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的血口噴人、無中生有，特別表現在對蔣介石人格的恣意誣蔑，他說蔣“對共軍圍而不剿，一任中共在其直接統治的省區內坐大”“共軍入湘之後，中央軍本可南下截擊，而蔣先生卻屯兵湘北，任共軍西行……當共我兩軍正打得血肉模糊之時，中央追兵卻在湘中一帶作壁上觀”。他還大肆吹噓白崇禧指揮桂軍在桂北邊境以寡敵眾，使得“共軍狼狽潰竄，伏屍遍野，死傷萬餘人，被俘七千餘人，造成抗戰前剿共戰役中罕有的大捷”。(101)牛皮吹脹了必會爆炸，廣西版與香港版的“李傳”都用腳注的形式戳穿了他的彌天大謊：
“據當時參與拍攝《七千俘虜》電影的周遊同誌稱：一九三四年農曆九月，共產黨中央及紅軍長征的主力部隊，由湖南邊界進入廣西，經過灌陽、恭城、全州、興安、資源、龍勝、三江等縣的邊界而進入貴州，用了約十天時間。
“桂係的最高指揮官白崇禧親自在桂林指揮。他命令廖磊所率的第七軍緊跟著紅軍之後，彼此相距四十華裏，一路相送，一直把紅軍送入貴州省。雙方並無戰鬥。
“當時我是廣西桂係‘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政治訓練處宣傳科少校處員’。處長是潘宜之，科長是李文釗。我們率領一個電影隊到興安，隊長是黃學禮。那時紅軍已經過了興安、華江，越過老山界，進入資源的潯源鄉(今兩水公社)，向龍勝、三江去了。
“在興安縣城外收容了由各處送來的一些跟隨紅軍長征時掉了隊的男女老幼，其中還有背孩子的婦女，總共約有一百二、三十人。這些人，都由電影隊作為紅軍俘虜攝了影，上了鏡頭。
“另外，華江千家寺燒了十多間房子，這是桂係尾隨紅軍部隊的第七軍因不慎失火燒的，我帶著電影隊長黃學禮去把殘餘的煙火及頹牆斷瓦等盡量上了鏡頭。後來這些都做了製造《七千俘虜》電影的鏡頭材料。隨後，李文釗就率領電影隊回南寧拍攝《七千俘虜》電影紀錄片。其中俘虜的鏡頭，是由民團扮演的，戰利品的鏡頭，也全是假的。時至今日，除我之外，現在在南寧的，還有當時電影隊員蒙惠坤(現在南寧冶礦廠)、李露莎、雷卡零、方衣零等可以證明。”(102)
白崇禧的“小諸葛”外號，隻是李宗仁大吹法螺。六十萬言的李宗仁回憶錄，諱言桂南會戰，因為“桂南係第四戰區作戰區域，這場戰事當歸戰區長官指揮才合理。不料桂林行營主任白崇禧建議由行營直接指揮，設指揮所於遷江縣。一九三九年年底，調集兩廣地區四個軍、中央係三個軍加入會戰，在昆侖關附近作戰兼旬之後，中央才電令四戰區長官張發奎於一九四○年一月上旬至遷江協同指揮。張到達時戰事已失敗，行營指揮所擬好撤退命令要張簽署，並負指揮錯誤的責任。蔣介石不久即召開柳州會議整頓紀律，將白崇禧降一級，張被記大過。張發奎對此事很不滿意。一九四二年張招待我與區壽年等晚餐，席間大罵白崇禧亂指揮，破壞指揮係統，招致大敗(南寧失陷)。他說，在四戰區作戰序列另行設一個指揮機構，越級指揮，古往今來世界戰史上是無前例的。當時他心情十分激動。”(103)
一九三九年九月，日軍使用六個師團、十二萬兵力進攻長沙，長江上的日艦也向嶽陽集中支援。戰前白崇禧以副參謀總長身份到株州要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嶽將部隊撤退到醴陵、衡山、湘潭地區，將長沙以北含洞庭湖各縣完全放棄。薛嶽堅主固守長沙及湘北。白氏曰，長期抗戰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不應作過早決戰，而應保存實力，爭取長期時間，更不可爭功邀功，徒逞血氣之勇。且湘北及長沙地形，利於攻而不宜守，因此種種，應執行命令，且戰且退，放棄長沙以北，固守長沙東南地區。薛將軍至此勃然大怒，指責白氏“第一不明抗戰國策，枉為副參謀總長。抗戰則必抗必戰，乃能爭取長期勝利；第二責白氏不讀兵書，不讀地圖，不知長沙與湘北地形山嶽湖沼，錯綜複雜，可戰可守。今湘北工事堅固，民心士氣旺盛，湘北道路已徹底破壞，敵我武器逐漸相等，敵為驕兵，我為哀兵，我黨政軍民同仇敵愾，正反敗為勝、千載一時良機。若依你妙計，將九戰區長官部及湖南省政府撤往邵陽，你之用意隻是叫我們為廣西看守門戶，請問如何看守？廣西有多少兵源、糧源？保有湘北，即保有湖南湘西，亦即保存了廣西。今太湖鄱陽湖已失，僅餘洞庭湖，如洞庭不守，何以足食足兵？如果湖南不守，兩廣湖北川黔亦難固守，請問你參的是什麽謀？是否準備做亡國大夫？”陳誠見白氏無辭以答窘態畢露，乃轉圜問曰“伯陵兄，你自信有勝算嗎？”薛曰：“有。我已向委座及夫人保證，如不能固守長沙，決自殺以謝委員長，自殺以謝天下”。其後續談作戰方案，需要何項支援。白氏默無一言，陳誠乃飭開車而去。薛將軍遂以重兵設伏於長嶽公路兩側布一袋形陣地，而以小部隊誘敵深入後，予以伏擊側擊、夾擊、追擊戰術，獲得殺、傷日軍四萬餘人之輝煌戰果。日軍敗退後，白崇禧乃飭人先行通知衡陽新聞界及紳商領袖人物，乘夜車由桂林趕至衡陽發布戰勝消息，大街小巷，鞭炮祝捷，報章以大字標題盛讚白崇禧之“豐功偉績”，“指揮若定”雲雲(104)。由此可見李、白人格之卑汙。
李宗仁在回憶錄中說“我任北平行營主任三年，實在是吊在空中，上不沾天，下不著地呢！”(105)據金典戎回憶：“李宗仁在外貌上雖顯得一派忠厚，但他的權力欲和領袖欲卻特別強盛。北平行營表麵上指揮第十一(孫連仲)、第十二(傅作義)兩個戰區，實際上不能過問受降事宜，也不能直接指揮軍隊，所以行營和戰區長官部權力上的爭奪戰集中在北平的敵偽產業、接收下來的物資以及一切生財有道的工廠企業。為此，李宗仁刻意架空忠厚老實的孫連仲，另組一個敵偽產業調查委員會，將對敵偽產業具有生殺予奪的大權掌握在行營手上。北平是有名的住宅區，又是僅次於南京的軍政中心，敵偽要人的住宅很多，經調查檢舉被查封的房產與物資不下千餘起。這些被凍結的東西，想啟封解凍，就要靠法幣與金條”(106)，如此這般，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什麽李宗仁在北平行轅(營)三年，能擷取故宮寶物十大箱了。
在研究李、白的罪惡一生時，人們發現戡亂戰事期間長期在國防部執掌作戰機要的劉斐、郭汝瑰、韓練成盡皆李、白扶植重用的共諜。劉斐是白崇禧保送到日本陸軍大學深造，回國後由白崇禧破格提拔官至軍令部次長，“在一九四六年國共戰爭爆發後，為章先生以參謀次長參加官邸作戰會報，存心作出了許多錯誤的部署和獻議，使國民黨軍受到非常不利的後果。”(107)郭汝瑰受白崇禧賞識，僅一九四七年就一年三遷，由國防部第五廳廳長而第三廳(作戰)廳長而徐州陸總參謀長，在四年戡亂戰事中，他與共諜任廉儒接頭一百餘次，提供了曆次會戰的絕密軍情，幫共產黨打敗幾百萬精銳國軍。韓練成在萊蕪戰役中，以軍長身份故意將四十六、七十三軍引入共軍口袋，導致這兩個軍覆滅。事後他又和白崇禧唱和，指責陳誠指揮無能，致使陳氏由參謀總長降為東北地區的指揮官。一九四九年行政院把張治中等五人求和代表團名單交李宗仁批準時，李特意加上劉斐的名字(108)。另據黃紉秋證明，郭德潔對李宗仁的部屬和武官最欣賞者就是劉斐。(109)這就不難明白，幾百萬國軍怎樣兵敗如山倒了。從李宗仁口述的回憶錄中，人們可以看到他是如此歌頌軍閥，包庇叛逆的：對土匪出身的舊桂係軍閥陸榮廷，讚為“無大過可言，治績比蔣先生頗有足多者”；對助紂為虐、協助陳逆炯明率軍圍攻總統府逐走孫中山、與革命軍鏖戰四年數度攻打革命大本營廣州且充任北洋政府所委潮梅護軍使、粵軍總指揮、督理廣東軍務善後事宜的叛徒林虎，則譽為“勇敢善戰，磊落光明，廉潔自守，用人不疑，影響我一生做人處事實至巨大”；隻因李宗仁本人在林虎部下任過中尉排長。林虎的反複無常、離經叛道，也確實對李宗仁叛變投共有所啟發與影響。後來，當共軍逼近陪都重慶、李宗仁專機飛昆明時，他每晚都與雲南省主席盧漢談至深宵。其時，盧漢雖建議由二人聯名發電誘蔣介石赴昆明，趁機扣押蔣介石施以淩遲酷刑，李宗仁隻為擔心盧漢會把他自己也一並捉起來獻給中共邀功，才婉拒了。(110)
最不可思議的是李宗仁將賦性桀驁、狂妄自大的美國人史迪威吹捧為“赫赫的戰將”(111)可是翻遍這本六十萬言厚書，未見李宗仁說出史迪威有何“赫赫戰功”。此人畢業於軍校後，曾充任美國根據辛醜和約而派駐天津的占領軍之語言教官，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曾任駐津美軍第十五步兵團營長，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任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羅斯福將這位生平從未打過一仗的史迪威介紹給蔣介石擔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部的參謀長，是一大失策。由於史迪威的指揮失誤，擁有優勢裝備的英軍被日軍包圍於仁安羌，要勞動國軍第卅八師前往救援，英軍脫險後他又置數萬國軍於不顧，擅自離隊入印度，致使國軍最精銳的部隊不能回援危急的豫湘桂戰場，為了幫助史迪威報仇雪恥卻陷身印緬叢林，而我們自己因兵員不足損失了廿多萬平方公裏國土、一百四十六座城市、三十多個機場，犧牲了裝備窳劣的近六十萬軍隊，使六千萬同胞淪於日寇鐵蹄之下遭到燒殺擄掠。在中國抗戰最艱困的日子，他將原在中國戰區作戰之美國第十轟炸機隊全部調埃及助英作戰，且拒絕將租借法案下撥給中國航空公司的兩架運輸機轉交給中國空軍；不肯向華盛頓代轉中國前線五百架飛機之作戰計劃、中印空運每日保住五千噸數量之承諾；在豫中會戰吃緊時，蔣介石電史氏借用五百噸汽油與停泊在成都機場的二百架驅逐機，史氏悍然拒借。最令人發指的是自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四年四月，他曾五次壓迫、三次要挾中國政府，以停撥援華物資相威脅，逼我遠征軍出擊，令他成為叢林英雄。當華東戰事最危急之際，他以租借物資分配人之身份，對已運至昆明可供華東戰場使用之物資拒絕放行。日軍逼近桂林時，中國遠征軍在怒江前線與日軍惡戰，蔣介石欲調部份遠征軍回援黔桂，史氏竟親飛桂林自毀美軍機場，甚至要將美援武器直接援助共軍。像這樣一個危害中國人民整體利益的跋扈洋人，隻有中共崇敬他，可李宗仁偏偏要吹捧他，豈不是與全體中國人民為敵嗎？
李宗仁論及沈鴻英時，稱其“機警狡詐，反複無常，早為粵桂人士所不齒”；論及劉震寰則稱之為“反骨仔”。(112)這可以說是“夫子自道”。據劉仲容回憶，早在西安事變前，李宗仁就與中共有所勾結：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李、白接張、楊電報，要求速派代表一人到西安商量要事，劉遂於事變前五日到達。事變發生後，劉以廣西代表身份在西安公開活動。中央軍進駐西安後，劉仲容秘密赴延安，會見了毛澤東，並答應秘密接待中共代表團赴廣西見李、白。此後，張雲逸到廣西，受到李、白秘密接待。抗戰爆發後，劉仲容代表李、白長駐延安一年多。一九三九年劉離延安時，毛澤東親函介紹劉給在武漢的周恩來，為中共軍委會情報科做地下工作。劉仲容在白崇禧身邊十四年，官至國防部參議。一九四九年三月廿八日奉李、白派遣秘密北上向毛澤東乞和，向毛周匯報長達七小時。此人兩次北上，來去安全，均係李宗仁向毛澤東擔保。
從李氏自述知，他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就決定赴美治病，但十二月五日才辦妥簽證，美國駐華代辦師樞安則坦率對外交部北美司長陳岱礎說“李代總統出國時，美國方麵並不歡迎，後因他是出國治病，也就未便拒絕。”據周宏濤記錄，李宗仁抵香港後態度數變，起初解釋赴港的理由是與蔣介石之間政見不合及蔣介石即將複職，隨後於十一月廿四日再致蔣介石一函，堅稱要赴美治療胃疾。廿七日晚上白崇禧致電蔣介石，稱李宗仁“決心解除代總統職務請鈞座複總統職”。次日李宗仁得悉美國終於準許他赴美，態度又變卦了，他以親筆函致蔣介石，稱“在私為根治舊疾、在公則實欲藉此爭取美援以期能解除今日我財政上之極度困難”，連他的總統府秘書長丘昌渭也對此種行徑極為憤慨，強調不能以國家名器做任何人在國外的護身符。(113)
在競選副總統的日子裏，李宗仁以公帑招待近三千名國大代表，讓他們免費在五、六家飯店、酒家大吃大喝，一日三宴外加娛樂活動。(114)然而流亡美國後，失去了國庫這棵搖錢樹，他就不能繼續揮金如土了，“起初帶著一大堆隨員，光是食、住、行三樣就夠頭疼了。為了曇花一現的風光付出的代價不但得不償失，且很快就產生坐吃山空的煩惱了，這才開始節流，遣散隨員，搬到較紐約生活程度低的新澤西州，花三萬美元買了一棟小平房”。郭德潔素以吝嗇見稱，“每周煮一鍋飯，一碗菜，且是一成不變的碎肉炒青豆，放進冰箱就解決一星期的民生問題”“兩個兒子，一是嫡出，一是抱養，兩個兒子都因愛母而仇父。在李最淒涼最需要親情安慰的歲月，他獲得的是冷冰冰的反應。僅憑此點，美國對他確係毫無留戀的地方。在大陸至少還有些親朋故舊可閑話桑麻，共敘家常，這也是吸引他回國的原因之一吧！一個在政治舞台上轟轟烈烈數十年的人物，突然變得有國難投無家可歸，被迫生活在人地生疏、語言不通、寸步難行的環境中，既無家室溫暖，也無天倫之樂，終日看報麵壁，麵壁看報，度過形同幽禁長達十六年的歲月，暮年他的心情苦悶豈是局外人所能體會？”(115)
“因久處高位，對世俗人情也日漸生疏，故在投資方麵很容易受騙，先是玩股票被一廣東華僑蝕了一大筆，後又投資一位開旅館的廣東人，無端端蝕了五萬美元。可見他很容易受騙。他由反共、親共到投共的轉變也是如此，他看的報章雜誌是清一色的左傾刊物，最糟糕的是他對那些一麵之詞照單全收從不置疑，故不知不覺地自動洗腦。他讀了太多的中共宣傳品，走火入魔地單相思”。這是他投共原因之二。
“劉仲容告訴我，李宗仁回國是他奉周恩來之命暗中策劃的，因程思遠在港生活困難，寫信向他求援，他寄了一筆錢給程，要他回國看看，並介紹程見周恩來。幾次會見之後，周要劉先給李宗仁二十萬美金現鈔，設法交到李手，不要經過銀行與外人。周說：我們知道李宗仁是在美國熬不下去了才想回國的，故先給他一筆生活費。”(116)
一九五五年八月，李宗仁在美國致函香港的程思遠起草《關於台灣問題的建議》，就是迫不及待洽降的信號。同年五月他讓程思遠秘密北上，向中共表達了他想歸國的願望，然中共懷疑他還想回去發展第三勢力搞局，故此事延宕了十年之久。李在北平行轅時，曾向故宮博物院借用一批大內書畫作裝飾，當選總統後未予歸還，一九四九年冬攜去美國。據一九六五至一九六九年擔負與李宗仁日常聯係並陪他外出參觀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宋坤披露，李宗仁“曾將自己收藏的一部份書畫作品送回國，聲稱當年自己是花了十一萬美金購買的。但其實不少是贗品，按當時的價格，頂多值三千美金。毛澤東得知這件事，答應給他十二萬美金，並說：‘這是一筆政治賬，我們做統戰工作要講策略，他要十一萬，就給他十二萬’李宗仁拿到這筆錢，很滿意地說：‘共產黨不簡單，是識貨的’”“到一九六三年十一月，黨中央經過認真分析，認為歡迎李宗仁歸來的時機已經成熟。周總理特意囑咐事先向台灣當局打招呼，證明我方僅視李宗仁為愛國人士(按：不視作談判對手)以免引起誤會”。接著，程思遠赴瑞士蘇黎士向李宗仁提出“四不過五關”條件，即擺脫美國關係、不插手台灣問題、不和第三勢力攪在一起、不介入中美關係；過好思想關、政治關、家庭關、社會關、生活關。李宗仁全部同意，中共才安排他回歸。宋坤對四不的解釋是“如果不擺脫美國的關係，出現對美國仍然抱有幻想言行，以他的影響，是要惹出麻煩的。鑒於李宗仁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不宜由他出麵在中美關係上做什麽事情；李宗仁是蔣的政敵，如果由李宗仁來插手台灣問題，必然要導致海峽兩岸關係的複雜化，正如周總理所說，已經告訴了台灣當局，我們不會利用李德鄰反蔣，所以李宗仁歸國後不能插手台灣問題；就第三勢力的問題來說，李宗仁曾經熱心於此，在這上麵花費過不少精力。後來他組織第三勢力的活動失敗了，既然是要歸國定居，理所當然要徹底斷絕這種念頭，不能再搞第三勢力、走什麽第三條道路了。”(117)
郭德潔去香港晤程思遠與收錢，還找了個算命的，對方說她是正宮娘娘的八字呢！“算命的說，李宗仁要東山再起呢，說不定蔣介石想開了，或者毛澤東上了西天，當然是李宗仁重登寶座呀！”甚至窗台上盆景開花她也說是鐵樹開花，幻想她能得回那失去的天堂！
李宗仁回歸的爆發點，是那年郭德潔查出罹患癌症，她不舍得在美國動用私蓄支付昂貴的醫療費，而期望能倚靠大陸高幹的特殊醫療待遇而出現奇跡。還有一種對外解嘲的說法是“要拯救他的部下和親友。自他回歸後許多部下和親友都獲平反而找到了好工作”。
然而不巧的是，他投共後正值文革動亂，他在抄家潮中度過了三年半心驚肉跳的歲月。郭德潔死後，中共公安部大肆追查“梅花黨”案件，稱郭德潔是美國特務組織梅花黨的負責人，奉中情局派遣赴中國大陸與高級戰略特務王光美聯絡，以梅花型胸針作為聯絡標誌。此案牽涉高幹甚多，成為文革十年的大型冤案之一。至於李宗仁本人，則是被共方用慢性毒藥毒死的。(118)據劉仲容說，李一回大陸，劉與他寸步不離。劉的任務是每天要記下李的言論及所見的客人，故直到深夜才能回家。李宗仁夫婦回大陸，僅享受了短暫的風光，卻成全了程思遠的富貴榮華。(119)
據宋坤回憶，他陪同李宗仁拜謁廖仲愷墓時，李曾大罵：“老蔣是流氓，先殺廖先生打擊左派，後來又一手製造中山艦事件……”李宗仁在回憶錄中也提及蔣介石“發動三月廿日中山艦事變”。(120)關於刺廖案主犯張國楨、梁士鋒、楊錦龍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審判長本係周恩來。破案經過是，張國楨等人在廣州大塘李福林私宅舉行顛覆國民政府的會議，廖被刺身亡後，李福林怕東窗事發，於是出麵自首。這樣一個早已水落石出的舊案還要翻出來諉過蔣介石，真係顛倒是非。
至於中山艦事件，近年公布的大量史料，包括中共元老包惠僧、陳公博、張國燾等人回憶錄、季方報告、黃珍吾報告、歐陽鍾報告、陳孚木回憶錄等等顯示，蔣介石根本沒有給海軍局或李之龍下過調艦命令，矯蔣之令的是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主任歐陽鍾，幕後主使人是西山會議派、廣州市政委員長伍朝樞、孫文主義學會這三方麵，而歐陽鍾的後台則是其叔、孫文主義學會骨幹、海軍官校副校長歐陽格；是“歐陽格與王柏齡定計，一麵唆使侄兒矯令，一麵向蔣介石謊報李之龍謀叛，其結果便演出了震驚中外的中山艦事件。事後，蔣介石查出事涉歐陽格，即下令逮捕，一九三七年歐被處死。事發時，蔣介石在日記表明，他以為係汪精衛擺布與陷害，欲讓李之龍出動中山艦綁架他，事件真相大白後，蔣、汪之隙已成，且綿延十一年。”(121)其間蔣、汪時分時合，最後導致汪氏投敵叛國。弄清史實、撥雲見日的《中山艦事件之謎》一文曾被中共黨史與理論權威胡喬木讚為“一篇不可多得的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路子是對的，要堅持這樣走下去”，意謂此文作者楊天石在曆史研究領域撥亂反正，已證明“曆史研究為政治服務”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的。
一九四七年在上海曾發生過一起憲警衝突，荷槍實彈的憲兵殺死上海交通警七人、傷七人；無辜行人死四人，傷二人。這宗發生在繁華市中心金都大戲院的慘案激成全市警察大罷崗，整個上海交通樞紐宣告癱瘓，中共上海地下黨乘機煽動警察組團赴京請願，還編印《伸雪報》，擴大事態打擊政府威信。事值美國特使魏德邁到滬，影響極壞。蔣介石遂下令國防部次長秦德純等大批中央大員到滬查辦。軍法審判結果，因掌摑警察並首先開槍的罪魁禍首、憲兵排長李豫泰竟從寬發落，僅判徒刑二年，隻因他是李宗仁的侄兒；另槍決上等兵羅國新頂罪。警察方麵兩名分局局長被撤職。(122)
由此可見，蔣介石對李宗仁確實做到以德報怨、仁至義盡。
李宗仁的人品究竟如何呢？據黃紉秋文章披露，李宗仁僑居紐澤西期間“來訪的客人不少，同一些同病相憐的失意官僚政客，一談就是幾小時，自然全是政治上的是是非非。如：某大員坐擁數十萬精銳而不堪一擊；蔣介石臨陣換將和遙控指揮，以致失敗；某人丟了東北，蔣居然不加追究……美國人眼光狹隘，缺乏遠大眼光的政治家，若他們竭力援華，怎會發生韓戰呢？這樣的談話多是與誌同道合的人士，但若是李懷疑來人是親台或別有用心的，李的論調就變了，什麽我與蔣先生雖然政見不同，但私交毫無芥蒂，到底我倆為革命共同奮鬥幾十年，同甘苦共患難。大陸之失，我們都有責任，不能歸過於他一人……個人的榮辱不算什麽，大丈夫提得起放得下，我現在真感無官一身輕雲雲。可見李宗仁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政客，他說的話多數不能置信。
對於李宗仁的上半生，陳存恭教授有如下評價：“李宗仁對北伐後第一個大動亂難辭其咎，他隱瞞了許多要點，刻意將挑起戰禍的責任反而歸諸魯滌平及中央，未免荒誕。最不幸的是北伐後的秩序因此打破，此後兵連禍結，從十八年打到十九年。馮玉祥既與桂係先有勾結，勢非決戰不可，而閻錫山在眾多反叛份子慫恿鼓勵下動兵，這些地方軍係或為保持並擴大割據的地盤，或為爭奪中央的領導權力，先後叛變，形成北伐後的大動亂”。(123)唐德剛氏雖然阿諛逢承李宗仁“不是反反複覆、縱橫捭闔、見利忘義的黨棍官僚或市儈小人”“算個德勝於才的君子”(124)，但也不得不承認“這椿國民黨黨軍自相砍殺的內戰，實導源於一九二九年初之武漢事變。其後接踵而來的中原大戰和擴大會議，實是武漢事變所觸發的連鎖作用，而李宗仁正是這事變的兩造之一——也可說他是始作俑者，甚至可說是罪魁禍首。中華民國十八年如果沒有這一役討桂之戰，則後半世紀的中國，該又是另外一個局麵了” (125) 。李宗仁難逃曆史罪責罪責。
《李宗仁回憶錄》的撰寫，耗用了近六年光陰，唐德剛自稱是他此生“用功最深、費力最大、嘔心瀝血”之作，全書完稿於一九六四年，卻人為地延宕到一九八○年由中共在大陸首印，亦即在先總統蔣介石逝世五年後才拋出，所有李氏渲染描述的“廣州梅花村訓蔣的過失和罪惡”等等均已成為孤證，失去了當事人印證的機會。雖然唐德剛聲言已將李宗仁的聊天紀錄“用可靠的史籍、檔案和當時的報章雜誌所記載考據出確信不疑的曆史背景；再用烘雲托月的辦法把他口述的精彩而無誤的部門烘托出來”(126)，但這部唐氏自詡“勢必永傳後世的民國信史”，卻大多數事件、情節不注明時間年月，這就為該傳主的歪纏、顛倒因果、巧言令舌打下了埋伏。
李傳英文版導言說，此書“是一位曆史製造者和一位曆史家的合著”(127)，唐德剛則自誇此書“勢必永傳後世”(128)，倒反而李宗仁說了一句“讓後世史學家去細細探討”。(129)然而讀者不難發覺，唐德剛的行文是有兩手準備的。他既說“全篇立說主旨，一切均以李氏意誌為依歸，未參雜我個人半句褒貶之辭”(130)，又說“著述史料之搜集、寫作計劃之擬訂，新式史學方法之運用與全部文稿之撰寫等等，則全是我一手包辦的”。(131)既說此書“是李氏一生各階段心路曆程底最忠實的報導”(132)，又說“他所說的大事，凡是與史實不符的地方，我就全給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寫而補充之”(133)；既說“盡可能保持他口述時桂林官話的原語氣……盡量保留他那不文不白、古裏古怪的樸素文體”(134)，又說“李宗仁的口述曆史，統計起來，大概隻有15%是他口述，85%是我從圖書館、報紙等各方麵資料補充與考證而成的”。(135)既自誇“這本書是李宗仁先生不平凡的一生事業底最完備的紀錄”(136) “是鮮有其匹、全始全終的一部當國者的自述”(137)，卻又稱：“老實說，這部書上所有的重要關節，很少我是不能在著述史料中提出注腳的。”(138)其言之“反複無理”，昭然若揭。
唐德剛在撰寫過程中也常常是顛三倒四，自我摑掌。譬如“據個人探索，我也認為逼宮之說有點過甚其辭”(139)，卻又斷言“李氏豈能無‘彼可取而代也’之心”。(140)這種種顯示，自稱曆史學家的唐德剛氏所秉持的學術信條就是：首鼠兩端，左右逢源；正反論點兼蓄，因此一貫正確、永遠正確。這一種學術掮客的投機耍滑學風被他攜入大陸，灌輸到萬千少不更事的青年學子腦海中，誤人子弟已經整整一個時代。
然而，唐德剛的大作，隻會誤導一些讀書很少的、與世隔絕的年青人，以及毫無曆史常識的文化奸商(如成露茜之流)。象李宗仁回憶錄這樣的謗書盡管銷售一百多萬冊，但總有被人拆穿西洋鏡的一天。君不見大陸上新華書店的“毛選專櫃”門可羅雀無人問津嗎？想當年毛選印行十億冊以上，不少家庭擁有七、八套之多，其中有官方強迫人民購買的，也有各單位作為職工福利饋贈的；然曾幾何時，四人幫倒台，工廠、學校、街道大掃除時紛紛將毛著成捆成捆裝上大卡車送去廢品回收站，如今要在普通民居找到一本毛著已是難上加難。《李宗仁回憶錄》從暢銷到被人們唾棄，當也可作如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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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的滄桑》，原載唐著《史學與紅學》，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版，頁一七四。
(2) 國防大學黨史教研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檔案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版，頁三三一。
(3) 陳存恭《從李宗仁回憶錄論新桂係與中央的關係》，載《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第一輯，中華民國國史館編印，一九八六年六月版，頁二六八。
(4) 郭冠英《張學良口述史腰斬的經過》，載台北《傳記文學》第七十九卷第五期，頁六十七。
(5) 同(3)，頁二六七、二九○。
(6) 同(3)，頁二二四。
(7) 同(1)，頁一六四。
(8) 唐德剛撰《李宗仁回憶錄》，香港南粵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三月版，頁六二三、六三○、六三三、六三九、六四七。
(9) 同(8)，頁六三五。
(10)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國現代史學會理事長李新主編《中華民國大事記》第五冊，頁八三九，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二月版。
(11) 同注(10)，頁八四四。
(12) 同(8)，頁六○八。
(13) 同(8)，頁六○○。
(14) 黃啟漢《一九四九年和談的回憶》，載中國文史出版社《文史資料選輯》第六十七輯，一九八六年版，頁十--二十八。
(15) 劉仲容《白崇禧逼蔣下野前後》，載《新桂係紀實》下冊，頁一一七。廣西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一九九○年十月版。
(16) 朱振聲《湯恩伯與保衛大上海之戰》，香港《春秋》雜誌第三○八期，頁二六。
(17) 周宏濤 《蔣介石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台北天下遠見出版有限公司，二○○三年九月版，頁一一九、一三○、一五四、一五五、一八四。
(18) 同(8)，頁六二四、五九六。
(19) 同((8)，頁六三七。
(20) 《李宗仁的索權逐蔣計劃》，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天石著《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二年二月版，頁四七八--四八六。
(21) 程思遠《李宗仁先生晚年》，頁八六。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22) 同(15)，頁一一六，程思遠《蔣介石發表求和聲明的經過》。
(23) 同(17)，頁四一四、八六、九二。
(24) 陳存恭訪錄《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編印，一九八四年五月，頁八七八。
(25) 同注(8)，頁六五五。
(26) 同注(10)，頁八三五--八八七。
(27) 東方綠《小諸葛白崇禧與華中之戰》，《春秋》雜誌第四○三期頁十二。
(28) 宋希濂《白崇禧怎樣逼退蔣介石》，載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二卷第六期，頁四十七。
(29) 《文強口述自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三年一月版，頁二六一。
(30) 蟄翁《西南大撤退之際白崇禧竟毫無作為》，載《春秋》雜誌第四五四期，頁十三--十四。
(31) 政海清客《李宗仁代總統前後》，載《春秋》第卅六期，頁八。
(32) 同(17)，頁一三九--一四○。
(33)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十八輯。中國文史出版社，二○○二年版，頁二五九。
(34) 同(33)，頁二八二。
(35) 同(33)，頁二八四。
(36) 阮毅成《與王雲五先生談金圓券》，載《傳記文學》第四十五卷第二期，頁二十。
(37) 穀正文《白色恐怖秘密檔案》，台北獨家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九月版，頁二三七--二四○。
(38) 據一位接近李宗仁與孔祥熙家族的香港商人李龍鑣披露，李宗仁攜往美國一百多萬美金，多數由其長子李幼鄰掌控，其中財政部長劉攻芸撥付三十萬美元、華中剿總公帑三十萬、廣西財政(存於香港銀行)二十萬、廣西鎢礦存款二十五萬、李宗仁宦囊十八萬、郭德潔私蓄八萬。他在北平行轅任上，擷取了故宮寶物十大箱，均存放於紐澤西州住宅的地庫，其中有不少是徐悲鴻的名畫。郭德潔親口對黃紉秋承認，李宗仁出國前，劉攻芸給了卅萬美元，為此，劉丟了官，還挨老蔣大罵一頓。又據黃啟漢文章披露，財政部要中央銀行撥給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大洋四百萬，由於央行沒有這麽多的現洋，其中一部份就以一萬五千兩黃金折價，派專機運去漢口給白。此事由央行業務局白懷民透露。一九六七年十月黃啟漢到北京最後一次見到李宗仁時，李親口證實確有其事，還說白曾托他問詢陳濟棠的哥哥陳維周，有無辦法幫他把黃金運進香港。[ 同(14)，頁三九)。
(39) 同(8)，頁四四五、六七六。
(40) 《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二卷一分冊，頁一九七，中華書局出版。
(41) 華南師大曆史係左雙文教授《九?一八事變後南京國民政府設立的特種外交委員會研究》，係二○○二年八月北京舉行的《中華民國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
(42) 黃仁宇《大曆史不會萎縮》，頁二○九、二一七。廣西師大出版社二○○四年五月版。
(43) 同(8)，頁四○二。
(44) 同(8)，頁四四七。
(45) 鍾卓安《陳濟棠》，頁二○九--二一二，廣東省地圖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版。
(46) 《李潔之文存》，頁三○三。廣東興寧縣政協文史委員會一九九○年九月版。
(47) 同(3)，頁二五○--二五一。
(48) 同(8)，頁四二五。
(49) 同(8)，頁四一七。
(50) 同(20)，頁五五八。
(51) 《胡漢民的軍事倒蔣密謀及胡蔣和解》，同注(20)，頁三○三--三四九。
(52) 陶然《胡漢民被困湯山內幕》，載《春秋》雜誌第六八七期，頁三三。
(53) 黃旭初《東遊見聞再記》，載《春秋》第三二○期，頁一六，一九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54) 同(8)，頁五○二、四八三、四七一、四九一、四九○。
(55) 盧漢《第六十軍赴徐州作戰記》，載《抗日戰爭正麵戰場》，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二○○○年十二月版，頁一六五--一六八。
(56) 同(1)，頁一六八。
(57) 同(8)，頁四七八、四七九。
(58) 李以劻《親曆台兒莊大戰》，載《傳記文學》第七十二卷第四期，頁五二。
(59) 傷亡統計引自共軍上海警備區政治部、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會合編之《警備大上海》一書，頁九。上海遠東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發行。
(60) 同(8)，頁五五六、五八九。
(61) 蔣緯國撰《曆史見證人的實錄》第三冊，頁一三一，台北青年日報社出版，一九九七年十月版。
(62) 士心《陳誠副總統二三事》，《春秋》第一八六期，頁十四--十五。
(63) 同(8)，頁五九○。
(64) 白先勇《父親的憾恨》，刊香港《素葉文學》第六十八期，頁四三、四七、四九。二○○○年十二月版。
(65) 金典戎《哈爾濱燈火在望》，刊《春秋》第六十九期，頁七。
(66) 同(8)，頁六四七。
(67) 王禹廷《胡璉評傳》，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六月版，頁一四五。
(68) 《顧維鈞回憶錄》，頁八九四。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六月版。
(69) 同(8)，頁六四二。
(70) 顧維鈞回憶錄也提到：“一個剛從台灣和廣州回來的人，把廣州描繪成一個放蕩墜落、道德敗壞的地方。那裏有一種絕望和醉生夢死的氣氛。據說人人都盼望三樣東西來幫助拯救中國：美國的援助、第三次世界大戰或出現奇跡。但是他們自己卻不想工作，也不想戰鬥”。同(68)，頁八三○。
(71) 同(68)，頁八二七。
(72) 同(68)，頁八三○。
(73) 同(8)，頁五六三。
(74) 李龍鑣《延安巧妙利用美方的一次戰略空運》，刊《春秋》第八四○期，頁十一--十六。有關美國幫助共軍將高級將領空運到內戰前線之事，也可見《聶榮臻回憶錄》，頁五二六。
(75) 同(8)，頁五二二。
(76) 同(8)，頁五九四。
(77) 馬不羈《徐蚌會戰見聞錄》，刊《春秋》第一一一期，頁十六。
(78) 同(8)，頁六四七。
(79) 一野戰史辦公室《西北大剿匪》頁四、二七、四三○。解放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版。
(80) 同(8)，頁五四二。
(81) 同(33)，第十一輯，頁四九九，雲南綏靖公署高參劉文潮《雲南起義前後的見聞》。
(82) 田酉如《中國抗日根據地發展史》，頁六五○，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七月版。
(83) 同(8)，頁六二○。
(84) 《博訊網》二○○四年五月十四日報導。
(85) 同(8)，頁五四三。
(86) 事見魏肇權《楊永泰被刺之謎》，載北京《法製文學選刊》一九八六年七月號。
(87) 辛平編著《民國將領傳》，頁三一五。遼寧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二月版。
(88) 孟紹濂《王天培之死》，同(33)，第三輯，頁八五六。
(89) 黃紉秋《我所認識的郭德潔--兼談李宗仁在美國的寓公生涯及回大陸前後》，載《傳記文學》第五十二卷第四期，頁九三。
(90) 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四--一一五，《王公度案內幕》，香港南粵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一月版。
(91) 同(8)，頁九七、六五、八六、一一四。
(92) 金典戎《李宗仁主持北平行營時國共間諜鬥智紀實》，載《春秋》二○八期頁十五。
(93) 同(8)，頁五九二。
(94) 趙榮聲《回憶衛立煌》，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一月版。
(95) 同(8)，頁六二五。
(96) 載《傳記文學》第五十二卷第一期頁十六--二十。一九八八年元月出版。
(97) 李龍鑣《論孔祥熙為國理財為功為過？》，載《春秋》第九一九期，頁二十。
(98) 同(8)，頁六二二。
(99) 同(17)，頁三一三--三三五。
(100) 同(68)，一○○○--一○一七《毛邦初與周至柔之爭及這些問題對美國援華政策的影響》。
(101) 同(8)，頁六七六、四二七。
(102) 同(8)，頁四二八。
(103) 李以劻《記張發奎將軍在抗日戰場的軼事》，載《傳記文學》第六十九卷第一期，頁五四。
(104) 陳夢因《儒將薛嶽百歲榮壽》，載《大成》第二五三期。
(105) 同(8)，頁五六九。
(106) 金典戎《李宗仁孫連仲鬥法記往》，載《春秋》一九五期，頁四。
(107) 程思遠撰《深切懷念劉為章先生》，載劉沉剛著《劉斐將軍傳》，民革團結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九月版，頁十三。
(108) 同(8)，頁六一五。
(109) 同(89)，刊《傳記文學》第五十二卷第三期，頁三三。
(110) 同(8)，頁六七五、五六、六六三。
(111) 同(8)，頁五三三。
(112) 同(8)，頁一二六、一二九。
(113) 同(8)，頁一九七--二○四。
(114) 同(70)，頁八四三。
(115) 黃紉秋《李宗仁回國投共前見聞》，載《傳記文學》八十二卷第二期，頁一四。
(116) 同(89)，頁九六。
(117) 宋坤《追憶李宗仁歸來》，載《文史資料選輯》第一四○輯《統戰史話》欄，文史出版社，二○○二年二月版。
(118) 同(1)，頁一九三。
(119) 同(89)，頁九六。
(120) 同(8)，頁二一一。
(121) 《中山艦事件之謎》，載楊天石《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二年二月版，頁一○七--一二九。
(122) 柳和清《金都血案親曆記》載《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匯編》第十二輯，頁二○八。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二○○一年十二月版。
(123) 同(3)，頁二四二。
(124) 同(8)，《序言》頁七、八。
(125) 同(8)，《序言》頁四。
(126) 同(1)，頁一六八。
(127) 同(1)，頁一五三。
(128) 同(8)，《序言》頁九。
(129) 同(8)，頁六三九。
(130) 同(8)，《序言》頁八。
(131) 同(1)，頁一五二。
(132) 同(8)， 《序言》頁一。
(133) 同(1)，頁一六八。
(134) 同(1)，頁一七一。
(135) 《文學與口述曆史》，同(1)，頁二五。
(136) 同(8)，《序言》，頁一。
(137) 同(1)，頁一五六。
(138) 同(1)，頁一七五。
(139) 同(1)，頁一四八。
(140) 同(8)，《序言》，頁六。
(141) 夏誌清《諫友篇--兼評唐德剛《海外讀紅樓》》，載《傳記文學》第四十九卷第二期，頁四二--五三。
(142) 宋淇《未識其小，焉能說大？》載《傳記文學》第三十七卷第五期，頁四九。
(143) 蘇雪林自費出版的文學評論集《猶太之吻》。
(144) 唐德剛《我犯罪了，並無解說》，載《傳記文學》第四十四卷第五期，頁七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