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18日09:24 中國青年報
本報記者沙林
“一方在真誠勞動，一方在假冒偽劣，這就是當前學術界的現實。”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副教授楊玉聖對記者說。
連象牙之塔裏學術界也不幹淨了，嚴重到什麽程度呢？“上至名牌大學校長、院士，下至一般研究生，造假者越來越多，膽氣越來越足，社會上鮮活的這全有，論文敢抄，數據敢偽造，假論文敢發，整本書都敢掠為己有，名家的敢偷，洋人的敢剽，評獎方麵更是烏煙瘴氣，裙帶關係，收賄送禮，近水樓台先得月，評獎的學術委員會主任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把自己的著作評頭獎……這一切使中國學術界在全世界麵前黯然失色。”
38歲的楊玉聖10年前就撰文批評《移民與近代美國》一書為抄襲之作，被稱為中國學術打假第一人。以後他一直不停地針砭學術界大多數人都睜眼閉眼的學術腐敗，今年2月他又自建學術批評網，與全國各地有誌打腐的學人互通聲氣，聯手抨擊。當然他自己也遭到“報應”，被權威報複，被幫閑忌恨，學術批評文章被斥為不具學術性，該評到手的職稱遲遲不見……
學術腐敗不僅是大事 說是大案也不為過 。
形形色色的學術腐敗
在北京西三旗的高教宿舍，楊玉聖躲進小屋成一統，他白日騎車去北師大教美國史和世界史，晚上評人評書經營他的學術批評網。
他總結多年來的苦鬥見聞，對記者說，學術腐敗花樣繁多，越來越盛，但主要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麵：
一是低水平重複，其中以高校教材、教參最為顯著。
二是粗製濫造，這以形形色色的辭書最具代表性。內容上粗製濫造，種類上五花八門，無奇不有，但大都是將現成資料顛來倒去、加減乘除。
三是泡沫學術，有的中青年人動不動就號稱出了三四十種書、發了二三百篇甚至三四百篇論文。山東某經濟學院的一位副院長一年申報的所謂科研成果竟達“1300萬字”……這些靠盜取剽竊來的、或者是毫無建樹的所謂學術論文、專著，實際上卻差不多都是學術垃圾。
四是假冒偽劣，許多院校科研部門，為了評高級職稱，托人情，拉關係，甚至花錢雇人寫文章……山東某大學科社係有一位想評博導的人，拿別人在《光明日報》上發的文章，換上自己的大名，複印多份，差一點弄假成真。
五是抄襲剽竊，這早已成了學術界最大的公害，有人稱之為“學術蝗禍”，泛濫之廣，已近法不治眾的地步，從小學生到科學家，無不暗中行之。有學者說：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大家都沒有羞恥感了。南京大學校長蔣樹聲教授在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小組會上指出：抄襲剽竊不治，學術將完。
六是評獎立項上的腐敗，大家都知道朝中有人好做官，評委會裏沒人，文章寫得再好，書出得再精也白搭。
還有一種影響很大的惡行，楊玉聖沒有提到，就是一些在國外的學人，打著報效祖國的旗號回國來騙。6月25日，這方麵打假的第一人方舟子的新書《潰瘍———直麵中國學術腐敗》發行，在發行儀式及學術腐敗討論會上，與會者高度評價方舟子屢屢揭穿留美學人的回國行騙———明明是一般技術人員卻吹成這主任那教授，活脫當代“克萊登”；明明是不值甚錢的一般產品，卻吹成“在世界上獨一無二”，意在弄花官員眼，斂到大錢；明明已被國外科學家給以否定的“核酸”，卻拿回國做商業炒作，在報刊上做貌似艱深的解釋……
方舟子自辦的打假網站也得到了眾多在外學子的熱烈響應。一位美國留學生在網上寫道：“當年剛來美國時，聽到一句話：‘黑人搶，墨西哥人偷，中國人騙。’心裏頗不以為然。後來就漸漸聽說不能從不認識的中國人手裏買舊車一類的事，中國店裏買來的食物，也往往離標明的保質期還有一個星期就已經壞了……現在問題是這幫人又湧回國內騙還沒富裕的同胞，昨天看到方舟子揭露一個胡吹自己24歲就成了哈佛博士的人，這個人說要給西湖舊貌換新顏，不知道杭州市已經給了他多少銀子……”
“學術剽竊已法不治眾”
抄襲剽竊是學術腐敗中最突出的問題。楊玉聖在他的網上寫道：“90年代以來，此類醜聞不絕，大有風火燎原，越演越烈之勢：從地域上看，全國任何重點大學，任何重要的研究機構都不可免俗，從內容上看，除高校教材、辭書暴露出越來越嚴重的問題外，學術論文、專著、博士學位論文都有份。從抄襲者的情況看，不僅一般中青年人抄，老年人也抄，不僅無名之輩抄，業已成名的人也抄。不僅有學生抄老師的，也有老師抄學生的。最不可解的是被眾多專家學者指認、並寫文公布的抄襲者，除個別倒黴蛋外，大都官照舊當，職稱照提，教授照做，博導照當。”
對於中國學術界抄襲剽竊成風，許多學人痛心疾首。“你知道嗎？”楊玉聖對我說：“有的大學甚至被稱為‘抄襲大本營’。”
“侵襲之深，前所未有！”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教授陳啟偉感歎。
過去抄襲者大多數還是有愧疚之心的，本來人數就少，而且一經揭露，抄襲者在學術界立即聲名狼藉。現在抄襲剽竊者的猖獗張狂之勢令人愕然驚心，許多大學的研究生做畢業論文有一半以上是抄來的，被抓住的很少。有的人東窗事發，人贓皆獲，卻百般刁辯而毫無愧色。
刁辯者用的最多的一個理由是，引用材料忘了寫出處或加注釋了。《史學月刊》副編審周祥森在楊玉聖的學術批評網上寫道：
“在國外，運用一個新術語、新概念、新名詞，都要注明首次使用為誰，出處在哪裏。讀馬克思、列寧的著作，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一點。馬克思的《資本論》每一條材料的運用、每一個概念的使用、每一個觀點的學術演變都做得無懈可擊，就是因為他對自己使用的概念、所受啟發的觀點都用注釋等方式說明來源，從不抹殺前人的勞動成果。列寧繼承了馬克思的這一治學方法。盡管他們對於前人從來都是采取批判的態度。”
而150年後，許多中國學者還沒有進入這個全世界通用的學術規範中，許多人從沒有受過加注釋這個學術最基本的訓練，加上有意剽竊，抓住了就說忘了注釋，抓不住就是自己賺的。
南京大學教授任東來在十幾年前就撰文說：“到處可見泛泛而論追求時尚卻無多少新意的‘學術著作’……幾乎看不出一本有何突出貢獻。意味深長的是這些學者們很少注明他們所依據的材料出處，更不開具參考書目，似乎這樣洋洋灑灑的大作無一字一句不是他們天才的創造。但當你把這些同類性質著作對照時，西洋鏡就被捅破了。原來這是一種你抄我、我抄你、大家抄國外、一起抄馬列的‘學術’。”
“不用說本科生，就是研究生、博士生，也有相當多的人分不清適當借鑒、征引與抄襲剽竊的區別。無論如何這是我們高等教育和人才培養的敗筆。”楊玉聖說。
當然還有另一種剽竊，有人指出，學者抄襲隻不過是學術失範中最突出的例子，但還有更多的人們習以為常的失範，如那些以各級官員領銜主編，大小文人尾隨其後，動用財政或其他公款製造的包裝華麗的文字垃圾（從其他的文字垃圾那剽竊來的）還少嗎？
楊玉聖和方舟子揭露的剽竊做假案
每個被采訪者都能隨口對你說出一串學術腐敗的新聞和故事，其中許多被整個中國學術界（不分文理工）當作笑談。記者采訪楊玉聖又聽到更多的“故事”：
“北京某重點大學的副校長年輕有為，留洋歸來，前途看好，可是1996年，突然被荷蘭出版的《植物分子生物學》雜誌指控：該先生和另外幾位先生發表的一篇論文，與一位加拿大生物學家發表在美國《理論與應用遺傳》雜誌上的論文有“相似性”。抄襲傳聞立刻在國際學術界傳開，也引起國內學者的注意，中國科學院兩位‘好事者’李佩珊、薛攀皋拿來兩篇論文對比，發現這篇受到國家高技術863撥款計劃資助的論文在主題、方法，甚至摘要、導言部分都與洋人的那一篇相似，‘相同處可達三分之一以上。’（見學術批評網及《是英文問題，還是科學道德問題？》、《書的學術批評》一書）
“原上海大學法學院院長潘國和原是一個中學化學老師，進入法學界不到10年，出專著近10本，論文一大批，著述總共達上千萬字。專家評述他的10年‘抵得上一個師出名門，用力甚勤的天才的一世成就’。更讓人吃驚的是，他的著述是在同時擔任三個學院院長、公務繁忙中完成的。對此潘國和的解釋是，他‘非常勤奮，10年來忙完公務，便專心讀書著述’，‘每天熬夜到晚上兩點左右’。然而《南方周末》披露，某講師的7篇論文被潘強行拿去冠上自己的名字發表，某老師的論文被一字不差地搬入潘國和的著作，該老師卻說‘我願意’，稱之為‘資源共享’。還有其他老師的論文論著被拿去，但他們多保持沉默，因為‘潘在法學院根基很深’，被人稱為用權力寫作……這位院長1994年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專著《分類改造學研究》，整本書與1992年同一出版社同一責編出版的《分類改造學》大部分文字一樣，而且大量章節抄自《犯罪學通論》、《女性犯罪學》等國內名家著作。”（據楊玉聖學術批評網和楊守建《學術出版界麵臨的緊迫問題》一文，刊於《學術界》2000年第六期）
在楊玉聖打假的同時，方舟子也屢屢施展，他除了壞“留美學子報效祖國”的好事，也是踢國內場子的好手，他和楊玉聖不約而同披露：
“去年年底，北京一個非常有名的工科大學校長被世界電氣電子工程師協會（IEEE）指控抄襲，並宣布對校長等4人的處置決定：一年之內禁止在該協會所屬的任何刊物上發表論文，並且正在審查的論文如有4人之一的名字立即撤掉論文……
“實際這位校長雖有責任，但並沒有親自剽，是他帶的博士生把幾位國外學者（有一位是香港人）的文章移花接木到自己的博士論文上，把導師的名字署上，發表在學報上。校長指導論文不察──許多學者說這暴露中國高等教育的一弊端：作畢業論文的不老實，指導畢業論文的敷衍了事。
“IEEE是國際最大的專業工程師協會，每個國家都有如雲的會員，消息被人們口耳相傳。值得注意的是，這位大學校長還是中國知識產權研究會副理事長和中國高等學校知識產權研究會理事長。”（見《潰瘍———直麵中國學術腐敗》一書和新語絲網站）
方舟子著力揭露的另一起是合肥工業大學博導楊敬安教授抄襲洋人案：
以色列Weizmann科學研究所的Ronen Basri博士的一封電子郵件，“指控合肥工業大學人工智能應用研究室主任楊敬安教授抄襲他們的論文”。楊敬安在IEEE的智能機器人和係統國際會議上發表的論文完全抄自他1992年發表的一篇論文。
留美學子方舟子及其他專家特找來兩篇論文逐字對照，發現“楊敬安隻是刪除了括號說明和一個逗號，拚錯了一個單詞，其他字句完全相同。”“最可笑的是，原始論文中附了幾張辦公室照片，以說明不同的視野模型，那些辦公室一看就是美國大學的辦公室。楊敬安的論文竟然把這些照片全盤複製了過去。我估計他在抄的時候連想都懶得想。”因而方舟子稱其為“迄今所見的最大膽的學術抄襲”。
方舟子還發現他抄自同一文章的另一篇論文，因而懷疑這位長期穿梭國內外，在多個國際學術組織兼職，帶過十好幾個博士的教授發表的140多篇論文有不少有問題（後來果然許多學者又發現他數起抄襲另外洋人的論文）。
楊敬安在中國科大BBS上辯稱：以色列的Basri是他在美國指導的一個博士，文章由雙方合作完成，Basri在論文中沒有署他的名字本身就是錯的，他正在與Basri聯係……方舟子卻查明：Basri的論文1992年9月就已發表，而楊敬安1992年11月才到美國做訪問教授，而且Basri是在以色列讀的博士，楊敬安去美時，他已回國，兩人根本沒有在美照過麵。
Basri在電子郵件中安慰中國人：“你不必太擔心，一名道德敗壞的中國人不會弄髒10億其他中國人的形象。”（以上見新語絲網和《潰瘍———直麵中國學術腐敗》一書）
楊玉聖的網和方舟子的網成了揭醜台，誰被弄到上麵都要掉一層皮，出三身臭汗。就像上海的學者江曉原說：有這個網好，那些有心作假的人多少要顧忌一下。
上海複旦大學教授申小龍可能是被折騰得最多的一個，他的“青年才俊”、“語言學家”的光環在楊玉聖的網上和筆下被揭，由此引發更多的學者揭批打假，申小龍也因而被揭得精光，博導和教授的帽子也丟了，也被從評獎名單中除名。楊玉聖對記者說：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伍鐵平揭露：“複旦大學博導申小龍的《語言的文化闡釋》一書40％（約160頁）是抄自維科的《新科學》、康德拉紹夫《語言學說史》等近40名中外學者的著作，此後申小龍又把這本書添頭去尾跟另一部書合並拚出《文化語言學》一書，仍充滿了抄襲和任意改動原書原句以至弄錯的部分。有許多抄襲他人著述和譯著的段落在此書中已是第三次或第四次原封不動地剽竊。這等於改頭換麵（內容不變，隻是改變章節名稱和次序）一稿五投或多投。我們隻抽查了5本書。如果普查他的據說數年內竟出版了幾十本的全部書籍，恐會更多。”
楊玉聖打假的陣地是網站或是刊物，打假的武器是書評或是對書評的評論。當別的學者有打假動靜時，他聞風而動，鼎力支持：
“留德歸來的上海複旦大學教授、《中國哲學》主編張汝倫寫了《曆史與實踐》一書，學界反映不錯，浙江大學教授孫周興說，他對這本書印象不錯，他曾寫道：‘在我的印象當中，張汝倫是一位嚴肅的學者，在學術上經常表現出凜然不可犯的樣子，學風應該是正派的’；孫周興應張汝倫之邀為《曆史與實踐》寫過肯定性的書評，說‘這是一本難得的好書……也是我國哲學界最近幾年裏貢獻出來的少數比較紮實的成果之一’。
“但是孫教授事後被北京的一位學界前輩告知該書“是從德文版《哲學曆史詞典》裏抄下來的”，後來孫教授有機會在德國親自將《哲學曆史詞典》第7卷‘實踐、實踐的’條目與該書第2章‘實踐哲學’的有關部分加以對照，白紙黑字，得出如下結論：《曆史與實踐》並不是張汝倫教授的‘著作’，而是一本‘譯作’，或者充其量也隻能說張汝倫教授‘編譯’的。‘現在我終於明白了：為什麽張汝倫教授在《曆史與實踐》中極少引用中文資料，而羅列了幾百種自古希臘至20世紀的西方哲學原文文獻，並不是因為他真的讀過這麽多書，而是因為他這本書是抄襲的，抄的是外文資料，連引文和注釋也一並抄了下來。’
“張汝倫對孫周興的批評沒有‘哪怕一點認錯的表示’，寫了《批評的悲哀》答辯：‘除了《實踐概念和實踐哲學》這一節引用了《哲學曆史詞典》的一些材料外，《曆史與實踐》與《哲學曆史詞典》沒有任何關係’，‘由於其時已回國，手頭找不到《哲學曆史詞典》一書，無法注明它的版本及出版地點和出版日期，也因為這個原因，未能將它列入參考文獻。’”
楊玉聖認為“這些說法難以自圓其說。且不論《哲學曆史詞典》在北大圖書館等均有收藏，查閱不過舉手之勞。退一步即使中國壓根兒找不到這本書，在當今資訊手段（傳真、電子郵件）如此發達的情況下，快速地查到《哲學曆史詞典》這本有廣泛影響的權威學術著作也是輕而易舉的。如此欲蓋彌彰，反倒暴露了馬腳……”
楊玉聖還對記者說起幾起更不堪的案子，如大學教授抄襲研究生論文案和偽詐出書案：
“西北師範大學曆史係某教授撰寫《竹木春秋》一書。出版後數位專家公開撰文七八篇，批評其存在大量的硬傷和大麵積抄襲現象，把該書大肆抄襲未發表的有關研究生畢業論文的事實揭露出來。這些書評文章都發在評獎之前並廣為學界所知，但有如此嚴重問題的圖書竟與《隴文化叢書》一起獲得中國最高規格的圖書國家大獎──2000年‘中國圖書獎’，令學人大嘩。
“武漢大學經濟學院某教授，為了破格提成博導，偽稱寫了一本《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到商務印書館騙得一紙出版證明，然後在各報社騙發了6篇書評，用這些材料評上教授和博導。後來商務的領導見到武大的人問，你們那個誰的稿子怎麽還沒送來？武大人說，不是書都出了嗎……這才露了餡。該人教授和博導帽子全被擄了，帶著一家人到了國外。
“上海華東理工大學某教授來得更奇，他不僅偽稱寫了一本書，而且還用電腦模擬了封麵等，用這本虛擬的書竟然獲得學術獎。”
評獎和立項對學術良心的扭曲
除了剽竊外，評獎和立項（爭取研究課題立項）中的腐敗也為廣大學人痛恨。尤其是評獎，各種順口溜在人們口中傳，如：“評獎就是評委分贓，你給我，我評你，剩下十之二三，再拿來裝門麵。”
去年，武漢大學哲學係鄧曉芒、趙林、彭富春三位教授著文痛陳湖北省哲學（1994－1998）優秀成果評獎中的腐敗現象，“在這次評獎過程中，評獎主持人和個別評委利用職權，在哲學社會學組把一場嚴肅的評獎活動變成了一場一手遮天、結黨營私、瓜分利益的醜劇，在湖北省哲學界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從評審的結果來看，評委們相互之間的心照不宣、彼此關照、利益均沾、互投關係票，已達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在一次評獎的高級別獎項中票數如此集中在評委和某個身居高位的評委的弟子們身上，即使在目前腐敗成風的學術界也是少見的。
“湖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的哲學一等獎正如湖北省哲學評獎組長一職一樣，曆來都是×××的專利。在上一屆的評選中，他的一篇反‘和平演變’的輔導報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黨的事業》獲得哲學一等獎，當時他是哲學評獎組的組長。在本屆評獎中，他獲得一等獎的是一篇向外國人介紹中國情況的講演詞《中國當代哲學回顧與展望》……”
楊玉聖對記者說：“其實，三位教授等在這裏指出的不過是學術腐敗冰山之一角，試想現在的學術評獎中，哪一省，哪一部門，哪一類獎項又不存在諸如此類‘自評自’，‘裁判員下場踢球’的惡心現象。”
記者在反學術腐敗的另一主力網，中華讀書網上看到安徽某教授寫道：“筆者有幸多次擔任所謂評委，對評獎內幕略知一二，首先評上較高等級獎項的一般都是這些專家本人的成果，其次是他們的熟人、朋友、同學或自己的學生、老師、上級等，再次才由其他人瓜分剩下的殘羹剩飯。這些評委的評獎方法不是認真閱讀原著，也沒有時間去閱讀堆積如山的原著，而是根據作者本人所填內容胡亂打分。這種方法評出的成果多為平庸之作，少有創新之作，還有許多就是泡沫成果、文化垃圾。可笑的是評獎結果一公布，下麵便奉若“聖旨”，增加工資，擴大房子，安排孩子……”
有鑒於此，已有不少學者呼籲“學術評獎應當緩行！”比如《史學月刊》副主編李振宏教授呼籲，“中國當代的學術心理需要淨化，各種公私獎項可以休矣……任何一次評獎，對於權力和權威、對於那些傳統的評委都是有意義的，而對於學術的發展，除了敗壞其聲譽、玷汙其聖潔之外，誰還看到了另一方麵的價值或意義？哪一次評獎曾激勵過學者們的心靈？哪一次哪怕是再重大的學術成果獎真正調動過學術研究的熱情？在這樣一個浮躁的時代，一個追名逐利、不顧廉恥的時代，一個盜用公平之名而肆意踐踏公平原則的時代，一個被所謂項目、獎勵扭曲了學術良心的時代，把有限的外部資源用到助長學術腐敗之風上去，總不免使人感到遺憾。”
與評獎的腐敗很類似的是申報課題，爭立項目，陝西師範大學教授一丁說：就像一個女人還沒生小孩就申請營養費一樣，說我生的小孩將來要當國家主席，或者將來智力可賽過楊振寧……然後叫評委打分，根據吹牛程度，發放不同的數量的營養費。聽起來荒唐可笑，而我們每年申報選題和經費確實是幹著這種荒唐可笑的事。而且在當前這種學術道德敗壞的情況下，不少申報的人把自己的選題暴露在評委麵前而被竊取。有的為了爭到項目和經費而找門路、送禮品，更加敗壞了學術空氣。學術史表明，真理開始往往在少數人或個別人手裏，如果一個創新課題未出世就被同行專家認可，它還有什麽創新可言？
楊玉聖說：“基本上每一個係、所為爭一個重點工程、重點係科，以便得到政府部門的資金傾斜，都費盡心思，於是造假、送禮、走關係……無所不用，名曰‘釣魚工程’。每年到學術評審、項目評定時，一些管學術的政府部門前就門庭若市，每個學校都派人到北京來運作，為自己學校爭項目爭資金。過去是送禮，現在是送錢。嚴打後，有的不敢收錢，就送數萬元的筆記本電腦，美其名曰是讓審官們看材料方便。”
因而學者劉大生在《社會科學論壇》上寫道：“有項目的學者是個寶，沒項目的學者是棵草。高學位、高職稱是得到政府項目的前提條件，關係、門子是必要條件，舍得花錢是重要條件，選題四平八穩是根本條件。”
學術腐敗的肇因和救治
這麽嚴重的學術腐敗，何以造成？眾說紛紜。
楊玉聖認為，官本位取向是學術腐敗最大原因：“三四十年代大師輩出，百家爭鳴。主要因為那時學術沒有各種官本位思想的幹擾。而現在學術腐敗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沒有專注於學術，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學術之外，關注行政上的官職，有的係有官職的差不多要占一半強。以我們係為例，35個能幹活的，85％是各種不同的當官的，他們要上傳下達，要減免工作量，還有各種津貼優惠。總之，各種獎勵和評職稱政策都鼓勵你做官，哪怕是雞毛蒜皮的小官，這與三四十年代形成了鮮明對比，也與國外大學經常是一個正校長一個副校長、一個係就一個兼職主任一個秘書的情況形成了鮮明對比。”
學者們也注意到中國知識分子太聰明了，嫻熟於人情世故，少有出於公心為公益事業服務的人，“我們缺少基本的倫理操守，一言一行一點都不比庸常市民高”。
怕，也是許多學者都提到的，學者們怕很多東西，怕會失寵於強權，怕得罪學術機構，怕眾叛親離開罪於師友同行，怕遭到學生報複（看破學生論文造假也不敢吭聲）因而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許多學者羨慕他們自己在國外所經曆的：
“大家都有一種責任感，非得把做假的打下去而後快。我在美國做博士時，曾經發生過這麽一件事，一個博士做假，發現後，大家像打過街老鼠一樣，不僅那個博士被打下去了，還連累那個沒幹係的校長也當不成了。”
“美國人對學術剽竊的懲罰是十分嚴厲的，而學生時時刻刻都接受著知識產權意識的熏陶，即使是上課發言和寫作業，也要把別人的成果一一說明。而我們這裏這種意識是非常薄弱的，我在上大學時，從沒有見哪個老師要求我們回答問題時采用別人的觀點必須說出出處的。所以尊重知識產權的意識培養若等到學生做完畢業論文時才去強調，恐怕已經晚了。”
沒有信仰，沒有一以貫之的理念，沒有邏輯的一貫性，也被認為是學術腐敗的肇因之一，甚至可能是最根本的肇因：“立場像陀羅一樣轉動，昨天講人道主義，今天講‘內聖外王’；昨天盛讚陳獨秀、胡適之，今天又痛貶陳、胡而大講儒學‘高卓的道德境界’；昨天講馬克思早期思想，大講人的自由，今天講‘中國的一切問題都必須在信仰儒教的前提下來加以解決’；昨天講自由主義，今天講道統論；昨天還在以‘為學術而學術’的‘精神貴族’自居，今天又講要‘敢於把信仰信義全拋開，赤裸裸地談功利。’”
對於救治，南京師範大學劉士林教授最推崇一種犧牲精神：“宗白華先生曾十分動情地說，他最佩服的是古印度學者的態度，最敬仰的是歐洲中古學者的精神，前者是‘絕對服從真理，猛烈的犧牲成見’，後者是‘寧願犧牲生命，不願犧牲真理’”作為對比，劉士林說：“我們學術的第一原則正可以說是‘猛烈地犧牲真理，絕對服從利害’……這隻能歸因於實用主義真理觀對中國學術環境劇烈汙染，以及由此引發的中國學者人心在世紀末的急劇退化……如再現實地追究其原因，這種甚囂塵上的實用主義的真理觀和功利主義的學術風氣，也可以說主要是由當代學術體製一手造成的。例如從這個體製中生產出來或走向完善的諸如核心期刊、職稱評定、社科獎勵和項目資助等。由於它們從體製上把更多非學術的實用主義原則淩駕在知識生產係統之上……”
一些學者認為學術界很難獨立於社會大環境而獨自清潔，因而不同意“教育腐敗和學術腐敗是最大的腐敗”的說法。對這種說法，有人不讚同，著名學者陳平原說：“任何時代、任何國家、任何領域，都存在著‘假冒偽劣’———這話沒錯，但不應當成為中國學界自我開脫的理由。因為一般人眼中的‘大學教授’，知書達理，清高廉潔，其人格與操守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的楷模。”
陳平原認為“學為政本”，即學術界應該是道德的最後底線，而不能解釋為學術腐敗起因於官場腐敗。
方舟子也認為國內有一種寬容學術腐敗者、刁難揭露者的風氣，這比腐敗本身更可怕。他在網上和他的書中說：“國內有一位有點名氣的學者就親口對我說：官場都有腐敗，學術界能好到哪裏去，你為什麽不能對學術界寬容一些？更有人幹脆指責說：你有能耐去抓貪官汙吏呀，跟大學老師過不去算什麽本事呢？這就好比說，如果有人放了火，趁火打劫理所當然；而如果你沒有能耐去抓縱火者，就不應該去抓趁火打劫者。
“學界竟有這樣的輿論，當然是趁火打劫者到處可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