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張聞天遵義會議後的職務
何方
一
遵義會議是中共曆史上一次生死攸關的重要會議，一直為黨中央和研究界所重視。事過不久的延安整風就曾對此進行過長時的檢查和清算，留下了大量文獻和檔案。此後的回憶材料和研究論著更是多不勝數。但是有關這次會議存在的疑難問題和矛盾說法也實在不少。這是誰都無法否認的。
８０年代成立的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鑒於“對這次會議的一些重要情況長期未弄清楚，以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因而本著“把黨史資料立好，立準確”的原則和目的，專門進行了一次“調查研究”，於１９８４年９月提出“調查報告”，並會同中央檔案館編輯出版了《遵義會議文獻》。[１]這時參加過遵義會議的陳雲、鄧小平、楊尚昆、聶榮臻、伍修權
、李卓然等都還健在（隻有劉伯承己喪失思維），聽過會後傳達的人就更多了，而且可供使用的還有堆積如山的檔案和各種資料。按理，這次調查研究應取得重大突破和收獲，弄清一些重要情況，解決幾個重大問題。可惜結果並非如此，有點令人失望。
由於先就有了不可動搖的結論（如早已肯定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又帶著不少框框（特別是都要以陳雲的《傳達提綱》為準），而沒能完全遵守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按照“不惟上，不惟書，隻惟實”的原則，所以不但沒能弄清和解決一些重要情況和問題（如會議是怎樣把會後才分工成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助手的毛澤東確立為全黨全軍領袖的？會議又怎樣“做出了自己的決議”，“會後由洛甫寫成文字”的？以及其他等等），而且還把一些問題弄得更亂了，造成了更多的矛盾。例如根據《調查報告》和幾個人的回憶，在正副報告之後第一個就是毛澤東的“重要發言”，而且“內容就是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這顯然不夠真實。如果屬實，張聞天的“反報告”以及為會議“完全同意”的“提綱”就都沒有了。在會後就明確提到“王明那一套”，大概也是不可能的。陳雲對《調查報告》的《答複》上說，六屆五中全會沒有設書記處和常委，可《傳達提綱》上說的遵義會議“最後做出”的四條決定中竟有三條提到常委，而且第一條就是“毛澤東同誌被選為常委”。再說，黨的最高領導人（無論稱負總責、書記還是總書記）的更換，恐怕不會由常委分工來確定。對於當時有無書記處，在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６日政治局會議上，任弼時報告中央機構調整方案時已說得很清楚：“在中央蘇區時，書記處在政治局之上，實際上等於政治局常委，不合適。”[２]另外，《調查報告》還斷言“當時中央並無總書記職稱，洛甫和博古也未用總書記名義”，那張聞天多次讓出總書記又怎麽解釋？陳雲和康生在遵義會議後三年半的六中全會上提議選毛澤東為總書記又有何根據？類似問題還有許多，不再一一列舉。
不過，這裏又牽出來了兩個不小的問題。
一是陳雲的《傳達提綱》手稿形成的時間和地點以及內容的詮釋，都還值得作進一步考察和研究。如像《文獻》的考證所注，是在“遵義會議後不久從威信到鴨溪的行軍途中，時間在二月中旬和三月上旬”，那為什麽沒有保存在中國？聽傳達的人自應不少，怎麽一直沒人憶及？行軍途中寫的手稿經過什麽途徑（陳雲在長征途中奉派化裝去滬，既無必要，也無可能帶在身上）帶到莫斯科成為共產國際的檔案（中辦於１９５６年才接收來，直到１９８２年才得到確認[３]）？而且原標題為《（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並無“傳達提綱”字樣，為什麽又不公布（或沒有）原件（甲）甚至（丙）的部分？因此這是否是陳雲去莫斯科在那裏向國際寫的匯報提綱？（這個問題早已有人提出並作過論證，但未被置理。）若果真如此，由於時間已過去大半年（陳雲是１９３５年８月同陳潭秋、楊之華等八人到莫斯科的），且無多少旁證資料可供查考，單憑記憶能寫得如此詳盡己大屬不易，在某些問題上出現遺漏、不確甚至矛盾的地方反而是完全正常的。對此問題，個人既無材料，也無研究，所以不敢妄加論列。但希望有關機構和專家能夠繼續深入考查，提出實事求是和令人信服的說明。
二是個人的回憶能否作為曆史“文獻”看待。對此擬另文論述。這裏除以上提到的外，再以《遵義會議文獻》中采用的幾篇四五十年以後回憶中的問題為例作點說明。根據現在的分析估計，一些回憶錄的有關提法是當時不大可能發生的。例如：會議上有人提出政治錯誤問題被毛澤東“機智地製止了”，會議委托張聞天根據毛澤東發言起草決議（已另有專文論述[４]），周恩來全力推舉毛澤東為我黨我軍領袖並得到與會絕大多數同誌的積極支持（以上伍修權）；“我和王稼祥一路走，一路扯……堅決主張毛澤東同誌出來領導”，“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同誌出來領導”（聶榮臻）；“洛甫現在要變換領導，我們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毛主席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周恩來）；等等。有些說法也不合乎事實，或者值得懷疑，例如：關於正副報告後的發言順序，先是毛澤東，接著是王稼祥，再接著是張聞天和朱德明確表態；成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伍修權）；六屆五中全會“改選了政治局，毛澤東、朱德、博古、張聞天、康生、陳雲等被增選（？）為政治局正式委員，沒有設書記處和常委”（陳雲）；等等。
這裏並無意討論這本《文獻》的內容或對它作評價（雖然近二十年的研究又有一些新的突破，但它還是討論和研究遵義會議的經典文獻，仍不可等閑視之）。上麵提到這些事例，隻是想說明，遵義會議的研究並未畫上句號，甚至可以說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都沒弄清。例如遵義會議上一個關鍵性人物張聞天的地位和職務，就長期受到埋沒和歪曲。對前者曾有專文論證[５]，這裏再就張聞天遵義會議後的職務作點辨析。
二
要了解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以後的職務，首先碰到的一個問題就是這次會議前後中央有沒有書記處。否則，博古和張聞天不但不能稱為總書記，而且說他們做書記都是不可以的。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２８日陳雲寫的《對遵義會議調查報告幾個問題的答複》[６]中，有不少說法是不確切甚至互相矛盾的。這可能是由於不但事過五十年，而且陳雲也年事已高，因此出現這種情況也許並不奇怪。奇怪的倒是，此後黨史界關於遵義會議的研究和著述，就都把這次《調查報告》和《答複》以及陳雲１９３５年那份《傳達提綱》（如上所述，這份《提綱》的來龍去脈和對某些問題敘述的可靠性或含義，都還值得作進一步研究）奉為圭臬。這本身就違背陳雲提倡的“不惟上，不惟書，隻惟實”的精神。
例如《答複》中說，六屆四中全會和五中全會都“沒有設書記處，也沒有設常委”，這同曆史事實恐怕就大有出入。幾乎一切有關的黨史資料和論，自五大以後，中央就一直設有政治局常委（五大前沒有去查）。五大後的常委為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八七會議選出的常委是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六大後的常委為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征、項英、蔡和森
，向忠發任政治局和常委主席。六屆四中全會選出的常委是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還有一說，會後不久又補上王明[７]），還決定改常委會主席為總書記，仍由向忠發擔任（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和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卷，都一直稱向忠發至死的職務為主席，但並未說明根據，恐非事實）。臨時中央遷入蘇區後的聯席會議上，博古被推舉為總書記。六屆五中全會決定設立書記處，博古繼續任總書記（書記處稱作常委時，博古隻稱書記）。這都是報經共產國際批準過的。
對《調查報告》和陳雲的《答複》以及《文獻》其他內容，還可提出以下幾點質疑。
第一，遵義會議後不到八年就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是專門清算十年內戰時期黨的領導，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這段曆史的。當時主要當事人都健在，而且年富力強，又時隔不久，記憶猶新，留下了大量書麵材料，怎麽可能連有無書記處和常委都弄不清？
第二，如上列舉，起碼從五大算起就一直設有常委，怎麽到六屆五中全會竟無緣無故地給取消了？既然沒有常委，毛澤東又怎麽會“進入了黨中央政治局的領導核心”？是會後一個多月寫的《傳達提綱》（即使寫於到莫斯科後，也隻半年多）可靠，還是事隔四十八年後寫的《答複》可靠？
第三，既然沒有書記處或常委會，怎麽能長期以書記處的名義號令全黨並和頂頭上司的共產國際聯係？六屆五中全會後不到一年做出的《遵義會議決議》又怎麽會多處提到並不存在的書記處？有案可查的常委會及其擴大會的召開和做出的決定不是都成了不合法的？１９３７年“十二月會議”改組書記處和增補王明、陳雲、康生為書記又從何說起？一個走向成熟的黨，連領導核心的名稱還“不那麽固定，不那麽嚴格”，反倒不如以前有章法，這可能嗎？
第四，“為了把黨史資料立好，立準確”，是黨中央的正式文件和原始檔案（如各種會議記錄）重要呢？還是個人多年後的回憶重要？而《遵義會議文獻》的編排順序，是看資料的準確程度和參考價值，還是看後來的官職大小？難道會議主持人秦邦憲會後不到十年提供的材料，還不如被“擴大”進來參加會的聶榮臻四五十年後的回憶重要？無論什麽時間和場合，毛澤東都名列第一，這種規矩是怎麽立下來的，合乎曆史主義嗎？
第五，《文獻》選材的標準又是什麽？是為了“把黨史資料立準確”，還是隻為證實陳雲的《傳達提綱》和《答複》以及１９８４年９月《調查報告》的結論？在張聞天任總書記問題上，為什麽一概不用許多不同於陳雲的說法，如中央關於“六十一人案”的批示、鄧小平對張聞天的《悼詞》、《彭德懷自述》等？對挑選的人又為什麽隻摘一方麵的說法而不用或刪去另方麵的說法？如為什麽對周恩來多次談到張聞天擔任總書記的話不用（包括文革期間說的“第五任是張聞天，他當了十年總書記”[８]），偏要用“聽毛主席的話”這類屬於文革時的語言？為什麽伍修權兩次提到的遵義會議“選舉張聞天同誌為總書記”的話被刪去[９]，卻選用大可懷疑的《遵義會議決議》是根據毛澤東發言起草和關於“王明那一套”的談論？根據這樣明顯的傾向性選材能“準確”嗎？
類似的問題還可再提許多，要在說明１９８４年的《調查報告》和陳雲的《答複》，並沒有解決遵義會議的一些主要問題，對“曆史情況”的敘述也並不“準確”。它們本身和被《文獻》采用的某些材料還需要作進一步的分析和論證，而不能“以此為準”和“到此為止”。
三
在討論張聞天遵義會議後的任職問題前，還得先弄清向忠發和博古是否當過總書記。
由於六屆四中全會“決定將中央政治局主席改為總書記”，向忠發也就從六屆一中全會選出的主席變成了總書記[１０]，因而才發生了向忠發被捕叛變後不要再設總書記的問題。這是所有當事人周恩來、博古、張聞天、陳雲等都一再說過的。所以胡繩主編和黨史研究室所著黨史中關於向忠發被捕前為主席的說法，[１１]是與史實不符的。
再看博古。根據上述，在上海的臨時中央局不設總書記，有如博古１９４５年５月３日在七大的發言中所說，“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指定我做臨時中央負責人”，這是情理之中的事。到中央蘇區後，兩個中央局合並的會上要推舉一位中央領導人，竟然隻稱為負總責，就有點於理不通了。特別是六屆五中全會，選出了書記處，卻仍然設一個負總責的，就更不可理解了。實際上，在中央蘇區大家都一直稱呼博古為總書記，這是延安整風期間也無人否認過的。至今一些老同誌還是這樣說。時任少共中央局宣傳部長、列席過黨的六屆五中全會的劉英，最近就多次談到。當時位居第二的張聞天，在事後不到九年書寫下來的回憶，應該是比較權威的了吧。他在１９４３年１２月所寫的《反省筆記》中是這樣說的：“博古到後（指到中央蘇區）曾召集了一個會議，到的有上海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博古、陳雲、洛甫、劉少奇）及中央蘇區原有中央局委員（項英、毛澤東、任弼時、鄧發）。博古做了簡短傳達，……於是多數即推舉他為總書記。對總書記一職，博古不但未推辭，而且很高興。”（此說如非事實，當事人的毛、劉、任、陳雲等怎麽能不糾正，反而會認為“寫得很好”？）“我當時想，我們原來在上海新中央成立時，曾經申明中央無總書記，一到中央蘇區，他卻弄起總書記來了。這當然使我不滿意。”此外，他談到博古當總書記的地方還有數處，茲不一一列舉。張聞天的這份《反省筆記》，整風中曾得到大家稱讚。劉英說，“毛主席看後立即到我們窯洞裏來，說，‘我一口氣把它讀完了，寫得很好’。”[１２]總之，總書記從來沒人加以否認，怎麽事過四十年後這總書記就一下和一律變成負總責了？難道那時對博古不是稱總書記同誌，而是稱負總責同誌？這能叫上口嗎？
在大體弄清向忠發末年和博古進蘇區後的任職後，張聞天接替博古的職務及其稱謂也就不言自明了。而且這方麵文獻資料又極多，為節省篇幅，下麵隻摘要列舉數件。
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後任總書記是有黨的正式文件可征的。遠的不說，隻說平反後的就有：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７日鄧小平代表中央致的悼詞中說，“就在這次會議上他被選為黨中央總書記。”[１３]主持這次追悼會的就是陳雲，並且由於他的堅持，會期推遲了一個多月，當時他答應讓主持會或致悼詞都行，悼詞也事先送他審閱過。另一件是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中央批準
的《關於“六十一人案”的調查報告》中說，“１９３６年，張聞天同誌是中央的總書記，他的批複應該看作是代表中央的。”[１４]
毛澤東、周恩來等黨的領導人在多次談話中提到張聞天遵義會議後的任職，一再說過他是總書記。例如毛澤東，正麵的說法是張當總書記講民主，能聽取大家的意見，所以封他一個“明君”的雅號，這是人所共知的；反麵的說法有如李銳所述，“談到王明路線和洛甫任總書記時說，‘你當權不如我當權’。”（李銳評曰：“這當然是對的。”值得考慮）[１５]
其他領導同誌提到張聞天是總書記的就更多了。如上述伍修權兩次提到總書記的話：“會後解除了博古同誌的總書記職務……選舉張聞天同誌為總書記。”（《偉大的長征》）；“爾後他又被推選為中央總書記，取代博古主持了中央領導工作”（《追求真理鍥而不舍一一懷念張聞天同誌》）。[１６]楊尚昆：“大家習慣稱他總書記”[１７]；“在遵義會議上，形成比較
一致的意見是洛甫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１８]。《彭德懷自述》：“會議結束後，聽了傳達，大概意思是：改變了軍委領導；……撤換了博古的總書記，中央總書記由洛甫（張聞天）擔
任…．”[１９]黃克誠：“遵義會議的情況，我是在三軍團聽毛主席親自傳達的……但擔任總書記的是張聞天（洛甫）同誌”。[２０]其他就不再引證了。
不但黨內，就是知情的黨外甚至外國人，也都知道張聞天是總書記。例如那位在遵義會議上受批判的李德就承認，“洛甫接替博古，成了黨的總書記。”[２１]斯諾在《紅色中華散記》中，寫到他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６日同張聞天的談話，一開頭就說，“洛甫當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２２]不過也應承認，無論是在國內外還是在蘇區和紅軍中，朱德、毛澤
東要比王明、博古、洛甫出名得多。所以連羅瑞卿在中央蘇區任一軍團政治保衛局長時還不知道王明。[２３]可見，王明是批判王明路線後才出名的；博古、張聞天出任過總書記一事能夠被長期埋沒和不被承認，也就都是不難理解的了。
至於張聞天本人，平時閉口不談過去曆史，但在整風中的多次發言和書麵材料中，卻一再提到總書記。在《反省筆記》中除上引談博古的地方外，也多次談到書記處和自己的職務。如談到六屆五中全會時說，“政治局與書記處名單，曾經得到過國際的批準。”關於書記處名單，“國際回電，曾經不讚成洛甫、陳雲參加，而建議補上張國燾、王明（似乎還有康生？）。但後來博古又去電解釋了一下，說是為了工作方便，算又把我和陳雲補上了。”談到遵義會議，說，“我不但未受處罰，還被抬出來代替了博古工作。”“當時政治局許多同誌推舉我當書記。”後邊又講到，還在六屆六中全會前，就已“多次提出解放總書記”，並檢討六中全會時“沒有堅持推舉毛澤東同誌為中央總書記，是我的一個錯誤”。不過，“我確曾向毛澤東同誌提過，當時他不主張提這個問題。”“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辭掉，但我的方針是把工作逐漸轉移，而不是把持不放。”不用再多引證，就已可看出，張聞天確實當過總書記。不然他一再讓的是什麽“位”呢？他始終說的是讓出總書
記，沒有說讓的是“負總責”。
張聞天的《反省筆記》除在自我批評和頌揚毛澤東的問題上頗多過頭之處（但多為空洞的上綱上線的話）外，而對黨史事實的敘述，在延安整風中就具有相當的權威性，例如關於臨時中央和五中全會的合法與否就是據它確定的。毛澤東１９４４年３月５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講話（這是對幾個重大曆史問題所定的基調）中就說，“過去有同誌認為臨時中央和五中全會是非法的。現在看到洛甫在他的反省筆記中說到，對臨時中央共產國際來電批準過，五中全會也經過共產國際的批準，根據這一點，應當說是合法的，但選舉手續不完備。”[２４]
還應說明的是，張聞天《反省筆記》中敘述的一些史實之所以可靠，不隻因為得到毛澤東等領導人的讚揚和引證，還因為他的敘述不像一些人那樣隻憑多年後的記憶和根據新觀點的聯想寫《回憶錄》之類，而是擁有充分的原始材料為根據。張聞天是個勤於動筆的人，在整風時還保存有進入中央蘇區的全部日記、工作筆記等資料。此外又據胡喬木說，“他曾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曆和擔任中央領導工作時期的耳聞目睹，寫了一本大事年表式的中國革命紀事。其中記述了不少外界很少了解的事情，有些事我就是首先從這裏得知的。那時聞天同誌才四十出頭，距所記事件的時間也不遠，所以記憶清楚
，寫的材料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認為這些材料在延安撤退時的喪失“是一個極可痛惜而無法彌補的損失”。[２５]可見，張聞天在這時和在這種基礎上寫出的《反省筆記》史料，大概總比四十多年後的一些“回憶”和論證更可靠一些。
對張聞天擔任總書記期間情況最了解現在仍健在的要算張聞天夫人劉英。她雖已年近９６歲，但仍頭腦清楚，記憶力極強（她說是由於受過收發報密碼訓練和多年做組織幹部工作的緣故）。她不但在中央蘇區任少共中央宣傳部長，同中央領導多有接觸，而且遵義會議後接替了鄧小平中央隊秘書長的職務，專為政治局和書記處（常委）服務，如照顧中央領導行軍中的生活、安排開會、擔任記錄、進行聯絡等。中央到達陝北後又和張聞天結了婚，政治局及其常委的會幾乎每次都在他們家開，她多在場。派出或回來的負責幹部向中央請示匯報也基本都在她家。她同毛澤東的關係又特別好，至今保持著對毛主席的親切感情和崇敬心理。因此，直到她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去蘇聯，在這以前三年的中央內部情況，她是了解較多的一位，而且可以說，在周恩來、毛澤東相繼去世後則是唯一的一位了。為了了解張聞天這個時期以及後來的情況，從１９９９年起我已拜訪了她數十次。對於博古特別是張聞天擔任總書記，她不但一再肯定，而且講了許多生動細節以資證明，這裏是難以複述了。她在張聞天平反後寫的懷念文章，還是講“聞天同誌在擔任總書記期間，遵循黨的民主集中製原則，堅持黨的集體領導製度”。[２６]但１９８２年以後，由於陳雲提出沒有總書記隻有負總責，她為了尊重陳雲、並在有關同誌竭力勸說下，此後寫的回憶錄中才把總書記改為負總責，隻加一句“習慣上稱為總書記”的話。但在多次談話中，她仍堅持張聞天那幾年是名副其實的總書記，掌握全局；毛主席則主要管軍事，自封“大帥”，稱張聞天為“明君”。她還幾次談到，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去蘇聯治病，共產國際和蘇方都是以總書記夫人身份接待的，住王明原用的別墅。王稼祥領她去見季米特洛夫時就介紹說，這是中共中央總書記洛甫同誌的夫人。１９３８年一天，王稼祥單獨密告她，中央書記處進行了改組，實行集體領導，洛甫不再是總書記了，但還是書記之一，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開會議等。果然，等她１９３９年３月回到延安時，中央的會議已不在他們家而改到毛主席處去開了。[２７]
綜上所述，張聞天當過中共中央總書記是既有正式文件又有大量旁證材料可資證明的，而“負總責”之說似乎隻有陳雲１９８２年證實的《傳達提綱》和一篇書麵《答複》了。（因為《文獻》摘錄周恩來文革期中的一次講話，隻是提到“撤消博古那個聲明也沒有用‘總書記’，”沒說什麽“聲明”；還說“就在那個地方，洛甫才做了書記，換下了博古。”也都沒提到“
負總責”。）但是卻從此，張聞天的“總書記”就一律變成了“負總責”。
四
據個人學習這段黨史的心得，情況可能有如下述。
六屆四中全會確有改“主席”為“總書記”的決定。這是否有降低向忠發掛名的含義（中國更重視“主席”。毛澤東就不願當“總書記”），沒有研究，不敢妄斷。向忠發叛變後，經王明、周恩來等研究，決定不設總書記，但指定博古負責，“多管一點事”，並舉薦博古、洛甫、陳雲、康生、盧福坦、李竹聲等人組成臨時中央（後又加上黃平、劉少奇等共九人），報經共產國際批準。批準電報是博古在大多數委員參加的臨時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宣布的。再後又成立了包括盧福坦（不久又被排出）、博古、洛甫、康生、陳雲組成的常委。１９３３年臨時中央根據國際指示遷往中央蘇區，如上所述，在雙方包括毛澤東、劉少奇、陳雲等八人的聯席會上，多數推選博古為總書記。一年後舉行的六屆五中全會，自然“率由舊章”，博古繼續
擔任總書記。同時在共產國際的幹預下，毛澤東由政治局候補委員升為正式委員。會上還選出書記處。以上均經共產國際批準。所以延安整風時，毛澤東、劉少奇等雖對四、五兩次中央全會和臨時中央極其不滿，但還是不能不承認其合法性。
至於張聞天任總書記的問題，除本人和其他當事人的敘述外，楊尚昆晚年談得更具體可信。他說，“遵義會議以後，不知你們注意沒有，有一段時間沒有總書記。這是什麽原因呢？這是聞天同誌謙虛。在遵義會議上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但聞天同誌非常謙虛，再三推辭。毛澤東同誌也說自己參加軍事指揮較好。於是這個問題就擱置起來。拖了二十來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做出決定，聞天同誌這才挑起這副擔子。張聞天當時當總書記，是得到大家擁護的。”[２８]說是由於毛澤東謙虛，讓洛甫做一做看，已有不少研究者指出，根據當時情況，這是不大可能的，也與毛的性格不合。他說過：“什麽偉大謙虛，在原則問題上，從來沒有客氣過。”[２９]可見，一位黨的總書記（就算負總責吧），不是政治局會議推舉（當時常開會，照毛澤東的說法，“洛甫每天要開二十餘人的會議”），而由常委分工決定（實際上隻是兩個常委的商定），如此缺乏章法，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張聞天的總書記任職和名義隻到１９３７年底，多說也是１９３８年六中全會。在王明、陳雲、康生回國後召開的“十二月會議”上，按照共產國際可能還有斯大林的臨行交代（根據有關資料，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更重視毛澤東，一直在宣傳毛澤東，卻從未宣傳過博古、洛甫、甚至王明[３０]），改組書記處，增補上述三人為書記，實行集體領導，不再設總書記，但仍由書記之一的張聞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於張聞天不爭權和不願多出頭的品德，他並不計較，還按王明等人的意見，於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２日登報聲明：“並無所謂總書記”。
１９３８年的六屆六中全會雖然決定政治局常委會議改為書記處會議，但張聞天早已決心移交工作，所以隻是“形式上當當主席”，以後幹脆連這個召集和主持會議的工作也交給了任弼時，自己離開中央去進行農村調查了。
由此可見，張聞天擔任總書記的前後情況和線條本來是十分清楚的，但在黨史上卻一直被攪得異常混亂，最後竟被完全否認，變成了以前並未聽說過的負總責的。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由於要使黨史跟著政治走，為當前現實服務。因此形勢變了，黨史的一些提法就得跟著改。張聞天的總書記隻是一個例子。
從遵義會議到１９３８年六中全會，中國革命尚未形成權威的領袖，因此客觀上需要一個作風民主，善於集中大家意見，堅持集體領導，不獨斷專行，能把大家團結起來的為首的人（即核心）。張聞天多方麵的條件都適合此任。而且事實證明他也確實幹得不錯，因此獲得“明君”之稱。總書記是全黨全軍的最高領導，既擁有實權又具象征意義。所以在同張國燾作鬥爭時，毛澤東、周恩來等寧可讓出全軍的最高領導，也不同意張聞天讓出這個可以代表中央號令全黨、召集和主持中央會議的總書記。在這三年中，中央多數領導同誌擁護以張聞天為首，人們也都稱他為總書記。“十二月會議”決定取消總書記稱號，所以此後大家隻稱他洛甫同誌（這時除毛主席、朱總司令外，其他中央領導多以同誌稱之），不過他在群眾場合被介紹時還是使用“我們黨的領袖之一”的名義。整風期間，上下界限分得極嚴，中央情況下麵幹部很少了解，隻知張聞天和周恩來檢討最深刻，過頭之處很多，當時就令人無法理解。但整風中並無人否認過他和博古當過總書記（隻是有的說不合法），陳雲也沒提出他的“負總責”之說。
整風後期和七大後，張聞天實際上已被排出中央領導核心，隻能做一點調研以及後來的小範圍地方工作和“授權有限”的部分外交工作。至於過去的地位、名義和貢獻，更一直受到全麵的埋沒和封殺。例如被喻為中共黨史奠基之作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就隻是通篇歌頌毛澤東，對於所謂“第五朝領袖”、在實現從內戰向抗戰的戰略轉變中掌舵的張聞天隻字未提，甚至把張聞天的某些重大貢獻也輕輕歸於毛澤東名下（如瓦窯堡會議和處理西安事變，我曾在另文中談過[３１]）。逐漸地，知道張聞天的人已經很少，更沒幾個人知道他當過總書記。１９５９年廬山會議，他一度被以反麵教員的身份亮了一下相（在對他進行大規模的錯誤批判時，無論上下，還都說他當過總書記，也沒聽說過“負總責”這個詞）。從此以後，他就完全在備受折磨中銷聲匿跡了。
在張聞天被迫害致死後，沒想到很快就否極泰來，粉碎了“四人幫”，中央提出撥亂反正，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錯案。而１９５９年廬山會議之完全錯誤及其嚴重惡果，幾乎是人人皆知無須多查的。於是張聞天得到隆重的平反昭雪。陳雲主持追悼會，鄧小平代表黨中央致悼詞，正式宣布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被選為黨中央總書記”。而且在這之前，中央批準在中組部《關於“六十一人案”調查報告》中就說，“一九三六年，張聞天同誌是中央的總書記。”總之，在強調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這一時期，張聞天在黨史中的總書記地位也得到了恢複，報刊上還發表了不少研究文章對此加以論證。連１９８０年出版的《辭海》《曆史分冊》（中國現代史）《張聞天》條中也說，“１９３５年遵義會議上被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八十年代初開始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曆史問題的討論，並且在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上出現了一些分歧和爭論。為了維護這兩者的曆史地位，陳雲提出加寫建國前“曆史的回顧”。因為正如鄧小平所說，這樣一來，“毛澤東同誌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麵，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麵的根據。”[３２]這是不言自明的事。社會主義建設不能說搞得十分好，但新民主主義革命還是取得了勝利，“以長補短”，就可以站得住了。而且維護毛澤東，說到底同時也是為了維護自己。“陳雲同誌講，一定要我們這一代人還在的時候，把毛主席的功過敲定，……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將來就可能出赫魯曉夫，不但會把毛主席否定，而且會把我們這些作含糊籠統決議的人加以否定。”[３３]所以此後，一些老同誌寫建國前如長征、抗戰、解放戰爭等的回憶錄，以及理論界和史學界有關的研究，都空前繁榮起來（回憶建國後的很少）。正是在這個時候，發現了陳雲的遵義會議《傳達提綱》和寫出對有關調查的《答複》。從此就出現：張聞天的總書記變成了負總責，《遵義會議決議》是根據毛澤東發言起草，毛澤東會上的發言“就是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等等。雖然沒看到有關總書記變成負總責的正式文件，但史學界卻是聞風而動，迅速跟了上來。連一些學者才發表文章論證張聞天被推舉為總書記的原因和經過，再寫文章時已是論證負總責了。一些史書和領導同誌的回憶錄，已出版的隻好算了，此後的基本上都照改。包括一些並不同意的人，或者隻好改，或者被人家給改了，否則也許出不來。
五
現在書報上稱張聞天為一代總書記的已經多了起來，但顯得不夠理直氣壯，還要一再提負總責以表白。例如一本名為《在總書記崗位上的張聞天》的書，內容卻一再說是“負總責”，隻是“實際上相當於擔任黨的總書記”。既如此，為什麽要用這個書名呢？不過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形勢的變化和研究的深入，曆史的真相總會逐漸顯露出來。在紀念張聞天誕辰１００周年以後，大概就會有更多的人稱他為一代總書記了。
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以後擔任什麽職務，這是客觀存在，終究掩蓋不了，更抹殺不了。但為什麽會時隱時現和變來變去，這一現象說明了什麽，從中又可以得到一些什麽教訓？這倒是很值得思考，很值得研究的問題。
根據個人對這個問題的探索，茲提出以下幾點想法，希望能引起討論和求得指正。
第一，黨史研究要不要和能不能做到實事求是。日前有位朋友來信談到黨
史研究說，“雖然都在講要實事求是，但實踐起來卻真難，談所謂‘過於敏感’的問題，總是心有餘悸。”研究黨史應該實事求是，這大概是誰也不會否認的。但遇到具體問題，什麽是實事求是，分歧就大了。許多違背事實的論斷和作法也都是在實事求是的口號下做出來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不是也整天講著實事求是。張聞天從總書記變為負總責，恐怕就是不“唯實”、隻“唯上”的結果。而且為了圓此一說，在正式黨史上竟然否認向忠發當過總書記，還製造了其他不少矛盾。說到這裏，還可再舉一件“權大於史”、“以權改史”的例子。張聞天百年誕辰，中央批準拍攝他的文獻片。製成後，經中央黨史研究室、重大題材審查小組、劉英同誌等有關各方審查通過。不期在放映的頭一天，審查小組副組長張振東同誌（審查時他也在場）卻強令剪下郭洪濤談西安事變後政治局第一次擴大會上意見還不一致的幾句話，否則就得去掉郭的整段談話畫麵，再不然這部片子的上映就成問題了。攝製組無奈，就隻好刪掉幾句話。結果放出來，不但畫麵上郭洪濤語言不連，而且改變了史學界早已達成共識的事實，變成了隻是會前下麵有分歧，而政治局則在事變後的第一次會上就認識一致，決定和平解決和派周恩來去西安等，使好幾次會議和會下的事在一次會上完成了。這不是又一次說明，有權就可以改寫曆史，黨史比胡適說的“小姑娘”更好打扮了嗎？
第二，黨史研究是否必須完全服從和服務於當前政治需要。如上所述，延安整風後，張聞天無論是作為總書記還是負總責，都從黨史上消失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要撥亂反正，張聞天成了總書記，並公諸報端。八十年代初提出要維護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張聞天又被定格為“負總責”，於是鄧小平代表黨中央講的話不算數了，陳雲個人的話一下變成了雷池。這樣怎麽能夠做到實事求是和“隻唯實”呢？黨史對當前政治影響極大，這是必須加以重視的。但它終究是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不能和現實政治混為一談，對它采取實用主義態度。看來如何對待曆史研究和當前政治的關係，還是個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的問題，恐怕不宜再不斷反複了。
第三，如何看待各種曆史結論和決議。據說，研究黨史必須維護１９４５年和１９８１年兩個“曆史決議”，提出不同意見，就是“翻曆史的案”，“刮翻案風”。如果此說屬實，那不就是新的“兩個凡是”了？黨史研究怎麽能夠有所創新和突破？不是等於說，有了《古蘭經》其他書都可以不要了？馬恩在世的時候，《共產黨宣言》每再版一次都有所修改。我們的兩個“
曆史決議”總不能說一次完成了永恒真理。而且在通過第一個決議時毛澤東就說過，“至於各個曆史問題的敘述是否完全正確，那就不一定了。我們現在隻能準備二三十年後來看，這個決議還是功大過小，那就很好了。”[３４]其實沒過多久，毛澤東就對１９４５年的決議作過多次以至根本性的修改，例如建國後收入《毛選》那次。胡喬木也一再批評這個決議的缺陷，說過分突出毛澤東等。[３５]鄧小平後期對１９８１年的決議在實際上也有不少修正。難道偉人一去，曆史就不再前進了？黨史也不能根據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有所發展和突破了？
第四，黨史研究要不要和能不能百家爭鳴。黨史要成為科學，就必須允許和提倡不同意見的平等討論，隻要是言之成理和持之有故的意見，都應允許發表。在學術問題上，不應當也不能靠棍子和帽子，不能靠權勢（“隻唯上”）；應當也隻能靠擺事實講道理。這就是毛澤東說的，一切都要問個為什麽。立論必須有根據，講出道理來。輾轉照抄結論（書上的或上麵的）而談不出所以然來，不但無法服人，更算不得科研。
最後，關於同中央保持一致的問題。這應理解為思想路線和方針政策上的一致。就是說，都要貫徹執行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都要遵守並實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總路線及相關的政策。在其他許多問題上，不必要也沒可能保持一致。學術研究上都要和上麵或某一權威機構保持一致，那就可以不要下麵的研究了，或者實行學術研究的軍事化，一聲號令，大家都得“向我看齊”。上麵提到的張聞天從總書記變成負總責，就有一點這種味道。
上列幾條，其實都是一個意思，就是黨史研究要做到實事求是。而所有這些，又都是我近兩年學習黨史以來的感受或疑惑，需要尋師“解惑”，也許會被視為幼稚或狂妄，因此非常歡迎行家的批評。
（２０００年８月）
[１]《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這裏的引證，以及此後簡稱的《文獻》均指此書。
[２]《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７３頁。
[３]《張聞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２３１頁。
[４]何方：《關於遵義會議決議的起草》。
[５]何方：《曆史要真實——談遵義會議確立的黨中央領導》。
[６]《遵義會議文獻》，第７３—７５頁。
[７]見《中國共產黨六十年》（上），解放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６２頁。
[８]周恩來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２日接見外交係統幹部和造反派代表時的講話。
[９]伍修權：《回憶與懷念》，中央黨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２５，５６０頁。
[１０]《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１２９，１６２頁。
[１１]《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０９頁；《中國共產黨曆史》
（上卷），解放軍出版社重印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９５頁。
[１２]《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曆程》，中央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２７頁。
[１３]《人民日報》，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６日。
[１４]《劉少奇傳》（上），第２２９頁。
[１５]《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貴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２５頁，討論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時的一次發言。
[１６]伍修權：《回憶與懷念》，中央黨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２５，５６０頁。
[１７]楊尚昆：《紀念張聞天同誌》《人民日報》，１９９０年８月３０日。
[１８]《楊尚昆和劉英的一次談話》，《百年潮》，１９９８年第６期。
[１９]《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９５頁。
[２０]《關於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解放軍報》，１９８１年４月１０日。
[２１]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１９８０年３月中文版，轉引自《長征大事典》（下冊）２５７７頁。
[２２]斯諾１９５７年出版的《紅色中華散記》中，專辟有《洛甫論黨的問題》一節。
[２３]羅點點：《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藝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８５頁。
[２４]《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９２頁。
[２５]胡喬木：《回憶張聞天同誌》，《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８頁。
[２６]《深切悼念張聞天同誌》，《人民日報》，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６日。
[２７]訪問劉英時多次談到這個問題，如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８日，３月４日，６月１０日，９月７日，１２月３０日，
２０００年２月７日，５月１６日，１８日，６月２７日，８月１６日等。
[２８]《楊尚昆和劉英的一次談話》，《百年潮》，１９９８年第６期。
[２９]如楊奎鬆《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５頁：湯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９２頁等。
[３０]參閱《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一章，特別是５、６兩節。
[３１]何方：《關於遵義會議決議的起草》。
[３２]《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０３頁。
[３３]《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版，第７５頁。
[３４]《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２８２頁。
[３５]例如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６７頁說《決議》“對毛主席過分突出”，以及一些“曆史在《決議》中敘述得不大周到”等；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８６頁批評《決議》把“曆史變成就是路線鬥爭史，黨的曆史退到幕後去了，台上隻有路線鬥爭史，這是個很大的缺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