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很快起變化”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共曆史的研究大大地拓展了，對很多問題的研究比過去要深入得多。有一個值得關注的趨勢，就是中共曆史研究的民間化，它的判斷、話語與主流意識形態不一樣，更為史學界注意，國外反響也比較大。
我將這些研究動態大致歸納為以下若幹難點、熱點問題。
一、陳獨秀問題
一九四九年以後，官方對陳獨秀是基本上否定的，連他在新文化運動當中的作用都不提。最早提出陳獨秀問題是在一九七九年。一九七九年、一九八〇年發了一些文章，重新肯定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作用。
陳獨秀一共有五頂帽子——叛徒、漢奸、托派、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漢奸"的帽子最早見於一九三六年二月份的《救國時報》，有文章說"中國的托派是拿著日本人津貼的漢奸"。十月份，伍平發表文章說"陳獨秀就是拿著日本津貼的漢奸"。《解放》周刊、《群眾》周刊和《新華日報》也發表了一些文章。最厲害的是康生於一九三八年一月份在《解放》周刊發表的文章《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斯基匪徒》，兩萬多字，是針對陳獨秀寫的。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等八人聯名質問《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說你們有什麽根據說"陳獨秀是拿著日本人津貼的漢奸"？《新華日報》不認錯，發了一篇短評，說陳獨秀就是漢奸。後來陳自己要訴諸法律了，周恩來委托徐特立去做陳的工作，才平息了這件事情。八十年代中期，研究者根據文獻材料，把陳"漢奸"的帽子給摘掉了。事實上，說陳是"漢奸"毫無根據，相反，他發表了許多抗日的言論。《毛選》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有一個注釋，原來的版本說"托陳取消派是指托洛斯基分子、漢奸"，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那個注釋改了，等於官方表態。
所謂"叛徒"是說他在大革命時期，把領導權拱手讓給了國民黨新右派，出賣了革命；還有的說他一九三二年被捕，做了叛徒。其實在他入獄五年中，沒有發生任何因他的被捕而使中共機關遭破壞的事。倒是出獄以後，蔣介石請他出任教育部次長，被他拒絕。所以，這頂帽子在八十年代也摘掉了。
"托派"這頂帽子沒法摘，因為他確實當過一年多中國托派的領袖。
"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這兩頂帽子摘得非常艱難，從八十年代中期一直摘到現在，為此成立了陳獨秀研究會。研究會影響很大，但是前年被取締了。
最近幾年，陳獨秀研究的突破是由於蘇聯檔案解密，國際共運的檔案大量被披露。過去說他實行"右傾投降主義"，向國民黨新右派讓步，其實是共產國際及其代表、聯共中央及其顧問在其中起了關鍵作用。有研究者統計，從一九二四年國民黨一大召開（國共合作開始），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僅聯共中央發布的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決定、指示就有一百二十二個，聯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會議七百三十八次，這還不包括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文件和會議。這表明，原來加在陳獨秀頭上的所謂"向國民黨新右派退讓"的政策和主張，其實來自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陳跟共產國際一直有不同看法。一些研究者認為給陳扣上這兩頂帽子毫無道理。但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在二〇〇一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二〇〇二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一卷的修訂本中，還是保留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
陳獨秀研究一波三折，恐怕跟意識形態主管部門以及主管意識形態的領導人有關。八十年代出版了《陳獨秀文章選編》（上、下兩卷），一九八三年《中共黨史資料》第一期發表了陳獨秀《金粉淚》五十六首（在南京監獄寫的詩）。有領導人警告說"對陳獨秀的宣傳不要過分"，一九八三年"清汙"時，黨史界列為第一號的就是這兩件事。
陳獨秀研究還有一個更重要也更敏感的方麵，就是對陳獨秀晚年政治思想的研究。陳晚年對斯大林模式的反思、批判非常深刻。
二、富田事變和蘇區肅反問題
一九三〇年九月，紅一方麵軍打吉安，破獲了國民黨江西省黨部一部分材料，其中有關於"ＡＢ團"的檔案，牽扯到江西省行委和贛西南特委。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書記毛澤東）派政治保衛處處長李韶九帶了一個連，到當時江西省行委所在地富田抓人，讓他們交待誰是"ＡＢ團"。嚴刑之下，交待出來一二百人。接著繼續抓人，事態越來越擴大，導致紅二十軍嘩變，喊出口號："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他們認為毛澤東是許克祥第二，所以宣布脫離一方麵軍。這就是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發生後，事變領導人派段良弼去上海向臨時中央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匯報，一方麵檢討自己，一方麵說明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在事情的處理上有問題。臨時中央組成一個中央代表團去處理這個事情。他們撤消了與毛澤東意見相左的項英的蘇區中央局書記的職務，直接處理富田事變。先把事變領導人都逮捕，槍斃了紅二十軍獨立團長劉敵等二十多人。然後把紅二十軍從前方調到後方，包圍了全部排以上的幹部七八百人，包括軍長全部殺害（僅兩人逃脫）。此後各根據地大規模肅反，殺了"ＡＢ團"七萬多人、"社會民主黨"六千二百人、"改組派"兩萬多人。
最早關注這個問題的是江西省委黨校戴向青教授。從一九七九年底開始，他和同事一起到贛南收集材料，走訪調查，發現這是一個冤案、錯案，並且發表了文章。由此，圍繞著富田事變展開了激烈爭論。
八十年代初，戴向青將自己的文章送給蕭克。蕭克讚同戴向青的看法，他當年就在中央蘇區，非常清楚這個事情。他認為這個問題必須要澄清。事情引起中央最高層的注意，胡耀邦明確說，這個問題該解決了。一九八六年六月，中央責成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主任馮文彬和副主任馬石江，到湖南、江西專門調查富田事變問題。整理出"ＡＢ團"和富田事變兩個材料，上報中央。一九八七年，中共中央召開中組部、公安部、民政部、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等相關部門負責人座談會，同意上報材料的觀點，認為這樁延誤多年的大案應該澄清，並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起草給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的報告。
一九八八年，中組部組織了一個富田事變複核小組，以原中組部部長陳野蘋為首，查閱大量材料，包括把當年段良弼給臨時中央的報告都找出來了。這個報告非常關鍵，敘述了整個"富田事件"的來龍去脈，也證明段良弼和劉敵等根本不是"ＡＢ團"。一九八九年春夏，複核小組將平反文件上報中央，但是到現在為止沒有結果。
一九九一年，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卷有一個新說法：肅清"ＡＢ團"和"社會民主黨"的鬥爭，是嚴重臆測和逼供信的產物，混淆了敵我，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各個根據地的肅反，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擴大化的錯誤，給革命事業造成嚴重危害。這算是某種程度的平反。
三、長征中"武力解決"的密電問題
一九三五年，紅一、四方麵軍在懋功會師以後，對兩軍戰略方向出現分歧。張國燾主張向西退卻到新疆、青海、西康等地，周恩來、毛澤東主張北上。隨後召開的兩河口政治局會議決定紅軍向北進攻，張國燾勉強同意。八月，紅軍總部決定將一、四方麵軍混合編隊，分成左右兩路軍。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率領左路軍，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隨右路軍行動。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淩晨，右路軍中一方麵軍的紅一軍、紅三軍和軍委縱隊突然轉移北上，脫開了右路軍中的四方麵軍部隊（領導人是陳昌浩和徐向前）。一、四方麵軍差點交火，徐向前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才沒有打起來。
長期以來的說法是：九月九日晚上，右路軍的作戰科長吳黎平接到了來自張國燾的發給陳昌浩、徐向前的一封密電，密電勸右路軍張、周、毛南下，"若執迷不悟，堅持北進，則以武力解決之"。吳把電報給了葉劍英。葉把它抄在一個煙盒上，向毛報告。毛等決定迅速開拔。幾十年來都是這個說法，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九七九年吳黎平發表的回憶文章《嚴峻的時刻》。
國防大學王年一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在革命博物館的《黨史研究資料》發表文章，第一次對這個說法提出質疑。他提出的理由是：第一，至今沒有找到"武力解決"的密電原文。長征中的電報保存得非常完整，因為在長征中怕遺失發送電報的底稿和接收電報的抄稿，所以當時都是用本子記的，不是一張張的紙。四個本子，左路軍發給右路軍的電報和左路軍接收右路軍的電報——兩個本子，右路軍發給左路軍的電報和右路軍接收左路軍的電報——兩個本子，所有的編號是挨著的，沒有一個缺號。這四個本子的電報中沒有"武力解決"的密電。第二，在中央批評張國燾的一係列相關文獻中，均無此記載。第三，如果有這樣的電文，了解情況的人當會述及，但是斯諾的《西行漫記》、劉伯承的《回顧長征》都沒有提到此事。
王年一的文章引起了研究者注意，也引來批評。吳黎平發表文章堅持原來的說法。吳的文章一發表，就有很多人質疑：密電，特別是給領導人的密電，從來隻能由機要科長直接向接電人送達，絕對不能給第二個人。而且一、四方麵軍的密電各有各的密電碼，吳黎平是一方麵軍的作戰科長，不可能知道四方麵軍的密電碼。四方麵軍的機要科長絕對不敢把給陳昌浩的密電給這個吳黎平看。況且，吳是作戰科長，不是機要科長。所以，你憑什麽能夠接到這個密電？你接不到。
王年一在一九八二年六月號的《黨史研究資料》再次發表文章，重申自己的質疑。除了原來的理由外，文章還增加了幾點理由：一是據原紅軍總部三局局長兼左路軍電台台長宋侃夫、原右路軍電台台長王子綱回憶，凡是張國燾發出或收到的電報，都要經過他們，但他們從來沒見過"武力解決"的電報。二是澄清了毛澤東稱讚葉劍英"呂端大事不糊塗"一語的原委。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開幕，毛澤東說：葉劍英同誌搞了部著作，很尖銳，大關節是不糊塗的，我送你兩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所謂"著作"，指葉根據一九五九年中央軍委擴大會精神寫的批判彭德懷的文章，根本與"武力解決"密電無關。
一九八六年十月，紀念紅軍長征勝利五十周年，軍科院研究員範碩發表文章又談密電問題。文章發表後，引起一些四方麵軍老人不滿。李先念去見鄧小平，談及此事。鄧聽說後很不高興，囑咐秘書查這是誰寫的文章。並說，幾十年前的事，公開爭論幹什麽？算是暫時平息了，但事情並沒有完。
二〇〇三年第十一期、第十二期和二〇〇四年第一期《中華兒女》，連載範碩的長篇文章《紅軍長征中的"密電事件"揭密》，論證有"武力解決"的電報，引用了大量的回憶錄，而且指責說某些別有用心的人企圖為張國燾翻案。
朱玉、王年一在去年第六期的《西北大學學報》發表長篇文章《也談紅軍長征中的"密電"問題》，反駁範碩。朱玉、王年一認為指責別人想"翻案"，總得有"案"；如果確有其"案"，肯定會記載在有關的決議或曆史文件裏。但是，第一，反複查閱中央檔案館、軍委檔案館的有關曆史檔案，始終找不到載有"武力解決"中央字樣的電文。第二，從一係列文獻中，同樣可以斷定沒有這樣的電文。認為有"武力解決"密電的研究者，主要依據是個人回憶，朱、王的文章對這些回憶，特別是對同這個電報直接接觸的六人（張國燾、陳昌浩、朱德、徐向前、葉劍英、毛澤東）的回憶，逐一做了分析。比如毛澤東的回憶有兩處，一處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清算"國燾路線"時毛澤東的發言，毛說葉劍英將密電偷來給他們看，電文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還有一處是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長沙同韋國清、丁盛、劉興元等人的談話，說張國燾打電報給陳昌浩、徐向前，堅決南下，否則徹底解決。前一個發言說張國燾電文"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意思是張叫部隊南下，南下後再"徹底開展黨內鬥爭"，而不是就地"武力解決"。"徹底開展黨內鬥爭"與"反右"、"反傾向"、"開展路線鬥爭"一類的話，都是當時流行的黨內鬥爭的布爾什維克語言，與"肅反"、"武力解決"不是一碼事。後一個談話說"堅決南下，否則徹底解決"，性質就變了，變成中央如不同意南下，徐、陳和四方麵軍就要當地"解決"中央，"俘虜"中央，即是要動武。事實上並非如此，徐、陳既沒有動武的任何軍事部署，且在中央率軍北上出走後，又嚴令禁止部隊追擊。可見，後麵的談話，與前者的發言出入甚大，與事實也相去甚遠。
所謂"武力解決"的密電問題，迄今仍爭論不休，成為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共曆史和軍史研究的一個難點。
四、西路軍問題
一九三六年十月，紅軍三個方麵軍在甘肅會寧會師以後，中央軍委在《十月份作戰綱領》中提出寧夏戰役計劃。當時有一個總的行動方向，就是按照聯共中央的意思打通國際路線，讓紅軍到外蒙和新疆建立根據地，在西北造成一個抗日局麵。因為蘇聯的戰略重點在歐洲，無暇東顧，斯大林希望中國紅軍從東方牽製日本，而中國紅軍也可以通過這條途徑，從蘇聯取得援助。"北上抗日"就是這個意圖。
十月份，紅四方麵軍的紅九軍、紅三十軍及紅一方麵軍的紅五軍，連同四方麵軍軍部共二萬一千八百人，先過了黃河，隨即被國民黨軍隊切斷後路。中央開始還讓他們繼續執行寧夏戰役計劃，但是西北是馬家軍的天下，敵我力量懸殊，根本沒法完成預期任務。十一月份，中央軍委提出改變原來的作戰計劃，組成西路軍，以一年為期，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結果是五個月之內全軍覆沒，隻剩下四百多人。西路軍兵敗河西，長期以來被做為張國燾逃跑主義路線破產的一個標誌。各種中共曆史教科書、《毛澤東選集》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及其注釋等都如是說。
八十年代，研究者對這一曆史結論提出疑問。國防大學朱玉教授、叢進教授最早寫文章指出，大量文獻檔案表明，"打通國際路線"是中央主要戰略部署之一，河西部隊從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改為打通新疆是執行中共中央戰略計劃。毛澤東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這時西路軍還沒有失敗，中央也沒有清算張國燾路線，怎麽會有關於西路軍失敗的內容呢？顯然是後來對稿子整理補充時所加。
至於西路軍的失敗，也談不上是張國燾"逃跑主義"路線的結果。徐向前在回憶中作了多方麵分析：一是西路軍擔負的任務變化不定，大大超出應有限度；二是敵強我弱，西路軍孤軍深入敵軍腹地，曠日持久，進退失據，缺乏援應，喪失了戰場主動權；三是戰場指揮缺乏機斷，一方麵上級統得過死，沒有給戰場指揮官應有的自由權，另一方麵西路軍一把手陳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當斷不斷，從長征中違背中央決定、極力主張南下的一個極端，跳到機械執行中央指示、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另一個極端。例如，西路軍在倪家營子同馬家軍血戰二十多天，終於突圍，但是陳昌浩提出要重返倪家營子，在那裏建立根據地，因為這是中央的指示。結果八千人的部隊又回到了倪家營子，再度被馬家軍包圍，待第二次突圍，就剩下三千多人了。
一九八〇年，朱玉將文章《"西路軍"疑》報鄧小平，鄧批轉李先念。一九八三年二月，李先念寫了《關於西路軍曆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給了陳雲。陳雲同意《說明》，讓送中央黨史研究室，請鄧小平批轉中央常委，鄧批了兩句話："讚同這個說明，同意全件存檔"。
關於西路軍的問題，黨史界爭論很大。《黨史研究資料》一九八三年第九期發表了朱玉、叢進的一組關於西路軍問題的文章，引起高層指責，有關部門下令收回這一期刊物。一九九一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卷出版，其中寫西路軍是"奉命過河"。李先念看後給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寫信，質問"奉誰的命？"於是將幾萬冊印好的書中那一頁全部撕去，改成"根據中革軍委命令"，重新排印。
二〇〇四年，中央電視台播映電視文獻片《李先念》，第二集《血染祁連》對西路軍的曆史作了全麵和客觀的反映。不久，香港鳳凰電視台也連續五次訪談西路軍的問題。但到現在學術界還有不同看法。
五、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問題
二〇〇二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了高華教授寫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這本書是關於延安整風最翔實的著作。全部材料都是來源於公開的文獻、回憶、著述，沒有內部檔案。它的核心觀點是，延安整風是毛澤東親自領導的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他在整風中運用他創造的思想改造和審幹、肅反兩種手段，徹底轉變了中共的"俄化"氣質，重建了以他為最高權威的上層結構，其間所產生的一係列概念、範式，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改變了億萬中國人的命運。
相關的問題是"搶救運動"。八十年代以來，學術界幾乎都把帳記在康生的頭上。有研究者提出，康生負有重要責任，但毛是中共中央和整風運動的領導人，難道對此沒有責任嗎？在這一點上，主流意識形態極力把康和毛分開，還強調"搶救運動"後期毛"發現了問題"，使得運動及時刹車。二〇〇三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了"黨校教育史研究組"著、中央黨校王仲清教授執筆的《延安中央黨校的審幹工作》一書，部分反映了當時的情況，披露了一些原始材料，比如毛澤東、任弼時、彭真的講話。這本書隻印了三千冊，還是內部發行。
六、朝鮮戰爭問題
從七十年代開始，相關國家陸續解密檔案，首先是美國、英國。九十年代是俄羅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國也陸續披露了一些檔案，《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周恩來外交文選》、《彭德懷軍事文選》以及軍科院的《中國人民誌願軍抗美援朝戰史》，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毛澤東傳（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周恩來傳》等收錄和引述了有關檔案。
隨著蘇聯的解體，冷戰宣告結束，冷戰史越來越進入曆史研究者的視野。國際學術界的共識是，冷戰開始的標誌就是朝鮮戰爭，研究冷戰的起源，就不能不研究朝鮮戰爭。因此，朝鮮戰爭的研究最近這些年進展很快。
這裏主要介紹兩個問題，一個是關於朝鮮戰爭緣起的研究。以前大陸傳統的說法是，"美帝國主義指使南朝鮮李承晚匪幫首先發動全麵內戰"。其實在國外，這種觀點一開始就被否定，現在中方學者對此也很清楚。這個問題要從雅爾塔體係講起。雅爾塔體係的實質，是東西方戰勝國對法西斯國家失敗所造成的空間進行填補，重新劃分勢力範圍。有專家認為，雅爾塔體係的建立使蘇聯在戰後的國際地位和國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證。出於維護雅爾塔體係的考慮，蘇聯對外政策也有必要建立在與西方合作的基礎上。根據《雅爾塔協定》，戰後朝鮮由美、蘇、中、英四大國共同托管。然而，金日成不滿意這樣的格局，他要完成朝鮮半島的民族民主革命，醞釀了一個解放整個朝鮮半島的軍事計劃。這個計劃沒有斯大林的支持是不可能實施的。一九四九年，金日成不斷跟斯大林提出這個計劃，但是斯大林不同意。朝鮮方麵試圖取得中國方麵的支持，但毛澤東也不讚成。一九四九年九月，毛澤東在同朝鮮代表會談時表示，這種軍事行動尚無有利的形勢，同時中國軍隊也在忙於國內戰爭，難以他顧。
但是，一九五〇年一月，斯大林改變主意，同意了金日成的計劃。原因是什麽，迄今還缺乏檔案揭示。有一種分析把《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作為重要背景。一九五〇年一月，毛澤東訪蘇同斯大林簽訂的這一條約，一個重要內容是歸還旅大海軍基地，而旅大是蘇聯海軍在遠東的唯一出海口和不凍港。斯大林可以預見，在朝鮮半島爆發一場戰爭，無論結局如何，都將保證蘇聯在遠東的戰略目標——獲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在戰爭勝利的情況下，蘇聯會控製整個朝鮮半島，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可以替代旅順和大連；即使戰爭失利，由於東北亞局勢的緊張，會使得中國要求蘇軍留駐旅順、大連。作為利益置換，斯大林同意了金日成提出的軍事計劃。斯大林還提出，這個問題應當由中、朝共同解決。盡管毛澤東一開始還不相信斯大林已經同意，一旦證實後，毛澤東隻能讚成。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開始了朝鮮戰爭。事情的真相在國際上早已人所共知。一九八六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澤東著作選讀》，其中有關朝鮮戰爭的注釋，說法不同於過去："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戰爭爆發。"沒有涉及戰爭爆發的原由。《毛澤東著作選讀》當然是官方出版物，編輯者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注釋的說法也就有了鮮明的官方色彩。不過，官方盡管向事實靠攏了一步，恐怕很大程度上出於外交考慮，卻無論如何不再捅破這層窗戶紙。倒是中國的研究者個人，把這個國外世人皆知的"秘密"告訴給了國人。
一九九七年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主辦的《百年潮》雜誌創刊號，發表《一九五〇年解放台灣計劃擱淺的幕後》。認為擱淺原因就是朝鮮戰爭的爆發，中國承擔出兵援助任務，從而停止了原定這年解放台灣的計劃。文章引人注目的是，依據史料，對朝鮮戰爭的真正來由作了詳細交待。結果，引起了一場風波。主管外事和主管宣傳的高層人物分別批示，有關部門約見雜誌主管單位、主辦單位負責人，《百年潮》雜誌更是挨批、作檢查，差點沒受處分。其實，關於朝鮮戰爭的由來，在國內史學界早已不是什麽秘密，恐怕一般公民也有不少知情。
對朝鮮戰爭的研究，國內最有水準的著作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沈誌華教授的《毛澤東、斯大林與韓戰》。這本書本來想在內地出版，但未獲批準。令人費解的是，這本書居然在二〇〇三年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再版，還被新聞出版署列為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的重點圖書，書名稍有改動，叫《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另外一本書，其中內容也涉及朝鮮戰爭，是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楊奎鬆教授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楊奎鬆就是前麵介紹的《百年潮》那篇文章的作者。
第二個問題，關於整個抗美援朝戰爭得失的評估。這個問題比前邊的更敏感。九十年代以來，除了人們熟知的"愛國主義的勝利"、"國際主義的凱歌"的結論外，學術界對於得失的評估也不一致。有一種觀點認為得失相當，理由是交戰雙方最終都回到了三八線。另一種觀點認為失大於得。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不好做簡單的估計，最好做一些具體分析。
有研究者認為，中國付出了巨大代價。軍事方麵：中國誌願軍兵員損失四十二萬六千二百人。跟美軍的兵員損失比例是二點六二比一，遠遠超過美軍。經濟方麵：中國消耗作戰物資五百七十餘萬噸，支出軍費六十二億人民幣；按一九五〇年的設想，一九五一年的軍費開支要從一九五〇年占預算總支出的４２．６％降到３０％，結果反而漲到了４５．６４％，影響和擠壓了國內經濟的恢複，同時使得在經濟上更多地依賴於蘇聯和東歐。政治方麵：最大的代價就是解放台灣的計劃擱淺。朝鮮戰爭之前，杜魯門已經準備放棄台灣。當時第七艦隊已經開回夏威夷，朝鮮戰爭一開打，美國第一個行動不是出兵朝鮮而是派第七艦隊重新進入台灣海峽。此外，聯合國通過決議製裁中國。
七、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社會主義改造問題
這個問題從八十年代一直爭論到現在。官方的結論是肯定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和三大改造。
歸納起來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是全盤肯定；第二種觀點認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方向沒有錯，但操之過急，開始的時間提前，過渡的時間縮短；第三種觀點認為中國根本就不應該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從學術界看，很多研究者不同程度地否定了三大改造。
有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毛澤東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曾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製度設計，即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政治上組成各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經濟上實行五種成分並存，文化上提倡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毛反複強調過，這個共和國，既不同於歐美的資產階級專政，又不同於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還強調新民主主義的政策將要實行一個很長的時期。但是，執政不到四年，毛就開始醞釀向社會主義過渡，結束了短暫的新民主主義時期。
毛為什麽放棄他最初的設想？有一種看法說，毛的新民主主義構想完全是一個策略，從來就不準備實施。因為是在野黨，要成為執政黨，需要一個贏得廣泛讚同和擁護的綱領，新民主主義就是為了這個目標提出的策略或口號。一旦目標實現，策略就可以放棄。
第二種看法，歸結為外部影響，即來自斯大林的意識形態壓力。斯大林本來就不承認中共的新民主主義，在他看來，毛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隻是一個民族主義者，說毛是"半個鐵托"。這給中共很大壓力，所以，中共執政後不久就要走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道路。
第三種看法，認為中共執政後采取的工業化戰略和計劃經濟體製，是放棄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關鍵原因。中共的工業化戰略效仿了蘇聯模式，優先發展重工業而擠壓農業、輕工業，這是政府主導型的模式，要求政府集中控製各種資源。而這一切的前提，是將各種所有製經濟納入計劃的軌道，對非公有製經濟實行改造。
第四種看法，認為毛自己的思路發生了變化。新民主主義原來的確是一個戰略，但是到了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毛開始變了。導致毛思想變化的因素有三點：（一）國民經濟在三年內迅速恢複，比原先的估計更快。毛覺得既然經濟可以如此迅速地恢複，經濟改造也可以更快實施；（二）中國公、私營經濟比例發生了倒置性的變化，一九四九年私營經濟占國民經濟的一半以上，到了一九五二年公營經濟則占到了三分之二還多；（三）一九五一年華北、東北等老解放區興起農村互助合作運動，毛認為農民中"蘊藏著極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
第五種看法，認為毛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本身就有局限性。比如，沒有明確新民主主義是一種社會形態，從而忽略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長期性；還比如，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判斷是一種"二元論"，一方麵說經濟的恢複和發展是中心，另一方麵又說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兩者在邏輯上發生抵牾；再比如，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社會轉變的條件，強調政治力量對比發生改變，而忽略物質基礎這個最根本的條件。這些局限導致了實踐上的失誤。
毛什麽時候開始考慮放棄新民主主義製度設計的？許多研究者都認為是一九五二年，根據就是這年九月毛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的講話。但是，放棄原來的設想，在毛又不是突如其來的，而有一個從模糊到愈來愈清晰的漸變過程。從文本看，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就初露端倪。現在能夠看到最早的材料，是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毛原來認為中國應該搞"新資本主義"，到這次會議，他不再提"新資本主義"了，反而批評"新資本主義"的說法。而且，他肯定中國革命勝利後，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這意味著他根本不會搞"新資本主義"。毛的思想發生這個改變，原因恐怕在於國內政治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一九四八年九月時，中共武裝力量準備同國民黨軍隊進行戰略決戰。一九四五年中共召開七大時，毛對未來形勢的估計是困難重重，認為中國很可能要走一段聯合政府的道路，跟國民黨共同組建一個聯合政府，而共產黨在聯合政府的比重會非常小。到這時，共產黨跟國民黨的軍事力量對比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中共可以完全獨立執掌政權，用不著再搞新民主主義了。
這樣才能解釋他為什麽在五十年代初對劉少奇不滿。一九五〇年，東北局要把老區的互助組提高一步，削弱農村的私有製基礎。劉少奇認為他們違反了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說現在不是搞社會主義、走集體化道路的時候。據簿一波回憶，高崗說劉少奇把這個報告給了毛，毛麵露慍色，但是沒有說話。一九五一年，山西省委有一個關於長治地委報告的批語，情形跟東北局的一樣。華北局和劉少奇都認為這個批語是不對的，劉還是說現在不能動搖農村的私有基礎，搞社會主義還是一個很遠的事情。這回毛找了劉少奇、周恩來、薄一波、劉瀾濤，說馬克思也說過，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早期也有工場手工業階段，工場手工業通過簡單的協作分工，也可以產生新的生產力。劉、周等人接受了毛的批評。
關於這個問題，最大的爭論發生在一九九八年底到二〇〇〇年。一九九八年，胡繩在湖南的一個學術討論會上發言，題目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再評價》，認為毛提出新民主主義理論，允許資本主義在中國存在和發展，並且最早批評了黨內的民粹主義思想。但是，五十年代初，毛自己沒有堅持這一理論，反而染上了民粹主義的色彩。他認為按照馬克思的設想，物質基礎極大豐富後才能搞社會主義。中國五十年代搞私有製改造，後來搞人民公社，"文革"中搞"窮過渡"，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否定商品生產、貨幣交換，實際上就是超越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這個階段，落入了俄國的民粹主義窠臼。一九九九年，胡繩的發言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和《中共黨史研究》雜誌，引起廣泛反響。
第一個出來批判胡繩的是沙健孫。沙說胡的意見不僅是針對毛澤東的，而且是針對第二個曆史問題決議、針對鄧小平的有關論述的。沙認為，胡繩提出的與曆史決議、鄧小平論述相左的觀點，不僅事實上站不住腳，還可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引起混亂。沙說："事實告訴人們，不是領導中國人民搞社會主義改造的毛澤東等在搞民粹主義，而是指責毛澤東等的人自己陷入庸俗生產力論的泥潭了。這種庸俗生產力論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而不過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的歪曲。"
從此打了好一陣筆墨官司，直到現在也沒有完結。
八、反右派運動問題
官方隻承認反右運動"嚴重擴大化"，而運動本身是"必要的"。這是鄧小平的基本估計。研究者一直有爭議。
一個最大的爭論是反右是否必要？民間研究早突破了。全部右派是五十五萬人，據說"文革"結束後，改正錯劃右派，全國沒改正的（不叫"平反"叫"改正"，官方掌握的概念非常嚴），不到一千人。統戰部掌握的"右派"一共二十七人，隻摘帽不改正的隻有五個人：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有人調侃說："為五個人搞了一場反右。"
還有一個爭論是：整風運動是不是一開始就要"釣魚"（即"引蛇出洞"）？李慎之先生認為整風運動就是要"釣魚"，他引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一月毛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作為證據。朱正先生則認為，毛一開始是要整風，要鳴放，到後來他覺得形勢不對，才提出"引蛇出洞"。
我個人傾向朱正先生的看法。毛澤東一九五六年的心態是比較高昂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斯大林不相信中共會搞社會主義，現在搞了。毛說他比四九年解放還要高興。還有，波、匈事件發生後，中共第一次介入了社會主義陣營的歐洲事務。一九四九年斯大林和劉少奇會談時，斯大林表示，社會主義陣營的亞洲事務由中共負責，歐洲事務由蘇關負責。波、匈事件發生後，中共不僅介入了歐洲事務，而且在東歐一些國家贏得好感，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提升了威望。毛的心態非常好。他說過，波、匈事件在中國不會發生，不是沒有牛鬼蛇神，但是刮不起波、匈那樣的七級台風。一九五七年二月，毛在最高國務會議講話（即《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說過一句話，叫"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後來整理發表時刪掉了）。可見，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毛澤東非常自信。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公布整風的指示，一直到五月中旬，毛逐漸感覺事情起了變化。一是所有輿論都是批評。這其實是中共中央的意思，要求隻提批評意見。一時間報刊、電台和各種非黨人士的座談會都是批評，就像"一邊倒"。二是民主黨派不提什麽主觀主義、官僚主義，而是提製度問題，認為這個製度過分集權，認為一九五四年第一屆全國人大召開後，民主黨派的地位反而降低了。言論中還涉及中共執政以後曆次運動和政策，比如鎮反、肅反、統購統銷、農業合作化、私營工商業改造等等。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話題。五月中旬以後，言論愈來愈激烈尖銳。高校學生也動員起來了，比如北京大學"五一九"大字報。當時有一個謠言，說毛已經坐不穩了。毛更加敏感，所以才在五月中旬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黨內文章，明確表達了"引蛇出洞"的意思。
九、"大躍進" 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問題
這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重點，這裏主要介紹兩個問題。
一個是"大躍進"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比較值得注意的有六個數字。
第一個是《中國統計年鑒》的數字，這是官方正式公布了的數字。隻統計了一九六〇年，減少人口一千萬。
第二個是中科院的報告的數字（這個報告我沒看到，是別人引用的）。其中涉及人口的內容講到"大躍進"非正常死亡，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減少人口一千五百萬。
第三個數字出自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長蔣振華教授，從一九五八年起到一九六三年六年時間，非正常死亡人口一千六百九十七萬。
第四個數字來自國防大學叢進教授。他在著作《曲折發展的歲月》中說，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減少人口四千萬左右。
第五個數字來自金輝的文章。他說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低限值在四千零四十萬。
第六個數字是美國人口學家科爾統計的。他認為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非正常減少人口兩千六百八十萬。
我個人對兩千萬以下的數字都持懷疑態度。有一個材料，信陽地委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份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見國家農業委員會《農業集體化文件選編》），列舉了兩個縣的材料，一個是正陽縣，最初報告死亡一萬八千人。信陽事件出來以後，揭發的是八萬人；另一個是新蔡縣，最初報告死亡三萬人，複查揭發出來的數字接近十萬。報告還列舉了嵖岈山人民公社（聞名全國的第一個人民公社）的數字，最初報告死亡六百人，複查是近四千人。按照《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數字，取一個相差四倍的平均值來推斷，也不止兩千萬。當然，到底非正常死亡多少，仍要做非常艱苦的考證和調查，從多方麵去統計。再說，當年統計的數字是不是準確也很難說。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這是一個沿襲了很長時間的說法，當年說嚴重的經濟困難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蘇聯撕毀合同；二是"三年自然災害"。
有研究者根據全國一百二十個水文站的統計資料認定，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這三年，即便說不上風調雨順，至少沒有全國性的大的自然災害。這個統計將全國氣象狀況劃為五個等級，負二度區、負一度區、零度區、一度區和二度區，分別表明澇、偏澇、不澇不旱、偏旱、旱。結果越接近零度，全局性的災害就越少。在公布的從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二年長達十幾年的年份裏，五八年、五九年、六〇年這三年，比起五四年、五七年、六五年和七〇年、七二年都更接近零度區值。因此，"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站不住腳。
十、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問題
李銳先生寫了兩本書，一本是《"大躍進"親曆記》，一本是《廬山會議實錄》，功德無量。這兩部書裏有大量的原始文獻材料。《"大躍進"親曆記》差不多把毛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曆次中央會議和某些小範圍內的講話、談話、插話都披露出來了，相當完整。《廬山會議實錄》就更不用說了，用了大量的個人筆記和文獻。所以，廬山會議其實是比較清楚了。
這段曆史有一個問題：毛為什麽突然要批彭？有人說是因為彭沒有保護好毛岸英，毛遷怒於彭。這個說法缺乏材料證明。
有研究者認為，主要原因是毛有一個底線，就是"三麵紅旗"。從一九五八年秋開始，他雖然糾"左"，但是始終維護"三麵紅旗"，多次說過對那些"動搖分子"要警惕。一九五八年的武昌會議，一九五九年一月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上海會議一直在講。其實，毛上廬山之前和會議期間，已經看到很多材料批評"大躍進"，那裏麵有章伯鈞、羅隆基、龍雲的言論摘錄，毛對此早已不滿。
還有研究者認為，赫魯曉夫的態度對毛有很大影響。赫魯曉夫一九五九年七月在波蘭波拉采夫農業合作社發表演說，他說：把個體經濟改造成為集體經濟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我們在這條道路上曾碰到過不少困難。國內戰爭結束後，我們開始建立的不是農業勞動組合，而是公社。公社建立了，雖然當時既不具備物質條件，也不具備政治條件（指農民覺悟）。結果是大家生活都想過得好，在公共事業上又想少花勞動，正所謂"盡可能幹，按需要拿"。許多這樣的公社都沒有什麽成績。赫魯曉夫講的是蘇聯的曆史，實際上是批評中國的人民公社。美國的《紐約時報》馬上報道了。毛對蘇聯的看法特別關注。從斯大林去世以後，毛要創造一個國際共產主義的典範。他想走出一條跟蘇聯不一樣的路，樹立社會主義的正統旗幟。有研究者注意到，蘇聯官方報紙一九五八年沒有一篇關於"大躍進"的文章，對於人民公社則連一篇報道都沒有。這個時候出來彭德懷的意見書，毛當然很惱火。他認為國內有一批人跟蘇聯人和美國人、跟黨外的這些人呼應，一齊向他示威。這是毛要批彭的一個更根本的原因。
十一、七千人大會問題
我認為這個大會是毛發動"文革"的起點。
"文革"發動的原因可分兩個層次，一個是直接原因，即毛為什麽要發動"文革"；一個是深層原因，即毛何以能夠發動起"文革"。我以為，直接原因是"大躍進"失敗後中共高層的分歧，而這個分歧的起點就是七千人大會。有人認為七千人大會毛同劉沒有什麽分歧。這不符合事實，實際上不僅有分歧，而且毛對這個分歧看得很重，一九六六年毛寫《炮打司令部》提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我理解是包括七千人大會的。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作了一個書麵報告、一個大會講話。書麵報告在談到工農業生產下降和目前的許多困難時，說一方麵是自然災害的影響，另一方麵是由工作和作風上的錯誤引起的。大會講話說一九五八年以來的缺點與成績，總起來講，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三個指頭。講話特別舉了他到湖南農村調查聽到的農民的說法："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值得注意的是，劉少奇提到了"三麵紅旗"。他說"三麵紅旗"現在不取消，繼續保持；又說，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麽清楚，再經過五年、十年以後，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從劉的話中可以聽出某種批評的意味。劉的書麵報告，按程序應是經政治局討論再下發，可這次沒有討論，報到毛那裏，毛決定直接印發會議討論。據參加報告起草的《人民日報》經濟部主任張沛回憶，當時他覺得這件事很蹊蹺：為什麽政治局不討論就發下去了？發下去以後就引起了爭論，有人認為報告對過去幾年的缺點、錯誤講得過分了，而對後十年的經濟指標提得太低了。華東的柯慶施對報告表示不滿，說"越看越沒勁"。彭真發言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麽高。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黨留下惡劣影響。第二天，陳伯達發言說：彭真同誌昨天關於毛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後來這成了彭真的一個罪狀。
林彪的大會講話，更是袒護毛的錯誤，說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麵，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對於林彪的講話相當欣賞。會後不久，毛審閱林的講話整理稿後批示說，林的講話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毛還有一段看起來挺蹊蹺的批語："此件沒有什麽特殊秘密，可以和別的同誌的講話一同發給那些人看或者讀給另一些人聽。這個問題向黨內中級幹部保守秘密，不讓他們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質準備，是極為有害的。"話裏有話，"那些人"是些什麽人？什麽人認為要"保守秘密"？目前不得而知。據說，毛問羅瑞卿：林彪同誌的講話水平很高，這樣的講話你們作得出來嗎？羅瑞卿回答，我作不出來。
對比劉少奇和林彪的講話，兩人的基調大不一樣。而毛顯然是相當欣賞林的講話的。這不能不說是毛對劉不滿的開始。
七千人大會後，毛去外地，劉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是中央高層的分歧凸顯的半年。在對經濟形勢的分析、對經濟的調整措施上，毛不滿中央一線。聯係到當時的國際共運大論戰，毛對中聯部、統戰部也不滿。當時，中聯部部長王稼祥在對外關係上有一個長篇的意見書，主張在對外關係、對外鬥爭方麵要講究策略，後被批判為"三和一少"。中央統戰部在一九六二年四月份和八月份開了兩次會議，調整中共和民主黨派的關係，調整知識分子政策，被指責為"三降一滅"。在毛看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三降一滅"，不僅僅是劉的問題，整個黨都完了。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會見阿爾巴尼亞卡博、巴盧庫時說得很清楚：多少年來，我們黨內的鬥爭沒有公開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過去我們隻抓了一些個別的問題、個別的人物；此外，還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鬥爭，在農村的鬥爭，在工廠的鬥爭，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就沒有找出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毛說的這種形式、方式，顯然就是"文化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