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這個帖，是因為想起一些事兒。
說起鄧樸方，大家都會想起康華公司。具體康華公司是怎麽回事兒，我也不知道。隻是當年到內蒙古出差時，聽人說起鄧樸方８０年代在烏蘭夫的兒子布赫的陪同下，到包鋼去要鋼材的事。當時鋼材緊缺，鄧公子說要一，下麵的人連二都不敢說。
布赫和他的弟弟（忘了名字），在內蒙古也都說一不二，有一次烏老爺子回呼和浩特市，兩個公子哥率內蒙古的頭頭腦腦們去接機，一句“大，您回來啦？”惹得烏老爺子不高興，甩了一句：當了這許多人的麵，成何體統！
有一次鄧樸方赴某地公幹，和我的一個導師乘同一架飛機。導師說，鄧有八個保鏢，個個膀大腰圓。鄧和保鏢，占居了機場的貴賓室和飛機的頭等倉。
鄧樸方的腰傷，根據這個轉帖，是受人迫害，第一種說法是使用了同位素等放射性廢料，而且鄧樸方的表現很頑強，拒不合作。第二種說法，是被人從樓上給扔了下來。可是在不久前看的采訪鄧小平夫人卓琳的電視記錄片裏，老太太自己說是鄧樸方挨鬥，受不了啦，從樓上自己跳了下來腿摔斷了的雲雲。不知道哪一種說法更對。
一龍生九子，九子都不同。鄧小平的幾個子女中，畫家鄧琳，看起來很本份。小兒子和當了科委副主任的鄧楠，也都算是比較聰明。鄧樸方，為人比較跋斛。而那位寫書的女兒，眼睛滴溜溜兒轉，看起來多少就有那麽一點兒賊。
主持救護鄧樸方的錢信忠大夫，以前是一二九師的衛生部長，和鄧小平家的關係很深。後來錢做衛生部的部長，虎子應該很熟。錢退休後我見過，是一個溫厚長者。
鄧公子做手術，花費那麽多錢，鄧家出不起，這個我相信。估計全中國，當時也沒有幾戶人家出得起。可是明明地動用了國家間的關係，原作者還口口聲聲，說都是鄧家自己出錢，就有點厚顏無恥了。
轉帖: 鄧樸方和中國殘疾人事業
對一般孩子而言，教育無非是多加一點知識或少加一點知識，可是對殘疾的孩子來說，教育成了他們適應生活，從不能生活到能自理生活，從不能活到能活的條件。——鄧樸方
“一個社會，除了追逐利益之外，總還得有點兒精神的東西，如果沒有人道主義，許多事都會扭曲，許多看上去合理的事，卻往往產生不合理的結果。這就是這幾年來，我們在紮紮實實為中國殘疾人做事的同時，也努力建立人道主義思想體係的原因。“從殘疾人事業的觀點去看，我們得提倡社會的集體主義。我們的社會必需共同富裕，有了共同富裕的社會，中國的殘疾人才有出路。現在中國窮，殘疾人就成了中國社會最窮的人群。目前在中國社會這種低水平的生活情況之下，中國的殘疾人可以說苦不堪言。”
傾聽“正襟危坐”、椅邊掛著隨身導尿器，身患脊椎橫斷性半身不遂(西醫稱為截癱)的鄧樸方一本正經、興致勃勃地大談“人道主義”，總覺得有點難以想象。
他是鄧小平的長子，文化大革命初期，正因為具備這種出身，曾遭紅衛兵不人道的殘害，導致半身不遂。是什麽因素使他忘掉過去，轉而在中國大陸致力於人道主義工作？傳統中國社會內鰥寡孤獨、殘疾失常的人群向來就遭受到忽略，而目前在中國大陸這麽一個連正常人都難受到妥善照料的貧窮社會果，要促使社會、政府對殘疾人妥善照顧，如果不是鄧樸方辦得到嗎？中國大陸目前的殘疾人福利事業如果隻是因為鄧樸方親手“抓”才能起作用，那麽，如果有那麽一天，鄧樸方不能再挑負這個重任，整個中國大陸的殘疾人是否又會恢複任由命運折磨、任由社會遺忘的狀況。
麵對鄧樸方，想象著他在“文革”後期與家人團聚後，父親鄧小平每夜親自為他翻身、擦澡的情形，再加上腦子裏所呈現的在他主持“康華公司”期間，外界對他的種種非議與傳說，對於說話中氣十足、信心十足、精力十足的他，對於他過去戲劇性的遭遇和目前轟轟烈烈的工作，也就更想深入探討。
鄧樸方不太願意談他那段夢魘般的往事，和大多數遭遇過不幸的人一樣，他隻想輕描淡寫地以一聲“既然過去了，就沒什麽好談的了”去揮掉這段改變他後半生的往事。不過，不管對他自己，對他的家人，還是對外間的世界，鄧樸方在“文革”期間的悲慘遭遇是沒法用手輕揮就能抹得掉的。
1966年6月1日，當《人民日報》發表那篇著名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時，當天晚上中國大陸便播出了北大紅衛兵頭頭聶元梓的第一張大字報，鄧樸方和他北京大學“技術物理係”的畢業班同學正搭火車從外地結束“四清”工作回北京。
回到學校，鄧樸方和其他對政治很積極的同學一樣，立即投身“文革”洪流，而且被選為係裏的文革小組副組長。
在這場鬥爭開鑼後不久，鄧小平就成了箭靶子。1966年12月14日，他最後一次露麵後，就成為鬥爭的對象，在此之前，鄧小平已預感不祥，他告訴子女們說：“如果是人民內部矛盾，家庭關係還可以保留，如果是敵我矛盾，可以斷絕家庭關係。”
1967年9月，鄧小平全家從中南海被掃地出門。到了1968年春天，聶元梓受命以一張大字報，開始批鬥“鄧樸方反黨集團”，把鄧樸方和當時也在北大技術物理係念書的妹妹鄧楠秘密關在北大物理樓實驗室內。在長達四個月的折磨中，聶元梓等人要他們兄妹交待父母的“罪行”。值得鄧小平和卓琳夫婦驕傲的是，鄧樸方、鄧楠兄妹拒絕和紅衛兵合作。不管是遭到毒打、遭到開除黨籍，鄧樸方都拒絕開口鬥爭他的父母親。於是，他大禍臨頭了。
1968年9月，聶元梓唆使一群紅衛兵把鄧樸方關進一間被放射性物質所汙染的實驗室裏，並把門封死。鄧樸方知道，如果在這間放射線已外泄的房間待太久，自己必死無疑。情急之下，想翻窗順四樓的水管逃走，不幸，他從8米高的地方摔落地麵，脊椎骨受重傷。這一摔，改變了他的一生。他起先是雙腿癱瘓，後來因為紅衛兵拒絕讓他到醫院去醫治，一拖再拖，終於自腰以下半身不遂。
在文化大革命那種殘無人道的歲月裏，人間還是有溫暖的。當鄧樸方跌傷後，北大醫院當局拒絕收容他這個“全國第2號走資派”的兒子，在灰心絕望之時，他碰到救星。一名叫王鳳梧的工人以無產階級宣傳隊員的資格被派到北大，由於他是工人，紅衛兵對他敬畏三分。他見鄧樸方的慘狀，便用一輛平板三輪車拉著已不能動彈的鄧樸方到處求醫，屢遭拒絕。最後，積水潭醫院的醫生終於答應替他會診。
結果是：第1腰椎、第12胸椎骨折，雙下肢截癱，高燒攝氏40度。據鄧樸方的妹妹鄧榕1984年在那篇極感性的回憶“文革”的文章《在江西的日子裏》中敘述：“憑著一股正義感，王師傅對我哥哥十分同情，認為應給予起碼的革命人道主義的治療。哥哥到江西後，王師傅便不斷向上寫信、申訴，從北大、到市委，四處奔走，呼籲給我哥哥治病。”鄧榕說，到現在，他們還經常和這位王鳳梧師傅聯絡。但是，對鄧樸方有救命之恩的王鳳梧一家人從未向鄧家提出任何要求。
受傷後，鄧樸方最痛苦的日子可能要數他被送進北京郊區清河救濟院的那半年的歲月。由於他的病當時醫生已束手無措，便把他送去清河救濟院。有一篇寫鄧樸方的文章這樣描述他第一天到達清河救濟院的情形：“開午飯啦，80多歲的老護理員、孤寡老人朱大爺拖著兩條長長的鼻涕，給鄧樸方盛了半碗熬白菜，又遞給他一個黑不溜秋的饅頭。”至於清河救濟院的情形，據當時到那兒去探視他的王鳳梧說：“當我推開門進去，一股難以忍受的大小便氣味熏得我直流眼淚。髒兮兮的床上用品已經用了好幾個月。”然而，就在這麽惡劣的環境中，鄧樸方和他“第4病室”裏的“哥兒們”一起勞動，用鐵絲編字紙簍賺錢，一天編12小時，每編一個賺4分錢人民幣，每個月賺四五塊錢。
鄧樸方說，這段歲月最難熬，因為他急於知道眾人、尤其是父母親的下落。他說：“後來我知道，他們也在想法子找我，可是都不敢明問，隻能暗中打聽。”
過了半年，鄧樸方在天津的姑姑終於找到他了。經過四處奔走，終於把他接出清河救濟院，並且把他安排在宣武門一座小四合院一間小房間裏。這時候，被軟禁在江西新建縣望城崗的鄧小平、卓琳和奶奶夏伯根也得到鄧樸方的消息。鄧小平於是寫信給中央，周恩來親自批準鄧小平接鄧樸方到江西和他們團聚。
林彪事件後，整個中國大陸的政治風向又改了，鄧小平獲準回京，他立即向“中央”要求讓鄧樸方接受治療。這回周恩來又親自批示：“鄧樸方的病，還是請三○一醫院治。”三○一醫院是北京最好的醫院，名醫群集，一向是中共高層人員的專屬軍醫院。
鄧樸方1972年4月在鄧榕陪同之下，住進這家醫院。但是，文革中期，許多醫生受“文革”波及，都下放改造，一直到1974年夏天，也就是“文革”末期，一些被下放的醫生被解放回北京原單位，在錢信忠大夫的主持下，上海骨科專家和三○一醫院骨科專家正式給患了6年癱瘓的鄧樸方會診，並進行一次診斷性手術。結果發現：他的胸部及腰椎骨折嚴重。鄧樸方說：“當時我一翻身，身體長的骨頭就嘎吧嘎吧地響。”此外，他的胸骨第十二到第六節之間的脊髓纖維化壞死，他的截癱也因此從雙腿上升到雙乳的地方。當時醫生們認為，6年前，如果給予適當治療，他的癱瘓應該可以降到大腿以下。可是，長期骨折形成血腫，血液沿脊椎腔向上蔓延，並長期壓迫脊髓，那段脊椎已無法複原。這時候，鄧樸方也等於接受了命運的正式宣判：今後，他永遠不能站起來了。
在三○一醫院的病榻上，他常為病友、護士、醫生修理收音機、電視機打發時間，還曾給自己組裝過一架黑白電視機。他說：“我是搞物理的，對這些技術有興趣。”
1977年農曆新年前夕他出院。出院那天，他特別要人推著他到清河救濟院去會會過去第4病室的哥兒們，和他們過除夕。此後，每年的春節他一定回清河救濟院。他說：“那些哥兒們畢竟是我的患難之交。”
從醫院回到父母身邊後，鄧樸方一麵在家裏為弟妹們補習功課，一方麵每天堅持到北京無線電工廠上半天班，以他的話是“去幹些手工活，木頭活。”平常，他也努力鍛煉身體，想盡辦法使自己多運動。可是，命運並沒有因此放過他。
1979年年初的一天早上，他起身準備吃早點，長年照顧他的護士李大姐發現鄧樸方的背後鼓起一個大包，他自己動動身體，沒有任何感覺，身體內的脊椎骨又嘎吧嘎吧作響，家人立即送醫院檢查的結果發現，他的脊椎骨再度骨折。醫生們說，這種骨折很危險，一旦骨頭刺破脊椎兩旁的動脈，就會導致內出血，萬一骨折後的脊椎刺穿皮膚，露出體外，可能會感染致命的腦炎。當時中國大陸的醫學界對他的病況束手無措。聽到這個消息，他除了笑笑，別無選擇。
過了一年，也就是1980年，鄧樸方的救星到了。當時剛當選美國骨科協會下屆會長的馬昆醫生率領該協會執行委員會全體委員到北京開會。於是，三○一醫院的幾位骨科醫生趁機要求馬昆醫生給鄧樸方進行檢查。
現任美國新奧爾良兒童醫院小兒骨外科主任的馬昆醫生回憶他當時為鄧樸方檢查的經過時，說：“他們要求我為一位特殊的病人進行檢查，當時我也不知道此人是誰。有天早上我被帶到一家軍醫院，事後我才知道那是三○一醫院。他們告訴我病人是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並告訴我，他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人扔出窗外，從此胸部以下的肢體癱瘓。我也知道，他曾經由蘇聯方麵的醫生動過手術，他們取出鄧樸方體內的脊椎骨斷片，用一種特殊方法把脊柱固定，但是下半身自腰部以下已失去知覺，產生動作失調，他坐起來的時候，身體因而往前傾，脊椎沒有了支撐的作用。他們把病況告訴我之後，詢問我有沒有其他治療的辦法，但是，我們可以用脊椎手術，使他能夠坐起來。”
馬昆說：“我當時告訴三○一醫院的大夫及一位曾在美國留學過的吳之康大夫，這種手術難度很大，必須在一處設備完善的手術室進行。中國大陸顯然沒有這種設備，因此他們要求我是否可以在北美洲找一家醫院，為鄧樸方開刀。“行醫這幾十年來，我個人的作風是，在醫學問題和治療的過程中，有任何挑戰，我必定設法克服。我把鄧樸方的案例當成一種挑戰，原因不在於他是鄧小平的兒子，而是因為他是個急需救助的病人。“鄧樸方當時所遭遇的困難是：這種手術的開刀費用大約是25萬美元左右，加上手術後的住院費用及其他醫療費用，總共可能要花50萬美元。而鄧家湊不出這筆經費，中國政府也不能用國家的錢為鄧樸方治病。於是我回美國後，曾想和華府的華特裏陸軍醫院聯係，希望他們能免費為鄧樸方治療。但是，由於鄧樸方沒有一點軍方的背景，而當時中、美雙方雖然已經建交，但許多管道還沒有通，國務院方麵也不太能插手這件事。“後來我想到我的好友、世界聞名的脊椎外科專家，哥登·阿姆斯特朗，當時他是加拿大渥太華市立醫院的主任醫生，我和他是至交。他一聽到這件事，馬上答應全力促成。”
今年69歲、現在已退休的阿姆斯特朗醫生在世界脊椎外科界聲譽卓著，成就不凡。他說：“我和馬昆大夫是多年好友，是他促成這件事，我不過是通過醫院向加拿大政府要求協助，我自己不要分文手術費。當時加拿大政府支付了全部醫療費用，據說這是總理杜魯道親自批準的。鄧樸方則支付他本人和護士到加拿大的旅費。這件事我的印象深刻是因為，身為鄧小平的兒子，他們居然湊不出急待救命的醫藥費，而且在手術完畢，他需要複原期間，為了省錢，他不能住進康複中心，隻好搬去中國駐渥太華大使館住。”據鄧樸方說，連那筆旅費也是全家人湊出來的。
鄧樸方雖然在周身鋼釘的支撐下能坐起來，但是他仍然是個不折不扣的癱瘓病人。他的血液循環不好，腎功能差，有一個腎已經萎縮，肝、肺功能都極差，而且，由於80%的皮膚已經失去排汗功能，在夏天，氣溫高，必需大量出汗的時候，他身體隻有一小塊皮膚能出汗，渾身就會發燒，因此，他必需大量喝水，他平常用一個大白色搪瓷杯子喝水，借水來降低體溫，所排的尿就流到隨身攜帶的一個容器內。以這種病體上山下水去進行全國性殘疾人福利工作，自然辛苦。他的一位助理說：“每次他出差工作回來，總是要病一場，他其實根本不適合在外頭勞累，可是他偏偏不顧一切全力投入工作，誰也阻止不了。”“這種降在我身上的責任，很難說是命中注定的。”鄧樸方說，“不過，事情進展到目前這個地步，我想或許真的是冥冥中自有安排。事實上，‘文革’後期我住在三○一醫院的時候，就有過要成立一個殘疾人康複中心的構想。當時和病友王魯克(中共名將王樹聲之子)及一批誌願為殘疾人工作的同好約見民政部和衛生部的部長，為提倡殘疾人的福利初步交換意見，並在1983年3月15日組織了‘中國康複中心籌備工作小組’，當時隻想籌設一個康複中心，後來工作越深入，越覺得殘疾人的福利工作應該推廣到全國各個角落。於是，1984年3月15日，‘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正式成立。到了1988年3月11日，‘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中國盲、聾、啞人協會’及‘中國殘障人協會’組成‘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目前該聯合會各分支機構已遍布全國，每個縣都有一個‘殘聯支會’。1990年12月28日，中國大陸頒布‘殘疾人保障法’，把殘疾人的權益列入法律保障。”
由鄧樸方領導下的殘疾人組織在中國大陸的轟轟烈烈工作可以從幾個數字看出來：在三年內，進行了50萬宗白內障複明手術，在全國進行了16萬個病例的小兒麻痹後遺症矯治手術，在全國設置了26個省級聾兒康複中心，593個聾兒語訓部，一千多個社區康複站，1300個精神殘疾人和智力殘疾人工療站，750個工作訓練班。為了這些讓其他國家都為之矚目的成就，聯合國秘書長佩雷茲特別頒發“和平使者獎”給殘疾人聯合會，聯合國社會發展及人道主義事務中心則頒發特別獎給鄧樸方。
鄧樸方不是個身體正常的人，他也曾經想過自己一旦身體不行，倒了下去，中國的殘疾人事業會不會跟著垮的問題。他說：“這就是我們沒日沒夜拚命幹、要打好基礎的原因。我現在除了辦一些具體的事之外，還要提供一些基礎，比如思想的基礎，要使社會普遍認識殘疾人的問題，要使殘疾人本身怎麽認識自己。我提倡了‘理解’、‘尊重’、‘關心’、‘幫助’這八個字方針，又提倡‘自尊’、‘自信’、‘自強’、‘自立’這‘四自’精神，把這些精神融進工作裏。此外，我要把組織建立起來，把‘殘聯’組織擴大到縣裏，每個縣總有兩三個殘聯編製，隻要有兩三個人每天盯著殘疾人工作，這種事就不會泡湯，就算不是跑步，也總有人在做事。官僚主義是有的，但是我們除了組織之外，還提倡人道思想，有了人道思想，就會有同情心、有愛心、有品德。這樣，我們就能把基層組織和整個建設都串起來，這樣的事業體係，不管誰來抓，都會有作用，不會泡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