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學時代
1906年，我入縣立初小讀書。當時已經廢除了科舉，創立於新學，學堂不收學費，但還是要拜孔夫子。
我10歲那年，進入縣立高等小學，每年仍要參加祀孔和祭天的典禮。這些舊的教育，使我更加習慣於循規蹈矩，守禮奉法。第二年，辛亥革命爆發，我才11歲，談不上受到多少革命影響，但社會動蕩使學業荒廢了。至1912年高小畢業時，我有好幾門功課不及格。母親非常著急，節衣縮食，為我聘請良師在家補習了一年，兩位學工科的哥哥也利用假日為我補習功課。
1913年我終於考取了長沙修業中學，一讀又是3年。由於小學基礎沒有打好，中學課程又十分繁重，我對讀書越來越不感興趣了。正好這時北京陸軍第－－預備學校招生，我請鄰居的一位軍官幫忙，竟然考上了這個學校。
1916年，我第一次離開母親到千裏之遙的北京入學。當時我的心情十分激動和興奮。學可不到半年，到1917年7月張勳複辟，京城大亂，無法上課。停學半年，局勢平穩後，重新入學。兩年後，爆發了五四運動，同學們紛紛卷入其中，“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當然也不例外。北洋軍閥政府不許學生“鬧事”，派了一連士兵來“保護”學校，不準外出集會，不準看報會客，接電話都有限製……這樣變相地把師生們關了一個多月後，又決定提前放假，各自回家，到—廠半年才複學。這次愛國運動對我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我第一次懂得了“愛國光榮，賣國可恥”，懂得了民主和科學救中國的道理。
1919年底，我在這所軍校畢業，被分配到山東省境邊防軍第二師當入伍生。這是北洋軍閥皖係段祺瑞的一支新軍，全是日本裝備，並有日本軍事教官負責上課?但我們這批經過了五四運動洗禮的入伍生都具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主精神，因此常常與日本教官的霸道行為發生齟齬，激起糾紛。連我這老實人也常常受到他們的責罰，使我很不安心在此服役。半年後，發生了直皖戰爭，段祺瑞戰敗倒台，這支新軍也就解散了。於是，我和十幾位湘籍同學決定回湖南，回到革命氣氛較濃的南方家鄉去參加革命隊伍。
從軍初期
1920年11月，湖南已由趙恒惕取代譚延閭擔任省督軍兼總司令。他倡導與四川等省搞聯省自治，並對湘軍實行整編。我回到長沙後，即和同學們去找當時湘軍第－－叫幣第二旅第三團團長唐生智，說：“唐團長，我們已找到一份工作，每月津貼大洋l0元，請您幫忙作個薦。”唐生智聽後，半天沒做聲，最後才說：“良相出自州牧，猛將來自行伍。想帶兵的人。要先到士兵當中去磨煉，不要隻顧浮在上麵多賺錢。”於是，將我們分到一個營去當排長。
這個營是新近從嘉禾收編過來的土匪部隊，士兵毫無紀律可言，生活作風也非常腐敗，是當時唐團中唯一的一支爛部隊；全靠營長周至柔(湖南郴州人，保定二期畢業）和幾個從雲南講武堂出身的排長在裏麵撐持著，骨幹力量顯然不夠。唐生智將我們分配進去，是抱著很大期望的。但我們當時都隻十。八九歲的青年。“嘴上無毛，辦事不牢”，士兵們認為我們這些當官長的人沒有胡子，是沒有足以震懾部隊的威風煞氣的。因此，講話無人聽。做事無人幫，使我感到非常苦惱。唐生智總是寬慰我們，鼓勵我們，說：“你們把老薑燒熱了去燙嘴唇，可以燙出胡子來的。不信，你們試試看。”同學都知道這是句玩笑話，但我信以為真，老老實實地去試了一試。結果，當然什麽也沒有燙出來。幸虧幾個老排長是雲南籍人，我也算有半個雲南籍，同事加同鄉，自然好相處。我當時牢記唐生智要我們去士兵中磨煉的訓話，不怕吃苦，不擺架子，經常和老排長們一起與士兵們玩遊戲，作勞役。那些土匪出身的士兵，雖然言語粗俗，動作野蠻，但都很識好歹，很講義氣，因此很快就信服了我們，還親切地叫我“小排長”。行軍打仗時處處照顧我、保護我。 1921年夏，湖北發生宜(昌)武(昌)兵變。鄂省國民黨黨員李書城、蔣作賓等與鄂軍師長夏鬥寅密謀驅逐湖北督軍王占元，慫恿趙恒惕聯合四川劉湘共組“援鄂軍”，約定事成之後設三省聯省自治政府於長沙。7月，趙恒惕調齊各路湘軍北進至嶽州羊僂司，王占元宣布下野。但駐節洛陽的吳佩孚卻薦蕭耀南為鄂督，並派四艘兵艦，由水路進攻嶽小州，大敗趙軍，當時，唐生智已任第一師第二旅旅長，率兵衝在最前麵，我也隨在其中。這是我第一次經曆這樣激烈的戰鬥，心中未免有些畏怯，但看到唐生智總是以身作則，進攻在前，退卻在後，深受感染，也自動請求和唐生智一同斷後。唐問我：“怕不怕?”我說：“旅長不怕，我怕什麽？”唐生智點頭讚許，此後對我十分器重。這年10月，即派我到保定軍官學校第九期去深造。但 讀了三個月後，直奉又發生戰爭，學校又解散，我又回到唐旅長第三團第八連當連長。一個月之後，局勢平穩，我才又去保定帶職複學。
1922年5月，我在保定軍校畢業，回原部隊繼續擔任連長。該團團長是劉興，他具有極端嚴謹、一絲不苟的軍人特性，平日腰杆挺直，一點不彎；對內務整理絕不馬虎；打起仗來也和唐生智一樣，身先士卒，非常勇猛。這一切，都對我產生極好的影響。
這時，何鍵在唐部擔任騎兵團團長。他原先也隻是譚延闓下一名排長，吳佩孚南進占領省城後，趙恒惕派他回醴陵老家打遊擊。他由一支九響槍起家，和張國威一起，從北洋軍手中奪槍擴軍，到1919年已發展成擁有1000多人槍的隊伍。時任湘軍總司令的程潛招他為旅長，後因程潛下台，而被唐生智收編為騎兵營營長。此後，他隨唐生智作戰，屢有戰功，得升團長、旅長。他有五個女兒，大女兒何玫秀外慧中，頗有見地，立誌要嫁一個老實忠厚的年青軍官。於是由唐生智作伐，我和何玫訂立了婚約。1923年夏我和何玫在長沙結婚。婚後不久，譚趙戰爭又起。這年7月，譚延閭在廣東以孫中I山的三民主義學說為號召，組織“討賊軍”，趙恒惕則以維護聯省自治的省憲為名，組織“護憲軍”。兩軍相峙，趙恒惕一麵派葉開鑫抵禦湘南譚軍，一麵派唐生智、賀耀組對湘西蔡钜猷軍發起攻擊。開始時，趙部一師師長宋鶴庚、二師師長魯滌平以及旅長吳劍學、謝國光等均紛紛附譚倒趙，聲勢浩大。趙臀岌岌可危。幸唐生智挺身而出，在打敗蔡钜猷後，又與葉開鑫、賀耀組等一起奮力作戰，將譚軍及宋、魯、吳、謝等部一古腦兒趕出了湘南，趕到了廣東。這時我還在劉興部下，不戀新婚燕爾，奮勇當先，立下了戰功，被擢升為第二旅第十四團二營營長。
譚趙戰爭結束後，趙恒惕將湘軍整編為四個師，以唐生智為第四帥師長兼湘南善後督辦，駐衡陽。唐實力不斷壯大，所部擴充到4個旅，15個團，達5萬人槍；以劉興、李品仙、何鍵和周瀾分任第二、八、九旅及警備旅旅長，成為湘軍中最具有戰鬥力的隊伍。1924年，我被調到第九旅第二十七團三營當營長，從此歸屬到何鍵部下。同年秋天，趙調第四師到廣西支援陸榮廷打內戰。唐生智對此不感興趣，隻派了我等少數幾個營的兵力，到全州附近的黃沙河，將被李宗仁等打敗了的陸榮廷接到永州，即算完成使命，不再深入桂境。
1925年，第四師的官兵在唐生智親自倡導下，全部加入了佛教，實行“五戒”(即戒偷盜、戒妄語、戒亂殺、戒邪淫、戒酗酒)，我也虔誠地參加了這一齋戒行列。當時我們這些營以上的軍官，絕大多數都由衷相信唐生智、顧伯敘先生所倡導的“自利利人，救人救世，猛勇精進，慈悲喜舍”等宏願及大無畏精神，相信這是修養軍人身心最好的教義。加之，顧先生精通佛學密宗，尤會瑜伽氣功，能夠飛身騰躍，更使我們佩服得五體投地。當時這些特異氣功，被一般無知的人說成是邪術，唐、顧等人因不願泄露密宗真義，也不肯多加解釋，隻是潛心修正道，如實知自心。其實，顧先生專心致誌於此，對唐生智的具體軍政事務並不過問，隻是幫唐分析大局，順應時勢，這對唐生智及我們第四師後來終於進一步傾向革命，參加北伐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1926年初，唐生智在廣州國民政府的支持下，在湘南掀起討吳驅趙運動。3月，趙通電辭職，唐生智到長沙就任代省長。4月，吳佩孚援趙，遣軍南下，我們在唐生智指揮下奮起抗擊，揭開了北伐戰爭的序幕。6月，唐生智在衡陽就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兼北伐軍前敵總指揮，所屬第二、八、九旅及警備旅改為第四、五、六師及教導師，官佐皆上升一級，我也由營長晉升為團長。
7月，我隨同第八軍全體官兵一道，集體宣誓參加中國國民黨。當時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的主要負責人大都是有名的共產黨人，如夏曦，、郭亮、李維漢、易禮容等。他們都是相信唯物主義的，我們這些軍人對三民主義、共產主義都不甚了解。我去問唐生智：“怎麽去年入佛，今年又入黨?”，他說：“佛化黨化二位一體，唯心唯物是兩極相通的。”我又問：“何以見得?”他說：“國民黨講三民主義，主張‘天下為公’，大同世界；共產黨講‘人類解放我解放’；我們佛教也說‘眾生解脫我解脫’，這不都是一致的麽?”當時，說得我十分信服。
8月，我隨何鍵師從長沙出發，過嶽州後一路疾進。在一次戰役中，我帶著全團冒著敵人密集的炮火，衝過城陵磯狹長的新堤，長驅衝入漢陽附近。這時，何鍵等已策動漢陽守將劉佐龍參加了北伐軍，從而兵不血刃地占領了漢陽城和漢陽兵工廠，獲得了大量的軍械。後來，利用這軍械物資，僅第八軍就擴大裝備了5個軍。
9、10月，漢口、武昌相繼被我軍攻克，我又隨唐生智、何鍵進軍鄂西宜昌、沙市，肅清北洋軍閥吳佩孚的殘餘勢力，並向巴東、秭歸方向戒備。
1927年1月，袁祖銘暗中勾結吳佩孚陰謀偷襲長沙，截斷北伐後路。周斕奉唐生智密令，在舊曆年關前擺下“鴻門宴”，智殲袁祖銘於常德城。此時，我也接到密令，進駐澧州，相機策應，全殲了袁軍殘部，解除了北伐軍後顧之憂。此役，袁祖銘的獨立旅旅長許克祥倒戈投誠，被編入何鍵部下。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肖息傳到武漢後，何鍵亦蠢蠢欲動。一日深夜，在第八軍軍長李品仙的司令部裏，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決定會後第三天拂曉，將留在武昌的第四軍全部解決，並扣押俄國顧問鮑羅廷。當時議定：漢口由李品仙的武漢衛戍司令部負責；武昌山何鍵負責。我也參加了這次會議，負責閱馬廠地區；當即看好了地形，作了部署。會後，周斕打電話密報唐生智，因此正待按期行動時，唐生智從河南前線拍急電回漢，命令停止執行，並限所有部隊於次日集中大智門江岸一帶，開往河南駐馬店待命，繼續北伐到底。
上述幾件事情，使我十分佩服唐生智矢誌北伐，統一中華的愛國之心；佩服他那除奸務盡，不搞內訌的鮮明愛憎。此時，我雖然已頗具戰鬥經驗，成為能獨當一麵的第三十五軍第三師第八團的團長了，但是，講老實話，在政治上還是很幼稚的，以致終於在後來迷失了方向。
十年歧途
1927年5月，長沙發生了“馬日事變”。反動派“反共驅唐”的陰謀得逞，迫使唐生智“分共”，終於停止北伐。7月，我隨軍從河南駐馬店調回武漢，在漢口、廣濟、武穴一帶集中。 8月，唐生智堅持東征討蔣，我又隨軍開赴九江集中，隨即由黃梅、宿鬆、桐城進入安慶、合肥一帶。
由於受到唐生智軍隊的壓迫，內受桂係的“逼宮”，8月13日，蔣介石被迫下野。lO月， 李宗仁、譚延闓、程潛又聯合起來西征討唐。我奉命隨軍撤退。唐生智要求我們在一星期之內，日夜兼程退回湖北蘄春。但這時蕪湖和安慶已失守，退路已受到威脅，乃繞過崇山峻嶺，到蘄春集中。由於山路難行，部隊疲憊不堪而節節敗退。回到武漢的當晚，即聽說唐生智已下野，並已東渡日本。這使我感到十分意外，也非常難過。從此，我像失魂似地不知如何是好。1928年3月，唐生智所部5個軍在退到湖南後發生了分化。除三十六軍軍長劉興和十七軍軍長周斕隨唐生智一同引退外，第八軍李品仙和十三軍葉琪投靠廠桂係；三十五軍何鍵則為程潛所收容，最後投向了蔣介石的懷抱。我是何鍵的女婿，白然也隻能隨何附蔣，受到蔣介石的禮遇和器重。但在我的內心深處，卻一直忘不了唐生智對我的提攜培育之情，也忘不了第一個頂頭上司劉興，忘不了良師契友周斕。唐母、周母和我母平日情同姊妹，親如—家，因而我對唐、劉、周三位就更加眷念。
1928年5月，取唐生智、周斕而代之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突然被桂係軍閥誘至武漢扣押起來，魯滌平繼任省主席。當時，困守湘西的何鍵與魯關係不好，蔣介石乃乘機派劉文島與何鍵秘密聯絡，意圖去魯用何。與此同時，桂係為與蔣介石爭奪勢力範圍，亦圖爭取何鍵，乃於1929年2月，挾武漢政治分會之權，派李明瑞師偷襲長沙，驅走魯滌平，迎何鍵為省主席。何鍵處於兩者之間，左右為難。正在傍徨之際，蔣桂戰爭爆發，蔣介石卻為穩定局勢，順水推舟；於這年4月正式委定何鍵任省主席。何鍵喜出望外，欣然應命，自此，即在蔣、桂及其他各大派係的夾縫中圖存發展，在湖南當了九年之久的省主席。我也以何門長婿、何部主將的身份，走上了歧途。
1929年夏，桂係見何為蔣用，又欲以葉琪取代何鍵，並從漢口派兵逼近長沙市郊。城內人心惶惶，紛紛逃避。這時，我毫無畏怯，一麵維持城內治安，擔任最後掩護，將部隊安全轉移到湘西；一麵與蔣介石聯絡，夾攻進犯之桂軍，終於取勝。於是，我部又回到長沙，我也因功被任命為長沙警備司令。四個月後，長沙城內發生特大搶案，在各方麵壓力下，何鍵隻好將我撤職，叫我仍去做團長，調赴新寧、城步、武岡一帶攻剿張雲卿。在新寧期間，我做了一件好事：當地國民黨縣黨部為邀功請賞，誣陷該縣兩個中學校長為“共黨”，報請省清鄉司令部嚴懲。我奉命查辦。經查證，純係陷害，乃不予受理。後來，湘軍整編，四個軍改為四個師，軍長改當師長，而我卻由團長晉升為第十九師第五十七旅旅長。— 唐生智在蔣桂戰爭中在河北接管桂係軍隊後，移師河南，1929年冬第二次興兵反蔣，密邀何鍵響應，蔣介石亦派劉文島來籠絡何鍵。我當時極力主張棄蔣就唐，何鍵卻隻佯許之，回電唐曰：“如打薊武漢，當響應。”另一方麵，又向蔣表示“服從中央”。後，唐生智失敗，何鍵安然無恙。我則挨了何鍵一頓臭罵，說：“要是依你附唐，則同歸於盡，死無葬身之地了。”
1930年7月，長沙被紅軍攻占。這時，我旅正駐紮在廣西全州和興安一帶，奉命回師馳援；紅軍主動退至瀏陽後，殺了一個回馬槍，向長沙進攻，並在文家市附近殲滅了何軍一個旅。我等隻好退回長沙城內，固守了一個多月才解圍。、隨即追擊紅軍至江西萍鄉。這時，駐在扛西的魯滌平、譚道源等則利用何鍵的這次挫折，大肆攻訐，欲取何而代之，他們還聯絡閑居在南京方麵的湖南人士葉開鑫、賀貴嚴等共同反何，指責他搞封建割據，隻重用醴陵人，搞“非醴勿用”。何鍵嚇得不亦樂乎，派我到南京疏通各方。蔣介石此時想利用這些矛盾，以湘製湘，因而仍支持何鍵任湖南主席，並重新整飭湘軍部隊，撤換了反對何鍵的三個師長，任命我接任第十九師師長之職，極力維護何派勢力。1930年冬，澧州被湘西紅軍賀龍部攻占，我奉命前往增援，並指揮陳渠珍師，羅啟疆旅等部收複澧州，迫使賀龍紅軍退往鄂西。蔣介石乃傾全力“圍剿”江西紅軍，任何鍵為第四路軍總指揮兼西路軍總司令，意欲盡驅湘軍入贛，為其效力賣命。這時，我向何鍵建議，還是要保存本部實力，否則隻會落得個“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下場。於是，何鍵乃留我的十九師為總預備隊，滯駐省內，分散在嶽陽、蒲圻、衡陽、常德一帶，始終不肯入贛“剿共”。兩年後，我兼任師黨部特派員，移駐平江、瀏陽等地，專做後方安撫：工作。當時湘鄂邊區疫病流行，雙方均無戰鬥。我在後方，接觸許多“自新”的共產黨，親身了解到他們之所以屢戰不潰的奧秘。於是，也學過他們一些方法，如不準殺人，優待俘虜，保障“自新”人員生命財產等，使安撫工作頗具成效，受到蔣介石的表揚，命我專司此職。這也使我在193l至1933年期間，避免了去江西與紅軍主力作戰，逃避了被殲滅、被擊潰的危險。
1933年，湘軍大部調往江西後省境空虛、政局不穩，而要新編軍隊蔣介石又絕不會同意．於是我協助何鍵將各縣地方團隊利用起來，以縣為單位進行整編，進行集中訓練。積少成多，一時竟達到4個師、24個團的兵力。經費由全省統一征收附加稅解決，軍事方麵由省保安處統一指揮，由我兼任保安處處長。這無形中增加了何鍵維持湘局的力量。
1934年11月，蔣介石任命陳誠為湘鄂川黔四省邊區“剿匪”總司令，圍攻紅二、六軍團。陳誠規定何鍵所部負責擔任以澧州、石門、慈利、大庸、永順、桑植、保靖、龍山之線的防守，並規定：如果紅軍從誰的正麵地區突破，則該地區的指揮官有失職之責，將嚴加懲辦。其目的是把帶兵官撤職，將部隊兼並過去，據為己有。此時我正由廬山暑期訓練團受訓一月歸來。剛結業即率軍進發湘西。我的十九師的防地又是最長、最容易被突破的。怎麽辦?於是我請何鍵將王東原的第十五師擺在常德一帶，靠近陳誠的宜昌總部；因王東原與陳誠是保定第八期同學，私交甚厚，過從甚密，因而情報較靈，能及時掌握紅軍動態，能幫助我們湘軍各部避實就虛。這時，陳誠自己的部隊卻被紅軍在大庸、桑植境內消滅了一旅。]935年11月，在慈利溪口附近，紅軍突破了陳誠部隊的封鎖線。而我十九師等何係部隊戰線長而守備無虞，受到總部嘉獎。於是，我又擢升為第四路縱隊司令，統率第十六、十九、六十三等師繼續尾追紅軍，一直追到雲南、昆明。 1935年冬，我的縱隊到達昆明後，蔣介石即命令留駐不動，藉以代表中央軍控製雲南，以達到用雜牌製雜牌的目的。這當然是我們湘軍很不情願的事，我乃以請假省親為名．回湘請示何鍵如何處置。時兩廣醞釀反蔣，與雲南也取得了聯係。李宗仁、白崇禧派唐希忭來長沙聯絡何鍵一同參加，以期共同在西南另創局麵，最低限度也希望湖南不要妨礙他們的行動。何鍵正感軍隊遠處邊陲，受人所製，亦思有所活動，乃征詢我的意見。我說：“老蔣該反。但唐生智都反不倒他，兩廣又有伺能耐?要他們搞出一定規模，我們才好表示態度。”何鍵深以為然，乃派我以回防雲南為幌子，順道去桂林－－探虛實。於是，我於回長沙後第三日，即乘白備汽車前往廣西。李、白派人迎至黃沙河；我又乘專機經柳州到南寧，向白崇禧轉交了何鍵的親筆信。李、白決定派李品仙、唐希忭陪我再次同機返湘，與何鍵再作進—步商談。而何鍵乃一麵派我與之周旋；一麵通過省教育廳長朱經農向蔣介石告密。不久，兩廣事變終於被蔣介石解決，我周旋於兩者之間的事也被老蔣發覺。 —天，蔣命顧祝同轉知我到廣州去，我十分驚慌，不知所措。幸虧何鍵在蔣介行左右極力疏通，終於逢凶化吉，不但未加斥責，而且說我迷敵有功，並在廣州受到蔣介石的親自召見。尤感意外的是：還獲準將部隊調出雲南。不過，不是回歸湘省，而是開赴江浙。從此，湘軍正式脫離了何鍵的節製，而由劉建緒直接指揮，軍隊的命運則全由蔣介石來親自主宰了。
八年抗戰
1936年10月，我部奉調從雲南到達浙江嘉興、建德、桐廬一帶待命。這時，經過三次反蔣後的唐生智重新參政，擔任軍事委員會執行部主任，專門籌劃抗日準備工作，在京滬一帶負責督修三道防線。我有機會常和他見麵，在他的影響下，主動參加為抗日救國的獻機典禮。但這時的蔣介石卻主張求和，強調所謂“攘外必先安內”。
12月，西安事變發生，全國抗日情緒進一步高漲；蔣介石從西安回南京後，背信棄義，扣留張學良，仍想堅持內戰，令我擔任閩浙邊區“綏靖”區指揮，在浙東圍攻紅軍劉英的部隊，但我也不再俯首聽命了，隻在溫州一帶與劉部相持了九個多月，並無戰事。蔣介石鑒於人心、軍心對他不利，為統一高級軍官思想，又一次在廬山舉辦暑訓團，我再次參加“受訓”，並擔任教育組將官隊連長。受訓期間，我們在訓練總監唐生智的帶動下，整日的話題都是抗戰、抗戰。大家一致認為：國家已經到了不戰則危，不戰則亡的緊急關頭了。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發生，揭開了全麵抗戰的序幕。我立即奉調回防，離開暑訓團，到溫州與劉英所部取得了聯絡；從此，雙方消除隔閡，一致抗日。旋即率部到寧波集中，擔任鎮海一帶的防衛工作。此時，我被任命為第七卜軍軍長，但實際兵力隻十九師一個師，仍由我兼任該師師長。
8月，上海保衛戰打響了，我師是參戰者之一。不久，我在北伐時期結交的老朋友馬子穀來部工作。他曾經加入過共產黨，後來又脫黨，此時仍與地—廠黨有聯係，是經有關方麵介紹來與我合作的。我們合作得很好，我們部隊在前方浴血奮戰，馬子穀則在上海市發動人民慰勞我們，極大地鼓舞了將士們的鬥誌。馬子穀還介紹潘漢年、郭沫若等人和我認識，並介紹一些進步人士來我部工作。他們都是全力支持部隊抗日的，我表示竭誠歡迎，並傾聽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因此，十九師在上海抗戰中打得很好、很壯烈，是參戰部隊當中戰績最佳的10個師之一。全師傷亡也極其慘重，一個團全被打完了，才奉命撤出陣地，退至浙江東陽一帶補訓。這時，當局才將一二八師撥入我七十軍的建製。
1938年5月，蔣介石令七十軍的兩個師集結金華，然後車運武漢，參加武漢保衛戰。6月初，又由武漢開赴麻城、英山、羅田一帶趕築工事。7月，又急調十九師駐防九江，重新構築新的防線，一二八師則在九江東西兩側布防。此時，梅正彬先生介紹共產黨人陳希周末我部工作，同來的還有朱江戶、許德瑗等一大批愛國青年。我令他們到湖南長沙成立七—卜軍幹訓班，因為大戰臨近了，我估計又將有大量傷亡，亟需加速培訓後備軍官力量，才能堅持長期作戰。這時我已作好了長期與日軍周旋到底的思想準備。
7月下旬，—日本華中派遣軍司令官畑俊六大將的一O六師團向我部防地進犯。他們憑借海空軍絕對優勢，一舉攻陷了湖口，隨即瘋狂轟炸九江。我部奉命放棄原已築好的防地，趕赴廬山以北馬祖山。阻擊登陸之敵，以掩護集團軍主力轉移。我率部連夜趕去，搶占陣地，英勇阻擊了七天七夜，始終未讓已經登陸的日軍前進一步，同時迫使敵軍登陸的炮兵在狹窄的稻田裏施展不開，從而保障了慌亂不堪的各路友軍主力陸續撤離。
與此同時，我還命令十九師派出部隊支援一二八師完成阻擊任務。因為一二八師原係湘西陳渠珍的土著部隊，素質差，武器差，師長顧家齊缺乏作戰經驗，一遇傷亡即潰散後退，以致被敵包圍。該師向我軍部求援，我立即派出一個營的兵力，將他們救出重圍。事後，陳誠趁機將顧師長撤職查辦，一二八師的番號也隨即被撤銷。這本是他們利用抗日消除異己部隊的一貫手法。不僅如此，陳誠還將其嫡係部隊預備第九師張言傳部，撥歸我的七十軍建製，其用意並不在補充我這支雜牌軍，而是為了日後取我而代之，讓張言傳擔任七卜軍軍長，把我這支部隊連根兒拿過去。
7月底，敵一O六師團主力在空軍掩護下，沿南潯線南下，企圖一舉突破張發奎所屬粵軍軍團長李漢魂的陣地。李漢魂為了保存自己的實力，不顧十九師在完成馬祖山阻擊戰後尚未休整的情況，強令我們星夜馳援並立即接替粵軍一五五師在金官橋－－沙河之線的守備任務，而將一五五師調作軍團預備隊。當時，我不得不以大局為重，二話沒說，即行換防。當即發現原陣地布置欠妥，主陣地兵力過於集中，徒招傷亡，勢難持久。於是，立即改變部署，將原來的主陣地改為前進陣地，另立新的主陣地於高處有利地形。
當日，敵軍來犯，誤認我前進陣地為主陣地，連續幾次進攻，均被我交叉火力網所製壓，使敵人傷亡很大，前進不得。次日，敵飛機大炮仍集中火力轟擊前進陣地，並以小部隊佯攻試探主陣地火力點。我命令各部星夜調整加強陣地工事，並命令陸承裕率迫擊炮營轉移至側麵高地一雞窩嶺，建立火力點，居高臨下，殺傷敵軍。因此堅持數日，前進陣地失而複得者再，傷亡慘重，陣地卻始終在我們手中。五十七旅旅長莊文樞被敵機炸傷，我即令一一四團團長周皇源升代，繼續頑強抗敵。
這時，陣地上敵我遺屍很多，正值酷暑，臭氣刺鼻，令人嘔吐。敵人陸空占優勢，我軍隻有等到晚上才能向陣地送飯送水。白天隻好吃餿飯，喝涼水，甚至餓著肚皮戰鬥……其實，此時的前進陣地已成焦土，已失去對主陣地的掩護作用，不必再為此爭奪而消耗過多的兵力，但李漢魂卻不顧實情，三令五申：“失去前進陣地，即以軍法從事。”我們隻好硬著頭皮，拚命死守。又經旬日，敵軍始終未能前進一步。當時，從敵軍棄屍衣袋中發現了一本日記，上麵寫道：“幾次進攻中，廬山上的迫擊炮彈如雨點般從天而降，皇軍大受威脅，傷亡驚人。”由此可見，居高火力點對這次防守發揮了決定作用。
直到8月中旬，敵人為排除我雞窩嶺高地的威脅，派兵三路夜襲迫擊炮營，當即被我發現，一一將他們擊退，而冒死突入之一部敵軍則被重重包圍。當晚，他們三次企圖突圍下山，均未得逞。至天明，寂靜無聲，我命人衝入搜查，才發現敵人已集體毀槍自殺。其中一人重傷未死，瞪眼不語，踢打再三，亦不發一聲。
由於戰鬥日久，各團傷亡慘重，兵員銳減，我決定進行陣地整編，並將主陣地五十五旅旅長唐伯寅調上廬山指揮。最初，李漢魂還是不同意如此調整，我堅請李漢魂上廬山實地察看，才迫使他不得不予以批準。
8月下旬，敵軍利用雨夜重霧，派500人分八路偷襲上山，頑強仰攻，發生肉搏戰，我軍體力不支，傷亡慘重。某連長臨陣脫逃，被唐旅長當場派人抓回，就地槍決，才穩定了陣腳，轉危為安，擊潰了來犯之敵，並繳獲了許多戰利晶。而打到這時的十九師，元氣大傷。已傷亡了旅、團長3人，營長12人，連以下官兵數千人。上海會戰結束，全師還存戰鬥兵1500餘人，後經補充滿員。參與廬山之戰後，則全師隻剩780餘人了。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向最高當局報告實情，蔣介石嚴令李漢魂的一五五師接替陣地，我才率餘部退至修水南岸整補。
這一戰役，我師從7月26日打起，至9月4日撤離，共計堅守了41天，始終固守陣地，未被突破。由於戰功卓著，受到蔣介石的傳令嘉獎。陳誠見其嫡係部屬取我而代之的企圖落空，乃將預備第九師調走，另以雜牌軍一O七師撥歸七十軍的建製，仍隸屬第九戰區管轄範圍。
1939年春，我又率部參加了南昌戰役，然後調至湖北駐防。這時，陳希周所訓練的幹部已畢業，均參加到部隊從事政治及軍事訓練工作。我請他們繼續招收一批幹部，隨軍集訓，隨時增補。這年秋，我部又參加了湘北第一次會戰，戰後調赴崇通敵後活動，在嶽姑山地區打了兩個多月遊擊戰，然後又調赴贛北，在上皋、羅田參加了上皋會戰”。部隊在元氣未複的情況下能如此輾轉作戰，可以說全賴陳希周帶來的這批新生骨幹的支撐。但是，蔣介石卻於此時秘密發布了“限製異黨活動辦法”，因此，上峰對馬子穀、陳希周、朱江戶等人追查甚急，我以軍長名義親自為他們進行申訴，並負責擔保他們絕無不軌言行，因而又維持了一陣。但不久，在我部參加進攻南昌的戰役之後，上峰對他們三人的追究更急了。我決定讓陳希周到重慶參加李濟深的戰地黨政委員會，想從那裏取得合法名義後，再回三戰區工作；馬子穀也到重慶擔任七十軍辦事處代表，以作掩護；朱江戶則仍留部隊。這樣安排之後，又暫時相安無事了一段時間。1940年春，陳希周由渝返贛，留居上饒，擬赴福建崇安探親，我派一親信副官護送他。誰知行至離崇安30裏處，被人用劫車方式，將他及副官一齊槍殺了，並劫走公文、手槍，其餘人等則原車開回。我聞訊大驚，即派軍部秘書，即當年由陳希周推薦來部的營長去收殮，方知全係特務所為。一位忠誠的抗日誌士終於未能逃脫他們的毒手。這件事使我十分氣憤，但亦無可奈何。為了安全起見，乃令朱江戶離開部隊去桂林暫避，並妥善安置了陳希周家眷。這使蔣介石很不高興，又將我調到重慶黨政班13期再“受訓”一個月。但受訓期間抓不到我什麽把柄，隻得仍讓我擔任該班大隊長。
1941年4月，福州失陷，我已重回部隊，乃奉命馳援，一舉收複了福州。但立了戰功之後，卻遭到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的嫉妒，他將七十軍的建製作了較大變更，全軍隻留下第八十師，而將第十九師編入了二十六軍，還解除了我的軍長職務，將我明升暗降，調到第二十五集團軍當副司令；而該集團軍總司令早就對我有防範之心，凡事不與商議，以致我竟日閑居南平，無所事事。
1942年，戰局吃緊，敵軍攻陷湘贛全線。顧祝同迫於用人之急，又派我-出任第二十五集團軍總司令，負責湘贛路正麵防守。於是，我率部參加了衢州會戰。這一仗，我又不辱使命，終於坐穩子集團軍總司令這把交椅。從此，嫉妒我的人也不敢輕易再來挪動我了。不僅如此，還因我屢建功勳，已成為三戰區主力之一，於1945年被增選為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監委員會候補執委。
1945年，我又奉命與中共領導的新四軍作戰。當時，上峰命令中說：新四軍勾結日寇進 犯湘西，嚴令我部馳援以收複失地。其實，日寇隻是在新四軍後麵，並無動作。但軍令如山倒，我不去不行。經與新四軍遭遇和激戰兩次後，我部即被擊潰，退至臨安休整。這使我深刻意識到：一支屢戰不殆的抗日隊伍，在共產黨軍隊麵前，竟一籌莫展，一觸即潰。可見，師出無名，即無鬥誌。而不久，口寇對湘西發動大規模進犯，我部英勇抵抗，與敵軍長期周旋，一直堅持到·了這年9月，迎來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日本投降後，我即奉調到浙江餘杭、武康擔任杭州外圍警戒。10月，奉命複員。二戰區 4個集團軍總司令被取銷了3個，被取消的都是非黃埔係的雜牌軍司令，我自然也不例外。當時，總部限各集團軍於1946年元月結束完畢，並調我立即前往南通第一“綏靖區”報刊，仟副司令。我氣憤已極，拒不到差。自思抗戰八年，我從未離開戰場，如今功成之後，即被一腳踢開，真是兔死狗烹，鳥盡弓藏，令人心寒。
1946年2月，我借口到重慶參加國民黨六屆中央執監委全會，而拒不前往南通赴任。3月，當局將我派入陸大將官班受訓一周。受訓後，我還是不肯去南通，乃不得不改調我去中央訓練團重慶分團任主任，專管軍官複員工作。當時這幫複員軍官比我的思想還複雜，調皮搗蛋者更不乏其人。他們是流離失所，被迫無奈才憤而鬧事的，無法無天，以致成為當時國民黨內的“五毒”之一。當時被推薦主管其事的有薛嶽和我等好幾人，蔣介石卻隻圈定我一個，想利用我現身說法來律己律人。這也是我生平第二次帶領爛部隊，但規模卻不是北伐前的一個排，而是八個軍官總隊之一，近萬人之眾。由於我同情他們，親近他們，不畏權勢地為他們講話，並不辭辛苦地為他們找重慶市長張篤倫，請張幫助解決住所等實際問題。結果三天之後，他們不但自己不鬧事了，還主動組織起來，維持秩序，不許別人胡鬧。這件事使我又一次獲得了各方麵的好評。
1946夏，內戰全麵鋪開，這幫軍官又可派上用場了。蔣介石親自授意：將已經結束的中央訓練團重新恢複，將八個軍官總隊長改為戰地視察組組長，仍編八個組。任務是分赴前沿，監視“戡亂”作戰的設施，督導補給工作，收集部隊意見，以供當局參考，並代表中央負責對傷病員的慰問事宜。組內人員由軍務局、國防部、後勤部調派。我這個組長則被派別魯南範漢傑部執行監視任務。當時，範部正從沂蒙山區撤退，蔣介石密令“堅壁清野”，徹底燒光。我與範同時接到這一密令，他不敢執行，而我這位監視官本來就不同意執行這樣的命令。乃與範達成默契，謊報部隊已集中，無法執行，不了了之。這也可算是我在內戰期間為沂蒙人民所辦的一件好事。
這樣的監視工作幹了一個多月之後，感到實在無聊，乃請假回重慶，再不複還。但隨即又於9月被派往青島監視。幹了一個月，又請求回分團，終於卸脫此視察組長之職，凋國防部任中將儲備參謀，卻仍兼視察人員訓練班主任達兩月之久。年底，當局發表我為阜陽第十四綏靖區司令。因我已對軍事工作毫無興趣，對內戰尤覺厭倦，乃仍然采取老對策，遲遲不去赴任。
1948年3月，我在當局嚴令督促下，到阜陽赴任，隻三天，即被解放軍包圍，守城軍隊隻一個新編旅，根本無法應戰，幸虧援兵趕到，我才未當俘虜。圍解後，我堅請辭職。7月，該綏靖區也不得不結束了，我被調到總統府任中將參軍。後來，在唐生智影響廠，棄暗投明， 積極參加了湖南的和平起義活動。
起義前後
1948年秋末，唐生智在閑居家鄉辦學多年之後，應蔣介石之邀從東安到南京。途經上海時和我晤談，並請我和劉建緒陪他—‘同去南京見蔣介石。我驚問何故?唐生智說：“現在大局危急，國民黨勢將垮台。我是去給蔣總統送終的。他打算給我一個衢州綏靖區司令的名義，或者，從程潛手中把綏靖主任或省主席讓一個出來給我。我什麽都不想。既然我一開始就不主張打內戰，現在怎麽會被他拉上戰車呢?不過，我此次出山，是會有所行動的。”唐生智還計劃讓我和周斕、劉興來當他的副手，共同策劃起義行動。
我們到南京後，即由唐生明安排，住在首都衛戍司令張鎮家中。一星期之內，唐生智三次見蔣，勸蔣與中共言和，但蔣對他始終言不由衷，敷衍應付，結果不歡而散。在這段時間內，唐生智兄弟不但做了我和張鎮的工作，而且串通了別動隊司令周偉龍襄助起義。這件事不慎被蔣介石特務察覺，加強了對周偉龍的監視，逼得唐生智匆匆離開了上海，回到了湖南。行前，唐生智已與中共上海市委吳克堅及地下民革代表取得了秘密聯係。決心回湘南自己幹起來。 這年冬天，我在唐生智影響下，也準備對起義有所行動，先將家眷送去香港，然後隻身回到長沙，會見了馬子穀。當時，馬正和程星齡等在協助程潛搞和平解放活動，邀我參加，並請我去東安邀唐生智出山，與程潛合作，共謀大事。我欣然同意，說：“隻要程頌公決心聯唐，我可以立即啟程。”
時值1949年初，李宗仁已代行總統職權，親到湖南征詢和談意見，程潛表示讚同；李宗仁、程潛各寫一信托我麵呈唐生智。於是，我赴東安，見唐麵談。唐生智對李宗仁的和平誠意表示懷疑，對我說：“你回去對德公搭個口信，隻要他接受中共八條，我就全力支持他。對程頌公也是如此。我已在湘桂邊境上和一些地方武裝聯係好了，如果程頌公不動，我就在湘、甫單幹。我和劉興、周斕在湘南還是喊得動很多人的。”唐生智此時閱讀了不少的共產黨書籍，明確了“黨指揮槍”，“既往不咎”等道理，他還請身邊秘書吳立民對我講了什麽是馬列主義，使我懂得了許多政策，從此進一步堅定了起義的決心。
我回長沙後，首先向程潛匯報了唐生智的態度，使程潛增添了信心。接著，我又赴南京向李宗仁轉達了唐生智的口信，並留在南京等候和談消息。一直等到4月1日。和談代表團才得成行。4月中旬，黃紹竑從北平歸來匯報，李宗仁最終拒絕在和談紀要上簽字，我方知李宗仁果無誠意，和談終於破裂，於是連夜經上海飛往香港，轉回長沙。1949年5月1日，唐生智在地下黨授意下，應程潛之邀，偕同劉興、周斕、馮天柱等到長沙，促進湖南地方的和平起義工作。程潛、陳明仁和我等200多人到車站迎接，並商定由唐生智-出任湖南人民自救會主任委員，我和周斕等皆為委員，劉興任永寶警備司令。此行極大地推動了全省和平自救活動，各縣市紛紛成立自救分會。唐生智為防止一哄而起、魚目混珠，讓我和周斕、劉興等秘密在長沙祁陽等地重點籌建。但是，由於白崇禧自武漢撤退到長沙，指責和平自救會“為共匪張目，做共黨應聲蟲”，勒令解散。這些自救分會也隨即轉入地下活動。唐生智、周斕和我等則被迫連夜離開長沙。這天晚上，我親自開車送唐生智到邵陽，唐生智繼續留在邵陽宣傳和平自救運動。這時中共湖南省委派劉壽祺趕來邵陽，催促唐生智立即轉回東安，組織地方武裝，截斷湘桂線，阻擊蔣軍。唐生智欣然同意，並命我親自開車送劉壽棋回長沙。
那天清晨3時，我即起身將汽車發動好，等候劉壽祺上車後，即朝長邵路疾馳。到廉橋鎮關卡時，我要開快車衝過去，劉壽祺說，“不行!現在隻能緩緩行車，讓他們看清車頭上警備司令部的通行證，方免麻煩。”過卡後，劉壽祺才說，“現在可以開快車了!”我一一照辦，絲毫沒有一點高級軍官架子，完全服從指揮，這使劉壽祺深受感動。
7月，白崇禧在長沙大搞白色恐怖，程潛受到脅迫，行動極不自由，我也隻得暫去香港回避。一天，在街頭偶遇章士釗，他說，“快去電告頌公，毛主席有話托我帶給他，隻能當麵說。我體弱，不能親自去，也怕人注意，隻能請你去催頌公速派要人來港麵談。”我連忙急電告程，並隨即趕回長沙，催程潛派程星齡、劉嶽厚到香港。
當時，長沙處於白崇禧直接控製之下，特務到處抓人，搞得雞犬不寧，人人自危，我乃向程潛、陳明仁建議，加強警備司今部的人事配備，以對付特務。並推薦舊屬宋英仲任長沙警備司令部參謀長，與其他起義將領一起，共同配合，局勢才稍見安定。
7月中旬，我帶領幾個舊屬去東安幫助唐生智組織湘南起義。路過邵陽時，又會見了劉壽祺、張凡等同誌，他們也是去東安協助唐生智籌劃湘南起義的。這時，程潛也到了邵陽，要我速去東安，催唐生智來邵陽和程一同回長沙通電起義。於是，我再次到達東安，唐生智當即指著各地起義武裝的聯絡代表說：“我一走，他們就會群龍無首呀!地下黨已派人來，叫我組織湘南起義，我要是一個人走了豈不影響這一計劃麽?至於通電起義的事，我完全讚成，請頌公全權處理。請您或生明代我簽名就行了。不一定要我親自到場。我這個人從來隻重行動，不講名義。”於是，我回報程潛，再三講明唐生智不能抽身的苦衷，程潛感到有些沮喪。
7月29日，程潛離邵陽回長沙，留我在邵陽維持局麵。誰知程潛一走，邵陽即亂。次日，我亦趕回長沙，會見了程潛和秘密進城的中共和談代表李明灝。當晚，程潛又對我說：“還是回邵陽去。因為已遷邵陽的長沙綏署決定撤銷，改為湖南綏靖司令部，陳明仁任總司令，你任副總司令。速去辦理撤銷和善後工作。”我曉得此去凶多吉少，但還是服從命令，立即動身。8月1日，我臨時找了淩琦同去邵陽。行至中途與邵陽警備司令魏鎮通了個電話，方知蔣介石正派黃傑、鄧文儀在邵陽召集師以上軍官談話，準備對抗起義。魏鎮勸我暫時不能進城。但不去又不行，於是一直等到當天傍晚黃、鄧離開邵陽後，我才驅車至邵。第二天，即匆匆結束了綏署的撤銷工作。
8月4日，程潛、陳明仁通電起義時我還在邵陽，而邵陽駐軍成剛所部叛變了，在河對麵向城裏開槍。我與魏鎮、彭傑如及中共方麵聯絡員等人商量後，決定於5日晚將起義部隊撤出城外，向長沙方麵靠攏。晚9時，到達荷塘，與師長湯季楠會麵，他是同意起義的，乃率部往廉橋方向集中，沿公路撤往長沙。沒想到路遇18輛裝甲車迎麵阻截，我們才發現又有大量部隊叛變。駐湘鄉的一個軍也脫離了起義。於是，我們決定將部隊調離公路線，向田心、婁底方向集結待命。誰知在田心又發現大批反動軍隊湧來，秩序更亂，並與我所率部隊發生了遭遇戰。不過反動軍隊如驚弓之鳥，一觸即潰。而我們這時已接到長沙回電，信心陡增，一路排除阻擾，直奔長沙。終於12日到達寧鄉。短短的一段長邵公路，競走了七天七夜，這對我和所率部隊的起義意誌，不能不說是一個嚴峻的考驗，這是一次衝破黑暗走向光明的艱難進軍。
我到達長沙後，恰逢程潛、陳明仁要到北京參加政治協商會議，於是，將一支剛剛起義而建製極其混亂、思想極其複雜的部隊全交我主持。當時，也隻有我能挑起這副重擔。這也是我生平第三次帶領爛部隊了。但這一次，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工作，所以四個月即勝利地完成了在瀏陽整訓的曆史性任務。
12月14日，我與湖南省委統戰部張立武同誌第三次到東安迎接唐生智來長沙。唐生智、劉興、周斕在8月4日起義通電之後，不到一月即被白崇禧派兩個師的兵力分頭圍抄搜捕。周斕、周煥兄弟的起義武裝與敵軍進行了戰鬥。劉興和唐生智全家還被抓到桂林，幸虧解放軍神速進軍方得救。在解放軍進軍湘南時由他們策動的湘南各路部隊未放一槍，全部起義。
起義後我被安排在中南軍政委員會任參事，後調北京全國政協工作。粉碎“四人幫”後，我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晚年與老妻何玫過著安定舒暢的生活。
出處：《中華文史資料文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