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蔣介石另一愛將胡宗南，李氏誣稱“精銳部隊六十萬”“馬(鴻逵、步芳)軍渡過涇河後，胡宗南因蔣的密令，不肯出兵接應，駐紮西安的空軍亦不見影，致馬軍為共軍所乘，損失極大”“胡宗南部精兵四十萬人，一槍未發，便土崩瓦解。”其實，戍守陝甘的胡宗南部先後因奉令援救許昌、太原、徐蚌而抽調過半，其時補充兵源已斷，糧倉接濟無著，早已不是什麽六十萬、四十萬大軍了。他奉命入川拱衛陪都時，宋希濂兵團已潰退，川軍劉文輝、鄧錫侯、王纘緒、向傳義、鄧漢祥先後叛變，四出攻擊胡部，藉向共軍邀功，且國軍羅廣文十五兵團相繼叛變。在此險惡環境下，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他派第一軍馳援重慶，血戰四晝夜以一個團兵力奮力保護蔣介石飛往成都督師。 |
胡宗南 |
當時李宗仁撂挑失職，胡命令屬下五個軍集中成都平原決戰，另派一個師空運西昌作保衛後方準備。然而抵成都附近未及設防布陣，四麵叛軍與共軍幾同虎豹財狼，分別纏戰與伏擊，此時五個軍各自為戰，通訊設施多被破壞，無法一一取得聯絡。鄧錫侯又勾結共方密謀劫持蔣介石，幸胡早已空運兩個師擔任成都城防，以六萬官兵抵抗圍攻成都之六十萬共軍，旋轉進西昌組織西南人民反共救國軍，堅守西康四個月，至彈盡糧絕傷亡殆盡才於一九五○年三月杪乘飛機撤台，堪稱無愧於黨國，絕不是什麽“一槍未發便土崩瓦解”。事實上胡宗南與彭德懷在陝西打了若幹次硬仗，是互有勝負的，胡部與馬家軍曾合力包圍鹹陽，大有奪回西安之勢。共軍西進時，屢次向秦嶺山脈胡宗南防線仰攻，盡皆損失慘重。此時馬家軍與胡部因被共軍分途迎擊，彼此失卻聯係，國軍空軍又分散各地，不能集中使用，所以胡、馬都陷於孤軍苦戰的窘境，絕不存在胡部不肯出兵接應的問題。後來共軍廿萬人圍攻馬步芳守蘭州的六、七萬疲兵，蘭州失守乃是大勢所趨。
胡宗南是一員勇將。黃埔學生軍第一次東征時，他在團長何應欽麾下任機槍連排長，棉湖一役攜兩挺機槍奮勇占領陳炯明軍後方高地，封鎖陳軍主力退路，使之潰不成軍；第二次東征時，他率第六連衝上河婆最高山橫峰的敵陣，一舉殲滅洪兆麟部五千官兵，屍橫遍野。事後蔣介石利用繳獲武器編成三個師，成為北伐的基本部隊，自此胡宗南嶄露頭角，深為蔣介石所倚重。北伐時長沙南昌杭州上海均由胡團擔任攻堅先鋒，每戰必克。抗戰時大敗日軍於靈寶，挽救了中原危局；一九四四年日寇進犯貴陽、西南告急時，蔣介石曾抽調胡部兩個軍空運貴陽增援，始解陪都之威脅，所以胡宗南是黃埔學生中唯一在去台灣前就獲上將銜的將領。李宗仁在他死後多年猶出言誹謗，實在於心有愧！
另兩位名將胡璉、宋希濂在李宗仁口中也不得超生：“(蔣介石)竟密令防守湘西之宋希濂兵團西撤鄂西，扼守贛南之胡璉軍南撤汕頭，謎角?玖畛す僦??鈑誆還恕??峁?扔誑?乓鏡粒?簿?斕貿誦而入，可為反攻基地之西南，因之瓦解”?66)事實是，共軍林彪部率眾南下沿粵漢鐵路進逼廣東時，胡璉將軍曾親往廣州向國防部請纓保衛廣州，還作了在大庾、宜章間隘道掩襲林彪後部之作戰計劃，然而國防部因十二兵團另有重任，未安排他參加保衛廣州之戰。(67)後來胡璉以十二兵團主力肅請閩西、粵東土共與叛軍，集結潮汕地區，還擴編了一個第十九軍，不久就投入金門古寧頭之戰，為保衛複興基地台灣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李宗仁的前述論調也的確蒙蔽了不少孤臣孽子的心竅。元老外交家顧維鈞博士一九七○年到香港專門拜訪了閻錫山內閣的陸軍總司令張發奎上將，問道：“據傳委員長命令宋希濂將軍率部撤離防線，從而破壞了阻止共軍向廣州挺進的最後屏障，使得當時的總司令白崇禧大為不滿”。張將軍毫不猶豫地解答了這一問題：“長沙——廈門——汕頭——潮州這道防線之所以失守以及隨後廣州的陷落，其真正原因在於程潛將軍投向了共產黨。他是當時的湖南省主席，也是湖南部隊的總司令。他投共後，部署在這條防線上的白崇禧將軍所部湖南部隊紛紛跟著投共，防線左翼因而崩潰。並且使得右翼宋希濂將軍統轄下的委員長嫡係部隊不可能再守住剩餘的防線”。(68)張發奎會晤顧維鈞時對蔣介石作了十分嚴厲的抨擊，但在所謂“破壞屏障”問題上，並未對蔣介石落井下石。
李宗仁說：“宋希濂部十餘萬人彈械充足……竟不聽命令，擅自將全軍撤至鄂川邊境的恩施，致使常德、芷江一線門戶洞開……”(69)實際上，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指揮的六個軍，除陳克非的第二軍較有戰鬥力外，大多殘破不堪，或者是新編成的，戰鬥力脆弱。當時白崇禧的算盤是保有兩廣地盤，等待美援到來；然而蔣介石的戰略部署是以保衛四川為核心的，從李宗仁治下兩廣的亂象(70)估計兩廣難保，唯保有西南地區，將來才能與台灣及沿海島嶼相配合發動反攻。蔣介石認為西南地區形勢險要，物產豐富，尤其四川人力物力均很充足，所以一九四九年三月廿三日在奉化召見關麟征、宋希濂時就指示宋希濂從湘西退守鄂西一帶山地，司令部設在恩施為宜，因那裏有機場，陳明仁兵團將來退到芷江、阮陵一帶可以協同鞏固川東門口。從後來戰事發展來看，蔣介石的戰略眼光比李、白偏安兩廣要英明得多，李宗仁不譴責陳明仁的叛變，卻責怪蔣介石，那是無理取鬧。白崇禧在宋希濂部下安插心腹趙援為一二四軍軍長，擅自拉走隊伍，對士氣影響不小。鄂西係山地，糧食產量有限，就地征發已到羅掘俱窮境地，深秋天氣寒冷，士兵穿著軍衣，吃不飽，穿不暖，自然也影響士氣。到“兩航”叛變發生，空運能力驟減，恩施機場失去效用，那是始料所不及的。
在李宗仁口中，文臣武將屍位素餐、一無所能，就連外交官顧維鈞都看不順眼：“顧大使仍以蔣先生的意旨為依歸，對我虛與委蛇，來往電報完全漫無邊際，不得要領”“我派甘介侯來美的最初動機，是由於駐美大使顧維鈞玩忽法統。顧大使當初對政府完全采敷衍態度，一切活動完全受命於蔣先生。”
這顯然是賊喊捉賊。據顧維鈞回憶，一九四九年三月二日，中國政府采購代表團代理團長韓上校向他報告：“當天早上他的一位美國陸軍部朋友給他看了美國駐南京大使館武官發來的電報，稱‘李總統要求此後全部軍援物資暫停發運，至內閣改組後為止’”，而中國駐美大使館對這樣的大事竟一無所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決定同意李宗仁代總統的要求。裝載軍援物資的塞米諾爾號輪船不再駛往台北，而將開回關島待命。其他物資的發運都暫時中止”。(71)究竟誰在“玩忽法統”、甚至出賣國家的根本利益，不是照然若揭了嗎？李宗仁透過司徒雷登直接要求華府停止對華軍援，嗷嗷待哺的前線官兵又透過國防部與行政院呼籲美國增加軍援與經援，駐美大使事前未接通知，事後卻要負責補救。然而顧大使並未放棄自己的職責，他竭力遊說艾奇遜向中國撥款五千萬美元以抑製通漲，他安排甘介侯會見杜魯門、艾奇遜、馬歇爾以及魏德邁，拜訪國防部長約翰遜求援，向聯合國提出控蘇案等等。顧維鈞對李宗仁有精辟的評論：“鑒於他擔任代總統是為了和共產黨進行和平談判，而今和談失敗，共軍已橫渡長江，他已沒有理由作為政府的首腦而存在。至於說到權力，實際上，他絲毫也沒有掌握過任何實權。”(72)
從李宗仁回憶錄所敘的事件逐一剖析，多數是歪曲史實，指鹿為馬。譬如，他說“高樹勳的部隊原從石友三的副軍長處劫奪而來，中央不但未論功行賞，且處處伺機消滅他，樹勳已積憤在心……軍次河北邯鄲時，一經共軍圍攻，高樹勳立刻投降，馬法五因士無鬥誌而被俘。”(73)事實上高樹勳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同中共有所勾結，一九四二年取代石友三任第三十九集團軍總司令時，就向共方勸誘代表唐哲民承諾反水，一九四五年十月他率萬餘人投共，純粹是怕打硬仗怕死，同一九三一年剿共失利棄職避居天津租界、一九三三年反叛中央事敗匿居天津出於同一原因，毛病出在個人節操，而非中央虧負了他。正是他，在邯鄲扣留卅軍軍長池峰城、四十軍軍長馬法五及河北民軍總指揮喬明禮，將三個軍包圍脅持投共而不是什麽“因士無鬥誌而被俘”。 |
顧維鈞 |
鮮為外界所知的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五日與九月九日，葉劍英以“送一批幹部去太行山麓”為名，巧妙地借用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的運輸機，把鄧小平、鄧華、林彪、劉伯承、陳毅、薄一波、滕代遠、陳賡、蕭勁光、楊得誌、李天佑、江華、聶鶴亭、陳錫聯、陳再道、王近山、張際春、宋時輪、傅秋濤、鄧光明、聶榮臻、蕭克、羅瑞卿、劉瀾濤、鄭維山等高級將領從延安送到晉東南黎城以及雁北靈丘，然後轉赴各預定戰區，使中共完成了本應多次艱難跋涉至少需時兩個月才能完成的重要戰略性輸送任務，趕在國軍先遣人員之前進入各戰略要地部署突襲，連續發動上黨、邯鄲戰役，為席卷全國奠定了基礎。馬法五被俘就是在邯鄲戰役。李宗仁不譴責美國人的天真幼稚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反而責怪中央不對高樹勳“論功行賞”，堪稱全無心肝。(74)
李宗仁說，吳化文投共是因為“苦守數月，迭向王耀武乞援，無奈王耀武又實行中央借刀殺人的故伎，不予支援，吳化文憤而投共”。(75)其實吳化文早在一九四三年投靠日偽時就對部屬說過：“將來日本打勝了，我們當然有前途；如果蔣介石打勝了，他一定會同共產黨打，那時他如果不要我們，咱就投共產黨去！”可見他早有投共意願。其妻林世英、妻舅林世昌全係潛伏共諜，倒反而是王耀武保舉他升任整編第九十六軍軍長。李宗仁對吳化文持同情態度，然而就是這個吳化文，抵抗共軍無力，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將奉命空降支援濟南守軍——第七十四軍的一個步兵團全部繳械，向共方獻功。此舉使有十一萬重兵把守、地勢險要、易守難攻的山城濟南，西部門戶大開，王耀武所稱“固若金湯”的防禦體係土崩瓦解。濟南失陷後，山東全局糜爛。於是華北、華東共區連成一片，直接導致了徐蚌會戰的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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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清泉 |
黃伯韜戰死，李宗仁又有文章做：“黃伯韜突圍不成，乃向丘清泉乞援。清泉竟拒不赴援……丘清泉的抗命是蔣先生授意的。”(76)
丘清泉擅打硬仗，戡亂時於蘇皖魯豫地區，曆大小數十戰，所向披靡，尤能以少數兵力擊潰五六倍的共軍。钜野之戰，以兩個師擊潰劉伯承七個縱隊；魯西金鄉之戰，以不足一師之眾擊潰陳毅六個縱隊。所以共軍聞悉丘兵團兼程東下，先由陳毅派四個縱隊趕往碾莊與徐州之間之大廟、鼓山附近，占領群山地帶構築堅固的防禦工事，以逸待勞等候丘兵團，阻止丘黃兩兵團會師碾莊。同時，劉伯承派出主力，越過津浦路，與陳毅部遙相呼應，佯裝進攻徐州機場，讓丘兵團不敢輕易東進，俾使包圍碾莊的陳毅部得以從容部署，先解決黃伯韜兵團。雙方在群山地區展開一場拉鋸戰難解難分之際，正是黃伯韜兵團彈盡援絕之時。共軍消滅黃兵團後，不欲與丘兵團硬拚，乃自動後撤。此時徐州南部之劉伯承部又集結主力沿津浦線西側進窺徐州。於是，撲了個空的丘清泉又奉命向南迎擊共軍。事後，共方故意謠傳“丘清泉見死不救”，旨在擾亂國軍軍心。平心而論，丘清泉勇則勇矣，然以一個兵團十二萬人對付陳毅劉伯承近五十萬精兵，談何容易！苛責丘清泉的人忽略了徐州剿匪總司令劉峙的責任。當丘清泉在碭山奉命援黃時，黃兵團已被圍三日了，陳毅便利用這三日兩夜的充份時間把阻援部隊配備在鼓山以西縱深數十裏的崇山峻嶺地帶，完成了陣地構築，使丘兵團的救援行動完全成了仰攻與攻堅的陣地戰。倘剿總的命令早發兩日，丘兵團絕不致於耗四晝夜浴血奮戰才攻到鼓山。再者，劉伯承幾個縱隊的調動，徐州剿總竟毫無情報，聽任丘兵團腹背受敵，也不調動徐州的李彌、孫元良兵團出援，坐觀戰局日益惡化，劉峙的顢頇無能、遲疑不為，貽誤了戎機，乃是徐蚌會戰國軍失敗的最大症結。(77)
“原屬西北係之×××將軍易幟為中共改編”，這又是李宗仁、唐德剛故弄玄虛。中共的編輯老爺考證此×××係整編騎兵第一師師長馬呈祥(78)。其實騎兵第九軍軍長馬呈祥是一九四九年九月廿四日攜眷由南疆出境的，隴東兵團中將總指揮馬繼援是八月卅一日離開西寧的，他臨行給旅以上軍官寫了九封密信，要求部屬“再等機會，不要使我家鄉變為戰場，不要使我父老饑寒逃難……決定叫大家全部解散，各人騎上自己的馬，帶上自己的槍，把重武器完全毀壞，各自回家。回家後將槍與彈藥埋藏起來。大家在家中，第一件事是料理家事，第二件事是叫大家休息一下，做種種破壞共匪行政工作，使大家變為民間的便衣戰士。”據共方的統計，西北地區國軍陶峙嶽、馬家回軍等共有20.56萬人“起義”，但韓戰爆發後，陝甘青寧新五省有十三萬人反水，加上隨牧的民眾共二十二萬多人。共軍第一野戰軍暨西北軍區出動14.4萬官兵，耗費六個春秋才殲滅了這四百七十股義軍計12.9萬人，共軍第十六師副師長羅少偉、寧夏軍區副參謀長曹動之等四千三百多官兵陣亡。(79)這就是所謂馬家軍易幟的真相。
李宗仁的另一怪論是“共產黨的根據地多在贛鄂豫皖四省，正是中央權力徹底到達之區，在省當局統治能力最薄弱的山東、四川、雲南等省，中共卻無法滲透。孰為為之，孰令致之？”(80)言外之意，是蔣介石養癰遺患。
事實上，雲南是共方滲透最深的省份。抗戰期間龍雲榮任陸軍總司令、昆明行營主任，卻暗中勾結中共在五華山滇黔綏靖公署內設立電台與延安保持直接聯係，中共南方局專派華岡赴滇洽談。龍氏為割據自雄，竭力排斥中央係統軍警，使之不能進駐昆明，且故意藉左傾知識份子力量牽製中央，乃將昆明變成反抗中央的輿論陣地，還對中共外圍組織“民盟”的反政府活動出錢出力支持，其本人也秘密加入“民盟”。抗戰勝利後，中央下令解除龍雲在雲南所有職務，他懷恨在心，乃透過各種渠道示意在東北戡亂的滇軍將領潘朔端、黃子華、曾澤生相繼投共，又讓繼他任雲南省主席的盧漢將在錦州被俘洗腦後遣回雲南的張秉昌等廿八名軍官安插於省保安司令部侍機嘩變。盧漢按共方指示，給中共“邊縱”朱家璧送去步槍五百多支、機槍三十挺、子彈數萬發。一九四九年六月中旬盧漢還親筆寫了決心書托中共密使米一痕經香港飛北平送交周恩來要求共軍迅速入滇，內外夾擊中央軍李彌、餘程萬部。十二月九日盧漢率部在昆明宣布投共，並扣押西南軍政長官張群、第八軍軍長李彌、第廿六軍軍長餘程萬，還指揮滇軍第九十三軍與共軍陳賡部、朱家璧“邊縱”合圍國軍，使國府經營雲南為反攻基地的宏圖功虧一簣。盧漢還將國防部、聯勤總部剛飛抵昆明的各級軍官，自上將魏益三以下三千多人一網打盡，這一致命打擊把國府在西南的布建連根拔起，連潛伏都失去希望。(81)
李氏說中共無法滲透山東，簡直在說夢話。早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魯西特委與魯西北特委就發展了四千五百名黨員，基層組織從縣、區滲透到鄉、村；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時，中共山東軍區主力部隊發展到廿七萬人，民兵七十一萬人，攻占了四十八座城市。(82)
說中共無法滲透四川，更屬語無倫次。勝利後嚴重打擊政府威信的滄白堂事件、較場口事件就發生在四川重慶。一九四七年中共地下黨發動的“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遊行迫使全省二分之一以上的學校停課。光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川東臨時工委就在四川發動了三次大規模的武裝暴動，華鎣山遊擊隊的事跡還被寫成小說《紅岩》賣了三千萬冊，其作者羅廣斌竟是國軍駐川的第十五兵團司令羅廣文！
李宗仁的歪曲事實，還表現在對中共暴政的美化與頌揚，以作為日後投靠的資本。他侈言：“雖然共產黨現政權是有點蠻幹，但中華民族至少是有十年沒有內戰了”。(83)他遠隔重洋享用民脂民膏之際，竟對中國大陸億萬同胞所受的深重苦難充耳不聞。英國一九八九年版的《堅尼斯世界紀錄大全》第203頁《大屠殺》條目下記載著以下血淋淋的數字：
“人類有史以來最怵目驚心的殺戮發生在中國大陸，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五月有兩千六百三十萬中國人在中共統治下喪生。據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蘇聯電台廣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有二百八十萬人被毛澤東處死；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有三百五十萬人被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有六百七十萬人被殺；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五月則有一千三百三十萬人被殺。
“在一個月內處死的最高數字則是北京電台透露的：皖浙蘇魯四省一個月之內處死117.6萬人；在華中和華南一個月內則處死一百五十萬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薄一波在鎮反報告中提及：‘為了永久的和平，為了人民民主，在過去三年半(一九五○至一九五三)，我們清算了二百多萬土匪(按：係指國軍遊擊戰士)’。
“一九七一年四月，中華民國行政院宣布，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九年，至少有三千九百九十四萬人被中共政權處死，這個數字尚不包括中共已經承認的文革十年殺害兩千萬民眾的數字。
“法國外交官傑奎斯•圭拉麥將軍估計，從一九五一年二月到一九五二年五月間，至少有三百萬人被中共殺害。
“一九七一年七月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發表的華克報告披露，自一九四九年到那時，有三千二百二十五萬至六千一百七十萬人死於中共屠刀。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版的法國費加羅雜誌宣告，中共已殺死六千三百七十八萬四千名無辜百姓。”
堅尼斯世界紀錄是當代最具權威水準的國際統計年鑒，她擁有數以千計的專職調查人員，她的觸角遍布全球每一個角落。該書每年再版，在政治、經濟、文化、體育、法律、教育、軍事各個領域中廣泛搜集最新資料，經核實後作出修訂。可悲的是，以上慘痛的紀錄自一九七○年版堅尼斯世界紀錄問世以來，逾三份之一世紀始終未被糾正、修訂或者打破。中共也從未對此血腥紀錄表示異議。上述數字尚未包括八十年代以來曆次“嚴打”運動、天安門六•四屠殺以及數以千萬計的殺嬰、殺胎兒紀錄。李宗仁不能抹煞的事實是：中共用坦克、機槍屠殺手無寸鐵的民眾，並不是兩支軍隊的交戰，而人類曆史上從未有過一個政權曾經殺害過上億的子民，也沒有一個政權能如此做盡壞事又說盡好話，乃至統戰它昔日的死敵來為自己歌功頌德。
“舉世最大的饑饉發生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中國大陸，那三年間餓死了三千萬人。”據一九八四年春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三年災荒餓死了兩千七百萬人。但據一九八○年中共高級黨校廿九省市黨委書記讀書班成員估算，餓死人口數字為五至六千萬。這是人類曆史上所有的暴君如尼祿、希特勒、秦始皇、隋煬帝都未造就過的暴政。
自一九八四年至二○○四年四月，有六千多名高幹盜竊一萬四千四百億人民幣的公帑順利運往外國；有一萬七千名中小官員和六萬六千名暴發戶將九萬四千億人民幣套匯移至外國。(84)李宗仁倘若泉下有知，一定會自歎弗如！
李宗仁咬牙切齒說“蔣先生不擇手段豢養特務，魚肉人民，其屬下文武官員也每因私怨而被借端槍斃，或因受疑忌而慘遭毒手。例如暗殺學者楊杏佛、申報主筆史量才、湖北省主席楊永泰、前直魯督辦張宗昌、前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外交界元老唐紹儀、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樸、西南聯大教授聞一多，捕殺第三黨領袖鄧演達、第十三軍(按：應係第十四軍)軍長賴世璜、第十軍軍長王天培。”(85)上述人等究竟都是何方神聖呢？史量才以《申報》財力接濟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的活動經費，一九三三年任上海市參議會議長後，曾陰謀組織上海獨立運動，欲以抗日為名，將上海脫離中華民國政府而自成偏安局麵，自然為國法所不容。楊永泰是因向日本軍方出賣中國軍事機密，事泄後被軍統製裁身亡的。(86)張宗昌死於被他枉殺的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副總司令鄭金聲之子鄭繼成的複仇子彈。整個槍擊案由韓複渠與石友三策劃，旨在收編張的山東殘部。孫傳芳死於被他枉殺的兗州鎮守使施從濱之女施劍翹的複仇子彈。唐紹儀有成立“軍政府”反叛中央的前科，抗戰爆發後密晤日酋土肥原證據確鑿被軍統人員製裁而死。李公樸、聞一多是雲南警備總司令霍揆彰擅自派人槍殺的，此事與蔣介石毫不相幹。鄧演達一九三一年八月與陳銘樞、楊杏佛在滬密謀軍事叛亂，商定由陳銘樞到江西吉安指揮十九路軍停止剿共，將部隊從吉安往泰和趨贛州入廣東，與廣東部隊合作在南方建立叛亂基地，並商定由鄧去江西陳誠十八軍駐地臨川、清江一帶發動叛亂，首先攻取南昌，同時發動武漢、西安、華北方麵楊虎城、馮玉祥等一齊響應，推翻南京國民政府。事泄後被上海警備司令熊式輝捕殺。至於賴世璜，是被李宗仁的心腹白崇禧以“反叛”罪槍殺的。(87)據王天培手下第十軍中將參軍孟紹濂回憶：“王天培第十軍以久憊之師獨當張宗昌、孫傳芳聯軍，力盡援絕潰退，李宗仁在徐州坐視不救，不派第七軍支援。是何應欽以擅自退卻的罪名扣押王天培。張靜江、吳稚暉恐王在南京不安全，遂要求蔣介石安置別處，蔣令移押杭州。不料蔣赴日不久，何應欽密令杭州保安機關秘密殺王。何殺王係報私仇，因王天培在貴州曾驅逐王文華，使何應欽失怙”。(88)蔣介石複職後，一九二八年八月，國民政府明令昭雪，旋經軍事委員會議決，照陸軍上將陣亡例給恤廿年。可見前述：“借端槍斃”說，都是李宗仁睜眼說瞎話。
李宗仁口口聲聲指責蔣介石“豢養特務魚肉人民”，然他自己又如何呢？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四日，李宗仁以“企圖在桂軍開赴前線抗日之際陰謀奪取廣西的政權”罪名，將他的心腹重臣、特務頭子王公度及其親信謝蒼生、區渭文、韋幹、陶寶垣、崔真吾等槍決，便暴露了桂係特務機關之殘害百姓、魚肉人民遠甚於中央係的調統人員。
自一九三○年桂係反抗中央至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王公度一直是李、白的紅人，是獵人的功狗。一九三○年李、白集團成立秘密政治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青年團”，一九三二年改組為“三民主義革命同誌會”，一九三四年再改組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同誌會”，都是李、白用來團結內部、對抗中央的秘密核心組織，旨在取代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國民黨。在前期，王公度任書記，後期任組織訓練委員會主任、政治委員會委員。同誌會的外圍組織是王公度組織的“青年軍人讀書進德會”，入會者須向李、白畫象舉手宣誓“絕對服從領袖(指李、白)，嚴守秘密”，加入者隻有縱的關係，沒有橫的關係。一九三一年王公度接任第四集團軍總政訓處處長，兼廣西省政府委員、廣西省黨部常委、中央軍校一分校(南寧)政訓處長、國民黨廣西黨政研究所訓育主任等等，連兒童機構都不放過，廣西童軍訓練所成立時要兼任教育長。白崇禧在廣西推行的三自(自衛、自治、自給)、三寓(寓兵於團、寓將於學、寓募於征)政策，創始人就是王公度。不論軍校、黨政研究所、童訓所和民團幹部學校畢業的學生，都要組織同學會、通訊社。這些組織都由王公度及其親信掌控，以執行情報搜集任務；李、白所設特務組織“樂群社”也任命王公度任常務理事。王公度被殺，原因之一是他為了搜集中央政府情報，竟同日本特務勾結，東窗事發後使李、白都感到尷尬；原因之二是王公度在桂係部隊中搞秘密組織，惹得黃旭初、廖磊、夏威、李品仙等對他恨之入骨，必欲置他於死地。由此可見李宗仁麾下特務活動的猖獗。李宗仁殺王公度是殺“功狗”，目的在於討好桂係軍人兼向中央示好，藉以擺脫困境，更表明他草菅人命，心狠手辣。然這已成為李宗仁的一塊心病。
據桂係一七○師師長、後來官至湖北省政府主席的許高陽遺孀黃紉秋回憶，她旅居美國新澤西州陪伴李宗仁夫婦打麻將的八年間，親耳聽到郭德潔同丈夫鬥嘴：“你一天到晚佩服共產黨，他們殺了你的弟兄與妹夫，你還要佩服他們。要回去，你回去，我是不回去的。”李說：“他們反對他(指毛)，自然挨殺呀！革命嘛！哪個不殺人呢？我也殺過人的呀！”黃寫道：“我一聽此句，忽想到王公度，即說：我不知你也會殺人的，那我要問你，王公度是不是你殺的呀？他聽時一呆，問：你認識王公度嗎？我說：你忘了嗎？我結婚時原是請你作證婚人的，但那天你要開會，才臨時改請王公度。我在南寧四年，人地生疏，言語不通，王的夫人對我非常同情，也是我僅有的朋友。後來我在南京聽到王被殺的消息，感到非常難過！我打聽他為什麽被殺？他們說：你殺他因為他是共產黨。但現在你自己又捧共產黨，那王公度豈不死得非常冤枉喲！他(指李宗仁)一時語塞半晌，始說：他是什麽共產黨？我問：不是共產黨，你為什麽要殺他呢？李說：他想造反呀！這我不知，也未聽別人說過。王死後，家產全被沒收，王夫人與兒女靠乞討度日……”(89)曾任白崇禧機要秘書的程思遠在其回憶錄中特地為王公度之死耗費了十二頁的篇幅，他披露：“一九六六年八月，我和劉仲容陪同李宗仁在北戴河河濱度暑，有一天劉仲容問李宗仁：‘當年德公為什麽殺王公度？’對此，李宗仁始終不吭一聲。看來他有難言之隱：因為從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年五月這一段時期，李宗仁長期留粵，廣西內部的事，他並不過問。到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白崇禧突然向黃旭初提出王公度的問題，他也莫明其妙。後來在王案進程中，黃旭初、潘宜之一定在幕後低斟密酌、羅織罪名，竟使李無法保護王公度的生命，這一切，他怎麽能夠解釋呢？”(90)既然對自己的心腹、桂係排名第四的王公度都如此刻薄寡恩，那就不難理解他為何縱容桂軍搶掠強奸，甚至縱兵槍殺他的上司、廣西省省長馬君武的愛妾。(91)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李宗仁的顛倒是非也表現在他對叛徒內奸的無限同情。曾任北平行轅參謀長的金典戎說，李宗仁駐蹕北平時，和他比鄰而居的有保定警備司令池峰城，其妾馮氏係共諜，專在池將軍身上作策反工作，也直接間接從李宗仁身上得到許多情報。另一個與李宗仁來往密切的，就是第十一戰區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餘心清，此人居然有膽策反司令長官孫連仲投共。李宗仁夫人郭德潔主掌的婦女會就窩藏了一批共諜，例如中共北平地下黨財務負責人、鴉片販孔昭福的妻子李媚蘭將共諜張芸俊薦入婦女會，張以開設女子通訊社、出版婦女畫刊為手段籠絡了一班軍政大員的夫人，藉以為中共刺探政、軍、經情報。由於李宗仁和北平市長何思源極力標榜民主，廣泛結交名流學者以沽名釣譽，共諜便格外肆無忌憚。 |
衛立煌 |
當時中共在北平負責學運的職業學生費迪生與清華大學教授吳唅緊密配合，在大學校園鼓動學潮。治安當局依法拘捕費迪生後，張芸俊徑自找郭德潔說情，下令海甸警察分局放人，讓他繼續從事顛覆工作。(92)所以，當李宗仁說：“蔣先生一意孤行下令死守沈陽，實犯兵家大忌……不痛定思痛，深自反省，反將全部戰敗責任委諸衛立煌一個人。立煌不但被拘禁，幾遭槍決。直至蔣先生下野後，我才下令將衛立煌釋放”(93)時，人們就見怪不怪了。
查衛立煌長期與中共私通款曲，在戰區司令部窩藏、輸送了數百名中共特工。一九三八年冬，他秘密申請加入中共，由西安聯絡處紅軍總代表林伯渠指示：“好好做一個革命的國民黨員，這樣對中國革命的貢獻更大”。此後向共軍運送大量軍火器材、私下釋放共諜楊公素、孟用潛、趙壽山等人。一九四八年一月他赴東北就任剿匪總司令，先向蔣介石伸手要了五個軍的實力。可他到了沈陽就一直按兵不動，按中共指示“利用時機，做有利於革命的事”。當時林彪部在東北收編土匪、偽軍、馬賊一百三十萬之眾，連續發動七次猛攻，二月七日陷遼陽、廿六日占營口、三月十四日奪四平，衛立煌卻一直不予救援。為此，蔣介石兩次召他回南京催促出兵，他總是借故推諉，拒絕執行國防部打通沈陽向外交通線的計劃。八月廿五日國防部擬就撤出沈陽兵力，瀋、長、錦協力作戰由大連、營口撤向關內之計劃，已由蔣介石批準執行，倘計劃成功，國軍卅萬精兵退入華北，尚大有用武之地，至少也能保住江南半璧河山，可恨衛立煌處處刁難。當時瀋、錦、長三市補給全賴空投，而空投接濟數極有限，長春餓斃者逾十六萬人，衛仍無動於衷，他第三次回南京仍堅拒出兵解錦州之圍。九月廿五日林彪率廿萬眾猛攻錦州，衛遲至十月八日始派兵增援，顯已無濟於事。十月十五日錦州失守，國軍喪師七萬人，第六兵團司令範漢傑被俘(按：時隔八年多，範漢傑在“戰犯管理所”猶餘恨未消，對李以劻大罵衛立煌是出賣東北給共軍的大功臣，錦洲之敗是衛氏按兵不救所造成。範漢傑被俘後囚禁於佳木斯監獄，受林彪酷刑虐待，與廖耀湘、盧浚泉等兵團司令一齊戴重鐐六年之久)。蔣介石派參謀總長顧祝同去沈陽監督軍令時，衛召集高級軍官開會，引導眾將官反對出兵。十八日，蔣介石親臨沈陽指揮戰事，但因戎機已誤，終未挽回頹勢，廿三日長春失守，十一月二日沈陽陷落，衛搶先登機撤回北平。他按兵不動是為了拉一點隊伍，增加投共的資本，遂一手造成國軍精英卅萬人犧牲的慘局。有關衛立煌向共方拍密碼電報出賣機密軍事情報的細節，早由他的機要秘書、中共地下黨員趙榮聲著書(94)披露，連共產黨都承認衛立煌吃裏扒外，李宗仁還要聲嘶力竭為衛鳴冤叫屈。趙榮聲的回憶錄在大陸賣了十一萬本，當時在大陸當“客座教授”的唐德剛偏偏視而不見，不知他的學術良知何在？
李宗仁指鹿為馬的又一例是聲稱陳儀被捕法辦是“蔣先生每次下野總要殺一、二要員以泄其胸中的積憤”“欲加之罪”“蔣經國挾嫌報複”“表麵上雖為湯恩伯所執行，背後實全由蔣先生指使”(95)。李宗仁萬萬想不到，他對唐德剛胡謅的“先被槍斃以滅口”的陳儀小同鄉、“閑散軍官”胡允恭比陳儀多活了幾十年，還與同時被陳儀派去煽惑湯恩伯的陳儀外甥丁名楠各撰一文——《陳儀在浙江準備反蔣紀實》和《一九四九年初陳儀策動湯恩伯起義的經過》在大陸報刊公開發表，還由台灣雜誌全文轉載。(96)丁名楠當時任陳儀的機要助理，他在文中坦承陳儀派他攜帶其親筆信和另紙開列的五項條件去上海麵呈湯恩伯，五項包括釋放政治犯、停止修築工事、根據共方標準改編所屬部隊等。丁名楠在陳儀公館的客廳結識了曾任福建縣長的中共地下黨員胡允恭，胡還建議在五項上再加一條“開放長江若幹港口，迎接解放軍過江”，丁又上樓請示，獲得了陳儀同意。一九四九年一月廿八日丁名楠到上海蒲石路湯恩伯公館親自將信交到湯恩伯手，一周後再次奉陳儀命持親筆信去上海見湯，信中內容有二：一介紹胡允恭去見湯，二要湯委任丁為秘書。湯恩伯立即同意委任丁為秘書。丁回杭後，陳儀又叫丁送一封致李宗仁的“快郵代電”給湯恩伯看一下，內容主要是請求李宗仁調走浙贛路浙江境內沿線駐紮的國軍和停止在浙江征兵。直至二月廿一日上午毛森率警備司令部稽查處人員到陳儀滬寓搜捕陳儀，他還乘隙示意在身邊的女兒陳文瑛通知丁名楠迅即躲避。胡允恭的文章則說，陳儀從陳銘樞口中知悉胡允恭係中共地下黨員後，即召見胡，經直接商談，訂立了幾條口頭協定，包括改編保安團隊為兩個乙種師援引解放軍渡江、釋放政治犯等。事後陳儀下令解散了毛森的五個戡亂大隊，還將該隊扣捕的一百多名政治犯全部開釋。一九四九年一月胡允恭探悉湯恩伯態度有變，立即停止會晤湯，故避過了軍警追捕。
倘若不是經濟開放熱潮迫使中共公開文史資料，那麽李宗仁的“謗言”及唐德剛的“整理”恐怕至今仍要使蔣介石在黃泉之下蒙冤不白！孔祥熙家屬的文膽李龍鑣對此作了以下評論：“最令人莫明其妙的是，他認為蔣槍斃陳儀也是不合理的事之一，這恐怕全世界隻有他一個人作如是觀。陳儀自己尚且心裏有數，自認必死無疑。事緣陳儀寫信給他的義子湯恩伯，要他乘蔣去上海巡視時，把蔣扣起來，戴罪立功。按照陳儀的計劃，老蔣的生命一定難保。這一步致命毒棋，無論換了曆史上任何統治者，都會采取同樣步驟，無餘地可言，這是最起碼的常識。蔣若不殺陳儀，是沒有第二條路可選擇，等於直接鼓勵其他部下挾持上官作為投靠晉身之階。此風可助長乎？這樣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賣主求榮，實難得有人同情。”(97)
李宗仁另一同惡相濟行徑是為大貪汙犯毛邦初喊冤叫屈。他在回憶錄中說：“政府即派員到美京空軍購料辦事處查帳，結果並無(毛)帳目不清的跡象，而對周將空軍款項以私人名義存放香港銀號事，竟亦置之不問。毛氏認為不公，仍喋喋不休。而宋美齡以毛邦初係蔣先生元配毛氏的內侄，故心存忌妒，遂慫恿蔣先生將毛邦初撤職，並勒令將當初私相授受的巨款交出。毛以該款既屬渠私人名義所有，並無公款佐證，拒不接受……”(98)
從蔣介石機要室主任周宏濤日記可知，事實完全相反，毛案的起因係毛邦初向蔣介石檢舉空軍總司令周至柔采購軍機與航空用油有弊，又將四十萬美元公款自美匯到香港私人戶頭。經查明，周至柔采購軍機報價比毛邦初報價更低，而空軍存於香港的曆年結餘軍費並未動用過，且早已列入空軍財監會的帳上有案可稽。蔣介石乃召毛邦初回國述職，並下令結束空軍駐美辦事處。然毛邦初在美國生活糜爛，挪用公款幾百萬美元存到瑞士的私人銀行戶頭，另外買了兩百萬可兌現的美國不記名國庫券，因畏罪而抗命拒辦移交，且透過美國專欄作家皮爾遜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抨擊中華民國政府，以致影響了美國援華法案的順利通過。一九五一年九月廿八日，周宏濤奉命與司法行政部政務次長查良鑒、總統侍從武官夏功權等一行五人飛美對毛邦初提起民事訴訟，經查次長對中國銀行查帳發現，戰後毛邦初在美國任職六年期間大肆揮霍，花光了五百八十萬美元辦公費，還超支卅八萬美元，又挪用公款同一個華僑古董商合夥在芝加哥開設了一家商店，另外在美國西岸開了一家商行。十一月十四日，國府所聘律師入稟華盛頓地方法院，十日後美國各報均刊登李宗仁致法院函件，宣稱他才是合法總統，毛邦初職務由他任命，蔣介石所代表的政府所提訴訟無效。十二月六日紐約時報刊登了李宗仁訪問記，他說他是中華民國總統，將會返台主政。十二月十日地院裁定毛邦初敗訴。周宏濤返國前，毛邦初又派他的副手向惟萱上校駕車追撞周氏座車。毛氏眼看美國法院不可能支持他，遂在全案未審結前攜款逃亡墨西哥。一九五四年六月，美國法院判決國府有權向毛邦初索還六百卅六萬餘美元。(99)
負責外交折衝的駐美大使顧維鈞在其回憶錄中以一章(十八頁)的篇幅澄清了毛邦初案。他說，經過六年在美國、瑞士、墨西哥三國法院提起訴訟，耗費巨萬(光是在美國就聘了四家律師行)，陸續追回了約五百萬美元，最後毛氏留下廿萬元維持生活，同政府達成和解。(100)
毛邦初在中華民國最需要美援之時惡人先告狀，直接影響到前線軍事。明顯一例是：一九五一年五月下旬，共軍連續攻擊國軍駐守的浙閩沿海小島時，守軍暫處劣勢，但空軍油料購買遇阻，使得空軍無法經常起飛支援。而李宗仁為了他個人爭名奪利，不惜損害國家利益，把風雨飄搖中的中華民國，在喪失大陸後辛苦重建的形象幾乎破壞殆盡，故其人格是極為卑鄙無恥的。
李宗仁的血口噴人、無中生有，特別表現在對蔣介石人格的恣意誣蔑，他說蔣“對共軍圍而不剿，一任中共在其直接統治的省區內坐大”“共軍入湘之後，中央軍本可南下截擊，而蔣先生卻屯兵湘北，任共軍西行……當共我兩軍正打得血肉模糊之時，中央追兵卻在湘中一帶作壁上觀”。他還大肆吹噓白崇禧指揮桂軍在桂北邊境以寡敵眾，使得“共軍狼狽潰竄，伏屍遍野，死傷萬餘人，被俘七千餘人，造成抗戰前剿共戰役中罕有的大捷”。(101)牛皮吹脹了必會爆炸，廣西版與香港版的“李傳”都用腳注的形式戳穿了他的彌天大謊：
“據當時參與拍攝《七千俘虜》電影的周遊同誌稱：一九三四年農曆九月，共產黨中央及紅軍長征的主力部隊，由湖南邊界進入廣西，經過灌陽、恭城、全州、興安、資源、龍勝、三江等縣的邊界而進入貴州，用了約十天時間。
“桂係的最高指揮官白崇禧親自在桂林指揮。他命令廖磊所率的第七軍緊跟著紅軍之後，彼此相距四十華裏，一路相送，一直把紅軍送入貴州省。雙方並無戰鬥。
“當時我是廣西桂係‘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政治訓練處宣傳科少校處員’。處長是潘宜之，科長是李文釗。我們率領一個電影隊到興安，隊長是黃學禮。那時紅軍已經過了興安、華江，越過老山界，進入資源的潯源鄉(今兩水公社)，向龍勝、三江去了。
“在興安縣城外收容了由各處送來的一些跟隨紅軍長征時掉了隊的男女老幼，其中還有背孩子的婦女，總共約有一百二、三十人。這些人，都由電影隊作為紅軍俘虜攝了影，上了鏡頭。
“另外，華江千家寺燒了十多間房子，這是桂係尾隨紅軍部隊的第七軍因不慎失火燒的，我帶著電影隊長黃學禮去把殘餘的煙火及頹牆斷瓦等盡量上了鏡頭。後來這些都做了製造《七千俘虜》電影的鏡頭材料。隨後，李文釗就率領電影隊回南寧拍攝《七千俘虜》電影紀錄片。其中俘虜的鏡頭，是由民團扮演的，戰利品的鏡頭，也全是假的。時至今日，除我之外，現在在南寧的，還有當時電影隊員蒙惠坤(現在南寧冶礦廠)、李露莎、雷卡零、方衣零等可以證明。”(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