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在隔壁的一個談李四光的帖子裏提到過翁文灝。說翁文灝這個人，不是洋奴，而是雇傭了一大批外國專家，給中國人幹活。至今為止，在中國的科學界，如此魄力者，還沒有過第二個人。在另外一個談石油的貼子裏，也說到翁文灝，說他是發現中國第一個油田玉門油田的組織者。他的堂弟翁文波，則是發現大慶油田的四大功臣之一。兒子翁心源是中國著名的石油工程師，在文革中被連續批鬥三天，不幸落水而死，時年僅五十八歲。
其實，談中國現代自然科學發展的曆史，就繞不開翁文灝。因為翁文灝是２０世紀上半頁中國第一個地質學博士，不但培養了中國的第一批地質科學家，也是國民政府自然科學諸多學科和研究項目的創立人、組織人、和推動人。談中國現代史，也繞不開翁文灝。１９４８年聖誕節，新華社發布了４３名國民黨戰犯，他列第１２名。翁文灝先到了台灣，但後來他又去了法國，１９５１年又由法國轉英國回到了中國。
翁文灝的傳記中是這樣寫的：翁文灝，１８８９～１９７１，字詠霓，浙江鄞縣人，蔣介石的小同鄉。曾任國民黨行政院副院長、院長，總統府秘書長等職。１９５１年回國。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等職。他原是一位愛國地質學家，因感於蔣介石知遇之恩而步入政壇，成為蔣的高級幕僚，直至行政院長之職。在他對國民黨徹底失望後，決定“棄暗投明”。１９５１年，他回到了祖國的懷抱，成為第一位海外歸來的國民黨高級人士。１９７１年１月２７日，翁文灝懷著對國家和民族前途的憂患離開了人世，終年８２歲。
５０年代的時候，一位前輩曾專門采訪翁文灝。他說：印象中的全國政協委員翁先生，是一個有點跛腳的矮個子瘦小老頭兒，態度十分的謙卑，看起來沒有什麽特別起眼的地方，但為人也有分寸，不出賣朋友和故人。
然而，作為自然科學家，翁文灝可以說是中華民國第一人。他創建和領導了國民政府的資源委員會，集中和培養了一批搞經濟、工程和自然科學的專家，是一個出色的組織者，從政府裏爭取到很多的錢，又極會用人和識人，因而貢獻很大。筆者查閱了美國當年的官方文獻和私人通信，從其中記載中，不難了解到，３０年代時的翁文灝，為推進中國科學發展和中美技術交流，是鞠躬盡瘁、不遺餘力的。而作為行政官員，翁文灝的廉潔律己和官聲，在民國大大小小的官僚中，也算是最好的。
孔子說，學而優則仕，作為書生從政的代表，翁文灝無疑是成功的。但處於亂世，不為奸雄，翁文灝又是最不幸的。
本來，翁文灝的學問，可以做的更大。但即便是從歐洲回歸後，翁文灝也終日不得安靜。
本來想躲開了政治，可政治偏要盯住了他，據謝泳《胡適幸虧沒有留下》一文介紹，翁文灝回國時，一個首要條件，就是必須公開聲明反對蔣介石。為此檢討複檢討，批評複批判，折騰了６個月，方才過關。但因為曾列名戰犯，當了兩屆全國政協委員，卻都沒有選舉權。
５７年反右派，翁文灝還必須要一個一個地，揭發以前的老部下。可老頭兒是有些原則的，作賤自己可以，辱罵蔣介石，和揭發以前的老部下，不幹！因此，隻能靠邊兒站。文革兵起，老頭兒首當其衝，多虧了有周總理出麵保護，以前國民政府的行政院長，才沒有受到皮肉之苦。做學問，對於這個當年的第一號地質學家來說，已經成了可夢而不可及的奢華。
是時代和政治，誤了翁文灝。
附一、秦時珠：《二十世紀新史冊》 －第十三節，人物 － 翁文灝
翁文灝（1889—1971）：地質學家、地質教育家。我國近代科學事業的重要倡導者、組織者。領導了中國地質調查所，培育出我國第一代地質工作者；創建了新生代、地震、土壤、燃料等研究室，並推動這些學科的發展。在我國地球科學各分支領域，包括礦床學、構造地質學、地震地質學、沉積學、山誌學、地圖學等方麵都有重要的成就，如《燕山運動》、《中國金屬礦床分帶理論》、《申報地圖》等等。他也是中國科學社、中國工程師學會、中國地質學會等學術團體的主要負責人之一。
翁文灝出身在浙江鄞縣一個紳商家庭，自幼聰穎好學。１３歲時便考中秀才，打下了堅實的文學、曆史學基礎。年稍長又趕上新潮流，到上海法國天主教會辦的“震旦學校”學習現代科學與外文，並到歐洲留學，就讀於比利時魯凡（Ｌｏｕｖａｉｎ）大學地質係，受到該校不少教授嚴謹學風的良好影響，得到很大收獲。他作畢業論文時，勇於攻堅，選擇該國最薄弱的岩漿岩岩石學為研究方向，用當時最先進的偏光顯微鏡研究解決很多問題，他完成的畢業論文《勒辛的石英玢岩》，材料豐富，立論清晰，且為比利時地質科學填補了空白，具有首創意義，轟動比利時地質學界，因而被破格直接授予博士學位，成為我國曆史上獲得地質學博士學位的第一位學者，也是我國最年輕的地質學博士（２３歲）。
培養了我國第一代地質學家
翁文灝一生直接從事中等與高等教育工作將近２０年，為祖國科學事業培養了大量人才。
1912年底由比利時啟程回國，次年初到北京，參加留學生文官考試，名列第一，分配任北洋政府農商部僉事，並到該部地質研究所任講師，後升為教授，主講礦物學、岩石學等課程。他與章鴻釗、丁文江是該所主要負責人和教師。該所實際上是一個地質專科學校，1913年開辦時招生３０人，1916年結業時還有２２人，其中１８人獲畢業文憑，這是我國自己培養的第一代地質工作者，不少人後來成為著名的地質學家，如葉良輔、謝家榮、王竹泉、譚錫疇、李學清、李捷、劉季辰、朱庭祜、徐淵摩、徐韋曼等。學生們都反映翁先生準備教材紮實、講解清晰、生動。翁文灝與章鴻釗常帶學生到北京西山、河北和江南等地實習。後來，他們二人把實習報告整理編纂成《農商部地質研究所師弟修業記》一書正式印行。該所學生結業時曾舉辦成績展覽。一些外國地質學者前來參觀，十分驚歎地說：“實與歐美各大學無異，……為中國科學上的第一次光彩……。”
翁文灝後來長期擔任北洋政府農商部（後相繼為國民政府農礦部、實業部）地質調查所所長，實際領導了全國的地質調查與科學研究事業。但他深知培養人才是一切的基礎，因而他長期兼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即後來的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名譽教授，並作過清華大學地學係主任、該校代理教務（代校長）。他把地質調查所作為各校師生的實習與研究基地，提供種種方便。他有個不成文的規定，每年夏天要讓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校的地質係高班學生出外實地考察、完成生產任務和科研任務，把教學、科研、生產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他安排地質調查所的專家們去各校地質係兼課，也讓各校地質係畢業的高材生進入該所工作，充實該所力量。 他還十分重視地質教育的普及。1920年，他發表了《中學地質教授之商榷》一文，具體議論了在中學開設地質學課程的問題。1924年，他發表了《國文地質科學書目述要》一文，係統介紹了若幹翻譯引進的地質科學書籍，為地質學教材的編纂創造條件。１９２６年，他發表了《與中小學教員談中國地質》一文，該文在《新教育評論》上連載，又匯總刊登於《科學》雜誌，強調了中小學教育中應貫穿地質學的教學內容。
為了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素質，他在撰寫學術論文的同時，也發表了很多地學科普讀物，其中最突出的是普及地震這種災害地質知識，他１９２１年考察甘肅地震後，發表了《地震淺說》、《甘肅地震談》等科普文章，1929年還出版了科普著作《地震》（商務印書館科學小叢書）。 在地學各分支領域裏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礦床學方麵，翁文灝於1916年擔任農商部地質調查所礦產股長，工作重點在於礦產地質的調查研究與分析總結。他1919年發表了《中國礦產誌略》巨著，對中國礦產資源分布進行了科學分類與係統總結。在充分占有實際材料的基礎上，他在理論探索中取得重大成就。後來發表了很多重要論文，如《中國礦產區域論》（1919年，１９２１年）、《金屬礦床分布之規律》（1926年）、《砷礦物在金屬礦係列中的位置》（1926年）、《中國金屬礦床生成之時代》（1930年）等等。在這些論文中，他應用地熱分帶，探討了中國南部金屬礦分帶問題，指出錫鎢鉬帶、銅鉛鋅帶、銻帶、汞帶的存在（依序由高溫——中溫——低溫）。他還將中生代花崗岩劃分為：和銅鐵有關的偏中性花崗岩及與鎢錫有關的偏酸性花崗岩。前者以長江中下遊為代表，後者以南嶺為代表。他指出長江下遊的內生金屬礦床大部是接觸變質礦床，以鐵、銅為主，很少有錫鎢鉬、鉛鋅、銻和汞，因為長江下遊斷裂發育，偏中性的花崗閃長岩和石英閃長岩侵入之故。他最先提出岩漿岩成礦專屬性見解，還闡明了砷礦物在成礦係列中的位置，他在我國首次提出了“成礦係列”這一術語。他對成礦規律之研究，在我國開拓了新的找礦方向，對後人有深遠的影響。
在地震地質學方麵，翁文灝是第一名研究中國地震地質的學者。１９２０年底甘肅發生８．５級地震，死人２０多萬。他冒著危險前去實地考察。此後他係統從事地震地質之深入研究，先後發表了《甘肅地震考》（1921年）、《中國一些地質構造對地震的影響》（1922年、1923年）、《中國地震區分布簡說》（1923年）等重要論文。在《甘肅地震考》一文中，他分析、統計了自８世紀以來甘肅的曆史地震資料，指出地震之頻度有“由盛而衰，複自衰而盛”的循環周期現象。他又指出甘肅、寧夏、青海的６個強震區震中有“往複遷移、及各區間動靜循環之狀”，還特別指出“甘肅東部震中則頗有旋南旋北、往複繼動之趨勢”。在《中國地震區分布簡說》一文中，附有《中國地震區分布圖》，顯示了中國境內四類地震帶的位置及其與大地構造、活的大斷裂的密切關係。這是中國第一張《地震區劃圖》。翁文灝領導地質調查所時期，克服了很大困難，於１９３０年在北平西山鷲峰建立了我國現代第一個地震台及地震研究室，由李善邦具體負責。這一研究室裝備了我國第一批能測記世界大地震的儀器。世界上發生的許多大地震都能被該台測知，該台有專門出版物與國際地震台站交換，使我國地震學的研究進入了世界行列。 在構造地質學方麵，翁文灝分析研究了中外地質學者之研究成果．對中國東部，特別是六盤山以東的華北地區區域構造特征和構造運動時代進行了總結。首先，他認為中國東部加裏東運動和海西運動不存在或極微弱，最重要的運動出現在中生代，特別是侏羅紀白堊紀時期，這便是“燕山運動”。他在２０年代後半期，連續發表了若幹重要論文，如：《中國東部的地殼運動》（１９２６年）、《中國東部中生代以來的地殼運動與岩漿活動》（１927年）、《中國北部水平運動所成之構造》（1928年）、《中國東部中生代造山運動》（1929年）等等。他在這些著作中主要談“燕山運動”。他將此運動分為二期：Ａ期出現在侏羅紀末或侏羅紀白堊紀之間，壓應力最強烈，形成華北各地強烈褶皺和大規模逆掩斷層，又形成了華北和華中許多花崗閃長岩體，一般具接觸變質鐵礦床；Ｂ期出現在白堊紀或白堊紀末，運動較Ａ期弱，但也形成了華南各省之褶皺，包括南嶺，故也稱“南嶺期”。此期形成華南大規模花崗岩體以及和它們密切相關的各種金屬礦床，還形成華北、華南大規模中性和酸性火山岩。翁文灝早在１９２５年就首次在中國介紹和引進以Ａ•魏根納（Ｗｅｇｅｎｅｒ，舊譯惠格納）為代表的活動論地質學。他先在中國天文學會上講演，以後又在《科學》雜誌１０卷３期上發表了《惠氏大陸漂移說》一文，係統地介紹了這一學說在地球物理學、地理學、地質學、古生物學、古氣候學以及大地測量學方麵的證據。他熱情地稱讚該學說“理論極為新穎，其說明地質時代之海陸分布，誠有勝前人之處……”，當然，他也承認該學說“實尚未脫理論假設之程度”。自６０年代迄今，“大陸漂移—洋底擴張—板塊構造學說”為代表的“新全球構造”——活動論地質學風靡世界，我們當佩服翁文灝在６０多年前的遠見卓識。
在曆史地質學方麵，翁文灝對古生物學、地層學、古人類學、考古學等研究也作了大量工作。他先後發表過若幹論文，闡述自己的觀點，如《宜昌石龍辯》（１９１９年）、《中國之石器時代》（１９２０年）、《地質學上之生物進化觀》（１９２４年）、《中國史前史》（１９２８年）、《揚子江中下遊重要地層之比較》（１９３０年）等等。他為一些外國學者的古生物專著譯寫了中文摘要，如德國Ｍ．舒羅塞（Ｓｃｈｌｏｓｓｅｒ）的《中國靈長類動物化石》（１９２４年）等。作為農商部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積極與協和醫院合作，於1928年創辦了新生代研究室，由丁文江任名譽主任，加拿大學者Ｄ．步達生（Ｂｌａｃｋ）任主任，楊鍾健任副主任，加強領導了北平西南郊周口店的古人類遺址發掘工作。1929年１２月５日，裴文中發現了“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轟動了國際學術界，翁文灝高度評價和讚揚了這一重大發現，他於１９３０年發表了《新生代研究室的組織和中國猿人的發現》及《北京猿人學術上的意義》兩篇文章。在後一篇文章中，他指出中國猿人的發現為人類的起源提供了新證據，為人猿之間找到了新的“連鎖”，填補了演化上的空白。
在沉積學方麵，翁文灝於１９３１年用英文發表了《中國北方河流的沉積物及其地質意義——中國北方侵蝕與沉積現象之定量研究》的長篇論文。他參考了大量文獻，尤其是對台站定點觀測之大量原始記錄數據進行了精心選擇、比較、分析、綜合、推理，得出了重要結論。他對華北主要河流攜帶的淤泥、侵蝕的速度、平原的形成和海岸線的前進等都作了精密的計算，闡論十分透徹。後來，該文被譯為日文發表。最近又被譯成中文，收入《翁文灝選集》中，足見其指導作用並未過時。 在山誌學方麵，翁文灝於１９２５年發表了重要文章《中國山脈考》。他對中國古代地理學家關於山脈分布的種種學說進行了審視，重點批判了“兩山之間必有水，兩水之間必有山”這一陳舊定理。他指出研究山脈應與地質學、特別是構造地質學結合起來。他提出了中國山脈的地質成因分類，並從構造地質的觀點來論述中國主要山脈的分布規律。 在地理學史方麵，翁文灝於１９３０年發表了《清初測繪地圖考》一文，他闡述了清朝初年在康熙皇帝親自主持下，聘用西洋天主教士，經過七八年實地天文觀測和大地測量編繪成全國一套地圖——《大清一統輿圖》予以高度評價，指出這“不但奠定中國地理之基礎，亦實為世界地理之一大貢獻”。
３０年代初，翁文灝與丁文江、曾世英等，共同編成中國一套新地圖，初由上海申報館於1933年出版，初版名為《中國分省新圖》，以後又以此名或《中華民國新地圖》之名，於1934年、1936年、1939年、1948年先後共出了五版，一般稱為《申報地圖》，該圖以等高線分層設色法表示地形，深得中外學人稱讚，認為是中國地理界之空前巨著。
翁文灝十分重視應用地質學、即經濟地質學的研究，強調地質學對國計民生的重大意義，積極將地質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
翁文灝對我國石油地質學研究及石油普查勘探工作貢獻極大。早在１９２１年，他就與謝家榮一起研究我國石油地質，並派謝家榮首勘玉門油礦。1930年，他募集捐款，在地質調查所內成立了“沁園燃料研究室”，對研究石油、煤炭及地球化學等貢獻尤大。1933年，他與計榮森同去探查浙江長興煤礦四畝墩區井下新發現的油苗，不幸發生車禍，身受重傷，死裏逃生，充分體現了為科學獻身之崇高精神。1938年，他派孫健初、嚴爽去甘肅玉門老君廟研究石油地質，成果顯著。翁文灝並與周恩來商定，調派陝甘寧邊區革命根據地延長縣鑽井隊去玉門鑽采石油，果然打出了大量工業油流。以後翁文灝又直接領導建成了當時我國最大的油礦——玉門油礦，這個油田不但為抗日增添了一份力量，且成為世界石油地質史上一個非海相油田的重要先例，並為解放後大慶等油田的發現打下了理論基礎。他發表的論文有《中國的燃料問題》（１９３２年，１９３６年）、《中國石油地質問題》（1934年）等。
翁文灝對於煤田地質普查方麵也有不少成就。早在１９１９年，他與曹樹聲共同發表的《綏遠土默特旗地質報告》中，煤田普查即占了相當大比重，以後他又考察了很多煤田，發表了若幹研究論文，１９２６年他發表了《中國石炭之分類》及《中國煤的分類與新命名法》，提出不同類煤炭的定名和符號。１９２７年他又發表《以三角圖解法表示煤的成分》一文。在１９３３年加拿大溫哥華舉行的第五屆泛太平洋科學會議上，他又與侯德封一起提交了《中國煤炭資源之新估計》的報告。他在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還一度兼任河南焦作中福煤礦公司的整理專員、董事長，對該礦之整頓與改善經營貢獻極大。
翁文灝於１９３０年在地質調查所內領導成立了土壤研究室，其中有周昌芸、常隆慶、李慶逵等參加工作，展開全國土壤調查。１９３４年翁文灝發表了《中國的土壤與其相關的人生問題》一文，宣傳了土壤學對國民經濟的重要性。 中國早期學術界的重要領導者與組織者 1922年曾參與籌創中國地質學會，他是２６名創立會員之一，也是５名籌備委員之一，並在成立大會上當選為首屆副會長，以後曾當選為第３屆（１９２４年）、第５屆（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年）、第９屆（１９３１年）、第１８屆（１９４１年）會長（理事長）。他擔任了該學會第４－１４屆的編輯主任，並於１９３７年獲該學會設立的“葛氏（金質）獎章”第６次（１９３５年度）獎。翁文灝於１９３４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國地理學會上當選為首屆會長，後連任至第１０屆（１９４３年），然後又任監事。他任會長之初創辦的《地理學報》一直沒中斷過。 翁文灝和國外學者相處共事，不卑不亢，很講實效。他一方麵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反對崇洋媚外；另一方麵，他對有真才實學的外國學者如瑞典人Ｊ．Ｇ．安特生（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法國人Ｐ．德日進（ＴｅｉｌｈａｒｄｄｅＣｈａｒｄｉｎ）、奧地利人Ｏ．師丹斯基（Ｚｄａｎｓｋｙ）、美國人Ａ．Ｗ．葛利普（Ｇｒａｂａｕ）、加拿大人Ｄ．步達生（Ｂｌａｃｋ）等都平等相處，親密協作，共同從事科研著述。
翁文灝曾多次代表中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１９２２年他去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出席第１３屆國際地質學大會，是中國地質學家代表政府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之首例，中國提交的４篇論文中，有１篇為翁文灝獨著，１篇為翁與葛利普合著。１９３７年，他作為中國首席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第１７屆國際地質學大會。翁文灝於１９２６年、１９２９年先後出席了在日本東京、印尼雅加達召開的第三、四屆泛太平洋科學會議，他對於太平洋地區中生代構造運動的成就為國際學術界充分肯定。１９４６年１２月，世界最古老的地質科學團體——英國倫敦地質學會通過決議，授予翁文灝名譽會員稱號，此外，美國文藝與自然科學院、德國赫勒自然科學院、德國柏林工科大學、加拿大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等亦先後授予翁文灝榮譽職務和學位。
翁文灝中年時期，逐步進入政界，他先後任南京國民黨政府國防設計委員會秘書長、行政院秘書長、經濟部長兼資源委員會主任，行政院副院長、院長、總統府秘書長。他於解放前夕完全脫離國民黨政府，並於１９５１年由法國經香港回到北京，受到黨和人民的歡迎，以後擔任過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務委員兼和平解放台灣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他晚年亦從事翻譯著述，為祖國地質科學事業發揮餘熱。他曾翻譯出版了美國Ｒ．Ｒ．施羅克（Ｓｈｒｏｃｋ）所著《層狀岩石的層序》（１９５５年）巨著，他又擔任《地質譯叢》編委。為該刊翻譯發表了近１０篇文章。翁文灝於１９７１年１月２７日以８２歲高齡辭世。 [轉自鐵血讀書 http://book.tiexue.net]
附二：翁文灝：究竟是你負時代還是時代負你／許紀霖
由於曆史的錯位，一個科學家，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好人”，為國家利益驅使，不惜犧牲自己的專業，棄學從政，官至一品。但最後留在曆史上的，竟是一紙辛酸。
談到現代中國的科學家，大概要數地質學界諸位最令人刮目相看。從丁文江到翁文灝、李四光，不僅專業上響當當，而且個個行政能力極強，都是治國平天下之才。尤其是翁文灝，官至“宰相”一級，按照過去的說法，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可謂達到了傳統士大夫仕途的極致。
翁文灝是無心插柳柳成蔭，一向對做官興味索然，偏偏仕途對他敞開了大道。1932年春天，由錢昌照推薦，翁文灝作為若幹專家學者之一，赴廬山為蔣介石講學。廟堂講學，本是中國士大夫“為帝王師”的古老傳統，翁文瀕自然樂於前往。沒想到他與蔣大概是前世有緣，這麽多前去布道的“帝王師”中間，蔣對翁文灝竟然情有獨鍾。蔣喜用浙江人，翁文灝出生在浙江鄞縣，又算得上蔣的寧波小同鄉。他忠厚誠篤，又頗具才幹，是蔣最欣賞的那種德才兼備之人。於是，蔣當下就邀翁文灝留下，出任新成立的政府高級谘詢機構——國防設計委員會的秘書長。翁文灝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有如此之舉，再三推辭而不得，最後，商定由錢昌照出任副秘書長，在南京執行常務，而翁文灝則掛一個虛名，依然回北平，主持他的地質調查所。不久，南京政府在不征求他意見的情況下，發表他為教育部長。翁文灝又藉口“丁憂”，為繼母守孝而堅辭不就。
不過，翁文灝的掛牌南京，卻具有深刻的象征意義，它意味著南京政府與北平自由知識分子攜手合作的開端。與翁文灝同時在國防設計委員會掛牌的，還有胡適之、丁文江、蔣夢麟、陶孟和、周炳琳、楊振聲、周鯁生等人。在亡國滅種的危機之下，在上一麵，蔣介石也知道要借助知識分子的力量搞專家治國了；而在下一麵呢，本來向南京爭人權，要法治的自由知識分子也開始認同政府的合法性了。
翁文灝盡管掛的是頭牌，但在這一大幫知識名流中，翁文灝的廟堂意識恐怕是最淡的。他不是缺乏行政的能力，隻是少了一點做官的興趣。翁文灝畢竟是“五四”一代知識分子，不再像傳統土大夫那樣，將自己的安身立命完全寄托於治國平天下的狹隘仕途。翁文灝有自己的專業關懷，而這樣的關懷同樣具有救國救民的功能，可以作為安身立命之所在。然而，命運真是不可違拗，一個偶然的事件改變了翁文灝的整個人生。1934年春節，翁文灝在浙江武康境內遭遇車禍，蔣介石得報命令醫院不惜一切代價搶救，還派來醫生，接來家屬，將這個體重僅九十磅的垂危病人從死神那裏奪了回來。如果說廬山講學，翁文灝對蔣介石的“不恥下問”有“知遇之恩”的話，那麽武康脫險之後，無疑又加了一層“救命之恩”了。以翁文灝之忠厚，不可能知恩不報。當第二年蔣邀他在學者如雲的“人才內閣”中出任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無法再推托了，於是正式入京，與蔣廷黼等人一起，從此棄學從政，開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
雖然是迫不得已，但起初也未嚐不雄心勃勃。在《獨立評論》時期，翁文灝就自信將政治看清楚了。政治是什麽？“政者正也，其最重要的目的隻在有法子使好的、有能力的人能夠上去當政，不行的或不相宜的能夠和平的下來。”熟悉二十年代《努力周報》的人們都知道，翁文灝的政治觀顯然是二十年代丁文江、胡適一輩鼓吹的“好政府主義”的流風餘韻。當初受此鼓舞而產生的王寵惠領銜的“好人內閣”，雖然曇花一現，流為曆史笑柄，卻沒有驚醒多少自由知識分子“好人政治”的烏托邦美夢。尤其是科學家出身的丁文江，一直對此篤信不疑。翁文灝是否受丁的影響，我們無從知曉，但這兩個地質學家對政治的確都有一種幼稚的、一廂情願的幻想，以為政治隻是一個好人當政的問題。翁文灝以如此的道德理想主義精神起步政壇，既有一種自我犧牲的道德滿足感，同時也不乏科學家的自信。傳統的“好人政治”到了現代，雖然內中的靈魂未變（仍然以“好人”為核心），但“好人”的內涵畢竟有所演變。“好人”不僅要有儒家式的道德修養，而且也要具備現代的科學知識和管理能力。而後者，正是丁文江、翁文灝他們這些科技專家所賴以自豪的。大凡科學家從政，都容易將政治簡單化、技術化，以為隻要按照一套科學的方法管理政治，就可以藥到病除，馬到成功了。
那麽，好人當政的結果又是如何？蔣介石主政的整個三、四十年代，至少為“好人政治”提供了兩次實驗的機會：1935年的“人才內閣”和1948年的“行憲內閣”。每當瀕臨危機時，翁文灝這樣的公認的才俊組閣，以期挽狂瀾於未倒。在這兩次實驗中，翁文灝都是不可缺少的要角。1935年他出任行政院秘書長，而十三年以後又進一步由他出麵組閣，連司徒雷登也為此歡欣鼓舞，以為將開出“行憲”後的“新氣象”。可惜的是，翁內閣僅僅存在了六個月零二天就嗚乎哀哉。從表麵來看，翁文灝是被那個自以為是的王雲五所誤（這個商務老總以為推廣金元券就像推廣他的四角號碼詞典一樣簡單），實際上，國民黨腐敗到那個份上，即使市製改革成功，也最終難免一敗。政治體製不變革，縱然有一打翁文灝這樣的好人當官，又何嚐能補大局於萬一？
翁文灝的悲劇幾乎是宿命的。“生於末世運偏消”的他，僅僅憑借其出色的行政能力和道德感召，是無法扭轉一個專製體製必然厄運的。這樣一個體製，總是扼殺具有宏大眼光和變革意識的真正的政治家，隻會將本來更適於坐在處長位置上的行政官吏，錯置於部長甚至更負責的高位。在這種體製中，陰差陽錯的翁文灝與其說是幸運兒，倒毋寧說是犧牲品，一個為腐敗體製陪葬的犧牲品。
盡管翁文灝是不懂政治又誤入仕途的一介書生，但他畢竟是一個“極明察”之人。到1948年底，當他看清了這個政權的症結所在，便決意與跟隨多年的“恩主”分手。在蔣介石的另一寵臣陳布雷服藥自殺，為蔣殉葬的時候，翁文灝卻不顧蔣的再三挽留，辭去了行政院長的職務。翁文灝與陳布雷在經曆上有不少相似之處。他們差不多是同齡之人，且都是蔣所信任的寧波人，兩人皆書生本色，都是一再推辭而不得，捱到1934年，才前後到蔣的身邊就職。同樣的士報知遇之恩，同樣的士為知己者而死，同樣的到1948年底看清大勢，頓悟人生。相比之下，陳布雷的傳統文人氣太重，竟然棄世而去，臨死前的遺言中還對蔣戰戰兢兢、忠誠不貳。而翁文灝，畢竟在歐洲接受了四年西洋的教育，作為中國第一代現代知識分子，雖然身上還殘留著傳統士大夫的心態習性，但整個人格較之陳布雷已經獨立了許多。同為救國心切，陳布雷無法將國家與蔣氏王朝區別開來，翁文灝卻能在最後一刻發現兩者之間的疏離，並決然棄蔣而去，投入和平的陣營。在糾正錯誤這一點上，翁文灝倒表現出了科學家的瀟灑本色。
1950年初，翁文灝在英國拜訪李約瑟爵士，目睹昔日老友著作等身，學業鼎盛，不由得觸景生情，黯然傷神。一個科學家，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好人”，為國家利益驅使，不惜犧牲自己的專業，棄學從政，官至一品。但最後留在曆史上的，竟是一紙辛酸。如此結局，又如何不讓人悲哀！
在現代中國，像翁文灝這樣既有傳統功名（早年曾經中取秀才），又有洋博士頭銜的知識分子，是少而又少的。半中半西，本是“五四”知識分子的時代印記，翁文灝的所有悲劇似乎都可以在他的知識背景中找到某種解釋。如果有幸遇上一個太平盛世，一個開明體製，也許還不至於犧牲得如此廉價。然而，種種錯位，種種短拙，竟然巧合在一起！翁文灝，究意是你負時代呢，還是時代負你？
選自《尋求意義——現代化變遷與文化批判》，上海三聯1997年12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