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百年中國科學史上，讓中華民族揚眉吐氣的有兩大事件，一是研製成功“兩彈一星”，一是發現大慶油田。1995年，由香港富商斥巨資設立的當代中國最傑出科學家百萬元重獎———“何梁何利獎”的頒獎大會在北京舉行，錢學森、黃汲清、王淦昌、王大珩四位大科學家獲此殊榮。位列第二的黃汲清是惟一的非“兩彈一星”獲獎者。 周總理宣布中國告別貧油時代 1963年12月3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周恩來總理在會上莊嚴宣布，大慶油田的發現，中國人民100多年來使用洋油的時代將一去不複返了！ 大會主席團應代表的要求，特別請石油部負責人作關於大慶油田的專場報告，在毛主席和人民代表的掌聲中，“鐵人”王進喜一夜間成了萬眾矚目的功臣。 此時，坐在台下的來自地質戰線的人大代表和官員，包括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時任地質部地質科學院副院長的黃汲清也都鼓起了掌，但他的臉上分明有一絲不易察覺的迷茫：大慶油田不是地質部和石油部同心協力共同發現的嗎？怎麽沒有提我們的名字呢？ 地質部代表中有人跑到黃汲清的房間，著急地問：“黃先生，大慶油田的發現，你是組織者和領導者，你得出來說個明白。咱們幹了那麽多工作，可不能連個名都不沾呀！”一向視名利淡如水的黃汲清說：“用不著嘛。隻要說明大慶油田是咱中國人自力更生發現的，別的什麽都不重要了。”中午吃飯時，他所在的四川小組組長廖蘇華把他盯住了：“老黃啊，你是石油專家，大夥都想聽聽大慶油田怎樣發現的，待一會兒你得好好講講。” 黃汲清心情異常複雜，欲言又止。所有的人都已經坐好，今天不講是不行了，他隻好簡單地說：“東北鬆遼地區是一個陸相沉積的大盆地，這大盆地是可以含油的。咱們的地質隊在那裏探查了5年，後來在鬆基三號井位打了一口深井，石油噴出來了。這就是大慶油田！” “過去有沒有人在大慶那兒找過油呀？”有人站起來問。 黃汲清說：“有啊，日本人在那兒找了整整30年呢！可他們沒有找到！小日本為什麽沒有找著呢？那是因為他們不懂得陸相地層可以生油。在大慶油田被發現之前，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大地質學家都認為隻有海相地層才可能生油。但咱們中國搞地質的人不信那一套，早在二十世紀40年代就提出陸相生油的理論。新中國成立後，根據這一理論，我們果然沒用多少年就找到了大慶油田！” “提出陸相地層生油的人可真了不起呀！”代表們越聽情緒越高漲。有人站起來亮起嗓門問：“黃先生，你知道是誰提出陸相地層生油的嗎？”黃汲清一聽，心裏“咯噔”了一下，額頭冒汗了。他知道因太投入而說漏了嘴：自己是“陸相地層生油”的倡導者，也是大慶油田主要發現者之一，但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這是萬萬不能說的事。黃汲清後悔了…… 鬆遼平原發現原油 1954年12月的一天，剛剛接受為共和國進行石油普查和尋找大型油田任務的黃汲清和另一位著名地質學家謝家榮，在地質部普查委員會的辦公室鋪開碩大的地圖。 黃汲清用紅筆在上麵圈了幾個紅圈，說：“四川、鄂爾多斯、華北、準噶爾和柴達木盆地可列入普查。還有鬆遼平原是我最想查的！”他將紅筆往桌上一扔，在屋裏來回踱步，情緒十分激動。謝家榮抬起頭來，認真地看著他：“我舉雙手讚成。去年我就曾預測鬆遼平原下麵可能有石油蘊藏，我與你不謀而合。” 根據陸相沉積可以生成石油的理論和對中國地質構造的深入研究，黃、謝共同建議先在準噶爾、吐魯番、柴達木、鄂爾多斯、四川、鬆遼、華北等大型陸相沉積盆地進行石油普查。但出乎意料的是，在地質部關於石油普查的決議中，卻隻組織了五個石油普查大隊，而對鬆遼平原沒有作出安排。這時，一向辦事認真、性格耿直的黃汲清急了，他以技術負責人的身份，堅持要對鬆遼平原進行調查。於是，在其他石油普查大隊已經出發開展工作之後，1955年6月11日普查委員會下達了“鬆遼平原石油地質踏勘設計任務書”。 1955年8月，地質部東北地質局派出5人小分隊向鬆遼平原進軍。不久，期待中的好消息傳回來了：鬆遼踏勘采集到的泥頁岩中有熒光反應和濃重的油味，說明鬆遼盆地的含油性不容置疑！ 1958年4月17日，鬆遼石油勘探迎來了第一道曙光：在吉林前郭爾羅斯旗達裏巴屯施工的地質部鬆遼石油普查大隊501號鑽機打出油砂！ 1959年4月11日，經地質部和石油部共同確定的“鬆基三井”正式開鑽。石油部調來一台最新式的進口深鑽烏德3200米型大鑽機。9月13日，鑽工們開始在地下1357~1382米之間的三個油層進行射孔。此間，滲水的原油從孔內漸漸湧出。20天後，孔內湧出的水越來越少，油卻越來越多。9月26日，人們期待的黑色原油如巨龍終於從千米地下噴湧而出，直衝藍天。 家人同心度甘苦 1960年6月1日，當第一列滿載大慶原油的火車從薩爾圖站駛出鬆遼大地，宣告這個新發現的中國最大的世界級油田開始為共和國騰飛正式出力時，黃汲清，這位油田發現的指揮員，此刻正與家人從附近的一家糧店購回一小口袋麵粉，準備為他在山溝裏挨餓的兒子寄去。 黃汲清有一女二子。大兒子取名為浩生，自幼聰明好學，初中畢業後考入北京四中高中部，他的目標是成為清華大學的學生。後來“反右傾”鬥爭的風暴刮進學校，團組織讓每個團員“交心”。浩生對兩件事看不慣：一是學校操場上擺滿了小高爐，讓學生上課時間去煉鋼；再就是有位教課很好的物理老師被打成了右派。他把自己的想法寫出來交了上去。1959年高考時，浩生報考清華大學無線電專業，分數很高，物理98，數學100，可錄取榜上卻沒有他的名字。誠實地“交心”，換來的竟是高考落榜，他被分配到京郊的一個山溝裏當教師。 從“反右鬥爭”開始，黃汲清對許多事就弄不明白，心中一直十分痛苦和憂鬱。到了60年代中期，黃汲清被關進“牛棚”裏，靈魂與肉體多次受到摧殘。 黃汲清一生中最慶幸的事，是找了陳傳駿這位賢妻。他們相識於1936年，那時黃汲清從瑞士獲博士學位回到國內。他剛過而立之年，回國不久就任國民政府實業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代所長之職。陳傳駿出生名門大家，畢業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經濟係，當時在一家銀行任職。她與黃汲清一見鍾情。1937年10月，日本侵占南京後，陳傳駿與黃汲清在長沙正式結為夫妻。嫁給“地質郎”的陳傳駿從此跟著丈夫過上了顛沛流離的生活。 從結婚到1949年解放的十幾年裏，黃汲清不是出國就是天南海北地在野外工作，陳傳駿除了無時無刻不掛念外，就是撫育三個幼小的孩子，再就是無休止地搬家。 解放後，調到北京中央地質部工作的黃汲清身兼數職，一天忙到晚。陳傳駿為了讓丈夫能一心撲在為國家找礦的事業上，毅然放棄了心愛的工作，當起了家庭主婦，專門照顧丈夫和孩子。 50年代，黃汲清作為頂級工程師，工資350元，加上人大代表和學部委員的車馬費各100元，月收入550元，生活堪稱寬裕。可困難時期後，收入減去近一半，隻剩下300元。陳傳駿，這位曾就讀名牌大學的“家庭會計”常為安排各種開支而傷透腦筋。 1989年，黃汲清85歲生日時，來了一些親朋好友，老頭子很要麵子，想找家烤鴨店請一頓飯。可陳傳駿聽後半天不吱聲。黃汲清急了，問怎麽回事？她猶豫再三，隻好告訴他：“我手頭就剩200多元了，而上一次館子沒有千元是不行的，錢不夠……”黃汲清再也沒有吱聲。後來還是女兒和兒子回來解了圍，在一家小飯館弄了一桌飯菜，給父親過了生日。席間，兒女和客人頻頻舉杯，為大師祝壽。黃汲清目光落在老伴的臉上，輕輕說了一句：“謝謝你！你照看了我一輩子，幾十年啊，不容易！” 赫赫功勳光照人間 1979年，國家科委設立了自然科學獎勵委員會，決定對建國以來科學技術領域的重大發明、發現成果進行表彰。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錢三強親自主持這項工作。錢三強很快發現，這並不比他與同事搞導彈、原子彈輕鬆多少。比如，大慶油田的發現就讓他撓頭。因為，雖然《人民日報》上早有李四光用地質力學發現大慶油田的報道，但實際上是用什麽理論、是誰在發現大慶油田的過程中起了關鍵性作用，地學界是有看法的。為此，科委向地質部、石油部和科學院的有關專家、學者和知情人發出調查信函，並召開了若幹次座談會。這時，黃汲清作為曆史的見證人和當年地質部主持石油普查工作的技術負責人，覺得有必要站出來把事情澄清。 在發現大慶油田的許多仍然健在的當事人的澄清下，最後的焦點集中在：地質力學對發現大慶油田到底有沒有關係？錢三強親自上門征求黃汲清的意見，黃汲清還是堅持自己的意見：無關。為了慎重起見，科委相繼召集各方有關人士又多次進行討論，到了最後，支持黃汲清的意見占多數。 錢三強又請黃汲清到評審會上發表自己的意見，黃汲清答應了。他坦然陳述：“過去我在不同場合曾不止一次說過地質力學理論與發現大慶油田無關。這是一個學術問題，也是曆史事實。但今天我們評議的是科學家對某一項發明、發現成果上作出的貢獻。如果論貢獻，李四光同誌作為科學家，同時又是當時地質部的領導者，他對在發現和開發大慶油田上的貢獻是卓著和巨大的。我們誰都不能，而且也是無法抹殺的！” 很快，國家科委對“大慶油田發現過程中的地球科學工作”這一項目中做出重大貢獻的科學家，進行了將永遠載入史冊的排名：李四光、黃汲清、謝家榮、韓景行、朱大綬、呂華、王懋基、朱夏、關士聰（地質礦產部），張文昭、楊繼良、鍾其權、翁文波、餘伯良、邱中健、田在藝、胡朝元、趙聲振、李德生（石油工業部），張文佑、侯德封、顧功敘、顧知微（中國科學院）。 1982年10月，國家科委舉行隆重的頒獎儀式，黃汲清作為一等獎“大慶油田發現過程中的地球科學”項目的代表走上主席台，從黨和國家領導人手中接過金光閃耀的證書，那是人民對他的承認，國家對他的褒獎，曆史對他的公證。當晚，黃汲清特意讓兒女買了肉和魚，與老伴開懷痛飲到深夜。 1995年3月11日下午，黃汲清與“兩彈之父”王淦昌暢談中國科技的發展前景。10天後的清晨，起床穿衣服時，一口痰憋住老人的氣管，91歲的老人沒有痛苦、平靜安詳地溘然離別了自己深愛近百年的祖國。（蔣振華／文，摘自《家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