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08-18 10:04:29 來源：南方都市報 | |||
南粵熱土，物華天寶；一代偉人，情有獨鍾。烽火歲月，建設時期，開放年代，鄧小平同誌曾多次到過廣東。廣東是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試驗田；鄧小平，是廣東建設小康社會的引路人。 鬥轉星移，滄海桑田；偉人已逝，功業長存。鄧小平同誌在廣東的活動，還有多少塵封的故事？改革開放20多年，廣東又發生了怎樣翻天覆地的變化？從7月份開始，本報派出近百名記者，踏遍嶺南大地，尋鄧公足跡，歎南粵巨變。敬請關注本報的連續報道：“憶小平，看廣東”和將於8月20日推出的鄧小平百年誕辰紀念特刊。 在鄧小平戎馬倥傯的戰鬥生涯中，發生在粵北樂昌市梅花鎮的戰役給他留下揮之不去的印象，1992年南巡時，小平還感慨萬分地向人說起了梅花之役。 1931年1月，鄧小平率紅七軍進入粵北，轉戰連山、連州、陽山、乳源、樂昌、仁化等地，1931年2月進入江西蘇區，在廣東呆的時間不足一個月。當時，20多歲的他擔當著紅七軍前委書記和政委的大任，領導著一支數千人的紅軍，而此前，他還領導創建了擁有100多萬人口的左右江根據地，這是鄧小平獨當一麵領導一個地區和一支紅軍的開始，可以說，這個時期是他人生的第一個高峰。然而在這時，他也體念到了人生的第一次大失敗，正如他在《七軍工作報告》中所寫的：“(梅花之役)全軍幹部損失過半，真令人痛哭。” 73年前，這裏發生了什麽？73年後，這裏又變成了什麽樣？2004年8月，記者來到了這個粵北小鎮…… 小山村來了大部隊 梅花鎮現屬樂昌市，紅七軍經過時則屬乳源縣。 沒有到過梅花的人以為那裏一定長著很多梅花。其實不然。眼前的這個圩鎮得名“梅花”的來源說法很多，比較多的一說是因為它獨特的地形：中間一片空曠的平地，四周聳立著七八個石灰岩質的山頭，從高空俯視酷似一朵盛開的梅花。 1931年2月1日，一支約3500人的部隊從連州(當時叫連縣)經湖南宜章到達梅花，這就是從廣西右江革命根據地經過長途行軍而來的紅七軍。目的就是執行中央“在小北江建立根據地，使兩廣軍閥不得有一兵一卒向北增援，保證以武漢為中心的一省和幾省的首先勝利，最後打下廣州，完成南中國的革命”的指示。雖然這個指示後來被證實為錯誤的。當時紅七軍的政委是鄧小平(化名鄧斌)，總指揮是李明瑞(1931年被錯殺)，軍長是張雲逸，參謀長是龔楚(化名龔鶴村)。 此前4個月一直在馬不停蹄地跋涉，途中打了幾仗，但補給非常有限，疲憊至極。來到這裏後，從軍事補給和建立根據地的角度來看，梅花無疑是個不錯的選擇。 “軍部決定在梅花村開展群眾工作，準備在這一帶開辟革命根據地。”當年的“紅小鬼”、後來當上廣西軍區副司令員的薑茂生事隔多年後回憶。 於是，軍事人員觀察地形、繪製地圖、構築工事；政工人員開展政治宣傳工作，刷寫標語，“工農兵聯合起來！建立蘇維埃政府”、“打倒國民黨軍閥”等標語，醒目地出現在村頭巷尾。 “早幾年這些標語還有，現在舊房子拆了，已經找不到了。”梅花街上的老居民林土生說。他家住在當年最繁華的梅花“上街”上。現在“上街”還保持著古樸的模樣，七八百米長的青石板小路兩旁不時可見一米多高的土墩子，它們是當年的貨台；土墩子背後是低矮的房子，大多鎖著門，長久沒有人住過了，有的塌了梁柱，有的倒了牆壁。 紅軍來到梅花，“上街”是必經之道，而且還在此駐紮下來。 紅軍進村後，林土生的父親林金炳看到紅軍對老百姓很好，便殺了一頭大豬給紅軍吃，紅軍給了他二十五塊大洋。當時市價是一塊大洋五斤肉。 駐紮在當地的地下黨組織“湘粵邊工委”前來幫忙組織群眾。不過，發動群眾的成效甚微。早已被國民黨的部隊騷擾得苦不堪言的村民，聽說又有部隊來，絕大多數都嚇得早早地逃走了。 “不知道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一說打仗就害怕。”鄧輝雲是梅花村尚健在的最年長者之一。2004年7月29日在自家柴房裏耙弄柴火的他，看起來仍然身板硬朗，聽覺十分靈敏。 1931年他不滿十歲，他記得那天村裏有人報信說湖南方向來了部隊，他的母親急忙扯著他和稍年長一點的姐姐接連翻了好幾個山頭，趕到住得更“山”的親戚家，連門也忘了鎖，一路走一路回頭看後麵有沒有部隊跟來。 發動群眾之艱難，小平後來亦有感觸：“一路群眾，窮苦的對紅軍感覺是好，……但發動鬥爭不是幾天的事，群眾還是害怕。”(引自《七軍工作報告》) 與此同時，經過長途跋涉，人數已經減半的紅七軍再次進行了整編，將原來的兩個師縮為兩個團，原十九師縮編為五十五團，龔楚任團長，原二十師縮編為五十八團，李明瑞任團長。 戰鬥，仍然不容回避地到來了。 當紅七軍還行進在前往梅花的路上時，國民黨就已經在緊急地調兵遣將。 1931年2月5日的《上海民國日報》報道，“陳濟棠三十一日電湘，略稱據前方電話，李匪(即李明瑞)到栗源堡，……除電樂昌團隊堅守坪石，電令鄧團(鄧輝)跟蹤急進外，頃已加派郭團由韶關，譚團由仁化速進圍剿。”同時，“我十九師唐伯寅團及陳龍部團隊，三十一日達坪石，即與粵軍聯合進剿。” 身處梅花深山的紅七軍當然不知道這些，他們隻料到了一支尾追之敵，即粵軍鄧輝團。 “報告說鄧輝一團追來，我們認為是大好時機。”鄧小平在《七軍工作報告》中寫道。 根據敵我雙方力量相當的估計，加上紅軍占據了有利地形，“打它一仗”應該不成問題。而且，如果打了勝仗還能擴大紅軍在當地的影響，有助於建立根據地的長遠計劃。於是，紅七軍決定布置消滅該部。 蓮花廟坐落在梅花“花蕊”的東部邊緣上，鄧小平的作戰指揮部就設在這裏。 如今來到這裏，能看到的隻是矗立在連片稻田中的一間破敗的廟宇，四周野花瘋長，偶有滿身泥巴的農民前來歇腳。 村民說，以前有三間屋子，後來右邊的一間年久失修倒塌了，隻剩兩間。門邊一塊“紅七軍指揮部舊址”的石板上，大概地記錄著此廟的不同凡響，但是字跡已經模糊不清了。 1931年2月3日，小平站在這裏，他一定曾經極目遠眺，視線越過結著薄冰的稻田和低矮的村莊，停留在正前方約兩公裏遠外的山頭上，那是敵軍來犯的方向，將是戰鬥的第一炮打響的地方。 “根據擬好的戰鬥方案進行了分工：五十五團在南麵埋伏，待敵人進村後出擊，吸引住敵人，五十八團在西北麵集結，迂回敵人側後，等敵人來後，前後夾攻，聚殲滅之。”原紅七軍戰士薑茂生回憶。 但是，誰知一經接觸方知偵探報告有誤，敵人有三團之眾，且有兩團係由樂昌趕來之生力軍。 將近中午的時候，敵軍的前衛部隊在一個山頭的製高點上向我軍射擊，掩護兩側主力直撲我主力陣地，企圖一鼓作氣，衝進梅花村。我軍在占據山頭的陣地上，嚴陣以待，沉著進行還擊，戰鬥激烈地展開了，敵人拚命地一次又一次向我陣地進攻，輕重機槍、大炮向我射擊。 槍聲、炮聲一時之間震撼山穀，敵軍援部越來越多，在梅花西、北、南三麵的數個山頭上同時發起進攻，他們一次次地試圖衝上來，紅軍一次次地試圖將他們壓下去。最近的時候，兩軍的距離隻有幾米遠，不得不展開肉搏戰。 這種情境之下，小平加入了五十八團在右翼的戰鬥，而張雲逸更是來到了前沿山頭上現場指揮。 在反複的衝殺中，雙方的傷亡都很大。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紅軍為了保存實力，不得不撤出戰鬥，後退十餘公裏至鄰村大坪休養。 1931年李謙年僅22歲，是李立三的弟弟。他長眠在了距離梅花村約12公裏的一個名叫“石子壩”的村莊。 他是作為最年輕的軍官參加梅花戰役的：部隊縮編之前他是紅七軍二十師師長，縮編之後任第五十五團第一營營長。在梅花村的西麵山地上，他組織紅軍戰士打退了一次又一次進攻，正準備進行下一個衝鋒時，他中了敵人的冷槍。 有幸存者回憶：戰士們把他扶起來，他睜開了雙眼，手指敵方喊道：“不要管我，衝上去！”戰鬥停止之後，張雲逸和鄧小平都來到已護送到指揮所的李謙身旁，撫摸他的前額，觀察他的傷口。李謙蘇醒過來，見到首長，吃力地說：“我沒有很好地完成黨交給我的任務，……”首長們親切地說：“李謙同誌，你們打退敵人多次進攻，任務完成得很好！” 當天晚上，隨部隊撤至大坪村之後，李謙因醫治無效犧牲了。當地群眾將他埋葬在附近臨河的一個土坡上。樂昌黨史辦的同誌說，如今李謙墓的旁邊住了一對夫婦，清明時節，他們常去祭奠這位年輕的紅軍軍官。 據史料稱，梅花一戰，共消滅敵軍1000餘人，紅軍共損失700多人，其中2／3是幹部。鄧小平在《七軍工作報告》中寫道：“結果經過五小時的最激烈的作戰，我們不能不失敗了。此次作戰的損失為向來未有，重要的幹部如李謙、章鍵等皆死，鶴村、振武、李顯等皆傷，全軍幹部損失過半，真令人痛哭。” 一部分人永遠留在梅花的山頭上，他們犧牲了；一部分人暫時留在沿途百姓的家裏，他們負傷了。背後的追兵使得紅七軍戰士們一刻也不敢停留。在撤出梅花戰役前往樂昌武江邊的路上，紅軍一刻不停地趕路，即使是在漆黑的夜晚。更要命的是天氣也很糟糕。樂昌黨史辦保存的史料表明，大約從2月4日傍晚起，粵北就告別了晴天，北風刮來厚厚的雲層，甚至下起了雪點。紅七軍一位名叫韋太旗的壯族戰士不停地抱怨，“雨來了，天色太黑了，老天爺也和我們作對啦”，過一會兒，他又說：“旗也叫風撕破，真不吉利。”後來小平在《七軍工作報告》中也說，惡劣的天氣，再加上“兵力疲極，(部隊)失敗情緒甚增”。 1931年2月5日上午10時，他們來到了武江(當時叫樂昌河)河邊的羅村渡口。 “那時的江麵是現在的一倍半寬，大概有100米，水也比現在深，有十多米，冬天水麵不會結冰，但冷得刺骨。”樂昌市地方誌專家沈楊對記者說，他的老家就在這江邊，小時候他常在江中遊泳，熟悉這裏的一切。 涉水過江的可能性幾乎為零。當時唯一能夠利用的渡河工具，隻有擱在淺灘上的兩條一米多寬的木船，一趟隻能裝下二三十個人，來回一趟至少要二十分鍾。按照這樣的速度，一天一夜都難以將部隊和輜重全部渡過江去。 部隊需要更多的船，需要更多的渡口。“我估計紅軍不隻在這一個地方渡河，從這裏到下遊兩三公裏的地方，大大小小有6個渡口，這6個渡口應該都用上了。”站在還保留著幾塊石階的羅村渡口上，沈楊對記者說，還有一個因素是，當時北風吹得很急，渡船無法筆直地駛向對岸，在羅村渡口撐出去的船，可能要到下遊五六百米的曲合渡口才能靠岸。 有關史料稱，當時紅軍共征集到了五六艘渡船，有約二十名船工輪番撐渡，這裏麵不乏住家船和走墟船，好幾個船家是夫妻上陣。 時間經不起耽擱，2000多名紅軍戰士擠在江邊，焦急而無奈地看著小船去了又回，回了又去。紅軍部隊才過去了一部分，國民黨的部隊就端著輕重武器趕到了河邊，對著江心瘋狂掃射。 “因先頭部隊過江後，沒有將電話線截斷，致被當地鄉公所電告樂昌縣長，又適有兩個軍團粵軍駐防於縣城，便立即用汽車運送軍隊至長來北麵，截擊紅軍。”龔楚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 樂韶公路幾乎是沿著武江的走向修建的。上世紀20年代就有了，隻不過那時的路麵不像現在這樣寬闊平整。但這已經足夠將國民黨的士兵在1個小時之內從樂昌縣城運到紅軍過江的渡口。 相關史料記載，小平帶領五十五團率先渡河之後，即親自指揮兩個連在公路兩旁的山頭上緊緊咬住敵人，他認為隻要火力組織得好，壓住韶關之敵，付出一些代價，是可以掩護隊伍全部渡江的。 羅村渡口下遊五六公裏處的樂韶公路旁邊，有兩個高度相當(約150米)、麵對麵矗立著的小山包，當地人形象地稱之為“上觀音山”和“下觀音山”。如今從河岸對麵看去，兩山似乎構成一隻犬牙交錯的大口包住樂韶公路，十分險要。樂昌地方誌專家沈楊確信，小平率兵阻截國民黨部隊掩護部隊過河的地方就在這裏。 然而，敵人人數眾多而且武器精良，他們封鎖了江心，使得紅軍渡河困難更大了，不少搶渡的戰士甚至中彈落水。小平不得不決斷地派人返回對岸，要張雲逸停止渡江、伺機前進。 1931年2月5日下午3時許，五十五團和部分五十八團的戰士成功渡江了，餘下五十八團五六百人留在了對岸。小平事後遺憾地向中央報告：“七軍從此分散兩股，我及明瑞過了河，張雲逸同誌未能過河。……那邊的消息從此割斷。” 紅七軍在長來附近渡江被截成兩股之後，鄧小平和李明瑞帶領已過江的部隊，當日傍晚衝破敵人三麵包圍，向江西蘇區轉移。未能過江的部隊約600餘人則由紅七軍軍長張雲逸帶領，沿原路撤退約40公裏，回到大坪村，三天之後即得以從附近的武江支流加昌水出武江，從一個名為羅家渡的渡口過江，他們也踏上了通往江西的道路。直到1931年三四月間，兩股部隊在江西永新縣的天河重新會合。 此地一別，小平再也沒有到過梅花。但梅花給他留下揮之不去的印象。1992年，當謝非(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向他匯報工作時，粵北再次引起了他的關注。 謝非認為廣東經濟比較發達的珠江三角洲為“第一世界”，粵東粵西平原地區為“第二世界”。 “那餘下的是‘第三世界’了？”小平說。 “是。我省廣大山區經濟還比較落後，為‘第三世界’。” “要得。”小平肯定了謝非的劃分，同時鼓勵廣東抓住時機，發展經濟。 如今，10年又過去了，地處“第三世界”的梅花鎮及羅村渡口一帶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梅花的變化盡在版圖上。 從小平經過時僅有300多戶人家、一條街道的梅花墟，到如今擁有17個村、5萬人口的梅花鎮，梅花的版圖擴大了十倍有餘。 “行政區劃調整”這一生硬的概念並不能解釋一切。對於梅花來說，“路”才是潛移默化的指揮棒，造就了昔日聯係鬆散的山村，也造就了今日繁華的集鎮。 梅花曾經有過怎樣的路？梅花現在又有怎樣的路？ 坐落在橫隔古之“蠻夷之地”與中原腹地的南嶺山脈中段，梅花其實就是在綿綿相連的一個又一個山頭之間相對平緩的坳地上，適宜山民建房的聚居點。 在20世紀30年代或者更早些時候，梅花僅有一條在山的縫隙中延伸的“汗路”，西可到達連縣，東可到達樂昌縣城，即小平當年帶領紅七軍走過的路線。“汗路”的名字本身就非常形象，狹窄且艱險，坡上坡下、蜿蜒曲折，即使寒冬臘月也會把有出山“趕鬧子”(趕集)的人累得渾身冒汗。 現在，梅花不僅是一個粵北山區鎮的名字，更是京珠高速公路上一個出口的名字。京珠北，這條南北交通的大動脈穿過梅花的中心，並使“梅花”的名字與“北京”、“廣州”、“珠海”並列在一個道路指示牌上。是路，拉近了梅花與現代社會的距離。 同時經過梅花的還有坪乳(坪石－梅花－乳源)公路和規劃中的梅樂(梅花－樂昌)公路。在鎮區範圍內，翻山越嶺的寬闊水泥大路已經可以將滿載山民、山貨的汽車一路暢通地送到17個村莊中的任何一個。是路，將周邊散落的村莊串成一個梅花的整體。 “有什麽樣的路就有什麽樣的梅花。”概括梅花70年的滄海桑田，沒有比這句話更合適的了。如果小平仍在世，當行駛在京珠高速公路上，看到他曾經率領紅軍拋灑熱血的“梅花”出口旁崛起一大片樓房林立的集鎮，他一定也會感歎：有路就有希望，即使是在最偏遠的地方。 從樂昌縣城沿著寬闊的樂韶公路(韶關－樂昌)向南行約10公裏，就能看到從村莊的間隙中露出的武江，在夏日午後白晃晃的太陽下閃著粼粼波光。河這邊是長來村，河對岸是羅村。1931年2月5日，鄧小平所在的紅七軍五十五團在經過梅花戰役重創之後，就是從羅村橫渡武江到長來村上岸的。73年之後再回首，武江水仍然靜靜流過，但它再也不能阻隔兩岸居民的交通往來。在紅七軍當年渡江的羅村與長來村之間，如今已經架起了一座鋼筋水泥鑄就的大橋，往來村民通常騎著摩托車從橋上飛馳而過。 當年鄧小平率軍橫渡武江的羅村碼頭，如今隻保留著幾塊石階，一艘小木船的遺骸躺在半人高的草叢中，成了螞蟻天堂；放暑假的孩子光著身子在這無人之地盡情“跳水”，輕鬆愜意的場麵讓人難以想像時光倒轉到七十多年前，那是怎樣緊張的場景！ 羅村對岸，長來碼頭被一片豐收在即的花生地覆蓋。往日水運催生的布滿商鋪的墟市，早已成了斷壁殘垣，人民政府在附近靠近公路的地方重新建造了“長來墟”，鹽、米、布等昔日稀有物品極大地豐富了，人們甚至可以在新墟上買到電話、手機等現代高科技產品。 武江河上還有船隻在遊弋，但已經舊貌換新顏。昔日窄小的木製漁船、渡船、走墟船，已經被以柴油機為動力的鐵製采沙船代替，往日扁擔籮筐的撞擊聲如今變成了機器的轟鳴聲，矮小的茅屋背景變換為樓房林立的農民新村。 兩岸村民不再隻是船工和農民，還有水泥廠的工人、采沙船的操機手、馬路餐館的主人、私營企業的老板。他們不再以船為家，而是上岸安居，每晚收看光纜傳輸送來的電視節目。 惟一遺憾的是，現代化的進程在改善村民生活的同時，也破壞了武江的生態。采沙船的大肆開挖使得魚兒不敢遊進武江，水泥廠的廢氣熏跑了兩岸青山上的飛鳥，人們來到這裏不得不忍受噪音和粉塵。 采寫：本報記者 王海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