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網絡版二○○四年十二月號
1941年1月11日，在國民黨突然發動皖南事變期間，毛澤東致電新四軍軍政領導人葉挺（字希夷）、饒漱石：「希夷、小姚的領導是完全正確的，望全黨全軍服從葉、姚指揮，執行北移任務。」在此，饒被毛澤東昵稱為「小姚」。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其中有：「一九五五年三月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總結了反對野心家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重大鬥爭，增強了黨的團結。」在此，饒被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黨中央不客氣地定性為「野心家」。
從「小姚」到「野心家」，是對饒漱石一生浮沈的最精闢概括！
一、從加入共產黨到造謠黃花塘
饒漱石，曾用名梁樸、趙建生，1903年9月出生於江西省臨川縣鍾嶺鄉（現臨川市臨川區），早年入上海大學學習，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前後，饒漱石主要隨中央代表團在贛東北工作。1928年4月，他曾作為江西省委特派員到達弋陽、橫峰地區，幫助兩地建立了隸屬於贛東北特委的弋陽、橫峰兩個縣委。之後，他被派到浙江西部地區從事青年工作，曾任共青團浙江省委書記，為浙江地區青年運動的健康發展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因「饒」、「姚」諧音，加之革命工作的保密需要，中青年時期的饒漱石常常被戰友們愛稱為「小姚」。
在大革命徹底失敗後，饒漱石曾赴英、法、蘇等國留學一年左右。1929年初，饒漱石回國後到東北工作，任共青團滿洲省委書記。期間，他一度代理過中共滿洲省委書記，曾多次到哈爾濱巡視工作，並與唐巨集經等成功組織過著名的哈爾濱皮鞋廠大罷工。在代理中共滿洲省委書記期間，饒漱石領導過時任中共滿洲省委宣傳部長的劉少奇。當時，由於劉少奇年紀輕輕就參加了中共六大並當選為中央委員，是中共滿洲省委書記的熱門人選之一，這使覬覦這一位置的饒漱石深感不安。於是，他幾次向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反映劉少奇的所謂「問題」，李立三公允地說：「少奇同誌宣傳上還是很有一套的，讓他當宣傳部長總合適吧。」不久，劉少奇正式出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無法「代理」的饒漱石隻好重新做青年工作。由此，饒漱石和劉少奇之間產生隔閡。
1930－1931年，饒漱石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入獄一年。1932年初，饒漱石出獄後調回上海做工會工作，先後任上海工人聯合會主任兼黨團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傳部長兼秘書長、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執行局黨團書記。此時，劉少奇已經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修補委員，並兼任中共中央職工部部長、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和黨團書記，又是饒漱石的頂頭上司。這使饒漱石暗暗切齒，他曾對親信不滿地講過：「劉少奇就是跟我過不去，我搞青年運動，他要摻乎；我改搞工會運動，他又來牽頭。」
很顯然，饒漱石已經視劉少奇為自己通過「工會道路」實現個人政治野心的絆腳石。於是，心懷不滿的饒漱石多次向當時負責中央特科工作、擔任中央組織部長的康生打「小報告」：「劉少奇是個可疑份子。1929年8月10日，滿洲省委組織奉天紗廠工人舉行罷工。由於混入奸細，滿洲省委機關遭到破壞。劉少奇等省委負責人也被拘留，但他入獄不到兩個月就被釋放，其他同誌卻莫名其妙地遭到處決。當時，很多同誌都懷疑劉少奇同敵人作了一筆交易。當然，這有待查證。」由上述捕風捉影的「小報告」中可見，饒漱石惡劣的政治品質已經開始進一步發展。
1933年，饒漱石調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華北辦事處主任等職，為華北地區的工會工作作出過一定貢獻。1935年8月，他被派赴蘇聯學習，期間曾出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1936年起，他又先後被派到美國、法國從事國際統戰工作，分別參與創辦（或主編）《先鋒報》、《救國時報》、《華僑日報》等工作，大力宣傳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為民族抗戰貢獻了一份力量。
1939年11月，饒漱石回國後轉到新四軍內工作，任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書記為新四軍政委項英）。初到新四軍中的時候，對於戰爭和根據地工作全無經驗，加上與根據地部隊和地方幹部全無聯係，初來乍到就擔負起主要領導責任的饒漱石當時的確深感責任重大，力不勝任。當時，項英及若幹同誌曾譏笑饒為外國回來的「洋學生」，致使饒「常常產生自卑心理」。因此，他在對待日常工作問題和處理同誌間普遍關係問題上，特別兢兢業業、謙虛謹慎。對於個人的生活作風，他更特別注意克己，甚至發展到「謹小慎微」的程度。無疑，他這樣做是想從這些方麵來取得同誌們的好感，以掩蓋自己能力與職責不能勝任的矛盾。後來，他在檢討材料中坦承：「我的這種態度，雖然主要是想給同誌們好的印象，以便於工作，但同時也包含著個人主義的因素。因此，後來的事實證明，盡管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問題上「謹小慎微」和遵守黨的組織原則，而在若幹大的問題上，卻違反了黨的組織原則和犯了原則性的錯誤。」
由於項英對中央和毛澤東不滿，葉挺是黨外人士，所以毛澤東對饒漱石甚為重視，親切地稱他為「小姚」，讓其和葉、項共同負責華東方麵的軍政事宜──如1940年9月6日，毛澤東在致八路軍、新四軍領導人的《關於調查地主資產階級和國民黨軍官的通知》中越過項英，直接要求饒：「小姚負責調查江西、浙江、安徽、江蘇四省及上海。……小姚的材料限於12月1日以前託人帶交恩來帶來延安，供七大用。」
在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任內，饒漱石遇到的最大考驗是皖南事變。
1941年1月9日，在皖南事變已經發動、新四軍政委項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國平擅自離隊的情況下，饒漱石、葉挺領銜以東南局名義向中央發出兩封電報，一封電報痛陳敵情：「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戰況激烈，請向國民黨嚴重交涉。」另一封電報則要求臨機處置，以饒漱石代替項英：「項英、袁國平等在緊急關頭已離開部隊，提議中央明令撤項職，並令小姚在政治上負責，葉在軍事上負責，以挽危局。」11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致電葉饒，充分肯定了他們的臨機處置方案：「希夷小姚的領導是完全正確的，望全黨全軍服從葉、姚指揮，執行北移任務。」12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又連續發來類似上述內容的電報。
但是，饒漱石正式取代項英後仍感不滿足。14日，當他得知新四軍政委兼東南局書記項英、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已經遇害的噩耗後，卻執意要求葉挺下山同國民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談判，他後來承認：這是「借國民黨之手再搞掉葉挺，自己就可以成為新四軍唯一的領導者。」結果，事情的發展正中饒漱石下懷：因項英、袁國平遇害，葉挺被扣，他一下子身兼數職──中共中央東南局代書記、新四軍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41年1月19日，中共中央電示突圍出來的新四軍餘部：「蔣介石宣布新四軍為叛逆，似有與我黨破裂決心。我們決定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採取必要步驟。」1月20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軍長，劉少奇為政委，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由於鄧子恢長期在安徽工作，饒漱石正式代理政治部主任。5月20日，根據中共中央決定，中共中央東南局與中共中央中原局合並，正式成立中共中央華中局，同時成立華中軍分會，劉少奇擔任華中局書記兼華中軍分會書記，饒漱石擔任華中局副書記兼軍分會常委，劉又是饒的上級。為此，饒漱石曾在一些幹部中散布不滿說：「我這一輩子算倒了血黴了，總也擺脫不了劉少奇的陰影。」後來，當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前往華中地區檢查工作時，「一貫作風正派」的饒漱石又向他打小報告：「新四軍消滅了韓德勤頑固派、解放了一些大縣城之後，劉少奇就輕敵了，他在城裏大辦黨校、魯藝、抗大等，就是不抓備戰。當日寇由七路進攻增加到九路時，劉少奇嚇得丟下軍隊，逃到安徽去了，隻留下陳毅去指揮作戰。……劉少奇的地主資產階級腐朽化生活早已引起了同誌們的極大不滿，他每天吃特灶，不管誰給他送禮他都敢要，家裏藏滿了罐頭、乾魚、烤香腸之類的東西。聽說延安生活極端艱苦，但在我們這裏他就像在天堂上一樣，不僅對同誌們沒有感情，就是對他的老婆也是又打又罵。總之，劉少奇是小人！小人！」
和饒漱石的小肚雞腸相比，劉少奇的心胸寬廣得多，他實事求是地對周恩來指出饒的長處：「饒漱石不錯啊，很聰明，很能幹，是個年輕的政治家。建議中央很好地重用他！」
1942年3月，饒漱石接替因工作需要調回中央的劉少奇，代理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臨行前，劉少奇特地召集華中局、軍分會的幾位領導當麵交待：「華中局、新四軍的工作應以陳毅同誌為領導中心，他領導工作有經驗，軍隊工作搞了很久。華中局書記和政治委員由饒漱石代理，實際工作還是要依靠陳毅同誌。」對此，饒漱石深為不滿，對劉少奇的積怨進一步加深。
1943年1月10日，為粉碎日軍的「掃蕩」，代軍長陳毅、代政委饒漱石率新四軍軍部和華中局機關由江蘇鹽城遷至安徽盱眙（今屬江蘇）黃花塘，使這裏成為華中抗日的指揮中心。同年10月16日，饒漱石借整風之機，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幹部批鬥陳毅，並私下以新四軍軍部名義致電延安，羅列出陳毅的「十大錯誤」，說陳毅「一貫反對毛澤東同誌」、「反對政治委員製」等，要求中央另派幹部來接替陳毅的工作，史稱「黃花塘事件」。
然而，毛澤東是了解和相信陳毅的。為此，他電示華中局、軍分會和饒漱石本人：「無論在內戰時期與抗戰時期，陳毅同誌都是有功勞的，未犯路線錯誤的。如有同誌對以上兩點不明了時，請漱石同誌加以解釋。」不久，毛澤東調陳毅到延安參加中共七大，藉以調解陳饒之間的矛盾。在延安，毛澤東曾秘誡陳毅：「凡事忍耐，忍耐最難，但作為一個政治家，必須練習忍耐。」由於毛澤東的幹預，「黃花塘事件」沒有公開化，但它卻像一個噩夢一直纏繞著陳毅。
「高饒反黨聯盟」事發後，饒漱石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的書麵檢討中給了陳毅一個交待：
1943年我與陳毅同誌在華東敵後共事時曾一度關係搞得不好，當時我對這個問題的處理是有嚴重錯誤的。這個問題的發生，首先雖然是由於我對陳毅同誌不熟悉，主要還由於我對客觀情況估計不足。因為那時我們是處在敵後遊擊戰爭的嚴重環境中，堅持敵後遊擊戰爭和擴大敵後根據地是黨和人民最高利益之所在。陳毅同誌具有豐富的革命戰爭經驗，且與華東部隊及各方麵的幹部都有密切的聯係，而我則初到解放區不久，既無革命戰爭經驗，在人事和工作上又都很生疏。所以，當我和陳毅同誌在一起工作時，如果自己能清醒地估計到上述情況，並嚴格的從當時戰爭利益出發來考慮問題，那麽我就應當採取一切可能的辦法來保證我和陳毅同誌團結共事；即在雙方關係已經發生問題之後，我也應當主動地向陳毅同誌把問題說清楚，以求得繼續和他團結共事；甚至在陳毅同誌已經到了延安之後，我還可以而且應當採取各種辦法來爭取和歡迎他返回華東工作。可是，我在當時恰恰沒有這樣做，反以為陳毅同誌在中央能把他自己的問題搞清楚為好，致使陳毅同誌終於離開了華東，使華東工作受了損失。這是應當由我負責的。
二、從新四軍政委到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
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饒漱石當選為中央委員。同年8月，他正式擔任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位居方麵，和八路軍領導人朱德、彭德懷、新四軍軍長陳毅相提並論。
1946年1月7日，遵照黨中央的指示，新四軍軍部兼山東軍區領導機關，新四軍軍長陳毅兼山東軍區司令員，政委饒漱石兼山東軍區政委，山東軍區轄濱海、魯中、魯南、膠東、渤海等五個二級軍區，總兵力約20萬人。根據「黨指揮槍」的原則，饒漱石成為這支部隊的最高當家人。同年春，作為北平軍調部中共代表，饒漱石在伍修權等陪同下，和美國代表白魯德、國民黨代表趙家驤等飛往裳簦?斡牘?捕?蓖Ｕ降鞔Α５筆保?揖?姑揮惺敵芯?沃疲??沆隊牘?竦塵?醬?斫?釁降裙ぷ鰨?揖?勺じ韉卮?肀渙偈筆謨杈?危轟裳舸?砣氖???薪??????遝騾伲ńü?笪??蠼??唬?⒈鞠??硇砉獯錚ńü?笪??蠼??唬?⒈逼醬?硭問甭鄭ńü?笪?轄??⑺鈉醬?砉㈧?ńü?笪?轄??⑿溜荽?砦す?澹ńü?笪?轄?┑熱私霰皇謨梟俳??巍Ｓ紗絲杉??氖??筆痹諼業場⑽揖?牡匚皇欠淺Ｖ?叩模?鞘綮對?б患兜娜宋铩Ｆ詡洌??嗾矯瀾??恚?峋齪次懶宋業場⑽揖??媯?檔貿菩懟２還??詡淙氖??團碚娣⑸??揮淇臁Ｓ盟?約旱幕八擔?褪恰肝矣肽承┩?舅湮捶⑸???常??舜斯叵狄膊徽?！！褂伸抖災鞽種泄倉醒攵?本止ぷ韉呐碚媧?磯?蔽侍庥幸餳???詿遊春團碚婷嫣腹?那榭魷攏?啻臥諂淥??久媲疤鈣稹Ｔ謁?團碚嬤苯詠喲ナ保?蒼??硐殖齠耘淼牟蛔鷸兀?踔料蚺矸⒐?⑵??BR>
1946年6月，全麵內戰爆發後，山東軍區所部組成山東野戰軍，饒漱石擔任政委，和司令員陳毅一道率部禦敵。1947年春，山東、華中我軍進行了統一整編，撤銷山東軍區、山東野戰軍和華中軍區、華中野戰軍（司令員張鼎丞、副司令員粟裕），共同組成華東野戰軍和華東軍區：華東野戰軍由陳毅任司令員兼政委；華東軍區由陳毅任司令員，饒漱石為政委，轄魯南、魯中、膠東、渤海、蘇北、蘇中等六個軍區及濱海分區和東江縱隊，共約36萬餘人。由山東軍區政委到華東軍區政委，饒漱石在我黨、我軍的地位進一步上升。1948年，饒漱石又出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同時兼華東軍區政委），他在華東地區的影響、分量日益加重。
與此同時，饒漱石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也日益上升，如1948年8月22日，毛澤東在致東北局關於《執行報告製度的重要性》的電報中就有這樣的話：「中央現已起草了一個關於具體規定報告製度的決議，待饒、鄧（小平）、賀（龍）、徐（向前）、薄（一波）、聶（榮臻）諸同誌到齊共同討論後，即可發給你們及各地。」
由此可見，毛澤東曾經把饒視為可以與之「共同討論」的中央決策人之一。饒也不負毛澤東重望，在淮海戰役中，他堅決貫徹毛澤東「政治工作準備，力求比較完備周到」的電示，開展了生動有效的戰時政治工作。渡江戰役前夕，饒和劉曉（時任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與上海產業界民主人士共商上海經濟問題，並研究平、津兩市經驗，為穩定新上海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但是，在戰事頻繁之際，饒打擊異己的政治手腕絲毫沒有放下。
1947年底，內線作戰剛結束，饒主持了華東局土地改革會議，錯誤地批判「自己看不中」的山東黨政領導人黎玉、林浩犯了所謂土改中的「富農路線」錯誤，致使二人長期受到不公正待遇。
此外，饒的個人主義、地方主義傾向也有所發展。後來，他自供：「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財力和幹部的調配上，我往往從華東本身考慮得多，而對中央和其他地區的困難和需要考慮得少。因此，當時我曾經在中央所召開的會議上，對薄一波同誌和楊立三同誌提出過批評。現在檢查起來，那些批評是有錯誤的；特別有一次我曾對周恩來同誌發脾氣，更是一種嚴重的錯誤行為。這嚴重地反映了我是如何過分地強調局部利益，而當它和整體利益發生矛盾時，我又是如何地意氣用事。又如：我在華東工作時，對中央各部門和他們派到華東來指導工作的同誌，尊重和支援不夠，因而有時使他們在指導和處理華東工作上發生某些困難和顧慮。這是我的地方主義和分散主義傾向的表現。」
平心而論，在整個民主革命時期，饒漱石雖有諸多不是，但他也的確為黨和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這是應當公允指出的。
建國後，饒漱石先後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並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兼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
需要指出的是，在當選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過程中，饒漱石玩弄了政治手段。按當時慣例，各大區軍政委員會主席是由各大軍區司令員兼任的。為此，毛澤東曾兩次提議由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但陳毅覺得自己已經兼任上海市市長一職，就謙讓說「讓漱石同誌挑起這個重擔吧」。於是，毛澤東指示華東局進行研究，饒漱石知曉後對陳毅說：「你既然那麽忙，我就挑起這個擔子吧！」結果，他根本沒有把事情提到華東局會議上討論，就用華東局名義報呈中央：鑒於陳毅同誌已身兼數職，建議中央任命饒漱石同誌為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結果，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四次會議，會上通過了任命饒漱石、高崗、林彪、彭德懷、劉伯承分別為華東、東北、中南、西北、西南五大區主席的決議，饒如願以償。這樣，饒漱石既是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又身兼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軍區政委，就顯得比其他大區主席要風光些。由於陳毅落選，外界紛紛揣測，謠言四起。對此，饒自己也是心虛的，他後來承認：
在計較個人地位方麵，尤其嚴重地暴露了我的個人主義。這種個人主義甚至發展到野心家的程度。例如：在1949年，我對由誰來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這樣一個重大的問題，不是等候中央的決定，而是採取了由華東局建議由我來擔任的方式。當我見到毛主席時，毛主席曾告訴我，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一職，本擬以陳毅同誌擔任。可是我在聽了毛主席這話之後，除了僅僅以虛偽的態度要求改變由我來擔任的意見外，並未作任何誠懇的堅決的表示。因此，最後中央還是決定由我擔任了。俟各大區軍政委員會主席名單同時公布後，黨內外發現除華東外，其他各大區軍政委員會主席之職，均由軍區司令員兼任，曾引起猜測和造成不良影響。
在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任內，饒漱石還是兢兢業業的，並曾多次得到毛澤東肯定。1950年4月28日，毛澤東在致饒漱石、鄧子恢（當時任中南局第三書記）、鄧小平（當時任西南局第一書記）、彭德懷（當時任西北局第一書記）《關於春耕、土改和幹部整訓工作的意見》的電報中曾指出：「華東局已經準備了為著土改目的而使用的七萬二千個幹部，並準備於土地法令公布後的幾個月內加以集中整訓及學習土改，中南局及西北局關於此項幹部的準備情況如何？……整訓幹部已經成了極端迫切的任務……你們對於此項整訓工作是否正在籌劃，有無關於整幹的計劃（步驟）及指示。」在此，毛澤東點名表揚了饒領導的華東，並實際上對負責中南、西北工作的鄧子恢、彭德懷提出了批評。
出於對饒的關心，中央和毛澤東曾讓饒到北京休養過一段時間。可是，生性多疑的饒卻無端揣測中央讓他去京休養是「調虎離山」。為此，他曾專門深夜造訪毛澤東，無話找話說，想從毛澤東的口風中試探出中央對自己的態度。
三、從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到「閉門思過，不作他想」
1953年初，饒漱石被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隨著地位的上升，他更加洋洋自得起來，曾在一些同事中大放厥詞：「我在中央的資格，當副總理綽綽有餘。想當初，劉少奇也曾在我的領導之下呢。」
利用饒漱石對劉少奇的長期不滿，1952年底調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的黨內野心家高崗趁機拉攏他，企圖聯合起來推倒劉少奇、周恩來，共同奪取黨中央大權。為此，高崗曾不止一次地建議毛澤東重用饒：「饒漱石是我們黨內第一流的政治家，蘇聯的朋友們對他的印象最好，長得也有氣派，代表國家出去保榫丟不了人。」
對於高崗的美言，饒漱石也投桃報李，加緊「倒劉」活動。他一調任中央組織部長後，就馬上推薦高崗欣賞的東北局組織部長郭鋒（這也是郭日後挨批的原因之一）擔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秘密指示郭：盡快查閱劉少奇、周恩來及「劉、周的親信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檔案，以便從中找出「問題」來。結果，他們真的從數以萬計的檔案中找到了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問題」：1936年8月30日的《華北日報》（國民黨華北當局主辦）上麵刊有安子文化名「徐子文」、薄一波化名「張永璞」的《徐子文反共啟事》──「餘等幸蒙政府寬大為懷，不咎既往，準予反省自新，現已誠心悔悟，願在政府領導之下堅決反共，做一忠實國民，以後不參加共產組織及任何反動行為，並望有為青年俟後莫再受其煽惑。」
高崗、饒漱石看後，如獲至寶地說：「哼！這樣的人，劉少奇都敢用！對付右傾機會主義，我們要善於選擇他們的薄弱點展開反攻。現在，我們要把這些材料報給毛主席。」由於中央對於此事已經知情，它是當時對敵鬥爭的需要，所以高、饒的這一「石頭」沒有能激起甚麽波瀾。
1953年6月中旬，全國財經工作會議召開，高崗、饒漱石利用毛澤東批評薄一波主持的財經工作中存在錯誤的機會，大肆攻擊薄一波，企圖間接達到打擊劉少奇、周恩來威信的目的。在會上，作為組織部長的饒漱石聲色俱厲、無中生有地指責說：「財政部不講政治，沒有政治，有財無政！薄一波作為財政部長，簡直是一霸，是財霸！薄一波這次犯錯誤，我認為決不隻是個工作方法問題，經驗不足問題，而是思想品質問題，作風和路線問題。他幾次採取不光明正大的手段，打擊別人，抬高自己，投機取巧。這個，我是有證據的，我有充分的證據。」結果，高崗、饒漱石「明反薄（一波），實反劉（少奇）」的目的部分達到，劉少奇、鄧小平、薄一波等紛紛作檢討，並在8月12日的懷仁堂會議上受到毛澤東的點名批評：「在這次會議上，少奇同誌說有那麽一點錯誤，小平同誌也說有那麽一點錯誤。無論任何人，犯了錯誤部要檢討，都要受黨的監督，受各級黨委的領導，這是完成黨的任務的主要條件。」
初嚐政治鬥爭甜頭的高饒決定：趁勝出擊，拱倒劉少奇。這時，饒漱石把目標對準了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長期在劉少奇領導下工作的安子文。自從進入中央組織部後，饒便把安子文視為對自己的威脅，這種戒心使二人的關係很快鬧僵並發展為激烈爭吵。作為中央組織部長，饒在處理和安子文的工作關係上沒有表現出任何組織紀律性，誠如他自己後來所披露的：「在爭吵發生之前，我既未向中央報告和請示，爭吵發生之後，我又自行其是，不尊重劉少奇同誌的意見，未遵照他的指示及時停止這場爭吵。結果，不僅造成中央組織部工作上的損失，而且使劉少奇同誌在處理這個問題時發生了困難。在我認識錯誤以前，我甚至向劉少奇同誌本人和在私下向個別同誌表示過對劉少奇同誌的不滿。這是嚴重的無組織無紀律的行為。」
1953年9月－10月，在劉少奇所主持的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期間，饒漱石目無領導、目無組織的錯誤受到批評，他對自己的錯誤也有所檢討。但是，從後來發生的事情來看，他當時的檢討顯然是為了蒙混過關，應付組織。事實上，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期間，饒在某些問題上確實有對黨、對同誌不老實的地方。當安子文提議讓李楚離、龔子榮二人參加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領導小組時，饒認為他們可以不必參加。根據饒的意見，劉少奇在審批會議領導小組名單時沒有把李、龔二人加進去。但是，當安子文在中央組織部的正副部長接頭會上說明這一點時，饒反怪安子文說話不擇場合，並極力否認這一點，說他自己也讚成李、龔二人參加領導小組。同時，他反把事情推到劉少奇身上，說「名單是劉少奇同誌宣布和批準的」。顯然，這是一種很不老實的政治投機。更惡劣的是，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期間，高崗、饒漱石利用安子文私擬政治局委員名單一事大做文章，把名單散發給所有與會代表並擴散到南方各地，饒後來交代：其目的是「明鬥安（子文），實反劉（少奇）」。會上，安子文受到警告處分，高、饒陰謀又告得逞。
1953年底，毛澤東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饒漱石活動得更加厲害，高親自到華東、中南等地挑撥離間，捏造所謂「兩黨論」、「軍黨論」，把黨分成「根據地和軍隊的黨」、「白區的黨」兩部分，胡說「黨是軍隊創造的」，並以「根據地和軍隊的黨」的代表自居，企圖改組黨的領導，由他任黨中央副主席或總書記並兼任政務院總理，饒漱石任政務院副總理。
高崗、饒漱石分裂黨的活動，逐漸引起毛澤東的關注，他後來回憶說：「中央也是到了一九五三年才發現他們的反黨陰謀。經過財經會議、組織會議，以及財經會議以前的種種問題，看到他們不正常。……對這個陰謀、陰謀家、陰謀集團，我們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發現的。」在同羅瑞卿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風趣地談到「政治感冒」問題，意味深長地說：「睡覺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睡在床上，一種是睡在鼓裏。若不是其他同誌向我反映高、饒的問題，我還蒙在鼓裏哩！」
於是，毛澤東決定召開黨的七屆四中全會，解決高、饒問題。在此之前，他向高、饒發出過警告並分別向黨內一些高級幹部打了招呼。
1953年8月12日，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閉幕當天的講話中，毛澤東弦外有音地指出：「有意見請提，破壞黨的團結是最沒有臉的。」可惜，也許是利令智昏，高、饒沒能理會毛的警告之意。
1953年12月，毛澤東兩次約到北京參加全國軍事係統高幹會議的陳毅談話。第一次，毛澤東向陳毅詢問他所瞭解的饒漱石情況。陳毅不明所以，按一般情況下盡量說同級幹部優點的習慣說了幾句，毛澤東聽後反應冷漠。陳毅感到困惑，出來後向一位中央機關負責人談起，對方提醒他：「主席問你，是要聽你說真實情況。」陳毅馬上折回去，把他在上海所接觸到的饒漱石言行向毛澤東和盤托出。毛澤東這才滿意，並且把已經掌握了的高、饒不正常活動的情況告訴了陳毅。幾天後，毛澤東第二次約見陳毅，專門談了饒漱石的問題，其中主要是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的任命問題。談話中，毛澤東感慨地對陳毅說：「你推讓是不對的，謙遜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好的。對野心家就不讓，讓給他會使黨受損失。」最後，毛澤東告誡陳毅：「不要傷風，不要失去靈敏的嗅覺，要警惕非法活動。」
1953年12月26日晚，毛澤東在去杭州路過上海作短暫停留時，向前來迎接的譚震林、張鼎丞、粟裕三位華東負責同誌說了饒漱石的問題。這時，中央已決定調張鼎丞到中央組織部任第一副部長。在談話中，毛澤東特別告誡張：「對黨對人民忠誠老實，這是很好的。對陰謀家、野心家可不能老實呀！對陰謀家、野心家老實是要上當的。」顯然，他要張鼎丞在中央組織部裏全力牽製饒漱石的非組織活動。
1954年1月中旬，劉少奇主持起草完《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後，由楊尚昆送往杭州。毛澤東約請同他一起起草《憲法》的胡喬木等同誌共同研究修改，並且提議：「此決議宜召開一次中央全會通過，以示慎重。」同時，毛澤東強調指出：「通過團結決議應盡可能做到隻作正麵說明，不對任何同誌展開批評。」18日，毛澤東又向黨中央建議：在七屆四中全會前先把《決議（草案）》用電報發給參加會議的同誌，要他們準備意見；同時也徵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委的意見並通知駐蘇大使張聞天到會。1月22日，毛澤東電告劉少奇，重申：「關於四中全會開會的方針，除文件表示者外，任何同誌的自我批評均表示歡迎，但應盡量避免對任何同誌展開批評，以便等候犯錯誤同誌的覺悟。」
總之，在高、饒問題上，毛澤東一開始是主張寬大處理的。期間，據說毛澤東曾托人告訴饒：「閉門思過，不作他想。」
四、從「高饒反黨聯盟」成員到「不可救藥的人」
1954年2月5日，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五人找饒漱石談話，正式點出了他和高崗的問題。2月6日至10日，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本著毛澤東兩次建議的精神召開，一致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同時，會議還批準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籌備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決定，高、饒問題被移到會後另行處理。會上，饒漱石在題為《關於我的錯誤的自我檢討》中承認自己在「黃花塘事件」及與安子文爭吵問題上的錯誤，清點了自己犯錯誤的根源，並要求嚴肅處理：
在黨的團結方麵，我曾經不止一次地犯過錯誤。現在回想起來，我和黨內不少同誌都發生過爭吵和彼此關係搞得不好。發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在我這方麵來說，有些是由於個人主義的感情用事，有些是由於思想方法的錯誤。……總起來說，我所犯的錯誤是極端嚴重的。這種錯誤的性質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在個別問題上甚至發展到野心家的程度。在另外的個別問題上，對黨對同誌採取不老實的態度，和對個別同誌懷有宗派主義的成見。
以上這些錯誤，說明了我對於黨的團結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認識不足，對於集體領導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認識不足，對於鞏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認識不足；同時它又說明了，我由於工作中的若幹成績和黨中央對我的信任而沖昏了頭腦，滋長了極端危險的驕傲情緒，誇大了個人作用，強調了個人威信，忘記了共產黨員所必須具有的謙虛態度和自我批評精神，甚至發展到嚴重的自以為是，不服從領導，不受黨的紀律約束，不按黨的章程辦事，終於墮落到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泥坑裏。
現在，我已開始認識到自己所犯錯誤的嚴重性及其對黨的危害性。因此，今天我有決心向全黨徹底揭發我的錯誤，並向全會保證在今後的工作和行動中徹底改正我的錯誤。我所作的檢討還是不深刻的。我要求大家對我嚴格進行批評，並要求中央給我以嚴格的處分。
七屆四中全會結束後，從2月15日至2月25日，基本上每天用半天時間，由周恩來主持召開高崗問題座談會，由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召開饒漱石問題座談會，聽取與會者對高、饒問題的揭發和批評，並就一些重要問題核對事實，也聽取高、饒本人的申辯和檢討。這兩個座談會逐日的記錄，都在會後送到楊尚昆處。經過匯總，楊尚昆再向毛澤東和其他中央主要領導同誌通報。其間，高崗觸電自殺未遂，使座談會中斷過一天。座談會結束後，根據中央的決定，高崗、饒漱石停職反省，分別在家裏寫書麵檢查。
饒漱石花了半年時間，字斟句酌地寫出一份兩萬多字的書麵檢查，主要交代了四個問題上的「錯誤」：
1、黃花塘事件──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幹部批鬥、擠走陳毅，獨攬大權；
2、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問題──在陳謙讓時，玩弄手段取而代之；
3、在京休養期間半夜打擾毛主席問題──承認當時他患得患失，無端懷疑中央不信任自己，認為讓他來京休養是「調虎離山」，想從毛主席口中試探中央對他的態度；
4、在中組部工作和召開全國組織會議期間所犯的錯誤──承認當時自己「明鬥安（子文），實反劉（少奇）」，與高崗的反黨活動作了配合。
在檢查的結尾處，饒漱石承認自己個人主義極端嚴重，自扣了八頂「帽子」：
（1）利用弱點，小題大作，打擊別人，抬高自己；
（2）造謠挑撥，上欺下瞞，當麵扯謊，矢口抵賴；
（3）運用資產階級的權術到黨內鬥爭中來；
（4）宗派主義；
（5）一切從個人出發，個人利益高於一切；
（6）處心積慮，文過飾非，吹噓自己，沽名釣譽；
（7）地方主義，分散主義；
（8）驕傲自滿，缺乏自我批評精神。
做完書麵檢查後，饒漱石就無所事事，靜候處理。除偶爾去附近的景山公園散散步外，他幾乎足不出戶。
麵對高饒的迅速蛻變，曾和饒漱石長期共事的陳毅感觸頗深，他在1954年寫下了《手莫伸》一詩，意味深長地警戒自己，激勵世人，詩曰：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黨與人民在監督，萬目睽睽難逃脫。……九牛一毫莫自誇，驕傲自滿必翻車。曆覽古今多少事，成由謙遜敗由奢。
怎麽處理高饒呢？
高崗自殺前，毛澤東曾表示過，打算在高作出檢討後，安排他回延安當幾年地委書記，給他以改過的機會。對於饒漱石，他本人雖要求「嚴格的處分」，但當時黨中央和毛澤東隻打算撤銷其中央委員和中央組織部部長職務，保留黨籍。
1954年底前後，國際共運中出現了蘇共與南共和解、赫魯雪夫為鐵托恢複名譽的新情況。這一消息在我國見報後，饒漱石突然一反其沈默寡言的常態，先後向自己的秘書陳麒章等人大發牢騷，矢口否認自己曾經勾結高崗進行反黨活動，聲稱他那份書麵檢查是被迫而言的違心話，進而說他這次「挨整」是陳毅蓄意挑起的打擊報複，並一再表示要向黨中央申訴冤屈。麵對饒的這種反常表現，陳麒章等人如實向中央辦公廳寫了書麵彙報。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全國黨代表會議如期召開，陳麒章等人的書麵彙報由會議秘書處印發給全體代表，作為討論高、饒問題的參考資料。饒的翻案行為，使毛澤東及與會代表義憤填膺，這是饒徹底埋葬自己的誘因之一。
在會議期間，有文件揭發：饒漱石分管華東暨上海市公安工作期間，縱容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揚帆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護了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達3，300多人」。與會代表們看過揭發材料後，更加群情激憤，認為饒的問題已經超出犯錯誤範圍，而是對黨和人民的犯罪。進而，代表們對饒的政治曆史提出了疑問，認為皖南事變中饒的脫險可能不是如他所說的「派警衛員下山收買敵連長成功」，而是被俘變節後被派返的。揚帆「問題」的出現，是饒漱石政治命運走向徹底完結的又一重要誘因。
結果，與會代表在認真討論鄧小平代表中央所作的《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後，一致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決議中，對饒漱石的組織處理，在原來預計的「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基礎上，又加上了「永遠開除黨籍」。為防止高饒事件重演，會議又通過了《關於成立黨的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的決議》，選出了以董必武為書記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和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
在會議結論中，毛澤東說到高、饒問題時，進一步認為：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不隻是高、饒兩個人的聯盟，而是高崗反黨集團和饒漱石反黨集團（在饒的反黨集團裏點到了揚帆和時任山東分局第二書記的向明）的聯盟。
對於有些同誌對「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及「高崗、饒漱石兩個反黨集團」存有疑慮，毛澤東在會議結論中特地作了解說：
有的同誌說，沒有看到文件，他們是聯盟總得有一個協定，協定要有文字。文字協定那的確是沒有，找不到。我們說，高崗、饒漱石是有一個聯盟的。這是從一些甚麽地方看出來的呢？一、是從財經會議期間高崗、饒漱石的共同活動看出來的。二、是從組織會議期間饒漱石……進行反黨活動看出來的。三、是從饒漱石的話裏看出來的。……四、是從高崗、饒漱石到處散布安子文私擬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名單這件事看出來的。在這件事上，安子文是受了警告處分的。高崗、饒漱石等人把這個名單散布給所有參加組織會議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到處這麽散布，居心何在？五、是從高崗兩次向我表示保護饒漱石，饒漱石則到最後還要保護高崗這件事看出來的。高崗說饒漱石現在不得了了，要我來解圍。我說，你為甚麽代表饒漱石說話？我在北京，饒漱石也在北京，他為甚麽要你代表，不直接來找我呢？在西藏還可以打電報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腳嘛。……饒漱石直到最後還要保護高崗，他要給高崗申冤。……從上麵這許多事看來，他們是有一個反黨聯盟的，不是兩個互不相關的獨立國和單幹戶。
至於說，因為沒有明文協定，有的同誌就發生疑問，說恐怕不是聯盟吧。這是把陰謀分子組成的反黨聯盟同一般公開的正式的政治聯盟和經濟聯盟等同起來了，看作一樣的事情了。他們是搞陰謀嘛！搞陰謀，還要訂個文字協定嗎？如果說，沒有文字協定就不是聯盟，那末高崗、饒漱石兩個反黨集團內部怎麽辦呢？……饒漱石跟向明、揚帆之間，也沒有看見他們的條約嘛！所以，說沒有明文協定就不能認為是聯盟，這種意見是不對的。
毛澤東的即席解說，一言九鼎，使「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及「高崗、饒漱石兩個反黨集團」成為定論。
1955年4月1日，隨著揚帆「問題」被定性為反革命，經毛澤東「拍板」，饒漱石又以反革命罪被公安部立案逮捕。
1955年4月2日，為向黨表明心跡，分管上海市公安局工作、同饒漱石有過密切工作聯係的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向出席黨代表會議的上海代表團團長陳毅報告了自己與饒漱石的工作交往情況，並請陳將彙報材料轉呈中央。在彙報材料中，潘還向黨傾訴了自己的一塊心病：1943年夏天，他從新四軍淮南根據地出發，奉饒漱石之命赴上海對漢奸李士群進行統戰工作時，李藉故強拉他去見了汪精衛，這件事他怕組織誤解一直沒有向上級報告過。毛澤東閱過材料後，大為震怒，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4月3日，毛澤東又責成公安部立即逮捕潘漢年。由於潘漢年「問題」直接同饒漱石糾纏在一起，因此毛澤東認定：「我感覺，饒漱石的罪惡，可能不比高崗小一些。」
於是，1955年4月4日，入獄僅三天的饒漱石又成為了「饒（漱石）、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案」首犯。
1955年10月11日，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在結論中談到「關於思想鬥爭」時指出：「不可救藥的人總是很少的，比如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饒漱石」。
1956年4月5日，中共中央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中向社會主義陣營指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一九五三年，我們黨內又出現了高崗，饒漱石的反黨聯盟。這個反黨聯盟代表國內外的反動勢力，而以危險革命事業為目的，如果不是黨中央發覺得早，及時地擊破子這個反黨聯盟的話，黨和革命事業的損失將會是不堪設想的。」
由於被黨中央、毛澤東歸入「不可救藥的人」、「反動勢力」之列，饒漱石的政治生命已經完全終結。不過，饒漱石問題雖被定性為反革命，但黨中央、毛澤東還是給了他生路。
對此，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談到「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時作了解釋：
甚麽樣的人不殺呢？胡風、潘漢年、饒漱石這樣的人不殺，連被俘的戰犯宣統皇帝、康澤這樣的人也不殺。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這樣的人殺了一個，第二個第三個就要來比，許多人頭就要落地。……反革命是廢物，是害蟲，可是抓到手以後，卻可以讓他們給人民辦點事情。
在毛澤東看來，饒漱石等人是活的反麵教材，可以起到警世作用。1956年8月30日，他在做《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講話時說：「壞事也算一種經驗，也有很大的作用。我們就有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這些人，他們是我們的教員。」
雖然不殺饒漱石等人，但毛澤東是堅決反對饒漱石等人政治上複活的。
1956年11月15日，他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談到「上層建築也可能出問題」時就曾提醒全黨：「比如說，像我們這樣的人，可能犯錯誤，結果鬥不贏，被別人推下去……把饒漱石抬出來。」
十年內亂中，高饒事件更成為黨的曆史上「十次路線鬥爭」之一臭名遠揚，「高饒」成為「反革命」的代名詞。
……
1965年，已經服刑10年的饒漱石因倍受精神煎熬在獄中患了精神分裂症。考慮到饒過去的革命曆史，經公安部報請黨中央、毛澤東批準後，決定對其予以假釋。不久，饒漱石被安排到一個農場養起來，並配備了服務員、廚師各一人，每月發給基本生活費200元，直到1975年3月2日饒病逝。
五、尾聲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根據「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方針，甄別平反了一大批建國以來曾經震動全國的冤假錯案。「高、饒反黨聯盟」和同它有牽連的「饒漱石反黨集團」、「饒、潘、揚反革命集團案」能否站得住？要不要覆查？自然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1978年底，陳雲剛兼任重建的中紀委第一書記，就向中央建議覆查潘漢年「問題」。經過反覆查檔，最終核實：解放前，潘漢年利用李士群打入日偽內部等情節，是奉中央有關指示，並非潘自行其是。而且，當時中央對潘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不久，中央又查實：揚帆「問題」係江青插手捏造的，旨在掩蓋她過去在上海的不光彩曆史。1983年8月，隨著潘漢年、揚帆冤案的雙雙平反，「饒、潘、揚反革命集團案」被證明是錯案。這樣，饒漱石的「首犯」帽子自然應當摘去。相應地，隨著向明也被平反和重新起用，「饒漱石反黨集團」也被證明是站不住腳的。
那麽，「高、饒反黨聯盟」是否也搞錯了呢？
1980年春，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醞釀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之時，「高、饒反黨聯盟」問題正式被重新提出來研究和討論。3月19日，鄧小平和《決議》起草小組成員談到高饒事件時，明確表示：
過去常說十次路線鬥爭，現在應該怎麽看？……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至於是不是叫路線鬥爭，還可以研究。這個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澤東同誌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援，才敢於放手這麽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同誌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誌。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誌在黨內的地位是曆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麵講，劉少奇同誌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曆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高崗也找陳雲同誌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誌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誌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崗想把少奇同誌推倒，採取搞交易、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對高崗的鬥爭還要肯定。高饒問題的處理比較寬。當時沒有傷害甚麽人，還有意識地保護了一批幹部。總之，高饒問題不揭露、不處理是不行的。現在看，處理得也是正確的。但是，高崗究竟拿出了一條甚麽路線？我看，確實沒有甚麽路線。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線鬥爭，也難說。
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在談到高饒問題時，強調的是：「搞陰謀詭計」的是高崗，「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但「確實沒有甚麽路線」或「難說」「叫路線鬥爭」。也就是說，鄧小平認為高饒問題不是路線錯誤，且饒漱石在事件中充其量隻是個從犯。
1981年，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議上，鄧小平在講話中又一次提到了高饒問題。他說：
過去我們講黨的曆史上多少次路線鬥爭，現在看，明顯地不能成立，應該根本推翻的，就有劉少奇、彭、羅、陸、楊這一次和彭、黃、張、周這一次，一共兩次。高饒事件的基本結論是維持了，但也不好說是甚麽路線鬥爭。說羅章龍是路線錯誤，老實說也沒有說中。羅章龍是搞派別鬥爭，是分裂黨，另立中央。高饒事件也是類似那麽一個性質，當然還不是另立中央。
在此，鄧小平進一步認為：高饒事件的性質是「搞派別鬥爭，是分裂黨」，但「不好說是甚麽路線鬥爭。」
鄧小平關於高饒事件的兩次專門談話，使高饒事件在黨的曆史上成了鐵案：「高、饒反黨聯盟」的基本結論應予維持，但不是路線鬥爭。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根據鄧小平的兩次講話精神，《決議》中談到高饒問題時高度概括了這麽一句：「一九五五年三月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總結了反對野心家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重大鬥爭，增強了黨的團結。」
就這樣，饒漱石最終被蓋棺定論為：黨內野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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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三十三期2004年12月31日
50年代初期，黨和全國工會係統內開展的一場旨在肅清李立三工會錯誤路線的政治運動，可謂建國後的第一場黨內鬥爭。這次黨內鬥爭在沿承延安時期整肅模式之時，又被賦予鮮明的時代特征，因而成為五、六十年代黨內鬥爭的縮影，並為隨之展開的一係列黨內鬥爭和群眾運動提供了基本範式。
一、黨內鬥爭的基本範式
始於1951年底的這場揭批李立三工會錯誤路線的政治運動，與隨後的一係列黨內鬥爭（如1953-1955年反對高、饒分裂黨的活動、1959年錯誤批判彭德懷的"反右傾"運動）相比，從官方解釋係統看雖然性質有異，但程式上如出一轍。這一程式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步驟：
首先，由某級黨委或某部門黨組主持召開特殊情況下的擴大會議，以檢查、總結工作的形式揭發問題。
新中國成立之初，黨內高層在工會工作方針問題上產生了思想分歧，形成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一種意見以黨內分管工會工作的劉少奇和主持全國總工會（以下簡稱全總）工作的李立三為代表，認為國營企業內部仍然存在公私矛盾，但這種矛盾的性質屬人民內部矛盾，可以而且應當用協調的方法即公私兼顧的方法加以解決。[1]另一種意見以時任東北局書記的高崗為代表，認為國營企業中公私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公私兼顧的政策不適用於國營企業。[2]雙方爭論的焦點在於，國營企業內部是否存在公私矛盾。其實，黨內出現意見分歧乃至思想分野都屬正常現象，並且完全可以通過正常渠道解決。但是，由於兩方在黨內序列中的位次有別，故在思想交鋒之初後一種意見明顯受到壓製，從而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覺。
1951年10月，毛澤東在審閱李立三就這場爭論的總結報告時，尖銳地批評了李立三及其領導的全總黨組，認為工會工作存在嚴重失誤和方向性錯誤。隨後，毛澤東指示解除李立三全總主席和黨組書記的職務，成立由劉少奇直接負責的全總黨組幹事會。
12月初，在中央安排劉少奇到南方休假期間，李富春主持召開全總黨組第一次擴大會議，進入黨內鬥爭的第一道程序。揭發問題的方式沿襲了延安傳統——"批評與自我批評"即領導、同誌"幫助"與自我反省相結合。在此過程中，"幫助式"的批評及其深度與廣度，既是引導揭發鬥爭深入開展的先決條件，也是檢驗和衡量每個與會者黨性原則的重要指標，所以揭發者為自身利益著想，必須拋棄情麵，積極幫助"受教育者"深挖錯誤的思想及曆史根源。經過領導（一般是會議主持人）和同誌們的引導與幫助，被挽救對象的思想覺悟通常會逐步提高，自我批評的程度往縱深處擴展。自我批評的深化包含兩個層麵，一是個人曆史的逆向深化，即從現實工作中的錯誤出發，推及個人的曆史表現及成長環境，然後觸及"靈魂"深處；二是對錯誤的認識從特殊到一般，從感性到理性，最後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這種"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鬥爭模式在過去曆次政治運動和思想鬥爭中屢試不爽，到建國初已運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從這次批判鬥爭的具體情況來看，盡管會議之初確定的基調是："肯定成績，糾正錯誤，總結經驗，統一思想，改進工作"，[3]但僅經過第一輪溫和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就得出這樣的結論：新中國成立以來全國工會工作的成績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誌在全國工人階級中的無限威信、黨中央的正確方針、各地黨委的具體領導"的結果；相反，工會工作的一切錯誤"主要是應由李立三同誌負責任的".[4]
隨後，黨內政治高手陳伯達被派往揭批鬥爭的第一線，以點撥與引導鬥爭往縱深處擴展。於是，會議氣氛急轉直下，批判的調子迅速上揚。李立三被迫進行深刻反省，開始聯係自己的曆史，深挖思想根源，並隨著會議揭發問題的不斷深入，逐步提升對"錯誤"的理性認識程度。這些揭發材料和李立三被迫做出的違心檢查，成為隨後定論的基礎。
與此相類似，1954年2月召開的旨在揭發高、饒分裂活動的七屆四中全會、1959年8月揭批彭德懷等人"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八屆八中全會，都屬於這種特殊、緊急情況下召開的擴大會議。"擴大"的範圍主要限於主流意識的認同者和擁護者，以有效地孤立和打擊批判、鬥爭對象。
其次，由中央指派的同誌代表中央就揭發的問題做出結論，並報請中央批示。
通常情況下，中央或某級黨組織對"錯誤問題"的預設，即我們常說的"基本判斷"，作為定論的前提和基調。而事實上，這種預設作為"引導程序"貫穿於揭批鬥爭的始終。當然"預設"也要與時俱進，這主要視"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情況而定。
1951年12月20日，李富春代表中央就工會工作方針之爭做出《在工會工作問題上的分歧的結論》（以下簡稱《結論》）。根據李富春的講話精神，擴大會議最後通過《關於工會工作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對李立三在工會問題上的"錯誤"蓋棺定論：在工會工作的根本方針問題上犯了"狹隘的經濟主義錯誤"，在工會和黨的關係問題上犯了"嚴重的工團主義錯誤"，在處理具體工作的方法問題上犯了"主觀主義錯誤"；這是"嚴重的原則性錯誤"，"表現了社會民主黨的傾向"，"是完全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5]
回顧新中國成立前後李立三負責全總工作期間的主要言行，就不難發現上述定論的荒謬程度。這恰恰揭示了黨內鬥爭或群眾運動中對"錯誤路線"定論的一般規律，即以主流意識形態為尺度，有選擇性地裁剪揭批對象的隻言片語，拚裝在上級"預設"的框架之中，組合成"錯誤言行"的完美係統。
《決議》以成為正確路線樣板的高崗"工會思想"[6]為依據，裁定李立三：其一，在國營企業工會工作中不是強調公私利益的一致性，而是突出公私之間矛盾；其二，離開發展生產及工人階級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孤立、片麵、單純地強調所謂分配以及個人利益和眼前利益；其三，在私營企業工會工作中忽視工人和資本家的階級矛盾，隻看到勞資協調的一麵，而沒有看到勞資鬥爭的另一麵，所以李立三在工會工作方針問題上犯了"經濟主義"錯誤。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經濟主義"本來是李立三反對的錯誤傾向，而最終這頂帽子又落在自己頭上。在1949-1951年起草的工會工作文件中，李立三反複強調在公營企業中"公私之間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並特別指出黨、政、工、團都應強調這種一致性，反對"那種隻注意工人眼前利益不從長遠利益打算"的"經濟主義"傾向。至於私營企業的工會工作，李立三始終認為"在私營企業中還存在著階級對抗和剝削關係"，並在1951年9月為全總起草《關於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工會工作中幾個問題的決議》時特別指出：私營企業中的工會要善於對資方采取"又團結又鬥爭"的策略，切實保護工人日常利益，"反對資方的過分剝削，反對資方違法亂紀、破壞國家經濟生活的行為。"[7]
這種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甚至主觀臆測、武斷上綱上線的不良作風，在處理彭德懷問題上再次暴露出來，文革時期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那麽，對於定論中的不實之辭，批判對象有沒有申訴或反駁權呢？凡是經曆過黨內鬥爭或群眾運動的同誌對此都心知肚明。事實上，從進入揭發階段伊始，"受教育者"就失去了話語權。特別是當中央對結論作出批示以後，根據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組織的原則，被教育者隻能老老實實地接受既成事實，否則罪加一等。
1954年底饒漱石在停職反省期間，矢口否認自己以前的檢討，並要求向中央申訴冤屈。結果，"饒漱石的翻案行為把（參加1955年3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的）代表們惹火了"，他的問題由人民內部矛盾轉化為敵我矛盾。[8]最後對饒漱石的組織處理改為同高崗一樣"永遠開除黨籍"，並於同年4月1日將其逮捕入獄。
無獨有偶。1962年6月，彭德懷給中央和毛澤東寫了一封要求重新審查自己問題的"八萬言書"，結果等來的是新一輪更嚴厲的批判，"一百多頁信紙裏麵埋的是'炸彈'，是反黨綱領"，申述是"向黨發起新的進攻"，是"搞篡黨奪權陰謀".[9]隨後，八屆十中全會決定成立彭德懷專案組，進一步審查其政治思想問題。
第三步，結論或決議一般由領導人批示後，下發全黨或黨、政、軍某一級。隨後全黨或某一級黨委貫徹中央精神，召開批判大會，由犯錯誤的或犯類似錯誤的同誌做出檢討和自我批評。
1953年1月，毛澤東批轉全總黨組第一次擴大會議通過的《決議》和《結論》，將這兩個文件下發到各級黨委。同月，由新任全總黨組書記賴若愚主持召開全總第六屆執委會第二次擴大會議，會上李立三根據這兩個文件精神做出進一步的深刻檢討。會議又通過專門決議，要求全國各級工會組織及全體工會工作者認真貫徹中央精神，在全國工會係統中開展一場反對"經濟主義"和"工團主義"的運動，以進一步肅清李立三的"錯誤所給予工會工作上的不良影響".[10]由於資料所限，這次肅清李立三影響的運動中受牽連者的人數目前尚無從考證，但僅從劉少奇在七屆四中全會上為李立三的"錯誤"主動承擔責任並做出自我批評一節，就可看出問題之嚴重性。
在批判大會上，受牽連者的檢討和自我批評大體上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經過黨和人民的挽救"迅速覺醒"，並反戈相擊。首先聲稱自己受到"主犯"的蒙蔽或不明真相而上當，然後猛烈揭批"主犯"的罪行，以示與之徹底劃清界限，最後誠懇地表示要革新洗麵、痛改前非、重新做人。這種揭發式的檢討最令人滿意，既表明黨決策的正確英明和開展黨內鬥爭的合法性，同時驗證力量"團結-批評-團結"方針的正確性，從而實現了全黨新的大團結。對這類同誌組織上通常會寬大為懷，對他們的錯誤既往不咎，甚至對其提拔重用。在揭發高、饒問題時，林彪等人斷言"他們因相信高崗有毛澤東的支持而受騙，這樣解釋被認為是足夠了。"[11]另一種情況時，有的同誌在檢討和自我批評時不得要領，敞開心扉向黨交心，結果因此而重新獲罪。1955年3月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潘漢年看到一些受到高、饒影響和與其有牽連的同誌紛紛作了自我批評和交待，又聆聽毛主席要求大家主動向中央交心的號召後，"受了很大震動"，便主動交待了抗戰期間秘密會見汪精衛這一長期向組織隱瞞的事實，並承擔了建國初上海市公安局"以特反特"錯誤的直接責任，[12]結果，潘漢年鋃鐺入獄。
最後，對犯錯誤和受牽連者進行組織處理。
組織處理有三條基本依據，一是該同誌與黨和國家領導人或地方黨組織負責人的曆史淵源；二是在黨內序列中的位次及其曆史貢獻；三是現實表現，即對錯誤認識的程度和現實態度，其中前一條至關重要。如果待處理者與領導人無曆史糾葛，對黨的貢獻較大且認罪態度較好，會從輕發落，但仍然降級使用。反之，輕者開除黨籍、撤消職務，重者交人民群眾"專政".
對李立三的組織處理相對溫和，處理程序分為三個步驟：第一，在全總黨組擴大會議後首先將其調離全國總工會，但仍保留勞動部長一職。第二，1954年9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人大上，免去李立三的勞動部長職務。最後，經過一年的"冷凍"考驗，確認李立三再無"翻案"的可能後，重新安排他擔任中央書記處第三辦公室副主任一職。至此，這場黨內鬥爭告一段落。
總體上看，在"文革"之前特別是建國初，黨基本上本著"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原則來處理犯錯誤的同誌。即便對高、饒聯盟主要成員的處理，當時中央也做到了仁至義盡。在高崗自殺前，毛主席曾表示打算在其做出檢討後安排他回延安當幾年地委書記，給他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對於饒漱石，中央也曾反複研究，打算保留黨籍並給予出路。隻是由於他後來鬧翻案並隨著揭發問題的深入，毛澤東才批準將其逮捕。另外，與高、饒事件有牽連者除楊帆、潘漢年因其問題"性質嚴重"被捕入獄外，東北的"五虎上將"和山東分局第二書記向明等人隻是受到撤職處分，下放到一般單位工作。
對彭德懷以及受牽連者的處理也基本如此。盡管他"鬧翻案"，不服從中央決定，但鑒於他對中國革命的卓越貢獻和他在黨、軍隊中的特殊地位，毛澤東仍於1965年親自找他談話，派他到西南領導三線建設。這種做法，正如楊尚昆同誌所說是比較成功的，既教育挽救了許多幹部，也有利於黨的團結。
二、黨內鬥爭的基本特點
綜合考察這次批判鬥爭的基調、國內外背景以及對李立三的"錯誤"定性的《結論》等幾個方麵，可以看出五六十年代黨內鬥爭的基本特點：
其一、具有明顯的蘇聯痕跡，隻是在不同時期表現形式不同而已。50年代初期中蘇關係親密時，錯誤路線領導人通常會有一條"反蘇"的罪狀，這實際上是二三十年代黨內鬥爭形式的延續。而50年代末中蘇關係緊張以後，"修正主義"則成了人所盡知的錯誤路線的主要罪名。
《結論》在論證李立三錯誤時，大量摘抄列寧、斯大林的"語錄"，如列寧在1919年1月《論工會的任務》講話和1920年《論工會，目前形勢及托洛茨基同誌的錯誤》報告，斯大林在批判托洛茨基工會問題時撰寫的社論稿《我們的分歧》。這樣做的目的無非在於，一方麵借機表明中蘇工作方針是完全一致的，另一方麵力圖證明李立三的觀點與列寧、斯大林思想具有不可調和的內在矛盾，李立三是反馬列主義、反蘇聯的。
《結論》在摘錄列寧、斯大林語錄時，明顯地斷章取義。如在引用斯大林《我們的分歧》一文時，隻抄錄了這樣一段話："我們的分歧就在於在工人中間鞏固勞動紀律的方法問題上，就在於對待已經被吸收參加恢複工業的工人群眾的態度問題上，和把現在軟弱的工會變成強大的、真正是產業的、能夠幫助恢複我國工業的工會問題上。"其實，斯大林的本意在文章開篇即已亮明，他與托洛茨基的分歧在於"對待工人群眾的兩種方法：強迫方法（軍事方法）和說服方法（工會方法）"，托洛茨基"把軍事方法搬到工會中來是錯誤的、有害的。"[13]顯然，前者還能與李立三的"錯誤"勉強掛鉤，而後者則相距甚遠。
那麽，我們不禁要問，五十年代初為什麽要特別強調中蘇工作方針的一致性呢？這一方麵是由於兩黨長期的曆史淵源，更重要的，建國初期蘇聯是我們的榜樣，而當時學習榜樣幾乎到了生吞活剝的地步。當蘇共認為自己的國家已經消滅了階級剝削和階級對抗、公私矛盾不複存在時，李立三仍一味堅持工人階級內部存在公私矛盾，並強調保護工人階級"私"的利益，顯然在與"老大哥"唱反調。
至於高崗問題浮出水麵是否與斯大林的"出賣"有關，尚無確鑿證據，但事件背後的蘇聯陰影確是不爭事實。至於彭德懷的問題，兩種巧合決定了他的命運。一是"廬山上書"與赫魯曉夫在此前後大肆詆毀"大躍進"不謀而合，二是廬山會議前一個月彭德懷率"軍事友好代表團"訪問東歐期間與赫魯曉夫不期而遇，並欣然接受了到莫斯科進一步交談的邀請，這一切充分證明了國內外"修正主義"聯合向黨發難的事實，彭德懷也自然多了一條不可饒恕的罪狀——赫魯曉夫現代修正主義集團的支持者。
其二，"反毛澤東思想"成為錯誤路線領導人的必然罪狀。
按照邏輯推理，"反毛澤東思想"就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主席就是反黨，反黨就是反社會主義，所以到文革時期就生成"三反分子"的"合理"概念。
批判李立三的鬥爭是這種邏輯發展的開端。在論證李立三的錯誤時，《結論》的正文用語錄開篇，不惜筆墨長篇引用毛澤東1942年在陝甘寧邊區高幹會議上所作《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講話，以此表明毛澤東早就指明了工會工作的方向，而李立三的錯誤恰在於沒有正確執行毛澤東的既定方針。另外，《結論》在批判李立三錯誤觀點時，有意加上一條"各顧各地把行政、支部、工會三方麵分裂起來"的罪狀，證明李立三的錯誤觀點是毛澤東早已批判過的傾向。同時《結論》反複引用了毛澤東各個曆史時期有關工會工作的指示，並與李立三的"錯誤思想"相印證，結果李立三在負責工會工作時始終"不執行毛主席的指示"，是反毛主席的，也就是反黨的，因此要同他鬥爭到底。
五六十年代，以捍衛毛澤東思想和保衛毛主席為旗幟開展黨內鬥爭，大大增強了這種行為的合理性和可信性。由於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期的特殊貢獻，加之建國初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順利進展，毛主席就成了黨和國家的化身、毛澤東思想的當然符號。如果毛澤東說誰錯了，該打倒誰，全黨和全國人民能有異議嗎？正如楊尚昆同誌在總結高、饒事件的教訓時所說，當時"毛主席在黨內的威信如日中天，他怎麽看，怎麽說，我都信而不疑。"[14]
其三、曆史汙點與現實錯誤的一致性。
現實中的表現必有曆史根源，現在反黨過去幹革命也是投機，這是五六十年代開展黨內鬥爭的逆向思維邏輯。據此，錯誤路線領導人的曆史汙點通常被扭住不放，甚至盡情放大。在全總黨組第一次擴大會議上，陳伯達就意味深長地指出："立三同誌對黨的興趣不大，過去（指1930年）他組織過領導暴動的行動委員會，他不了解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現在這個問題（指工團主義錯誤）上，還是與以前差不多。"[15]後來，毛澤東又對此作了的補充。1971年8月17日，毛澤東就林彪問題在武昌發表談話時指出："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並特別強調，像李立三這樣犯了原則錯誤的領導人，始終"沒有改".[16]
同理，彭德懷自打上井岡山就有"野心".另外，按照毛澤東"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定論，彭德懷發動百團大戰也是違背毛主席路線的個人英雄主義表現。
其四，把反路線鬥爭與反傾向鬥爭有機結合起來。
開展對李立三工會錯誤路線的鬥爭，實質上連帶打擊兩種思潮，一是"工人至上"的傾向，二是過分照顧資產階級利益而否定社會主義取向的傾向。由黨的性質所決定，建國初期工人階級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和遠高於普羅大眾的經濟利益。也因此毛澤東非常警惕"工人至上"的傾向，擔心工人階級特別是全總將淩駕於黨和政府之上。對此所采取的預防措施，即50年代連續對兩任全總主席李立三和賴若愚開展批判鬥爭。
同時，李立三也是作為資產階級代言人遭到批判的。《決議》指出，李立三的錯誤之一是"沒有在工人中認真地劃清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界限"，"使得一批資產階級走狗得以鑽進工會裏麵，從而篡奪一些工會的領導權".[17]聯係隨後黨的新動向，這一點即可一目了然。1952年秋，毛澤東開始修正《共同綱領》確立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經濟工作總方針，隨之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公開提出消滅資產階級，這與半年前批判李立三"忽視工人和資本家的矛盾"問題，可以說是前呼後應。由此可見，批判李立三實質上是為公開提出消滅資產階級製造輿論聲勢，借以察看黨內反應。
後來，廬山會議上開展"反右傾"鬥爭，其主旨是維護"三麵紅旗"，反對"砍旗"的新動向。
注釋：[1]《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3-99頁；《李立三賴若愚論工會》，檔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頁。
[2]金衝及：《劉少奇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735頁。
[3]《建國以來中共中央關於工人運動文件選編》（上冊），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84頁。
[4]《建國以來中共中央關於工人運動文件選編》（上冊），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85-86頁。
[5]《建國以來中共中央關於工人運動文件選編》（上冊），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86-91頁。
[6]1951年4月高崗為與李立三論爭而撰寫的《論公營工廠中行政與工會立場的一致性》一文，參見金衝及：《劉少奇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734-736頁。
[6]《建國以來中共中央關於工人運動文件選編》（上冊），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86-87頁。
[7]《李立三賴若愚論工會》，檔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153-154頁。
[8]楊尚昆：《回憶高饒事件》，《新華文摘》，2001年第6期，第128頁。
[9]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3頁。
[10]《建國以來中共中央關於工人運動文件選編》（上冊），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頁。
[11]費正清：《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56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頁。
[12]楊尚昆：《回憶高饒事件》，《新華文摘》，2001年第6期，第128-129頁。
[13]《斯大林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8頁。
[14]楊尚昆：《回憶高饒事件》，《新華文摘》，2001年第6期，第131頁。
[15]《五十年代關於工會理論問題的爭論和對李立三賴若愚的錯誤批判》，《北京黨史研究》，1993年第4期。
[16]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版，第93頁。
[17]《建國以來中共中央關於工人運動文件選編》（上冊），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87頁。
《世紀中國》（http://www.cc.org.cn/）上網日期2003年06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