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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與中國石油的大發現

(2005-02-13 17:07:29) 下一個

轉帖者按:新中國最大的大慶油田,究竟是誰發現的,到目前為止,仍然是一筆糊塗賬,由於政治的原因,三個主要當事人在生前,沒有機會對薄公堂。黃汲清先生生前,曾兩次上書鄧小平,說李四光的地質力學理論,和大慶油田的發現無關。目前有三篇報告文學,質疑李四光的排名第一,認為是盜世欺名,為此,李四光的女兒李林院士生前,曾將其中的一個作者和發表該作者報告文學的新生代雜誌,告上了法庭。大慶油田的另一發現人,謝家榮院士,他的兒子謝學錦院士在謝家榮誕辰9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有過一個講話,一個叫文樂然的傳記作家也撰文,引用黃汲清先生的話,認為謝家榮先生,才是第一位注意到鬆遼平原有油的科學家。

不久前,俺轉了一個帖,是一個記者采訪了黃汲清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以後,撰文幫黃汲清先生講話的。為此地質科學院的趙文津院士,寫了兩篇文章反駁,說記者是瞎報道,這是第三篇文章,論證了大慶油田是在李四光部長的領導和理論指導下,才發現的。

俺最近就此問題,走訪了幾位地學界的前輩,基本上認為,石油的發現,是一項大的工程,是誰第一個向中央提建議,搞戰略東移,那麽功勞,就應該是第一位。也就是說,和趙院士的觀點相近。

當然,這肯定還不是定論,好戲肯定還在後麵,大家請拭目以待。當然,也發表一下你自己的看法,說說在中國這種官本位的學術體製下麵,這類的學術爭論和成果排名,應該如何處理?]

 

李四光與中國石油大發現

趙 文 津 (國土資源部 中國地質科學院, 北京 100037)

2004年6月份在紀念黃汲清先生誕辰100周年的會議上散發了《黃汲清年譜》,原封不動地發表了黃汲清1978年向華國鋒、鄧小平、方毅的“上書”,7月份《人物》雜誌發表了何民先生題為黃汲清與中國石油大發現”的文章,8月初的《作家文摘》又摘要刊載了何民文章,並對黃的“上書”作了想當然地發揮,中心就是說李四光弄虛作假,謊稱大慶油田等一係列油田的發現是他李四光的貢獻,而實際上都是黃汲清指揮的,雲雲。本來黃汲清先生1978年的“上書”已經為當時的國家地質總局遵照中央指示做了專門調查, 並將“李四光同誌對我國東部油田的發現確有很大貢獻,並非如黃汲清同誌所稱‘訛傳’和‘謊言’”的調查結果上報中央並轉發全國地質石油單位。大慶油田的發現,各個單位各個參與人的貢獻也已在1982年國家授獎中獲得了客觀的體現,得獎人中李四光排第一,黃汲清排第二,應當說是已經比較合理地解決了問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當前應該做的是如何認真總結我國過去找油的科學態度與實際經驗,以為新世紀更好地解決我國能源資源短缺,為發現更多的油氣田做出新的貢獻。可是不知為什麽,在兩位前輩已仙逝多年後(李四光逝於1971年,黃汲清1995年故去),一些人卻不顧曆史事實,不做全麵深入地調研,一知半解、信口開河地亂講,有意無意地混淆了我國石油大發現的客觀曆史,否定李四光先生在我國石油大發現曆程中的巨大貢獻。為還曆史的本來麵目,筆者對有關問題做較全麵、深入的調查後寫成論文,與讀者共同研究我國石油大發現這段曆史。

 

1、黨和政府關於發展石油工業的重大戰略決策

1953年我國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但被認為是“工業血液”的石油卻十分短缺;而當時“中國貧油論”、“東北貧油論”的悲觀論調卻很有影響。中國走煤煉油,發展煤煉油加工工業的路子,是否有條件也走開發天然石油的路子?毛主席和黨中央迫切希望心中有個底,以便製定一個合理的中國能源政策。正如文獻[1]所介紹的那樣: “毛主席說,‘要進行建設,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飛的,地下跑的,沒有石油都轉不動啊!’朱德總司令曾當麵對康世恩說,‘石油重要啊!沒有油,坦克、大炮還不如打狗棍,打狗棍拿著還可以打狗,坦克、大炮沒有油就開不動啊!’ [1]”。

地質部是1952年成立,李四光先生被任命為第一屆地質部部長,後來還兼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院長是郭沫若)及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一任主席,是偉大的科學家,地質力學的創始人和奠基者。當時地質部的任務是開展除石油以外的其他礦產的普查勘探,為國家建設提供礦產資源的保證。

1953年底毛主席邀請了李四光到中南海菊香書屋,征詢他對中國石油資源前景的看法,提出谘詢建議。在座的有劉少奇、周恩來和朱德等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李四光依據自己的大地構造理論和油氣形成移聚條件的看法,明確回答中央領導同誌說,中國油氣資源的蘊藏量是豐富的,而不是什麽“中國貧油論”、“東北貧油論”;並具體提出,關鍵的問題是要抓緊做好全國範圍的石油地質勘查工作,打破偏西北一隅找油的局麵,並且不是找一個而是找幾個希望大、麵積廣的可能含油區,作為勘探開發基地[2]。

“周總理後來在一次會議上談到當時同李四光談話的情況時說:‘地質部長很樂觀,對我們說,石油地下蘊藏量很大,很有希望!我們很擁護他的意見,現在需要做工作’” [1]。這就是說這次征詢活動給黨和國家領導人留下了我國擁有油氣資源豐富的很深的印象。

這是李四光同誌以地質部部長的身份向黨和政府提交的在中國找大油田的擔保書。

隨後經毛澤東主席同意,黨中央就李四光同誌的建議作出了兩項重大決定:1)由陳雲副總理具體組織推動進行全國範圍內的找油工作,改變偏於“西北一隅”(以玉門為中心)的局麵;1954年底國務院下令地質部和中國科學院參與全國找油工作,並明確規定地質部從1955年起負責全國的石油天然氣普查工作,中國科學院負責石油天然氣的科學研究工作,燃料工業部石油管理總局擔負油氣資源的詳查與勘探開發工作[3、4]。顯然這一決定就是要地質部到第一線去兌現部長的承諾。

1954年3月李四光同誌應邀到燃料工業部石油管理總局做報告,談中國石油勘探前景。在座的有許多蘇聯的石油地質專家,如以特拉菲穆克院士為首的蘇聯石油專家考查組和以莫謝也夫為組長的石油管理總局蘇聯專家組成員,這是一批在發現第二巴庫大油區有重大貢獻的傑出人物。李四光同誌的報告是這樣開頭的“大家知道,我對大地構造是有些特殊的看法,因此我要求專家和同誌們給我一些耐心。”接著他提出石油生成的條件,他說:“ 在提具體問題以前,我先提出兩點,這兩點對我們石油勘探工作的方向,是有比較重要的關係。第一是沉積條件,第二是構造條件。這兩點當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聯係的。為了方便起見,我把這兩點分開來述”。[4]

“對於石油生成的沉積條件,最重要的是需要一個比較長時期,同時不是太深,也不是太淺的地槽區域,便於繼續進行沉積和便於轉變為石油的機會。因為需要不太深也不太淺的條件,所以我們要找大地槽的邊緣地帶和比較深的大陸盆地。對這些地域的周圍,同時還要求有比較適當的氣候——適當的溫度和濕度,以利於有機物的生長。這種氣候的存在和動植物的生長,是可以從有機物質在岩層中,如化石的多少表現出來的:如由煤、油頁岩等等表示出來,就是說從岩層中所含的有機物的多少,可以看出沉積的情況。以上是關於第一點的概略說明。

其次構造條件方麵,應該從三方麵考慮:即①大型構造,如盆地、台地、地槽;②中型構造,如斷層、節理、片理、小的斷層和結構麵等;③更小的構造,如顆粒的排列方式,孔隙存在的情況,包括用光學和其他適當的方法來檢定岩石顆粒排列的方向——這是屬於岩組學的領域,從這一方麵得出的結果,往往對闡明流質在岩層中運動的方向有很大的幫助。這三方麵的研究,是不應該孤立的,而是應該相輔而行的。

“根據以上所述大地構造條件,我們對中國石油勘探工作的遠景計劃,似應考慮到下列幾點:

1)青康滇緬大地槽的邊緣區域,包括柴達木盆地、西藏高原北部、四川盆地西部以及西康南部與雲南北部褶皺不過於強烈的地區,都有發現比較大規模的油田的可能。

2)對伊陝台地(注:即鄂爾多斯地區)與阿寧台地兩個地區,應該從大地構造開展我國石油資源勘探的遠景研究,在了解其構造型式的基礎上布置詳細勘探工作,很可能發現比較重要的局部油田。阿寧台地工作的開展,對新疆油田勘探工作的部署,可能提供一些新的參考資料。

3)華北平原與鬆遼平原的“摸底”工作是值得進行的(筆者注:這就是1939年文章中提出的新華夏地槽),從東北平原通過渤海灣、華北平原往南到兩湖地區是有重要意義的地區,應組織力量進行摸底。

中國其他地區的一般油田構造條件和沉積條件,就已經了解的範圍來說,都不及上列各區,但也不應該因此而排除若幹小型油田區存在的可能。”[4]

從上述文獻[4]可以看出,李四光先生預測石油遠景的理論是:依據的沉積條件,即如果有好的沉積條件,保證有足夠的有機質及其轉化成石油的條件,則不論其是海相的還是陸相的沉積條件都會生成石油;第二要有構造驅動和流體流動的條件。兩個條件具備後,油氣物質就可以在一定的地點、一定的部位形成油氣藏。這兩點應當說到現在也是適用的。這裏,李四光先生完全沒有通常的“海相”與“陸相”生油的一套概念,這是打破了石油地質學家們“常規”概念的。有人說李四光先生搶了“陸相生油理論”的功勞,這完全是因為不了解情況,而產生的對李四光先生石油預測理論的曲解。李四光先生報告開頭的一句話也說明他的報告是與別人不同的,他要求聽講的專家和同誌們給他點耐心聽他講下去。這顯然也不是無的放矢的。

此前(1954年2月11日)李四光出席中國地質學會29屆年會時還提出了要積極尋找石油與放射性鈾的意見[2]。

經過多年的努力,地質部和石油部門的廣大職工不負黨和國家的願望,終於在國慶10周年前突破一個大型油氣田——大慶油田。經過石油部門廣大職工的努力大慶油田從1976年以來27年來一直穩產5000×104t,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2、地質部積極執行開展全國石油普查的決定

2.1 召開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會議

地質部1955年1月召開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會議,李四光部長致開幕詞,許傑副部長(地層古生物學家、院士)做了“關於1955年石油天然氣普查工作與任務”的報告,動員地質部職工努力開展全國石油普查,提供最有希望的含油區,以便為石油部門作構造細測與打鑽確定依據。會議在研究分析了已有地質資料的基礎上著重研究了8個地區情況,確定先以準噶爾盆地、吐魯番盆地、柴達木盆地、鄂爾多斯與六盤山、四川盆地和華北平原6個地區為重點,成立了5個石油普查大隊,同時還決定由東北地質局組織力量於1955年下半年開展鬆遼平原,中南地質局組織力量對廣西百色盆地以及西南地質局進行滇中地區地質踏勘工作[3]。

2.2 物探先行

由於東部的華北和鬆遼兩大平原普遍為第四紀所覆蓋,地表地質工作困難,地質部領導采納了蘇聯物探專家建議,要求物探工作做在地質工作之前,開展綜合地球物理調查(重力、航空磁測工作進行全區麵積性測量,直流電測深和地震工作則以大剖麵的方式進行),以查明平原下的深部構造。這是由部屬物探局(不是石油局,當時石油局沒有配備物探力量)組織力量,按照李四光部長的“到新華夏構造體係的坳陷帶找油” 指示開展工作的。調查是從華北平原入手做試點(1955年3月成立華北平原石油普查大隊或稱226隊,物探技術負責人為黃緒德),再東北(1955年3月成立南滿物探隊,後改稱鬆遼物探隊,技術負責人是王懋基,從南向北開展, 1956—1957年工作進入高潮, 比韓景行的地質踏勘提前半年進入工區),再渤海(1960年成立渤海綜合物探大隊, 技術負責人為黃緒德)[4,5]。

綜合大剖麵工作野戰性很強,涉及多種重型裝備和工作組織及地方關係。還要準備大型鑽機,打深孔。

李四光部長強調了地震勘探的重要性, 為盡快提高自己的地震工作水平,地質部1956年初組織了中匈合作地震隊(在鄂爾多斯地區工作),並於1957年調到東北地區開展找油工作。

這裏應指出的是,石油局部署的鬆遼盆地地質踏勘工作(方案是石油局總工程師黃汲清提出的)是9月份開始的,比物探工作晚了約半年。當時黃汲清設計的有三條踏勘線線:a.南滿的沈陽-阜新一線;阜新盆地有油苗顯示,日本占領時代還打了20多口探井,最深的為1400米,物探測量也是從此開始的。b.從沈陽沿鐵路兩側向北到第二鬆花江橋;c.從第二鬆花江橋沿第二鬆花江向東南到達吉林市的哈達灣[3]。而大慶油田則位於這一踏勘區之外在其西北方向幾百公裏之遙。

2.3 召開第二次石油普查工作會議

1956年2月地質部召開了第二次石油普查工作會議,總結了1955年的工作,會議決定還要進一步擴大石油普查工作的規模,實現全國石油普查。決定除繼續原定的6個重點地區外,再新開辟6個地區工作,6個地區是:塔裏木盆地、西藏黑河、貴州、華東、內蒙二連及海南島,再加上鬆遼平原。為此組成14個石油普查大隊及24個物探隊、29個淺鑽隊等等[3]。

1956年初李四光部長再次指出,新華夏係是我國東部控製油氣區的主導構造體係,它的沉降帶是很有遠景的含油氣帶[3]。

鑒於鬆遼平原先期工作較好,1956年2月,會議決定成立鬆遼石油普查隊(技術負責人是韓景行)和112物探隊(技術負責人是王懋基)在盆地內全麵開展石油普查工作,在1956—1957年間,完成了全區1:106的重力及航磁調查及5條橫貫全平原的電測深剖麵和一些地震剖麵。另在平原邊緣和山區作地質路線調查,在一些地段進行150~1000 m 深的鑽探,以揭露下伏地層,驗證物探推斷的地質結果。請注意,大慶長垣是在完全覆蓋區內用電測深和重力法圈定,然後用地震法精確定位的,並不是那位地質學家預測出來的。這種工作安排正是體現了多學科多工種聯合作戰的優勢

2.4 第三資石油普查工作會議及鄧小平對石油勘探的指示

1957年3月地質召開了第三次石油普查工作會議,黃汲清先生在會上做了“對我國含油氣遠景分區的初步意見(附有1:300×104的中國含油遠景分區圖)”的報告,報告中他是這樣談的: “4~5年內將鄂爾多斯、四川、華北平原、鬆遼平原四大地區作為普查工作重點是正確的。雲夢盆地也應包括在內,這裏經濟技術條件很好。廣西、滇中肯定要做,今年力量小不能做,也許它們的價值很大。”謝家榮先生也做了“對於中國若幹油氣區的看法”的報告[3]。他建議鋪開的麵是較大的。而1957年秋,鑒於東部多個盆地普查結果較好,地質部黨組作出的是石油勘探戰略東移的決定[3],將原在新疆、青海、四川等地區(筆者注:也包括鄂爾多斯地區)的石油普查隊伍的地質技術骨幹和一些物探隊伍陸續調往華北、東北和華東地區,加強這幾個地區的油氣勘查工作。筆者所在的西南物探大隊四川電法隊也於1957年調往東北地區。這種先撒大網,找出遠景較好地區後,再集中力量實施戰略突破的戰略部署是一種正常的普查作法。這一決定第三次表明部的決定與黃汲清的建議是不一致的。

關於鄧小平同誌對石油勘探的指示,餘秋裏在文獻[1]道 “1958年2月,鄧小平同誌聽取石油工業的匯報後指出,石油勘探工作應從戰略方麵來考慮問題。總的來說,第一個問題是選擇突擊方向,不要10個指頭一樣平,要排個先後次序。對鬆遼、華北、華東、四川、鄂爾多斯5個地區,要好好花一番精力,研究考慮一番。在東北地區能夠找出油來就很好。……就經濟價值而言,華北和鬆遼都是一樣的,主要看哪個地方先搞出來。”

“1958年3月,我們(筆者注:指石油部門)根據鄧小平同誌的指示,把鬆遼盆地作為石油勘探戰略東移的主戰場之一,開展了大規模的地質勘探工作。”[1]

地質部和石油工業部領導共同做出了“三年攻下鬆遼(1958—1960)、盡快在東北找出油田”的協議[6]。

2.5 地質部和石油部緊密合作正確確定鑽井井位

文獻[7]指出:“按照重力勘探資料,1958年7月9日至11月1日,鬆遼石油勘探局的鑽井隊首先在盆地東北斜坡地區,即安達縣任民鎮以東14 km處鑽了第一口基準井——鬆基1井,井深1 879 m,鑽穿了白堊係地層,到達盆地基底的古老岩層上,一無所獲。同年8月6日,又在盆地東南部的隆起區即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登婁庫構造打了鬆基2井,遇到了一套致密的下白堊係地層,僅見到了少量的油氣顯示。……對鬆基3井的井位,有多種意見和爭論。有人主張把鬆基3井定在西部泰康(現杜爾波特蒙古族自治縣)附近的隆起上;也有人主張把井位定在西南部的開通地區,理由是急需了解深部地層。……1958年9月,石油部和地質部參加鬆遼勘探的有關技術人員聯合召開會議,進行了深入的討論,經過分析利弊,達成共識,同意鬆基3井井位定在大同鎮高台子隆起上。……康世恩和石油部勘探司的同誌反複審查了這個方案,覺得大的方向是對的,但要定下井位,證據還不夠充分,資料也不夠齊全,建議進一步收集資料。為此,鬆遼石油勘探局從地質部長春物探大隊(技術負責人是朱大綬)拿到了最新地震剖麵圖,經過分析對比,地震資料和電法資料一致,證實了(含油氣)地質構造的存在。於是,他們於9月下旬再次向石油部呈報了鬆基3井井位的補充依據。……10月份,鬆遼石油勘探局基準井研究大隊隊長鍾其權等人,到黑龍江明水縣長春物探大隊駐地,了解大同鎮地區新的地震成果。地震隊在現場提交了大同鎮高台子地區的地震構造圖,圖中清楚地表明高台子構造的確是一個大型隆起帶上的局部圈閉。根據這一新的資料,鍾其權等人對原定鬆基3井井位做了小的移動,定在高台子與小西屯之間,隨後又到現場進行踏勘,在井位處下了木樁為據”。康世恩特別強調了第3口基準井對鬆遼盆地的突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他指出:“重力、磁力、地震資料都是第二性的,要找出油來還要靠打井,真正看看地下是什麽東西”。[7]“ 康世恩把鬆基3井的情況向餘秋裏作了匯報,並陪同餘秋裏一起到地質部副部長何長工家拜年。正月初四,何長工家洋溢著節日的氣氛。一進門握手寒暄之後,何長工的妻子聽說康世恩開了一夜的會,馬上進廚房端出了蛋糕。康世恩對何長工說:‘現在看來鬆遼很有希望,我們準備在這個地區大幹一場!’ 餘秋裏用手指著鬆遼盆地地質圖做了一個斬釘截鐵的手勢:‘我們打算用3年的時間攻下鬆遼!’何長工開懷大笑:‘哈哈,看來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這樣吧,4條地質綜合大剖麵由地質部來承擔,鬆基3井等基準井的任務由石油部來完成。咱們攜手並肩,團結一心,爭取早日拿下鬆遼’。地質部的大力支持使我們信心百倍。”[7]

“鬆基3井由鬆遼石油勘探局32118鑽井隊於1959年4月11日開鑽。9月7日開始下提撈筒抽汲,8日在撈出的水中發現有油氣味和油花。以後幾天,隨著撈出液量的增多,開始見到較多的原油,這一情況使井隊和試油組的專家們大為欣喜,於是想先了解一下這口井的出油能力,決定暫停撈水,轉而準備采取深層撈油求產能的措施。康世恩當日得知這一情況後立即去電報指出:隻準撈水不準撈油,一定要撈個水落油出。9月26日上午,液麵恢複到井口並開始外溢原油。……經測試原油日產量13.02 t,……自四川石油會戰失利以來,他心裏積鬱的焦慮一掃而光,拿起用慣的紅鉛筆,在鬆遼盆地的鬆基3井井位上畫了一個大大的紅色圓圈”。

“1959年下半年,地質部長春物探大隊提供的最新資料表明,在鬆基3井所在的高台子構造以南,還有一個麵積大約300 km2的大背斜構造,叫葡萄花;東麵,也有個構造叫太平屯。而且經過淺井鑽探,發現葡萄花構造上有多層油砂。於是,當鬆基3井噴油後,部署在葡萄花構造的一口探井很快於10月1日開鑽。

“1959年國慶節前後的幾天,地質部現場地質隊又送來新的地震資料。康世恩看到後格外高興。這些資料進一步反映出高台子、葡萄花、太平屯這些局部構造,在整體上被一個更大的構造帶——大同鎮長垣所控製。這個長達百餘km的構造帶,橫臥在鬆遼盆地中央,像個大魚盤似的,葡萄花、高台子等構造就像盤中排列的大小不一的土豆,盡管地震勘探仍在進行,長垣北部的情況還不太清楚,但大致輪廓已經出來。

“根據各方麵資料分析,康世恩認為大同鎮長垣是一個有利於含油的二級構造帶。因此,‘為了迅速擴大戰果,應該立足於這個二級構造帶,堅持甩開勘探的原則,撒大網,撈大魚,圍殲葡(萄花)太(太平屯)高(高台子)。’ 康世恩的提議得到與會同誌的讚同,經過充分討論研究,決定先部署63口探井,其中大同鎮長垣內部56口,外圍7口,分兩步上。”[7]

餘秋裏回憶說:“1959年2月11日(陰曆正月初四),我和康世恩、沈晨同誌到地質部何長工副部長家裏參加了地質、石油兩部的協作會議,到會的還有地質部曠伏兆副部長、孟繼聲局長和兩部的有關工作人員。會議討論了鬆遼盆地石油勘探的形勢,總結了鬆遼盆地找油的有利條件,統一了思想認識和工作部署,批準了兩部聯合編製的1959年勘探總體設計,進一步明確了兩部的勘探分工。”[1]

何長工同誌深情地回憶說:“東北石油物探大隊經過地震檢查,發現從葡萄花到薩爾圖以北是一個地下長垣,並從中圈出了葡萄花、太平屯、杏樹崗等局部構造。鬆遼石油地質大隊通過大量淺鑽,證實了構造的存在。根據地層含油情況,還作出了這個地區找油希望很大的推斷,並提出了基準井井位。結果,在大慶長垣構造上,石油部、地質部在兩個不同構造上,分別於1959年9月下旬先後幾天內,試油取得成功。石油部的鑽井,還獲得了自噴的工業油流。……。回憶那些年,在鬆遼、華北找油的日子裏,地質部和石油部之間,每年開一次會,共同討論年度工作計劃的部署,並協調相互間的工作。兩個部之間,還及時互通情報。每次碰頭會議,氣氛崇尚團結,也開得活躍。有時在餘秋裏同誌家開,有時也在我家裏商量些事。我曾開玩笑地說,這叫做‘國家的大事在家裏開會’,是開‘國家’會議。餘秋裏、康世恩和我可以說對找石油都是著了迷的。”[8]

地質部物探局副局長兼總工程師顧功敘先生回憶說:“1959年春節的早晨,筆者接到電話,通知立即去地質部何長工副部長家中開會,到會時隻見地質部方麵有何長工、曠伏兆兩位副部長,石油部方麵有餘秋裏、康世恩兩位部長,此外還有不少有關的司局長和工程師約三四十人。何、餘兩位部長首先宣布開會目的,根據物探資料所推測的鬆遼平原深部地質構造情況,要在鬆遼平原布置7個深鑽井來加以驗證,部長們指出打深鑽井是很昂貴的,必須慎重定好井位。記得當時開會的地方室內沒有掛圖的裝置,餘秋裏部長就跪在地上鋪開的地圖上,用他未割除的右臂指著鬆遼平原地圖講解,無臂的左袖筒掛在一邊。他清楚地說明了確定7個鑽井位置的理由。會開到下午兩點鍾才結束,7 個井位基本商定下來。當時何部長家中雖逢春節會聚,但早上無茶水招待,中午更無飽肚的食物供應,而人們的精神狀態卻十分飽滿振奮。散會時餘部長說他決定當晚就同老康(康世恩部長)帶領一批人員赴鬆遼平原,具體布置深井鑽探工作。這種強烈的創業意誌和嚴謹的務實精神,不禁令人無比感動和崇敬。1959年下半年傳來消息,打在大同長垣上的“鬆基3井”發現工業性油流,並認為前景可觀,從而開始了全平原上的物探與鑽探大會戰,證實了鬆遼平原下蘊藏著大量石油。此後的發展大家都很清楚了,不再贅述。”[5]

張文昭(當時任石油部 鬆遼石油勘探局主任地質師兼地質室主任)回憶說:“這一年,地質部發現了大同鎮(後改為大慶)等17個圈閉。1958年4月17日,首次在吉林前郭旗南17井發現油砂,接著又在楊大城子南14井等30口淺井中見到了油砂、油氣顯示。石油部完成了二口基準井(鬆基1井、鬆基2井)、建立了盆地地層層序,搞清了多套生、儲、蓋組合,……。1959年2月11日(正月初四),在地質部副部長何長工家裏召開了石油、地質兩部的協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地質部副部長曠伏兆、物探局總工程師顧功敘、石油局副局長孟繼聲、石油部部長餘秋裏、石油部副部長康世恩、勘探司副司長沈晨,我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充滿熱情、團結、友好的氣氛。會議一開始由何長工的女兒(年僅10歲)彈鋼琴、唱歌以示歡迎,接著何夫人送來點心,然後才正式開會。沈晨匯報,我做補充,討論時何部長、餘部長不停地發表意見,餘部長跪在地上指著圖,揮動一隻胳膊闡述作戰部署方案。經過了充分的討論,大家一致同意對鬆遼盆地勘探成果的基本評價和1959年勘探部署,並明確了兩部的分工。”[9]

從以上的具有代表性的回憶中,筆者深深地感受到兩個部的領導和有關同誌團結奮進的精神。地質部超前做了大量的地質、地球物理和鑽探工作,到1957年底已在5條區域剖麵上進行了物探和鑽探,並取得比較豐富的地質成果。完成綜合性大剖麵10餘條,全鬆遼盆地的1:106航空磁力測量,1:106地麵重力測量和電法大剖麵測量,局部重點地區的地震剖麵,打了淺鑽井276口,進尺7.14×104 m等。石油部1958年以後開展了大量區域石油地質調查,勘查資料的綜合研究及深井鑽探,地質部無條件地奉獻自己已取得的寶貴資料,共同參加綜合研究,爭取了鬆遼平原早日實現找油突破。可是一些人談到大慶的突破,總是含含含糊糊,說是黃汲清指導發現大慶油田一說,我希望能有人提出有力的證據出來。

綜上所述,在發現大慶油田的曆史進程中,李四光先生有5點作用是肯定的:

1)向黨和國家領導人正式闡述了中國地下有很豐富的油藏,而不是什麽“中國貧油論”、“東北貧油論”;

2)經毛澤東主席同意,由陳雲副總理具體組織推動進行全國範圍內的找油工作,改變了找油工作偏於“西北一隅”的局麵。

3)國務院下令地質部從1955年起承擔起在全國範圍內的石油天然氣普查工作,可以說是從此,地質部才能在找油方麵發揮了作用。

4)地質部經過3年全國石油普查後做出決定,加強東部地區找油工作,並按照李四光部長關於“到新華夏構造體係的坳陷帶找油”的指示[4]開展工作。這一坳陷帶主要部分是華北平原與東北平原,而其東則是中國的渤海、黃海和東海。地質部調動部屬物探局人馬,實行戰略大轉移,從華北入手(1955年),再東北(1955年開始,1956—1957年進入高潮),再渤海(1960年成立海洋物探隊)。

5)以綜合地球物理麵積性和大剖麵的方式查明平原下的深部構造,並按李四光關於地震勘探的重要性的精神, 地質部將1956年初在鄂爾多斯組建的中匈合作地震隊,於1957年轉入到東北地區找油工作。

 

3、關於黃汲清先生的貢獻

黃汲清先生在1955—1957年擔任地質部普查委員會(後改為石油局)技術負責人期間作了許多有益工作,對中國找油是有貢獻的。在大慶油田的發現這一獎項中排名第二,僅次於李四光先生。黃先生在大慶油田發現中的貢獻也需要有關人員很好進行總結,但這方麵工作做得還遠遠不夠,希望知情者多多介紹。本文根據黃先生自己的敘說加以分析。不當之處請知情者多多指教。

黃汲清1978年給鄧小平先生的信[10]可概括為4點:

1)“1955年,我作為‘普委會’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提出把華北平原、鬆遼平原、鄂爾多斯盆地(即陝甘寧盆地)、四川盆地作為‘普委會’找油的四大重點普查地區。‘普委會’采納了我的建議,並很快做了部署,開展了工作。我的建議是根據“陸相生油“理論和我的大地構造觀點並結合我國多年來的地質工作實踐而提出的。

2)“我編製了《我國含油氣遠景分區圖》,把上述四大地區用橙紅色明確圈出,1957年3月8日我在全國石油普查會議上,配合這張大型掛圖,作了題為《對我國含油氣遠景分區的初步意見》的學術報告。

3)‘普委會’及下屬鬆遼普查大隊經過1955—1956、1957年3年的工作,初步證實鬆遼平原存在有利於含油氣的地質構造。1958年4月17日在鬆遼平原達裏巴村的南17井鑽出油砂。之後在30餘口井中見到油氣顯示,從而完全證實了鬆遼平原的含油遠景。

4)“不久前我查閱了1955年到1960年期間所有的有關鬆遼平原石油普查工作報告和資料,確知它們都采用了我的地質構造理論和學派術語,而並無地質力學理論和術語。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
  
曆史事實是,1955年-1957年地質部門的石油普查工作是處於戰略展開階段,這是按照中央下達給地質部的承擔開展全國石油普查工作的任務要求而製定的。地質部的幾次全國石油普查工作會議都是貫徹實施這一決定精神的。這時提出不搞全麵石油普查或以4個地區為重點的作法是不符合上述精神的,也是絕對不會被部領導所接受的,否則如何實現中央要求的進行全國石油普查呢!所以石油普查開始時(1955年)選了6個重點石油普查地區(準噶爾盆地、吐魯番盆地、柴達木盆地、鄂爾多斯與六盤山、四川盆地、華北平原),3個石油地質踏勘區(鬆遼盆地、百色盆地、滇黔桂地區)進行工作,1956年又新開辟了7個重點(鬆遼盆地、塔裏木盆地、西藏黑河、貴州、華東、內蒙二連及海南島),完全不是黃汲清先生所謂的“4個重點普查地區建議”所作的安排。二是現在還找不到他說的1955年提出的“華北平原、鬆遼平原、鄂爾多斯盆地(即陝甘寧盆地)、四川盆地”4個重點普查地區建議”的物證和人證。三是,相反地,在1957年3月8日黃先生在報告中提的是“4~5年內將鄂爾多斯、四川、華北平原、鬆遼平原四大地區作為普查工作重點是正確的。雲夢盆地也應包括在內,這裏經濟技術條件很好。廣西、滇中肯定要做,今年力量小不能做,也許它們的價值很大。”[ 11 ]因此所謂他的建議是有7個地區,而不是4個地區;所謂“已為‘普委會’接受”的說法,更是沒有根據的。請注意“普委會”的主任是李四光,“普委會”上麵還有部領導和部黨組,“普委會”僅僅相當於一個部屬局的機構,他並不能對部的物探局發令,也不可能“采納了我的建議,並很快做了部署,開展了工作”,石油普查工作全局性部署的權力在部領導(可能還要報上級批準?),“普委會”或石油局是無決定權的,這是國家機關工作規則常識性的知識。

關於“1955年,我作為‘普委會’的主要負責人之一”的說法,應明確“主要負責人之一”是指技術負責人之一,另一位是謝家榮先生,他們都不是行政負責人,對工作部署僅有建議權,沒有行政領導的簽發是不能向大區地質局或普查大隊發命令的。
  
此外,黃汲清先生強調他在1957年3月8日全國石油普查會議上,把上述四大地區用橙紅色明確圈出,並配合這張大型掛圖,作了題為《對我國含油氣遠景分區的初步意見》的學術報告[11]。其中涉及的重點普查地區上麵已提到的有7個,報告中還強調了 “今天將準噶爾、酒泉、四川、柴達木等盆地定為重點工作區是正確的。今後鄂爾多斯可能是很重要的地區。”這裏, 又提了4個重點工作區。很顯然, 黃先生提出的工作地點是比較多的,其中對鄂爾多斯評價要更高一些,在普查和勘探工作安排上兩次強調了它。 現在怎麽在“上書”中一下子變成了1955年就提出華北第一鬆遼第二的建議”!

經過3年的全國普查摸底以後,鑒於鬆遼盆地、華北平原和華東情況較好,加之中央一再強調東部工作,所以1957年秋地質部黨組決定將西部的石油普查力量調往上述3個地區進行會戰。這裏,從部黨組的決定中也看不到部領導接受了黃的“4個重點普查地區建議”的痕跡。而且對鬆遼平原和華北平原,早在1955年初部領導即指定華北地區作為物探區域調查的試點地區。再說李四光先生早在1939年[12]及1953年、1954年、1956年多次地強調“到新華夏構造體係的坳陷帶找油” 。經過全國普查後選定的3大重點地區也正是在李四光所預測的地區,即“新華夏構造體係的坳陷帶”。這裏,李四光先生並沒有在石油普查開始時就強調把普查局限在“新華夏構造體係的坳陷帶”內,而是強調先作普遍調查後再決定工作重點,這也表明了他對待石油普查的一種科學態度,真是應當大加發揚的。一個正確的認識應當來自實踐,並通過實踐的檢驗才能成為真知,指導我們的工作,這才符合科學認識論的要求。

黃汲清先生一再強調他是根據他與潘鍾祥教授分別提出的“陸相生油理論”

以及他的大地構造觀點並結合我國多年來的地質工作實踐而提出的四個重點地區的。現在我們再看一看他的理論依據。

1)黃汲清先生在報告[11]中提出“北京地質學院潘鍾祥教授最近曾在地質學會上宣讀了關於陸相生油的論文,可惜我沒有看到。陸相生油在中國是很重要的,但就整個世界來說,海相生油無疑還是占著絕對的重要地位。今後我們要繼續注意陸相生油,但對海相生油更要注意。”這一段話強調的是“對海相生油更要注意。” “今後在工作中要上台。注意在地台上找油,但也不要放鬆山前凹地。”黃先生還把含油與可能含油區域分成三類:可能含油,經濟價值一般很小的區域;可能含油,經濟價值一般不大或不定的區域;可能含油,經濟價值一般可能很大的區域。並將華北平原、江蘇平原、鬆遼平原及雲夢盆地,列在第三類地區即屬於“可能含油,經濟價值一般可能很大的區域之中,並將鬆遼平原列為二等的第三名,”。

黃先生還認為“鬆遼平原的關鍵問題是:a。加緊進行物探,進一步劃分平原下的構造單元;b。配合淺鑽,研究鬆花江群的岩相特征、分布規律及其生油和儲油的可能性。”這一段話表明作者對鬆遼平原鬆花江群的生油和儲油的可能性還不是很確定的,而要要依靠物探和淺鑽工程進行工作了解了地下構造含油氣情況後再評價。

注意,地質部黨組決定中確定的東部3個重點地區鬆遼、華北和華東地區,都是陸相地層分布區,也不是在地台上。

黃先生在這裏,並沒有強調按照他的“陸相生油理論”指導找油。報告的基調和理論體係還是海相地層最有利,上地台找油最好!

2)再看他關於鬆遼平原的說法,黃先生在1957年的報告[11]中並沒有進一步闡述這一問題,僅僅提到在法庫以南“可能存在第三紀海相地層”。在黃先生的報告記錄稿中記錄了他認為“鬆遼平原可能存在海相第三紀地層”,但是記錄稿中還有更多的敘述:“南部平原法庫以南……海相第三係可能存在,值得進一步普查;” “配合淺鑽研究中、新生代地層,特別注意鬆花江統海相第三紀;” “海侵似不可能從蘇聯方麵進侵,而是從渤海北來,因此應在彰武一帶(注:阜新東北部)用深、淺鑽證實海相第三係的存在;”“果如此,則南部情況更好。” 這一段話,我們從蘇聯專家A.A.特拉菲穆克1954年向燃料工業部匯報[13]中得到了旁證。匯報中的華北—東北平原部分中是這樣寫的:“現有的地質資料沒有否定該地槽地帶中有海相第三紀沉積的可能,至於有無構造,無論是燕山運動或是較晚的第三紀運動都能有助於構造的形成。而本地槽地帶的傾沒即與這些運動有關係。黃汲清認為,如果河北平原中有含油岩相,則這些構造就能保存石油。” 由此可以看出,黃先生對鬆遼的論證還是從海相生油來論證的。聯係起來看,布置韓景行在南滿阜新一線踏勘可能也是與此有關。從海相有利怎麽又變成陸相成油,陸相成大油田,現在還找不出更多的說明。這種強調海相的思想和1957年報告的基調也是一致的。陸相生油國內外都有許多人論證了,中國陝北的延長油田是一例,但是還沒有文章論述過陸相盆地也可以生成大型油田!應當說大慶大型陸相油田是一個先例,需要我們來總結。而黃先生的“陸相生油理論”主要是以1943年寫的“新疆油田地質調查報告(1947年出版)”[14]為依據的,他提出如“侏羅紀煤係中的生油層可能最為重要。……這些生油層肯定為陸相沉積。二疊係類複理石沉積可能含有重要的海相生油層。北山麓帶的某些石油可以來自這些海相地層。……。”這裏既沒有論述陸相地層能形成一定規模油田的論述,更沒有可以形成大油田的分析,怎麽可能用於預測鬆遼華北平原的含油遠景呢!
  
關於“不久前我查閱了1955年到1960年期間所有的有關鬆遼平原石油普查工作報告和資料,確知它們都采用了我的地質構造理論和學派術語,而並無地質力學理論和術語。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 [10]黃先生在此含蓄地說,是他的大地構造理論指導了鬆遼平原找油工作。這裏,黃先生沒有談到具體的內容,令人很難做具體分析,不過也可以從找油的幾個關鍵內容加以討論:

1) 石油預測理論可以分成兩個方麵: 一是石油生成的基本地質條件,即沉積條件,沉積層厚不厚,存在不存在生油層、儲油層和蓋油層,油氣生成及遷移情況;如韓景行的地質踏勘就沒用什麽大地構造術語; 二是油層保存條件,有無圈閉,構造圈閉,或岩性圈閉。地球物理探測到大平原下的大慶長垣和局部構造圈閉也沒有用什麽大地構造術語。

現在的生油條件除有機質轉化形成的以外,還有生物成因及深層地幔來源的無機烴類,烴類來源大大擴大了。大地構造條件則是從宏觀上決定石油存在的基本條件。此外,隨著石油勘探工作的深入,現在也發現變質岩層內和火山岩與花崗岩體內的油氣,甚至可以形成大的油氣田,這些油氣可能是從其它生油源滲入來的。

這樣大地構造條件與油氣賦存的關係變得複雜起來。而二級、三級的構造條件則主要影響油氣的運移和保存條件。確定這些構造條件也不是大地構造學可以承擔的任務。

2)從大地構造角度看,鬆遼平原,李四光先生按照他的理論已推定“新華夏構造體係的坳陷帶內” 賦存有油氣,沿“新華夏構造體係的坳陷帶找油”是找油的工作方向,這就已明確了找油的戰略重點。下一步工作是通過地質的、地球物理的、地球化學和鑽探等工程手段查明生油層、儲油層和蓋油層及各種圈閉,然後通過鑽探來驗證推測結果。這就是過去地質部門所作的。在做這一步工作時並不需要用更多的大地構造學術語。黃先生的大地構造理論術語,用的是“地槽及準地槽褶皺帶,一般不含油。地台和準地台的沉積蓋層含油。山前凹地沉積和山間盆地(和山間地塊蓋層)是油氣聚集的場所。正在形成的準地槽沉積也很重要,在這裏,有很厚的未經變動的沉積岩層,是今天仍在繼續下沉的地區,如美國灣區第四紀到白堊紀沉積在一萬米左右,是美國的重要油區。”[ ]認為鬆遼平原是屬於正在形成的沉積地區(包括大型山前凹地和山間盆地)。在這一點上,似乎黃汲清的大地構造理論對鬆遼平原的評價還不如李四光的理論對鬆遼平原的評價更明確和肯定。

還須指出的是,黃汲清先生1957年以後已脫離開地質部的石油部門工作,而我國石油勘探大量的工作是在1957年以後進行的,很難想像這時黃汲清是如何來指揮中國石油勘探工作的。

關於“雙百方針”的問題,這也是黃汲清先生“上書”中大篇幅談論的。貫徹“雙百方針”與否與找油工作的直接關係,在黃汲清的“上書”與何民的文章中都未見到這方麵內容。應當說這是與找油無直接關係的另一個問題,關於“雙百方針”問題, 筆者將在另文中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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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於《中國工程科學》2005年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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