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證黨的“一大”及幕後故事

考證黨的“一大”及幕後故事

本報記者 蔡繼樂

在目前較新版本的黨史書籍中，有關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召開有這樣的文字記載：1921年7月23日晚8時，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誌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召開。出席會議的共15人(包括兩位共產國際代表)。會議的最後一天轉移到浙江嘉興的南湖，並結束了全部議程。 　　短短幾十個字的介紹，看似簡單，但其考證過程卻並不簡單。由於“一大”是在秘密狀態下召開的，幾乎沒有留下原始的文獻資料，加之年代久遠，具體情節在當事人的記憶中也模糊了，因而給考證工作帶來不小的難度。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史研究人員在考證“一大” 　　過程中，做了大量細致的調查工作，也發現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幕後故事。 　　“一大”會址的確定 　　1950年夏末秋初的一天，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的姚溱正召集部下楊重光和軍管會文藝處的沈子渝開會。原來幾天前，陳毅市長交給了姚溱一個特殊的任務——尋訪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接到任務後，姚溱不敢懈怠。一個以姚溱、楊重光和沈子渝為主要成員的尋訪小組很快成立。三人這天碰頭就是為了確定尋找方案。 　　不久，尋訪小組在上海市公安局的幫助下找到了“突破口”——當時仍然留在上海的“一大”出席者周佛海的妻子楊淑慧。 　　在同楊淑慧及其子周之友的初次交談中，尋訪小組得知，周佛海曾寫過一本名為《往矣集》的回憶錄，裏麵記載著黨的“一大”召開的情況。沈子渝很快便從圖書館中查到了這本1942年1月出版的書，從中了解到“一大”會址是在“貝勒路李漢俊家”，而代表住宿則是在“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 　　接下來的幾天，沈子渝陪楊淑慧在解放後已改名為黃陂南路的貝勒路邊走邊看。由於年代久遠，當年的房屋格局已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所以楊淑慧一直拿不準到底哪所房屋是李漢俊的住宅。直到有一天，楊淑慧站在貝勒路與另一條馬路的交叉點上，凝視著交叉路口寫著“恒昌福麵坊”大字招牌的房子，以及白牆上一個巨大的“醬”字，仿佛感到這裏就是李漢俊的家。 　　後經沈子渝調查，這條橫向馬路原名是望誌路，解放後改為興業路。李書城、李漢俊兄弟當時租下106、108號兩棟房子。1924年，兄弟二人搬走後，這裏改為“萬象源醬園”。 　　就在沈子渝尋訪李漢俊住所的同時，楊重光也通過上海教育局，從解放前的文獻檔案中了解到博文女校幾經變遷的情況，並通過尋訪老居民，初步認定太倉路一棟二層的青磚樓房即是當年的博文女校。 　　當毛主席和董老看了由上海市委專程送京審定的多張興業路76號和太倉路的那棟二層小樓圖片時，都認定博文女校就是“一大”召開期間代表住宿的地方，開會地點就在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家裏。至此，“一大”會址基本確定。 　　建黨紀念日的提出 　　1938年春天的延安，似乎格外溫暖。在經過多年動蕩之後，在延安這塊土地上，黨中央終於迎來相對穩定的環境。這個時候，的確需要做一些事情來進一步擴大黨的影響，並凝聚全黨。經過與幾位中央領導同誌商討，毛澤東決定組織建黨紀念日活動，並將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確定為黨的正式誕生日。 　　但是，要確定黨的“一大”召開的具體日期，在當時並不容易。當時在延安參加過“一大”的代表隻有毛澤東和董必武兩人，其他代表如張國燾其時已叛逃到武漢，陳潭秋當時還在蘇聯，李達在國統區教書，陳公博、周佛海等人則在國民黨中任高官，還有四人當時就已不在人世。由於手上沒有曆史資料，毛、董二人靠回憶隻記得是7月間到上海開的會，無法確定具體日子。在這樣的情況下，黨中央決定取7月1日為建黨紀念日。 　　後來，黨史研究者發現在1938年5月召開的抗日戰爭研究會上的一篇講稿中，毛澤東首次提出：“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17周年的紀念日。”1941年中央決定在各解放區隆重慶祝建黨20周年，一些宣傳材料的撰寫者在理解毛澤東的講話時，錯把“紀念日”當成“誕生日”。在此後的幾十年中，國內的書籍中講到黨的“一大”召開時間，都寫成1921年7月1日。 　　“七一”作為黨的紀念日，首次見諸中央的正式文件是194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周年抗戰四周年紀念指示》。這個文件提出：“今年七一是中共產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國抗日戰爭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據地應分別召集會議，采取各種辦法舉行紀念，並在各種刊物出特刊或特輯。” 　　從此，每年都有紀念“七一”的活動和報道，“七一”成了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的例行節日。 　　從一樁命案查證“一大”召開日 　　通過分析代表行蹤，黨史研究人員初步確定“一大”於7月下旬召開，但具體是哪一天開幕的，還是個謎。後來，研究人員在深入細致地考證中，發現了一個不太為人關注的細節，正是對這一細節的考證揭開了謎底。 　　當年參加過“一大”的陳公博和周佛海，後來投奔了國民黨，並當了漢奸。陳公博、周佛海都回憶說，“一大”在上海召開最後一次會議的當天夜裏，陳公博夫婦所住的大東旅館發生了孔阿琴被殺案。 　　陳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寫道：“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點多鍾，我在睡夢中忽然聽到一聲很尖厲的槍聲，繼而便聞有一女子銳厲悲慘的呼叫。……那案子直到下午六點多鍾才被發覺，凶手早已逃走。” 　　周佛海在《往矣集》中也提到過這件事：“公博當時正帶著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東旅社。……哪知他隔壁的房中，當夜發生了一件奸殺案，開了兩槍，打死了一個女人，公博夫婦真是嚇得魂不附體。” 　　陳的文章中最為關鍵的7月31日這個準確日期讓研究人員怦然心動，如果能證實這個日期，就能據此推斷出“一大”的準確召開日。於是，研究人員就此展開調查，他們很快找到1921年8月1日上海《新聞報》刊登的《大東旅社內發生謀斃案》的消息，以及8月2日的後續報道《大東旅館中命案續聞》。後麵這則消息稱：“日前有一男子，挈一婦女在南京路英華街大東旅社投宿，該男子自稱姓張，當賃定四層樓32號房間，迨至昨日(即7月31日)上午，張隻身出房外……至夜十時，猶未歸來，茶役乃起疑心，設法將32號房門開啟，進內見婦人已被謀斃。”上海《申報》1921年8月1日第十四版則是這樣報道這件案子的：大東旅館被害者為一華麗少婦，名叫孔阿琴，起因並不是奸殺，而是帶有情殺的性質。原來這個孔阿琴是同一個洋老板的跟班私奔，因二人感到無出路，便決定雙雙殉情。男人帶了一支手槍和她住進旅館後，在淩晨先開槍打死了孔阿琴，自已卻突然又不想死，於是離房逃走。 　　《新聞報》和《申報》的報道，雖然在對案件性質的判斷上有些出入，但就案件發生的時間為7月31日淩晨這一點來看，兩則消息還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從這一命案日期往前推8天，恰好是7月23日。當然，對這個日期的確認，研究人員還從其他一些渠道進行了考證。比如對法國巡捕搜查會場事件的調查以及對解放後來自國外，特別是來自前蘇聯的重要文獻的考證。當研究人員將這一研究成果上報到中央後，得到了當時主管中央宣教工作的胡喬木的稱讚，中央書記處還專門討論了是否修改建黨紀念日的問題。但中央考慮到幾十年來形成的習慣，再加上當初毛澤東隻是確定“七一”為建黨紀念日，因此，最後中央還是決定不予改變。不過在1981年紀念建黨60周年時，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正式將黨的誕生日確定為7月23日。 　　巡捕搜查“一大”會場 　　1921年7月30日晚，黨的“一大”第六次會議在位於上海市望誌路李漢俊的家裏繼續召開。晚上8點多鍾，會議剛開始不久，一個身穿灰色長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闖入會場。陌生人的出現，引起了大家的警覺。當即有人問道：“幹什麽的？” 　　“我找社聯的王主席。”來人含糊地回答。 　　接著，來人又說是找錯了地方，表示抱歉後，匆忙退了出去。具有秘密工作經驗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當時就十分機警地說，這個人一定是個“包打聽”，並當機立斷建議會議立即停止，大家迅速離開會場，隻留下李漢俊和陳公博兩人。 　　現在，研究人員已經查清當年闖入“一大”會場的中年男子名叫程子卿。因與黃金榮結拜過把兄弟，得以進入法租界巡捕房，先任巡捕，後升為政治探長。1956年在上海病逝。 　　程子卿闖進“一大”會場看似是偶然事件，其實並非偶然。原來，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從莫斯科繞道歐洲來上海，他的一舉一動早已被幾個國家的警方掌握，並相互致函通報，載入檔案。幾乎是從馬林一進入上海開始，租界巡捕就進行了跟蹤，尤其是7月下旬馬林頻繁出入李漢俊寓所，引起了巡捕房的警覺。程子卿闖入會場當然不是偶然。 　　果然，十多分鍾後，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兩輛警車便在望誌路停下，車上衝出十多人包圍了李漢俊的住宅，並開始搜查。 　　巡捕問：“你們在這裏開什麽會？那兩位外國人來這裏幹什麽？” 　　李漢俊回答：“沒開會，我們邀請北京大學的幾位教授和學生，在此商談編輯《新時代叢刊》問題。兩位外國人來自英國，是北大的外籍教授，暑假來上海交流學術。” 　　巡捕又問：“為什麽家裏會有社會主義書籍？” 　　李漢俊坦然回答：“我是教師並兼任商務印書館翻譯，必須要有大量圖書作研究參考之用。” 　　接著巡警又問了陳公博的職業、籍貫和來此事由，陳公博也一一作了回答。最終，巡捕房沒有發現政治活動的證據，又得知此處是李漢俊的哥哥，曾任北京政府陸軍總長的李書城將軍的公館，緊張氣氛才有所緩和。 　　當晚12時左右，多數代表集中在老漁陽裏二號李達的住處，商討下一步大會如何進行。大家一致認為，這次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雖然未造成直接的損失，但是會議已不能再在上海繼續開了。 　　“一大”閉幕日是哪天 　　經過一番深入細致的考證，黨史界對於黨的“一大”召開的日期和7月30日是上海最後一次會議的日期這兩點，取得了一致共識；而對嘉興南湖的閉會日期則存在較大分歧。綜合起來，大體上有四種觀點：一是7月31日說；二是8月1日說；三是8月2日說；四是8月5日說。 　　第一種觀點，也是最為流行和最具說服力的一種觀點。支持這種觀點的文獻資料很多，比如多位“一大”出席者均回憶，7月30日，在上海召開的第六次會議，因法租界巡捕房搜查而被迫中斷後，第二天即轉移到嘉興南湖舉行；董必武在1971年回憶：“第二天會議就改在嘉興南湖繼續召開，是由李達的老婆王會悟租了兩隻船開的。”包惠僧在1953年回憶：“大家商量了一下，就決定明天到嘉興南湖盡一日之長來結束這個會。次日黎明，我到了火車站，約10點左右我們到了南湖，把船開到湖心，就開始開會。” 　　不讚成此觀點的研究者的主要理由是：第二天開會，時間太倉促，來不及安排。但有研究人員分析認為，這條理由站不住腳。因為據查1921年7月滬杭鐵路行車時刻表，早上7時35分上海有快車至嘉興，10時25分到達，而且在上海開會的代表所住地點相距都不遠，當晚完全來得及會商第二天開會事宜。總之，與會代表完全有可能於第二天在嘉興南湖開會。 　　第二種觀點主要來源張國燾等人的回憶，“在上海第六次會議受到搜查後，第二天即停會，隔了一日再到南湖將會開完。”有研究者據此認為大會閉幕日期為8月1日。但據1921年8月3日《申報》報道，8月1日下午嘉興南湖曾是陰雲密布，狂風大作，南湖中遊船有四、五艘被吹覆。顯然，這樣的氣象條件不適合在湖麵遊船上開會，此種觀點難成立。 　　第三種觀點來源於李達愛人王會悟的回憶，但持此觀點的研究者並未能提供出令人信服的印證材料來，所以，這一觀點也存在疑問。 　　第四種觀點的來源是據蘇聯公布的《駐赤塔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斯穆爾基斯的信件》。但由於斯穆爾基斯並不是與會者，當時他本人也不在中國，因此，這封信件的資料來源本身就成問題。 　　黨史研究人員經過分析後認為，在未發現新的確鑿的原始文獻之前，仍應以7月31日為黨的“一大”閉幕日為宜。 　　對出席人數的考證 　　長期以來，有關出席黨的“一大”的人數問題，一直有不同說法。新中國成立後，主要有12人和13人這兩種說法，其中爭論最多的是包惠僧是否為“一大”代表，另外也有人對何叔衡的代表資格提出過異議。 　　研究人員在考證中得知，“一大”出席者中的多數曾對出席“一大”的代表人數和代表姓名作過回憶，這些回憶一致肯定包惠僧的確參加了會議，但對他是否為會議代表有不同看法。如1971年董必武在一次談話中說：“‘一大’代表，上海、濟南、湖南、湖北、北京各是兩個人。廣州是一個人，實際到了兩個，有一個包惠僧，他當時是一個新聞記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因此，‘一大’代表有的講是12人，有的講是13人。”後來，李達和劉仁靜的回憶，也說出了同樣的看法。 　　但也有代表回憶認為包惠僧是“一大”代表，如張國燾1966年回憶說：“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漢的八個黨員。”周佛海在1943年回憶說：“漢口(代表)是陳潭秋、包惠僧。”毛澤東1936年在同斯諾的談話中也說過，出席“一大”的人物中有包惠僧。陳公博在1935年的回憶中說，他是在出席“一大”時與包惠僧認識的。 　　研究人員在分析了包惠僧的簡曆後認為，從包的初期經曆來看，他參加了黨的發起工作，是一個地區負責人，又和陳獨秀、李漢俊、李達等黨的發起骨幹有著多方麵的聯係，所以，他是有可能以“一大”代表的身份出席會議的。至於包政治立場不堅定，後來還脫離了黨，那是另一回事。 　　至於何叔衡的代表資格問題，隻有張國燾一人在《我的回憶》一書中拒不承認。但由於張國燾提出的理由並不充分，而且其說法也無其他當事人回憶或當時文字記載的印證，因此，研究人員認為應予以否定。最終，研究人員得出結論認為，黨的“一大”的國內出席者有：李漢俊、李達、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張國燾、劉仁靜、周佛海、陳公博、包惠僧13人；另有國際代表馬林、尼科爾斯基，共計15人。(本文主要文獻資料由中國人民大學黨史係提供) 　　注：7月30日晚，中共一大會議因遭法租界巡捕的搜查而中斷。代表們分散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在一艘遊船上結束了最後一次會議。 　　《中國教育報》2001年6月24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