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彩真相》第三章 「水牢」傳奇
作者:笑蜀
她先喝口水，然後從容不迫地從身邊的黑色手提袋中取出那份長達一萬一千字的演講稿，望一眼台下。這時台下就會響起雷鳴般的掌聲和口號聲。
在莊園陳列館所有贗品中，知名度最高、對時局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水牢”。
劉文彩的"水牢"
劉文彩老公館西側有間地下室，與劉家的風水墩數步之遙。地下室長575米，寬365米，高215米，為長方形磚石結構，圓拱頂，頂上有房一間。地下室東端開鐵窗一扇，西端開拱門一道。雙扇黑漆門，有石梯通到室底。水深三尺左右。室內陰森森、冷嗖嗖，讓人望而生畏。這便是“水牢”。水牢解說詞稱：
在劉文彩的佛堂側近一個角落裏，秘密修建了水牢。據說，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後全部被殺害了。究竟水牢裏害死了多少人，很難估計。
那時，這個人間地獄裏灌滿了水，屍骨堆積，冰冷刺骨。腥臭難當。牢裏還有一個囚人的鐵籠，上下四周密布鐵刺和三角釘，被關進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
省人民代表、勞動模範、共產黨員冷月英同誌是僥幸從水牢裏活著出來的僅有的一個人。
既然如此，要談水牢，就不能不談到那位“僥幸從水牢裏活著出來的僅有的一個人”即“冷媽媽”冷月英同誌。
略知劉文彩的讀者，都不會對“冷媽媽”冷月英的大名感到陌生。這是理所當然──獨木不成橋，獨角不成戲。反角劉文彩閃亮登場，得有個正角去烘托他。“冷媽媽”冷月英的一連串動人故事便應運而生。劉文彩被定義為舊中國地主階級的總典型，“冷媽媽”冷月英則被定義為舊中國受苦農民的總典型。猶如一枚硬幣的兩麵。純就知名度而言，劉文彩和冷月英，確實是相輔相成，比翼齊飛。
關於冷月英生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大邑縣誌》在《名人》一欄有如下記載：
冷月英，女，彭山縣謝家鄉人，清宣統三年（1911）四月出生在一個貧苦的吳姓農民家庭。八歲時被賣給地主當丫頭。十歲半時，因忍受不了地主的虐待，出逃到新津縣討飯度日。十三歲時找到在新津當長工的父親吳金良，後與大邑縣上安鎮鄉下昌盛橋冷春廷結婚。
解放後，1951年，唐鎮鄉進行土地改革，她當選為農民協會分會婦女委員，土改工作隊為她取名冷月英。在當地清匪反霸中，冷月英配合其他武裝隊員，到老家彭山一帶偵察匪跡，捉回匪首，並清出埋藏的槍支彈藥，川西區黨委、川西人民行政公署授予她剿匪英雄稱號。同年3月，唐鎮鄉土地改革結束，冷月英響應人民政府“團結互助”的號召，同十餘戶農民組成變工互助組，因豐收獲西南區豐產獎章。這個變工互助組，後分為三個組，因經驗不足，互助組散了。1952年1月，她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2月，冷月英等七戶農民組織起來，她被選為組長，命名為冷月英互助組，成為大邑地區首批建立的少數幾個農業生產互助組之一。4月，冷月英互助組向川西區所有互助組發起愛國增產競賽。她在組內做婦女的工作，宣傳婚姻法，解決婦女實際困難，調動婦女參加生產勞動積極姓。冷月英互助組農業獲得豐收後，出席四川省婦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1953年春，她被評為川西區農業勞動模範，出席省農業生產勞動模範大會。同年10月，冷月英參加中國人民赴朝鮮慰問團到朝鮮慰問中國人民誌願軍和朝鮮人民軍。
1954年，大邑縣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時，在冷月英互助組基礎上建起五四農業生產合作社，冷月英當選為社長。她努力勞動，積極工作，團結幹部群眾，生產不斷發展，合作社得到鞏固和發展。
1958年，縣裏辦人民公社，冷月英領導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改為蔬菜農場，她任農場場長。1959年10月，冷月英受特邀到京參加建國十周年國慶大典。1962年，她被評為四川省農業勞動模範。
此後，冷月英先後任大邑縣革委副主任、中共大邑縣第四屆縣委委員、四川省婦女聯合會第五屆委員會委員、四川省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常務委員、溫江地區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71年任大邑縣政協副主席。1981年退休。
這份小傳列舉了冷月英的諸多業績，那些業績統統屬於五十年代；但冷月英的黃金時代並不是五十年代而是六七十年代。冷月英在她的黃金時代究竟有什麽作為？小傳卻沒有反映，冷月英最重要的曆史“水牢”曆史，小傳更是不著一字，這不能不說是一反常規。誠然，冷月英五十年代就已小有名氣，但後來全國人民知道“冷媽媽”冷月英，並不是因為她在五十年代有什麽業績，而僅僅是因為水牢。在全國人民的眼裏，“冷媽媽”冷月英就是“水牢”的化身。如果沒有莊園陳列館的拔地而起，沒有劉文彩的閃亮登場，沒有水牢，冷月英也就不可能由五十年代小有名氣的川西區農業勞模而躍升為全國性的政治明星。
小傳避開了“水牢”這個最關鍵的環節。不僅避開了“水牢”一節，而且將冷月英結婚後受劉家地主壓迫的悲慘曆史刪了個一幹二淨。這等於是砍掉了冷月英曆史的主幹，剩餘情節，則不過是冷月英曆史的枝葉。冷月英實際上已不足為舊中國受苦農民的總典型。
這當然是對“水牢”的一種委婉否定，是對被扭曲的曆史的間接矯正。
冷月英最早提出水牢之說，據稱是在1951年。那年的一次會議上，“愛國模範”冷月英聲稱：“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劉伯華五鬥租穀，剛生孩子三天，就蒙上眼睛拋進了劉家水牢關了七天七夜……。”但冷月英並沒有明確認定，她坐的一定是劉文彩的水牢。1954年元月，大邑縣在縣文化館舉辦“農業合作化”展覽，以實物模型為主，配以圖片解說。“具體籌辦這次展覽的同誌將冷月英受地主剝削壓迫，被關‘水牢’這件事典型化以後，納入這個展區的主要內容。為了使展覽內容更突出、動人，具有說服力，他們根據地主劉伯華是劉文彩的親侄兒，是劉氏家族這個根，提出‘冷月英坐劉文彩家水牢’的設計方案。”這個方案得到了主管部門的認可，籌辦人員就按“冷月英解放前被地主劉文彩關在水牢受苦的慘景”的設想來“布景”。劉文彩水牢在當地人是聞所未聞，引起極大轟動。
後來，上報大邑縣委的《農業合作化展覽總結》中有這樣一段話：“在政權教育方麵，是通過冷月英解放前被地主劉文彩關在水牢受苦的慘景與解放後當選副鄉長、農業社主任、到朝鮮慰問誌願軍及其當選人民代表後給社員們宣傳《憲法》的愉快情景進行鮮明的對比，以達到‘想過去，看現在’的目的。”接下來描述了水牢展出的盛況：“在舉辦解放前後農民生活對比展覽中，解放前展覽室內的典型事件的塑造及環境的布置上，都十分注重典型化，幕布、耳幕等均係用黑色，每景的圖片也都刻畫得很慘，使每個觀眾都能‘觸景生情’，聽之動人。因此，在講解放前冷月英坐水牢受苦等慘景時，每天都有好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傷心的眼淚，甚至有引起回憶自己或自己爹媽解放前受地主壓迫的苦痛而痛哭流涕，泣不成聲的。”
可見，劉文彩水牢的曆史，比地主莊園陳列館的曆史悠久得多。而且劉文彩水牢之出籠不是無心插柳，完全是有心栽花的結果。倒不是說“冷媽媽”冷月英一開始就存心冤枉劉文彩。三十多年後官方解釋說，冷月英確實坐過劉家的牢，隻不過坐的不是劉文彩的水牢而是坐的劉文彩侄兒劉伯華的地牢。可能那間地牢有積水而被冷月英誤認為水牢。這個解釋在邏輯上應該說還是說得通的。但水牢的始作俑者是冷月英，劉文彩水牢的始作俑者卻不是冷月英而是主管部門。在冷月英個人也許是無心插柳，在主管部門卻是有心栽花。“冷媽媽”冷月英同誌是個組織性紀律性很強的同誌，一貫是領導叫幹啥就幹啥。領導有心栽花，並要她將錯就錯，她能拒絕嗎？實際上冷月英後來也是身不由己。
劉文彩水牢就這樣橫空出世。當時的政治大氣候尚稱平和，劉文彩水牢還隻是轟動一個小小的大邑，沒有引出更大波瀾。1958年階級鬥爭升溫，莊園陳列館建館，主管部門哪肯錯過劉文彩水牢這個絕好的素材呢？便全盤照搬1954年製作的劉文彩水牢模型，並給本來空空如也的地下室灌上水，仿製了鐵囚籠、三角釘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後向社會開放，以它無聲的恐怖接待來自四麵八方的觀眾。冷月英也開始由愛國模範勞動模範一變而為“階級鬥爭活教材”，到處聲討劉文彩的滔天罪行。一份為冷月英正名的文章承認：“久而久之，冷月英本人的訴苦材料中關於坐‘水牢’部分由別人整理後也改為‘坐大地主劉文彩的水牢’的說法。她本人在向人們作‘憶苦思甜’報告時，也就念成‘因欠劉家地主五鬥租穀，被地主狗腿子抓去，眼睛蒙上黑布，丟進大惡霸劉文彩的水牢，關了七天七夜’”（1994年5月6日《四川政協報》）。就如同劉文彩水牢不是冷月英的發明而是主管部門認定的一樣，她的演講稿也不是她的創作而是主管部門為她提供的，講台上的她和舞台上的演員一樣，隻能按別人設計的動作表演，背別人寫的台詞。
血淋淋的水牢和冷月英悲切的控訴，有著強烈的感染力。水牢的知名度從此扶搖直上。八屆十中全會更是水牢和冷月英的一次曆史性機遇。全會剛剛落幕，秀才們就從成都、從重慶、從北京紛紛湧向大邑地主莊園陳列館，湧向水牢和冷月英，把水牢和冷月英視作給“階級鬥爭”造勢的重磅炸彈。他們如願以償。1962年，作家李累、之光撰寫的“紀實文學”《從水牢裏活出來的人》在中國最權威的文學雜誌《人民文學》上發表，舉國震驚。水牢和冷月英從此走出夔門，成了全國人民關注的熱門話題。一大批以水牢和冷月英為素材的文藝作品相繼問世。同年，戲劇《水牢記》、《水牢仇》相繼公演。川劇《水牢仇》劇組在成都首次公演後赴安仁、唐場演出，竟華等主要演員並到“冷媽媽”冷月英家“體驗生活”。關於水牢和冷月英的新聞報道、宣傳畫、連環畫更是不計其數。後來水牢還寫進了中小學教科書。
水牢和冷月英譽滿全國，冷月英的身份隨之發生了變化。1964年莊園陳列館改館之前，冷月英任唐場蔬菜農場場長兼黨支部書記。改館之後她被提拔為唐場公社黨委副書記，並辦理了“農轉非”手續，從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變成了國家幹部。對冷月英的身份變化，有關部門的解釋是“工作需要”，這是一句大實話。冷月英成名後，已經不可能像原來那樣隻是忙於種蘿卜青菜了，她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因此必須把她從繁雜的農活中解放出來。她的更重要的工作，便是充當“階級鬥爭活教材”。為冷月英正名的那篇文章稱：當上國家幹部後，“雖然她身兼數職，卻無暇顧及‘政事’，大多數時間花在外出開會和‘憶苦思甜’上。”也就是說，她是個沒有實權的公社黨委副書記，實際上隻不過是個公社黨委副書記級的專職宣講員。
冷月英文化程度不高──勉強能夠識字斷文。但她很有天賦。演講稿雖然不是出自她的筆下，她卻不但可以倒背如流，而且演講時能馬上進入角色，簡直是字字血，聲聲淚。她在台上邊講邊哭，哭得像個淚人兒。台下聽眾也大多哭得直不起腰。1965年，大邑縣組織幹部到四川省主要負責人在遂寧抓的一個點參觀學習，冷月英也去了，在那裏與宜賓“白毛女”羅昌秀、戰鬥英雄黃繼光的母親鄧秀芝第一次見麵。遂寧有關部門聽說冷月英來訪，大喜過望，邀請她做一場“憶苦思甜”報告。冷月英也不推辭。消息剛剛傳出，便有聽眾排成“火巷子”，敲鑼打鼓，揮舞小旗，夾道迎候久聞大名的“冷媽媽”。“冷媽媽”紅光滿麵健步走進會場時，會場一千個座位即告爆滿，連會場中的過道和會場外的走廊都搭滿了小板凳。據記載有兩千多人前來瞻仰“冷媽媽”的豐采。“冷媽媽”又是邊講邊哭，會場中不斷響起“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的口號，手臂如林。散會時，許多聽眾已經是眼睛紅腫，淚濕衣裳。1966年初，“冷媽媽”在莊園陳列館給三百多名空軍官兵作“憶苦思甜”報告，空軍官兵竟然哭倒一地，最後由解說員把他們一一扶起來。同年六月，中央電視台派人到莊園陳列館拍攝專題電視片《收租院》，為了配合中央電視台，大邑方麵組織了兩千多名駐軍官兵和中小學生參觀收租院，並請“冷媽媽”到現場作“憶苦思甜”報告。“冷媽媽”坐在一把椅子上，子弟兵和少先隊員一個個充滿了敬意地簇擁著她。她淚水盈盈地複述著已經複述了幾百遍的水牢故事，聽眾同樣抑製不住滿腔悲憤，忘情地大哭起來。“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不忘階級苦，永做革命人”的口號聲驚天動地。這部專題片現在還珍藏在地主莊園陳列館，真實地記錄著那段曆史。
以下是四川美術學院紅衛兵於1967年元月1日整理的冷月英演講稿中有關水牢的一段：
提起劉文彩的田，話就長了。那時因交不起租子被地主關押或吊打，差不多年年都有一次。1937年那年天又旱，我租惡霸地主劉文彩的二畝多地，到端陽才把秧子栽下去，後來穀子的白穗很多，邊撻穀交租，我丈夫和老人在外麵吆鴨子還沒回來，我有八歲的姑娘，什麽事情還幫湊不上，自己又是懷身大肚的人了。窮人靠窮人，多虧周圍團轉的朋友幫我收莊稼，我在灶房給大家燒茶，撻穀子的倒給我發起愁來了，一塊一畝二分的田，還收不足一石，這麽一點要交八鬥租，怎麽開交呢？我把茶送到田坎上，大家給出主意，叫我留下幾分田擺起，請老板看了好讓點租子，那陣我卻是嚐夠了酸甜苦辣快三十歲的人了，滿不在乎地向大家說：“怕啥子，橫順每年撻穀交租，我都要到劉家耍一轉。”
到秋收，田頭穀子才打完，劉文彩就派狗腿子來收租。他們一走攏就翻箱倒櫃，把壇壇罐罐都倒幹淨了，還差五鬥二升租，那些家夥就拿起鋤頭到處挖，把我埋在草灰裏留著給娃娃吃的幾升酒米也清去了。狗腿子拍桌子摔板凳，雷火轟天，弄得幾裏路外的人都曉得，隨便我怎麽喪求，硬是雷打不動的“鐵板租”半升一碗都不讓。他們不管我懷胎大肚，硬拉我去見劉文彩，後來我答應想辦法，他們才惡狠狠地說：明天再找你算帳。一路上人馬拍屁股就走了。
窮人事多路窄。當天晚上我就生了孩子，第二天，太陽都當頂了，別家早已吃了飯，我家的灶還沒冒煙。大女兒守在床邊哭，問我拿啥東西下鍋，我想硬撐起身子下床，奈何昨天挨了頓毒打，又剛剛生了娃兒，簡直不能動一下。實在無法，我生了娃娃連口米湯都沒得喝上一口，隻好叫女兒到別家去借點米回來。女兒出門不久，狗腿子就像一群野豬一樣進屋不走門，打爛我的壁頭，拱到了我的籬笆門，凶神惡煞地又在拍桌摔凳，叫我馬上交清租子，我在床上叫他們再寬限幾天，等在外麵吆鴨子的丈夫回來想辦法，可是這群畜生不聽半句人話，他們有的抓我頭發，有的拉手臂，硬把我從床上拖下來，又是拳打又是足頭踢，一根繩子就把我捆起來，槍托子在我背上打。這時候我那剛生的娃兒在床上哇哇地哭，大女兒借米回來，足剛剛跨進門，就被狗腿子一巴掌打倒在地，半碗米撒滿一地，女兒抬頭見我被捆，就連撲帶爬地過來拖住我的腳杆，喊著：“媽媽你不能走呀！”話音剛落，狗腿一腳把她踢開，拖起我就走。我被綁走多遠，還聽到兩個娃娃的哭聲。架走我以後，娃娃就餓死了，誰知道我丁丁小的大女，比媽媽討飯那年還小兩歲，才八歲嗬，又朝著媽媽走過的路去挨門挨戶討飯求乞。
我被拉進劉文彩的莊園，一進莊園，不問青紅皂白就把我帶到一個什麽地方，轉了幾個彎，下了一陣石梯子，一股難聞的血腥氣劈麵朝我衝來，衝得我一下子就昏了。有個家夥使勁把我揪下一個陡坡，摔倒在水□裏，足一踏踩，水淹齊我的腰杆，這什麽水呀！冰得浸骨頭，臭得人惡心。剛生娃娃的人，血水還順著足杆流，遭到那冰冷的血水一浸，肚子痛得來像刀絞一樣。我站不穩，一下倒下去，又髒又臭的血水不斷朝我嘴裏流，盡力爬起來，足下一滑又倒下去，這手抓住一根人骨頭，那足又踩著一個人的腦殼，狗腿子嫌我動作慢，用棍木棒一下把我戳進一個鐵籠子，進了籠子就在迷迷糊糊聽到鐵棚聲、關門聲、上鎖聲中昏死過去了。不知過了好久，當我痛醒轉來時，隻知道自己是痛醒的，痛的像有人在剪我的腸子，絞我的肚子。醒轉來什麽也看不見，隻摸到一根根的鐵柱。我雙手拉著鐵柱站起來，才覺得水淹過膝頭，崩斷我的腸子，我緊咬牙齒熬了過去，這裏頭的臭氣硬把我熏死了幾次，熏死過去，痛醒過來。有一回我硬睜起眼睛，從一道碗口大的鐵窗縫裏射進來一股綠光中，才恍恍惚惚看見這個水牢的一些：到處都是死人骨頭，鐵籠上下都安有鐵釘，隻有站不能坐，我是被關在水牢的鐵籠裏，籠外還泡著三個男人，東倒西歪地靠著石壁坐著，泡在水中。我們幾個，在裝著好多窮兄弟的骨頭和血水的水牢裏，沒有哭，沒有喊叫。隔了幾天，死去一個兄弟。我們的血淚隻有往肚子裏吞……。以後又迷迷糊糊地看不見什麽了。
在水牢裏一共提審我三次，每次都是用鐵鉤把我抓出去的。頭兩次，三言兩語過了一堂，又把我推進水牢。第二次下牢，我站不住，坐不穩，這邊是死人，那邊是死人。一腳踩到腦殼，二腳踩到身子。每腳都踩在我的叔伯兄弟，真叫我痛心。最後一次審我是劉文彩。狗腿子罵我前次在關帝廟鬧動了唐場，才有劉文彩問我的緣分。等了半天不見動靜，劉賣什麽膏藥我不曉得。後來我聽見狗腿子在打聽，有人說他正在啥子“逍遙宮”……。劉文彩來後，先問我願死願活，我說死活都不論，就問了這麽一句話，又把我關進水牢，這時我已被折磨的昏昏沉沉的了，站不穩，倒下去撲在一個死人身上，以後就啥也不知道了。
我被劉文彩綁走後，丈夫得信趕了回來，四處托人說情，挨高利貸借了二十元錢，交了劉文彩的五鬥二升租子，還付了我坐七天水牢的七鬥米的房錢，又加上劉文彩嫌一個剛生娃娃的婦女死在他家的水牢裏不吉利，才把我放了，並限製隻能晚上來取人，隻能走後門取人。我丈夫在一天晚上就把我背出了劉文彩莊園的後門，把我捆在椅子上拉回家裏。這時我人事不醒，隻剩下微微一口氣，他告訴我，我一身衣裳被血水凝起來像牛皮一樣，滿身血水，雙足粘了死人肉，脫不下來。他給我抹，周圍的窮弟兄們也幫助給我洗擦，我腳上、腿上都結成了痂塊。死人肉巴著活人肉，足足有十幾天。天天用熱水泡，用刀子刮，才刮去人肉和血塊。人不知道飽餓，隻能灌點米湯，直到我清醒，才看見大女兒癡呆呆地站在我身邊，我就尋摸自己的奶娃……（莊園檔案67宗F15卷）。
如此慘絕人寰，難以置信。但一切布置得那麽真切，令局外人不得不信。
冷月英演講的水牢故事，有多種版本。在不同的版本中，情節各有不同。一忽兒她說自己是1943年被關進劉文彩水牢的，一忽兒說她早在1937年就被關進了劉文彩水牢；一忽兒說她是劉伯華的佃戶，一忽兒說她是劉文彩的佃戶。一忽兒說坐水牢期間她沒有見過劉文彩本人，一忽兒說坐水牢期間劉文彩提審過她。水牢故事之外的其他冷月英故事，同樣是各說不一。上麵提到的那個紅衛兵版本就有一個冷月英鏡頭與官方版本迥然有別。這個鏡頭便是“馬尾拖農民”。紅衛兵版本對“馬尾拖農民”是這樣記載的：
有一回，我在唐場場口，看到劉家的狗腿子晏子輝騎在馬上，馬屁股後麵拖了一個老頭子。籮兜繩子把老頭捆的緊綁，拴在馬鞍後頭。馬走的慢，人還跟得上，一進場口，晏子輝抽了幾馬鞭，就把老頭子拖起來了。大家實在看不過去，悄悄咬耳朵，我忍不住衝口說了句：“交不起租子人就不是人了嗎？”話送進了晏的耳朵，他煞住馬，從袖筒裏抽出一節東西，刷的一聲，變成了兩尺多長的鋼絲鞭子，使出吃奶的勁，抽了我一頓。不怕他凶，我抹了抹臉上的血，抵住他吵，街上的人圍多了，他下不了台，就把我紮個五花大綁和老頭子一起拖進關帝廟──他們的鄉公所。到了關帝廟，把我吊起，他的煙癮過足了，把我放下來，問我一陣，問煩了又吊起來打，一連打了我二天二夜，我也始終沒有嘴軟。晏子輝在場上犯下的罪惡行為，驚動了街坊鄰居，他沒辦法，才叫偽保長出麵轉彎彎放了我。晏放我走時，憋不住心頭那股殺氣，還抓了一塊火磚硬在我手杆上，至今仍留有一塊兩寸多寬的傷疤……
官方版本在處理這個鏡頭時則用上了換頭術。七年後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四川大學中文係和“四川省大邑縣階級教育展覽館”合作編寫的小冊子《血海深仇收租院》（農村版），把“馬尾拖農民”的主犯晏子輝換成了劉元琮：
劉元琮倚仗劉文彩的勢力，到處作威作福。有一次，我和幾個佃戶正在田裏割穀樁，遠遠看見他騎在一匹馬上，一幫狗腿子跟著跑過來。走近一看，馬後麵拖著佃戶李大爺，頭和臉都在地上擦爛了，血淌得到處都是。我們都很氣憤，攔著馬頭喊起來：“交不起租子就不是人啦？你們還讓不讓人活啊！”劉元琮翻身下馬，兩眼直轉，要找鬧事的人。我質問他說：“你們把人都快拖死了，我們就不該說一句話呀！”他一聽，就像烏龜遭牛踩了一樣，腦殼縮了一下，幹笑了兩聲說：“我今天要殺雞給猴看！看你有好硬，給我帶起走！”幾個狗腿子衝上來，把我拖到唐場劉元琮的公館裏，吊在梁上，用皮鞭蘸著水打。劉元琮坐在太師靠椅上問：“看你多嘴！你和李老漢有啥子勾結，不說清楚要你的命！”然後又在我的腳上吊了兩塊火磚，背上加了塊三十多斤重的土磚。直到第二天，我還在昏迷中，劉元琮以為我吊死了，就叫人喊冷春廷來領屍。春廷把我放下來，我的腳手都腫亮了，過了好一陣才蘇醒過來。劉元琮一看，罵我裝死嚇他，抓起一塊火磚就向我砸來。我的左手被打傷，後來傷口化了膿，半年多都不能幹活。
用換頭術把晏子輝換成劉元琮，這決非是因為一時心血來潮。蠟鑄模型中的《背磨沉水》等三個案例原本與劉元琮無幹，卻生拉硬扯把劉元琮扯進去。製作劉家地主《百罪圖》，又把劉元琮打成第二號主犯。創作水牢故事，還是不肯將劉元琮割愛，劉元琮的座次依舊僅次於劉文彩。對起義將領劉元琮如此牽掛、如此“特殊關照”，想必其中有什麽緣由。為免橫生枝蔓，且待下回分解。
文革十年，是“冷媽媽”冷月英同誌一生中最忙碌的十年。她常常坐著專車，到部隊、機關、學校、廠礦、農村作“憶苦思甜”報告，到水牢、“雇工房”、“收租院”等處現身說法。每次登上主席台，她麵前總放著一個印有“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搪瓷缸。她先喝口水，然後從容不迫地從身邊的黑色手提袋中取出那份長達一萬一千字的演講稿，望一眼台下。這時台下就會響起雷鳴般的掌聲和口號聲。到文革後期，邀請“冷媽媽”冷月英同誌作報告的單位實在太多了，“冷媽媽”冷月英同誌簡直是應接不暇。加上她已進入花甲之年，身患心髒病，經不住太大的體力和心力消耗，作一次“憶苦思甜”報告，往往筋疲力盡，要休息兩、三天才能恢複到正常狀態。以致於當時的大邑縣“革命委員會”不得不規定：請“冷媽媽”冷月英同誌作報告，必須提前與縣上聯係，經縣“革命委員會”批準。盡管如此，“冷媽媽”冷月英同誌作“憶苦思甜”報告的次數仍然非常之多，直到1977年，這種局麵才告終結。據不完全統計，1977年之前，“冷媽媽”冷月英同誌在省內省外所作的“憶苦思甜”報告近千場，聽眾則多達百萬人次以上。“冷媽媽”舊中國受苦農民總典型的地位從此是家喻戶曉。她終於成了當時中國知名度最高的農村女性。
文革結束後，中國由“階級鬥爭為綱”轉到“經濟建設為中心”。作為“階級鬥爭活教材”的“冷媽媽”冷月英同誌，也就永遠地失去了從前的講壇。雖然“仍擔任大邑縣政協副主席等重要職務”，但實際上無事可幹。便主動申請退休。經溫江地委批準，1981年9月15日，“冷媽媽”冷月英同誌正式隱退。僅僅過了三年，她就在落寞和困惑中去世，時年七十三歲。
地下室的水抽幹了，鐵籠搬走了。有關水牢的一切印記一下子消失得幹幹淨淨。地下室門口一塊木牌，上書四個大字：“鴉片煙室”。
“冷媽媽”冷月英尚未告別人世時，水牢問題已經鬧得沸沸揚揚。
其實，水牢一經問世就成了問題。隻不過在政治高壓之下，這個問題沒法展開。對水牢信以為真的實際上始終都是局外人；知情人從來不承認有什麽水牢，從來沒被說服。當年製作水牢時，為了防止有人對水牢的真實性提出質疑，主管部門曾經煞費苦心。既然有劉文彩水牢，就應該有水牢的設計者和修建者，也應該有其他水牢受害者──劉文彩水牢總不會隻用來關押一個“冷媽媽”冷月英吧？但為什麽隻有一個“冷媽媽”冷月英說自己見識過水牢呢？如果對這一點預先沒有交代，人們就難免疑竇叢生。主管部門便在水牢解說詞中特意強調指出：“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後全部被殺害了”；“省人民代表、勞動模範、共產黨員冷月英同誌是僥幸從水牢裏活著出來的僅有的一個人。”這樣解釋還有一個作用──既然隻有“冷媽媽”冷月英同誌是唯一一個仍然健在的水牢目擊者，她當然也就是水牢問題的唯一權威，沒有反證，誰都沒資格對“冷媽媽”冷月英的說法說三道四。
的確，在極左路線猖獗、人人自危的六七十年代，沒有誰直接對“冷媽媽”冷月英同誌的說法說三道四，但委婉的還是有的。1964年12月9日，四川省政協組織各界民主人士到莊園陳列館參觀。臨別時召開座談會，征詢他們對第二次改館的意見。盛情難卻，省政協委員王安懋、劉樹成便簡略地談了一下自己的觀感。如中共川康邊遊擊縱隊政委李維嘉所說：“王先生是進步人士，是大邑民盟負責人，又是大邑縣地方實力派中一派的首領。”中共地下黨和中共川康邊遊擊縱隊“得到了他的許多可貴的幫助”（《川康邊人民遊擊縱隊資料續編》）。但李維嘉先生沒有提到的是，王安懋還是劉文彩的知交。起義將領劉樹成則是劉文彩的堂侄，兩人在劉文彩曆史方麵有相當的發言權。莊園檔案67宗B35卷對他倆的發言有如下記載：
1。水牢的事情，王安懋、劉樹成說：“我們過去不曉得有水牢的事情，無風不起浪，也從未聽說過。但是大惡霸劉文彩平素為人心毒手辣，究竟有沒有水牢的事情，問當地農民才知道。”
2。農民打死狗叫農民祭狗。“這種事情，我們從未聽說，因為我在大邑城內住（王安懋），隔安仁幾十裏。”“我在外麵少在家（劉樹成），所以，我們未聽說，要問當地農民，才能證實”。
3。“展覽的藤轎，是劉文彩惡霸在宜賓當偽官僚後回大邑才有的，但很少坐，其一生常坐滑竿，而滑竿的漂亮和價值都較展出的藤轎為高為貴，覺得應展出滑竿更好，當然汽車包車藤轎都是有的。”
4。“每天殺三十個鴨子腳蹼來吃的事不實在，因為在解放前安仁鎮、大邑都買得到鴨子腳蹼。”
5。“肖汝林、徐達仁是由劉文彩惡霸的走狗、土匪頭子郭保之在大邑西門外綁架至安仁鎮關在偽鎮公所樓上拉下來槍殺的，我們知道未審訊過”。
兩人的發言都是謹小慎微，生怕“觸雷”。盡管如此，因為他們畢竟沒有作應聲蟲，對陳列內容多多少少還是澄清了一些，主管部門很不高興。發言記錄稿上特別這樣注釋發言者的政治麵貌：劉樹成：偽師長、劉文彩親家；王安懋：偽營長、盟員。一位主管領導更是在送呈的記錄稿上大筆一揮：“不宜完全相信，僅供參考。”實際上連參考參考都不行，記錄稿束之高閣。
王安懋曾出入地主莊園十多次，劉樹成的出入次數更多；兩人對地主莊園的布局知之甚詳。“莊園通”卻說自己不知道莊園有過水牢，“究竟有沒有水牢的事情，問當地農民才知道。”這豈不等於說，水牢一案並非塵埃落定，而是大可推敲？王安懋和劉樹成當然不是真的不知道“究竟有沒有水牢的事情”，但當時他們隻能說到這一步，還想說的，就留待來日了。
這一天終於來了。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思想解放的大潮席卷中國，不可避免地也要席卷莊園陳列館。在過去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陳列內容，現在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公開質疑。為了跟上時代步伐，莊園陳列館開始對陳列內容進行調整，清除那些肯定與時代不合拍的陳列內容。對有爭議的陳列內容也考慮要重新調查。而在所有陳列內容中，爭議最大的就是劉文彩水牢，為此，從1981年開始，陳列館派出專人，采訪了七十多名知情者，翻閱了大量文史、檔案資料，對“水牢”刨根究底。
王安懋接受了采訪。他告訴來訪者，冷月英的說法靠不住，冷月英一會兒說她是1943年坐的水牢，一會兒說她是1937年坐的水牢。而無論是1943年，還是1937年，用做水牢的地下室根本就不存在。他說，水牢所在位置原先是有間房，但那間房修在地麵上，叫做紅倉，是劉文彩堆放鴉片的庫房。“我曾十一次到過劉文彩家，有一次我去時他當時的團長還引我去參觀過劉文彩堆鴉片的地方，那裏麵還堆有好多挑鴉片，另一角還堆放著一百桌江西瓷磚。上邊都還放有幾挑鴉片。那房子後來被人燒了，我也去過。據說當時他的家人偷了劉文彩的鴉片，事後就放火燒了劉文彩堆煙的房子（房子被燒後我還帶人去查過），現在的房子（即地下室──引者注）是當時火燒後才蓋的。”他肯定地說：“當時我沒看見水牢。”王安懋說的這些事在安仁鎮其實是人所共知，因為1945年紅倉失火時，安仁鎮許多居民都曾趕到紅倉救火，鎮上的文彩中學師生更是差不多全體出動，事後為了感謝文彩中學師生，劉文彩還殺了好多頭豬請他們。紅倉被一把火燒掉後，劉文彩才在紅倉原址修建了地下室。既然如此，冷月英怎麽可能在1943年或1937年進到那間地下室裏去呢？劉文彩姨太太王玉清則把地下室叫做“地引子”，她向采訪人員解釋說：“裝鴉片的倉被燒了，才修的地引子，上麵一層房是裝棉絮的，裝一百多床。下麵是乘涼的，我們都沒去過，一到熱天地下就浸滿了水。當時修地引子，主要是我們的房子密，地勢又低，修起後地下水就往矮處流。”
調查人員還走訪了當地農民。1982年4月14日，大邑縣沙渠公社農民、曾在劉文彩家幫工的王裕豐在被問及“劉文彩地下室關過人沒有”時，回答：“沒有見過關人。”同年4月20日，大邑縣江源公社農民、曾在劉文彩家幫工的徐吉廷在被問及“你見過裏頭（指地下室）關過人沒有”時，也說：“不知道，沒有聽說過他（指劉文彩）關過人。”1947年才離開莊園的雇工穀正倫則告訴來訪者：從1942年起，他常到紅倉給劉文彩拿鴉片，那裏確實是倉庫，哪是什麽“水牢”。已六十二歲的蘇家公社四大隊一隊農民牟春發，當年也在莊園幫工。他對所謂水牢之說早就憋了一肚子火。調查人員來訪時，他的答複一點不客氣。下麵是莊園陳列館整理的采訪筆錄：
問：地下室關過人沒有？
答：我知道沒有。後來有人說關過，哪有那事？……那次不知是哪裏來人訪問我時，我照實說了，後來有人點我水，說你就說關過人算了，順水推舟嘛。不過，今天我仍然堅持是什麽說什麽，毛主席說要實事求是嘛！
經過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證一個也沒找到，物證同樣不見蹤影。隻找到了一份文獻資料，是建國初期安仁鄉民安村武裝隊隊長鄧開清和他的一個隊員的口述筆錄，兩位目擊人稱：“1950年9月份，我們發現莊園牆壁被人打開一個洞。從洞口鑽進去看見一間像‘水牢’般的屋子。脫鞋下去，感到裏麵水有大腿深，且很髒很臭。”並說水中有屍骨。屋子有水和水牢不相幹，這一點其他知情者解釋得很清楚了。那麽屍骨是否與水牢有關呢？兩位目擊人沒有提供進一步的線索。這份孤證無法支撐水牢之說。
始終查無實據，莊園陳列館這才鼓起勇氣，向主管部門送呈《關於“水牢”的報告》。內稱：
……綜合我們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據的。
（1）室內發現的屍骨由於身份不明，來曆也不清楚，又有臨近解放時期胡宗南部隊進駐破壞老公館等原因，屍骨不能作為劉文彩在這裏私設水牢的定案依據。
（2）冷月英在目前為止我們所知道的唯一“坐水牢”的人，但是，她在這個地下室“坐水牢”的可能基本不存在。第一，她不是劉文彩的佃戶，而是劉文彩的侄兒劉伯華的佃戶。第二，地下室建立於1945年秋，冷月英“坐水牢”的時間據她1951年的訴苦是1943年，後來她改正為1937年，這兩個時間都在地下室修成之前。第三，冷月英解放初隻說她“坐過劉家的水牢，”並沒有指（一定就是）劉文彩（家）的水牢。她當時是蒙著眼睛（被）拉進水牢的，也不可能知道地點。
（3）地下室和風水墩隻隔幾步。劉文彩一家經常對風水墩燒香拜佛，並且非常忌諱，如劉文彩在外地死後屍體不得進老公館。像這樣的地主，怎能容忍別家剛生小孩的婦女進到他的風水墩跟前呢？劉文彩的公館很多，“公益協進社”遍布各鄉鎮，哪裏不可以設刑堂，何必要在他的風水墩前動大刑？再說地下室隔壁是穀倉，雇工佃農常來常往，在這裏對農民施用酷刑，幾年之間無人發現，是不可思議的。這次調查中，無論當年在老公館的雇工、丫頭，還是附近的農民，都沒有一個人知道當時老公館內還有“水牢”，有不少人甚至明白地表示否定。
報告據此斷言：劉文彩並沒有設過水牢，冷月英也沒有坐過劉文彩的任何牢房。所謂“水牢”，純係劉文彩存放鴉片的倉庫。報告說：“二十多年來，水牢一直有爭議，一些觀眾也曾（從）不同側麵提出過一些疑問。這不單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它的宣傳效果，而且關係到我們的宣傳是否堅持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的原則問題。”報告因此請求推翻水牢原案，去偽存真，還曆史本來麵目。
這不免把“水牢”明星們置於一種非常尷尬的境地。
1981年元月8日，陳列館派員到大邑唐場采訪“冷媽媽”冷月英，以下是當時的談話記錄：
問：你今年有多大歲數？
答：我今年七十二歲。
問：你坐水牢時是多少歲？
答：我記不得了。
問：你坐水牢時是不是拖進來就把你甩在鐵籠子裏？
答：我記不起了，好多年的事，咋記得嘛？我住院時，醫生不要我回憶以往的事，怕我又氣病了。縣革委會指示，叫我不要隨便說，隨便哪裏索詞都不要說，除非有組織部的介紹信和革委會開的證明才說。
後來有記者找到“冷媽媽”冷月英，冷月英還是拒絕正麵回答問題。情急之下脫口而出：“你們追著我問什麽？又不是我要那樣講的，是縣委要我那樣講的，要問，你們問縣委去！”
這話倒也不假。
1982年2月24日，陳列館派員到雙流縣中心鎮涼山州氮肥廠采訪最早報道水牢的作者之一王開君，以下是王開君的口述筆錄：
（本人不同意錄音，隻能作閑談）
1951年宣傳節約支援抗美援朝，冷月英帶頭把家裏的四十大鴨子捐獻出來；第二，大邑剿匪中，冷月英一個人單槍匹馬抓匪首徐沛霖，被評為剿匪英雄；第三，帶頭建立互助組，《人民日報》以此事跡頭版頭條報道後被評為勞動模範，1952年並參加赴朝慰問代表團慰問；第四，出身貧苦，十三歲就當丫頭，所以被選出席縣模範。在此期間進行憶苦思甜教育。冷月英在發言時說她欠劉家的帳，將她眼睛蒙了弄來關押，下麵還有水淹到腳肚子，因此我按她講的做了報道。
實際上是承認他拿不出事實依據，關於水牢的報道僅依據冷月英的一麵之詞。
調查到1982年基本結束。調查報告的結論無可爭辯，沒有誰否定。“劉文彩水牢”的始作俑者也隻是對報告持沉默態度。盡管如此，報告仍遲遲得不到批準。主持這次調查的原莊園陳列館館長安師呂老先生曾告訴作者：主管部門負責人在接到他們的報告後，好心地提醒他們說：水牢問題不隻是一個曆史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要多從政治角度考慮。正因為把它當作一個政治問題，一個本來很簡單的問題就變得非常複雜了。所以，調查隻用了一年多一點時間，處理報告卻花了整整六年時間──1988年，四川省委宣傳部、四川省文化廳和成都市委宣傳部、成都市文化廳終於下達了“水牢恢複為鴉片煙庫原狀”的複函。
於是，地下室的水抽幹了，鐵籠搬走了。有關水牢的一切印記一下子消失得幹幹淨淨。地下室門口一塊木牌，上書四個大字：“鴉片煙室”。
叱吒風雲三十多年的水牢一去不複返，這產生了強烈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與水牢僅隔咫尺的平房裏，還有一座同樣讓人談虎色變的牢房──地牢。牢深190米，長570米，寬235米。頂蓋高出地麵080米。雖說從未掛牌明示為劉文彩所建，但設於劉文彩家，何人所為，不言而喻。1979年印行的《劉文彩罪惡的一生》更是明白無誤地說：劉文彩“經常用關水牢、地牢……等刑法殘害群眾”。加上郭沫若同誌“水牢地牢連比”的詩句，公眾印象中，地牢肯定也是劉文彩的“創造”。其實，劉文彩家既無水牢之設，也從來沒什麽地牢。水牢撤消，地牢理所當然地一起撤消了。
和水牢同時隱退的另外兩個“革命浪漫主義結晶”，是所謂“刑具室”和“行刑室”。風水墩側麵有排房子，共五間。靠近佛堂的第一間房原本是莊園放年貨的地方，開館初掛牌為“年貨室”，無展出內容。1968年曾將劉文彩為家人準備的幾具棺材從王玉清寢室移到這裏展覽。1976年，為配合“水牢”、“地牢”的展出，而將棺材移出，辟為“刑具室”。其餘四間房原本是劉文彩放瓷器的地方，這時也布置成“行刑室”。“刑具室”有五個畫板，第一個是腳鐐手銬；第二個是鋼刀手杖；第三個是殺人祭劍；第四個是青杠扁擔；第五個是彈簧鋼鞭。這五個畫板是將所謂“實物”固定在版麵上，輔以文字說明。“行刑室”陳列著“坐老虎凳”、“背火背□”、“吊打”等三組表現農民受劉文彩酷刑折磨的泥塑，牆上掛滿了繩索等刑具。文革結束後，許多觀眾也敢於質疑“刑具室”和“行刑室”的真實性了：如此恐怖之處竟與劉家風水寶地一牆之隔，與書房比肩而立，合乎情理嗎？解說詞稱，“行刑室”天天有受刑者慘叫，似此，劉家老少如何祭祀祖先？如何吟詩誦經？後來經過考證：莊園中從無刑堂之設（五百米外的安仁鄉公所就有監獄）。於是，隨著水牢、地牢的隱退，陳列館也告別了“刑具室”和“行刑室”，而恢複為“瓷器室”和“年貨室”。
如前所述，莊園陳列館中的贗品源遠流長、蔚為壯觀，清除所謂“水牢”、“地牢”、“刑具室”、“行刑室”隻能說是萬裏長征走出了第一步。但緊接著發生的一係列大變故，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生態。莊園陳列館不可能脫離中國的政治生態而生存，清除水牢產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就此戛然而止，還沒有來得及核實的其他陳列內容基本維持原貌。(
劉文彩的別克小汽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