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小龍
我一直對俄羅斯的一切懷著一種深深的興趣和關注。我甚至感到，在這裏用“興趣”這個字眼未免分量太輕了——那是一種情不能已的神往和注視，既包含著一種情愫，也包含著許多思索。這當然不無原因。這種情感的培育首先得之於俄羅斯文學，那種略帶幾分憂鬱的浪漫深情，像冬原的白霧一樣，籠罩著你的心靈；還有俄羅斯知識分子那種要為全世界受難的彌塞亞精神，也是一種能使人深受感染的悲劇性的哀傷；魯迅說過，俄羅斯式的知識分子，中國還沒有；他也一定是感受到了一點什麽……而這一切，在二十世紀初卻統統轉化為一種狂熱迸發出來的獻身精神和意誌，突然之間改變了世界曆史。當這一切在二十世紀末又突然收場的時候，除了令很多人黯然神傷之外，它又留下了更多的思索。對我們來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一種主義之後，近百年來的中國曆史，就又與俄羅斯多了一層解不開的聯係和糾葛。不說別的，就說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就牽動著幾代多少中國人深情的青春回想。一首歌曲在異國產生這麽大的影響，恐怕是曆史上少見的。我不知道它在本國是否也如此令人難以忘懷，對我們來說，與其說它是俄羅斯民歌，還不如說它是中國民歌。總之，我經常對友人說，我喜歡俄羅斯的許多——當然，斯大林和克格勃除外。
很自然，貝利亞因此成了我最厭惡的一個人物。予生也晚，當我在六十年代後期開始對蘇共黨史略有所知時，中蘇已經交惡，連官方都已經不必附和蘇共的說法了，我也是既不會有對這個“人民的敵人”的刻骨仇恨，也不會相信他是什麽“英國間諜”的神話了，但我還是對他有惡感：這是一個宮廷近臣和殘暴的秘密警察頭子。在家裏保存的五十年代的報紙中，我看到了一張斯大林死後蘇共中央領導人的完整陣容：上方是一張略大的馬林科夫像，一副癡肥的平庸官僚嘴臉，但似乎還是個老實敦厚的人；底下是三排略小的政治局委員像，從帶夾鼻眼鏡，頗有學者風度的莫洛托夫，到光頭而目光炯炯，頗顯精明的赫魯曉夫，到一副黨務官僚嘴臉的卡岡諾維奇，以及一看就是呆板的技術官僚的薩布羅夫和別爾烏辛。其中也有貝利亞：說實話，我的感覺是他在形象和氣質上都與希姆萊相似。那時我有一位好朋友，對此也很有興趣，而且有著非凡的記憶力，從曆屆蘇共中央政治局到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政治局，所有委員的名字他能倒背如流，我要是忘了誰的任免情況，就找他核實——談論這個話題，似乎成了我們的略有別於環境和同時代人的一種知識遊戲和精神享受。那時我們都已讀過《斯大林時代》和《赫魯曉夫主義》等書，已經從斯大林“大清洗”的可怕事實給我們造成的思想震撼中平靜下來了，似乎也開始思考那個製度的問題了，而我們，一樣不喜歡貝利亞——就因為他是秘密警察頭子。
我對蘇聯秘密警察頭子的印象由於兩個人而開始有所改變：一個是謝列平，一個是安德羅波夫。前者在五十年代後期由團中央書記接掌克格勃，同時是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年輕、強幹，而且雄心勃勃，頗有生氣；大約是鋒芒太露了吧，終於被那個習慣於平庸和順從的體製視為異端，斷送了前程。赫魯曉夫後來把他調離要害部門，讓他當了擺設式的全蘇總工會主席。六十年代，有一次他率工會代表團訪英，受到英國工會領袖的抵製，理由是，他從未領導過工人對官方或者資方的罷工鬥爭。要求蘇聯國家的工會主席領導工人對政府的罷工鬥爭，這聽起來真讓人覺得搞笑。當然，這種尷尬並沒有妨礙謝列平繼續當他的“工會主席”。比起謝列平來，安德羅波夫就可以算“政治上成熟”得多了，他韜光養晦，從來不與黨的路線和最高領導作對，直到自己登上最高寶座。一個西方學者曾指出，在斯大林式的專製集權製度下，政治接班問題永遠無法按法製程序順利解決，總是充滿詭秘的宮廷權術色彩，既定的接班人從來無法成功地入繼大統，而最後的結局不外兩種：一是平庸的、對大家都沒有威脅的中性人物上台；二是有軍方和秘密警察支持的鐵腕人物。這似乎是一個規律。在蘇俄曆史上，馬林科夫屬於前者，而後者，由秘密警察頭子成為一把手的，至少有安德羅波夫和普京二人。安德羅波夫上台後，結束了近二十年的勃列日涅夫停滯時期，蘇聯的政治改革開始起步，雖然他天不假年，一年後就病死了，但為其後的社會改革揭開了序幕。安德羅波夫不但政治上相對開明，致力改革，而且個人頗有文學修養，愛寫詩，喜歡西方音樂，富有幽默感，為蘇共領袖這一角色添上了一點人性化的色彩。有一個頗能說明這一點的細節：在一次官方宴會上，他看到對麵坐著一個著名藝術家，就斟了一杯酒遞過去，這位藝術家發現為自己遞酒的是克格勃主席，略為遲疑了一下，這時安德羅波夫微笑著對他說：“你最好還是接過去，克格勃有一雙很長的手。”由於克格勃的惡名，這話聽起來幾乎像一種恫嚇，至少有點黑色幽默，但也還不失一點自嘲的風趣，而自嘲，至少是某種程度的智慧的體現。我因此開始喜歡和注意這位克格勃，但那時我還沒想到，安德羅波夫還有一位更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前任——貝利亞。幾乎可以說，直到蘇聯解體之後，貝利亞才開始得到公正的評價，曆史才開始還他本來麵目。
近年來，已有不少涉及貝利亞的論著在國內翻譯出版了，如《元帥和總書記》、《曆屆克格勃主席的命運》、《我的父親貝利亞》等，尤其是後者，雖然作為貝利亞的兒子，作者在敘述中的感情色彩顯而易見，但還是能為人們了解貝利亞提供一個獨特的角度和大量的材料——當然，從某種意義上看，所有曆史人物的親屬所寫的東西，都不能作為信史，但具有史識的研究者是可以從中得到最有可信度的、無法編造的細節的。對曆史人物的評價從來不可能完全一致，在目前的嚴肅學術著作中對貝利亞也同樣還各有褒貶，但至少有一點是肯定無疑的：在前蘇聯的曆任克格勃主席中，隻有兩人，貝利亞和安德羅波夫，是至今“仍然令人真的感興趣，使人進行討論，讓人覺得他們是豐富多彩的人物。”（《曆屆克格勃主席的命運》）——既因為他們的能力、個性和人格，更因為他們的改革思想和改革主張。
現在披露出來的許多事實，與過去由蘇聯官方、各種回憶錄作者（包括赫魯曉夫、朱可夫和斯大林的女兒等等）和曆史研究者所塑造的作為一個陰謀家、宮廷權術的受益者和可怕的秘密警察頭目的貝利亞的形象是完全不同的。值得注意的至少有這幾點：
一、斯大林死後他最早提出反對個人迷信。盡管貝利亞的兒子謝爾戈的回憶錄中提到的貝利亞多次與斯大林的意見分歧和私下對後者的評論和批評不足以作為這一點的充分證據，盡管貝利亞也沒有這一方麵的係統理論（他在斯大林死後幾個月就被處決），但在米高揚指控他“在斯大林死後的最初日子裏就主張要反對個人迷信”，卻從反麵透露出正麵的信息。同樣，他的另一些帶有“解凍”性質的主張，政治改革和黨政分開的主張，也是通過對他的指控（“破壞黨的領導”）而為人所知的。
二、斯大林死後他立即著手製止和平反冤假錯案，首先是平反了作為斯大林即將開始新一輪清洗的信號的“克裏姆林宮醫生案”（當時的每個蘇聯領導人心裏都明白，隻要斯大林再活一段時間，他們當中就沒有一個人能活下來），接著，在他倡議下，１９５３年蘇聯又實行了大赦，從監獄、集中營和流放地釋放了大批無辜者，這是直接的解凍回春的信號，是一件深得人心的事。後來為此加給他的罪名是“釋放刑事犯，有意破壞國家穩定”和“騙取廉價的榮譽”。不但如此，在處決他後還把斯大林的一係列清洗算到他頭上，這位前秘密警察頭目順理成章地成了這些血腥罪行的幫凶，乃至發起人。這一點，赫魯曉夫後來說得很坦率：“甚至當我們在審判貝利亞之後已經了解許多情況的時候，我們對黨和人民還是作了不正確的解釋，將一切都算在了貝利亞頭上。對我們來說他是個合適的人物，於是為了開脫斯大林的罪責，我們做了我們所能做的一切。”?見謝·貝利亞《我的父親貝利亞》第４５８頁，以下引文除另加注明外均引自該書?這是赫氏在自己同樣被清洗之後的晚年說的老實話，而在１９５３年對貝利亞的清洗中，他則是毫不猶豫地為了“黨”的利益和他自己（以及其他官僚權貴）的利益做了“所能做的一切”的。
三、貝利亞在經濟、軍事、民族等問題上都提出了一些觀點，如，根據蘇聯地域遼闊，各加盟共和國各有其農業傳統及特點的情況，提出有的地方不能搞集體農莊——這成了他“陰謀破壞集體農莊製度”的罪行，他主張縮減軍費，用於發展經濟；主張擴大各加盟共和國的權力，多用地方民族幹部而不能搞大俄羅斯民族主義。這些，現在看來全都對。貝利亞提出的這些問題，涉及的麵如此之廣，其政策主張顯然不可能在斯大林死後的一兩個月內就統統突然形成。憑這一點，也就可以看出貝利亞平時確實早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和見地。
四、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南斯拉夫問題和德國統一這兩個重大國際問題上，貝利亞提出與鐵托修好的主張並受命起草相關文件；他還主張德國應該實現統一、中立，認為這是對蘇聯最有利的長遠之計，而駐軍東德則會成為蘇聯沉重的負擔。今天的俄國曆史學家把這些稱為貝利亞的“先見之明”，這確實是先見之明。這個先見之明比後來赫魯曉夫與鐵托修好早了三年，比戈爾巴喬夫從德國撤軍，促成兩德統一早了三十多年——戈氏因此舉在西方世界贏得廣泛的聲譽與好評，而貝利亞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當然，有一頂帽子這三個人都能分享：背叛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向帝國主義妥協投降——給貝利亞戴這頂帽子的是赫魯曉夫，給赫魯曉夫戴這頂帽子的是當時的反修論戰者，而等到老戈之際，大家已經不爭論了：“尊重各國人民的選擇”——由他去吧。世界真奇妙?
在英明、偉大的領袖斯大林同誌死後，在他所指定的接班人馬林科夫同誌短暫的過渡之後，尼基塔·赫魯曉夫同誌開始了他的“解凍”和改革過程：批判“個人迷信”，強調恢複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有限度地平反冤假錯案，緩和國際緊張局勢——這就是後來為我們所深惡痛絕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現在看來，這些都是貝利亞想做而沒有來得及做的事，而且其程度遠不及貝利亞所主張的。既然赫氏所做的這一切都與貝利亞的主張相近，何至要同室操戈，以極刑處置貝氏呢（據考，對他的“審訊”、處決采用了蘇聯曆史上最嚴厲的程序——超過了斯大林對布哈林、李可夫、季諾維也夫等所有人的嚴厲程度，為蘇聯曆史上僅有的兩次之一；而且，從此以後，蘇共的黨內鬥爭中再也沒有殺害過失勢者）？這隻能說明蘇共曆來黨內鬥爭的殘酷性和野蠻性。（毛澤東對此就很有看法，並提出我們要“一個不殺，大部不抓”。）一位法國曆史學家對貝利亞事件的解釋是這樣的：“……除掉貝利亞是否意味著向‘非法狀態’的倒退？抑或正好相反，這是走向法治和緩和警察製度所采取的又一步驟？確實，這一事件的意義就像斯大林死後貝利亞所扮演的角色一樣難於確定，既可以解釋為權力之爭，又可以認為是‘解凍’的開始。鋤掉貝利亞的情況——未經真正審判的槍決，故作姿態的偵察，按照斯大林時期的傳統而對他提出的虛假指控，這一切都證明了１９５３年夏天政治局勢的複雜和由非法狀態轉向合法狀態的難度。國家安全機構的強大力量使貝利亞的對手們除了密謀和立即處死他外別無選擇，這就使得他的擁護者們沒有機會能夠預先組織對付密謀活動。但是，考慮到貝利亞權力的廣泛基礎、他的實際威信以及製度本身至今仍一直不斷強調的自己對法治的熱中，貝利亞的對手們不能夠承認他們僅僅是鋤掉了政治警察的可怕頭子，而且此人還戴著可敬的‘自由派’政治家的假麵具。”這個分析實際上隻指出了蘇聯黨內權力格局和權力鬥爭的複雜性，說明了在斯大林近三十年的血腥清洗餘悸尚存的情況下，誰都有可能為了自保而在權力鬥爭中“防衛過當”，采取過激手段——尤其是當自己的政敵手中掌握著令人生畏的秘密警察機構的時候。但還有別的問題。至少，還有一個權勢集團的既得利益的問題。很明顯，在獨裁者去世後，在一群都不享有那種絕對權威的繼任者形成的格局中，某種程度的“解凍”和走向某種程度的“法治”是必然趨勢；即使除掉了“自由派”之後，上層官僚也仍然不得不朝這個方向走幾步。但這一切必須以不損害他們的既得利益為前提——須知，在起義、內戰、饑饉、外來幹涉等種種艱難危險都過去之後，在長達三十年的統治中，尤其是在大清洗把最早的懷抱浪漫的革命理想的老布爾什維克消滅殆淨之後，以告密、整人、阿諛、逢迎等方式爬上官位的不再有獻身理想的上上下下各層官僚，已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既得利益群體，他們和那個製度已經融為一體，幾乎是靠著那個製度的弊端——專製、腐敗，來攫取自己的利益的。任何改革，一旦觸及他們的這種根本利益，他們是會以命相拚的。因此，為了這種利益，太快、太徹底的改革步伐是不允許的——既是其利益不允許，也是那個製度的承受力所不允許。絕不能搞徹底的改革。然而貝利亞犯了這個錯誤，戈爾巴喬夫也犯了這個錯誤，結果，一是貝氏個人的死亡，一是蘇聯的解體。的確，貝利亞的改革構想太大膽了，步子太快了，他居然認為要召開黨的代表大會，“要公開以斯大林為首的黨的路線”，黨的“最高領導層應當對所發生的一切向人民負責”；他居然還要求“應當從我們中央主席團全體人員開始，我們報告自己的工作，揭露黨的路線錯誤，然後聽聽大會怎麽說”，他甚至準備下台：“如果大家一致認為要換掉我們，那就換掉吧，屆時取代我們的將是一些年輕人，他們一定不會重犯從前領導者難以回避的那些錯誤。”這真是太善良的願望，太美好的理想，豈止是要“年輕化”，連“改革和公開性”都已經呼之欲出了。如此看來，貝利亞的死因就在這裏了：他太早提出了徹底改革的要求。比較貝、戈二人的命運，我們看到，太早提出的改革思想會斷送思想者，太晚實行的改革措施會斷送實行改革的社會。曆史是如此的殘酷！據貝利亞兒子的回憶，貝利亞的妻子當時勸告他要謹慎：“想一想吧，拉夫連季，這會是你的盡頭。”她當然沒有想到這是貝利亞生命的盡頭。據說當時的主席團成員“一致同意”了貝利亞的觀點，因為他們知道，說歸說，“大家永遠不會去冒這個險”，誰要是說了還真練，他就是死路一條。“在當時國家領導人的眼裏，這種舉動當然是輕率之極的行為”。——用這一體製下的行話，這叫做“政治上的不成熟”。我很難想象，在那種體製中混到如此高位，而且掌管秘密警察的貝利亞，政治上會“不成熟”；隻有兩種可能：或者他也隻是想說說而已，是一種虛偽、一種偽裝——為了他的權術目的，那他就不是“不成熟”，而是太“成熟”了；還有一種就是他還堅信、或者還殘存著某種理想，所以真想為此去做，那就確實是“不成熟”了，在那種獨裁體製下，凡懷抱某種理想主義的政治家沒有不以悲劇終場的——例子不勝枚舉，而且不僅是在蘇聯。但似乎也恰恰因此，這種還有些許理想的失敗者也就能在民眾中喚起敬意，並在曆史中死而複生。
根據貝利亞兒子的說法，貝利亞是在１９５３年６月２６日在自己家中被打死的：人們在那裏聽到了槍聲，看到了貝利亞辦公室被打碎的窗玻璃，看到了被用擔架匆忙抬走的一個人——此後無論是他的下屬還是“法官”，都沒見過活著的貝利亞。至於秘密審判和處決（是年的１２月２３日），隻是一場既沒有主角，也沒有觀眾的戲。也就是因為知道他已死亡，“鬥爭已沒有任何意義”，所以在蘇共中央的７月全會上，從他的政敵到他的朋友才能那麽眾口一詞地譴責這個“英國間諜”、“叛國者”和大清洗的凶惡“劊子手”，然後是逮捕、審判、處決的“法律程序”，還有一次次屢試不爽的中央決議，聲討揭發和群眾集會——於是，一個黨和人民的凶惡敵人被清除了——直到若幹年，甚至數十年後的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現在回頭來看，蘇聯曆史上的哪一樁案子不是如此？從莫須有的托－季聯盟（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到布哈林、李可夫、加米涅夫，到沃茲涅先斯基、到貝利亞；臨解體前的蘇聯最高檢察院承認，他們誰也不是帝國主義的間諜。如果一個製度，能一個接一個地連續製造這種冤案來證明自己的正確，然後再逐一平反來證明自己的英明，那麽它還是英明和正確的嗎？人們曾因蘇聯的解體或痛心疾首，或百思不解，乃至歸咎於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這兩個“修正主義分子”、“敗家子”，這恐怕又是冤案。在我看來，蘇聯解體的禍根是斯大林埋下的，至少應追溯到他三十年代那血腥的大清洗。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乃至曆任秘密警察首腦，不斷在數十、數百、數千人的處決名單上簽字，這些事實和數字，在現在已不是什麽新聞了。任何一次改革，都繞不開斯大林留下的那一灘血，都躲不過一個尖銳的質問：這麽一個偉大的布爾什維克黨，這麽一個人類曆史上最先進最完美的製度，怎麽會犯下如此暴行？
貝利亞也許不可能像他兒子所希望、所論述的那麽純潔，他手上恐怕也有血。他是大鎮壓政策的執行者，最終又成了它的受害者。從現在已經披露的材料、已經解密的檔案來看，他不是間諜、叛國者、宮廷弄臣、色情淫棍、變態殺人狂、凶暴的屠夫，這一點似乎已是可以肯定的了。一個製度，怎麽能把忠實地為它所宣布的理想奮鬥的戰士（包括貝利亞，也包括他之前的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等人）妖魔化到這個地步，這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白居易曾有幾句詩：“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複誰知！”看來古今中外，都有這種曆史人物的是是非非。貝利亞之流是當時就身死名臭了，死後還當了五十年惡魔。對貝利亞等人，看來應該改幾個字：“縱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後人知！”至於其真偽，應該說，好在——正如一個同樣死於大冤案的人所說——“好在曆史是人民寫的”，雖然“人民”，在當時看來像是製造冤案的幫凶。貝利亞的兒子似乎對曆史也有種確信，所以他預言，父親“終將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作為一個為自己多民族的國家和人民謀福利，為使自己的國家脫離極權主義軌道而奮鬥終生的蘇聯時代思維健全的政治家而載入史冊。”——是嗬，“思維健全”，這在民主體製下應該是對一個政治家的基本要求，但在蘇俄體製下，它卻那麽難，以至於要一個“政治家”付出那麽慘重的代價。
貝利亞所服務的那個國家已然不存，今天對他的平反，對他一生真偽的重新評價又有什麽意義呢？顯然，不在於他有多深刻的思想讓後人研究——他主要是個政治家，或者說政治活動家，而不是思想家和理論家；也不在於假定，如果他的觀點在數十年前為人接受和實行，蘇聯和世界的曆史會不會略有一番別的景象——曆史是不能假定的，盡管這就常常有遺憾。他的冤案和平反，或者說他的妖魔化和人間化，無非提供了一個典型的事實，提醒人們思考：為什麽在一個有著悠久曆史傳統和輝煌的近代文明的偉大的國度裏，在一種極為美好的理想感召下的一場運動，卻建成了那麽一個邪惡的鎮壓機器，並由此毀滅道德、文明，戕殘著民族心靈，湮滅著人性？如果把這一切統統歸功於斯大林，那就太抬舉他了，用一句老套話說，不符合“曆史唯物主義”。斯大林作為一個“偉大領袖”，“在布爾什維克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範圍之內，他如果願意的話是能夠改變很多東西的。不是全部，這是製度本身不允許的，但卻可以改變很多。可是斯大林不僅沒緩和這一製度，而是有意識地使許多東西尖銳化，利用布爾什維克的教條去壓製這一派中的對手。這就是大規模的鎮壓和政治運動。”他的個人責任在於此。貝利亞死後，他的兒子在監禁和流放的經曆中反思的結論是：“罪過屬於每個人，屬於斯大林本人，也屬於其他人。他們都要為製度所造成的全部失誤、全部錯誤和偏差負責。”平心而論，我看不妨加上一句：他們既是錯誤的責任者，也是罪過的受害者，甚至於，說到極處，當民族心性和活力受到戕殘之時，這些高高在上的人也未能幸免。他們的道德和能力也在滑坡。斯大林曾這樣評價五十年代來華時我們曾舉國歡迎、尊之為“德高望重的”那位“伏老”——前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伏羅希洛夫：“他是個傻瓜，這我們知道，”他又加上一句，“但整個國家不知道這一點。”唉！
（《我的父親貝利亞》，謝爾戈·貝利亞著，新華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６月版 ２８．００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