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榮圭撰文談到批判“貧油論”違背曆史事實的問題。我是個地質工作者，又有點“曆史癖”，深感要弄清這宗曆史舊案的真相，確實不那麽容易。因而願將所知的一些情況和個人的看法提供大家參考。
確實有過“中國貧油”的觀點
自本世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國貧油”的看法，確實在我國頗有影響。直到解放前夕，我國一位知名的地質學家在他的《世界工業礦產概論》中，還認為我國自產石油“實不足供萬一之用”，“在世界石油礦業中甚難占得一席也”。他提出將來可向印尼、緬甸、中東、蘇聯以及遠向美國進口石油的主張。當時，認為我國石油儲量不豐的中國地質學家不隻一位，包括那些提出了陸相地層可以生成石油的學者，也不抱樂觀的態度。“中國貧油”的觀點是怎樣產生的？
我國的石油，本被認為大有希望。1910年在天津出版的《地學雜誌》第八號，便曾樂觀地報道：“吾國石油，蘊藏綦富，征之於古，自晉唐以來，已有載之篇籍者。……延長一縣，周二百裏內外，在在皆有油質外溢，加之產富質良為各處冠，西人謂其麵積之廣約當北美油田十分之四，當不誣也。”當時特別寄希望於這個延長油礦。1903年國人即籌辦開發，後又組成延長石油公司經營；1914年，美孚石油公司要求合作，投資鑽井，並派人作地質勘查，結果雖然井井見油，但都不豐富，遂於1917年收攤。當時主管地質礦業的農商總長田文烈惋惜地承認：“石油則陝西一省最稱豐旺，自年前一經美孚公司之勘測，已證為絕無巨大之價值”，“瞻念前途，邈焉多慮。”國外有的報紙也評論：“蓋自此以後，各國均不認為中國為石油產地，而視中國為石油市場。”其實，在當時還談不上有什麽“中國貧油”的理論。從地質理論上論證“中國貧油”是後來的事；是那些在中國作過地質調查的外國人，主要是美國人，在陝北探油失敗後，按照他們的認識，寫了一些談論中國石油的文章。這些文章大多對在中國找到豐富油藏的可能性表示了懷疑或悲觀的態度，一時頗引人關注。因而說他們給我國“扣上了貧油的帽子”，實是事出有因；當然，要認為他們是有意為之，也確實荒謬。認為“中國貧油”，在當時是合理的嗎？
如果曆史地看問題，按照二十年代的地質理論水平來要求，當時提出“中國貧油”的論點，是否可以認為言之有據，是合理的呢？答案隻能是否定的。為什麽應予否定？因為當時我國廣大地區都尚未作為地質勘查，即使是在陝北，也僅僅打了幾口深度不到千米的探井，而地質科學理論的運用，離開了實際就失去了意義；偌大的中國，僅僅憑借這樣一點點調查所得的材料，就足以作出貧油的結論嗎？談到這裏，不能不想到李四光。他在1928年發表的《燃料問題》一文中指出：“中國的油田，到現在還沒有好好的研究。”“美孕的失敗，並不能證明中國沒有油田可辦”。他認為許多地方仍有找到石油的希望。還不能不想到翁文灝，他並不為“中國貧油”這種論點的出現而放棄在中國找到石油的希望，卻是繼續組織找油工作。他的學生謝家榮回憶道：“翁先生力排眾議，繼續探勘，先在陝北獲得若幹成果，繼而又在甘肅玉門奠定了西北石油的始基。
在缺少實際材料的情況下，就匆匆忙忙作出“中國貧油”的結論，不符合科學的起碼要求，即使是在二十年代，也不能認為這種觀點是合理的。這一點，一位在陝北等地工作過的美國人CLAPP（漢名馬棟臣）也感覺到了。1922年，他在討論那篇全麵論證“中國貧油”、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時，在書麵發言中要人們注意，美國對自己的石油已調查研究很久了，而中國僅作過很少的調查研究，因而沒有人能在此時說中國能不能產出具有商業價值的石油。人們的認識在變化
在地質學中，實踐經驗的積累，對理論的發展有特別重要的作用。隨著地質工作的展開，實際資料愈積愈多，對中國石油的認識也不斷提高，一些原來相信“中國貧油”的人，逐漸改變了看法，建立了在我國找到豐富石油的信心。這種變化，在解放前即已發生。解放後由於地質工作的規模迅速擴大，得到的新材料非常豐富，這個變化就更為顯著。到五十年代初期，實際上已沒有什麽人還在堅持“中國貧油”的論點了。所以
1955年展開的石油大普查和後來對鬆遼平原的勘探，都得到地質界廣泛的支持，並不存在什麽還在認為“中國貧油”的對立麵。但確如孫榮圭副教授所說，是有一陣子在大批“貧油論”。不過我認為這根本不是地質學術界本身的問題，甚至也說不上是用政治需要控製的學術爭論，而是擺在政治範疇中，特別是在“文革”中進行批判的。這種批鬥大多是通過大批鬥等形式，在社會上而不是在學術領域中展開的，一點學術氣息也沒有，什麽人都來指手劃腳，但極少地質學家參加這種批鬥。據我看，大批“無礦論”也是這種狀況。應該記取的教訓
怎樣才能避免大批“貧油論”這樣的事情發生，真正展開學術上的百家爭鳴呢？歸根到底，恐怕還在於要講民主，講科學。譬如說美國人故意製造出“中國貧油論”，中國的地質學家並未這樣提出過，可是怎麽流傳起來的呢？1953年2月，一位蘇聯專家在一個全國性的地質人員會議上，講到革命前的俄國，資本家為了得到高額利潤，製造並傳播一種論證俄國貧油的“科學理論”，並說：“中國在石油民展上，有很多地方與俄國相似。”“向中國輸入石油產品最利於外國資本家獲得超額利潤”。很可能就是源出於此。這些話在當時是不容辯駁的，於是流傳下去，而到後來竟又演變成為“長期以來，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的禦用學者，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散布‘中國貧油’、‘陸相貧油’等謬論”。大概是這位專家始料所不及的吧！由此可見，不講民主，缺少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會幹出多麽荒謬的事。不僅是領導，還有我們自己，以及全社會，都應該來解決這個問題，這才有可能真正展開學術上的百家爭鳴。不要刮風。過去許多事是刮風刮壞的，搞 “一言堂”、“大批判”刮風不對；今天提倡百家爭鳴也不能靠刮風哄起來。需要就實實在在的問題進行實實在在的討論，拿出“幹貨”，不要空對空，不要光在態度上做文章。不要不懂裝懂。象過去有些文章批“貧油論”，竟有“中國的地層在幾億年前大多是陸地，他們認為不可能有油”，“當時資本主義國家所發現的油田，大部分都在海邊或海底，這便使海相生油的理論有了重要的依據。”這類外行話，實在令人哭笑不得。學術問題也並不排斥外行來發表意見，但至少應對所談的問題有個基本的了解吧。我讚成孫榮圭副教授提出的，藝術家的文學創作，不能做學術爭論的裁判。1986年9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同年新華文摘第11期轉載
附一、中國貧油嗎？
1．艱難起步
石油，按照業內人士的話來說，是存在於地下岩石孔隙中的可燃有機質，由各種碳氫化合物與少量雜質組成的液態可燃礦物。石油，在今天已經深入到人類社會的各個領域，被譽為工業的血液。從石油中提煉的汽油、煤油、柴油是汽車、拖拉機、飛機、輪船的優質動力燃料；火箭、導彈、飛船等航空器的燃料也離不開石油產品；化學工業利用石油作為基礎原料已經提煉出7000多種產品，廣泛應用於醫藥、農藥、塑料、紡織等領域。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認識並使用石油的國家之一。據《漢書·地理誌》記載，早在公元前一、二世紀，中國的古代居民就在陝西延長一帶發現了石油。當時人們將石油稱之為“可燃之水”。繼《漢書》之後，對石油作進一步記載的是晉人張華的《博物誌》，這本書對石油形態作了詳細而準確的記述。據從魏晉到唐宋年間的史籍記載，不僅陝西，而且甘肅酒泉、新疆庫車以及準噶爾盆地南緣，都在很早就發現了石油。在北宋沈括的著作《夢溪筆談》中，第一次出現了“石油”一詞。從那時起，“石油”這一名稱一直沿用至今，已有近900年的曆史了。
圖序－1－1：《夢溪筆談》中關於石油的記載
中國古人不僅對石油認識，利用石油也早，而且相當廣泛。大約距今兩千年前，在中國西北地區的人們就將飄浮在水麵的石油收集起來盛入容器，用來點燈。北魏時期人們開始用石油做潤滑劑。唐宋以來發展到用石油製作“石燭”和墨。北宋時，京城開封出現了煉製“猛火油”的作坊，所產猛火油主要用於軍事。元代以來，又有將石油用於醫藥並作為一種稅賦上繳的記載。
此外，中國古人還最早發現並使用了天然氣，發明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鑽井技術。
圖序－1－2：中國古代鑽井圖
但是到了近現代，中國的石油工業卻遠遠落在西方人的後麵，當美國、法國和英國人在他們的本土和海外領地已經發展起了規模龐大的現代石油工業的時候，我們卻還停留在古老的“淘油”階段。
1861年，我國台灣苗栗發現石油，當地人用土法開采。1877年，清政府兩江總督沈葆禎去台灣巡視，與福建巡撫丁日昌合議，擬將此地油礦收歸官辦，並於當年奏請朝廷批準。他們在1878年從美國聘請了兩名鑽井技師，購進了一套石油鑽井機械，組成了中國近代石油史上的第一支鑽井隊，在苗栗鑽了第一口井。該井約120米深，大約日產750公斤原油。這是中國使用近代頓鑽打成的第一口油井。清朝在台灣設省後，1887年台灣省還成立了礦油局。1895年以後，台灣為日本侵占，台灣的民族石油工業也落入日本人之手。
中國大陸最早的油礦是陝西省的延長油礦。延長的石油露頭早為世人所知。1903年，德國人漢納根以旅遊為名，到陝北私自勘查石油。查得結果以後，他與德商世昌洋行共同商議，要開辦延長油礦。他們的行為引起了陝北民眾的反抗。清政府也擔心引發流血事件，便阻止了德國人的開發計劃。
1904年11月，陝西巡撫曹鴻勳上書朝廷，要求創辦陝西延長石油礦。朝廷很快批準了這一要求。曹於是撥出屯墾白銀8萬1千兩，任命候補知縣洪寅為“總辦”，在1905年籌辦起“延長石油官廠”。那時中國還沒有開采石油方麵的專門人才，洪寅從延長取了油樣，到漢口請日本化學博士稻田辛吉與他的助手化驗，化驗的結果是：延長的石油“勝於東洋，能敵美產”。有了這樣的結果，洪寅放心了。1907年，他從日本新鴻購買了鑽機和煉油設備，聘請了7個日本人做技師技工，於當年6月在延長縣城西門外勘定了井位，開始鑿延長一號井。該井於9月完成，井深80多米，日產原油1噸多。這是中國大陸開鑿的第一口油井。
圖序－1－3：延長油礦一號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當代中國的石油工業》)
到了辛亥革命，日本技師回國去了，延長的油井沒人管，停產了。
1914年，美國的美孚洋行也看中了延長，準備投資辦油礦。當時正是袁世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袁與美孚簽定了《中美合辦油礦條約》。美孚與陝西省政府聯合，成立了陝北中美合作油礦公司，袁世凱派他的第一任內閣總理熊希齡兼任“籌辦全國煤油礦事宜處”督辦。督辦公署設在北京，熊希齡從來沒有去過陝北。在此後的三年中，中美合作油礦公司的14名美、華技師組織了地質測量隊，向美孚洋行購買了4台3600升汽動頓鑽，在延長及周邊幾縣共鑽了7口井，效果都不理想。美國人由此斷言陝北一帶的油層是石灰係，沒有開采價值，遂於1916年3月與中國方麵解除了《中美合辦油礦條約》。在消耗了270萬資金以後，美孚帶著全部設備和資料暗然而去。陝北的石油從此就隻有民間零星地開采。到1934年，延長隻剩下一口油井仍在出油，每天出150公斤。這點油，連工人的工資都不夠。
陝北的地下到底是否有工業開采價值的石油？此事牽動著許多關心中國石油工業的仁人誌士之心。1932年，民國中央研究院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派地質師王竹泉、潘忠祥到陝北進行過一次地質調查，發現永坪、延長的地質有儲油構造。王、潘二人對那裏的三個層麵作了重新劃分，並在延長、永坪定了20多個井位。
1934年，已經擔任民國政府國防設計委員會秘書長的翁文灝又派孫越崎赴陝北調查地質資源情況。孫越崎等人在陝北高原上調查了半個月，行程800多公裏，發現幾乎每個縣都有油苗。翁文灝接到匯報後，下決心開采延長的石油。
當年夏天，孫越崎等人采用人抬、牲畜馱的方式，將200馬力的柴油機和兩套汽頓鑽機、發動機等設備運到延長，並組成了一支一百多人的鑽井隊伍。
圖序－1－4：延長油礦永坪基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當代中國的石油工業》)
孫越崎等人開始在延長定位鑽井，並很快打出了油井，生產出了石油。這是中國大陸開發的第一個油礦，雖然產量不高，卻揭開了中國現代石油工業的序篇。到1935年，延長油礦逐漸發展，鑽井隊伍擴大了，分成兩個隊。嚴爽擔任第一隊隊長，侯寶政任第二隊隊長。
1935年以後，陝北紅軍解放了延長，在油礦的基礎上，成立了延長石油廠。從1935年至1946年，在中國共產黨的管理下，延長石油廠共鑽井20口，有16口見油，其中旺油井6口。特別是1940年鑽鑿的七裏村一號井，日產石油曾達96噸，一時轟動了全邊區。延長石油廠為邊區提供了為數不少的汽油、煤油、柴油、機油和蠟燭等產品，為陝甘寧抗日根據地的建設和軍需民用作出了重要貢獻。1944年，石油廠的廠長陳振夏被評為邊區工業戰線特等勞動模範，毛澤東為他寫了“埋頭苦幹”的題詞，邊區政府為他頒發了“苦心經營，成績卓著”的獎狀。
2. 玉門找油
舊中國投入開發規模最大、產量最高的油田是玉門油礦。中國老一輩的地質家和矢誌開發祖國石油資源的仁人誌士，為興辦玉門油礦傾注了極大的熱忱，付出了艱苦的勞動。
距今1600多年前的西晉初年，人們已經發現玉門有石油。到了唐朝，李吉甫的《元和郡縣誌》也記述過玉門的石油。
從19世紀末期，中外地質家已經開始重視玉門一帶的油苗。1892年，俄國地質、地理學家奧勃魯契夫來到中國，專門去調查酒泉、玉門的地質情況。1905年，比利時人林輔臣從玉門取來油樣到上海化驗，結果顯示“油質甚佳”。於是他雄心勃勃地向甘肅當局提出開發申請。這一年，甘肅洋務總局為開采玉門石油，改為礦務局，正式聘用林輔臣為公司總辦，雙方簽訂了共同開發玉門石油的合同。沒想到，此後林輔臣去世，開發玉門石油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1920年底，西北地區發生8.5級的強烈地震。地質學家翁文灝到甘肅一帶作地質調查。第二年，他和謝家榮又一起調查了玉門的石油地質情況，並寫下了《甘肅玉門石油報告》，刊於《湖南實業雜誌》第54號上。1928年地質學家張人鑒對赤金堡、白楊河的石油也進行過調查。玉門有石油，這已經是當時地質學界的共識，而且這一共識也已經被當時的中央政府所接受。但是，玉門距離中國經濟文化中心遙遠，氣候條件惡劣，自然環境艱苦，社會開發程度太低。加上中國經濟落後，中央政府沒有力量，地方政府更沒有力量來開發一個正規的大油礦。這就使得玉門石油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又拖了下來。
1935年7月，顧維鈞等五人舊事重提，他們向國民政府實業部呈請特許專探專采甘肅、新疆、青海三省石油。當時擔任實業部部長的陳公博將此呈及條款報告了蔣介石。8月7日，蔣介石電複陳公博：“原則同意。”並要求：“油礦開采必須全用華資”，“遵照中央政府頒布之法令，各種運輸方法皆須先得政府核準”等。陳公博於8月中旬向行政院寫了提案，行政院8月28日第226次會議作出決議：“交內政、外交、軍政、財政、實業五部，並函請全國經濟委員會暨軍事委員會會同審查。”這樣的處置不可謂不重視，可是後來由於國庫拿不出相應的資金，無力經營，開發玉門油礦的提案再度擱淺。
1937年6月，在民國政府中央地質調查所任職的地質學家孫健初與美國石油地質專家馬文·韋勒博士、薩頓工程師一行，從上海出發奔赴大西北。他們經蘭州，過酒泉，一路跋涉，於10月到達甘肅玉門的老君廟。在這裏，孫健初等人認真考察了石油河兩岸地層的斷裂情況，發現了幹油泉。隨後，他們聯名寫出了一份《甘青兩省石油地質調查報告》，對玉門石油開發做出了明確的論證。
圖序－2－1：孫建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當代中國的石油工業》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國民政府不得不加緊尋找油礦，力圖在國內解決油源。當時國內有四個地方有原油流出地麵，即：甘肅玉門、新疆獨山子、青海柴達木和陝北延長。其中開采價值最大的就是玉門。於是，玉門的開發又一次受到關注。
1937年到1938年，應煤礦探礦公司邀請，受美孚石油公司派遣，美國地質學家約翰和威廉在中國地質學家孫健初的陪同下，考察了玉門、西安以及青海東南部和甘南卜楞一帶。他們考察的結果是“玉門一帶地質條件非常好”。
此時，我國沿海地區相繼被日本侵略軍占領，已經遷都重慶的國民黨政府被斷了“洋油”的來路。抗日後方出現了嚴重的油荒。有人形容當時的情況是“一滴汽油一滴血”。不少汽車、輪船改燒酒精、天然氣、木炭。為應付困難局麵還不得不建起了一些從植物油中提煉石油產品的工廠。
已經擔任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的翁文灝，對玉門石油的開發起了關鍵性作用。他早年曾參加過對玉門的地質調查，如今又聽取了孫健初勘探玉門後的開發提議，遂於1938年6月，在漢口成立了甘肅油礦籌備處，由參與創辦延長油礦的嚴爽任籌備處主任。當時嚴爽正在美國學習石油工程，籌備處由張心田任代理主任。
籌備處一成立，首要的任務就是解決開發油田的機器設備。向國外購買的話，一無資金，二無渠道，遠水不解近渴。比較之下，資源委員會決定拆運陝北延長的機器。
翁文灝在漢口找到共產黨駐漢口代表周恩來，說明開發玉門油礦需拆運延長油礦的兩部鑽機，希望能得到共產黨的支持。
周恩來聽了翁文灝的話，非常爽快地回答道：“這是關係支援抗戰的大事，開發大後方石油，我們一定全力支持，翁先生盡管放心，可以盡快派人去調運。”周恩來並且主動提出辦油礦需要特殊工程技術人才，延長油礦的工程技術人員也可以去開發玉門油礦。周恩來當即派錢之光負責接洽此事。為了防止出現意外，周恩來還同時給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和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發了電報，請有關人員協助資源委員會調運鑽機。
甘肅油礦籌備處代主任張心田隨即趕赴陝北。在延安，高崗、肖勁光、高自立等中共領導人先後會見了他。這此中共高層領導對開發玉門油田都很支持。他們對張心田說，有什麽困難盡管提出來，一定幫助解決。邊區政府第三局和八路軍後勤部軍工局派出熟練技工共同拆裝機器設備。在拆遷過程中，邊區政府幫助解決了很多具體困難，從鑽機到原動力，從鑽頭到鑽具，全部配齊，使之一到玉門即可安裝開鑽。延長的兩台鑽機準備好以後，國民政府派不出車來運輸，張心田又打電報給李強，請求中共派車幫助運輸。盡管當時邊區的車輛十分緊張，但八路軍總部還是先後派出13輛汽車，把兩台鑽機及其配件運到了鹹陽。在裝運中，由於鑽機不在公路旁，邊區政府動員了很多群眾，把鑽機搬到公路邊，裝到汽車上。
延長的這兩台鑽機運到玉門後，油礦籌備處就是用它們一連試打了6眼“發現井”，證明了玉門油田具有工業開采價值。
國共合作開發玉門油礦應當說是非常成功的。1962年，周恩來到大慶油田視察。在與大慶人談話時他還很有感情地追述了發生在2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
3．在老君廟
嚴爽回國後，於1938年12月和孫健初等人，騎著駱駝，帶著儀器、資料、帳篷、行李和一些簡單的生活用品向玉門進發。年底他們到了老君廟。
老君廟，當時隻是一座孤伶伶的小廟，殘垣敗瓦，金粉斑剝。小廟內供的老君神像，經年忍受著荒野中寂寞和戈壁上的酷暑嚴寒，幾乎享受不到一點兒香火。小廟的坡下有一條小河，是祁連山上的雪水衝流而成。老君廟地處海拔2400米的荒原上，水源枯竭，若沒有這條小河，則玉門油礦完全無法開發，所以後來人們稱這條小河為“石油河”。
第二年2月，甘肅油礦籌備處又向玉門加派了測量人員，從四川油礦調的職工和其他辦礦人員、民夫和工人等相繼來到玉門。3月，根據孫建初所確定的井位正式開始鑽探1井。1井位於石油河東岸，距老君廟僅15米。到了8月中旬，鑽到115米時開始大量湧現石油。隨後，老君廟的2、3、4、5井都先後開鑽。
1941年3月，甘肅油礦局在重慶成立，隸屬於資源委員會。孫越崎被任命為總經理。孫越崎走馬上任後，迅即在重慶招兵買馬，籌備物資。各項準備工作大致就緒後，孫越崎率甘肅油礦局重慶各部門的負責人西行來到玉門的老君廟礦區。
在戰爭期間，在遠離重慶2500公裏的沙漠上創辦一個大型油礦，其困難非常人所能想象。為了大規模開發玉門油礦，孫越崎製定了建立現代化大型油礦的計劃。為完成這個計劃，資源委員會第一次向國外采購大批鑽井、采油、煉油和其他設備。這些設備原定運到越南海防，但不久海防被日軍占領，一部分機器隻好運到仰光。不料，仰光倉庫又被炸，機器損失很大，後來幾經周折， 4500噸重的機器運到玉門以後，隻剩下350噸，僅能拚湊出三套半鑽機。而向美國訂購的其他煉油設備則一點兒也沒能運到玉門油礦。
為了開發油礦，生產石油，支持神聖的抗戰大業，玉門油礦的開發者們決心靠自己的力量來製造開礦所需的各種機械設備。
製造采油煉油設備，最困難的是沒有鋼材。在戰爭年代，鋼材奇缺。為了尋找鋼材，孫越崎等人想了很多辦法。有一次，他們打聽到重慶附近的長江裏有一些沉船，便馬上組織人去打撈。打撈上來以後，再把船上的鋼板切割下來。重慶還有一些內地遷來的工廠裏堆放著一些廢鋼鐵，他們也搜集起來加以利用。
開發油礦需要設備器材，石油工人需要吃飯穿衣，生產出的石油產品需要外運銷售。要生存，要生產，一切都離不開運輸。玉門油礦遠離城市，地處戈壁，生產設備一般要從重慶、昆明轉運，生活給養也要從酒泉、張掖一帶運入。為了保證油礦開發建設，他們成立了自己的運輸隊伍。甘肅油礦共有540輛汽車，這在當時是一支相當龐大的運輸力量。但由於戰爭的影響，汽車配件奇缺，待料停修的汽車常有半數左右，又加上國民黨軍隊經常征扣車輛，油田運輸力量仍感不足。當時的運輸線路，南起昆明，北達新疆烏蘇，跨越西南、川陝、西北、新疆四大公路，幹線5000公裏，運輸任務十分繁重。為了增加運力，特別是將油田生產的石油製品運往重慶，支援抗戰，他們又采用羊皮筏運輸，即用360隻羊皮胎編組成羊皮筏，每個筏子上可裝168桶汽油，合24噸。一般用四個人駕駛，先用汽車把油品運到廣元，上船經涪江、嘉陵江運到重慶。
油礦初建時期，生活條件極其艱苦。老君廟在沒有開發之前，唯一可以稱得上房屋的就是那座老君小廟。油礦最早的先行者到達後將蒙古包搭在小廟邊上，人們住在蒙古包裏，借用小廟埋鍋做飯。後來用泥土和芨芨草在山坡上搭起矮矮的土屋。員工食於此，居於此。早期，這些房子十分簡陋，密密地排在東崗腳下。
老君廟地處祁連山北麓，不但緯度高，海拔也高，一年中有半年冰雪封凍。隨著生產的發展，宿舍和辦公處所的建設迫在眉睫。但是戈壁灘上的沙質土，根本不能燒磚瓦，蓋房子全靠 “幹打壘”。
玉門油礦孤懸於荒漠中，最初的食品是靠牛車、駱駝車運，後來才有了汽車。西北沙漠，公路簡陋，運輸成本很高。因此，油礦開始隻能努力保證員工的糧食供應，新鮮蔬菜、瓜果根本無法運到。
中國第一代石油工人就是在這樣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開發、建設了玉門油田，為中華民族的抗戰大業做了傑出的貢獻。
玉門油田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油田，也是世界上開發最早的非海相油田之一。1939年至1948年的10年中，玉門油礦共鑽井44口，總進尺2.2萬米，生產原油45.5萬噸，約占舊中國1904年至1948年44年天然原油產量總和的72.3%。到1949年，玉門油礦已成為一個具有地質勘探、鑽井、采油、煉油、機修、運輸等生產部門和一些比較先進的工藝技術、裝備的綜合性石油企業，原油年生產能力8萬噸，原油年加工能力10萬噸，能生產12種油品。
圖序－3－1：康世恩任玉門油礦軍事總代表（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康世恩傳》）
玉門油礦的開發、建設，為中國培養了能夠掌握近代技術的石油工人和技術幹部。但是，從全國總體上來講，中國的石油工業規模很小，水平很低。據有關資料記載，除台灣和新疆獨山子油礦外，從1907年至1948年的42年中，全國共鑽井169口，總進尺6.7萬米。在遼闊的國土上，做過石油地質調查的僅有陝西、甘肅、新疆、四川、貴州、黑龍江、遼寧、浙江和台灣等幾個省、區的部分地區。1948年，全國投入開發的隻有台灣出磺坑、陝西延長、新疆獨山子、甘肅玉門4個小油田和四川自流井、石油溝、聖燈山和台灣錦水、竹東、牛山、六重溪等7個氣田和東北地區幾個人造油廠。舊中國原油產量最高的年份是1943年，年產量32萬多噸。到1948年，中國大陸原油年產量隻有8.9萬噸。從1904年至1948年的45年中，全國共生產原油278.5萬噸，而在這期間中國共進口“洋油”2800萬噸。外國石油公司的油品傾銷中國市場，民族石油工業岌岌可危。1949年，全國石油職工總數為16000人，其中油田職工約6000餘人；各級各類工程技術人員623人，而地質勘探、鑽井、采油技術人員隻有172人。由此可見，中國石油工業的基礎非常薄弱。
4．挑戰“貧油”論
與中國脆弱的石油工業相伴隨的，還有一個西方石油地質界強加於中國的“貧油”理論。
石油深藏於地下。為了找到油，世界各國的科學家很早就開始研究石油的成因問題。1864年，加拿大著名石油地質學家享特第一次提出了石油成因理論。他詳細闡明了低等海洋生物可能是石油的原始母質，在北美古代岩石中，曾產生瀝青的有機物質或是由海洋植物衍生而來，或是由海洋動物的殘餘物衍生而來。此後，絕大多數西方石油地質學家都認為，幾乎所有石油都產生於海相沉積物中。他們認為，海相沉積盆地易於生油，而陸相沉積盆地不易生油，因為陸地森林更易生成煤層。
這種海相生油的理論就把中國劃在了貧油的圈子裏。由於中國大地構造大都屬於陸相沉積，於是許多西方學者便認定中國的陸相沉積環境不可能形成大油田，由陸相貧油推導出中國貧油的結論。
最早提出中國“貧油”理論的是兩個到延長油田考察的美國人，他們的中文名字分別叫馬棟臣和王國棟。此後，美國美孚石油公司組織地質專家，對我國山東、河南、陝西、甘肅、河北、東北和內蒙古部分地區進行為期一年半的石油調查勘探，並鑽井7口，結論是：“從整體來看，石炭紀以後的地層，主要是陸相成因，絕大部分地層缺乏能夠生成大量石油的富含有機質的頁岩，適當蓋層很少，因為以沙蓋為主的地層易於造成石油的散失，而不利於石油的聚集”。通俗些說，就是中國的地質構造不會有大油田。這一結論對世界影響很大，它更印證了中國貧油的理論。
20世紀20年代初，美國地質學家、斯坦福大學教授勃拉克·韋爾德也到中國進行石油地質調查。1922年2月，他在美國礦冶工程學會舉行的年會上發表題為《中國和西伯利亞的石油資源》的論文，認為“中國東北地區也和華北地區一樣，不會大量含油。”
與中國的仁人誌士堅持不懈地發展民族石油工業幾乎同時，一些中國的地質學家也向中國貧油理論發起了一輪又一輪的挑戰。1923年，中國石油地質學家王竹泉去陝北進行石油地質調查，他根據采到的魚化石，糾正了美國地質師馬棟臣對地層劃分的錯誤。1931年，王竹泉又與潘鍾祥等調查侏羅係與三疊係的接觸關係，次年繼續在綏德、清澗、延川、延安等地進行地質普查，其調查成果成為後來潘鍾祥創立陸相生油理論的基礎。1928年，中國地質學家李四光也批駁了“陸相無油”和“中國貧油”的理論，他說：“美孚的失敗並不能證明中國沒有油田可辦，中國西北出油希望雖然最大，然而還有許多地方並非沒有希望。”以後，他又提出了“華北平原和鬆遼平原的‘摸索’工作是值得進行的”，“通過深鑽和地震的方法，可以揭露出有重要經濟價值的沉積物”等論點。
圖序－4－1：周恩來與李四光親切交談（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大型畫冊——《周恩來》）
1941年，潘鍾祥根據西北和四川發現的油氣情況，並參考了萊亭格爾論文中關於美國科羅拉多西北部的泡德瓦胥油田石油產自陸相始新統砂岩中的實例，發表了《中國陝北和四川白堊係的非海相石油》一文。文中明確提出了“陸相生油”學說，指出：“石油不僅來自海相，也來自淡水沉積物。”1947年，阮維周在《東北石油資料及石油工業》一文中，分析日偽找油失敗的原因後認為，在東北是能夠找到石油的。1948年，翁文灝在《中國石油地質概論》中，又把鬆遼盆地列為具有含石油遠景的地區。
中國地質學家的上述研究成果，初步探討了陸相生油的機理和石油分布規律，為陸相生油理論的最後確定和發展奠定了基礎。但是，這些研究成果並沒有能夠真正推翻中國貧油的結論，直到1950年美國出版的《石油事實與數據》統計中，還把我國同日本、澳大利亞、土耳其等國，一並列為石油遠景最差的國家。
中國是否貧油，這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的問題。隻有找出廣大的石油儲量並最終從地下搞出大量的石油，中國人才能真正摘掉“貧油”的帽子。
5．翻開曆史新篇章
新中國成立前夕，斯大林派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來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西柏坡。在談到未來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時，米高揚對中共中央領導人講過這樣的話：斯大林認為，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有兩個東西很重要，一個是橡膠，一個是石油。
新中國成立後，中共中央領導層高度重視石油工業的恢複和發展。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初，就設置了燃料工業部，主管煤礦、電業、石油等方麵的工作，由陳鬱任部長。陳鬱在解放戰爭時期，曾擔任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部長。那時，他以很大的精力，領導和組織東北地區煤炭、電力和石油工業的恢複工作。在擔任新中國第一任燃料工業部長後，他和部裏的其他領導人一起，很快組建起燃料工業部機關，以及有關的專業工業機構。
1950年4月，燃料工業部在北京召開了全國石油工業會議，研究部署石油工業在國民經濟恢複時期的任務。為加強對石油工業的領導，決定組建石油管理總局，由徐今強任代局長，唐克、劉放、嚴爽等為副局長。當時，中國的天然石油生產集中於西北，而且產量很少，全國的資源情況不明，亟待進一步勘探。第一次全國石油工業會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按照國家關於經濟上重點恢複的要求，確定石油工業的基本方針是：“在三年內恢複已有的基礎，發揮現有設備的效能，提高產量，有步驟、有重點地進行勘探與建設工作，以適應國防、交通、工業與民生的需要。”
舊中國在大陸共建立了甘肅玉門、新疆獨山子、陝西延長三個油礦。經過三年的恢複和發展生產，至1952年，三個油礦的年產量達到了19.54萬噸原油。
1950年3月，燃料工業部邀請國內各方麵的30多位地質專家進行座談，就中國石油資源的前景和勘探方向征詢意見。與會的專家提出：除已知陝、甘、青、新、川的油、氣資源外，東北、西南、中南和華北廣大地區，都可能蘊藏石油，值得進行勘察。考慮到國家財力、物力的實際情況，應該把原有工作基礎較好的地區作為鑽探重點，同時，有計劃地進行廣泛的地質調查和地球物理勘探工作。燃料工業部充分考慮了專家的意見，確定集中主要力量，以過去有一定工作基礎和已發現油田的陝、甘地區為勘探重點，在甘肅河西走廊和陝西、四川、新疆的部分地區開展地質調查、地球物理勘探和鑽探工作。
國家對開發西北的石油工業十分關心。1952年，陳雲、李富春給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習仲勳寫信，信中說，積極地大力開發西北天然石油、並將石油工業的建設放在今後國家工業建設的主要地位是必須的。請他對陝北和甘肅河西地區的石油勘探開發予以支持和重視。
圖序－5－1：最早進入塔克拉瑪幹沙漠的勘探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當代中國的石油工業》)
在各級領導的重視和各方麵的支持下，西北地區的石油勘探取得了明顯成效。從1950至1952年的三年間，共普查麵積2萬多平方公裏，發現適於儲油的構造50個，並在老君廟及延長兩個老油田的外圍，即陝北的四郎廟、永坪，酒泉盆地的石油溝、青草灣，潮水盆地的窖水等7個構造上進行了鑽探，擴大了老君廟油田的含油麵積，增加了地質儲量，探明了永坪油田。同時，在新疆準噶爾盆地南緣的天山山前坳陷區和南疆的喀什及庫車地區進行了地質、地球物理調查及鑽探，在準噶爾盆地西北緣的克拉瑪依地區進行了少量的地質調查及電法勘探，並在淺井中見到了油、氣顯示。
為了壯大石油職工隊伍，建立石油產業大軍的基礎，黨和政府采取了一係列重要措施。一是從中國人民解放軍和老解放區抽調了大批幹部，接管或參加石油廠礦的工作；二是對舊中國從事石油生產、技術工作或管理工作的石油工作者和建國初期從國外歸來的愛國知識分子，采取政治上信任、工作上重用和生活上照顧的政策；三是將許多大、中專畢業生分配到石油廠礦擔任技術幹部。特別是1952年2月，毛澤東主席簽發命令，批準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九軍第五十七師轉為石油工程第一師。師長張複振、政委張文彬帶領7747名指戰員，響應黨的號召，積極投入石油工業建設。經過專業培訓、學習和生產實踐，他們成為新中國第一代石油職工隊伍的骨幹力量。特別是他們把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的優良傳統和革命精神帶進了石油工業隊伍，為建設一支具有嚴格組織紀律性、高度獻身精神、能夠艱苦創業的石油產業大軍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6．石油拖了國家建設的後腿
1953年，我國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這年1月，康世恩被任命為燃料工業部石油管理總局局長。康世恩曾是清華大學地質專業學生，解放戰爭時期在第一野戰軍作政治工作。1949年9月，國民黨西北軍政長官公署餘部於酒泉宣布起義。奉中央軍委和彭德懷司令員之命，第一野戰軍第三軍軍長黃新亭率領裝甲部隊日夜兼程到達玉門油礦。在此之前，中央曾指示第一野戰軍選派得力幹部去玉門油礦當軍事總代表。當時，康世恩正在第三軍九師擔任政治部主任。經王震將軍推薦，朱德總司令批準，解放軍總部決定由康世恩出任玉門油礦軍事總代表。
在當時國家工業的諸多部門當中，石油工業是最薄弱的環節。1952年國內石油產品隻能滿足生產和生活需要的大約四分之一，進口石油產品花費外匯已上升為進口項目的第一位。石油工業已經成為製約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之一。康世恩走馬上任不長時間，朱德總司令在一次談話中對他講：“現代戰爭打的就是鋼鐵和石油。有了這兩樣，打起仗來就有了物資保障。沒有石油，飛機、坦克、大炮不如一根打狗棍。我要求產一噸鋼鐵，就產一噸石油，一點不能少。康世恩同誌，你要完成石油供應的任務。這是給你的命令。”
圖序－6－1：朱德視察玉門鑽探施工現場
1953年12月，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菊香書屋召見地質部長李四光，向他詢問中國石油發展的前景。毛澤東說，要進行建設，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沒有石油都轉不動。李四光根據新華夏係沉降帶理論，認為在中國遼闊的領域內，天然石油的蘊藏量應當是豐富的，關鍵是要抓緊做地質勘探工作。李四光的觀點，同燃料工業部與國內其他方麵的許多地質專家的意見是一致的。周恩來後來在一次會議上談到同李四光談話的情況時說：“地質部長很樂觀，對我們說，石油地下蘊藏量很大，很有希望。”
中央有關部門領導分析了各方麵的情況，認為天然石油的潛在資源豐富，生產成本低，隻是勘探周期較長，投資較多。而象中國這樣的大國，要長遠地、根本地解決石油問題，隻有大量開發天然石油才有可能。因此，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明確提出：“石油工業在我國特別落後，不但產量很低、設備能力很小，而且是資源情況不明。因此，要求我們大力地勘察天然石油的資源，同時發展人造石油，長期地積極地努力發展石油工業。”
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所講到的人造石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由石油資源貧乏的德國人發明的，它主要是通過化學方法，以煤為原料生產石油，所需費用昂貴。日軍侵華時，在東北勘探石油一無所獲的情況下，在錦州和撫順建立了合成油廠和頁岩油廠。解放後，我國的人造油大都出自東北地區。1952年，全國石油總產量為43.5萬噸，其中天然油19.5萬噸，人造油24萬噸。人造油占了石油總產量的多半壁江山。
為了查明地下資源，毛澤東多次指示，要加強地質勘探工作。他說：“在國民經濟建設中，地質工作必須先行。”他還用軍事術語形象地說：“普查是戰術，勘探是戰役，區域調查是戰略。”“我們隻要有人，又有資源，什麽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
為了貫徹落實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和國家“一五”計劃確定的方針，大力加強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國務院於1954年12月決定，從1955年起，除由燃料工業部石油管理總局繼續負責石油的勘探、開發外，還由地質部、中國科學院分別承擔石油資源的普查和科學研究工作。1955年7月3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決定：撤銷燃料工業部成立石油工業部、煤炭工業部和電力工業部。毛澤東主席任命解放軍後勤學院院長李聚奎擔當石油工業部部長，周恩來總理任命李範一、李人俊、周文龍為石油部副部長，康世恩、徐今強、劉放、黃凱為部長助理。9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石油工業部的牌子正式掛出。
從1953年起，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頭3年時間裏，由於石油工業的裝備落後，經驗很少，三分之二以上的勘探力量集中在酒泉、潮水、民和、準噶爾、吐魯番、柴達木等盆地的局部地區，隻有少數隊伍在四川及其他一些地區工作。在此期間，隻在甘肅發現了白楊河、石油河兩個小油田，在青海油泉子構造和新疆克拉瑪依地區各有一口井出油，勘探效果不理想。
1955年9月5日，石油工業部李聚奎部長主持第一次部務會議，決定派出以周文龍和康世恩任團長的兩個石油代表團，分赴東歐和蘇聯考察。兩人領命後即組團出行。第二年1月，石油工業部在北京召開第一屆全國石油勘探會議。正在蘇聯考察的康世恩給大會寄來一份題為《在中國如何尋找石油》的長信，提出要將全國含油地區作出全麵規劃，從解決根本問題著手，有步驟地進行勘探。他說，根據蘇聯的經驗，小盆地和構造複雜地區不易找到大油田，應集中力量在大盆地和地台上展開區域勘探，把勘探重點從山前凹陷及山間小盆地移向大盆地，果斷地從圍著山根轉走向盆地中央的地台，采取打區域大剖麵和基準井的勘探方法，利用多種勘探手段，進行全麵係統的區域勘探。大會接受了康世恩的建議，李聚奎在信上批示：“康世恩同誌所提問題均好，許多具體方法應加以研究執行。”
1956年4月，康世恩從蘇聯回國後到克拉瑪依做調查，按照石油工業部的部署，把新疆石油勘探的重點轉向盆地西北緣，采取“撒大網，捕大魚”的做法，部署了10條東西向大剖麵。當年7月，就有10口探井噴油，年底已控製了55平方公裏的含油麵積。成為我們當時最大的油區，新中國石油勘探出現了第一次突破。這也是新中國開發建設的第一個較大的油田。以後，在全國各方麵支援下逐步擴大勘探，到1959年，已探明含油麵積200多平方公裏。
經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新中國的石油工業克服了資金缺乏、技術水平低下、材料設備靠進口等一係列困難，有了較大的發展。1957年，全國石油產量達到145.7萬噸，其中天然油86萬噸，人造油59.7萬噸，比1949年增長了11倍多；石油職工總數增加到14.1萬人，其中石油勘探方麵的工人、幹部、技術人員有4.6萬人，比1949年增加了8倍多；技術裝備水平也有了提高，開始形成了一支石油產業大軍。天然石油勘探，結束了“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狀況，有了前進的陣地。
在這段時期，中國的石油地質理論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1951年，潘鍾祥在《略論中國石油》一文中，提出了中國石油大多生於沉積盆地之中的“盆地理論”；1953年，謝家榮在《探礦基本知識與我國地下資源發現》一書中指出：從我國大地構造角度來預測探礦方向，華北、鬆遼兩大平原下麵，都可能有石油蘊藏；1954年，李四光在《從大地構造看我國石油遠景》一文中進一步肯定，在華北與鬆遼平原摸底工作是值得進行的。隨後，李四光在向石油部機關幹部和地質技術人員作的“從大地構造看我國石油資源的勘探”的報告中，以他自己創立的地質力學研究成果為基礎，認為中國石油勘探遠景最大的區域有三個：一是青、康、滇、緬大地槽；二是阿拉善——陝北盆地；三是東北平原——華北平原。
所有上述成果，都為我國石油工業在更大範圍內布局發展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
圖序－6－2：陳雲視察玉門油田
1957年是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黨中央、國務院對發展石油工業非常重視。朱德、鄧小平、陳雲、葉劍英等中央領導人先後到第一個天然石油基地玉門油礦考察。朱德在玉門鴨兒峽油田視察時，油井噴的原油沾滿了他銀灰色中山裝的前襟，他興致勃勃地欣然賦詩：“玉門新建石油城，全國示範作典型，六億人民齊躍進，力爭上遊比光榮。”陳雲是國務院主管石油工業的副總理，他視察玉門後對康世恩說：“看了玉門我才明白，你們是埋管子大王，人家的管子是橫著埋，你們是豎著也埋。”康世恩說：“豎著埋的套管跟不上需要，因國內還不能生產。”陳雲回京後告訴外貿部部長葉季壯，今後頭一年就要把第二年石油部所需的管子訂夠，並決定撥給石油部700台大卡車，解決原油東運緊張問題。
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時，中國的石油工業雖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與國民經濟迅速發展的需要之間還存在著很大的差距。當時麵臨的主要問題是：油田分布不均衡，探明的石油資源太少，石油產量滿足不了國家的需要。當時，已經發現的油田都集中在人煙稀少、經濟落後、交通不便的西北地區，有油也很難運出來，“遠水解不了近渴”。而經濟較為發達、人口眾多、消費量大的東部地區，除東北幾個人造油廠外，沒有一個油田。全國探明的天然石油工業儲量隻有0.56億噸，實在少得可憐。1957年在全國很低的石油消費總量中，國產油隻占38%，進口油高達62%。當年為進口石油花了1.34億美元，占國家進口用匯總額的7%。特別是石油工業沒有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國民經濟各部門中唯一沒有完成“一五”計劃的單位。石油工業成為嚴重製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瓶頸”。這也使得石油係統從上到下都感到壓力很大，臉上沒有光彩。有的石油勞模說，走過天安門，頭都抬不起來，見人都矮三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