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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起義前後鄧小平的兩次回上海和中央來電

(2005-02-13 15:37:50) 下一個

文學城的蓑笠翁網友,在回俺《再談鄧小平在紅七軍時的所謂逃兵問題》的帖時,提到鄧小平回上海匯報工作時,上海發指示的事,俺答帖如下:

 

百色起義前後,鄧小平曾兩次回上海匯報工作。許多人容易把這兩件事混為一談,例如前英國駐中國大使理查德·伊文斯(Richard Evans寫的那個什麽鄧小平傳之類,就是這麽認為的。

 

上海發指示是在鄧小平第一次回上海匯報工作(192911月份)時候的事,當時的中央交通員龔飲冰剛從上海帶信回來,百色起義還沒有發生,正處於積極的準備階段,起義的前敵委員會(簡稱前委)也剛剛組成,前委常委是鄧小平、陳豪人和張雲逸。中央還沒有批準,鄧小平任前委書記的指示也沒有下來。其間鄧小平接到上海的指示,自己執意要走,當時龔飲冰已經經廣東省委到上海匯報起義的不止和準備工作,前委因工作關係就沒有同意鄧小平離開(原話是“苦留不住,彼硬要去”)。後來中央再來電阻止鄧小平離開時,鄧小平已經上路。

 

第二次(19312月)則沒有上海的指示,是鄧小平自己決定的。鄧小平的女兒寫書說鄧小平對王明向無好感,怕王明上台,才決定要到中央去匯報工作的,並說是經過前委同意了的。當時同在紅七軍工作的政治部主任陳豪人,也剛剛在全州會議後,和鄧崗一起離開紅七軍,到上海匯報百色起義和紅七軍成立的事情。當時是在江西境內,離中央蘇區已經不遠,紅七軍經過千裏轉戰,前委也已經不成其為前委,改稱了團委,李明瑞為團長,鄧小平為團政委和團委書記,因為經梅花一戰,部隊給打沒啦,僅剩下兩個團。過樂昌河時,張雲逸的那個團被衝散啦,張雲逸生死不明,沒有在場,李明瑞入黨晚,還不在常委,而且後來李明瑞也被整死了,鄧小平到上海的事,隻好由接替鄧小平任團委書記的許卓來作證。而且1934年中央就鄧小平的這件事做調查時,許卓也幫鄧小平說了好話。

 

所以鄧小平兩次到上海匯報工作,都多少留那麽一點小尾巴。第二次的尾巴比較明顯,因沒有接到中央指示,說嚴重了就屬於“擅離職守”,第一次時尾巴比較不明顯,因為有上海來電,但是前委沒有同意,而且後來中央再來電阻止過。所以說嚴重了,就是“臨陣脫逃”。

 

其實鄧小平第一次到廣西去的任務和身份,就是一個中央代表,傳達完中央指示,也就萬事大吉,起義的具體工作,都是別人在布置,和鄧小平沒有太多關係。鄧小平傳達完中央指示後,回上海複命,本來無可非議。可是後來的說法是鄧小平到廣西去是為了領導百色起義和建立紅七軍,然而起義還沒有發生,領導人就先走啦,自然就有一點兒說不過去。

 

前麵有古人,後麵有來者。中共曆史上除了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外,也舉行過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南昌起義、萍江起義、和海陸豐等很多次武裝起義,起義時的主要領導人,在舉行起義時大概都在場。象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這樣的情況,即起義時第一號領導人不在場,可能是獨一份。

 

我覺得有時侯,鄧小平的策略就是故意把兩件事混在一起說,並避重就輕地主動承任第二次錯誤,但是從來就不提的,是第一次錯誤。在鄧小平女兒的書中,提到過鄧小平在紅七軍的“兩次開小差”。對第二次“開小差”著墨甚多,不厭其煩;對第一次“開小差”則閃爍其辭,一略而過。

 

因為承認了第一次的錯誤,就涉及到更多的問題:就涉及到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具體是由誰發動和領導的?就涉及到紅七軍和紅八軍,具體是由誰來建立的?也還涉及到,左右江根據地,具體是由誰創立的?

 

其實這些,本來在黨史上都是早有定論的東西,可仔細翻一翻當年的史料和後來的回憶錄,以及大量的偉人傳記,還是會有不少疑問的。

 

例如在鄧小平女兒的書中,作者利用國家和黨的資源(鄧的書是中共黨史出版社發行),對百色起義時主持前委工作的陳導民和後來的紅七軍政治部主任陳豪人,不惜在多處,行打擊報複之能事,一會兒說陳支持鄧崗,一回兒說陳的《七軍工作總報告》很左,一會兒借鄧小平之口,說陳是逃兵。並在發行的海外版和英文版中,將國內版中說陳豪人是革命烈士一類的正門之詞,全部刪除。

 

在鄧小平到廣西時,沒有陳豪人在廣西首先建立的軍隊和黨內外關係,鄧小平去向誰傳達中央指示呀?而在鄧小平離開廣西到上海匯報工作期間的兩個半月和後來三個多月時間內,如果沒有陳豪人和張雲逸同舟共濟,力撐危局,哪裏會有什麽鄧小平引以自豪的百色起義和紅七軍哦?更莫談百色保衛戰和榕江大捷等與鄧小平軍事生涯毫無關係的紅七軍光榮事跡了!(見陳明揚陳超子編《陳豪人在百色起義前後》和白先經主編《紅七軍紅八軍英烈傳》)。

 

其實當時大家都年輕,有錯誤也都是在所難免的。鄧小平後來成功了,成了世紀偉人,讓人佩服,也令人尊敬。但若說鄧小平從一開始就那麽一貫正確,是不可能的,也絕對會鬧笑話。

 

再就是鄧崗,鄧小平193149號給中央的報告中曾經寫道:“我相信即使立三路線沒有傳達到七軍來,七軍一路仍是會犯不以群眾為中心而以軍事為中心的錯誤,這仍然是走到了立三的路線,這也是我感覺到的”。鄧小平的這個檢討還是對的:紅七軍的功勞是大家的,錯誤也都人人有份。當時鄧小平作為前委書記和紅七軍政委,負全責的一把手,最終全麵接受了李三路線,不能說是沒有責任的。

其實鄧崗在紅七軍,根本沒有什麽基礎和影響,哪裏就有本事去開除右江蘇維埃書記雷經天,而且時間上也對不上。龔楚陳豪人張雲逸李明瑞,最終也都是聽中央代表鄧小平的。有過一些爭論,都是同事間為了革命和紅七軍的前途而產生的政治意見之分歧,哪裏有什麽路線鬥爭,都是好事者為了立個聖人,牽強附會出來的。

 

最後是說到李明瑞,介紹李明瑞入黨和建議李明瑞當總指揮都和鄧小平沒有關係,李鄧第一次見麵是在192911月初,兩人一見如故(《我的父親鄧小平》)。11月底鄧小平回上海的路上,經過龍州,鄧李是第二次見麵。鄧小平又不是在世的活佛,李明瑞也不是朝聖的教徒,見了兩次麵,一生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的李明瑞就轉變過來啦?不可能就這麽簡單吧!

 

還是那一句話,雖然成王敗寇,但做事和做人,還是要心存厚道一些,該誰誰,不可以搞移花接木,和張冠李戴的。

 

200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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