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反戈一擊
龔楚將軍十年祭
柳孚三
[導語：在龔楚將軍逝世十年後的今天，重讀他於1953年寫的《我與紅軍》和1971年寫的《龔楚將軍回憶錄》，那字裏行間透出來的悔與恨、飽浸著的血與淚，仍如在眼前。他所經曆的那個紅色恐怖，他所參與締造的那個法西斯世界，如今不但沒有改弦更張，反而變本加厲。]
1，龔楚從五個方麵剖視共產黨
龔楚(1901——1995)，廣東樂昌長?(今長來)人，早年參加辛亥革命，失望後轉投中共，曾參加過南昌起義、湘南暴動、創建井岡山根據地，是紅四軍和紅七軍的締造者。他“懷著滿腔的熱情，抱著無窮的希望”，為共產革命“出生入死，艱苦備嚐”，但他看清共產黨之主義、政策之虛妄，作風、手段之卑劣後，便於1935年毅然決然地脫離了他曆經十一年的革命生涯，投奔自由了。
在龔楚將軍逝世十年後的今天，重讀他於1953年寫的《我與紅軍》和1971年寫的《龔楚將軍回憶錄》，那字裏行間透出來的悔與恨、飽浸著的血與淚，仍如在眼前。他所經曆的那個紅色恐怖，他所參與締造的那個法西斯世界，如今不但沒有改弦更張，反而變本加厲。龔楚將軍在《我與紅軍．自序》中寫道：“按照曆史的文化的背景和當時國內的情況，中國革命的唯一目的，是要從帝國主義者與軍閥統治之下觧放出來，而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富強、真正為人民謀福利的新國家。千千萬萬的誌士仁人所以茹苦含辛、赴湯蹈火以求者，也就是為了這個目的的實現。然而，不幸在中國革命運動過程中，中共的所作所為——就其革命理論，革命策略，及其革命手段而言——據我十一年長期身經目擊而中心所領悟者，中共不但沒有實現這一目的的希望，而且與它背道而馳。凡中共勢力所到之地，雖表麵上親近民眾，組織民眾，而宣傳上更口口聲聲為民眾解除痛苦；但實際上，隻有使人民的痛苦愈陷愈深，而去革命的目的愈離愈遠。”(本文凡未注出處之引文均出自《自序》)試看今天中國大陸數以千萬計的下崗工人、失地農民、失學兒童、因信仰而遭迫害的各宗教信徒，以及愛滋病患者、氟中毒者和血吸蟲患者等，仍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仍掙紮在死亡線上，便知道龔將軍這個“完全根據理智的觀察與事實的證明”而得出的結論，不但是千真萬確，而且是有先見之明。龔將軍是中共陣營中最早的覺醒者、叛逃者和反戈一擊者。龔楚從五個方麵對中共所作的剖析，至今仍有振聾發聵的功效。
2，從地痞流氓到“分贓集團”
第一，中共的革命經典是馬克思主義，但“馬克思隻是一個社會病理學家”(孫中山語)，用馬克思治“西歐社會病和工業社會病”的藥來治經濟落後的中國農業社會病，猶如把治“肥胖症”的藥施之於“貧血症”，不僅不能將病治好，反而要使病症加重。共產黨口頭上掛著馬恩列斯的教條，自命是“無產階級政黨”，鼓吹“無產階級革命”，純屬自欺欺人。據龔楚觀察，在共產黨和紅區中實在沒有一個真正如馬克思所謂的無產階級者。一定要說有的話，則隻有那些遊手好閑、不事生產的地痞流氓，可當之無愧。這些地痞流氓也確實就是毛澤東所依靠的“革命先鋒”。龔楚所看到的蘇維埃運動，就是把舊的地主惡霸打倒了，而那些地痞流氓又成了新的地主惡霸；貧苦的農民更貧苦，而且一批批的往軍隊裏送，絕大多數都成了寃魂白骨。這種“無產階級革命”，除了將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產者變成無產者，而將極少數無產者和流氓地痞變成新的統治階級外，還有什麽別的意義呢？這“新的統治階級”今天已被叫做“分贓集團”，在無數冤魂白骨上建造起來的無產階級江山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父傳子、子傳孫，予取予的“黨天下”和“家天下”。
3，始終是蘇俄附庸
第二，“一麵倒”這個詞雖然是毛澤東在竊取政權後才提出來的，但中共自成立之日起便向蘇俄“一麵倒”了，因為中共就是蘇俄用盧布催生出來的。俄國人所以要“援助”中國革命，目的“是要找尋它的東方打手，要將充當帝國主義後備軍的殖民地轉而成為自已的後備軍的地盤。俄國人所需要的是可靠的附庸，並非獨立的中國。”(張國燾：《<我與紅軍>序》)但共產黨人可不管這些，為了向國民黨奪權，便甘當蘇俄走狗，當年蘇俄代表李特就是江西蘇區的太上皇，“他的一句話，幾乎就是一紙命令。”一位中委對龔楚說：“沒有蘇聯，就沒有中國革命，我們不僅要永遠的向蘇聯學習，而且要永遠的跟蘇聯走。”史達林是永遠沒有錯誤的。“龔楚聽後擔心：共產黨如果成了功，恐怕中國也就“俄國化”了。竟不幸而言中，從毛澤東、鄧小平到江澤民、胡錦濤，一代比一代更投靠和依附俄國，胡錦濤除領土大贈送外，更請俄軍進來搞“聯合軍事演習”，把最後的國防機密也賣得光光。
4，殺人就是目的
第三，孫中山革命，倡導的是“平等”、“博愛”、“和平奮鬥救中國”。可是中共卻從“仇恨”為出發點而以鬥爭殘殺為手段。毛澤東引黃巢、朱元璋、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等為同誌，把這些殺人魔王捧為革命模範人物，再加上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中共便成了古今中外最恐怖的法西斯黨，既以“殺人”為革命手段，也將“殺人”變成革命目標。龔楚“曾親眼看到一個地主的全家大小受盡毒刑而卒至全被殺害的事實”。毛澤東說：對反革命的寬容，就是對同誌的殘酷。可是，龔楚在十一年中所見，“他們對同誌和反革命是一樣殘酷的。當某一個同誌被他們懷疑或對他們稍有不順從的表現時，他們便毫無情感的立即加以刑審或一殺了之。”如毛澤東殺何篤之(黃克誠：《黃克誠自述》，p112—113，人民出版社，2005年，北京)、譚震林殺林野。僅蘇維埃時代，“自己人殺自己人，便殺了七八萬”(《李銳反“左”文選》)。
第四，中共利用“階級鬥爭”理論，在農村中煽動、製造仇恨，凡生活稍富裕即當作地主，雖隻有一二十畝地，亦將之鬥爭與殺戮，把土地產業充公。中共搞“土改”的目的，“不是為了農民的利益，而是為了觧決他們政府和紅軍的給養問題和兵源的問題。這一套殘酷手段和欺騙行為，如果不是身曆其境的人，真是不易相信。”龔楚說：“在土改以後，當我看到農村的土地一塊塊的被分割後，農民把所有的生產一擔擔的繳納給紅軍時，當我看到農村的人口一天天的減少而農民的體格漸漸瘦弱下去時，這些事實便告訴了我，大屠殺、大流血的革命代價，隻是換得了窮和苦。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怎能再忍心盲從下去與同胞為敵呢！”可見今日之所謂三農問題，並不是什麽新鮮問題，而隻是共產黨一貫以來利用農民、欺負農民、壓榨農民、掠奪農民、愚弄農民的反動政策的延續而己。
5，以恐怖手段維持統治
第五，龔楚指出，中共的革命，不僅是推翻現狀，而且要推翻曆史。他們要將民族的文化完全摧毀而代之以“俄化”；將民族固有道德完全摧毀而代之以“黨化”。他們以“仇”代“仁”，以“恨”代“愛”，使中國人的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師生，親屬的一切關係根本打破而代之以互相仇恨，互相監視。這種種的情形，我在蘇區時，真是看得太多了。尤其是男女的關係，根本談不上情感。這段文字是龔將軍在1953年寫的，證之於其前後的中共所發動的曆次政治運動，尤其被鄧小平稱為“十年浩劫”的文革，不能不佩服龔將軍的英明卓識。右字型大小的三大才女之一李南央(右傾分子李銳之女，另兩個是右派分子章伯鈞之女章詒和、右派分子沙文漢之女沙尚之)寫的《我有這種一個母親》(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年)和編的《父母早日書》(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香港)，其主角範元甄就是這樣一個被黨化的完全失去人類情感的畸型“男女”。
當李銳在1941年4月1日被延安保安處逮捕之後，與他同床共枕三年的範元甄很快在黨的啟示下，相信李銳“的一切都是為了麻痹”她，所以她要和他劃清界線了。範在日記中寫道：“我真是對他亳無留戀了。除了因為認識到他是敵人，一切都是欺騙之外，整風是有莫大關係的。”(《父母昨日書》p348) 夫妻關係成了敵我關係。“他拖了我三年，給了我許多潛移默化的壞東西，這固然是不幸。三年後的今天，竟得以觧脫，倒也是件大幸。”(同上，P350)恩斷義絕，以與李銳分開為幸事。接著這個滿口“進步”、“革命”的女人，又很快投入乘人之危的偽君子鄧力群的懷抱，讓人捉奸在床。
但範元甄萬萬沒有想到，她這個對黨無限敬仰、無限癡心、連肉體都獻給了黨的女人居然也成了搶救對象。在除了恐怖還是恐怖的氣氛中，她隻好“一下寫了二三萬字的反省筆記。“承認”我的思想還是國民黨的天然同盟者”(同上，p365)。應當承認，範元甄雖然給李銳父女甚至她本人帶來了“無窮災難”，但她充其量隻是個小奸小惡的人，正如朱正先生所說：“比起她個人的責任來，時代、環境、製度這些要負更大得多的責任。”(《父母昨日書．序》) 龔楚的高明僅在於他比別人更早地洞悉了其中的玄機，認清了造成這時代、環境、製度的大奸大惡者之真麵目，及早地抽身，及早地反戈一擊。
龔楚將軍從他脫離中共到寫《我與紅軍》，“事隔十八年了；這一股災禍險惡的洪流，不但淹沒了中國，而且正嚴重的威脅著世界人類的生存。我回憶過去，瞻望未來，我仍然是不寒而栗！”現在又過五十年了，中國人民和自由世界人民依然在恐懼之中。胡錦濤們一麵高唱新三民主義，一麵組建龐大的防暴員警部隊；一麵重複“兩個務必”的濫調，一麵瘋狂地掠奪；一麵高喝“和平崛起”，一麵叫囂“以西安以東換取美國幾百個城市的毀滅”。那麽龔將軍“認清共產黨的真麵目厲不再受其迷惑”的忠告，仍象黃鍾大呂，龔楚將軍的英靈，也還無法安息。尚饗！
(22-nov-2005)
附:龔楚簡介
龔楚（１９０１～），曾用名龔鶴村。廣東樂昌人。1917年考入雲南陸軍講武堂韶州（今韶關）分校學習。1925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樂昌地區從事工人運動。1927年8月參加南昌起義，任第20軍第3師教導團營政治教導員。1928年1月參加湘南起義。後任工農革命軍第3師教導團營政治指導員，紅4軍第29團黨代表。參加了井岡山革命根椐地的鬥爭。1929年到廣西工作，任中共右江前敵委員會委員，同年12月參加百色起義。後任紅7軍參謀長、第19師師長，中共紅7軍前委委員。參加了右江蘇區的鬥爭和紅7軍遠征。到達中央蘇區後，任紅7軍軍長，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模範團團長，紅1軍團第3師第7團團長，第22師師長，粵贛軍區司令員，贛南軍區司令員。參加了中央蘇區第三至五次反“圍剿”。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時，留在中央蘇區堅持鬥爭，任中央軍區參謀長。1935年5月投敵叛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避居香港，1991年回鄉定居。（編輯：鍾烈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