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4月25日13:42 《人物》雜誌
黨史權威專家龔育之詳說開國的曆史細節。
黨史權威專家龔育之父親龔飲冰。
龔飲冰與龔育之全家在一起（60年代初）。
龔育之夫婦翻看家中的曆史照片。
在描寫開國盛事的一些紀實文學、回憶錄和曆史著作中，常常有這樣一句話：“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然而，黨史專家龔育之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這樣的敘說，在曆史的細節上是不完全準確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在什麽時候、什麽場合向全國人民，向全世界宣告的？準 確地說，是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宣告的。
沉思片刻，龔育之接著解釋——在時間上，有這樣一個過程：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致開幕詞，這篇開幕詞以“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這句名言而為全中國人所銘記，在這篇開幕詞中已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了。9月29日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共同綱領》的序言中就寫道：“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全國人民的意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組織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9月30日通過的會議《宣言》，鄭重地寫道：“全國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已宣告成立，中國人民業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這一天的閉幕式中，朱德致閉幕詞，說：“我們全體一致，宣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10月1日下午3時，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史稱開國大典)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毛澤東主席站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龔育之強調，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龔育之說，按開國大典的程序，毛澤東在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後，升國旗，同時奏國歌(義勇軍進行曲)，鳴禮炮，然後毛澤東宣讀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公告中又說：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業已集會，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說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了那樣兩句話，就曆史細節來說，當然是與事實有出入的。就曆史實質來說呢，這種描寫是把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盛事的幾個情節藝術地凝縮到一個場景上來了。”
龔育之認為，除了時間和場合的細節以外，還有一個細節的出入，就是語言的細節——毛主席說的“站立起來了”的，是“中國人”而不是說的“中國人民”。
原來，毛澤東在人民政協開幕詞中的原話是“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收入這篇講話時，給原本沒有標題的開幕詞擬了一個標題：《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毛澤東著作選讀》(新編兩卷本)中，這一篇是根據《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刊印的，也用了這樣的標題。
這樣做標題，準確不準確？龔育之坦言，不夠準確，因為這不是毛澤東的原話，毛澤東的原話是“中國人”，不是“中國人民”。說“中國人民”當然也對，但原話的說法有它更深更廣的含義，強調的是民族立場，是所有中國人的立場。這在開幕詞的另一句原話中得到印證，那句原話是：“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欺負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
據了解，新編《毛澤東文集》第五卷收入了這篇開幕詞，新擬的標題用的是毛澤東的原話：“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代替了舊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編者所擬的那個標題。
新中國的奠基者在建國綱領中明確提出新中國不實行聯邦製。那麽，這個戰略決策是怎麽做出的呢？龔育之介紹說：“《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是中國人民革命建國的綱領。這部建國綱領的一個重大貢獻、重大創造，就是確定我們建立的國家是一個多民族的統一的人民共和國，而不是多個民族共和國的聯邦。”
龔育之說，這個決策來之不易，真正的來之不易啊。因為中國共產黨從前的宣傳綱領，是提出過建立“聯邦”的。“中國共產黨在自己的綱領裏提出‘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是在1922年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也是這樣說的。1945年毛主席在七大《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提出的‘我們的一般綱領’裏，仍然是說：‘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問題與政權問題上，包含著聯邦的問題。中國境內各民族，應根據自願與民主的原則，組織中華民主共和國聯邦，並在這個聯邦基礎上組織聯邦的中央政府。’ 七大通過的黨章當然也是提的聯邦。甚至1947年10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也是提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平等自治及自由加入中華聯邦’。我們現在讀到的《論聯合政府》、《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的通行版本裏，這些提法沒有了，是後來才刪去了的。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在1949年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製定《共同綱領》這個立即要付諸實施的行動綱領的時候，做出不實行聯邦製，而實行統一國家中的民族區域自治這樣一個決策，不能不說是政治上和理論上的一個重大突破、重大前進。”
龔育之說，長期主持中國共產黨民族工作的李維漢，在談到當年決策的情況時說：在起草《共同綱領》的時候，毛澤東提出，要考慮到底是搞聯邦，還是搞統一共和國、少數民族區域自治。毛澤東向李維漢征求意見，李維漢提出了不要搞聯邦的意見。主持《共同綱領》起草並親自寫出初稿的周恩來，也講過是毛澤東提出的這個問題。1949年9月7日，周恩來向已到達北平的幾百名政協代表作題為《關於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的報告，其中專門說：“關於國家製度方麵，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國家是不是多民族聯邦。現在可以把起草時的想法提出來，請大家考慮。中國是多民族國家，但其特點是漢民族占人口的最大多數，各少數民族總起來還不到全國人口的10%。不管人數多少，各民族間是平等的。這裏主要的問題在於民族政策是以自治為目標，還是超過自治範圍。我們主張民族自治，但是今天帝國主義者又想分裂我們的西藏、台灣甚至新疆，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希望各民族不要聽帝國主義者的挑撥。為了這一點，我們國家的名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叫聯邦。”《共同綱領》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通過，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臨時憲法的作用。
聆聽毛澤東縱談哲學
1929年4月，第一次蔣桂戰爭以新桂係李宗仁、白崇禧失敗而告終。廣西左派軍人俞作柏、李明瑞利用蔣介石的力量，於同年6月掌握了廣西的軍政大權，分別擔任廣西省政府主席和廣西編遣特派員(後改為第四編遣分區主任)。由於他們在廣西的根基比較薄弱，加之他們也深知蔣介石是靠不住的，於是，他們聽取了俞作柏的弟弟、中共黨員俞作豫的建議，要求中共派幹部協助其工作，以鞏固其地位。中共中央和廣東省委利用這一有利時機，先後派鄧小平、賀昌、張雲逸、陳豪人、葉季壯、龔飲冰等40多名幹部，通過各種渠道，先後到達廣西，與原先在那裏工作的雷經天、俞作豫等一起，開展革命工作，由中共中央代表鄧小平統一領導。
龔飲冰，湖南長沙人，1896年出生，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時期，他在湖南的公開身份為亞陸通訊社記者、湖南省新聞記者聯合會主委，曾與謝覺哉等在湖南辦過《湖南民報》，一度任國共合作的湖南省政府秘書。1927年馬日長沙事變，龔飲冰劫後餘生，轉入地下，從事黨的秘密工作。
在中國理論界，不知道龔育之的人大概很少，但知道他的紅色家庭背景的人大概不多。當年與鄧小平一道秘密到廣西開展革命工作的中央特科人員龔飲冰，就是龔育之的父親。楊尚昆同誌在一次會上曾深情地提到，當年在上海的黨中央機關“有個無名英雄，叫龔飲冰”。從1927年任中央主管會計開始，龔飲冰從事了長達20餘年的地下秘密工作。1929年龔飲冰曾多次秘密往返於廣西與上海之間，出色完成了請示和傳達的重任，為百色起義的成功做出了貢獻，受到鄧小平的器重。電影《百色起義》中藝術地再現了這個事實。
龔飲冰的夫人黃者壽，是辛亥革命時秦州起義領導人黃鉞的女兒。她跟隨丈夫經曆了大革命的風暴，又轉入地下“住機關”。丈夫赴廣西，懷孕的妻子回到湖南老家等待分娩。百色起義後半個月，1929年12月26日，黃者壽在湖南湘潭生下一個男孩，那就是龔育之。
龔育之從小好學。在湖南鄉下上小學時，老師講解一道時鍾問題的算術題，龔育之等幾位同學發現老師的講解不合理，當場提出異議。大多數同學對龔育之等對老師的態度不以為然。這位充滿科學和民主精神的老師，卻不以這些學生的態度為忤，他回臥室取來一個鬧鍾當堂演示，結果證明龔育之等同學的說法對了。老師沉吟了一會兒，竟滔滔不絕地給學生講自己是如何錯的，龔育之他們是怎麽對的。
兒時的這件小事，使龔育之感受到科學真理的權威、獨立思考的力量：不管你是老師還是學生、是多數 還是少數，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虛心學習又不盲從，以實踐作為檢驗標準，就能得到真理。
從此，他推崇科學與真理，養成了獨立思考的習慣，為他日後的成長和從事的事業打下一個好基礎。龔育之後來說：“引導我走向科學的，是老師——我的小學、中學的數學和自然科學老師。”也說過：“引我走向革命的是時勢。我追求革命，是在生活和曆史事實幫助下做出的理性選擇。”
從童年、少年到青年，龔育之目擊和身受外國侵略者的凶殘、本國統治者的暴戾。“我和我的許多同學一道，投身到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的時代潮流之中。國民黨、共產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孰是孰非，孰優孰劣，誰個是為了人民的利益，哪裏是人民的希望所在，我們是經過觀察、比較、思考才做出自己的判斷和選擇的。”龔育之說，自己的選擇不是馬克思主義書本教給的，相反是生活和曆史的基本事實幫助自己做出選擇，才引導自己去接觸馬克思主義書本，去理解帶來光明的中國共產黨以及它所主張的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於是，在他麵前展現了一門新的科學：革命的科學，馬克思主義的科學。
抗戰期間和中學時代的龔育之，寄居在湖南姨母家中，並不知奔波在外的父親作為黨的地下工作者的政治身份。當年為了隱蔽， 龔飲冰曾故意加入佛教會做居士，還照過一張身披袈裟的照片，以掩人耳目。抗戰初起到太平洋戰爭初起，龔飲冰曾負責過上海三處秘密電台與延安的通訊聯絡工作，其中之一即為後來獻身革命的李白所負責的電台。抗戰勝利後，龔飲冰以私營建業銀行總經理的公開身份從重慶回到上海，當時地下黨的負責人劉曉、劉少文、劉長勝經常到他家商談工作。龔育之中學畢業後，從湖南到上海父親那裏住了半年多。了解到兒子的政治傾向後，父親才向兒子暗示了自己的政治身份。不久龔飲冰旋即被黨中央召回西柏坡，準備接收大城市。上海解放，他被任命為中國銀行總經理。新中國成立之初，龔飲冰被任命為中央輕工業部副部長、黨組書記(部長是黨外人士黃炎培)，後來擔任過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政協常委和全國人大常委。毛澤東知道龔飲冰在地下工作中曾當過居士的有關情況，建國後就笑稱龔飲冰為“和尚部長”。
1964年8月18日下午，毛澤東在北戴河與幾位哲學工作者談話，龔育之也在座。當在場的人向毛澤東介紹龔育之時說：“他父親就是龔飲冰。”毛澤東說：“哦，就是那位‘和尚部長’！”問到名字怎麽寫，龔育之說：“教育的育，之乎者也的之。”毛澤東說：“哦，你是搞之乎者也的。”龔育之說：“不是，我是學自然科學的。” 毛澤東還說：“我認識你的母親，當年她在廣州很活躍。”龔育之聽後解釋說：“主席，那是我的繼母王一知，我的生母是黃者壽，沒有去過廣東。”
當時，在於光遠、龔育之主辦的《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上譯出了日本的阪田昌一教授的一篇文章，稱物理學中的“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毛澤東看到這篇文章，極感興趣，認為這是“一分為二”觀的物理學注腳。
北戴河這次會見，毛澤東縱談哲學，一直談了兩個多小時，從階級鬥爭，談到一分為二；從阪田昌一的文章，談到自然科學家接受辯證唯物主義，再談到自然發展史，談到物質的無限可分性，談到辯證法的三大規律，談到中國哲學思想的曆史。
龔育之聽得認真，不停地記錄，這是他的習慣，可他不知道毛澤東是不讚成當場聽他講話作筆記的。毛澤東看到龔育之在記錄，並沒有製止。就這樣，毛澤東的這次重要談話竟成了一份珍貴的史料。“坐在一起，麵對麵地聽主席(毛澤東)談，這是惟一的一次。” 龔育之回憶說，當然，在1949年“七一”先農壇集會上就遠遠見過，開國大典上也遠遠見過，1957年全國宣傳工作會議、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還聽過毛澤東的長篇講話，但是麵對麵地聽毛澤東談話，這是惟一的一次。
往事並不如煙的鄉情
不經意地，記者問到龔育之名字的由來。他輕歎一聲：“說來話可長了。我原來名叫龔振滬。哥哥在湖南出生叫振湘, 姐姐在武漢出生叫振漢，我雖然在湖南出生，振湘的名字已經被哥哥用了，隻好用母親懷孕時的所在地——上海來命名。”
龔育之回憶說：“母親隨父親奔波在外，病死於長春。我在長春上的小學。後來又到天津，恰逢“七七”盧溝橋事變，父親帶著我逃亡。因為日軍侵占，平漢和津浦鐵路北段已不通車，隻能乘船繞道青島，轉膠濟鐵路到濟南，再轉津浦鐵路到徐州，轉隴海鐵路到鄭州。在鄭州遭到日本侵略軍飛機的轟炸。又轉平漢鐵路到漢口，再轉粵漢鐵路到長沙，這才逃回了湖南。父親把我送回姨母家中寄養，自己繼續輾轉在外，為黨做地下工作。”
姨母徐家在湘潭鄉下，離戰火稍遠，龔振滬在姨母家附近的雙塘巷小學繼續上小學。這是一所簡陋的初級小學，在不大的徐氏宗祠裏占了一角。四個年級在一間教室裏上課，一個老師講四個年級的課。先上這一行，是一年級，再上第二行，是二年級……這位女老師盡管也隻是高小畢業的文化程度，卻讓一幫孩子掌握了紮實的初等文化知識。對此，龔育之至今不忘。
初小畢業了，到哪裏去上高小呢？最近的是寧鄉花明樓的高小——靳江小學，這所學校是靳水四鄉(麟峰鄉、高露鄉、石潭鄉、芳儲鄉)合辦的，離姨母家有30裏路，隻能住校了。學校很大，有一座西式的三層大樓，那時在農村還是罕見的，顯出了洋學堂的氣派。在花明樓念了一年半，學校停辦了，因為上麵要求每個鄉都辦一個完全的(包括初小和高小)中心小學。於是，龔振滬就轉到從湘潭城裏遷來的自得小學，“寧鄉大屋石家灣，三排九棟一百間”，這所逃難的小學也隻占石家灣周氏宗祠這座大屋的一角，龔振滬在這裏念完了高小。這時，在靳江小學的原址又辦起了初中，叫靳江中學，開始招生。龔振滬考進了靳江中學，繼續在花明樓讀書。不過，雖然招了生，開了學，學校還沒有辦完立案手續，招來的學生沒有學籍。後來立了案，可是那些在立案前招來的學生的學籍怎麽辦？學校幫學生假造了轉學證書，謊稱是立案以後招來的轉學生，報了上去。龔育之今天在接受采訪時說：“這對上也許算是‘欺騙’，對那些學生應該說還是很負責任的。上麵對這一大批‘轉學生’都批準了，可是單挑出來幾份，說這幾份證書是假的，其中就有我。這樣，學校隻好在下一年又幫我假造了一份轉學證書，再報上去。老師說：既然上一次給打了回來，這一次報，就得改個名字了。這樣，我就改成了現在用的這個名字。” 龔育之說，名字是自己取的。“有什麽講究嗎？”“沒有，”龔育之回答，“古今文人雅士叫什麽‘之’的挺多，大概是想模仿這些文人，沾點酸氣吧！”龔育之自嘲地笑笑。
“在寧鄉，讀小學，讀初中，一共七年。這是艱苦抗戰的七年。” 龔育之說，寧鄉在後方，有個相對平靜的鄉居環境，過著四周是田野的校園生活，師生情誼和同學情誼是溫馨的，許多回憶是美好的。但是，畢竟生活在戰火烽煙的時代。當年，作文比賽《寫給前方將士的一封信》、在課堂裏作時論《莫斯科外圍戰的臆測》、在遊藝會上演唱《流亡三部曲》、參加歌詠隊演唱《黃河大合唱》和《呂梁山大合唱》……這一切讓龔育之特別難忘。那時，他們遙望長沙焦土抗戰的火光和煙塵而歎息，為湘北多次敵騎壓境而恐慌。終於，在1944年夏天國民黨政府軍隊湘桂大潰退中，寧鄉淪於敵手。龔育之至今還記得走得最晚的幾個同學離校時的冷清、倉皇和淒楚，還記得一位同學被長驅直入的敵寇擄去而死於屠刀之下。
龔育之“逃離了寧鄉，逃到藍田去上明德高中”。“開學不久，風聲又緊，說是日本人又要打過來了，家近的同學回家了，家遠的就隨學校一起往樟梅鄉山衝裏搬。學生們背著自己的行李，還要用紮緊褲腳口的中式褲子幫助學校背米到新的校址——樟梅鄉一所地主莊園裏。”
抗戰勝利了，明德高中遷回長沙。“校舍大樓剛修複了半邊，學生在這半邊樓裏上課，都住在地下室裏。我在這裏結識了同班同學、後來的黨史學家鄭惠。”龔育之與鄭惠學習成績都很好，參加課外活動也很踴躍，常常互相介紹和交換中外文學作品，一起練歌練琴，一起看話劇看電影，還共同創辦《春耕》壁報，共同辦過校報《明德旬報》。《明德旬報》“社長”黃友群、“主筆”雷普文、“編輯主任”鄭惠，龔是“采訪主任”。“其實編輯這份八開一張的鉛印小報的，就我們這幾個同班同學。‘頭銜’弄得這麽大，是模仿，也是裝腔作勢，是從報館裏學來了這一套名稱。報紙內容完全是學校生活，隻是在《國慶感言》這篇社論中表達了對國事的關心和憂慮。但在報紙的版麵以外，我們這幾個人已結成思想上的密友，談時事，談我們讀到的書刊，談國運的艱難，談民生的疾苦，談自己的理想和未來。1947年‘五二○事件’之後，我們學校裏也發動了罷課，還把校報《明德旬報》改為《明德怒潮》。盡管有國民黨當局的禁令和恐嚇，有學校老教師的苦口婆心的勸阻，大多數同學還是站到了讚成罷課遊行的這一邊，在雷普文激情演說的鼓動下一齊衝出了校門。門外兩排士兵相向而立，交叉舉起上了刺刀的槍支。麵對著衝上來的無畏的學生，那舉著的槍支被迫一道道地散開了。”
1948年秋，龔育之到北平上清華大學。繼續投身學生運動的龔育之，先後參加了地下的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參加了地下中國共產黨。
這大概就是他所說的，“引我走向革命的是時勢”吧。
離開湖南，多年在外，但是家鄉的一草一木龔育之是那麽的牽掛。
1988年，離別故園40年後，龔育之再一次踏上了寧鄉的土地。龔育之感慨，“故鄉的山河依舊，世事則經曆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戰事早成曆史，人民已經建立了屬於自己的國家。在和平建設中，全國和家鄉都取得很多成就，也走過了坎坷不平的道路。”他特別關心自己念過書的學校，拜訪了雙塘巷小學。“那裏學生多了，老師多了，規模也大了不少，校舍都是另建的，但雜亂無章，不成格局。”原來的祠堂蕩然無存，但是忽然，他發現一麵斑駁殘破的舊牆，竟然還是從前那所祠堂大門門牆的遺物，站立在那裏令人惆悵！
龔育之也拜訪了花明樓靳江中學，這裏現在叫寧鄉四中，現任校長陪他參觀了新的教學樓。“這樓倒是在原來那座當時顯眼的西式大樓舊址上重蓋的，比那座舊樓設計合理多了。我說要參觀一下學生和教員的宿舍，校長表示為難。”原來，宿舍還有一些危房，房梁給白蟻蛀了，雨下大了有塌的危險。上麵要求不許讓學生和教員住危房,可是沒有給錢修房子,怎麽辦呢？於是，校長橫下一條心，自己就住在危房裏——校長當時對龔育之說：“不然的話，真的房子塌了，學生或教員砸傷了，當校長的卻住在好房子裏，怎麽向大家交代呢？”這番話很使龔育之感動，於是說：“不看別的地方，就看看危房！”
看了校長住的危房，又看了其他教員住的危房，令龔育之分外吃驚的是：一所學生宿舍是自己在學校念書時參加募捐、勞動蓋起來的兩層的土坯房，竟然至今沒有重蓋，隻是拆去了上麵一層，還留著底下一層，這樣的危房還要繼續使用！龔育之為學校還有這麽多危房而感到悲哀，又為有這樣的自住危房的校長而欣慰。
10年之後，在長沙召開毛澤東誕辰105周年學術討論會，會後龔育之借參觀劉少奇故居的機會，再次拜訪了花明樓中學，這時學校已更名為“少奇中學”。“學校校舍大都是重建的，整齊、明亮，煥然一新。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紀念劉少奇100周年誕辰的緣故而受到特別的優待。如果全縣的中學都能得到大體差不多的校舍，那就很了不得了。” 龔育之還繞道經過石家灣，到原來自得小學的地方看了看，“三排九棟一百間”的周家大屋當然不在了，但那裏還是一所學校，校門口的池塘依稀如舊。同時，龔育之還再次拜訪了雙塘巷小學，那麵殘破的祠堂舊牆不見了，校舍和庭院整齊多了。老師聽說他在這裏讀過書，表示驚喜，熱情的小學生們把龔育之圍在中心，擠在庭院裏的樹下照了一張合影。這一次返回母校，一掃他上次返校心頭的愁雲。
愛較真的自由撰稿人
早在1980年，龔育之就已是“副部長”級的職務，但仍長期住在局促而簡陋的房子裏，來過他家的同誌都表示驚訝，極熟的朋友則笑他“書生氣”，不會為自己“弄房子”。1989年年末，有關部門通知他可搬到寬敞的萬壽路新居。得悉這一消息後，老朋友鄭惠特賦七律一首賀龔育之喬遷之喜：“勤修案牘不修窩，部長書生氣若何。諸葛廬低才自旺，子雲亭小客常多。龍離舊澤深藏尾，鵲換新巢巧唱歌。窮達浮沉身外事，故人長憶亦長磋。”龔育之說，前六句都是打油調侃，最後兩句的確是感動了自己。
1999年3月，古稀之年的龔育之在“超期服役”十年之後，經過多次請求，終於得到批準，辭去了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央黨校的行政職務。龔育之說：“我現在雖然已退下來了，但我會作為一個‘自由撰稿人’，繼續寫一點東西。”
數十年來，龔育之筆耕不輟，著述等身。《龔育之文存》集百數十萬言於三卷，是作者人生追求和成長道路的軌跡的折射。他在知識的海洋裏廣為涉獵，博聞強記；在科學的群山中不斷攀登，終於成為多個學科的大家。在當今學界，像他這樣既學過自然科學，又研究社會科學，既從事政治宣傳，又從事學術研究，既擅長理論思維，又擅長曆史思維的學者，是太少了，因而為許多莘莘學子所仰慕。《文存》是作者長期從事的兩大領域——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中共黨史，即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踐相結合的領域；自然辯證法、自然科學論，即馬克思主義同自然科學結合的領域——研究成果的展現。
常言道：文如其人。一般而論，作品是人品的物化。龔育之長期致力於追求科學和追求革命的統一。這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一個顯著的特點是：追求科學性與革命性的統一。不把科學性視為革命外在的東西，而認為科學性是革命性本身的內在要求。他的政治理論宣傳文章講究說理，注重分析，盡量以科學的解剖刀來把革命的道理條分縷析得清楚一些，使政治宣傳性很強的內容也含有科學的說服力，從而具有可讀性。
思維縝密、邏輯嚴謹、文風細膩、表述準確，龔育之做學問的這些特點為人們所稱道。講事，他能將其來龍去脈、原委細節娓娓道來；論理，他能旁征博引，以翔實的文獻根據或以多側麵的視角，講出一般人難以講出的道道。這就是功力，這就是水平。
作為學者， 龔育之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對客觀真理負責，對實踐作出的檢驗負責。作為黨員，他心甘情願地為堅持和維護人民利益為黨所用，依照科學和民主的原則為黨所用。毀譽皆因他所選擇的人生路是一道難解的題，科學的理論研究需要獨立思考、自由探討，作為黨員又要遵守黨的決議、宣傳黨的決議。如何處理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不隻是對於龔育之，對所有具有雙重身份的人都是一道非常現實的難題。
在過去“左”傾錯誤支配的年代，在這道難題麵前，曾出現過許多悲劇，很多人留下了痛苦的教訓：錯誤的東西被寫進了黨的決議，理論界跟著做出許多宣傳和“論證”。這種教訓人們不能忘卻，也不該忘卻。但有些人卻由此而對宣傳和闡發黨的決議采取了保持距離的態度。“我認為，正確的辦法不是保持距離，而是保持科學態度。”龔育之亮出了自己的見解：“我們黨的決議，應該既是科學研究的產物，又是科學研究的對象。決議的形成，應該建立在民主和科學的基礎之上；決議的貫徹，仍然要遵守民主集中製的組織原則和以實踐為真理標準的思想原則。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就為理論工作者保持科學態度、摒棄非科學態度，開辟了道路。雖然擺在我們麵前的不總是坦途，但道路畢竟打開了。”
有一次，他的博士研究生論文答辯在即，作為導師的龔育之在審讀論文時覺得一個地方可能與史實有出入，於是要求學生查實。為此，這個學生跑了好幾個大圖書館。還有一回，他與人合寫一篇文章，由於自己輕信了合作者的“查實”，沒有親自查實，結果發生了“史實記述事故”。此後，龔育之多次向人講過這次教訓。今天有人說，作為黨史專家的龔育之對史料的考證之認真近乎“殘酷”。
每一位名人，特別是學者型的名人，自然少不了有人出書請求作序。龔育之說，自己為別人寫序的數量不算多，也不很少，但都是自己寫的，都是有所抒發而寫的。一般的情況下，不認識的人請他寫序他總是婉拒，別人擬好的序言隻要他署上名的事，更是堅拒。然而，2000年7月，某省報理論版給他寄來一張報紙，上麵刊登了一篇書序，署名“龔育之”。得知後，龔育之十分驚訝，立即給理論版編輯部寫信，說明曾明確表示過謝絕為這部書稿作序，現在發表的序言一個字也不是自己所寫，不能掠人之美。後來，報社發來一個簡單更正的清樣，龔育之便以為這件事就這樣過去了。沒想到的是，半年之後，自己偶然想起要看一看正式刊出“更正”的報紙，經秘書一查才知“更正”壓根兒就沒有刊出。又一次被耍弄了，自然十分氣憤,屢經催問，“更正”才得以刊出。龔育之說：“現在市場上假冒的產品甚多，沒有想到拙作也有贗品。”這就是一個愛較真的龔育之。
一般人可能不會想到這位75歲高齡的老人， “換筆”已逾十年，雖不算用電腦寫作的“高手”，也不算“新手”了。在他家裏，記者沒有看到墨水瓶與方格紙，看到的是一台液晶顯示電腦，這就是他自由撰稿的銳器。在用電腦寫作之初，他還擔心擊鍵會幹擾思維、眼花會看不清鍵盤。可是一旦真正撥弄這新式武器，卻感受到“換筆”帶來的快捷、方便。可以想像一位年過花甲的老人學五筆字型的難度。然而在接受采訪時，他卻這樣說：“我也沒有按要求背口訣、做練習，隻是在弄明白五筆字型的大概之後，就試著錄入一篇自己不著急發表的小文章，邊慢慢拆字，邊慢慢敲鍵。當整篇文章全部錄入後，那種快感無法形容。”終於，“自學成才”的龔育之“摸著石頭過了河”！
他從此告別了“伏案寫作”，告別了“爬格子”。那時，使用頻率很高的“鄧小平同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等專有名詞，龔育之把它們分別設置為一個個詞組，每到用時一擊四碼一個長詞組就一下子蹦了出來。說到“換筆”的好處，龔育之不斷地補充著“新材料”：“我那時從中宣部的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不好意思老求人幫著錄入。自己會用電腦，自己動手，愛怎麽改、怎麽增刪，都很方便。”
而今，網絡也成了老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打開電腦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電子信箱中有沒有“E-mail” 。“伊妹兒”大大縮短了他與朋友們之間的距離，如出版社出自己的新著，一個“伊妹兒”便可把整部文稿發送過去，想審核對方設計的封麵，對方發來一個“伊妹兒”，自己在電腦上就可以閱看，有什麽意見，一個“伊妹兒”就可以反饋給對方。電腦節省了龔育之的創作時間，也相對延長了他的創作生命。
在采寫過程中，龔育之曾幾次用“伊妹兒”給記者“E”來一些材料，撰寫後他又認真地用電腦中的“紅墨水”等功能修改審定。隻是讓記者抱憾的是，因此無法得到他親自改定的“手稿”做珍藏。也許，因電腦時代讓他感覺地球變小了，自己也似乎渺小起來，“著作等身”、“學富五車”的大理論家一輩子的文章，小小幾個文件夾就收藏進去了。
愛情像春天一樣美麗
2004年，龔育之從中央黨校和中央黨史研究室的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已經五年。做了五屆全國政協委員，2003年也從全國政協常委這個“職務”上退下來了。不久中共黨史學會就要換屆，他還將從學會會長的“職務”上退下來。他保留的是一串學術研究方麵的頭銜：他仍是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北京大學兼職教授，科學社會主義和科學技術哲學的博士生導師。
他的老伴孫小禮，是他在清華大學的同學，學數學的。1951年，龔育之患了一年多嚴重的腎炎，後來由急性轉為慢性，逐漸平穩下來，分配工作了。1954年龔育之向孫小禮求婚，她應允了，並一同去向為龔育之看病的大夫征求意見。一位中國大夫支開龔育之，向孫小禮說：“我是把你當作我的妹妹，才跟你說這個話。你為什麽要同他結婚？慢性腎炎病人很可能活不長久，根據醫學統計，一般是七年到十年，最多二十年。也說不定過一兩年就一病不起了，你怎麽辦？”說得孫小禮淚汪汪地走了出來。但她當時沒有把這位醫生的話告訴龔育之，又一起去向為龔育之看病的蘇聯大夫征求意見。這位蘇聯大夫一聽，笑容滿麵，不但從醫生的立場同意他們可以結婚，並且從年長者的立場對他們表示祝賀，說 ：“Лювовь красивая как весна！” (意為“愛情像春天一樣美麗！”)孫小禮至今還忘不了這一句俄文。1954年5月4日，他們領了結婚證。她照顧他的無鹽低鹽飲食，家務中的體力活都不讓他幹。他吃了7年的低鹽飲食，並沒有一病不起，反倒好了起來，可以吃正常飲食，大體上像個正常人一樣生活和工作了。婚後不但活過了一個10年，兩個10年，而且活過了5個10年！今年的五一長假，他們的兒子兒媳，女兒女婿，孫子孫女，還一起到承德避暑山莊為老兩口慶祝了金婚！
龔育之夫婦之間，不但生活上相助，學術研究上也相助。孫小禮先是任教於北京大學數學係，後轉到物理係，又轉到哲學係，是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的創辦者，著有《數學·科學·哲學》、《文理交融》等文集和專著，也是科學技術哲學這個專業的博士生導師。在這個學術領域可以與龔育之同行，相互切磋。龔育之的《科學·哲學·社會》與孫小禮那本書名類似的書，同屬於“交叉科學文庫”，龔育之的《自然辯證法在中國》，則是孫小禮主編的一套“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叢書”中的一種，新近又要出增訂的新版了。
孫小禮在龔育之之後也學會了用電腦，現在，他們在用電腦方麵也相互切磋，相互指點。他們家裏有兩台電腦，一台麵前一個人，都在緊張地工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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