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程潛、唐生智合作奔走
１９４８年，我被解除國民黨第十四綏靖區司令官職，調任總統府參軍。參軍是個閑差，自由自在，我就經常住在上海。
１９４８年秋末淮海戰役前夕，唐生智突然到了上海，馬上召我晤談。他一見麵就要我和劉建緒陪他同去南京見蔣介石。當時我很奇怪，並說道：“如今局勢大變，危急得很，看蔣有什麽用？”唐說：“一切等到晚上在車上細談吧。”當晚在車上，唐、劉和我共一間車廂，交談無人幹擾。話端一開，唐劈頭蓋腦地說：“現在不光是大局危急，而是國民黨整個垮台，我是去為蔣介石送終的！臨終前有個把朋友去看看他，總是好的，說不定還會給我一個什麽名義回湖南去活動活動哩！”他還說：“省主席、綏靖主任兩個缺，哪一個都行。我邀你們同去，借以表示還有舊部在為我捧常”我說：“蔣一向對你不信任，時刻暗中派人監視著你，而且簡直派到你家裏來了。我們同共產黨無淵源，一點關係都沒有，說搞和平解放，能插得上手嗎？”接著，我們還談到唐和白崇禧的關係，認為新桂係勢力已經控製著湘、鄂、贛、粵幾個省，他們對程潛倒無所謂，而對唐則一向疑忌。見蔣，怕撈不到什麽。唐說：“先去試探一下，不成再說。”
為了避免蔣介石猜疑，我們到南京後，由唐生明聯係，住到憲兵司令張鎮家裏。在張家住了一星期，唐曾見蔣三次，結果是一無所得，大失所望，回到上海。不幾天，唐忽然坐一架軍用飛機回老家東安去了，事先也沒有和我打個招呼。後來聽說，唐是在周偉龍事件發生後，得到地下黨的通知匆匆離開上海的。
１９４８年冬，我把家眷送去香港，以策安全。後又隻身回到長沙。在長沙，碰到許多老友，其中有位叫馬子穀的，抗日戰爭時期多年在一道，我知道他是共產黨的脫黨分子。抗戰初期在上海，經他介紹，我會見過郭沫若、潘漢年以及其他一些愛國民主人士。我與馬因常來往，私交很厚。我還知道他和程星齡是老朋友，而程在１９４１年任福建省政府秘書長（主席劉建緒）時，就因為有人說程和共產黨有聯係而被撤職的。我猜他在長沙一定有什麽活動。不出所料，馬私下對我明說，他和程星齡、劉公武、劉嶽厚等正協助程潛搞和平解放運動，想邀我參加，任務是去東安跑一趟，勸唐、程兩公合作，把他倆拉到一起，這樣聲勢就大得多。我一聽，就想到，如果運動真搞成功，３０００萬人民免遭塗炭，不是一樁大大的好事嗎！我馬上對他說：“我去試試看。”
經過程潛認可後，我去東安見了唐生智。麵談後，唐表示擁護和平解放湖南的主張，並願自己去長沙和程見麵，還說道：“我在這湘桂邊境上已經和一些地方武裝力量聯係好了，如果頌公不動，我就在湖南單幹。”他還提到他同這裏的地下黨人有過長時間聯係，還被介紹看過一些馬列主義的書，認識也有些變化。接著，他叫身邊一位吳立民同誌給我講了什麽是馬列主義。我聽了似懂非懂。唐最後對我鄭重地說：“共產黨隻要你擁護，是不咎既往的。我們不要考慮個人安危，你我在湖南２０多年，湖南子弟為我們流了不少血，我們有義務使鄉土不再受戰爭災難，借以表示一點對人民的心意。”他這番話，使我有所感動，但也有些顧慮。比如說，我回長沙除向程潛複命外，也見到了陳明仁，這就沒有對他講過曾去東安見唐生智的事，也沒有談到起義的事，怕引起麻煩。
我回長沙不久，唐生智果然應約來長沙和程潛見麵了。
唐、程協商成立湖南和平促進委員會
唐到長沙是在１９４９年年初，住在他弟弟家裏，對外說是來看看程潛的。唐、程見麵時，我不在常後來唐同我說：“我和頌公談妥了，軍政方麵由頌公負責，我則代表湖南人民團體和３０００萬人民，成立一個‘湖南和平促進委員會’。”這個會不掛牌子，隻是把地方上一些人士和舊部羅致在一起，造成和平解放湖南的氣氛；同時使地方上搞武裝的人有所約束，不致亂來。因為當時一些人都說同地下黨有聯係，各有各的說法，莫衷一是，有了這一統籌機構，就便於掌握了。並且外地不設分會，避免有人魚目混珠，混水摸魚。這個“湖南和平促進會”由我負責，我還約了些老同事如唐伯寅、劉建文、陸承裕、廖若穀、廖明諾以及一些認識的地方士紳發動宣傳，製造輿論，表示人民不願打仗，要求和平。當時程潛身居綏署主任和省主席地位，對蔣介石要兵、要糧的命令，常用拖延辦法消極抗拒。這些，對我們開展和平救國運動起了一些推動作用。
寧、滬解放後的湘局
１９４９年年初，李宗仁代理總統，曾到廣東、湖南征詢對和談的意見。程潛表示讚同。李還寫了一封信給在東安的唐生智，托我親自送去，我則借機向唐匯報了長沙各方麵的動態。唐隨即複李一信，交我帶去南京，也借此去觀察觀察那裏的情況。我於３月間到了南京，住在新桂係所屬安徽省政府駐京辦事處，由白崇禧的親戚、第七軍一位師長叫鍾紀的陪我同去見了李宗仁。我當麵告李，唐生智擁護和談，並願為他幫忙。當時白崇禧正在南京和李策劃，並商量參加和談人選，直到４月１日才決定由首席代表張治中，代表邵力子、黃紹竑、章士釗、劉斐、李蒸組成代表團飛北平。那天，我也到明故宮機場去送行，並祝願他們有所成就。不料事與願違，４月中旬，黃紹竑從北平回到南京時即告我，和談渺茫，並囑我速離南京。我即連夜到上海，並轉飛機去香港了。
不久，南京、上海相繼解放，李宗仁飛去桂林，白崇禧則在武漢，並開始將部隊向湖南、江西撤退。我到香港，章士釗也到了香港。他找到了我，對我說：“你快電告頌公，要他速派妥人來港麵談。”還說：“毛主席有話帶給頌公，隻能當麵說。我體弱，自己去不了，還怕人注意。”我急電告程，隨即回到長沙。程潛派程星齡、劉嶽厚二人到香港，邀請劉斐回湘主政，也見到了章士釗。我已知道談話內容是轉達毛主席的話。程潛得到毛主席的指示，起義的決心更大了。
程潛的家眷雖已先期送去香港，但他本人卻一直在長沙，毫無後退打算。這時，長沙秩序很亂，陳明仁雖兼有長沙警備司令的名義，而副司令及下麵的稽查處都把持在軍統特務手裏，他們到處抓人，搞得雞犬不寧，人人自危。我私下向程潛、陳明仁談起這一局麵，主張加強警備司令部的人事配備，並推薦和程、唐都有過關係的我的舊屬宋英仲為警備司令部參謀長。經考慮同意後，就把宋的任命發表了。人事變動後，局麵稍見安定。
程、唐險遭桂係劫持
５月初，唐生智又到了長沙，住在我家。他經常邀程潛、陳明仁玩麻將，夜以繼日地玩，表示醉心於此道，實際上是掩護內定的和平起義運動。同時，要陳明仁同白崇禧不斷交換情報。有一天，唐深夜匆匆回家，馬上找我，急促地說道：“我們趕快走！”我一聽，很詫異，說：“等天亮再商量吧。”唐說：“不行，趕快！”於是，我陪唐坐一小吉普車，隨行人坐一中吉普車，在黑夜中離開長沙，直開邵陽。天剛亮，在湘鄉永豐小停休息，準備吃早飯。一路上，我和唐不曾談一句話。下車後，唐拉我漫步田塍上，才說：“昨天傍晚，有人秘密告訴我，白崇禧就會來長沙，準備把頌公和我用飛機弄到廣州去，要我趕快走。”接著又說：“如果真把我和頌公都弄走了，就等於軟禁隔離，要想搞和平解放就難了。我沒有通知頌公。我一走，人家可能就不拉頌公了。如果把頌公拉走，我還可以出來撐場麵，堅持搞下去。”他這一說，我才明白究竟。
唐、程先後到了邵陽
我們到邵陽後，首先考慮在何處落腳的問題。我們怕招搖，不願和當地軍政人員打交道，旅館也住不得，容易引人注目。我主張住到陳光中家裏去。陳是著名的反共死硬派，這我知道，但我和他有過一段淵源，估計對我們不會有意外舉動。因為在抗日戰爭中，他曾被劉建緒扣押到第三戰區，是我救了他的命，結果隻受撤職處分，回到老家邵陽的。我們的行動利用這位“土皇帝”是可打掩護的。住到陳家後，唐一直未露麵。我則和綏署管機密的副參謀長謝慕莊見了麵，他一個人住在外麵。謝告訴我：“邵陽有一個軍，軍長叫成剛，是黃傑的人。警備司令是魏鎮，曾在桂軍中當過師長；參謀長是宋濤。這幾個人是我們經過考慮，為使白放心有意識安排的。”魏、宋和我都是保定軍校同學，我去看了他們，並私下交換了一些情況。
唐生智這次在邵陽隻住四天就回東安去了，我則返回長沙。和唐分手時，他說有一位叫劉壽祺的朋友同車回長沙，要我在路上好好照顧他。劉壽祺當時是南京教育部的督學，和唐有密切關係，後來我才知道他是地下黨員。
我一到長沙，就去見了程潛，告訴他護唐南行經過。這時，長沙綏署也開始向邵陽遷移，形勢一天比一天緊張，但人心還算安定。７月中旬，我又到了邵陽，將一位唐的舊部、跟我當過高級參謀的廖若穀，接去東安幫唐工作。這時，邵陽成為我們搞和平活動的中心了。在謝慕莊處，我見到了地下黨派來的聯絡員。
不到幾天，程潛帶綏署高級人員也到了邵陽。我才知道，是白崇禧硬要程即去邵陽，把省主席的職務交陳明仁代理的。
程帶的一部分人也住在陳光中家。程星齡隨程潛到了邵陽，但不見馬子穀。
程、唐相約通電起義
程潛到邵陽後，當即叫我去東安向唐說明準備起義的事，並請唐去麵談。當天我按唐約定的地點——白蒼司——見了唐。這裏比去東安，來回可節省兩天時間。我見唐後，把程潛交代的話轉達了。唐考慮後，要我回去向程當麵說明：在湘桂邊區的一些地方武裝，都還沒有組織好，他本人一旦離開，怕造成紊亂；至於通電起義，他滿口讚成，說請程全權處理，如果要簽名，則叫我代他簽上。最後唐還囑咐我，務必向程說明，諒解他不能同去長沙的苦衷。
第三天，我回邵陽向程潛回報。程見唐生智未到，當即責備我為什麽不硬把唐拉來，他說：“這是關鍵的時刻啊！”我聽了以後，深感沒有完成這項重大任務，是一大錯，心裏極為不安。７月２９日，程潛就秘密地回長沙去了，留下綏署參謀長王天鳴。王和我是保定軍校同學，但我為了避免使人注意，一直沒有和他見麵。
程潛叫我去處理邵陽亂局
軍事機關林立的邵陽，程潛一走，群龍無首，就亂起來了。我一看不好，就在７月３０日趕去長沙向他陳述情況。在長沙，我會見了秘密進城的中共和談代表李明灝；同時，了解到程潛決定在８月１日通電起義，文稿都擬好了。陳明仁還分別召見了各軍、師長，談到時局日益緊張，湖南不能再打仗了，必須準備應變。整個形勢確實很好，隻是邵陽的亂局還待解決。７月３０日晚上，程潛找我去。他說，長沙綏靖公署決定撤銷，改為湖南綏靖總司令部，由陳明仁兼總司令，要我兼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權，並說在那裏有副參謀長謝慕莊可以聯係。我馬上推辭說：“我過去對綏署沒有直接接觸過，最好請一位副主任去主持，比較妥當。”他沒等我說完，就帶著命令式的口吻很生氣地說：“綏靖公署到邵陽的人一個不許留，都替我遣散！”又補了一句說：“沒有一個好人。這事指定你去解決。”我知道邵陽問題相當複雜，搞不好就可能發生意外。我想了一下，答道：“綏署人員一遣散，綏靖總部又未成立，如何指揮呢？”他說：“有警備司令部，有保安司令部，都可以調用。”正交談間，謝慕莊到了。我看他們都回來了，我去以後，更摸不著頭緒，又有點動搖，不打算去。這時謝慕莊說：“這裏有一幅地圖，所有部隊位置、番號都在上麵，一看就明白了。”我說：“這不行，下命令也要一位熟悉情況的作戰參謀，我一個人是沒有辦法的。”程馬上很嚴肅地對謝說：“你明天同李覺一道回去。”我一聽，知道推不掉，又想到既然決心參加起義，又是個軍人，能不服從命令嗎？於是，邵陽問題由我去處理就這樣決定下來。我們出來，謝慕莊說：“我遲一天一定來，你先走。”
給資遣散綏署人員經過
８月１日一早，我臨時找到一位舊同事淩琦同去邵陽。中途在廉橋和邵陽警備司令魏鎮通一電話。他說：“現在千萬不要來，什麽時候來，等我的電話。”我們一直等到下午４點多鍾才接到電話要我快去。到達後，才知道黃傑和鄧文儀這一天乘一運輸機飛到邵陽，召集成剛和所屬師長會談後，將綏署王參謀長和一些高級人員拉走了，綏署正亂著。我當即把綏署經理處長張石筠找來，問他對遣散綏署人員有何意見。他主張把人員集合起來，公布程潛的指示，並按級別發給遣散費，同時安排警衛團派兵把守進出口和經理處，以防意外。第二天上午，我當眾傳達上級指示，有的人就大鬧起來。我就說：“我是上麵派來執行這一項任務的，一切按頌公指示辦。
從現在起，綏署不存在了。遣散費，願領的來領，不願領的不勉強，以後我就不管了。”到最後，大家都把遣散費領了，發的是現洋。總算沒有發生意外。這樣，就把綏署撤銷工作結束了。
撤出邵陽向長沙集中
當程潛、陳明仁的起義通電發出後，不料成剛叛變。他的部隊忽然在邵陽城外的河對麵向城裏開槍。麵對這一突變，不得不作相應的措施。原布置在城區警戒的隻有保安大隊，其中大部分是陳光中舊屬，再則是原綏署的警衛團（缺一營，這個營在長沙隨程任警衛工作）。我們知道有一部分解放軍遠在安化，但事先沒有聯係。在兵力如此單薄的情況下，幸邵陽城垣還算堅固，勉可固守一時。最後我和保安副司令彭傑如、警備司令魏鎮商議，並邀請中共方麵聯絡員參加，決定將能帶走的部隊撤出城外，向長沙方麵靠攏。
８月５日天一轉黑，我們即開始轉移，由魏鎮帶隊掩護，最後安全地撤出城外。晚９點多，我和保安司令部的人都到達河塘，和駐該地的湯季楠師長見了麵。湯雖屬成剛軍的一位師長，但和程潛的關係很深，我們又是舊友，彼此得以相處，互相交換意見。
和湯磋商結果，決定將在永豐的保安旅和湯師在廉橋集中。途中，發現有十幾輛裝甲戰車由長沙方麵向邵陽飛馳，我們判斷長沙的部隊一定發生了叛亂。同時打聽到駐湘鄉的一個軍也在向廉橋方麵急進。於是我們決定改變原計劃，將部隊調離公路線，向田心、婁底方向集結待命。我們在田心以北地方發現大批軍隊向新化、邵陽方向急進，秩序很亂。我們和他們發生部分遭遇，小有接觸，但他們卻如驚弓之鳥，馬上潰散逃竄。這時，我們已和長沙接通電報，囑即率部隊向長沙集中。如是，這部分起義隊伍才有了歸宿。
湖南起義部隊的改編
８月１２日，我們把部隊轉移到了寧鄉城後，休整了一天。
我同謝慕莊隨即乘汽車回長沙，先向程、陳報告經過，並表示我沒有完成任務，請解除一切職務。當時程潛表示：隻要政治上起到一定的影響，帶回部隊多少則不必計較。而陳明仁則顯得非常苦悶。作為一個軍人，又是一個兵團司令，處於這種境況中，其心情是可以體會到的。
在商談善後工作中，程潛說他即將離開湖南去北京參加會議，關於部隊工作，他叫陳明仁和我負責。我當即表示隻能將隊伍帶到指定地區，至於如何處置，仍請陳負責，我不想參預。陳明仁則說，上麵已有命令叫部隊到瀏陽集中整訓，並把部隊的情況說了說。最後，他指著我說：“你不但不能解除職務，還有一樁艱巨任務要托你代我去完成。因為我也接到了電報，限立刻起程去北京參加開會，沒有時間來處理，希望看在交情上幫我去完成。”我說：“我對部隊情況完全不了解，無法負這樣重任。”程潛從旁又給他幫腔說：“你該幫幫他的忙，部隊經過改編，我們都得離開軍隊，這隻是時間問題。”經他倆一再勸說，我才勉強地答應下來。接著陳明仁對人事的安排以及部隊如何整編大體上作了些部署。方案是：將所有集中的部隊分為三個軍，每軍三個師。第一軍由王勁修任軍長，第二軍由傅正模任軍長，第三軍由彭傑如任軍長。第一軍以三個完整師為基礎；第三軍以保安旅改為師作基礎；第二軍以湯季楠師、憲兵團、綏署警衛團以及隨同起義的其他武裝力量作基矗各軍的師長人選也由陳決定下來。至於兵團司令部所屬各處，則擬重新組織，以便使隨同起義的官佐得到適當的安置。
８月１４日，起義部隊開拔到瀏陽集中改編，一切補給則由解放軍後勤部負責。當時還給每一軍官發５元，第一戰士發２元零用。就這樣，我按陳明仁的決定勉力維持了一段時間。
在瀏陽開始整編部隊時，所用的關防名為：“中國國民黨人民解放軍第一兵團司令部。”既有“國民黨”，又有“人民解放軍”等字樣，真是不倫不類。後來得知，７月底和中共代表在長沙洽商起義時，陳明仁曾提出用這樣的番號。當時中共代表為此曾請示過，說毛主席表示可以暫時使用。可是這個古怪的番號印在符號和帽徽上，卻給我們這些指戰員帶來了不少麻煩，到處受到盤問。我去一些部門接洽公務時，先得對此番號加以說明才能把身份說清楚。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日，由當時四野副政委陶鑄宣布，起義部隊正式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一兵團，任陳明仁為兵團司令員，唐天際為政委，李覺、魏鎮、傅正模等為副司令員；將原第二軍撤銷，分編到第一軍、第三軍中，所有編餘軍職人員，一律遣送至南嶽軍官訓練團受訓。就這樣，完成了起義部隊的改編工作。
部隊改編後，我回到長沙，中共湖南省委統戰部派張立武同誌陪我一道去東安，迎接新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唐生智來長沙。１２月１４日晚，我們陪唐生智由東安原籍乘汽車抵長沙。省軍政委員會主任程潛的代表唐星、中共湖南省委金明同誌、臨時省政府袁任遠副主席，以及各界人士共７０餘人，至車站歡迎。
程潛起義的人緣關係
在舊社會，好些事情的成敗係於人緣。即以湖南起義活動來說，就我回憶所及，它和程潛的人緣因素有著很大的關係。
程潛準備搞起義是從１９４８年冬開始的，和地下黨有聯係的馬子穀以及程星齡、劉嶽厚都是他的謀士和得力助手。馬子穀和駐長沙的憲兵團團長薑和瀛是新化同鄉。當我在１９４８年回湖南時，就覺察到薑、馬之間已經有些聯係。薑還特地派一憲兵連隨綏署行動，任務是保護程的個人安全。按向例，薑必須每天向憲兵司令張鎮匯報情況，可是他對程的活動卻秘而不宣。這就有利於起義活動的順利進行。
軍統特務活動一向是無孔不入的。但自戴笠一死，軍統內部就分化了。過去擔任過主任秘書的張嚴佛被排擠掉，住在長沙。他也是醴陵人，和程是小同鄉，因此和憲兵團團長薑和瀛一樣，不但不曾幫倒忙，而且在整個起義過程中，用了不少心機，使我們這些參加者得以活動自由，安全無恙。
程潛之所以當上長沙綏靖主任兼湖南省主席，是由於他不記舊嫌，能放棄競選總統席位，使桂係頭目李宗仁得以登上“寶座”。號稱“小諸葛”的白崇禧，認為程潛不過是孤家寡人一個，手無寸鐵，因此派了他所賞識的陳明仁以及在他手下當過師長的魏鎮到湖南來。這兩位兵權在握，白不愁控製不了這一通向老家廣西的要衝地區——湖南。殊不知程潛在政治上非常敏感，一方麵和蔣介石保持著不即不離的聯係，一方麵盡力不招致李、白猜忌。對白派陳明仁到湖南來以及硬逼他將綏署由長沙遷至魏鎮任警備司令的寶慶去，從未表示過異議。可是程潛卻憑借舊的人緣關係，適當掌握時機，使起義活動得以相應發展，以抵於成。
程潛在北伐前，曾率部由湖南到廣東參加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陣營，任大本營軍政部長，招收了一批學生，辦了一個講武學校。程任講武學校校長，李明灝任教育長。學生大部分是湘籍。隨後，黃埔軍校成立，這批學生被合並而成為黃埔一期的所謂“天子門生”。這些人和程是有感情的。在抗日戰爭時期，程能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以及任參謀總長，可以說完全是由於有好的、舊的人緣關係。
白崇禧認為陳明仁能打仗，極力提拔他，拉攏他。在他被陳誠排斥、失意的時刻，推薦他為兵團司令，以為他會感恩戴德，替桂係賣命，又對程起到牽製的作用。殊不知陳所指揮的六個軍，軍長一級人選大部分是黃埔一期的，下屬也並不是陳的基本部隊。而陳本人和程潛又同屬醴陵小同鄉，還是程的學生，所以程、陳兩人得以合作，共同策劃起義。陳明仁在表麵上和白崇禧聯係很密切，起義前，他每天和在衡陽的白崇禧通電話匯報情況，白深信不疑。當起義通電發出的那一天，白還不斷打電話找陳明仁，陳幹脆不接，使這位久負盛名的“小諸葛”困惑不解，莫明究竟。
耳聞目睹的幾件事情
１．唐生智險遭搜捕
１９４９年８月中旬，我派去唐處的廖參謀回長沙對我說，在起義電報公布後，白崇禧就派了由李品仙率領的桂係一個師將冷水灘唐家包圍起來，揚言歡迎唐。唐事先已得知情況，立即摘掉眼鏡，裝成老農，在近處農家掩藏起來。桂軍以唐家為中心，５０裏範圍內進行搜索，幸得農民掩護，未曾找到，但唐妻和子女都被帶走。當時我估計他們不會受到迫害，因李品仙乃唐的舊部，有１０年以上的關係，又是同期同學，不致發生意外。不出所料，後來接到唐夫人自香港拍給我轉唐的一份電報，說全家安抵香港，我當即電告唐，他才放下心來。
２．我曾兩次被通緝
在湖南通電起義後，我曾被國民黨列為通緝對象之一，這是第一次榜上有名。接著，８月中旬，在香港的愛國人士龍雲、黃紹竑等也通電擁護共產黨，我的愛人何玫又代表我署了名，於是我又被第二次通緝。
國民黨《中央日報》還曾發表過一條捏造的新聞，說我在邵陽前線受傷被俘，正押解去粵途中。我的愛人在港見報，莫明真相，還請人到廣州探聽究竟，結果知道是虛構，才放下心來。
３．及時護橋，鐵道運輸得免中斷
１９４９年７月底，當我從邵陽回長沙時，曾任粵漢鐵路線區司令。當時任平津鐵路局副局長的周武彝忽然來找我。（我和他是唐生智部隊中的老同事，一直有來往。）一見之後，他說有一件緊急的事要我馬上去辦。原來是鐵路上的工人告訴他，第一兵團派工兵對粵漢線上的新河鐵橋作好了爆破準備，如不及時製止，就會使南北最重要的交通線中斷。而周和陳明仁因交情夠不上打交道，特托我關說，把所派工兵調回。我如實地告訴了陳，陳馬上應諾照辦了。
（選自《文史資料精遜第１６冊Ｐ２４１—２５６，中國文史出版社）
附:網友的資料(朝天辣椒):參觀平江起義舊址有感
今年“七•一”前夕，省館組織員工到平江起義舊址天嶽書院參觀。回家後想寫一篇文章記述參加這次活動的感受。幾次動筆，幾次作罷。原因很簡單，有關平江起義的文獻可謂是汗牛充棟，我再也寫不出任何新意。文章沒寫成，內疚於心，難以釋懷。打開電腦反複觀看在平江天嶽書院參觀時拍攝的照片，我似乎在尋找什麽……
天嶽書院門廳的牆上有塊銅質牌匾，上麵有這樣的記載：“1949年7月22日國共和平解放湖南的談判代表在此接頭。”
湖南和平解放，國共兩黨有兩位的重要參與者——餘誌宏和程星齡。
餘誌宏，1916年出生，醴陵人，中共地下黨員，中山大學畢業，1947年初在湖南省政府任專員，次年到湖南大學當講師。地下黨指示他設法做程潛的工作，爭取湖南和平起義。此時，餘誌宏獲悉被囚於台灣的進步民主人士、程潛的族弟程星齡已獲釋。程星齡也是醴陵人，他與餘誌宏彼此熟識。餘誌宏認為如果把程星齡請回長沙，利用他和程潛的關係做策反工作是非常有益的。在得到中共湖南省工委負責人周禮同意後，餘誌宏開始了行動。怎麽才能把邀請程星齡回湘的信息傳遞到台灣呢？適逢中山大學同學、地下黨員何之光去台灣省親，餘誌宏修書一封，托何之光帶給程星齡。1948年8月程星齡回到長沙。1949年7月28日，程星齡、李君九（陳明仁的僚屬）和地下黨員歐陽方由長沙抵達平江天嶽書院，見到已於22日先行到達的四野和談代表。他們是以金明為首席代表，成員有唐天際、袁任遠、解沛然、李明灝。四野的和談代表與程潛、陳明仁的代表第一次取得了聯係。
唐天際對程星齡做出這樣的評價：“程星齡在醞釀（湖南）起義和談判過程起了比較大的作用。”為地下黨當信使，赴台灣請程星齡返湘是何之光。
讀書到此，拍案叫絕！
何之光，1980年4月至1983年11月任湖南省圖書館副館長，現已離休，住在省館宿舍。年過八旬的何館長，精神矍鑠，見到晚輩總是笑容可掬地點頭打招呼。在湖南圖書館，在我們身邊住著一位曾經為湖南和平解放做出貢獻的革命老前輩。
湖南和平解放，化幹戈為玉帛，加速了全國解放的進程。當湖南和平解放五十七年之際，寫這篇文章以表達對那些為了起義成功，置生死於度外的前輩們的崇敬之情。同時也了卻自己參觀平江起義舊址未寫文章的內疚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