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前，一些部隊和根據地的同誌有意見，有委屈，對“山頭”問題有些議論，中央指示，要認識山頭，承認山頭，消滅山頭。於是中央決定召開座談會，也可以說是“山頭會”，由所在地區的領導同誌召集，中央派人參加。比如紅七軍、紅五軍團，還有陝北等都開了會。會上，大家自由發表意見，有什麽委屈都可以講出來，包括給領導同誌提意見。目的是檢查以往的工作，總結經驗教訓，化解矛盾，增強團結。有的問題則由中央進行處理。
原紅七軍在延安的一些同誌，如雷經天、葉季壯、李天佑、袁任遠、黃一平、吳西、謝扶民、盧紹武、雲廣英等都參加了紅七軍曆史座談會。當時，我們紅七軍的老領導鄧小平、張雲逸同誌不在延安，座談會是朱德同誌和陳毅同誌主持的。大家發言之後，陳毅同誌作了總結性發言。座談會由中央派來的人寫了一個決議草案交給了中央。座談中，大家探討問題，推心置腹，心平氣和。朱德、陳毅同誌都說這個會開得是好的。因為會後別人都要回去，我在中央黨校學習，大家要我把這次座談會上大家的發言整理個材料。後來我根據會議情況和收集的有關資料編寫了《紅軍第七軍簡史》的小冊子，作為內部文件印發給中央領導同誌參考。現在這個小冊子還保存在中央檔案館裏。
紅五軍團的座談會開得很激烈。因為紅五軍團是寧都起義加入紅軍的隊伍，不被“左”傾路線信任，肅反時抓了不少人，當反革命而錯殺了，連總指揮季振同也被殺害。軍團長董振堂，參謀長趙傅生，前政治部主任劉伯堅，後政治部主任曾日山也相繼犧牲。部隊隨西路軍過黃河時基本上打光了。會場上發言的人很激動，當有人拿出董振堂軍團長被國民黨殺害的頭顱照片時，所有人都嚎啕大哭。因長征前我任過五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和師政治部主任，所以也參加了這個座談會。
後來，中央給肅反中錯殺的同誌都平反了。
“七大”前，中央黨校在整風討論時，大家就揭發出王明搞山頭主義、宗派主義的很多問題。如王明在蘇聯時追隨米夫搞宗派，在旅莫(斯科)黨支部搞奪權活動等。還揭露王明在蘇區推行“左”傾路線，不相信起義部隊，肅反擴大化的問題。紅七軍到中央蘇區後，中央派來一個上海工人當軍政委，叫葛耀山，此人受王明傾路線影響很深，看問題隻看形式，不看實質，看幹部隻看出身，不看表現。他來後第一次集合隊伍講話就跟我們說道：“我是工人，是無產階級，是共產黨的代表。你們是國民黨來的。你們都是小資產階級。”他這麽講，把大家嚇了一跳。紅七軍是鄧小平、張雲逸、李明瑞領導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建立起來的。紅七軍的前身是共產黨員張雲逸組建起來的隊伍與後來韋拔群等土地革命的隊伍和一部分紅八軍合編而成的，不少是大革命時期就參加革命的共產黨員，大部分是工農出身，有的還大字不識，怎麽一下就成了小資產階級呢?紅七軍剛成立時發餉，官兵平等，每人每月20塊大洋。由於戰事頻繁，錢花不出去，帶在身上不方便，有的人就換成了金戒指。這下成了葛耀山攻擊紅七軍是小資產階級的把柄：“你們看看，你們看看，好多人手上都戴著金戒指嘛!”葛耀山奪權後，“唯我獨革”，胡作非為，貫徹“左”傾路線，懷疑紅七軍混進了“改組派”。團以上幹部差不多都當做“改組派”抓起來，不少同誌被殺害。就連紅七軍、紅八軍總指揮李明瑞同誌也慘遭毒手。說宗派主義害死人，確是一點不假。後來，葛耀山工作不下去，被調走了，在一次遊泳時淹死了。長征時，蘇區的高級領導幹部大都帶出來了，但由於宗派主義排斥異己，把本該隨隊長征的好同誌留在蘇區打遊擊。如肺病三期的中央教育部長瞿秋白，因負傷致跛的總政治部副主任賀昌，長得胖，不能騎馬隻能騎驢子的五軍團政治部主任劉伯堅和體弱的毛澤覃，後來他們都犧牲了。提起這些，大家都非常痛心和惋惜。
張國燾搞宗派主義，分裂中央，仗著人多勢眾，以武力要挾中央。不是他“山頭”的人就排擠，由白區去的廖承誌同誌都險些被殺掉了，是周副主席做工作才救出來。陳賡同誌也差點被害。
在黨的曆史上，王明“左”傾路線統治時間最長，危害也最烈。這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他拉“山頭”，搞宗派，網羅一幫人。錯誤路線靠“山頭”來支撐，錯誤路線又促進了山頭主義的發展。
座談討論中，大家對山頭主義在建軍方麵的問題也提出不少。紅七軍是鄧小平、張雲逸、李明瑞領導的左右江起義的隊伍。戰鬥力比較強。由廣西出發時7000餘人，轉戰7000裏，李明瑞、張雲逸、許卓同誌率隊(鄧小平已去上海)到中央蘇區時剩1300人。留下的不少是大革命時期的骨幹。蘇區作戰，威名大振，被三軍團長彭德懷譽為：“猛如虎，精似猴”的英雄部隊。但由於長期得不到應有的補充，部隊越打越小，後來編為一個師，再後編為一個團，最後編沒了。紅五軍團大體上也如此。補充很少，後縮為一個師即13師。在蘇區打仗時，主要任務是打防禦戰。防禦戰是消耗戰，沒什麽“油水”。不比進攻戰有時還能得到一些補充。直到長征，五軍團殿後，掩護主力，頂住追兵，又要收容傷號，抬擔架，任務很重。過湘江時，由地方撥給的一個師，即34師丟了。過金沙江時，五軍團剩下三個團，與尾隨而至的敵人十個團激戰一個星期，掩護全軍過金沙江。後隨紅四方麵軍西路軍過黃河，五軍團損失慘重，17000人的隊伍到達陝北時隻剩下400多人。老部隊得不到補充，越打越小，但卻熱衷於新編部隊，搞工人師，少共國際師、地方獨立師。這些新編部隊，大都是新兵。多數是遊擊隊、赤衛隊編起來的，缺乏骨幹和作戰經驗。少共國際師是些十幾歲的娃娃，活潑可愛，有些“槍比人高”；工人師沒打過仗，行軍也不行。通常老部隊行軍，20裏一休息，最後加把勁到達宿營地。新部隊不是這樣，開始走得猛，該休息也不休息，最後累得沒勁了，掉隊的越來越多。長征時，八軍團的兩個師都是這些新編部隊，過湘江後，嚴重減員，喪失戰鬥力，軍團被撤銷，部隊補充給主力了。宗派主義領導者追求增加部隊的番號，嚴重損害了部隊戰鬥力。建軍上的宗派主義，其教訓是慘痛的。當時，這方麵的意見大家也比較多。
1944年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黨校的一次報告中，當談到山頭主義危害時曾說過，七軍是廣西軍隊，曆史上是有成績的，如果有態度不好，任人行政不好，我要承認錯誤。還有五軍團，寧都暴動來的，受了很大犧牲，過去有不對的地方，我也要承認錯誤。為什麽會有錯誤嗎?這裏頭表現著一個不信任，認為從白軍暴動出來，不可靠、不信任。
當然，這些問題是過去“左”傾路線造成的，當時毛主席亦受排擠，抗戰之後是毛主席主事，他是在替中央來承擔責任。
“七大”前，還出現了兩股帶有宗派主義傾向的陰風。比如有一股陰風提出：“是陝北根據地挽救了中央紅軍?還是中央紅軍挽救了陝北根據地?”這本來是一個非常明了的問題。當時，錯誤路線使陝北根據地遭受嚴重挫折，劉誌丹、高崗等人都被關押起來。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黨中央、毛主席派王首道同誌前去解救，把被捕的人都釋放了。顯然，黨中央、毛主席不到陝北，陝北根據地會被機會主義路線搞垮。當然，陝北根據地對中央紅軍也是有功的，中央紅軍如不到陝北根據地，會有更多的困難。但講陝北救中央不是中央救陝北，是非常錯誤的。
劉誌丹同誌犧牲後，高崗就成為陝北紅軍中的最高領導人。延安時期，我對高崗有一定了解。高崗放出來後，開始在軍委當科長，不久到三邊任騎兵團長，後來任陝甘寧區委書記，邊區中央局書記，中央西北局書記。官越升越大，掌握了邊區黨政大權，隻差軍權尚未到手，他雖兼保安部隊司令，但這隻是地方部隊。當時邊區的部隊主要是八路軍留守兵團。肖勁光任司令，我任政治部主任，政委空缺。高崗一心想當這個政委。但中央研究後，認為他還不合適。肖勁光對高崗也不感興趣，覺得“這個人政治水平低，眼界卻很高，計較個人得失，品質也不好”。我向毛主席和王稼祥同誌建議，讓肖勁光兼任政委。軍委同意了。這樣，高崗的希望落空了，對留守兵團很是不滿。1938年夏，毛主席《論持久戰》公開發表。有一天，毛主席叫我到他的家裏去。一進門，他便問我：“莫文驊，你對《論持久戰》有什麽意見啊?”我聽了嚇一跳，真是摸不著頭腦，忙回答說：“沒有嗬，主席把初稿給我，寫信讓我提意見，我讀了兩遍，認為很好，提不出什麽意見，本想再看，但葉子龍同誌來電話收回去了。”主席又問：“你沒有意見，為什麽不向部隊傳達呀?”這問題就更大了，我趕忙匯報說：“我們早已向部隊傳達和學習了，還專門組織了學習班，至於學習效果如何，待後還要檢查。”主席說：“你們做的工作為什麽自己不匯報?”我這才聽出點原委。我問毛主席是誰報告的，他說是高崗。我即罵了一句：“高崗，這個壞蛋!”便講了我和別人對高崗的看法及軍政關係方麵發生的一些問題。主席“哦!”了一聲，靜靜地聽著，沒有說話。突然問我：“你在什麽地方工作啊?”主席的話很緩慢，聲音拖得很長，唉，怪了，主席的問話讓我感到莫名其妙。“我在留守兵團呀!”“留守兵團在什麽地方啊?”聲音還是很慢很長。我更奇怪了“在陝甘寧邊區呀!”“在陝甘寧邊區。”主席點點頭，自言自語地重複了一句，態度嚴肅起來，“對了，部隊駐在邊區，你們就要和高崗搞好關係，你要知道，中央的政策，高崗不點頭，在邊區也行不通。”我更火了，“這是要挾中央!”我走時，主席送出門口，拍著我的肩膀說：“你多大年齡了?”“30歲。”“你還年輕啊，過些年就好了。”主席的話，我一直裝在心中，當時隻感到高崗權力不小，心術不正。至於後來他的山頭主義惡性發展，搞反黨聯盟，這隻能說明事情總有個發展暴露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