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陳賡、李克農、錢壯飛、胡底、楊登瀛五個人中，究竟誰是中共早期情報三傑？說法不一。
其中：胡底（1905-1935），原名胡百昌，又名胡北風，化名胡馬等，安徽舒城縣人。1923年考入北京中國大學。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在中央特別情報科工作。1929年底，經中共中央批準和錢壯飛介紹，打入國民黨最高特務機關-中央組織部總務科。1930年冬調到天津創辦長城通訊社並任社長。1931年8月，到江西蘇區從事文教和政治保衛工作，同年11月在紅色中華通訊社工作。1935年10月被張國燾秘密殺害。
錢壯飛（1896-1934），原名錢壯秋，別名錢潮，浙江吳興人。1914年就讀於國立北京醫科專門學校，1919年畢業後錢壯飛進入京綏路附屬醫院工作，1925年加入共產黨,利用醫生的身份做掩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28年考取國民黨特務機關中統組織首腦之一的徐恩曾在上海舉辦的無線電培訓班，為徐恩曾所信任。
錢壯飛身為徐恩曾的機要秘書，負責中統人事及各地基層組織的建立，錢趁機安置了若幹中共人員進入了國民黨特務情報機關。如把李克農安排到上海無線電管理局新聞編輯處，胡底打入國民黨在南京的情報機關“民智通訊社”。從此，這三個人在敵人的心髒裏，相互配合，肝膽相照，沉著機智的與敵人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充滿傳奇色彩的鬥爭。
1931年4月錢壯飛及時將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的緊急情報截獲並及時轉報中央，在極端危險的情況下保衛了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避免了一次後果極端嚴重的大破壞。1935年3月31日在貴州息烽因國民黨軍飛機轟炸與部隊失去聯係，4月2日在息烽流長鄉沒良坑被地主武裝殺害。
李克農（1899-1962）,又名澤田、峽公、種禾、曼梓、稼軒、天癡、震中，祖籍安徽巢縣，生於蕪湖。1926年加入中共，清黨後流亡上海。1929年任中共滬中區宣傳委員。在上海巧遇同鄉胡北風，因胡之介紹而認識錢壯飛，再由錢的介紹，於1929年12月考入無線電管理局，以及負責管理全國無線電報務員登記和考試工作，凡中共所列名單一律加以錄取，對中共貢獻極大，從此一生與中共情報工作不離。西安事變時，李任中共赴西安談判代表團秘書長。抗日戰爭時期，曆任八路軍駐上海、南京、桂林辦事處處長，八路軍總部秘書長，中共中央長江局秘書長，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情報部副部長。解放戰爭時期，曆任駐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秘書長，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軍委情報部部長。1951年7月，負責朝鮮停戰談判，任中共方麵黨委書記。1953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
李克農除了做新聞編輯處的編輯，還負責管理全國無線電報務員登記和考試工作，凡中共所列名單均一律加以錄取，為黨做出了極大的貢獻。而胡底則先擔任“民智通訊社”的負責人，後又去天津建立“長城通訊社”並主持工作，表麵上是為國民黨搜集情報，實際卻是為中共服務，貢獻也很大。此三人也因此在解放初期多次被周恩來稱讚為“情報三傑”。
1929年底，國民黨特務機關準備在上海租界破壞中共地下組織。陳賡
鮑於1937年獲釋後與黨失去聯係，被張道藩安排在“反省”院任院長。解放後
下麵轉兩個帖，算是與此問題有關，尤其是第一個帖，在網上流傳甚廣，介紹的也非常詳細，被廣為引用。但文中認為錢壯飛、胡底、楊登瀛為中共早期情報三傑，李克農是“老母雞”，其實有誤，且前後矛盾。楊登瀛解放前和黨失去了聯係，解放後又被政府管製，聰明如周恩來者，不會說他是情報三傑中的一傑。反過來，如果周恩來說了話，楊也就不會被管製。其實，陳賡才是情報三傑的領導，同時陳賡也單線領導了楊登瀛。在陳賡被捕和撤退後，接替陳賡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潘漢年。
第二個帖，說“情報三傑”是錢壯飛、陳賡、和李克農，大概原作者也是根據後來的名氣，給記混了。
雖然說這兩個帖的觀點比較反動，但是講的也並非沒有道理。因為人心的向背，往往最終的決定了事業的成敗。
附件一：六十年前的一段共產漢奸亂國史（節錄）
* 周穀 *
三十年代中共特科潛伏在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的錢壯飛、楊登瀛、胡北風、李克農為中共建立了汗馬功勞，前三人被周恩來譽為中共情報三傑，最後一人李克農自當為中共情報一雄。但後來四人命運各異，隻有“老母雞”李克農竟享天年，人的造化各異，似亦有定數乎﹖
一九三一年四月顧順章案發生後，錢壯飛、李克農、胡北風難以再在上海為中共效忠，奉命轉道入江西蘇區重為中共效命，錢壯飛於一九三二年春天任中共紅一方麵軍政治保衛局局長，次年調任中共中央革命委員會二局局長，後因機關合並改任副局長，他在江西蘇區對外是以紅色戲劇家身份出現。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被迫撤離江西蘇區，錢隨軍行動，次年元月在行軍途中，被任命為中共軍總政治部副秘書長未到任，三月三十一日傳錢在貴州息烽掉隊失蹤仙去。
錢因與中共調查科淵源甚深，中共為防止內奸，也有可能將他秘密殺害﹗在中共肅反事件上，此類事例甚多，錢壯飛任中共紅一方麵軍政治保衛局長，胡北風任局下執行部部長，不久胡調到張國燾主持的鄂豫皖蘇區中共紅四方麵軍做政治保衛工作。張國燾大搞整肅殺人如麻，很多在他轄區的中共黨軍政幹部包括胡北風在內都被他公開殺害。
李克農到江西後，初任國家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長，一九三三年接替錢壯飛任中共紅一方麵軍政治保衛局長，及中共軍工作部部長。在江西時期，他對中共在情報上有極大貢獻。在抗日戰爭及國共爭奪江山戰爭時，李克農對中共貢獻更大。楊尚昆於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四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紀念李克農長文時指出﹕“在抗日戰爭時期，克農同誌參與了對各地秘密情報組織的建設，派遣我情工人員深入日、偽、蔣的黨、政、軍、特機構中，獲取了日偽的大量軍政戰略情報和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情報，對配合抗日戰爭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楊又指出﹕“為配合解放戰爭在全國的勝利，我情工人員深入到國民黨的機密決策指導機關內，及時準確地供給了黨中央和軍委及各地區戰略性和動向性的重要軍事情報，為黨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戰局，製定解放戰爭的戰略方針提供了重要依據。使我軍在解放戰爭中對敵人的主要情況了如指掌，始終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楊尚昆這短短的幾句話，正是正統的中華民國政府失去大陸的最主要原因。
當年中共情報“四壯士”之一的李克農，一生於情報為伍，迭任中共軍政要職，竟能於一九六二年二月九日善終北京，莫非“天佑”中共乎﹗李克農死前念念不忘當年中共特科在上海的戰績，一九六一年在病重還函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和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要求將中央特科的鬥爭歷史，盡可能加以搜集，編輯成冊，同時也可使過去在鬥爭中的無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歸，幼有所寄，鰥寡孤獨，各得其所”。李克農舊學不錯，在秘密工作中，仍不忘老夫子的“禮運大同篇”精義。他不曾想到一九六六年那場文化大革命把他“臨終囑咐”燒得片瓦無存，如果他活到文化大革命，以他的豐功偉績，能否逃得過劫難，誠難以逆料也。
還有那一位愛幫閑忙心在曹營的大中國國民黨駐上海特派員楊登英瀛同誌，於顧順章案發生後，顧泄密，受到牽連，中共特科特派特二科陳養山前往安慰將保護其眷屬，囑其堅不吐實，諒無確切証據，國民黨其奈何哉﹗顧順章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被捕，楊登瀛月底被囚。楊在監獄中遵照中共指示無一語向國民黨中央提及他“效忠”事。翌年“一二八事件”後，由其老長官張道潘保釋出獄思過。一九三四年國民黨愛才，楊再度受啟用為國民黨效力，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長，生活歸於平淡，手中失去權力，不複再受中共重視。一九五○年南京城陷時，楊在街上擺小地攤為生，想起當年何等威風，手握生殺大權，不無感慨。一九五一年中共鎮反時，竟將過去這位功臣也抓起來。周恩來、陳賡獲悉後將其釋放，可憐生活無著，僅靠中共每月給他一些津貼，維持殘生，晚年十分淒慘。文化大革命中再度回籠成為國特、內奸、被鬥得死去活來，一九七○年初含冤死去。狡兔死，走狗烹，哲訓依舊。
中共幾十年來在政治上，你看多少功臣被打成叛徒、內奸、敵特，多少幹部被肅反、鎮壓、整風，多少人被三反、五反弄得流離失所，屍骨無存，甚至一門參絕，象中共這樣子的政權究竟要橫行到什麽時候呢﹖天理何在﹗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國共雙方在上海的地下情報戰爭，國民黨在表麵上戰果輝煌，專書成冊，實際上受製於中共潛伏在他心臟中的反間諜。國民黨從實際情報工作中獲致有關知識和經驗，又借重了大量中共轉變人員。世界大國中從來沒有象國民黨這樣出手大方，化敵為友的辦法，在它的情報機關中，竟如此重用對方轉變幹部，有些甚至主持方麵，或威鎮一方。國運盛時，取材於晉自有相當效果，及至一九四九年情勢一變，其中有很多人轉變到底，其中也有很多人又重回娘家向“人民”贖罪，加速了大陸政局的急劇變化，不到一年數百萬大軍瞬息就消失得無影無蹤。真是中國歷史上亙古未有的怪異之事，徒呼奈何，豈不傷哉﹗
摘自“傳記文學”第五十六卷第一期
附件二：間諜將軍/老燈
中共曾總結它獲勝的三大法寶：統一戰線，武裝鬥爭，群眾工作。其實使它獲勝真正的三大法寶，是蘇聯主子的支持、宗教化的信仰、敵營裏的特工。在中共執政前的鬥爭曆史上，它的地下情報工作是非常出色的，堪稱製勝的殺手鐧。它的老對手國民黨，被中共的情報戰打得一敗塗地。與其說是共軍在戰場上擊敗了國軍，不如說是中共利用情報戰打垮了國民政府。
兩軍對壘，知彼知己是戰勝敵人的先決條件。知己容易，要做到知彼，必須在敵人的營壘裏收買或安插特工人員。在蘇共的指點下，中共從國共分裂起即重視情報工作。中共早期的情報三傑錢壯飛、李克農、陳賡等，巧妙地打入國民黨的核心情報機關，成功地保衛了中共中央的安全。
在國共決戰的內戰時期，中共的情報戰達到了登峰造極的水準。中共利用國民黨派係林立、人心渙散的弊端，極力收買安插地下人員，幾乎控製了所有國民黨的軍政機構。除了“佩劍將軍”張克俠、何基灃等直接率兵的共諜，國軍統帥部主管作戰的參謀次長劉斐也是共諜。
國防部作戰廳廳長郭汝瑰，外號郭鬼子。他大革命時期加入中共，後來脫黨，抗戰後見風使舵秘密恢複了組織關係。這個郭鬼子本是桂係李宗仁的人馬，但因積極投靠蔣委員長，深受老蔣器重，一年內竟然連升三級，執掌國府的作戰中樞。
可恨老蔣有眼無珠，對郭廳長言聽計從。凡是郭鬼子“精心”製定的作戰計劃，老蔣一律畫圈兒同意。郭鬼子再把絕密的作戰文件，交給潛伏在南京的一個交通小組，由該小組火速送往解放區。國軍得到的作戰計劃，都是副本，正本早在中共統帥部的手裏了。中共憑借郭鬼子提供的情報，對國軍的動向了如指掌，玩弄敵手於股掌之中，老蔣不敗鮮矣！
郭鬼子對國軍的損害，不亞於共軍的一個野戰軍。郭後來率部起義投共，然而並不受主子待見。他先被安排到南京軍事學院教學，五七年被打成“國民黨特務組長”受關押。文革的時候，郭再次在成都軍區被批鬥。
筆者一個王姓的朋友，他的父親是傅作義手下的少將，四九年被迫起義。文革時這位王將軍也被流放到成都。他曾於批鬥郭汝瑰時衝到台上，痛打郭鬼子，邊打邊罵：“你個狗特務，我要報仇！”至於王將軍要為誰報仇，隻有他自己心裏最清楚了。
郭汝瑰算是重量級的共諜，還有更多次重量級的共諜。如胡宗南的親信副官熊向暉、衛立煌的秘書趙榮生（包括衛立煌本人也是鐵杆的共諜）等等。周恩來曾得意地說：胡宗南的命令還沒下達到軍一級，我們就已經知道了。
隨著國軍的兵敗如山倒，勢利小人們紛紛自尋出路，中共的特工隊伍攔都攔不住的膨脹壯大。老蔣的總統府機要通訊室，八個人裏七個是地下黨。連警衛老蔣的中央憲兵團都被中共控製，可見老蔣能夠活著逃出大陸實屬奇跡！共軍靠著內線的準確情報，靠著戰場上共諜將軍的臨陣倒戈，以摧枯拉朽之勢掃蕩國軍，一鼓作氣占領了大陸。
按理說，國民黨方麵也不是不重視情報戰。可是因為共產黨組織嚴密，不斷肅反，加之共黨近乎歇斯底裏的主義信仰，使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除了一些公開叛變的中共領導人，中共內部基本沒有國民黨的高級線人。軍統曾經策反過共軍將領趙壽山，趙根本不為所動。
國府撤到了台灣，共諜多數已經在大陸公開投共歸隊。但仍然有一批共諜跟隨進入台灣，其中有繼任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吳石將軍。這批最後的“特洛伊木馬”，本來要配合中共解放台灣的，卻不幸陸續被破獲伏法。
五、六十年代，流亡台灣的國府勵精圖治，強力肅清“匪諜”；也由於老一代的共諜逐步退出現役、現職，中共對台灣的情報戰開始走下坡路。反而中共的內部不斷被國民黨特工滲透。據說，自七十年代起，中共中央的機密文件還沒下達到省一級，台灣的情報機構就已經印刷出來了－－與當年的情況正好相反。
進入八十年代，台灣經濟起飛成為亞洲的四小龍之一，政治民主化也走上軌道。反觀大陸，曆經中共多年的瞎折騰，民生艱苦，民心近散。兩岸的情報戰，台灣開始全麵的占據上風。
九十年代共軍少將劉連昆充當間諜，今年又告破劉廣智少將間諜案，均證實甘當間諜的共軍軍官已經達到將軍級。暴露的是兩個少將，也許還有沒暴露的中將、上將吧！
當年郭汝瑰在日記裏說，他充當共諜，是反感國民黨的腐敗，崇敬中共的清廉和有主義信仰。而劉連昆說，八九年他同情民運，反對鎮壓學生，這是他充當間諜的重要原因。
現在一切都反過來了，調個了。中共現在已經腐敗透頂了，它的將軍開始充當對手的間諜了。這說明它將象自己當年的對手一樣，正向失敗的深淵滑去，勢必無可挽救。人心的向背與曆史的趨勢，畢竟不能阻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