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者按：《王德回憶錄》，原載於龍海資訊網“龍海黨史”專欄，分兩部分：http://www.lhzxw.com/danshi/news/view.asp?id=486 和 http://www.lhzxw.com/danshi/news/view.asp?id=496，是了解早期福建黨史的重要資料。
王德，（1906.5～1996.2），原名曾宗乾，龍海市浮宮鎮後寶村人。原名曾宗乾，又名汪德，福建龍海人。“五·二五”破獄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26年12月加入共青團，不久轉為中共黨員，積極參與“漳州農工運動講習所”的籌備工作。1927年7月任團省委書記。1930年5月參與領導廈門破獄鬥爭，取得重大勝利。解放後曾任廣東省書記，當選中共七大、八大代表。
王德小時候在浮宮後寶小學讀書。1924年春在廈門鼓浪嶼美華中學學習。因對學校當局反對學生運動不滿,次年夏轉漳州省立第二師範學校就讀。1926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原名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為漳州共青團首批9個團員之一。1927年2月轉為中國共產黨。在中共閩南特委的領導下，積極開展學生運動，被學生推舉為“二師”學生會主席。1927年2月至4月參與“漳州農工運動講習所”的籌備和學習。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特派員陳明、謝景德從武漢來廈門、漳州恢複閩南黨組織。王德幫助兩人同原閩南特委書記羅明、秘書長邱泮林接上關係。8月中旬，王德出席了在南靖寶林召開的中共閩南特委擴大會議。之後，王德任閩南特委領導的翻譯和助手，協助閩南特委領導在漳州開展工作。1927年秋，王德被學校列入“共產黨嫌疑分子”名單遭到開除，遂到九湖、程溪一帶與王占春等一起開展農民運動，發動抗捐抗稅鬥爭。同年12月，王德調到廈門共青團福建臨時省委工作，任漳州、石碼、海澄地區特派員。1928年3月，任共青團福建省委組織部長。1929年7月任共青團福建省委書記。1930年3月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軍委委員。1930年5月，與羅明、陶鑄等5人成立了“破獄委員會”,事前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和準備,製定了周密的行動計劃,成功地領導了震撼全國的廈門劫獄鬥爭，救出了原中共廈門市委書記劉端生、團福建省委書記陳柏生等福建黨團重要領導人及閩西蘇區幹部共40多人。同年6月任中共福建總行動委員會組織部長。8月行委取消後任中共福建省委組織部長。1931年1月奉調到上海共青團中央分配工作，先後任團中央滿州省巡視員、共青團滿州省委組織部長，團中央組織部秘書長代理組織部長、共青團河北省委書記等職。
一、從村童到中學生
1906年農曆5月，我出生於福建省龍海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原名曾宗乾，參加革命後，曾使用過一些化名，1937年取名王德。
在舊社會，我像所有的窮孩子一樣，童年時代充滿著辛酸和苦難。我出生不到5個月，父親去世。因為家境清貧，我兩歲半時，母親改嫁，8歲那年，祖父又病故。我是全靠繼祖母撫養大的，繼祖母為人很賢慧、很能幹。雖然父親和所有叔父都不是她親生，但基本上都是她帶大的。叔父們常有齟齬，所以，我的遭遇和處境異常困頓。我一直跟隨四叔父生活，10歲那年，四叔父患了淋巴結核病，不能幹農田粗重活。這樣，我就成為了家中的一個主要勞動力，到14歲時，除耙田以外其它農活樣樣都要幹。
後來，四叔父病愈，可以參加勞動，並兼做小 販，家庭經濟才有所改善，當時我已經15歲。由於四叔父支持，我進了本村本姓辦的小學讀高小一年級。以前我雖然沒有正規讀過書，但也認識一些字，隻是算術很差。教我高小算術、英文的老師是本村本姓人，他希望為本村本姓培養出一些人材，所以教書很認真。在高小兩年間，我一邊勞動，一邊讀書，居然學業長進甚快。後來由於沒有經費，學校停辦了。我在老師的鼓勵和四叔父的支持下，到離家10華裏的區公所所在地的縣立第三高小讀三年級。因家庭經濟困難，原擬高小畢業後就在本村教書，不再升學。後來在本姓老師的一再鼓勵和叔父的支持下，我高小畢業後升上了中學讀書。這位老師和我的叔父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為本村本姓培養人材，將來可在地方做事，使本姓本族不致被人欺壓。我叔父更希望我讀書成材，光宗耀祖。但我知道家道艱難，能否讀到中學畢業，當時並沒有把握。那時在我的思想裏，既感到自身的淒涼，家庭的困苦，也感到社會的不合理。但是還沒有產生改變這種不合理社會的思想，隻是希望多讀一點書，增長多些知識，將來能當上教師或到外邊做事掙些錢，改善家庭經濟生活以及孝敬祖母叔父。
高小畢業後，經同學的舅父介紹，我到了廈門鼓浪嶼美華中學（教會學校）插班讀中學。當時，同去美華中學就學的連我在內共有7人。中學的校長是中國人林仲馥，名義上是領導，但實際上權力都集中在美國牧師安禮遜的手中，這個學校明文規定如“聖經”課不及格的不能升級。但教“聖經”的牧師是一位中國人。他覺得如果不及格的學生人數太多，都不能升級，會使他臉上無光，也會影響他在教會中的地位，所以考試時任由學生抄書而不幹涉。這個學校的教務主任、舍監兼數學教師李金讚是位天主教徒，畢業於金陵大學。他規定誰的數學不及格就不能升學，而且是說到做到。因讀書來之不易，加上怕留級，所以我讀書很用功，特別是用心攻讀數學，結果成績不錯，在全班名列第二。教我英文的教員姓錢，名字叫查理，是個混血兒，英文功底深厚，教學也很有一套辦法。他不是要求學生死背課本，而是重視課堂會話，評定成績是根據考試與平時成績綜合計算。由於他的嚴格要求，我也認真學習，所以我的英文水平提高很快。
在美華中學讀書期間，由於初步接觸到社會的各個方麵，我的思想逐漸發生了變化，從維護本家本姓不受欺淩的思想逐漸轉變為愛國主義思想。這個思想的變化過程主要是由下麵四個原因引起的：
一是從書本上和現實中我逐步看清了清朝政府的腐敗無能。近百年來不斷向列強屈膝投降，簽訂了許多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條約。外國人在中國可以任意橫行霸道。鼓浪嶼是租界，完全被外國人統治，而中國人卻無權治理中國的地方。列強的軍艦可以任意出入中國的港口，而中國政府卻無權幹預。心裏既憤恨列強的無理野蠻侵略；同時也憤恨清政府的腐敗無能。
二是李金讚先生的影響。前麵已提到過，李金讚是美華中學的教務主任兼舍監，也是我的數學老師。他負責每晚學生集合點名，然後分散自修，點名之後他總要講一些有關科學和衛生常識。當時，他的思想比較開放，對數學成績好的學生特別偏愛，經常與他們個別聊天。我有時遇到數學難題去向他請教，完了就與他聊天，談的問題非常廣泛。從他怎樣讀書考試，談到上金陵大學；從“五四”運運的發生到北京、上海、南京的學運及他自己如何參加“五四”運動的情況；從他如何參加同盟會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活動到他對國民黨的信念，希望中國強大等等。通過和李金讚先生來往接觸，使我增長了許多社會知識和懂得了革命道理，逐步萌生了愛國主義的進步思想。
三是孫中山思想的影響。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這一噩耗在廈門產生了很大反響。當時，在廈門大學廣場舉行了追悼孫中山先生大會，國民黨臨時省黨部本處於秘密狀態，致此時就公開了，《三民主義》等書也逐漸公開發行。廈門是北洋軍閥海軍所控製的地盤，能在廈門進行這樣大規模的追悼孫中山先生的活動，可見孫中山先生影響之大。1923年永豐艦曾駛進浮宮圩港，在那裏停靠了兩個多月。我讀小學時就曾經聽到許多有關孫中山先生發動武裝起義，推翻清朝封建統治，陳炯明發動叛變，永豐艦如何保護孫中山先生脫離危險等傳說。對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動逐步有所了解，後來進一步認識到，愛國就應該像孫中山先生所說的那樣，為建設一個廉潔奉公、沒有貪汙腐化的富強國家，最後為進入大同的世界而奮鬥。
四是“五·卅”運動與美華中學學潮的影響。1925年，上海“五·卅”慘案的消息很快傳遍廈門各學校，廈門各報刊也均登載這一事件；在各階層人士中震動很大，尤其在學生中，有的學校如廈門大學，立即響應，上街遊行示威；而更多的學校學生則是暗中互相串連醞釀響應。記得是6月中旬的一個下午，很多學校的學生互相通知，到私立中華中學正門的大院聽上海學生會派來的代表作報告，接著準備組織全市學生示威大遊行。
在此之前，我們美華中學已發生了學生林林被美國人安禮遜開除的事，安是美華中學的最高統治者，學校的校長、教務主任都是按他旨意辦事。林林被開除的原因，是因為他參加了一此社會活動。安禮遜無理開除學生，引起了一部分師生的憤慨，我們一部分學生還宣布要與林林共同行動，離開美華中學，搬到中華中學去住。我也於此時離開了美華中學。中華中學是以前美華中學鬧風潮時，一部分教員學生離校另行建立的。校長也是原美華中學的校長林仲馥，副校長翁欽峰原是美華中學的教務長。他宣布，凡是美華中學的學生願意到中華中學繼續就讀的他均接收，並發給畢業文憑。
我們一部分與林林共同行動的同學搬到中華中學後的一兩天，便是全市學生大遊行的日子，集中的地點是一條大馬路，遊行隊伍以到達集合地點的先後為序排列。那天剛好是星期六，美華中學校方借口說要做禮拜而禁止學生參加大遊行。我們離校的學生買了白布寫上“美華中學離校學生”作旗幟參加了遊行。值得一提的是，美華中學一位教國語的公孫先生（名字忘記）本來是“安息日會”教徒，那天卻不去做禮拜，而和我們離校的同學參加了大遊行。我們問他：“公孫先生，你為什麽不去做禮拜”？他慨然答道：“沒有國家，哪還有什麽教！”
“五·卅”運動的發生，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當時在我們國土上，列強橫行霸道，視我們中國人連狗都不如。這些事使我感觸很深，心裏感到很難受；也使我明白，一個國家如果衰弱的話，就會被欺辱。因此，強烈地希望自己的國家強大，有一個保護百姓的好政府，不再受列強的侵略。
但這個好政府從何而來呢？我對此感到既苦悶又彷徨。由於家庭經濟能力的限製不能再升學，隻好回家準備教書，或另尋出路。
在參加遊行後不久，便領取了初中畢業文憑。回家之後不久，在本村高小校長和家人的支持下，我又去漳州公立學校讀書。當時漳州有兩所公立學校，一所是省立第二師範學校（簡稱“二師”），另一所是直立第八中學（簡稱“八中”）。二師本來是一年預科四年正科，收的均是公費生，即是由省政府出膳費。從1923年秋季開始停止招收師範生，改為招收初中學生，初中三年自費，轉入高中才實行公費。權衡得失之後，我決定到這間學校插班複讀初中三年級，目的是為了增長知識和借此機會進入高中，可以公費。進入二師後，我發覺這所學校的數學和英文程度都很差，比我在美華中學的程度低了一年。因此，我這兩門功課的成績都是優等的，教師對我也就另眼看待，但我的語文程度就差些，主要是原來的基礎不好。
二、踏上革命征途
“五四”運動對漳州有一定的影響。1919年底，在漳州成立了一家“新閩學書店”，專門經售當時風行的《新青年》、《新潮》和《星期評論》等書報。陳炯明進駐漳州時還沒有背叛孫中山先生，也傳播了一些先進的思想和促銷了一些先進刊物。當時的民主氣氛在漳州也是令人注目的。一些有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人物到過漳州。漳州也有派學生到法國、德國和日本等國留學，其中有人還參加了共產黨，後來回國在平和縣一帶活動。
對於“五·卅”運動，當時漳州的學生也有熱烈的響應。各校學生成立了“漳州學生外交後援會”，領導學生開展了抵製英、日商品和遊行示威等愛國鬥爭活動。但由於漳州的地方封建思想濃重，地方反動集團的勢力太大，因此，稍有先進思想的人很難站住腳，在學校中受先進思想影響的學生也並不是很普遍。我於1925年下半年到漳州後，各校學生的進步活動已沒有什麽大的動作。全市雖有學生抗日外交後援會的組織，但也沒有大的活動，隻是偶爾進行查查日貨而已。當時在各校的教員中，思想比較進步的有二師的季永綏（字祝安，又名季康），他是武昌師範大學畢業生，在武漢時曾目睹“二七”大罷工，參加過C.Y（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這是我參團後才知道的。
但漳州當時同鄉會的組織倒是不少。漳州原是福建七府之一的府治所在地，也是民國初年全省分為四道中的汀漳道台所在地，是閩南的政治中心。漳屬七縣和永定、龍岩一帶到漳州讀書的學生不少，學生較多的縣都組織有學生旅漳同鄉會。辦同鄉會的宗旨說是聯絡感情、關懷桑梓。其實真正的目的不外有二，一是因封建的地域觀念，怕在漳州受欺淩，組織同鄉會人多勢力大，避免受外人欺侮；二是為了畢業後彼此互相照應，便於謀生。但學生中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還是大有人在。以二師來說，我們海澄縣的學生中就有不少人經常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議論天下大事，經常活動多了，就逐步發展到要求組織一個學術研究會，這樣海澄縣在二師的學生就組織起來了，並於1926年春成立了“海澄縣二師學生學術研究會”。大家把各人的書都集中在一處，並每人還出錢訂一份學術性或政治性的刊物《響導》、《新青年》等等。研究會不定期進行活動，通過各種活動，有的同學思想逐步傾向進步。到1926年秋，二師又出現了一個名叫“青年藝術研究會”的組織，成員有鄭時雍、李兆炳、鄭待聘、許士清等十多人，均是本地學生。這個組織既搞體育藝術也涉及政治，是中間偏左的組織，與我們的關係是友好的。這兩個組織後來都有人參加了革命。國民黨右派發動反革命政變後，二師又有一個名叫“冷風社”（有時又叫“熱潮社”）的所謂學術團體成立，為首的人叫鄭榕。這個組織完全在學校當局操縱之下進行活動，有的人很反動，完全與我們對立。
漳州黨團組織的建立是從二師開始的。在北伐軍進漳州前不久（具全時間記不清），翁振華、謝誌堅夫婦從上海來漳州，住在同鄉李山火家（翁、謝、李均為台灣籍）。後來通過關係找到二師教員季永綏，再經季永綏找我們二師幾位同學一同入團。召開第一次會議成立團支部。是1926年秋的一個夜晚，在二師附小前二樓的教務室裏。參加會議的除翁振華、謝誌堅外，還有二師的季永綏、黃熾光、陳成德、邱啟明、林義民、鄭靜安和我共9人。王占春是稍後幾天才入團的。此次會議成立了團支部，支部書記是季永綏。季永綏大約擔任了兩個月支部書記，因他的工作重點轉向工農運動講習所，改由邱啟明擔任。邱於1927年夏畢業離校，由我繼任。第一批及隨後不久入團的人均於1927年2月間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這樣，中共漳州支部就正式成立了。書記是翁振華，組織季永綏，宣傳謝誌堅。後來加入的團員也都是同一個支部，隻是另編小組。黨團員同一個支部的組織形式，一直到我離開漳州之前都沒有改變。這期間，支部分工我做學生工作，林義民做國民黨工作，王占春是南鄉人，在南鄉做農民工作。國民黨右派發動反革命政變後，二師支部已發展到二十多名黨團員，而且還向外擴展，在二師附屬印刷廠發展了兩名黨員，其中一人是許土淼（又名許徐淼）。陳成德、邱啟明等還通過同鄉會的關係，在八中、崇正中學及龍溪中學等校發展組織。
後來，羅明同誌來漳州，成立了漳州特委，由羅明任書記。整個閩南、閩西的工作均由漳州特委管，漳州特委歸屬廣東區委領導。在福州也成立了福州特委，管轄整個閩北、閩東的工作，福州特委歸屬中央直接領導。
北伐軍進漳州後，漳州的群眾運動逐步開展起來，當時的主要鬥爭有如下幾項。
1、學生下鄉宣傳三民主義，擁護國民革命軍北伐。這項工作是由當時進漳州之北伐軍第一軍政治部宣傳科長徐琛（後來任我黨福州特委書記，國民黨右派發動反革命政變時在廈門時被捕，於福州犧牲）出麵召集各學校一些學生談話，談如何下鄉宣傳，宣傳什麽。宣傳的內容主要是：什麽是三民主義？國民黨為人民謀利益和北伐的必要性及一定勝利等等。我們二師學生組織了40多人的隊伍，到南鄉一帶宣傳，早出晚歸。
2、成立學生聯合籌備會。漳州的地方紳士主要集中在教育界，換句話說，當時漳州的地方紳士完全把持著教育界。他們根據各自的利害關係，分為三大集團，依照各集團成員居住比較集中的地區，分為東黨、中黨、南黨，各把持漳州的一些中學。其中東黨把持著縣立龍溪高中，中黨把持著“八中”（後改為“五中”）、縣立女子中學。東黨和中黨還各自把持一間縣立女子師範。南黨則把持了省立第二師範（後改為省立第三高中，簡稱為“三高”）和女子職業中學。南黨黨魁黃蓮舫（又名恩培）是“二師”的校長，是個大劣紳。教務長陳耀東，是南黨的核心骨幹，是個十足的學閥。他們把“二師”視為南黨的地盤。而東黨則基本控製了全市學生抗日後援會的組織，其領導人主要在龍溪縣縣立高中，負責人姓陳（名字忘記）。北伐軍進漳州後幾天，陳某就用抗日後援會的名義發通知，要各校派兩名代表參加集會，準備將後援會改組為學生聯合會。他們的目的是想控製整個學生組織，撈取參加北伐勝利後省的國民議會代表名額。當時，能與之抗衡的隻有我們二師，因此，我們也積極聯係我們有力量的學校，如八中、崇正等中學，要這些學校推選和支持我們的代表。出席這次改組會議的二師代表是我和陳濟川。選舉時票數集中在我和龍中陳某兩個身上，結果我比陳某少了一票。如果正式成立學生聯合會，我們就掌握不到領導權。怎麽辦？我及時提出：以學生後援會改組為學生聯合會是不合法的。因為召開這樣的會議改組學生聯合會不符合章程的規定。陳某不知道有這個章程，而我所準備，隨身帶了一份。於是即席大講章程的內容和精神，向到會代表闡述了學生代表大會的召開，應在各校學生會成立之後，由各校學生大會推選代表參加全市的代表大會，再由大會選出學生聯合會的負責人，等等。經我闡述之後，大會一致同意我的意見，已選出的人員改為學聯的籌備成員。陳某多我一票為籌備會主任，我為籌備會副主任。這樣，既符合全國學聯章程的規定，也有利於我們在成立學聯時爭取領導權。陳某對學生聯合會的工作一無所知，因此，籌備處的工作基本上是按我們的意見去做。到國民黨反革命政變時，一些學校尚未成立學生會，之後也就難以再成立。所以，學生活動也就一直沿用籌備會的名義進行。
3、請願取消鴉片煙苗捐。當時漳州有的地方農民發動起來成立了農民協會，開展抓土豪鬥劣紳運動。在此影響下，漳浦、南鄉的農民在黨的領導下決定進行請願取消鴉片煙苗捐的運動。這個請願運動的主力是漳浦的農民，南鄉的農民也有參加，學生會發表聲明表示聲援。自從北洋軍閥張毅統治漳屬各縣之後，強迫各縣農民種植鴉片煙，他收煙苗捐，美其名為田畝捐。既名為田畝捐，有田畝就要捐，即種不種鴉片都要捐，以此來強迫農民種鴉片煙。1926年冬，因捐稅太過於重，農民實在無法承受，於是，北伐勝利後的漳浦、南鄉的農民，在中共黨組織的領導下，到漳州政治監察署要求赦免當年的田畝捐。政治監察員魯純仁是國民黨右派，不但避而不見，也不答應赦免。由於群眾的強烈抗議，1926年底廣東國民革命政府陳卓凡代替了魯純仁的監察員職務。
4、“倒藍反瘳”運動。藍汝漢，號稱“藍皇帝”，是石碼的一個大惡霸。他包捐包稅，淩辱群眾，無惡不作，群眾對其恨之入骨，稱之為惡霸土皇帝。1928年1月，石碼群眾在黨的領導下，發動了倒藍鬥爭。藍汝漢聞風逃走，隻抓住其四子藍步青。藍步青是藍汝漢兒子中最壞的一個。群眾將其押送到漳州廖鳴鷗團扣押。到2月底，駐漳的國民革命軍團長廖鳴鷗受賄，偷偷把藍步青放走，卻謊稱其越獄逃跑。因此，倒藍運動後來發展成了反廖運動。各屆群眾和青年學生趁“三· 八”節在龍溪縣黨部禮堂召開紀念大會之機，農工代表在會上講話，揭露並嚴厲指責廖鳴鷗受賄放走藍步青的罪行。會後，舉行了“反廖”示威大遊行。當時，廖團還扣押著漳浦縣兩個大惡霸，群眾怕再被放走，於是由督察專員公署把他們押解過來槍斃了。倒藍初期，學聯籌備會及時發表宣言聲援，“反廖”示威大遊行時，學生已經成為運動的主力軍。
5、聲援國民政府收回漢口租界的大遊行。1927年1月3日，國民政府收回漢口租界。當時，廈門的報刊沒有及時登載，我們也不知道，但翁振華懂日文，他在日文報紙上知道了這個消息，並報告了特委，商量後決定告訴陳卓凡，並取得他同意，用督察專署的名義邀請各界代表，主要是各學校的學生代表開會。陳卓凡親自到會並作講話，會上議定組織漳州各界聲援國民政府收回漢口租界的遊行並通電，目的在於喚醒民眾。陳卓凡是國民黨左派，原是廣東揭陽縣縣長，後調任漳州督察專員，和我們合作得很好。翁振華任陳卓凡的翻譯，並在督察專署裏任青年工作指導員。在黨委裏分工他管青年工作，我的工作就是由他直接領導的。這次聲援國民政府收回漢口租界的遊行示威，翁振華就是主要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6、“三高”春季開學與農工運動講習所。1927年初，為進行教育改造，福建全省各公立中學春季均推遲開學。省成立了有七人參加的教育改造委員會，委員之中有原二師的季永綏。在宣布進行教育改造之後，各學校都有人到福州進行活動，希望自己的地盤不要被搞掉。漳州的“二師”、“八中”和“龍中”三間公立中學也均有人去福州講情。這次改造的結果是換湯不換藥，校長改為委員製，其他一切不變，因而皆大滿意。原來省立第二師範的名稱改為省立第三高中（簡稱“三高”），“三高”的委員是陳耀東、陳開泰、吳春元、鄭泰奇、鄭璣等5人。
為了培養幹部，更好地開展農工運動，1927年2月，在漳屬政治監察員陳卓凡的支持下，漳州農工運動人員養成所在漳州“三高”（即原“二師”）開辦。由陳卓凡任所長，樊淵博任副所長，由我黨翁振華同誌任教務主任，教員基本上也是由我黨特委同誌擔任，分別講解工人、農民、青年、婦女運動等課程。養成所的所址設在“三高”，本來並不影響“三高”的開學。但陳耀東從福州回來後卻遲遲不願開學，我和幾個同學找他談，並要求盡快開學。他裝出非常委屈的樣子，認為本應該立即開學，隻因養成所借用了部分學生宿舍和教室，要求我們向專員公署反映，把養成所遷往另處，以免妨礙開學。這顯然是借口，我們據理力爭，及時揭穿陳耀東的陰謀，提出了如下三點意見：一是依學校現有的宿舍、教室完全夠用，不必要求養成所搬遷；二是養成所是為漳州各縣培養人材，學校和學生都不應該反對；三是以宿舍、教室不夠為借口而不開學，會被人認為學校當局反對辦養成所，對政府的措施不支持合作，這樣做於學校不利等，經過我們多次據理力爭，陳耀東感到理屈，特別怕被人認為對政府不滿，隻好答應立即開學。
7、選舉“三高”學生會的鬥爭。在選舉“三高”學生會時，左右雙方陣勢很明顯，鬥爭也很尖銳。大多數學生選舉我，陳耀東一方的人則選舉鄭榕，鄭當時完全在陳的操縱下和我們對立。這次選舉，不僅是爭奪本校學生會的領導權問題，也涉及到全市學生聯合會的領導權問題。那方取得本校學生會的領導權，那方就可以派自己的人為代表參加市聯籌備會的工作。“三高”選舉學生會雙方票數均很集中，隻集中在我和鄭榕兩人身上，結果是我獲得的票數多而當選，學生會的領導權仍然掌握在我們手中。
三、國民黨發動反革命政變後的漳州
1927年4月12日，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接著是在廣東發動了“四 · 一五”反革命政變。而在福建，反革命政變的時間則是提前。福州是“四· 三”，廈門是“四· 九”，漳州是“四· 十”。國民黨反動反革命政變，為什麽福建會比全國早？我認為主要有兩個方麵的原因，一是福建的群眾運動和黨的組織力量較薄弱，特別是比廣東、廣西、湖南、江西、江蘇、上海等地薄弱；二是福建的反動統治力量又比上述各省、市雄厚。
漳州“四· 十”事變，事發比較突然。當天晚飯後街上軍警林立，詳細打聽之後才知道國民黨右派已叛變革命，到處抓共產黨和左派群眾。當時我黨漳州特委成員的身份均沒有公開，且事前已得知消息，因此於事變的當天均已離開漳州。後來才知道羅明先去了廈門，後到閩西；翁振華去了上海；謝誌堅回了台灣；李聯星在漳浦一帶；季永綏當時去了哪裏不知道，到1928年冬又回到了漳州；隻有邱泮林、劉端生兩人輪流來往於漳州、廈門之間。事變的第二天即4月11日，我和林盈科等幾個人也一同逃避到南鄉一帶。後來（即1927年7月下旬），中央誤認為福建反革命政變中閩南特委已被破壞，所以派陳明（陳少微）來幫助恢複。
這次出麵抓人的武裝是國民黨漳州駐軍廖鳴鷗團，地方出麵抓人的是張純厚。抓誰，抓什麽人，武裝部隊都得聽從張的命令。張純厚和“震中學社”在“四· 十”事變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漳州帶兵抓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就是張純厚。鎮壓革命力量，召開反共擁蔣的反革命大會，並在會上發表反共講話的也是張純厚。就任國民黨龍溪縣第一屆清黨委員會主任的還是張純厚。張純厚是“震中學社”的頭目，而“震中學社”的大部分成員是張純厚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基本隊伍和力量。
謝瘦秋、卜益友、張純厚等3人是結盟兄弟。謝掌握著國民黨福建省黨部的人事權，他委派張為國民黨龍溪縣清黨委員主任。邱啟明是謝在海澄縣第一高小任教時的學生，兩人的關係不錯。謝隨北伐軍進閩時，在漳州碰到邱，邱因此也認識了張。我們通過邱啟明向張純厚了解到不抓學生的消息後，分析認為這個消息是比較可靠的，因此，我們在鄉下住了幾天之後，就回到了學校，並逐漸開始進行一些合法鬥爭。張純厚雖然反共，但缺乏政治頭腦，且喜歡“戴高帽”，這在客觀上為我們打進國民黨提供了方便。我們利用邱啟明與謝瘦秋的師生關係，以及謝仰堂和謝瘦秋的堂兄弟關係，由邱寫信給謝仰堂，再由謝仰堂寫信給謝瘦秋，要求兩人（即謝仰堂和邱啟明）到國民黨內部工作，得到了謝瘦秋的允許。謝仰堂為廈門市清黨委員會委員。邱啟明後來逐漸變壞，最後脫黨。謝仰堂於1930年三四月間被捕，5月，經省委組織劫獄，營救出來後往閩西，後來犧牲。
1927年秋季，“三高”發生了右派學生毆打左派學生的事件。這次事件是以鄭榕為首、陳耀東幕後操縱製造的。事發當天上午，我們得知他們準備打我們的消息，便立即找到“三高”校委鄭泰奇，把情況告訴他，並提出三點要求：一是製止打人事件的發生；二是保證全體學生的安全；三是請他和我們一起吃中午飯。鄭泰奇不相信會發生這樣的事，並答應和我們一起吃中午飯。教師與學生在同一飯廳吃飯是很平常的事，如發生打架事件，他可以當場製止，這樣做還可以使他親眼目睹當場的情況，以免陳耀東、鄭榕 之流陷害我們。到了吃午飯時，果真發生打人事件，當時我們沒有還手，立即丟下飯碗退回宿舍，鄭泰奇也出麵製止。而鄭榕 則有意跑到廖鳴鷗團報告，說“三高”有共產黨在搗亂，要求派兵鎮壓。瘳團聽到報告，立即派兵到校進入飯廳，鄭泰奇感到事態嚴重，隻好出麵擔保說明隻是學生因吃飯問題吵架，並無共產黨搗亂之事，現已平息。而瘳團部隊則說：“是你們學校一個患足疾的人一拐一拐跑來報告的”。當時鄭榕 正患足疾。由於是鄭泰奇出麵擔保，部隊進到學校後又看到很平靜，也就走了。事後，鄭泰奇無意中透露出打架的事是陳耀東同意的，陳說我們這部分學生對另一部分的學生進行“壓迫”，所以同意那部分學生對我們略施警誡，也證實了是鄭榕 去報告瘳團的。這次打架事件由於是陳耀東一手策劃的，所以對鄭榕 之流當然沒有作出任何的處分。
右派學生毆打左派學生的事件發生後不久，“三高”校園又發生了罷課風潮。起因是由於教師鄭璣在高中一年級理數係上課超時不下課，占了下一節文學係要用的課室。文學係要開會，到了上課時間，就催鄭璣快點下課，鄭璣把課室門一打開就扔出一把椅子，把文學係學生鄭江波打傷了。頓時，文學係的學生很憤慨，認為鄭璣是有意侮辱學生，便向學校當局報告，要求鄭璣賠禮道歉。學校當局反而認為學生無理取鬧，並大加斥責。事情傳開，引起全校絕大部分學生的公憤，文學係的學生要進行罷課，同時強烈要求無故毆打學生的鄭璣進行道歉。地下黨支部討論後，認為學生的要求是正義的，應當給予支持，以校學生會的名義支持學生罷課，並發表了罷課宣言。這個行動得到了全校絕大部分學生的支持和響應，隻剩下一小部分受陳耀東之流利用或與學校當局關係密切的學生繼續上課。罷課進行到四五天後，學校當局耍盡手段，威脅利誘學生上課，仍不見效。於是采取更卑鄙的手段，在政治上對學生進行陷害。他們和南黨的成員、漳碼公安局特派員菅訓庸串通，由菅派一批警察到學校聲言要抓共產黨。學校、警察雙方在教導處假意爭辯，校方說沒有共產黨，警方說有共產黨。雙方一番“爭論”之後，菅提出由學校列出共產黨嫌疑名單並立即開除，學校當局表示同意，菅則帶警察離校。後學校便列出15名“嫌疑”名單，並作出開除決定。我也在這15人當中，被開除的學生中雖有黨團員，但大部分是一般學生，學校當局根本沒有掌握一點共產黨嫌疑的材料。這主要是陳耀東之流借“嫌疑”之名開除這些學生，以擴充其勢力，鞏固其在“三高”的地盤。
自“三高”風潮之後，我和王占春就轉到程溪一帶做農民工作，後來還有盧克同誌。為什麽轉到程溪搞農民運動呢？因為王占春是南鄉鄒塘人，“二師”（後改三高）支部成立之後，便分配他除了在學校做學生工作外，多注意南鄉的農民工作。暑假期間，我沒有回家，除了做學生工作外，也到南鄉做一些農民工作。南鄉毗鄰程溪，因此，逐步把工作發展到程溪附近的農村。
程溪是南靖縣的一個山區，也是附近一帶山區圩鎮的總匯。除趕集的日子之外，平時圩鎮上是比較冷清的，人口少，店鋪更少。但這裏盛產春筍，每到春筍上市季節，便很熱鬧。其時縣上也來設立稅務所及派來保安隊，專收筍稅。由於這兒山高皇帝遠，稅務所和保安隊的人員經常為非作歹，欺壓農民，除了收筍稅外，還隨便拿農民的東西，敲榨勒索，農民深為痛恨。根據上述情況，我們在程溪一帶向農民開展工作很順利。我們初期工作是秘密的，後來成立了農民協會，逐漸走向公開。當時主要是通過邱啟明的關係，他是我黨派到國民黨內部工作的，後被委任為國民黨南靖縣黨部主任委員。我們利用這個關係到國民黨縣黨部備案，在程溪成立了農民協會。當然，我們的農民工作能夠順利開展還和當時的客觀原因分不開，一是國民黨的反動勢力還比較薄弱，上層忙於爭權奪利，地方的反動勢力與國民黨還沒有完全勾結起來，二是從軍事統治來說，力量也不夠強大。新軍閥瘳鳴鷗團於1927年秋已調到別處，由海軍接防，海軍在漳州設有指揮部。海軍是舊軍閥所部，較之新軍閥，其統治力度還是差些。
在程溪一帶農村，我們的工作雖然取得了合法地位，但仍比較注意工作方法，工作中還是比較隱蔽的。在宣傳上主要針對苛捐雜稅，比如說，稅務所和保安隊魚肉農民，隻有農民自己團結起來，才有力量，才有辦法改變受欺侮、受壓迫的狀況。我們還把彭湃同誌所寫的關於海陸豐農民運動的小冊子以農村中流行的“講古”形式，當作故事向農民講解，成立了公開合法的農民協會，秘密建立了黨的地下組織。對農民中的一些糾紛問題，則通過農會協商解決，教育農民不能以大姓欺小姓，強宗族壓弱宗族，等等。因此，南鄉和程溪的農民運動是有成績的，也為黨的組織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礎。1927年冬，根據組織的安排，我被調回漳州黨委工作。
四、國民黨發動反革命政變中的張純厚和《震中學社》
中國革命經曆了漫長的歲月，走過的道路是艱難曲折的。對某一個人或某一個團體下革命的、不革命的、或是反革命的結論並不容易。有些人或團體，開始是革命的，後來在革命隊伍的大分化、大改組中，因為主張不同或怕艱苦而變成不革命甚至反革命；有的是開始對革命認識不足，不懂得革命的道理而不想革命，後來受新思想的影響而革命的；有的是兩頭革命，中間不革命甚至反革命；有的是兩頭不革命甚至反革命，而中間是革命的等等。總之，必須按曆史的進程來說明其是革命的、進步的、消極的、不革命的或是反革命的，這樣才能真實地反映曆史的本來麵目。
中國革命勝利已經過去四十多年了，至於大革命時期，距今就更遠，已經過去六十多年了。所以寫回憶錄，不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