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湯伏祥
赫德蘭，這個名字，對現在的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是陌生的——誰會記住一位傳教士的名字呢？在中國近代曆史上，傳教士並沒有給中國帶來福音。大多傳教士溫良典雅，知識淵博，他們宣稱自己是上帝的或者別的神聖的代言人，他們認為中國是個未開化的國家，遠到而來，深入中國的各個角落，到處宣講他們的道義和良知。可誰想到，就在他們播灑文明與道義時，中國成千上萬的無辜百姓卻被文明的外國人所殺害。赫德蘭雖然不是一位普通的傳教士，但在曆史的洗禮中，這個名字自然就被人們所忘記了。赫德蘭，原名艾薩克•泰勒•黑德蘭(1859~1942)，是一位美國傳教士，他於1888年來中國，任北京匯文書院文科和神科教習。一個教習，本不足以評說，但由於他的妻子赫德蘭夫人一直是慈禧太後的母親、隆裕皇後的妹妹以及北京許多格格、福晉和貴婦的家庭醫生，這使得他有機會親眼目睹了清王朝的最後歲月，有機會得以近距離地觀察中國宮廷的生活。
袁世凱在清王朝中可謂是舉足輕重的人物，赫德蘭在宮廷的活動中，雖然與袁世凱的接觸不多，但袁世凱還是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赫德蘭說：“在所有的王公大臣中，有一個人在朝中舉足輕重。他就是袁世凱。”[1]
袁世凱，這位河南籍漢人，曆史的嬗變和時代的際遇使他走到了權力的中心位置。袁世凱小時候遊手好閑，無所事事，荒於科業。不過，袁世凱的家族在清代倒是一個顯赫的官宦世家。他的父親袁保中在地方上列钜紳，剿辦撚軍期間，籌辦團防，平撚有力，受到朝廷嘉獎。袁世凱的叔祖袁甲三是淮軍中剿平撚軍最有功勳的名將，最後官拜總督。袁的叔父袁保慶一向追隨袁甲三，在袁甲三手下頗著功績。袁世凱在家排行第三，他的父親因為自己弟弟袁保慶征戰在外，年已過四十還沒有兒子，而自己子女卻很多，就把袁世凱過繼給袁保慶。袁世凱過繼後，頗受袁保慶一家人寵愛。1867年，袁保慶在山東做道員，袁時年八歲，也隨養父一起到了山東。兩年後，袁保慶調到江蘇，袁亦隨同前往。1874年，袁保慶死於江南鹽巡道任內，袁回到河南項城。1875年，他的堂叔袁保恒回家，見袁遊手好閑，就將他帶到了北京，受業於堂叔袁保齡。1876年，袁返回項城參加了鄉試，落第。同年，時年十八歲的袁與一位姓於的小姐結婚。婚後，袁重回北京，並隨袁保恒到河南賑災。袁保恒死於河南開封，第二年朝廷把袁保恒的捐款移獎袁世凱。袁世凱得到了堂叔父的餘蔭，朝廷捐袁世凱為中書科中書。但袁並沒有將這個捐官看在眼裏，他將自己所讀的詩文和書籍用一把火給燒了，並對自己說，大丈夫誌在四方，豈能鬱鬱久困在筆硯之間以自娛歲月？1880年，他的“誌在四方”終於有了施展的機會了，他被推薦到養父昔日友人慶軍統領吳長慶那裏，成了山東軍營中的一名將士。這就是從那時起，袁世凱開始步步高升，直到權力的頂峰。
當然，對於這些，1888年才來中國的赫德蘭自然是不知道。他對此也不感興趣，因為這些都隻能代表袁世凱的過去，他所關心、關注的是袁世凱如何左右當時的朝政，如何引領中國朝什麽方向前進。他不知道袁的早年厭學情況，但還是稱讚袁世凱說“袁世凱年少時，讀書勤奮。他飽讀詩書，也讀過不少從西洋文字翻譯過來的書。”[2]中國人講究學以致用，在赫德蘭看來，如果沒有童年、少年的勤奮，沒有童年、少年的飽讀詩書的話，袁是無法在朝廷中擔任要職，更無法引領中國前進的。他稱讚說：“他不懂外語，不懂西洋的法律，卻在中國的朝廷中擔任要職，為國家掌握航向，引導國家不僅躲過保守派的暗礁，也躲過了激進的變法派的暗礁，在一定時間內把國家引向了安全的港灣。”[3]
“為國家掌握航向”，“把國家引向了安全的港灣”，這些話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傳教士能概括出來的。從現在的曆史眼光對照過去，雖然赫德蘭的概括有一定的出入，但熟於宮廷生活的赫德蘭顯然已經看清了袁世凱對於時局的意義。
1895年，清政府被日本戰敗後，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康有為等人在北京發動各省應試舉人一千三百多人上書光緒帝，反對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以“變法圖強”為號召，組織強學會，掀起維新變法運動。康有為、梁起超、譚嗣同等人在各地組織學會，設立學堂和報館，宣傳變法維新，影響及於全國。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帝國主義陰謀瓜分中國日亟，康有為又趕到北京上書，請求變法。1898年4月，康有為等以保國、保神、保教為宗旨，倡設保國會於北京。光緒帝接受變法主張，引用維新人士，6月11日頒布“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自強。此後的一百零三天內，不斷頒布維新法令，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方麵推行新政。康有為等維新派正在為自己的傑作和理想逐步實現而歡心鼓舞時，一場新的“革命”正向他們撲來，慈禧太後反動政變，幽禁光緒帝，捕殺維新派。
曆史已經過去一百多年了，人們每每議論此次變革失敗時，都把責任推到心狠手辣、反動腐朽的慈禧和狡猾、投機、背信棄義的袁世凱身上。可當我們細細品味時，發現事實並非我們想像得那麽簡單。年輕的光緒帝長期受到慈禧的抑製，總想有機會好好施展一番。當他在維新派的鼓動下，越發興奮起來。他在短短的一百多天裏，就想改變四萬萬中國人四千多年來的保守思想。他要讓當時連釘子都不會造的中國人開始修建鐵路；他要讓一向唯恐驚動神靈而不敢深耕的中國人去開采金礦、銀礦、鐵礦和煤碳；他要讓各省都建起大學，而當時整個中國都還沒建造一所像樣的大學……光緒帝的想法似乎過於天真。在這群維新書生的鼓動下，本來主見不多的年輕皇帝，就更加失去了理智。赫德蘭在評述這段曆史時說：“在短短的幾個月之內，光緒要把幾十個同樣困難的問題都解決掉。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京城裏組成了一個維新派，成員多是激進甚至魯莽的年輕讀書人。這些年輕人沒有一個真正具備政治家的素質。他們其中有不少人才華橫溢，但卻被變法的熱情衝昏了頭腦，他們忘記了掌握國家大權的是統治了中國四千多年的那些思想保守的人。”[4]
年輕的光緒帝似乎還不算太幼稚，他還懂得掌握軍隊對於推行變法的意義。於是就有了譚嗣同密見袁世凱及袁告密之故事。按照傳統的說法是：袁世凱為兩麵派人物，一麵假意和維新派周旋，騙光緒帝封他為侍郎，另一麵看到慈禧根深蒂固，決定投靠舊黨。譚嗣同八月初三日夜訪法華寺，會見袁世凱，說袁舉兵殺榮祿，圍頤和園，對慈禧或殺或囚，袁於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請訓，並當天乘火車回天津，向榮祿告密，出賣光緒帝和維新派。當夜，榮祿趕回北京告變。八月初六日晨，慈禧臨朝訓政，囚禁光緒，捕拿維新派，殺六君子，百日維新遂告失敗。這說法一直延續至今，且被推為“曆史真實”。但事實上，這一說法疑點頗多。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戴逸歸納有三疑點：一是，政變之初，慈禧為何不捉拿譚嗣同；二是榮祿不可能乘火車連夜趕回北京；三是袁世凱的《戊戌日記》存在諸多疑點。戴逸分析說：“如果是袁世凱告密導致政變，則政變上諭中必定指名捕拿譚嗣同，因譚是往說袁世凱圍園劫持太後的人，屬於‘逆首’。慈禧太後絕不會放過他。何以上諭中隻命捉拿康有為、康廣仁兄弟，沒有譚嗣同在內？而且上諭中康的罪名是‘結黨營私，莠言亂政’，罪名較輕。如果有圍園劫太後之謀，則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上諭中，何以輕輕放過？”[5]針對疑點二，戴逸接著分析說：“袁世凱在八月初五日上午覲見光緒後，即乘火車回天津，‘抵津，日已落’（袁世凱《戊戌日記》），袁趕到榮祿處告密，已在夜間，榮祿得知圍園消息後，萬難在當夜趕去北京，把消息反饋給太後。因為，當時北京、天津之間的火車通行不久，隻有白天行車，沒有夜車，也缺乏夜間行車的設備、經驗與技術。即使榮祿以直隸總督之尊也不可能下令加開一次夜車。榮祿於八月初五日夜間萬萬趕不到北京，而慈禧太後實行訓政卻在初六上午，可見太後的政變並非由袁世凱告密引起，政變時還不知道康有為等有圍園劫太後之謀。政變是新舊兩黨長期矛盾積累的結果……與袁世凱告密無關。”[6]針對疑點三，戴逸認為袁世凱《戊戌日記》中所談的告密情形存在諸多疑點，不可信。
按照戴逸的分析，慈禧太後發動政變、戊戌變法失敗與袁世凱告密並無多大關係。這一觀點，顯然不能被大多數史學家所認可，但戴逸的分析也並不是沒有道理，至少給後人提供了另一種思考。赫德蘭在講述這段曆史時，雖然沒有跳出袁世凱《戊戌日記》的描述，但似乎采用了是一種同情的、模棱兩可的態度：“袁世凱手中掌握著一支一萬兩千五百人的軍隊，但是，如果袁世凱一味聽從皇上的命令，而不通知自己的頂頭上司榮祿的話，那就意味著他犯了殺頭之罪。所以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著皇上的詔書到榮祿那裏去。”[7]在赫德蘭理解，袁世凱隻是做了一個“下司”應該做的事，袁為了自己不被上司殺頭，隻好向上司稟報，這屬情有可原之列。而至於袁如何向榮祿告密，是否要“保皇”等細節，赫德蘭均不予敘述。相反，在赫德蘭看來，康有為等這些既缺乏政治家素質，又極容易激動的“年輕孔聖人”，並不能給光緒的改革帶來解決問題的根本，也不能引領中國走出困境，而袁世凱和“保守派”似乎還能“在一定時期內把國家引向了完全的港灣”。
光緒變法失敗後，袁世凱受到慈禧的重用。後來，山東巡撫因與義和團有牽連而被革職，慈禧就把袁世凱派往義和團最凶猛的山東。周溯源在他的《北洋軍閥鼻祖袁世凱》一書中是這樣描述的：“山東義和團興起以後，發展迅猛，勢不可當，中外反動派為之驚恐。山東前幾任巡撫均不解決問題。袁世凱主動獻策，列強和清廷認為他是合適人選，於是出任山東巡撫。”[8]袁世凱到了山東後，第二天就出《禁止義和拳匪告示》，告示稱：“本署撫部院欽由恩命，建節東來，統率重兵，彈壓鎮撫……倘再目無法紀，侍眾抗官，大軍一臨，玉石俱碎。”[9]袁世凱以義和團為敵，鎮壓義和團，偏袒洋人，這是他在山東任內的主要業績。從封建統治的角度講，這本也無可非議。在當時的中國，洋人的威脅多在經濟利益層麵上，但義和團的威脅可能就是整個政權的滅亡。清政府雖然在表麵上先是縱容義和團，並以此來打擊洋人，給洋人以臉色看。但事實上，清政府一直擔心義和團的發展壯大，以致對清政權產生威脅。所以，雖然慈禧下達了“不可一意剿擊”的電告，但袁世凱還是十分圓滑地鎮壓了義和團，並私自違抗了太後的聖旨，從而保護了他管轄的山東省內所有洋人的生命，維護了局勢的穩定。周溯源評價說：“在處理中國人民同侵略者鬥爭的問題上，他從未替人民伸張過正義，不是充當帝國主義的幫凶，就是向侵略者賠款道歉。”[10]
對時局了解非常清楚的赫德蘭教士也知道袁世凱狡猾的手腕，但他並不認為，袁維護洋人有什麽過錯。他給讀者描述了另外一番情景：“袁世凱任山東總督期間，有些和義團的首領去拜訪他，希望他能夠像前任總督一樣同情義和團運動。他們講義和團法力無邊，刀槍不入，即使敵人的子彈也穿不透他們。袁世凱耐心地聽他們的講述，顯出十分感興趣的樣子，並且邀請他們同他以及其他官員一起進餐。餐桌上，袁世凱把話題引向了義和團首領以及他們的勇猛。這些義和團首領就又一次給在座的官員講述他們是如何法力無邊，刀槍不入的。袁世凱讓他們美餐一頓後，提議讓義和團首領給在場的朋友演示一下他們的法力。這些義和團首領剛才還把自己宣講了一番，現在當然不能拒絕袁世凱的提議了。於是袁世凱就讓他們站成一列，又叫來了軍中幾個最好的神槍手，讓義和團拳民進行演示。”[11]結果可想而知，愚昧的義和團首領成了袁世凱槍子的犧牲品。在當時，許多人都信以為義和團真是法力無邊，刀槍不入，包括清廷中的親王大臣們。赫德蘭說：“當時朝中很多親王都相信義和團拳民法力無邊。假如慈禧太後召集這些親王們商議是否利用義和團防止外國人支持光緒皇帝時將袁世凱請去，那麽慈禧很可能就不會在1900年蒙受恥辱了。”[12]在赫德蘭看來，就是因為沒有在袁世凱參與商議的情況下，慈禧及親王們才真相信義和團法力無邊、刀槍不入，並以此來抗擊洋人，最終導致了八國聯軍侵占北京。
赫德蘭作為外國傳教士，他站在西方的立場是毫無疑問的。從外交立場上說，保護外國人似乎是清政府的責任，但這些外國人向來不遵守清政府的法律，甚至四處掠奪、侵略，那又怎麽談得上保護呢？義和團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外國侵略，這本是愛國之舉。但就當時軍事軟弱的清政府來說，他是選擇利用義和團的法力無邊來抗擊外國人的真槍實彈？還是向列強傾斜、鎮壓義和團以求的和平呢？在八國聯軍進攻前，慈禧及清廷中的親王們似乎傾向前者。而此時的袁世凱已經有了自己的答案，“在涉及到個人政治前途時，袁世凱不僅不會遵皇上的聖旨，也不會聽太後的‘密令’。他的任務就是統治自己所轄省份的百姓。由於袁世凱在山東省任總督，在1900年那個多事之秋沒有一個外國人遇害，而且連‘受到傷害的外國人’也幾乎沒有。”[13]顯然，袁世凱要比慈禧狡猾得多，也要比慈禧更能“審時度勢”，慈禧想借助刀槍不入的義和團來報複一下與自己有矛盾的西方列強，宣布義和團為“義民”，對義和團進行“安撫”，使之與洋人鬥爭。但遺憾的事，此舉並沒有得到切實利益，相反這導致了俄、英、美、日、德、法、意、奧八國組成的聯軍的“報複”。聯軍由天津進犯北京，給慈禧來個措手不及，手忙腳亂。
八國聯軍進犯北京後，慈禧緊急命袁世凱帶隊或派得力將領，前往援助。袁世凱接到聖諭後，左右為難，不派兵，開罪於慈禧，將來前途不堪設想；派兵，開罪於洋人，對手是八國聯軍，可能打不過洋人，那苦心經營的軍事實力會在戰爭中消耗精光。更為可怕的事，戰爭結束後，自家的性命、官位也可能因此而難保。於是，他一麵答應慈禧出兵，一麵留在原地踏步，擺出種種假象，做好兩手準備。後來的史學家們，對袁世凱玩兩麵應付的手腕給予了抨擊，指責袁世凱狡猾、殘忍，反動。在現在大多數史學家們看來，鎮壓人民運動就是反動，就是阻礙曆史前進。但我們如果能站在一個客觀的立場上來做具體分析的話，或許還有另外一些啟迪。對於任何統治者來說，維護自身的統治肯定是擺在第一位的，沒有任何一個政權是主動退出曆史舞台的。對於清政權來說，當它看到義和團並不能拯救國家，相反可能帶來麻煩時，它隻能選擇鎮壓。站在曆史關頭的袁世凱或許是比慈禧早理解到了一層意思，所以他才使出兩麵派的“手腕”。赫德蘭在的他的“宮廷回憶”（即《一個美國人眼中的晚清宮廷》）中描述了袁世凱和張之洞、劉坤一私自下令保護洋人的細節。他說：“正是這三位漢族大臣以及一位滿族總督才挽救了中國，使中國在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時不致被瓜分。”[14]在赫德蘭看來，如果不是袁世凱等人故意違抗殺戮洋人的諭旨，那中國可能要遭到更大的報複，甚至把中國瓜分完畢。赫德蘭似乎誇張了，但袁世凱暗中客觀維護了清廷與外國列強的關係這卻是事實。所以，慈禧從西安回鑾北京後，外國列強一致督促慈禧，把直隸總督的位子讓給袁世凱。袁世凱在這風雨變幻的曆史關頭，憑借著自己的政治智慧，不僅得到了清政權的賞識，而且得到了外國列強的一致扶持，這為他後來登上權力的頂峰創造了基礎。
從袁世凱出賣光緒皇帝，到袁世凱主政山東鎮壓義和團運動，再到袁世凱耍弄兩麵手腕討好洋人，這些曆史史實，在大多數史學家們眼中本是抨擊袁的最好素材，但在一個外國的傳教士眼中，可能是另一道景觀。縱觀上述赫德蘭言論可以看出：袁在出賣光緒皇帝問題上並無過錯，因為維新派本來就是紙上談兵的家夥，他們的改革不符合中國的實際；袁在鎮壓義和團運動問題上，也無過錯，他揭穿了義和團法力無邊的假象；袁在對待八國聯軍和慈禧問題上，是袁的兩麵手腕使中國不至於被完全瓜分。赫德蘭的觀點，顯然是經不起推敲的，也是站不穩腳的。但我們似乎也不能太苛刻，因為他畢竟是一位外國傳教士。今天我們重新把赫德蘭的觀點歸納出來，並不是要否定對袁世凱原有的評價，隻是為大家提供另外一種視角罷了。袁世凱作為中國晚清的一位重臣，作為後來中華民國的總統，他所呈現出來的曆史應該是多麵的，應該是複雜的。如果我們隻是簡單地抨擊，一個口徑的評說，這似乎不利於客觀地反映曆史本來的麵目。
赫德蘭對袁世凱的好感，除了對上述的幾件本是遭遇後人唾罵的事情提出自己不同的觀點，並加以適當的“讚頌”外，他對袁世凱在其他方麵的“貢獻”也給予了高度評價。他在“宮廷回憶”中還著重寫到了袁世凱與北洋大學校長坦尼博士的一段對話。他描述說：袁世凱在天津作了直隸總督後，就找坦尼校長仔細詢問美國公立學校體製。當坦尼介紹後，袁世凱問坦尼，中國為什麽就不能推行美國的教育製度呢。坦尼告訴他，這裏的條件不具備。袁世凱就問需要什麽條件。坦尼告訴他應該在所有的大城市都開辦學校，聘請有能力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做教師，並給教師付合理的工資。於是袁世凱就請坦尼幫助逐漸建立這樣的教育製度。坦尼說，他還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學校的選址、教師的招聘、教師的工資都需由他來定，袁世凱隻要出錢就可以了。依現在的眼光來看，坦尼的條件還是比價苛刻的，完全放手讓校長去管，主管上級隻能出錢，這在今天的大學管理體製中也是不可能出現的。但文化層次不高的袁世凱卻全權委托坦尼籌建中國最早的現代化公立學校體製。赫德蘭評價說：“即使不算袁世凱所做的其他事，單憑這一件事也足以讓太後挽留他繼續留在朝中任職……”[15]也許這真是袁世凱一生當中可以引以為豪的一件大事，雖然後來的史學家們對袁世凱多有指責之辭，但對袁努力建立現代教育製度也是給予了高度評價：“袁世凱……縱橫捭闔，不能不承認他精明能幹。……他奏請廢除了延續一千多年的科舉，促進了近代教育在中國的發展……”[16]
赫德蘭在他的“宮廷回憶”中，對另一件大事，也說出了對袁的好感——那就是當時傳得沸沸揚揚的光緒帝之死與袁世凱謀害之說。按照通常的理解，光緒帝較慈禧太後年輕，應該死在慈禧之後。但袁世凱曾出賣過光緒帝，如果慈禧死了，而光緒健在，那袁世凱的下場就可想而知了。所以，這就不能不讓人懷疑袁世凱可能利用某種手段謀害光緒。穿梭於宮廷的赫德蘭在“宮廷回憶”中說，曾有袁世凱的仇人告訴他，有人給光緒請了一位西醫，而這位西醫就是袁世凱花了三萬三千美金雇來的。光緒死後，當時的日本人就認為光緒是被毒死的。周溯源分析說：“兩宮同時‘晏駕’，引起種種揣測。對於光緒帝暴卒的確定日期和原因，眾說紛紜。一說袁世凱見西太後病危，怕她死後光緒修戊戌舊怨，特賄通李蓮英進貢紅丸，先一日把光緒毒死……一說西太後先死，秘不發喪，由袁世凱、奕劻、李蓮英合謀，把光緒害死，顛倒帝後死亡日期而發的，等等。鑒於袁世凱後來暗殺吳祿貞、宋教仁，以及毒死趙秉均等人的情況，光緒死在他手裏不是沒有可能的，但無確鑿的證據。”[17]活躍在宮廷裏的赫德蘭自然聽到這些傳聞，但他認為，光緒帝的死並非袁世凱所殺。他甚至認為，即使光緒帝是被毒死的，也不是一人所為，而是“宮裏以及朝中大臣都認為光緒不宜繼續做皇帝，與其讓光緒攪亂了整個朝廷，不如讓他從此消失。”[18]赫德蘭為袁世凱憤憤不平，反問道：“那麽為什麽袁世凱成了宮裏以及大臣們的替罪羊了？為什麽世人都指責他殺害了光緒皇帝呢？”[19]依赫德蘭看來，光緒帝的死或許是重病而亡，或許是宮中大臣所為，但與袁世凱無關。後來的史料大多已經表明，光緒帝的死是重病而致。雖然袁世凱殺害光緒之說得到了一定程度地澄清，但就在光緒死後眾說紛紜的時刻，赫德蘭已經有了自己的判斷，這實屬難得。赫德蘭甚至還就此說做出了更為“獨特”的設想，他說：“這裏麵還有另外一個陰謀。自從光緒和慈禧死後，那些激進的維新派，也就是康有為的追隨者，吵著鬧著要將謀害光緒的凶犯繩之以法。他們說袁世凱背叛了維新變法事業，他不僅在1898年背叛了光緒皇帝，而且還一手造成了光緒之死。”[20]依赫德蘭的理解，說袁世凱謀害光緒帝，可能是維新派及其追隨者的陰謀，目的是報複袁世凱，要將袁繩之以法。赫德蘭的理解雖然不是很在理，但他的分析似乎也有一定的可能。從上麵所述的材料來看，他對維新派向來是沒有好感的；相反，他對袁世凱卻是極力地維護。
赫德蘭與袁世凱並沒有多少直接的交往，他的許多關於袁世凱的印象是通過宮廷傳聞和列強那裏而獲得的。赫德蘭之所以對袁世凱持有如此的印象，並極力為袁說好話，這與宮廷和當時外國列強的輿論是分不開的。從另一個角度上講，當時的袁世凱確實是宮廷內外舉足輕重的人物，是大家一致認可的人物，是傳教士、是列強認可的人物。雖然後來的史學家們評論說，袁世凱獲得權力是靠對內鎮壓愛國運動、對外賣國而獲得；其獲得認可是反動保守勢力的認可、是帝國主義列強的認可，不是人民群眾的認可、不是時代的認可。當然，赫德蘭不可能有如此這般進步的階級認識，因為他隻是一個在中國穿梭的傳教士而已。
[1][2][3][4][7][11][12][13][14][15][18][19][20]I.T.赫德蘭 著，吳自選、李欣譯：《一個美國人眼中的晚清宮廷》，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176頁
[5][6]戴逸：《曆史解密：戊戌變法的真相——袁世凱非主動告密》，《北京日報》2004年1月28日
[8][9][10][17]周溯源：《北洋軍閥鼻祖袁世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1、74、75、141頁
[16]周溯源：《北洋軍閥鼻祖袁世凱•前言》，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