件事，遲遲不能定奪，她說:“主要還是怕影響我女兒，容我再考慮一下。”
而陳蘭芳按照他提供的電話打過去，第一次對方說“沒有這個人”，第二次就無人接聽了。寫信過去，但一直等不到回信。
88歲的陳蘭芳1938年就參加了新四軍，她和愛人都是中共黨員，而阿菊卻在讀書後進入國民黨軍統局，從事無線電技術工作，後來與同係統的國民黨情報人員王昌誠結合。赴台前，姐妹倆在陳蘭芳家裏進行了一次長談。姐姐勸妹妹別去，妹妹說，不得不去，在大陸被共產黨抓住了是要剝皮的。“她還是很相信國民黨的宣傳，我們隻好互不聯係、互不幹擾、互不破壞。”陳蘭芳說。
但國共對峙已成曆史，堅冰正在消融，阿菊對大陸姐姐卻仍是如此謹慎和隔閡，陳蘭芳說:“也許是兩條路長期走下來的原因吧。”
徐宗懋漸漸理解了阿菊。“你想想吧，一個中共特工寄居在一個國民黨特工家裏獵取情報，而兩人是母女關係，這種複雜微妙的人性關係，以及事實上雙方當事人身心上所麵對的殘酷，著實讓人有些毛骨悚然。阿菊夫婦根本就是躲著不見大陸親人，因為他們要避開他們經驗法則中任何可能的危險。這種憂慮今天早已不成問題，問題是我們沒有辦法讓任何人的人生重來一遍。”
在那些天裏，徐宗懋一直感覺壓抑痛苦，半夜會突然從床上爬起來，呆呆坐著想這個問題。在飛越海峽兩岸時，腦中憶及三年來追尋的種種，常有不知身處何方的恍惚，倒是有時會想起小學時課本教的:“海峽的水靜靜的流，上弦月，月如鉤，勾起了恨，勾起了仇……”
“我們曾經被這樣灌注的，兩岸中國人流的鮮血好像隻是為了換來更多的深仇大恨，這絕非流血的人所願，我相信他們一定願意自己的生命換來更寬廣的世界:敞開的心胸，寬容的情懷，一個理性與法律超越個人權力欲念的中國。”
真正追尋的
四五月間，兩岸情勢出現重大變化，國民黨主席連戰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先後訪問大陸，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熱情接待，雙方簽署文書，表達追求中華民族美好未來的共同目標。電視上不斷播出歡迎儀式的熱烈畫麵，鮮花、呼喊、感人的致詞以及無盡的笑顏……
與此同時，台灣“國防部”對於徐宗懋提出的檔案查閱申請案，做出正麵響應，他們還派人拿著原始文件親自前來說明。
與朱諶之骨骸下落有關的文書有兩份，一是1950年9月底，阿菊寫給“軍法局長”的一封信，此時離朱諶之被槍決已有三個多月，信的全文如下:
“竊民繼母朱諶之誤入歧途，致受國法製裁，此固有應得，百死莫贖，惟民每一念及先嚴養育之恩，則又不免戚戚於懷。據聞先繼母全都遺物現由釣局保管，擬懇準予賜發，由民收存以資留念，並備他日遷運先繼母遺骸歸祖塋之用，臨呈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不久，“軍法局”回發阿菊一份公函，同意所請:
“…據請領朱諶之遺物一節，準予具領，仰即持批，攜帶該民身份證前來結領。”
然而，在檔案中沒有發現陳蓮芳簽署的遺骸和遺物的領據，而吳石案中槍決的所有人士的遺體和遺物，都由其家屬簽下領據領回，唯獨沒有朱諶之的。
徐宗懋認為，阿菊確實沒有領回遺骸和遺物。1950年6月10日朱諶之槍決後即由“台北市衛生局火葬管理處”派人送去火化，然後埋在台北某處，三個月後陳蓮芳寫了一封信向軍法局陳情，希望領回繼母的遺物，以便有一朝一日連同遺骸歸葬大陸故裏，“軍法局”也同意了，並具函通知她來領，但她卻改變了主意，沒有來領。為什麽？是什麽事或什麽人阻止了她？
陳蘭芳說，朱諶之很大方友善，對她們這些非親生子女“不像是後媽”，讓她們讀書學習，大家覺得就像在自己家裏一樣舒服。在她多年模糊的印記裏，阿菊和朱諶之“處得不錯”，由於阿菊常在學校念書，後來加入國民黨情報部門，她並不知曉在外奔波的繼母的真實身份。朱諶之在香港期間，阿菊還給她寫信，大意是女兒想外婆了，希望能接她去台“過世外桃源般的生活”。顯然，這是一對感情深厚的母女，但戰爭扭曲了這份親情。
徐宗懋頗感訝異的，是阿菊在陳情書中所流露的對朱諶之的自然感情，與她初次與自己碰麵時衝口而出的“朱諶之是共匪！”截然不同，到底後來又發生了什麽？她自己也被嚴重牽連了嗎？還是她的政治信仰最終戰勝了親情？徐宗懋已經沒有能力再追下去了，因為曆史畢竟不能重來。
可以確定的是，朱諶之已永遠安息在寶島的土地上了。“台北市衛生局火葬管理處”這個單位早已沒了，相關文件也不知去向了。越到後來，徐宗懋越發覺自己真正追尋的並非朱諶之的遺骸，而是試圖回答許多中國人心中都有的疑問，海峽的風、海峽的雨讓它更顯沉重，但這個問題絕不隻是關於這道海峽，而是所有願意付出自己生命讓下一代活得更好的中國人都曾問過自己的。(記者袁小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